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二◎王延业

译如今太上秦公，爵位尊贵、领有土地，大大开拓河山，福祚传承无穷，永远如同山河带砺一般，确实具有始封之君的功劳，正可建立一座永不迁毁的庙。但亲属关系还在四世以内，名次仍属于昭穆之序；虽然应当成为太祖，却还处在祢位，不能越过高祖的父亲去凑成五庙之数。太祖之庙，应当等世世代代逐步推迁，亲属关系断尽之后，再出居正位，以完备五庙的礼制。遵循文字而考察实际，贵在合乎情理；考察创立宗庙的制度，合于礼才是美善。不能苟且荐举一个空名，借庙数多来取得荣耀；考察经典礼记，我私下认为这样的处理是恰当的。至于武始侯，本来没有采邑，按照本朝制度，名分只相当于大夫。考察礼意，诸侯如果夺取宗子的地位，武始侯四时的蒸祭、尝祭，应当在秦公的庙中举行。（《魏书·礼志二》。神龟初年，灵太后的父亲司徒胡国珍去世，追赠太上秦公。当时人们对他的庙制有疑问，太学博士王延业提出了意见。） 王僧奇 僧奇，熙平初年任四门小学博士。宗室助祭议 考察《孝经》说：“在郊外祭祀后稷来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来配享上帝。”这样看来，太祖永不迁毁，是为了尊崇王业的最初根基；二祧之庙不毁，是为了表彰永垂不朽的伟大功业。至于旁支和远代子孙，怎么能与四庙中的亲属相同呢？所以《礼记·婚义》说：“古代妇女出嫁前三个月，如果祖庙还没有毁坏，就在公宫中接受教诲；如果祖庙已经毁坏，就在宗室中接受教诲。”《文王世子》又说：“五庙的子孙，只要祖庙尚未毁坏，即使是庶人，举行冠礼、婚礼也一定要禀告，死了也一定要报丧，这是不忘亲人的意思。亲属关系还没有断绝，却列为庶人，是因为身份低贱而没有才能。”郑玄注说：“要向国君报丧。实际是四庙，却说五庙，是因为可以把显考看作始封君的儿子。”郑玄把四庙区别开来，这个道理与二种祭祀相合。四庙中的人，处在当代服丧亲属范围之内，可以参与子孙的宗庙之位；如果庙已经毁坏、服丧关系已经断尽，怎么能与这种情况相同呢？我冒昧竭尽愚见，请以四庙作为定论。（《魏书·礼志二》。江阳王元继上表，说道武帝的曾孙应当得以参与祭祀。灵太后命令群臣议定后上报。王僧奇等提出了意见。又见《通典》卷五十一。） 刘季明 季明，孝明帝时任四门博士。改葬尼太后服制议 考察《丧服》虽然说“改葬服缌麻”，但正文没有明确依据；至于注解，各家说法又相互违异。马融、王肃说，原来服三年丧的人，改葬时服缌麻；郑玄以及三重……（按：这句话上下都有脱文）。后来诸儒，多数赞同马融，少数赞同郑玄。现在请依照马融、王肃及诸儒的意见，至尊应服缌麻。考察《礼记》说：“外宗为国君和夫人服丧，犹如内宗。”郑玄注说：“为国君服斩衰，为夫人服齐衰，是不敢把亲属服用于至尊。”如今皇太后上承宗庙，下临朝臣，至于她作为姑母，服丧不能超过一年，按理应当无服。清河王、汝南王的母亲服三年丧，也应当服缌麻。其余王公百官，对于国君的母亲和妻子，只服一年，因此都应当不服丧。（《魏书·礼志四》。神龟元年十一月，崔光上言，四门博士刘季明提出意见。又略见《通典》卷一百二。） 郑六 郑六，孝明帝时任太常博士。改葬尼太后服制议 谨慎查考《丧服》以及前代的各种议论，《礼记》说：“改葬服缌麻。”郑玄注说：“臣为君、子为父、妻为夫，亲自见到尸体和棺柩，不能没有丧服，所以服缌麻。”服三年丧的人改葬服缌麻，那么服期年以下丧服的人就无服。我私下认为，郑玄关于服缌麻的解释是正确的，只是“三月”的说法错误。依我所见，请按照康成所说服缌麻，葬毕即除服。（《魏书·礼志四》。神龟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郑六提出意见。又略见《通典》卷一百二。） 薛钦 薛钦，孝明帝时任三门都将。上言船运租调 估计京城以西水路沿线的汾州、华州，以及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每年所缴的绵绢和资麻都折算成公物，雇车牛运送到京城。道路险阻，民力疲敝，既耗费公家，也损害百姓。