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五·魏五十五◎阙名（一）

译卷五十五·魏五十五 ◎姓名失考（一） ◇诏书 只有一个儿子，足以承担重任；我想办法排遣他的忧怀，赐给阳遂车四望。（《御览》七百七十三引《晋阳秋》说：‘魏舒的儿子去世时的诏书说’云云。） ◇魏令 官长去世，官吏都穿齐衰丧服，葬礼结束后除去丧服。（《通典》九十九） ◇丧葬令 王以及前往封国的郡公、侯爵去世，他的国相、属官、长史，以及内史所属的令、长、丞、尉，都穿斩衰丧服，住在倚庐中；妃、夫人穿齐衰丧服，早晚到丧庭哭临，并穿丧服处理政事。葬礼结束后除去丧服。那些不是封国所属的令、长、丞、尉，以及没有前往封国的国相、内史和令、长、丞、尉，他们的国相、内史、官吏都穿白色丧服，哭临三天。即使不是近身官员，但亲自在丧庭执事的人，也应当穿丧服；国相、内史以及以列侯身份任官、任令长的人不穿丧服，都表达哀情三天。（《通典》八十八） ◇上奏孔子祭祀的礼典 汉代旧制设立孔子庙，由褒成侯按时祭祀；在辟雍举行礼仪时，一定祭祀先师；王室供给谷物，春秋两季举行祭祀。如今宗圣侯承继祭祀，却还没有下令举行祭祀的礼制。应当供给祭祀用的牲牢，由长史主持祭祀，尊孔子为尊贵的神灵。（《魏志·崔林传》。景初年间，鲁相上奏。） ◇上奏襄武县出现大人的事 有大人出现，身高三丈多，脚印长三尺二寸，白头发，穿黄色单衣、戴黄色头巾，拄着手杖，呼喊‘民王始语’，说：‘现在应当太平了。’（《魏志·陈留王纪》。咸熙二年八月，襄武县上报。又见《水经·渭水注》引《魏志》‘襄武上言’。） ◇上奏改定宗庙乐舞 把汉氏宗庙的《安世乐》改名为《正世乐》，《嘉至乐》改名为《迎灵乐》，《武德乐》改名为《武颂乐》，《昭容乐》改名为《昭业乐》，《云翻舞》改名为《凤翔舞》，《育命舞》改名为《灵应舞》，《武德舞》改名为《武颂舞》，《文昭舞》改名为《大昭舞》，《五行舞》改名为《大武舞》。（《魏志·文帝纪》黄初四年注引《魏书》有司奏） ◇上奏建立亲庙二 太皇帝大长秋与文帝的高祖共用一座庙，另立武帝庙，百世不毁。（《魏志·明帝纪》注引‘黄初四年有司奏’。考订：黄初年间不应预先称为文帝，应当是裴松之追改。） ◇上奏改葬铭旌 祖宗的称号是用来彰表德行的，题写铭旌的古今仪式不同。如今列祖的称号，应当改写并施用新的铭旌；旧铭旌和旧旗杆埋葬的地方，按照怡等人的意见，与重一同埋在宗庙内外的左侧。（《通典》八十四，引《魏尚书奏》） ◇上奏改年号为太和 《易》说：‘乾道发生变化，各自端正其本性和命运，保持并合成太和，就能获得利贞；乾道首先出现在万物之上，万国都得到安宁。’应当定为太和元年。（《宋书·礼志一》引尚书奏） ◇上奏设置《大钧》乐 臣听说，德行盛大而教化隆盛的君主，乐舞足以表现他的形貌，声音足以抒发对他的歌咏。因此把乐舞用于郊庙，鬼神享受其中的和谐；用于朝廷，君臣都享有其中的法度。使四海之内普遍知道至德的盛大，并且光辉日新，这就是礼乐。所以先王盛大地祭祀上帝，并配祀祖先，大概就是在当时制定了这些礼乐。周朝末世距离唐、虞已经将近二千年，《韶》《Ω》《南》《▯》《武》《象》等乐舞的风声和遗留下来的功烈，都还可以加以考论。由此说来，礼乐之事不可以停止。如今请为太祖武皇帝制定乐章，应该叫《武始之乐》；‘武’是神武的意思，‘武’又有足迹的意思，是说神武的开始，也是王业足迹兴起的地方。