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七◎挚虞（二）

译卷七十七 ◎挚虞（二） ◇关于诸侯朝见天子时树立旗帜的议论 魏氏没有巡狩的旧例。新礼规定，巡狩四方岳镇，举行柴祭、望祭以报告到达，依照礼制设置斋宫。前来朝见的诸侯，从接待引导到执持贽礼，都依照朝见的仪式，却不树立自己的旗帜。臣挚虞考察认为：按照觐礼，诸侯朝见天子时，各自树立自己的旗帜。旗帜上的徽章，是用来区别爵位和命令、显示等级威仪的。《诗经》说：“君子来到这里，便可以看见他的旗帜。”应当制定新礼，像旧礼一样树立旗帜。（《宋书·礼志》二，又见《晋书·礼志》下，《通典》五十四。） ◇关于皇太子称臣的议论 《孝经》说“以侍奉父亲的道理来侍奉君主”，其中兼有臣子之义，因此称臣并不嫌疑。应当制定新礼，皇太子像旧例一样称臣。（《晋书·礼志》下，《通典》七十。） ◇关于夫人不答妾拜的议论 汉魏旧例：王公的众妾拜见夫人时，夫人不回拜。新礼认为礼仪没有不回拜的道理，于是重新制定制度，规定妃、公侯夫人应当回拜妾。挚虞认为：“按照礼制，妾侍奉女君，如同儿媳侍奉婆婆；妾为女君服期服，女君却不回报，那么恭敬程度虽同于儿媳，身份却更加卑贱。名分和地位不同，本来就没有相互回报的礼数。所谓礼仪没有不回拜的情况，并不是说这种情形。先圣区别嫡庶的差别，以断绝地位逐渐凌替的趋势，严格明确这道防线，却仍然有人僭越违犯。应当制定新礼，完全依照旧例。（《晋书·礼志》下，《通典》六十八。） ◇关于遣将的议论 汉魏旧例：派遣将领出征时，由符节郎在朝堂授予斧钺。新礼规定，派遣将领时皇帝亲临临轩，由尚书授予符节和斧钺，这是取法古代兵书中跪下推车毂送将出征的意义。（《艺文类聚》五十九。） ◇关于朝堂会见时五辂制度的议论 各种车驾中，符合礼法制度、可以用来作为教示的，就称为“辂”；这也如同宫殿堂屋中正中的一座称为“路寝”。（《北堂书钞》一百四十。） ◇驳斥潘岳关于古今尺的议论 从前圣人能够观察天下深奥难明的事物，并为它们模拟形状，取法万物制作器具，使之适应当时的使用。所以参照天三地二来确定算数的纲纪，依据音律计算分度来确定长短的尺度。他们制作器物有一定法则，所以使用起来也有验证。考察两仪的步度，天地便无法隐藏真实情况；校准三辰的正位，悬挂的天象便容不得谬误；用在金石乐器上，音韵便和谐；用在规矩上，器物便合乎适宜。一根尺度没有差错，万物就都能端正；一旦有所差错，事情就都反过来。如今的尺比古尺长将近半寸，用于乐府，律吕便不相合；史官使用它，历法和天象便失去占验；医署使用它，腧穴便错乱。这三方面，都是度量由此产生、得失由此得到验证的地方，如今全都彼此阻隔而不能贯通，所以应当改变今尺而采用古尺。唐虞时代的制度，使音律、长度、容量、重量相同；仲尼的训诫，是谨慎权衡、审察尺度。如今两种尺并用，不能说是相同；明知有错误却仍然实行，也不能说是谨慎。不相同而又不谨慎，这就叫作错误的法制，不是用来规范万物、树立法则、给人显示准则的办法。万物有的数量多而容易改变，有的数量少而难以变更；有的改变后反而烦琐，有的改变后可以简便。度量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东西，而长短又不是人们所留恋珍惜的，因此属于数量多而容易改变的事物。纠正错误就能得到正确，反转邪误就能归于正道；这是一次性的改变，后世永远不必再有两种标准，是改变后趋于简便。法令章程形成定式，不丢失旧有制度；末世苟且因袭的制度和异端混杂的用法，应当根据时势加以整理改革，这是守持统一原则。臣认为应当依照所奏办理。（《晋书·挚虞传》。