大略计算，华州一车，官府付绢八匹三丈九尺，另外百姓还要支付雇价布六十匹；河东一车，官府付绢五匹二丈，另外百姓还要支付雇价布五十匹。其余州郡虽然还没有核实多少，但按远近推算，应当不会少于此数。现在请求每辆车取雇绢三匹，用来购买材料制造船只，不必劳民采伐。计算一艘船装运十三车，每车取三匹，共三十九匹；用来雇工匠、船工以及购买船上杂物和食物的费用，足以造好一艘船。这样计算，一艘船还剩绢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如租车一辆，官府规定装载四十斛；百姓支付的雇价，远处是五斗粮换一匹布，近处是一石粮换一匹布。按照百姓的实际费用，一车在远处需布八十匹，近处需布四十匹。制造一艘船，计算装运七百石，按雇价应需布一千四百匹。现在只取布三百匹制造一艘船，并办理船上的覆盖、修治等杂事，计算每艘船还剩布一千一百匹。此外，造船之处都需要锯材人工，以及削治船材，这些可按劳作多少，直接发给本州郡的门兵，不必再行招募。汾州有租调的地方，距离汾州不过百里；华州可以不满六十里。都应按路程计算，照旧支付车价，把租调运到船所在之处。船运只到雷陂为止。从雷陂到仓库的陆路，调物一车雇绢一匹，租粮一车用布五匹，这样对公家和百姓都便利。（《魏书·食货志》） 朱元旭 元旭，字君升，乐陵人。起初任清河王元怿国常侍，升任太学博士、员外散骑侍郎；神龟年间授尚书度支郎中；正光年间加镇远将军，兼任尚书右丞、本州中正；孝昌年间授通直散骑常侍；永安初年加平东将军、左光禄大夫；天平年间又任尚书左丞，授使持节、骠骑将军、义州刺史；武定三年去世，追赠幽州刺史。议论采用薛钦船运办法

译功业建立在为公，救济百姓是根本；政事施行于朝廷，滋润国家应当放在首位。所以大禹疏通水道，以便利四方运输；汉代开凿河道，以承纳百川。那些功绩当时就显著，嘉美的声名流传在图籍史册中。如今考察薛钦的主张，虽然实际成效还没有显现，但他的主旨确实说明了其中的好处。他所说用船代替车，是这个办法的长处。如果让门兵造船，就会使防御力量出现空缺，不能全部照办。应当收取雇车的物资，购买材料进行制造，以及仓库所需之物，都用来办理此事。七月初，十月上旬，命令州、郡负责纲运的官吏分别在指定地点接收租调，然后交付运输。十辆车中，留下车夫四人协助守护。粟帛装船之日，随船运到京城，共同负责监视谨慎办理；如果有损耗，就按同样数目加倍征收。途中发生缺失，专门归运司负责。运到京城时，听任他们当即交纳，不得混杂合并，违背常规。一定要使上交的数量与下交的数量相符，谨慎办理接收，其余一概依照规定。至于底柱的险难，号称天然险阻，水流迅疾、惊险千里，其功效并不容易改变。然而既然已经陈述了便利之处，就不能随意压制。如果试行后符合他的主张，就按成例酬劳；如果没有效果，就征收补偿所损失的数目。如今刚开始创办，不可预先随意减少折损，暂且依照请求办理。一年以后，必须查明节省和耗费的实际情况。每年派遣御史核验虚实，如果有违背逾越之处，再另行裁定。（《魏书·食货志》） 陈仲儒 仲儒仕于梁，官爵不详。孝明帝时从江南回到魏国。答有司符问立准以调八音状 此前承接官府文书，问道：“京房用准器确定六十律，后来虽然器物还在，但懂得它的人很少。到了熹平末年，张光等人仍然不能确定琴弦的松紧和声音的清浊。仲儒是从哪位老师那里传授而来，依据什么典籍，却说自己能够通晓呢？”仲儒在江左时，很爱好瑟琴，又曾经阅读司马彪所撰的《续汉书》，看到京房的准术，成数▯然，但张光等人不能确定。仲儒没有估量自己的平庸浅陋，私下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竭尽愚思，钻研了很久。虽然不能测知其中的精妙机理，但对于声韵，颇有所得。度量衡和历法都出自黄钟，虽然制造律管、观察气息，史书经典中都有完备记载；但气息有盈有虚，黍粒有大小，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若不是律管与时令相应、声音能够验证吉凶，那么是非的根源确实也难以确定。这些并非仲儒浅陋的见识所敢妄称知晓的。