高祖文皇帝的乐舞，应该叫《咸熙之舞》；‘咸’是都、全都的意思，‘熙’是兴盛的意思，是说应当承受天命的时运，天下由此都兴盛起来。至于群臣称述德行、评论功劳，建立并确定烈祖的称号，却没有制定相应的乐舞，这不是彰明德行、记载功业的办法。歌是用来咏唱德行的，舞是用来象征功业的。从文字上说，文和武合起来就是‘斌’，兼具文德武功，圣人的德行才能彰明。因此臣等谨慎制定乐舞，命名为《章斌之舞》。从前《箫韶》演奏九遍，在虞帝的朝廷亲自演奏；《武》《象》《大武》也曾在文王、武王的庙堂台阶上振作演奏。这样特别是为了显明德教、彰著成功，使天下承受它的光辉，学习并歌咏它的声名。自汉高祖、文帝各自赶上时机，制定《武德》《四时》等舞；向上考察前代制作乐舞的适宜之处，以符合当今成就功业的美盛，传播弘大的功烈，没有比《章斌》更盛大的了。《乐志》说：‘钟磬、干戚，是用来祭祀先王之庙的，也是用来行献酬▯酢之礼的。在宗庙之中，君臣没有不致敬的；在宗族之中，长幼没有不和顺的。’所以仲尼回答宾牟贾的询问说：‘周道四方通达，礼乐彼此交融。’《传》说：‘鲁国有▯祭之乐，宾客祭祀时使用它。’这些都是祭祀礼仪和盛大宴享通用盛乐的明确文献。如今举行天地和宗庙之祭，这三种舞都应当一同用来进献享祀；临朝举行盛大宴享时，也应当演奏它们。这样才符合古代以礼乐侍奉神灵、训导百姓的道理，并且关系到万世，其意义也更加明白。臣等又思考，三种舞应当有一个总的名称，可以叫《大钓之乐》；‘钓’是平定、太平的意思，是说大魏三代功业相同，最终达到隆盛太平。这个名称在字面上美好，在意义上也恰当。（《宋书·乐志一》。太和初年，公卿上奏。又见《通典》一百四十一） ◇上奏规定乐舞的冠服 祭祀圆丘以下的场合，表演《武始舞》的人戴平冕、黑色介帻，穿黑色衣裳、白色领袖，内衣为绛色领袖，穿绛色合幅裤、绛色袜，戴黑色皮▯；表演《咸熙舞》的人戴委貌冠，其余服饰同前；表演《章斌舞》的人，与《武始》《咸熙》舞者穿同样的服装。在朝廷演奏时，表演《武始舞》的人戴武冠、红色介帻，穿生绛色袍单衣、绛色领袖，内衣为皂色领袖，穿虎纹彩绘合幅裤、白布袜，戴黑色皮▯；表演《咸熙舞》的人戴进贤冠、黑色介帻，穿生黄色袍单衣、白色幅裤。这三种舞的舞者都手执羽▯，其余服饰同前。（《宋书·乐志一》。太和初年，尚书又上奏。又见《通典》一百四十一） ◇上奏议定文昭皇后的谥号

译孝敬的道理，在于深厚地亲爱父母；这也是四海承受教化、天地明察的根本。就是说，活着时要尽心供养，去世后要使她的神灵显耀，诵述其美德以尽力赞美，宣扬其名声以使其显著。如今陛下凭借圣明美善的德行，继承宏大的事业，至孝诚笃，感通神明；遭遇深重忧患，却屡次谦让。先帝迁葬山陵，大礼已经完备，至于先后，还没有显著的谥号。臣等伏念，先后的恭敬谦让显著于幽隐之处，至高的品行不待言语便显明，教化流布于国家，德行与《二南》相等，因此能够承受神灵的嘉祥，成为大魏历代的王妃。虽然早年去世，但在万年之后，仍将永远传播她的光明功烈，后妃的功德没有能够超过她的。考察《谥法》说：‘圣德闻名、周遍通达叫作昭；德行明盛而有功叫作昭。’‘昭’是光明达到极点，盛大而长久、不会昏暗的意思。应当上尊谥为‘文昭皇后’。（《魏志·文昭甄皇后传》注引《魏书》三公奏。） ◇上奏建立文昭皇后庙 自古以来，周人的始祖后稷之外，又特意建立庙宇祭祀姜▯原。如今文昭皇后对于万代子孙所具有的圣德和至善教化，哪里能够估量呢！