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到古尺，尚书上奏说：“今尺比古尺长，应当以古尺为标准。”潘岳认为使用已久，不宜再改，挚虞加以驳斥。） ◇驳斥裴▯关于回答天子冠礼的议论 天子即位之日便成为正式的君主，冕服已经齐备，不应再有所增加。诸侯即位后，成为正式君主的身份难道还没有确定吗？诸侯已经成为君主，不拘泥于盛大的典礼也可以举行冠礼。天子已经成为君主，唯独因为有火龙黼衣，便不可以举行冠礼吗？按道理应当举行冠礼并有所增加。（《通典》五十六。） ◇驳斥司隶关于鲁夔违法的奏议 河内太守鲁夔让二百户百姓共同设立一所学校，尚未建成，司隶便上奏说这是违法。尚书郎中、骑都尉臣挚虞驳斥说：鲁夔治理京畿附近的大郡，是朝廷所委任的人，亲自管理百姓，足以了解事情的宜当之处。他多次上表，仍然请求让二百户设立一所学校，可见他确实留心学校教育，必定希望办成。◇关于三日曲水的答辩 汉章帝时，平原人徐肇在三月初生了三个女儿，到第三天三个孩子一起死去，全村人认为奇怪。于是大家相互携伴到水边洗濯，借着水流漂送酒杯。曲水流觞的意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御览》三十引《续齐谐记》。） ◇给齐王的笺 我在张华去世后进入中书省，得到张华在先帝时期答诏的原稿。先帝问张华，可以辅助政务、主持重大事务、把身后之事托付给谁；张华回答：“明德而又是至亲的人，没有比先王更合适的了，应当留下他作为社稷的屏障。”他忠贞贤良的谋略，坚定诚信的话语，确实可以昭告幽冥，死后才显明，不能同那些苟且随时、随波逐流的人相提并论。议论者有人责备张华，在愍怀太子的事情上没有抗拒节操、当廷争辩。但在那种时候，进谏的人必定会因违抗诏命而死。先圣的教诲是，对于死了也没有益处的事情，不应因此责备别人。所以晏婴作为齐国的正卿，没有为崔杼之难而死；季札作为吴国的宗臣，也没有争论逆顺的道理。这是因为道理已经说尽，却没有可以施行的办法，因此符合圣人教诲所不责备的情形。（《晋书·张华传》。）

译◇答杜预书 唐朝称为“遏密”，殷朝称为“谅暗”，只是各自举取事情来命名，并不是下葬时有特别的降等；自周室以来，称为丧服。所谓丧服，是用服饰来表示丧事。如今帝王一天有万般政务，太子监国抚军的责任重大，所以应当权宜变通礼制，葬礼结束便除去丧服；改变制度而合乎通理，留下典章以示后世。何必拘附古制，使老儒因此争论呢！（《晋书·挚虞传》，《通典》八十二。） ◇太康颂 啊，伟大的上古，是人类资始的时代。四方之内都安居，万国遵循同一轨道。汉朝不能振兴，丧乱没有止境。京畿内外纷纷背叛，诸侯和卫国在内部崩溃。上天的灾难既已降临，时势正处于极度凶险之中。群龙争斗，百兽相搏，遥远的邦国四分五裂。蜀地僭越称帝，东海之滨的势力违逆，孙权乘机而起，占据三江。光明伟大的上帝，赫然临照下界，于是宣扬皇帝的威势，致使上天降下惩罚。奋兵攻打辽隧，罪人终于被擒获。安抚平定朝鲜，又全部征服韩貊。文治既已顺应时势，便席卷梁、益。元凶自弃性命，九夷通过重重翻译来归附。邛、冉、哀牢等地，也在这里取得了功绩。我皇登上帝位时，吴、蜀两国已经平定。没有一个地方不怀德归附，使众生得到养育。吴国却依仗险固，向南海逃亡，皇帝的声威教化还没有到达，未能及于皇帝的威灵。皇帝震动他的威势，声势显赫如雷霆。截断长江和沔水，荆、舒之地因而清平。伟大的圣皇，功德与乾卦相参，与离卦相应。以陶化万物使其归于正道，以奇谋夺取叛乱之地。耀武六旬，车乘和士卒都不疲惫。举行饮至之礼多次，旌旗和旄饰没有损失。浩荡的德泽遍及四海，人人遵循礼制而和乐。庄严肃穆的宫庙中，歌唱《雍》诗，咏叹光明。光明照耀的天下，没有哪一处不在皇帝的谋略之中。