至于准器，本来是用来代替律管的少数器具，取其分数来调校乐器，这样宫商就容易辨别。如果尺寸稍微长些，六十律的宫商彼此都会略显浑浊；如果分数稍微短些，六十律的徵羽大多都会稍显清亮。说到根本，便会明显产生细微差异。至于清浊相互宣发，都要通过歌唱和吹管来验证，才能彼此应合。即使积黍验证气息、取得发声的根本，使清浊和谐相合，也还必须有适当的方法。如果熟悉准器的原理，就能辨别五声清浊的音韵；如果精通琴术，就能知道五调调音的方法。参照这两条途径来调和乐器，自然就会和谐，不会互相侵夺音律次序。如果不精通这些，必然会有差错。考察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十月，在辟雍举行礼仪，演奏应钟，开始恢复以黄钟作乐，乐器随月份所对应的律调变化。这说明十二律必须按次序轮流作宫，商、角、徵、羽则依类相从。考察调声的方法，宫商应当浑浊，徵羽应当清亮。如果依照公孙崇只采用十二律的声音，说十二律可以轮流作宫、清浊都足够，那不仅是没有精通五调调节乐器的方法，至于五声的次序，也是不够的。为什么呢？黄钟是声气的本元，它的律管最长，所以以“黄”命名为宫；太蔟为商，林钟为徵，这样宫与徵彼此顺应。如果调和八音，仍须错综采用各种声音，配合成它的美妙效果。如果以应钟为宫、大吕为商、蕤宾为徵，那么徵声浑浊而宫声相似，虽然有音韵，却不能构成乐曲。如果以夷则为宫，那么十二律中只有中吕可以取作徵，商、角、羽都没有相应的音韵。如果以中吕为宫，那么十二律中完全没有可取的。为什么呢？中吕是十二律的孔窍，是变律的开端。依照京房的书，中吕为宫，就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这样才有音韵。而公孙崇以中吕为宫，仍采用林钟为商、黄钟为徵，怎么能够和谐呢？仲儒认为，要调和乐器、修饰五声，没有准器就不能做到精妙。若像严嵩父子那样，内心能够欣赏声音的清浊，事情就容易困难。若依照考察所得的尺寸制作准器，调节琴弦的松紧，声音的清浊便可以凭心意推知。只是音声精微，史书传记记载简略，旧有志书只说准器形状像十三弦的瑟，暗中相隔九尺，以应合黄钟九寸；调节中间一根弦，使它与黄钟相应。按照图形来寻求它的声音，终究不能辨明准器：还需要柱子以下的结构；柱子有高低，弦有粗细，其余十二根弦又应当怎样安排？这使得考察它的人面对前方只能拱手无策。按照京房的准器，九尺之内分为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分为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再把它扩大十倍，所以准器一寸之内也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这样，准器一分之内还要再乘为二千分，另作更小的分数，以辨别声音的强弱。中间最促急细微之处，即使有离朱那样的明察，也仍不能穷尽而逐分辨别。虽然如此，仲儒私下曾经考验过：只要把中柱前后移动，使它进入通常准尺的分数范围，声音相生的音韵就自然能够应合。但分数既然如此细微，器物就应当精巧。准器的表面要平直，必须像静止的水面；中间那根弦的柱子，高低须与两端临岳相等。上下移动柱子时，不能使它离开弦，也不能把弦抬起。中弦的粗细还须与琴的宫弦相近。中弦必须安装轸，像珍贵的轸一样，用轸调节声音，使它与黄钟的一管相合。在中弦下面，按照数值画出六十律清浊的分界。其余十二根弦，必须安装像筝柱那样的柱子。并且所有弦都须预先张紧，使临时调节时不移动；然后以中弦所按定的一周声音为依据，把音高尺度刻画到十二根弦上。接着依照相生的方法依次运行，取得十二律中的商、徵。商、徵确定以后，又依照琴的五调调声方法来调和乐器。瑟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角为主。五调各以一个声调为主，然后交错采用其他各种声音加以修饰，才像锦绣一样美好。