她以皇家历代王妃的尊贵身份，却能够谦让而恭敬，确实应当推居尊盛的地位；如今神灵迁化，却没有寝庙来承受祭享，这不是报答并彰显美德、昭明孝敬的办法。考察古代制度，应当依照《周礼》，为先妣另立寝庙。（《魏志·文昭甄皇后传》注引《魏书·三公奏》。又见《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三》） ◇上奏议定文昭皇后庙的乐舞 《礼》说：妇人继承丈夫的爵位，和丈夫同牢配食，所用乐舞不能不同。文昭皇后如今虽然另立庙宇，但至于宫县、乐器和音调，都应当依照袭议办理。（《宋书·乐志一》尚书奏。又见《通典》一百四十七） ◇上奏外祖母的丧服制度 汉代旧事已经散失，没有关于外祖母丧服制度的仪式。三代礼制不同，可以哭临至礼毕，皇帝返回寝宫，第二天恢复吉服并进食正常膳食。（《通典》八十一。太和六年四月，明帝为外祖母敬后夫人服丧，尚书上奏。） ◇上奏事务 如今营建洛阳宫殿，采集白石的人钻入山中寻找奇异石料，凿石搜求云母，工役劳作之事，没有比这更繁重的了。（《白帖》《魏名臣奏》） ◇上奏制定告瑞仪式 秦静议论认为，应当派兼任太尉的人前往告祭，以武皇帝配享五精以上的六座神位；其余众神都不设置牲牢，仪式按照郊祭办理。（《通典》五十五。尚书奏。） ◇上奏增补确定告瑞册文 册文由侍中韦诞撰写，文中‘皇皇后帝’，就是五精之帝。从前舜接受禅让、向上天告祭时说‘皇皇后帝’，同样是指五精之帝；在文字上容易产生歧义，应该再增加‘五精’二字。（《通典》五十五。尚书奏。） ◇上奏制定七庙制度（景初元年六月） 大魏三位圣主相继承接，成就帝王大业。武皇帝开始建立宏大基业，拨乱反正、平定险阻，定为魏太祖；文皇帝继承天命、变革旧制，顺应时机接受禅让，定为魏高祖；上天汇集完成大命，清平安定华夏，兴起礼乐制度，应该定为魏烈祖。另在太祖庙北面建立两座祧庙：左边是文帝庙，号为高祖昭祧；右边拟建明帝庙，号为烈祖穆祧。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之后依次迁毁，完全按照周代后稷、文王、武王庙祧的礼制办理。（《晋书·礼志上》。景初元年六月，群公有司上奏。又见《宋书·礼志三》） ◇上奏文昭皇后庙不毁（景初元年冬） 帝王兴起时，既有承受天命的君主，又有圣明的妃子与神灵相协调，然后才能使这一代兴盛，成就王业。从前高辛氏占卜，得知他的四位妃子的儿子都将拥有天下，于是帝挚、陶唐、商、周相继兴起。周人向上追尊后稷，让他配享皇天，追述王业的开端，又以姜▯原为根本，特意建立宫庙，世世代代享受祭祀；《周礼》所谓‘奏夷则，歌中吕，舞大▯，以享先妣’，说的就是这件事。诗人赞颂说：‘最初降生的百姓，是姜▯原生育的。’这是说王化的根本以及百姓出生的由来；又说：‘大宫中有深厚的福德，确实充实而盛大。显赫的姜▯原，她的德行不偏不倚。’《诗》《礼》所称颂的姬姓宗族盛大之处，其美德就达到如此程度。大魏的时运继承有虞氏，然而尊崇弘扬帝王之道，三代更加隆盛；宗庙和祧庙的数量，实际上与周代相同。如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自配享无穷的国运；至于文昭皇后，承受上天神灵的符命，生育明圣之君，功业有益于百姓，德行充满宇宙，开创后代诸君的基础，是王道教化兴起的根本。为她专门建立寝庙祭祀，也就是姜▯原的宫庙。然而现在还没有明确规定永不毁废的制度，恐怕论功报德的意义，万世之后会有所缺失；这不是彰明孝道、昭示后世的办法。