卷二十四◎牛弘

译卷二十四 牛弘 牛弘字里仁，本姓▯，安定鹑觚人。仕于北周，任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调任纳言上士，加授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承袭父亲牛允的临泾公爵位。宣政初年，调任内史下大夫，进位使持节、大将军、仪同三司。隋朝接受禅让后，升任散骑常侍、秘书监。授礼部尚书，任太常卿。不久授大将军，任吏部尚书。炀帝即位后，进位上大将军，改授右光禄大夫。大业六年去世，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号宪。有《集》十二卷。上表请开献书之路 经书的兴起，来历已经很久远了。《易》的卦爻图画开始于庖羲，文字产生于仓颉；圣人正是凭借经书来广泛宣扬教化，博通古今，使其道理传播于王廷，流布于当时天下。所以尧被称为至圣，尚且还要考察古代的道理来发表言论；舜是大智之人，也还要观察古人的事迹。《周官》说，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以及四方的志书。武王询问黄帝、颛顼的治国之道，太公说：“记载在《丹书》中。”由此可知，凡是掌握符命、制定历法、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哪有不以《诗》《书》施教，凭借礼乐成就功业的呢？从前周朝的德政已经衰败，旧有经书散乱废弃。孔子凭借大圣人的才德，开创素王的事业，效法并继承先王，制定《礼》、删定《诗》，端正五经之始，编修《春秋》，阐明《十翼》，弘扬《易》的道理；治理国家、立身处世，创立规范，垂示法则。到了秦始皇驾驭天下，吞灭诸侯，任意使用威势和武力，做事不以古人为师，开始下令焚烧书籍，施行禁止私下议论的刑罚。先王的坟典经籍，全都被扫荡殆尽。根本既已先行灭亡，其他事物也随之倾覆。我根据图谶之说来考察，经典的盛衰，确实有征兆和定数。这就是书籍遭遇的第一场灾难。汉朝兴起后，改变秦朝的弊政，崇尚儒术，制定收藏书籍的政策，设置校勘书籍的官员；藏在屋壁、山岩中的书，往往陆续被发现。外有太常、太史的藏书，内有延阁、秘书府的藏书。到了孝成帝时期，散失的书仍然很多，于是派谒者陈农到天下各地访求遗书，诏令刘向父子校勘篇籍。汉代典籍文献的兴盛，在这时达到了顶峰。到了王莽末年，长安发生战乱，宫室和图书也一起被焚毁。这就是书籍遭遇的第二场灾难。光武帝继承大业兴起后，尤其重视经书诰令，还没有来得及正式登车临政，便先寻求文雅之士。于是博学大儒接踵而来，怀抱经书、背负书帙，不远千里赶来。肃宗亲临讲习，和帝多次驾临藏书之处；兰台、石室、鸿都、东观中的秘藏文书堆积如山，比从前多了一倍。到了孝献帝迁都之时，官吏百姓纷纷扰乱，图书和缣帛都被拿去制作帷帐和行囊。所收集的书籍向西迁移时，仅有七十多车，恰逢西京发生大乱，一时之间全被焚毁荡尽。这就是书籍遭遇的第三场灾难。魏文帝取代汉朝后，又收集经典，全部藏在秘书、内外三阁中，派秘书郎郑默删削校定旧文。当时的评论者称赞他，使朱文和紫文各有区别。晋朝承继魏朝，文献更加丰富。晋秘书监荀勖整理魏代《内经》，又撰写《新簿》。虽然古文旧简仍说有所缺失，但新近篇章和后来的著录已经收集很多，足以恢弘正道，作为当世的训范。正值刘氏、石氏势力强盛，京城覆灭，朝廷典章和国家制度也随之散失。这就是书籍遭遇的第四场灾难。永嘉以后，盗寇纷纷兴起，凭借黄河占据洛阳，跨据秦地而控制赵地。他们论说建国立家，虽然相继传有名号，但宪章礼乐全都寂然灭绝，毫无可闻。刘裕平定姚氏后，收取了他们的图书，五经、诸子、史书只有四千卷，全部用红轴、青纸装裱，文字古朴拙涩。割据僭伪政权中，盛大没有超过后秦、前秦的；以此而论，也已经足够使用了。因此可以知道，衣冠制度、车服仪物、图画记注等，在迁徙流离之后，都归集到江左。晋、宋之间，学术技艺日益增多；齐、梁之间，经书史籍更加兴盛。宋秘书丞王俭依照刘向的《七略》，撰成《七志》。梁人阮孝绪也撰成《七录》。总计书籍的数量，有三万多卷。到了侯景渡过长江，攻破梁朝，秘书省的经籍虽然遭受兵火，但文德殿内的书史仍完整保存。萧绎占据江陵后，派将领攻破平定侯景，收取文德殿的书，以及公私典籍，重本共有七万多卷，全部送往荆州。