极北之地也回转面向太阳，承受正朔。龙马奔腾，风行于华阳。弓箭装入囊中，干戈收藏不用。南方的金器庄严华美，余皇之舟高大坚固。雄剑陈列于朝廷，造船搭桥以通行。圣明之主有所作为，确实代替上天完成事业。天地没有违逆，百姓此时和乐。三项事务都协调一致，从而成就了功业。既然功迹已经远播，就要彰明他的踪迹。乔山高如岳，正是望祭皇帝封禅之处。啊，伟大的圣帝，为什么不在这里封禅呢！（《晋书·挚虞传》。） ◇释奠颂 像那泉水流淌，不充盈，也不停止。讲学课业已经结束，便以礼祭奠老师。登堂献酒，分割祭肉，上下共同宴饮。大家和乐地前来，恭敬肃穆地相见。（《初学记》十四，《御览》五百三十五。） ◇连理颂 在东宫正德宫之内、承华门之外，有两株槐树枝干相连而生。两根树干同一颗心，使树木的根本更加繁茂。（《艺文类聚》八十八，《初学记》二十八。） ◇庖牺赞 上古时代，只有有德之人才能居于君位。庖牺成为君王，世代崇尚淳厚美善。他设置八卦、区分卦象，开启万物的认识、记载事物的类别；又设置渔网，人们因此获得的食物不再匮乏。（《初学记》九。） ◇神农赞 神农处在世上时，通晓变化而达到极致。百姓众多，野兽却很少，于是教导人们耕种收获。聚集货物进行交易，播种栽植草木。致力于救济民生根本，不追求外表的装饰。（《初学记》九。） ◇黄帝赞 黄帝在位时，确实号称轩辕。制造车来在陆地行走，制造船来渡过河川。弓箭的威力，可以平息灾难、消除祸患。垂衣而治，万国安宁。（《初学记》九。） ◇帝尧赞 唐帝放勋，敬慎明察，文理深远。只有上天最为伟大，只有尧能够取法于它。功德巍巍，恩泽浩荡，万国和睦安乐。（《初学记》九。） ◇夏禹赞 决开堤坝，疏通河道；开凿山岭，铺展土地。四方之内已经安居，常伦秩序由此得到整治。住简陋的宫室，吃粗淡的食物，以使天下安宁。（《初学记》九。） ◇殷汤赞 深厚伟大啊，只有商朝；真正成就大业的，是成汤。三皇五帝相继兴起，他舍弃帝号而称王。（《初学记》九。） ◇周文王赞 周文王恭敬谨慎，以仪容身教来施行教化。上帝亲自监临，神明也为之效劳。东邻昏暗，西邻光明。九州已经归于一统，以圣德替代暴政。（《初学记》九。） ◇周武王赞 啊，伟大的武王，承受了上天的命命。七种德行已经显耀，没有谁不顺从。很快清平宇宙，荡除商朝的遗迹。（《初学记》九。） ◇周宣王赞 宣王承接衰败的局面，国家多有艰难。惩戒祸乱而思求治理，任用官员使政务有序。仲山甫弥补缺失，方叔抵御侮乱。因此周朝中兴，恢复了周的天下。（《初学记》九。） ◇汉高祖赞 汉高祖明达通晓，兼有谋略和权变武略。总揽驾驭群雄，剪除并吞灭强大的楚国。很快匡正华夏，经营治理天下。于是登上帝位，继承尧的事业。（《初学记》九。） ◇汉文帝赞 汉朝光明显大，实在是孝文帝的功劳。他体行仁德，崇尚节俭，克制自己而做君主。在细柳营按辔徐行，抑制尊贵身份而成就军纪。在南原营造陵墓，占地不高大，坟丘不崇隆。（《初学记》九。） ◇孔子赞 仲尼是大圣人，却生逢昏暗荒乱的时代。河图沉没隐晦，凤凰也幽隐不出。于是整理礼乐，总括三纲；依据史书建立法则，因此称为“素王”。（《初学记》十七。） ◇颜子赞 颜子温和恭敬，仁厚之心从不违背。行事从不犯同样的错误，既能知晓显著的事理，也能洞察细微之处。（《初学记》十七。）