文昭皇后庙应当世世代代享受祭祀，演奏乐舞，与祖庙相同；永远载入不毁的典制，以传播圣明美善的风范。（《魏志·文昭甄皇后传》。有司上奏。） ◇上奏议定燕王不称臣（景元元年十一月） 礼制没有比尊崇祖先更重要的，制度没有比端正名分更重大的。陛下考察德行和天命时运，抚临万国，继承太宗的重业，隆盛三祖的基业。臣等伏念，燕王身份尊贵、属于亲戚宗属，正居藩国之位，亲自秉持虔敬严肃的态度，以恭敬的德行率先为天下诸国作表率。对于端正典制来说，这是阐明并成就大顺之理所不能限制的。圣朝实在应当以非常的制度尊崇他，以不称臣的礼仪奉待他。臣等共同议定认为，燕王的章表，可以听任按照旧式书写。中诏所施行的称呼，或许是出于好问；按照同类礼义，应当属于‘宴觌之族’，可以略微顺从圣上的敬意，提高仪称，表示不敢斥责，应该称为‘皇帝敬问大王侍御’。至于制书，是国家的正典，是朝廷用来辨明公正制度、向天下宣示法度仪轨的文书。应当遵循法制，所以称为‘制诏燕王’。凡诏命、制书、奏事、上书中称呼燕王的，都可以在上面加平声。（考订：这里应当有误，《通典》作‘皆云上’二字，也应当存疑。）除宗庙助祭之事外，都不得称燕王的名字；奏事、上书、文书以及官吏百姓，也都不得触犯燕王的名讳，以彰显加于群臣之上的特殊礼遇。这样既上遵正典中尊祖的制度，又下顺应圣上诚笃的敬意。这两方面都没有违背，礼制确实认为这样合宜，可以普遍告知并施行。（《魏志·陈留王纪》。有司等上奏议定。又见《通典》六十七） ◇上奏事务 世祖在位时，有人进献老虎，世祖问：‘老虎吃什么？’回答说：‘吃肉。’诏书说：‘百姓连糠都吃不饱，怎么忍心拿肉喂老虎？’于是命令虎贲将它射死。这实在是当时取得了正确办法，后来也留下了名声。（《御览》八百九十二引《魏名臣奏》）

译乐是用来传播德行、沟通神灵的。（《初学记》十五引《魏名臣奏》） ◇请太后令书称为诏制（甘露五年五月） 殿下圣明的德行光耀隆盛，安宁并救济天下，却仍然称作‘令’，与藩国相同。请从今以后，殿下发布的令书都称作‘诏制’，依照前代旧例办理。（《魏志·高贵乡公纪》。群公请示。） ◇锺繇谥号议定（太和四年四月） 锺繇从前担任廷尉，辨析处理刑狱，决断疑难、明察疑案，百姓没有怨恨他，就像张之在汉代时一样。（《魏志·锺繇传》注引《魏书》。有司议定谥号，认为如此。） ◇议定刘康袭爵时穿素服并夺情起复 按照《周礼》，天子、公卿、诸侯穿吉服，都戴玄冕、内衬朱色，穿玄色上衣、▯色下裳；遇到丧事凶事就改变服制，戴麻冕、穿黼裳，诸侯则戴麻冕、穿蚁裳。所谓麻冕，就是素冕，以麻制成而不加彩色；同时也改变下裳，因此既不是纯粹的吉服，也不是纯粹的凶服。汉氏承袭秦制，改定六冕制度，只穿玄冠绛衣一套服装；遇到丧事凶事，就改变吉服而从简易。所以诸王去世，派使者拜授嗣子为王时，嗣子戴玄冠、穿▯▯，身穿素服以接受诏命，事情结束后再恢复丧服。考察前代典籍，这比周代礼书有所差异；与汉室制度相论，则符合常制。（《通典》七十二，《魏尚书奏》） ◇议定诛杀曹爽等人 《春秋》的义理说，君主和亲属不可图谋危害；一旦图谋，就必定诛杀。曹爽凭借宗亲身份，世代蒙受特殊恩宠，亲自接受先帝握手留下的诏命，把天下托付给他，却包藏祸心，蔑视并抛弃顾命之托，于是与何晏、▯、以及当等人谋图神器。范党同罪，都是大逆不道。（《魏志·曹爽传》记载，公卿朝臣在朝廷上议论此事，认为如此云云。