因此江南的图书，因这件事全都聚集到萧绎那里。后来周军攻入郢地，萧绎把这些书全部在外城焚毁，收存下来的仅有十分之一二。这就是书籍遭遇的第五场灾难。后魏从幽方迁都到伊水、洛水之间，每天事务繁忙，无暇顾及，经籍几乎荡然无存。周氏在关右创建基业，战事尚未停息。保定初年，书籍只有八千卷，后来不断收集，才达到一万卷。高氏占有山东，起初也访求书籍，查验其书目，发现残缺尤其严重。到东部地区刚刚平定时，获得了那里的经史书籍，四部书籍重复而杂乱，共有三万多卷；补充旧书的，只有五千卷而已。如今御府所藏书籍的单本合计一万五千多卷，各部书帙之间仍然有残缺。与梁朝的旧书目相比，只剩下一半。至于阴阳、河洛方面的篇章，医方、图谱方面的学说，就更加少了。我认为经书从仲尼以后直到今天，年数超过千年，屡次遭受五场灾难，而如今正逢兴盛收集的时期，恰好赶上圣明的时代。伏望陛下接受上天的明命，君临天下，功业无人能比，德行超过古代诸王。自从华夏分裂，常伦败坏，其间虽然霸王相继兴起，但世道的灾难尚未平息；想要崇尚儒业，有时也还做不到。如今疆土超过三王时代，百姓比两汉更为兴盛，有人才、有时机，正是在今天。正应当大力弘扬文教，使天下风俗达到太平；可是天下图书仍有散失遗漏，这不是用来仰合圣明心意、使教训流传无穷的办法。臣掌管史籍，寝食起居之间都怀着忧惧。从前陆贾进奏汉高祖说：“天下不能在马上治理。”因此可知，治理国家、建立政权，关键在于典章和诰谟。国家的根本，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如今秘府所藏的现有书籍，也足以供阅览；但一代的典籍，必须使它完备，不可出现王府没有而私人家中反倒拥有的情况。然而士人和百姓人数众多而情况复杂，访求起来难以知道线索；即使有人知道，也多半怀有吝惜之心，不肯献出，必须用天威强令他们交出，用微薄利益引诱他们献出。如果郑重颁发明诏，同时设立购买和赏赐，那么奇异珍贵的典籍一定会纷纷送来，藏书楼中就会积满书籍，尊重经道的风气也会超过前代，这不是很好吗？伏愿陛下明察，稍加留意审察。（《隋书·牛弘传》、《北史·牛弘传》，又见《御览》卷六百十九） ◇奏请制定典章礼仪

译圣人的教化衰微，国家的典章残缺不全；汉、晋所制定的法度，随着风俗、因应时势而定，不足以治理国家、庇护百姓、弘扬风教、施行教化。况且制定礼仪、创作音乐，是君主的职责。江南的王俭，不过是偏处一隅的一名臣子，私自撰写仪注，很多地方违背古代法制。居丧时住在庐中，难道就是东阶的礼位吗？丧礼所设的凶门，难道就是重门之礼吗？两萧相承数代，全国都遵行。后魏和北齐之间本来风马牛不相及，却不加考究，遥相仿效，因此山东地区的人逐渐形成了这种习俗。西魏以来，战事不断，无暇顾及，宾礼、嘉礼全都没有详加制定。如今太平昌明，国运初启，典章制度正开始建立，请依据前代经典，革除这些风俗弊病。（《隋书·礼仪志》三，开皇初年，高祖思考制定典章礼仪，太常卿牛弘上奏，诏令说“可以”。） ◇奏请撰定丧纪令（开皇初年） 正一品官去世，由鸿胪卿监督办理丧事，司仪令宣示礼制；二品以上官去世，由鸿胪丞监督办理，司仪丞宣示礼制；五品以上官去世，以及三品以上官有周亲以上的丧事，都由掌仪一人宣示礼制。官员在任期间去世，允许用朝服入殓；有封爵的，用冕服入殓；没有官职的，用白色夹衣和单衣入殓。妇女有官品的，也按照她的品级服饰入殓，棺内不得放置金银珠玉。（《通典》八十四） ◇奏请修订、整理雅乐 臣听说周代有六代的乐舞，到了《韶》《武》便完备了。秦始皇把周代的舞改名为《五行》，汉高帝把《韶》《武》改名为《文始》，用来表示自己并非沿袭前代。又创作《武德》，亲自彰显自己的功业，所以高帝庙中演奏《武德》《文始》《五行》三种舞，又创作《昭容》《礼容》，增益演绎它们的含义。《昭容》产生于《武德》，大概仍相当于古代的《韶》。《礼容》产生于《文始》，是用来矫正秦代《五行》的。文帝又创作《四时》舞，所以孝景帝即位后，追述先帝功业，采用《武德舞》创作《昭德舞》，配以管弦乐器演奏，进献于太宗庙中。孝宣帝采用《昭德舞》创作《盛德舞》，另作新歌，进献于武帝庙中。由此看来，后代相互因袭，即使有所改作，也都以《韶》为宗本。到了明帝时，东平献王采用《文德舞》作为《大武》舞，进献于光武帝庙中。汉末大乱，乐章散失残缺；魏武帝平定荆州，得到杜夔，任命他为军谋祭酒，让他创制雅乐。