译◇左丘明赞 左丘明撰作史书，正值周朝衰败之时。错综整理古代典籍，思考深微精妙的道理。阐明圣王的典章，使《春秋》光大发扬。广泛宣扬圣人的旨意，隔世而更加美善。（《初学记》十七。） ◇新婚箴 如今处在明哲文雅的时代，却遭逢家庭不幸。结发夫妻的美好，不能共同到老。既已迎娶新的配偶，内在芬芳，外表华美。美味厚禄如同腊毒，大命将要夭折。美色不可沉溺，性命不可轻视。君子对此应当戒惧，谨以此告诫后来的年轻人。（《艺文类聚》四十。考察：《初学记》十四所载挚虞《新婚箴》，其实是潘岳的答文。不是这篇的佚文，所以不予收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年〕 ◇尚书令箴 舜接受大麓之职，七政因此协调。内政成功，外部安定，风雨也不失时。弥补我的衮服缺失，阐明我的王道。王道确实充实，四海都得到安宁。即使圣明，也一定要依赖贤能之才。不要说我有智慧，任官却不能胜任。话语刚说出时如同蚕丝，传布出去便成了纶言。千里之外的响应，关键就在自身。（《艺文类聚》四十八，《文选》颜延之《北使洛诗》注。考察：《初学记》十一作张华，文字多出五十余字，如今不能确定是谁所作，另编入《张华集》。） ◇武库铭 有财物却没有道义，只会成为家庭的祸患。不要把粪土般的财物看得可爱，以致毁坏五常。（《初学记》二十四，《御览》一百九十一。） ◇门铭 禄位不会永远属于一家，福气也不会固定在一门。人谋和鬼谋都要考虑，只要道义存在，就会受到尊重。（《艺文类聚》六十三，《御览》一百八十三。） ◇灶屋铭 最大的孝是奉养父母的心志，其次才是奉养父母的身体。侍奉双亲贵在恭敬，这种美德超过供奉三牲。（《艺文类聚》八十。） ◇决疑 凡是救护日食的人，都要戴红色头巾，以助阳气。太阳将要发生日食时，天子穿白色衣服，避开正殿；宫内宫外严加戒备。太史登上灵台，观察日食的变化，随即在宫门击鼓。听到鼓声，侍臣都戴上红色头巾、佩剑入宫侍奉。三台令史以上的官员，都各自拿剑站在自己的门前。卫尉卿骑马奔驰，绕行宫城，侦察守备情况。这样周而复始，又在社坛击鼓，用的是《周礼》的制度。又用红丝绳系住社坛，祝官和史官陈述辞说来责问社神。社神是勾龙之神，是天子的上公，所以陈辞责问它。太阳恢复正常，才停止这些仪式。（《晋书·礼志》上，引挚虞《决疑》，又见《宋书·礼志》一。） ◇理疑 父亲去世，丧服期满后，继母回到前夫亲生儿子的家中，应当为她穿什么丧服？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一对夫妻生了三个孩子，遭逢荒乱而离散，不知是死是活。母亲后来改嫁，有了继子；后夫还没有去世时，她收到亲生儿子的消息，请求到亲生儿子家去，后夫说可以。几年以后，后夫去世，她依礼服丧；丧服期满后，便跟随亲生儿子离去，对继子说：‘我同你已经断绝关系，死后也不去你家下葬。’但户籍上的姓名仍和原来一样。如今母亲去世，继子应当穿什么丧服？如果服丧三年，她就不会来参加下葬；如果服丧一年，便又没有把她嫁出去的身份。博士淳于睿等人认为，应当按照继母改嫁的情况，为她服丧一年。博士孙绰议论说：‘后夫虽然说过可以这样做的话，但夫妻同床共枕、相互和顺的情意，本来并不是决绝的话。继母为父亲依礼服丧，服丧期满以后，没有回到自己的家，过了一年又一年，始终照常奉养继子，母亲的恩情没有衰减。她刚见到亲生儿子，便只凭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向继子告知，私自跟随自己的心意，断绝与亡夫的关系，背弃继子，违背妇女三从的正义，这已经很严重了。如今母亲即使不能算作真正的母亲，继子又凭什么可以根据去留的轻重来减轻对她的丧服呢？五服各有名目，不能错误施用。若按出嫁妇女来施用，出嫁的义理并不完整；若按再嫁来施用，再嫁的义理也不能成立。’ 如果要把丧服降为一年，按照礼制应当归于哪一类？名义上户籍仍在这里，实际上却回到亲生儿子家，丧葬棺柩又分在南北两处；礼制、法律和私情，彼此订定之后才可以知道是否适宜，如今便决定降为一年，允许她服一年丧，实在很奇怪。