于是收捕曹爽、义、训、何晏、邓▯、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人，全部伏法诛杀，夷灭三族。） ◇议定发掘王凌、令狐愚的坟墓 《春秋》的义理中，齐国的崔杼、郑国的归生都被追究诛杀，尸体暴露，棺材被砍，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典册上。王凌、令狐愚的罪行应当依照旧典办理。（《魏志·王凌传》。朝廷议论认为如此。） ◇议定斩杀李丰、夏侯玄等人（嘉平六年二月） 李丰等人各自承受特殊恩宠，掌管综合机密事务；缉承外戚椒房的尊贵，夏侯玄又是世代重臣，与他们一起居于高位，却包藏祸心，图谋凶逆，勾结宦官，向他们传授奸邪计谋。他们畏惧天威，不敢公开谋划，于是想要劫持君主、胁迫皇上，任意施行欺诈暴虐之事，谋杀贤良辅臣，擅自相互拥立，企图倾覆京城宫室，危及国家社稷。毓所判定的罪行都符合科律，应该将结果告知毓并施行。（《魏志·夏侯玄传》。公卿朝臣和廷尉议定。） ◇文昌殿前钟铭 魏四年，岁在丙申，太岁运行到大火之次，五月丙寅，铸造蕤宾之钟。（《文选·魏都赋》刘渊林注。考订：‘丙申’应当是‘丙辰’，这才是明帝青龙四年。）

译◇《中论》序 我认为荀卿子、孟轲怀有亚圣的才华，各自著成一家之法，继承并阐明圣人的事业，他们都把自己的姓名写在书上，直到今天仍然流传。至于他们的字没有流传下来，推究其中原因，都是因为战国时代喜爱贤才的人很少，同时代的人没有及早记录；何况徐子《中论》这部书不以姓名作为篇名呢？恐怕年代久远之后，姓名有可能失传。因此我不顾自己的才力，发出叹息并为之感慨。先列举他的德行来彰明他的姓名，叙述他高雅喜好的不可磨灭的品行，附在篇首，作为这部书的序。序辞如下：世上有一位高雅通达的君子，姓徐名干，字伟长，是北海剧县人。他的祖先以清正明亮、辨别是非为家风，世代继承并成就这种美德，没有使德行坠落，到君这一代已经十世了。君承受天地元气中美善清明的气质，秉有造化所赋予的英明睿智本性；一开口说话，就乐于诵读九德之文；一经耳听便能识记，教导的话不必重复，尚未立志求学时，大概已经诵读了数十万字。十四岁开始阅读五经，发愤到忘记吃饭，放下帷幕专心思考，夜以继日。父亲担心他得病，常常禁止他这样做。因此不到二十岁，他便把五经的内容全部记在口中，广泛阅读传记，一开口就能成章，拿起笔就能写成文章。这时正是灵帝末年。国家典章毁坏废弛，世家大族的子弟结党依附权门，彼此援引以求进身，争相以爵号为高尚。君厌恶世俗的昏乱迷失，于是闭门自守，不与他们交往，只以六经娱悦心志，这就是君子的通达。求学没有固定的老师，凡有一门学问胜过自己的人，便跟随他学习，必定穷尽那个人所知道的内容，然后才离去；听到一句美善的话，也不让它从耳边过去，必定在心中记住。他的志向在于汇总众家言论的长处，统摄道德的精微；以有一件事不知道为耻，以有一门技艺不能掌握为愧。因此日夜勤勉，太阳西斜也没有空闲吃饭，晚上不解衣就寝；白天精研经纬之学，夜晚观察列宿，考察混沌元气尚未形成之前的道理，补充圣德尚有空缺之处，在无穷之中提出长远思虑，表彰将要坠失的微言，哪里有空暇顾及小学文字、经营浮名，与世俗之士彼此周旋弥缝呢？所以那些浮浅而见识少的人，只不过刚刚懂得驱使别人、追逐荣华利益，哪里知道大道的根本呢？然而我的文章被他们认为疏略而过于简约，我自己从来没有因此忧愁或快乐；他们只把我看作研习书本的儒生，认为不足以成为上等人物。赞赏我的人很多，能够为我辩护的人却少。