当时散骑侍郎邓静擅长歌咏雅歌，乐师尹胡能够演习宗庙祭祀的乐曲，舞师冯肃通晓前代各种舞蹈。杜夔从此总括整理、精心研究，使古代音乐得以恢复。文帝黄初年间，把《昭容》乐改名为《昭业乐》，把《武德》舞改名为《武颂舞》，把《文始》舞改名为《大韶舞》，把《五行》舞改名为《大武舞》。明帝初年，公卿上奏，将太祖武皇帝的乐舞命名为《武始》舞，将高祖文皇帝的乐舞命名为《咸熙》舞。又制作乐舞，命名为《章斌》舞；祭祀天地、宗庙以及临朝举行大飨时，都使用它。晋武帝泰始二年，派傅玄等人创作行礼、上寿和进食时所唱的歌诗。张华上表说：“考察汉、魏所使用的乐曲，虽然诗章文辞不同，兴废随着时势变化，但至于韵律、节拍和曲调转折，都承袭旧制，全都沿用，不敢有所改动。”泰始九年，荀勖主持音乐事务，派郭夏、宋识制作《正德》《大豫》舞。把魏代《昭武舞》改名为《宣武舞》，把羽▯舞改名为《宣文舞》。东晋初年，典章制度湮没紊乱，贺循任太常卿后，才开始有登歌之乐。大宁末年，阮孚等人又加以增补。咸和年间，搜集聚合散失的乐曲；邺城沦陷后，乐人又有不少南渡，东晋因袭这些音乐，从而具备了钟律。太元年间，攻破苻永固，又得到乐工杨蜀等人，他们熟悉并精通旧乐，于是钟磬等乐器才开始完备。考察它所设置的悬钟和音调，都与江左相同。慕容垂在长子击败慕容永，全部获得苻氏旧乐。慕容垂的儿子被魏军击败，掌管钟律的令李佛等人带着太乐中的精巧伎艺，逃奔到邺地的慕容德那里。慕容德迁都广固，他的儿子慕容超继位；慕容超的母亲先前被姚兴俘获，于是慕容超带太乐伎一百二十人到姚兴那里赎母。宋武帝进入关中时，把这些乐人全部收取，带到南方。永初元年，把《正德舞》改名为《前舞》，把《大武舞》改名为《后舞》。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重新调定钟磬。到元嘉十四年，典书令奚纵又重新改定。另有《凯容》《宣业》两种舞，齐代因袭使用。萧子显《齐书志》说：“宋孝建初年，朝廷议论认为《凯容舞》就是《韶舞》，《宣业舞》就是《武德舞》。但按照《韶》的意义来说，《宣业》其实就是古代的《大武》，不是《武德》。”所以《志》中有《前舞·凯容》歌辞和《后舞·凯容》歌辞。至于梁初，仍然使用《凯容》《宣业》两种舞，后来改为《大壮》《大观》。如今人们仍把《大观》称作《前舞》，由此可知，乐曲名称虽然随着朝代而改变，但声韵、节拍和曲调转折按理应当始终相同。此前攻克荆州，获得梁代的雅曲；如今平定蒋州，又获得陈氏的正乐。历代史传相承，都认为这些音乐合于古制。况且考察它们的曲调体制，使用的声调有一定次序，请允许修订整理，用来充实雅乐。至于后魏洛阳的乐曲，根据《魏史》说是“太武帝平定赫连昌时所得”，此外没有明确证据。后周所使用的乐曲，都是新创作的，夹杂边地少数民族的声音。戎狄之音扰乱华夏，全部不可采用。请一概停止使用。（《隋书·音乐志下》，开皇九年平定陈国，获得宋、齐旧乐，因此牛弘上奏。） ◇奏称雅乐已经制定

译臣听说，蒉桴土鼓自古以来就受到崇尚，雷声从地中发出、万物振奋的道理，明确记载于《易经》。远古帝王治理国家、驾驭万物，以谦让之德君临天下，说的就是礼乐。秦朝焚烧经典，乐书散失残缺；到了汉朝兴起，才开始知道搜集选择，继承前代、增补扩大，编成朝廷的典制。魏、晋相承，又加以讨论考辨，礼乐沿革的适宜之处，都详备于旧有典籍。永嘉以后，九州崩溃离散，燕、石、苻、姚相继占据中原。这些人难道不是戎狄吗？中原以外尚且如此，何况伊川之上；我们恐怕要穿上左衽的衣服，再也没有微管之功可以挽救局面了。前代的言论和旧有的法式，到这里就全都断绝了。金陵建立朝廷，朝士向南奔逃，帝王的法则、皇家的制度，灿然重新完备，却与中原隔绝，至今已有三百年了。臣恭敬地认为，圣明的君主承受天命，盛世正逢其时。如今南征所获得的梁、陈乐人，以及晋、宋的旌旗仪仗，都完整地到来了。过去历代不能使之归服的，如今全都归服；前朝没有得到的，如今全都得到。教化融洽、功业成就，正在此时。臣等恭敬奉行明诏，详细审定雅乐，广泛访问知晓音律的人，旁征博求儒者贤士，研究校正是非，决定取舍，选定为一代的正乐，具体内容都在本司。（《隋书·音乐志下》，开皇十四年，乐制确定。） 牛弘、姚察、许善心、虞世基、刘臻等人上奏。◇依照古制修建明堂的议论 我私下认为，明堂是用来沟通神灵、感通天地、施行教化、尊崇有德之人的地方。