博士弟子北海徐叔中驳难孙绰说：前面的问答没有用甲乙来确立称谓，因此议论不方便。现在把母亲称作甲，前夫称作乙，后夫称作丙，前夫的亲生儿子称作丁，继子称作戊。丙说可以这样做，必定是考虑事情的适宜，顺从她的真实心情，并不是虚假欺骗。临终时没有留下命令，是因为知道死后事情已经不由自己决定。甲没有再次恳求，是相信丙以前的话。本来就有请求回去的打算，却发誓死后不回来下葬。活着时已经不能由戊奉养，死后又不与自己的父亲合葬；既然没有完成改嫁，就应当视为离开了母亲的身份，按照出嫁妇女来处理，不也是适宜的吗！（《通典》九十四引挚虞《理疑》。）

译◇文章流别论 文章，是用来宣明上下尊卑的形态，阐明人伦秩序，穷究事理、尽知人性，从而探究万物宜当之处的。君王的恩泽流布，便有《诗》产生；功业成就，便有《颂》兴起；德行功勋树立，便有铭文著作；美善之事终结，便有诔文汇集。祝官和史官陈述辞说，官员以箴言规谏君王的过失。《周礼》记载，太师掌管教导六诗：一是风，二是赋，三是比，四是兴，五是雅，六是颂。讲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根本联系一个人的心志，叫作风；讲天下的事情而表现四方的风俗，叫作雅；颂，是赞美盛德的形貌；赋，是铺陈叙述的名称；比，是以同类事物作比喻的言辞；兴，是因有所感触而发出的言辞。后世写诗的人很多。歌颂功德的叫作颂，其余总称为诗。颂，是诗中用于赞美的作品。古代圣帝明王功业成就、政治安定，颂歌便兴起，于是史官记录篇章，乐工歌唱诗章，在宗庙演奏，用来告知鬼神；所以颂所赞美的，是圣王的德行。至于把颂用于确定律吕，或者只赞美形貌，或者只赞美声音，那就过于琐细，不是古代颂的本意。从前班固作《安丰戴侯颂》，史岑作《出师颂》和《和熹邓后颂》，体制和意旨与《鲁颂》相近，但文辞不同，这正是古今的变化。扬雄的《赵充国颂》虽称为颂，却近似雅；傅毅的《显宗颂》，文章与《周颂》相似，却夹杂着风、雅的意味。至于马融《广成赋》《上林赋》之类，纯粹是当今辞赋的体制，却称为颂，相差就太远了。（《艺文类聚》五十六，《御览》五百八十八。） 赋，是铺陈叙述的名称，是古诗的流派。古代作诗的人，情感发自内心，却止于礼义。情感发出，要借助言辞来表现；礼义的旨意，要借助事情来说明，所以有赋这种文体，用形象来尽情铺写言辞，铺陈自己的心志。前代作赋的人有孙卿、屈原，还颇有古诗的意义。到了宋玉，便多了浮艳淫靡的弊病。楚辞中的赋，是赋中的佳作。因此扬雄说，没有比《离骚》更深厚的赋。贾谊的作品，也属于屈原一类。古诗中的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辅助；如今的赋，以铺写事物形貌为根本，以义理端正为辅助。以情义为主，言辞就简省，文章有一定法式；以事物形貌为根本，语言虽恰当，辞句却没有固定形式。文章繁简、辞语险易，大概都是由此造成的。假借形象过分夸大，就会同事物本类相远；放纵辞藻过于壮丽，就会同事实相违；辩说言辞过分讲理，就会同义旨相失；文辞过分华丽，就会同真实情感相悖。这四种过失，会背离文章大体而损害政教。因此司马迁删削司马相如的浮夸言论，扬雄憎恶“辞人的赋华丽而淫靡”。（《艺文类聚》五十六，《御览》五百八十七。）《尚书》说：“诗是表达心志，歌是把言语咏唱延长。” 表达心志的言辞叫作诗。古代有采诗的官员，君王借此了解政治的得失。古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大多以四言为体式，但有时也有一句、两句夹杂在四言之间，后世加以演变，终于形成篇章。古诗中的三言，如“振振鹭，鹭于飞”这一类。汉代郊庙歌辞多采用三言。