因此君在州里乡间的声誉，未能早早显著传播。然而他秉持正道、独立自守，心中自有志向，世俗的毁誉对他来说就像浮云。如果有人觉悟之后回心转意，他就用道理引导他，忘掉那人先前诽谤自己的事情。他被冒犯却不计较，学习浅近之事而通达高深道理，都是这一类表现。当时董卓作乱，劫持皇帝向西迁徙，奸雄遍布郊野，天下没有主人。圣人的道术停止了，邪伪的事情兴起；谋求利益的人得到声誉，守持贞正的贤人却不能显扬，所以君的声誉没有在华夏振起，玉帛和安车也没有来到门前。考察他的德行和文艺，实在是帝王的辅佐之才；大道不能施行，难道不可惜吗？君避难到海边，后来从那里返回旧都，州郡的牧守以礼征召，接连派武将想要招致他。君认为，纵横争战的时代，正是先圣所遭受困厄的时代，何况我们这些人呢？他讥刺孟轲而不计较其才力，认为自己仿效圣人推行道术，却要寄食于诸侯；他深深赞美颜渊、荀卿的操行，所以断绝踪迹隐居山谷，幽居以研求精微，思考深奥玄妙的道理，以致发病。于是暗中隐伏以求延年，恰逢上公平定乱局，王者之路开始开通，他便勉强带病接受征召，随军出征。经过五六年，疾病逐渐沉重，不能胜任王事，便隐藏在穷巷之中，涵养志趣、保全真性，淡泊无为，只保存正道；用四面土墙的屋子庇护妻子儿女，两天合并吃一顿饭也不以为忧苦。修养浩然之气，学习羡门子的养生之术。当时有人听说他这样，前去观看；也有人稍微认识到他的真实品德，便跟随他。他没有不接纳并接见的人，却用声色神情加以磨砺，揣度他们的情志，倡导自己的言论；知道有人可以用道来增长，就隐约诱导他，使能够受益的人自己并未察觉，而宏大的教化在暗中实行。他所匡正和救助的人，也已经很多了。他与人交往，不只看别人的短处，而是各自取其长处，并以善意取用这些长处；因此很少显露出把自己全部交付给朋友的情谊，也没有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悦亲爱的交往。他统摄圣人中和的事业，践行贤哲守持法度的行为，深沉静默而难以测度，实在是珍贵伟大的栋梁之才。君的本性，常常希望减少世间有余的东西，补益世俗不足之处。他看见辞人的华美文章接连写作，却从来没有阐明弘扬大道，传播教化，对上探求圣人的中正之道，对下挽救流俗的昏昧，所以放弃诗、赋、颂、铭、选等文章，撰写《中论》二十二篇；其中所甄别记述的内容，超过君过去的志向，大概只是他全部志业的千百分之一。文章的义理尚未穷尽，他在四十八岁时，于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遇重病，大命陨落，难道不令人痛惜吗！我曾多次侍坐，听见君的言论常常感到震动，专心自我勉励，而又从心底看轻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回头看自己的才华志向，才知道距离君太远了。然而我仍然尊崇仰慕他，把他看作老师和表率。自君去世以后，出现了子贡经过山梁那样的哀悼之行，所以我追述他的事迹，粗略列举其中显明易懂的几项；至于深沉幽微、深奥广远的内容，就留给精通学问的君子，将来自己加以赞明。（《中论》元板本。考订：这篇序是徐干同时代的人所作，旧本没有署名。《意林》《中论》六卷，任氏作注。任嘏与徐干同时，著述很多，怀疑此序及注都出自任嘏之手，但不敢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