《孝经》说：“在明堂祭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祭义》说：“在明堂祭祀，是为了教诸侯尽孝。”黄帝时称为合宫，尧时称为五府，舜时称为总章；在那里发布政令、振兴治理，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周官·考工记》说：“夏后氏的世室，堂的进深为二七，宽度为进深的四分之一。”郑玄注说：“进深十四步，宽度再增加进深的四分之一，那么堂的宽度就是十七步半。”“殷人建造重屋，堂的进深七寻，四面有屋檐，屋上还有重屋。”郑玄说：“进深七寻，宽度九寻。”“周人的明堂，以九尺长的筵为尺度，南北七筵，设五室，每室总共二筵。”郑玄说：“这三种说法，有时举宗庙为例，有时举正寝为例，有时举明堂为例，是互相发明，说明它们的制度相同。”马融、王肃、干宝的注释与郑玄不同，这里不全部列出。汉代司徒马宫议论说：“夏后氏的世室，室比堂显著，所以命名为室。殷人的重屋，屋比堂显著，所以命名为屋。周人的明堂，堂比夏代的室大，所以命名为堂。夏后氏增加堂的宽度，达到一百四十四尺；周人的明堂，以两边序廊之间的宽度计算，比夏后氏增加七十二尺。” 如果依据郑玄的说法，那么夏代的室大于周代的堂；如果依照马宫的话，那么周代的堂大于夏代的室。后代君王不断修饰文辞，周代建筑较大这一说法似乎更合理。但马宫所说的内容，意义并不详明。这些都是距离圣人时代久远，礼文残缺不全；先儒的解释，各家不同、各人有异。郑玄注《玉藻》也说：“宗庙、路寝与明堂的制度相同。”《王制》也有相同说法：“寝宫不超过宗庙。”这说明它们的大小相同。如今依照郑玄的注释，每室和堂只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只有四尺多。如果从宗庙来讲，举行合祭时，周人让六尸共同受酬，加上后稷为七尸；先公按昭穆排列为二尸，先王按昭穆排列为二尸，共十一尸，三十六位先王，再加上君主面向北行礼办事，都处在二丈宽的堂上，我实在不能想象如何容纳。如果从正寝来讲，就要举行朝会和宴会。根据《燕礼》：“诸侯宴饮时，宾客以及卿大夫脱去鞋子登堂就坐。”由此可知天子宴饮时，三公、九卿也都必须登堂。《燕义》又说：“席位方面，小卿在上卿之后。”这说明众人都要侍立在席位旁，只停留在二筵之间，哪里能够行礼？如果从明堂来讲，总祭祀时，五帝分别在各自的室中受祭。设置青帝之位，必须在太室之内，稍稍偏北，面向西。太昊作为配享神，坐在青帝西边、稍近南方的位置，面向北。祖宗配享者，又在青帝南边稍稍退后，面向西。这样一丈八尺的室内就有三个神位，再加上簠簋、笾豆、牛羊肉的祭器，以及四海九州的珍美物产都要陈设，还要让乐工登堂唱歌，取出酒樽，返回坫处，彼此作揖谦让、上下登降，这样的空间也太狭窄了。根据这些情况来说，郑玄的说法大概是不对的。考察刘向《别录》以及马宫、蔡邕等人所见的书籍，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都是讲述古代明堂之事的。这些书都已经亡佚，没有办法加以考订。如今的《明堂月令》，郑玄说：“这是吕不韦所撰，是《春秋十二纪》的首章，礼家抄录合并成篇，称为《记》。”蔡邕、王肃说：“是周公所作。”《周书》中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就是这篇。各家都有证据，这里不多记载。束皙认为这是夏代的书。刘▯说：“吕不韦召集儒者，考寻圣王关于月令的事情而记述下来。吕不韦怎么能独自创作这篇记述呢？”如今考察此书，不能完全称为《周书》，也不能立即认定它就是秦代典籍；其中杂有虞、夏、殷、周的制度，都是圣王仁慈宽厚的政令。蔡邕详细分章释义，又评论说：“明堂，是用来祭祀祖先，使祖先配享上帝的地方。夏后氏称为世室，殷人称为重屋，周人称为明堂。东方称青阳，南方称明堂，西方称总章，北方称玄堂，中央称太室。圣人面向南方听政，面向光明治理天下，君主的位次没有不端正的。所以虽然有五种名称，主体仍称为明堂。建筑制度的数目，各有根据。堂方一百四十四尺，这是坤卦策数；屋顶圆形，栋楣直径二百一十六尺，这是乾卦策数。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直径九尺，体现阴阳九六的变化，也体现圆盖方覆、九六之道。八道门象征八卦，九室象征九州，十二宫对应日辰。三十六扇门、七十二扇窗，是以四门八窗乘九宫之数。门都向外设置而不关闭，表示对天下没有藏私。通天屋高八十一尺，是黄钟九寸九倍的实数。二十八根柱子分布于四方，象征四方七宿。堂高三尺，以对应三统；四面配五色，各自象征五行。水道宽二十四丈，象征二十四节气；在外面设置，用来象征四海。这是帝王的大礼。”