五言，如“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这一类，滑稽诙谐的倡优乐曲多采用它。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这一类，乐府也采用。七言，如“交交黄鸟止于桑”这一类，滑稽诙谐的倡优乐曲和世俗歌谣常采用。古诗中的九言，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这一类，不进入歌谣篇章，所以世间很少写它。诗虽然以情感和心志为根本，却以形成声调作为节拍。然而雅正音乐的韵律，以四言为正体；其余形式虽能完备曲折的体态，却不是声调的正体。（《艺文类聚》五十六。） 《七发》由枚乘创作，借吴、楚两国之事设置宾主问答。开头先说乘车出入、身体局促痿弱的损害，深宫洞房中寒暑失调的疾病，沉溺美色、贪图安逸的毒害，以及厚味、暖衣和过度声色的危害；应当听取当世君子的精要言论和玄妙道理，用来疏导精神、导引身体，消除积滞的困累。铺陈完这些话，以显明取舍进退的道路；然后又谈声色和纵情游乐的快乐。这样的劝说没有奏效，于是陈述圣人和辨士讲论的乐趣，病便霍然痊愈。这是借膏粱生活所造成的常见疾病来进行规劝，虽然有过分夸张的言辞，却没有湮没讽谏劝喻的意义。后来这一流派逐渐扩展，意义也随之改变，大多成为辞人过分淫丽的作品。崔氏既作《七依》，又借非有先生的话说：‘唉！扬雄说过“童子只会雕虫篆刻”，不久又说“壮年男子不应这样做”。孔子厌恶“小的言论破坏大道”。这种文章的繁盛，难道不是说义理不足而辨说有余吗？赋本来将用来讽谏，我恐怕它最终免不了变成劝诱享乐。’（《艺文类聚》五十七，《御览》五百九十。） 扬雄依照《虞箴》，作了十二州、二十五官的箴文，并流传于世，没有完备九官的箴文。崔氏几代人不断补缀其中的缺漏。胡公又按照次序编排篇目，为它作解释，题名为《百官箴》。（《书钞》原本一百二。） 古代的铭文极其简约，如今的铭文极其繁多，也是有原因的。质朴与文饰随时代不同，论述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况且上古的铭文，是刻在宗庙的碑上。蔡邕为杨公作碑文，文章典雅端正，是后世碑文中的佳作。后世器物铭文中写得好的，有王莽的《鼎铭》、崔瑗的《杌铭》、朱公叔的《鼎铭》、王粲的《砚铭》，都是用来表彰功德的。天子在嘉量上作铭，诸侯、大夫在太常上作铭，这与刻在钟鼎上的意义相同；所说的内容虽不同，宣扬美德这一点却相同。李尤作铭，从山川、河流、都邑，到刀、笔、契券，没有什么不作铭，但文字多有污杂弊病；经过讨论润色，其中也有可以采录的言辞。（《御览》五百九十。） 诗、颂、箴、铭等篇章，都有古代已经形成的文章可以依照仿作；只有诔没有固定的体制，所以作者往往各不相同。典籍中所见的， 《左传》记载有鲁哀公为孔子作《诔》。（《御览》五百九十六。） 哀辞是诔的一类。崔媛、苏顺、马融等人通常都作这种文章，用于童子夭亡、未能长寿而死的人。建安年间，文帝和临淄侯各自失去幼子，命徐干、刘桢等人作哀辞。哀辞的体制，以哀痛为主，辅以叹息之辞。（《御览》五百九十六。） 如今所□的哀策，属于古代诔文的意义。（《御览》五百九十六。）