译观察它取法天地的形式，可以看出它象征阴阳，必定有所依据古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如果现在只取《考工记》的说法，而不参考《月令》，青阳、总章的名称就无法称用，九月祭祀天帝的礼仪也无法施行。汉代长安、洛阳两京所建的明堂，与这种说法完全相同。建安以后，天下大乱，京城焚毁，典章制度泯灭绝迹。魏氏三方尚未平定，没有听说兴建明堂。晋代侍中裴▯议论说：“尊崇祖先、配享上天，其意义十分明确；但宗庙建筑的制度，理论根据并不清楚。应该直接建一座殿堂，以崇敬祭祀严父，其他杂碎制度一概删除。”宋、齐以来，都遵循这种礼制。这是因为世间缺少通晓经学的大儒，时代也没有深思建制的方法，所以前代君王的盛大事业在这时无法实行。后魏在代都建造明堂，出自李冲的规划，三室三室相重合，共为九室；屋檐不覆盖台基，房间通向街道，穿凿之处很多，始终没有可取之处。迁都洛阳以后，又加以营建，众说纷纭，终于没有建成，祭祖配天的事情也因此无所寄托。如今皇帝的宏大谋略远播，教化遍及海外，正要建立大礼，垂示后世无穷。我们牛弘等人不以才学浅陋，却错误地承当了议定制度的职责。现在考察明堂为什么必须有五室？《尚书帝命验》说：“帝王承受天命，建立五府：赤色的叫文祖，黄色的叫神升，白色的叫显纪，黑色的叫玄矩，苍色的叫灵府。” 郑玄注说：“五府与周代的明堂相同。”况且夏、商、周三代相互沿袭，也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实始终没有改变。室是用来祭天的，而天确实有五方；如果建立九室，其中四室就没有用途。按节气发布政令、察看朔日，自然依照各自的时辰。郑司农说：“十二个月分别处在青阳等堂的左右位置。”并没有说住在各个室中。郑玄也说：“每月在当令的堂上听政。”《礼图》所画的月份，都在堂的侧面，因此必须设置五室。明堂为什么必须上圆下方？《孝经援神契》说：“明堂上圆下方，有八窗四面通达，是发布政令的宫殿。”《礼记·盛德篇》说：“明堂有四门八窗，上圆下方。”《五经异义》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也说：“上圆下方。”郑玄同意这种说法，所以必须做成圆方的形制。明堂为什么必须建重屋？考察《考工记》，夏代说：“九级台阶，四边两侧夹着窗，门堂占三分之二，室占三分之一。”殷、周没有再说，是说明与夏制相同。殷代说“四面屋檐上建重屋”，周代承袭其后虽不再说屋字，可知制度也完全相同。“殷人重屋”下面原本并没有五室的文字。郑玄注说：“五室也是根据夏制推知的。”周代不说重屋，是因为殷代已有这种制度，这一点清楚可见。《礼记·明堂位》说：“太庙就是天子的明堂。”这是说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使用天子的礼乐；鲁国太庙与周代明堂相同。又说：“重叠的宗庙、两重屋檐，刮削柱子使其通达窗户，这是天子宗庙的装饰。”郑玄注说：“复庙就是重屋。”既然宗庙是重屋，明堂也必定无疑是重屋。《春秋》文公十三年记载：“太室的屋顶坏了。”《五行志》说：“前堂称太庙，中央称太室，屋顶上再加一层的就是重屋。”服虔也说：“太室，是太庙太室上面的屋子。”《周书·作洛篇》说：“于是建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都有四面屋檐、反坫、重栋、重廊。”孔晁注说：“重亢是重叠的栋梁，重廊是重叠的屋檐。”依照《黄图》记载，汉代宗庙全都建成重屋。那时距离古代还近，遗留下来的制度尚且存在，所以明堂必须建重屋。明堂为什么必须是辟雍？《礼记·盛德篇》说：“明堂是用来彰明诸侯尊卑的地方；外面的水称为辟雍。”《明堂阴阳录》说：“明堂的制度是周围环绕水道，向左旋转以象征天，里面有太室以象征紫宫。” 这就是明堂有水的明确文献记载。然而马宫、王肃认为明堂、辟雍、太学处在同一地点；蔡邕、卢植也认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其实是同一处，只是名称不同。蔡邕说：“明堂，取其祭祀祖宗的清洁庄严之貌，称为清庙；取其正室，称为太室；取其堂，称为明堂；取其四门设学，称为太学；取其四周环水、形如璧玉，称为璧雍。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主张它们有区别的人，《五经通义》说：“灵台用来观察气象，明堂用来发布政令，辟雍用来养老和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玄也认为三者有别。历代所疑惑的地方，哪里能轻率地确定呢？如今依据《郊祀志》说：“想要治理、修建明堂，却不知道它的制度。济南人公玉带献上黄帝时代的《明堂图》，图中是一座没有墙壁的殿，用茅草覆盖，水环绕宫墙，天子依照图制行事。”由此说来，明堂制度由来已久。汉中元二年，在洛阳建造明堂、辟雍、灵台，三处各自分开。然而明堂也有环绕的璧水，李尤《明堂铭》说“流水洋洋”，就是证据。因此明堂必须有辟雍。帝王做事，必定以古代为师；如今建造明堂，必须以礼经为根本。形制依照周代制度，尺寸数目取自《月令》；有缺漏的地方，再参考其他书籍，希望能够全面说明制度沿革的道理。明堂设五室九级台阶，上圆下方，四面屋檐、重屋，四边有两道门，依据《考工记》《孝经》的说法。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顶圆形，栋楣直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八道门、二十八根柱子，堂高三尺，四面配五色，依据《周书·月令》的论述。殿墙内部呈方形，水道在外部环绕，水道内径三百步，依据《太山盛德记》《觐礼经》。仰观俯察，一切都有法则和象征，足以尽心祭祀上帝，恭敬配享祖宗，弘扬风俗、施行政教，为后世树立规范。我们牛弘等人学问不足以考核古制，却冒昧陈述所见；制度是否可行，恭敬地听凭裁决选择。（《隋书·牛弘传》，又见《北史》卷七十二） ◇乐制议论

译谨按《礼》说，五声、六律、十二管轮流相互作为宫音。《周礼》中演奏黄钟、歌唱大吕，演奏太簇、歌唱应钟，都是旋转相互为宫的意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说：“孟春之月以太簇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其他月份依此类推。”所以先王创制律吕，是用来分辨天地四方、阴阳的声音。扬子云说：“声音产生于律，律产生于时辰。”因此律吕配合五行，贯通八风，经历十二辰，运行十二个月，循环转运，意义上没有停止。比如立春时木旺而火为相，立夏时火旺而土为相，季夏余下的时分土旺而金为相，立秋时金旺而水为相，立冬时水旺而木为相。所谓轮流相互为宫，是说在某一五行当令的月份，就以相应的律名为宫。如今如果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二月不以太簇为宫，便是春季木不旺、夏季土不为相，岂不是阴阳失去法度、天地不能相通吗？刘歆《钟律书》说：“春天用秋律为宫，百草必然凋零；秋天用春律为宫，万物必然繁荣；夏天用冬律为宫，雨雹必然降下；冬天用夏律为宫，雷声就会发出。”由此说来，这个道理确实不可改变。况且律有十二支，如今只把黄钟作为一套调，只使用七律，那么其余五律究竟有什么用？恐怕会失去圣人制作律吕的本意。因此必须依照礼制，实行轮流相互为宫的方法。（《隋书·牛弘传》，又见《北史》卷七十二） ◇又与姚察、许善心、刘臻、虞世基等共同详细议论 后周时期用四声降神，虽然取法《周礼》，但年代久远，那种方法早已断绝，不能依照施行。谨按《司乐》说：“凡是音乐，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演奏《云门》来祭天；以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演奏《咸池》来祭地；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圜钟为羽，演奏《韶》来祭祀宗庙。”