译例如《解嘲》的宏大舒缓、宽弘博大，《应宾》的深沉美善、温和雅正，《连旨》的壮烈刚强、慷慨激昂，《应间》的情意缠绵、久别相契，都文采郁郁、彬彬有致，没有不长于此道的。（《书钞》一百。） 古代有宗庙碑，后世在墓地立碑，树立在通衢道路上；碑上所载的，就是铭辞。图谶一类的文字，虽然不是正文的体制，但可以取其纵横交错而有义理、反复铺陈而成篇章。（□□□□□□□□） 卷七十八 ◎郄诜 郄诜字广基，是济阴单父人。泰始年间参加贤良对策，名列第一，被授为议郎。咸宁年间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召任征东参军、平舆监军长史，调任尚书郎，转任车骑从事中郎，升为尚书左丞，后来担任雍州刺史。◇泰始七年贤良对策 诏书说：“上古最初是用德行安抚时世，制度简易而没有繁文。到了夏、商、周三代，礼乐完全具备，制度越来越繁密。文饰与质朴的变化，其中的道理为什么这样曲折？虞、夏相继而有圣明君主，然而损益却各不相同。周道已经衰落，仲尼还说应当遵从周礼。因循和改革的适宜之处，又有什么不同呢？圣王已经去世，遗留下来的制度还存在；霸主相继兴起而辅翼王道，王道的缺失，难道没有得到补救吗？为什么衰败到了这种程度还不能复兴？难道是霸主的德行浅薄吗？还是时运不可强求吗？况且管夷吾有这样的智慧，功业却只达到霸主程度，为什么呢？从前古人治理政事，革除乱亡的弊病，建立不可废弃的统绪，移风易俗，刑罚搁置不用，这难道不是教化的盛大吗？要怎样修治，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朕承受祖宗的美盛功业，到今天已有七年，但百姓还没有接受教化，政治之道也没有得到施行。拿古代来比较今天，为什么相差如此遥远？虽然朕的明智比不上古人，仍然希望与群贤共同思考，将凭什么辨明所听到的疑惑昏昧，从直言者那里得到至理呢？加上近来戎狄侵入内地，灾害屡次发生，边地百姓流离失所，征发的士卒苦于劳役，难道是政令刑法错误，或者主管官员没有尽到职责吗？你们都要竭尽心意，深入研究并评论这些问题。上明古代制度，下切合当今现实。朕的德行有失之处，是应当振作补救的。你们应当直陈正确的议论，不要有所隐瞒，朕将恭敬地听取。” 郄诜回答说：我私下认为，陛下凭圣德君临天下，却仍然留心广泛采纳意见，所以招来贤能正直之士；而我们才识浅薄，竟承受陛下亲自提出的重大问题。因此内心暗自惭愧怀疑，虽然来到朝廷，也只是勉强应付。我恭敬地读完圣明的策问，才知道陛下询问的诚意如此深厚。臣听说，上古推举贤人而让出君位，教化相同、德行一致，所以制度简易而百姓受到感化；三代实行世袭，末世相互因袭，所以文饰繁多而后逐渐整齐。虞、夏相承沿袭而损益不同，并不是帝王之道不同，而是救治弊病的方法各异。周朝承接夏、商二代的流弊，正值雕饰虚伪达到极点，于是穷尽礼乐的功用，探究制度的道理，使文饰详备；仲尼根据时代的适宜而说应当遵从周礼，并不是另一种不同的论说。臣听说，圣王的教化首先依靠礼乐，五霸的兴起则勤于政令刑罚。礼乐的教化深厚，政令刑罚的作用浅近。勤于政刑，可以获得暂时的小安；懈怠了，就会逐渐衰败。二者所由的道路本来就有远近，所以能够补救的功业不能相等。齐桓公在葵丘会盟后失去了正道，管夷吾也陷于器量狭小，功业只达到称霸的程度，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策问说：“建立不可废弃的制度，移风易俗，使天下和洽，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臣认为，没有比选择贤能的人任官更重要的了。如今的典章刑法，并不是没有统一的制度，但宰辅、州牧的才能有优有劣，政绩也各不相同，有的因此兴盛，有的因此衰败。这大概说明是人能够弘扬政教，而不是政教能够弘扬人。舍弃任用人才而专务政事，即使勤勉，又有什么益处？臣私下考察古今，比较其中的好坏：古人共同寻求贤才，今人共同谋求爵位。古代任用官员，君主在上面考察，臣下在下面举荐；举荐得人便有赏，举荐失当便受罚，这样怎么能不求贤呢！如今任官，靠父兄经营，靠亲戚帮助，有人情关系就通达，没有人情关系就阻塞，这样怎么能不求爵位呢！贤者如果求得通达，通达在于修道，困穷在于失义，所以安静自守以等待时机。爵位如果可以求取，得到它在于积极进取，失去它在于落后于人，所以纷纷行动以求取。行动便会相互争竞，争竞便形成朋党，朋党便会诬陷欺骗，诬陷欺骗便使善恶评价失实，真伪相互混淆，君主听取意见和任用人才便会受到迷惑，这正是奸邪聚集的地方。安静便能守正坚定，守正坚定便能正直，正直便能诚信谦让，诚信谦让便能推举贤者；推举贤者而不自夸，彼此谦下而没有满足的时候，君主听取意见和任用人才便能明察，这正是德行归趋的地方。” 所以，能够使人安静自守，即使君主每天高枕而卧，人们也会自行归于正道；不能禁止人们妄动，即使君主早晚辛劳，风俗也不会统一。况且人无论愚蠢还是聪明，都仰慕显贵的官位，没有不在外表装饰正直、内心隐藏邪念的，因此邪正之人很难辨知。任用的人如果正直，众多正直之士就会更加到来；如果任用的人邪恶，跟从邪恶的人也会聚集。事物总是同类相聚，谁能制止它呢！所以亡国失去天下的情形，从来没有不是由众多邪恶逐渐积聚造成的。它刚开始发生时，必定起于细微；细微之处不能断绝，最终就会显著。天地不能突然变成寒暑，君主也不能突然使国家兴盛或衰败；所以寒暑是在春秋之间逐渐形成的，兴衰是从得失开始的。如今的世道，任官之门没有关卡，邪门已经打开；朝廷不责求贤才，正路已经堵塞。得失的源头，哪里有比这更严重的呢！所谓责求贤才，就是使人彼此举荐；所谓设置关卡，就是使人彼此担保。贤才不被举荐便有罪过，担保不可信实便要受罚。所以古代诸侯一定要贡士，不贡士的便削减封地，贡士而不合适的也削减封地。士人本来就难以了解；所贡之士不合适，只是较轻的过失。仍不得不加以责罚，是为了强使人们慎重对待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对所贡不合适者加罚，是加重其轻微过失，并不是宽恕。况且天子对于诸侯，有要求其不只是纯粹臣服的一层意义，因此才责求他们。” 施行刑罚的原则，宁可放纵罪犯，也不要滥用刑罚。如今却全都反过来，这是为什么呢？贤者是天地的纲纪、万物的宗主，对贤者急切求取，所以宁可刑罚滥用以求得贤者，也不能放纵而失去贤者。如今却不是这样，世上那些庸庸碌碌的人，各自只求表现和争胜。因此他们的才干和品行都不可确切信任：对公事来说，政事因此纷乱；对私德来说，行为因此污秽狼藉。近来长吏特别多有这种弊病，有逃亡而被悬赏追捕的，有被捆绑起来绞杀的。贪婪鄙陋的人窃据官位，却不知道是谁提升了他们；犀牛猛兽冲出栏槛，却不知道应当责怪谁。让能吞舟的大鱼漏过法网，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人对于利益，就像踩踏水火一样急切。前人虽然失败，后人仍然起来，像这样前后无休止，谁能制止他们？这种风气一天天竞相滋长，谁来忧虑它呢？即使如今圣上从早到晚辛劳思虑，但所派遣主持政事的，总是得到这一类人；想使圣世教化美善、风俗平和，也只能等待黄河澄清了。若想使情况好转，应当创立举贤的制度，严格设置关卡和担保的防线。制度建立之后，人们便会慎重举荐；不苛刻地追究，就能辨知贤者。辨知贤者而加以考验，官职便能得到合适的人。官职得到合适的人，事务便能得到条理；事务有了条理，万物便能各得其宜；万物各得其宜，生息繁衍便会丰盛，人们的生活资用便会充足，和乐之风也会兴起。” 因此，人们少犯过错而远离刑罚，知道羞耻而接近礼义；这就是建立不可废弃的制度、移风易俗，使刑罚被搁置而不使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