马融说：“圜钟就是应钟。”贾逵、郑玄说：“圜钟就是夹钟。”郑玄又说：“这种乐调没有商声，因为祭祀崇尚柔和与刚健，所以不用商声。”干宝说：“不说商声，是因为商代表臣。君王自称，因而设置实际音位却去掉它的名称，仿佛说天地万物都有存在，却没有德行来主宰它们，以谦逊自我约束。”先儒的解释既然没有谁知道该听从哪一种，但这四声不只是没有商声，而且律管次序也不相合；把它作为乐曲，没有能够协调和谐的道理。如今古今情况不同，不能实行这种制度。考察《东观书·马防传》，太子丞鲍邺等人上奏制作音乐的事情，诏令交给马防处理。马防上奏说：“建初二年七月，鲍邺上言，天子饮食必须顺应四时和五味，并且有进食时演奏的乐曲。这是为了顺应天地、奉养神明、求取福应。如今官府雅乐只有黄钟，而进食时的乐曲只有太簇，都不符合各月的律，恐怕会损伤同类之气。可以制作十二套调，每套对应一个月份的气。公卿朝会时能够听到当月的律，就能感通上天，和气也应当随之而来。诏令把此事下交太常评议。太常上奏说，制作乐器要花费一百四十六万钱，奏议于是搁置。如今圣明诏令又下达，臣马防认为可以等到上天显示吉祥的时机，借岁首的吉月，发出太簇之律，奏响雅颂之音，以迎接和气。”这套制度条理非常完备，于是单独施行，从十月开始，成为迎气之乐。又据《顺帝纪》说：“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为辟雍的教材，隶属于太学，随着月份使用相应的律。十月奏应钟，三月奏姑洗。元和以来，声音乖戾而不协调，于是修复黄钟，制作乐器，恢复旧典。”据此说来，汉代宫悬之乐有黄钟一调，进食之乐有太簇一调，只有两调，并不轮流相互为宫，这一点也很清楚。从元和到阳嘉二年计算，才五十年，实行后又停止了。考察黄帝听凤凰鸣声来制定律吕，《尚书》说：“我想听到六律五声。”《周礼》有“分乐而祭”的记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月〕 这是圣人制定的乐制，用来调和天地阴阳的和气，是自然的道理，怎么能说声音乖戾不协调呢？这种说法实在是严重歪曲。如今梁、陈的雅曲，都使用宫声。按《礼》说：“五声十二律，轮流相互为宫。”卢植说：“十二个月由三管轮流主事，当令的那一管就是宫。宫，就是君。”郑玄说：“五声是宫、商、角、徵、羽。阳管称律，阴管称吕。分布于十二辰，轮流相互为宫，从黄钟开始，到南吕结束，共有六十种。皇侃疏说：‘轮流相互为宫，就是十一月以黄钟为宫，十二月以大吕为宫，正月以太簇为宫，其余月份依此类推。十二管各自具备五声，共有六十声；五声构成一调，所以有十二调。’这正是解释郑玄意思的明文，并没有把商、角、徵、羽另立为不同调的办法。《乐稽耀嘉》说：‘东方属春季，声音属角，乐调应当以夹钟为宫；其他方位各以其中律为宫。’如果有把商、角等作为独立调的道理，就不应说以夹钟为宫。又说：‘五音没有宫声就不能协调，五味没有甘味就不能调和。’《动声仪》又说：‘宫声领唱，商声应和，这叫根本美善，是太平之乐。’ 《周礼》说：“演奏黄钟、歌唱大吕，以祭祀天神。”郑玄认为黄钟之钟、大吕之声共同构成一套调。均就是调。因此崔灵恩说：“六乐十二调，并不只是分别讨论商、角、徵、羽。”又说：“凡六乐，都用五声加以文饰，用八音加以传播。”由此可知，每一支曲子都必须把五声、八音交错组合起来才能形成。《御寇子》说：“师文弹琴，奏出宫声并总摄其他四声，于是祥云浮现，和风飞翔。”只有《韩诗》说：“听到宫声，会使人温厚宽大；听到商声，会使人方正廉洁而喜好义。”古代又有清角、清徵一类的曲调，这些是以某一声作为主声来形成曲调。如今以五引作为五声，迎接四时之气时所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其余曲子全都使用宫声，不专门使用商、角、徵、羽，怎么知道呢？荀勖论述三调，以作为均首的音获得正声之名，由此可明白雅乐全都属于宫调。至于宫调以外的徵、羽、角，只不过是歌谣俗乐的声调。况且西凉、龟兹等杂伎曲目很多，所以可以分属众调，每一调各有不同曲子；至于雅乐曲目少，必须以宫声为根本，经历十二均来制作，不能再分配到其他调中，否则会更加杂乱。

译（《隋书·音乐志下》。牛弘以及秘书丞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臻、通直郎虞世基等，又共同详细议论。） ◇又议论六十律不可实行 谨按《续汉书·律历志》，元帝派韦玄成到乐府询问京房。京房回答说：“我从故小黄令焦延寿那里学习。六十律相生的方法是：由上生下，都以三生二；由下生上，都以三生四。阳律向下生阴吕，阴吕向上生阳律，到中吕为止，十二律就完备了。中吕向上生执始，执始向下生去灭，阴阳上下相生，到南事为止，六十律就完备了。十二律的变化达到六十，就像八卦的变化达到六十四一样。冬至的声音，以黄钟为宫，大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是声音和气息的本源，是五音的正声，所以各自统领一天。其余各律依次运行；逢宫日时，各自作为宫声，商声和徵声按同类随从。”京房又说：“竹管发出的声音不能用来测定调音，所以制作准来确定数值。准的形状像瑟，长一丈，有十三根弦，弦的隐间长九尺，用来对应黄钟律九寸。中央有一根弦，下面刻画分寸，用来表示六十律清浊高低的节度。”执始之类的律名，都是京房自己创造的。京房说从焦延寿那里接受了这套方法，但不知道焦延寿又是从谁那里传承来的。到元和年间，待诏候钟律殷彤上奏说：“官府中没有通晓六十律、能够用准来调音的人。因此待诏严崇把准法详细教给他的儿子宣，希望召宣补任学官，主管调校乐器。”太史丞弘考查宣演奏十二律，其中两律合适，四律不合适，六律不知道是什么律，宣于是被罢免。从此律学家没有人知道如何依准施弦。熹平年间，东观召集精通律法的人，太子舍人张光被询问准的意义。张光等人不知道，回去查阅旧藏，才找到那件乐器；它的形制与京房书中所说相同，但仍不能确定琴弦的松紧，所以史官中能够辨别清浊的人也就断绝了。可以传承的，只有大略的通常数值和候气方法而已。根据这些情况来说，京房的方法在汉代已经不能实行。沈约《宋志》说：“详细考察古代典籍以及当今音律家的说法，六十律不能用于音乐。”《礼》说：“十二管轮流相互为宫”，没有说六十律。《封禅书》说：“大帝让素女弹五十弦瑟，声音悲哀，于是把它破为二十五弦。”假如六十律可以用于音乐，即使制作成功也不会采用；这是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的意思。（《隋书·牛弘传》《北史》卷七十二） ◇又议 考察《周官》说：“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则。”郑众注说：“均，就是调。乐师负责调和乐音。”《三礼义宗》说：“《周官》演奏黄锺时，以黄锺为调；歌唱大吕时，以大吕为调。所谓演奏，是指堂下的四县；所谓歌唱，是指堂上所歌。但在一次祭祀之间，都使用这两种调。”由此可知，根据宫音来称调，意义是相同的。由此明白六律六吕交替作为宫音，各自成为一调。如今通行的音乐，使用黄锺宫，却把林锺作为调，这与古典相违。考察晋代内书监荀勖，他依据典籍记载，按照五声十二律相互轮流作为宫音的法则，制作了十二支笛。黄锺笛的正声应黄锺音，下徵应林锺音，以姑洗作为清角。大吕笛的正声应大吕音，下徵应夷则音。其余各调，都依此类推。然而如今所用的林锺，是荀勖所说的下徵之调。不取正声，反而先用下徵，按道理说不通，所以必须改正。（《北史》卷七十二。考察张溥本有《同律度量议》，据《隋书·律历志》上载，周宣帝时，达奚震与牛弘等议论此事，应该编入达奚震的文章。） 卷二十五 ◎杨素 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是齐尚书令▯的族孙。他在北周任官，做宇文护的中外记室，转任礼曹，加授大都督，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清河县子。又授司城大夫，加授上开府，改封成安县公。宣帝即位后，承袭父亲杨敷的临贞县公爵位。大象年间，任汴州刺史，授大将军，调任徐州总管，晋升柱国，封清河郡公。隋朝接受禅让后，加授上柱国，任御史大夫，后被免职。不久任信州总管，调任荆州总管，进封郧国公，改封越国公。不久任纳言，转任内史令，晋升尚书右仆射。仁寿初年，调任左仆射。炀帝即位后，调任尚书令，任太子太师。大业二年，任司徒，改封楚公。去世后，追赠光禄大夫、太尉，谥号景武。有《集》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