译自上古以来，关于推求、调节准器的方法，史书文字都没有详细记载，这些是仲儒根据自己的思考得出的。如果事情违背了这些方法，声音就不会和谐。仲儒推求准器的分数，精微到这种程度；确定琴弦松紧，艰难也达到这种程度。而张光等人亲自掌管此事，尚且不知道宫中收藏着准器。既然连这种器物都没有认识，又怎么能给弦调音呢？况且燧人氏没有老师传授便学会取火，京房也没有受束修之礼便改变律法，所以说：“懂得的人想教却无从教起，心里通达的人能够亲自知晓，并不一定有老师。”如果确实得到哪怕一毫一厘的知识，都会放在心上，难道一定要经过老师传授才算奇异吗？只是仲儒自己反省，认为见识浅薄，才学也并不全面，只能粗略懂得音韵，勉强谈论其中的道理罢了。（《魏书·乐志》。此前有陈仲儒从江南归国，颇懂音乐，请求依照京房的方法设置准器，用来调节八音。神龟二年夏，有司询问详情，仲儒如此回答。又见《通典》卷一百四十三。） 羊深 深，字文渊，太山钜平人。起初任司空府记室参军，转任轻车将军、尚书骑兵郎；神龟年间转任驾部，加右军将军；正光末年任持节、通直散骑常付侍、北海王元颢行台右丞、军司，仍兼任郎中；孝昌年间升任尚书左丞，加平东将军、光禄大夫，兼给事黄门侍郎，封新泰男，出任三徐行台。孝庄帝即位，授安东将军、太府卿，又任二兖行台，被免职；不久授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元颢进入洛阳时，任用他兼黄门郎；元颢败后被免职，后来授大鸿胪卿。普泰初年，升任散骑常侍、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兼侍中。孝武帝即位，授中书令，不久转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出任兼御史中尉、东道军司。孝武帝西迁时，樊子鹄在兖州举兵，任命他为齐州刺史；天平二年兵败而死。上给前废帝的奏疏 臣听说，崇尚礼制、兴办学校，是历代都尊重和修治的事情；尊崇经典、重视道术，是百王都不会改变的原则。因此，均塾兴起，昭明之颂得以传扬；胶序大开，都穆之歌由此显现。臣恭敬地思量，大魏承受天命、统御万物，敬奉天时，取法唐尧虞舜，完全遵循前代训典。又加上高祖继承圣业，垂衣而治，儒学风气日益兴盛，人才众多，如同薪木聚集。确实足以追赶隆盛的周代，与之并驾齐驱；超过兴盛的炎汉，独自前行。宣皇继承武德，遵循旧有章典，因此能够发扬盛大功业，继续修治未完成的美政。自此以后，世道逐渐衰败，道术消沉，风教日益遥远，浮薄之风竞相兴起，退让之行寂寥无闻，奔走竞争没有节制。仕进只看吏治才能，升迁不凭学问技艺。这使得刀笔小才得到任用，计算日子等待荣显；专心治经的大才，却甘心困居陋巷。然而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得到贤才，只要遇到合适的人，难道还要拘泥于通常的考核吗？三代两汉之时，不同的时代都曾有贤才突然出现：有的人从山林布衣中脱身，显赫地登上卿尹之位；有的人放下钓竿离开水边，直接升为公卿宰相。他们的事迹辉耀史册，道理都记载在往代典籍中。这样的事情何其遥远，简直数说不尽。我私下认为，如今任用人才，没有修治前代的制度。至于当世的博学大儒、冠绝一时的盛德之士，被征召不过到四门，任用也不超过九品。用这种办法选取人才，想要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就好像倒着走却想走到前面，面向燕地却想去楚地一样。积久形成的弊病之所以不能改变，它的由来已经渐渐形成。过去鲁国兴建泮宫，赞美的歌声于是兴起；郑国废弃学校，《国风》因此讥刺。要使百姓遵守规范、懂得事物的法则，没有比经典礼制更好的开端；《菁莪》以培养人才为义，光耀于诗篇。自从兵乱以来，将近十年，战争每天发生，祭祀礼仪因此废缺。四海荒凉，百姓和万物都凋敝，名教大为亏损，风雅几乎荡然无存。世道衰落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叹息。陛下中兴，承继帝位，治理运数焕然一新；四方逐渐安定，实在是文德所致。但是礼贤崇让的科目，沿袭旧世而尚未完备；使社会返璞归真的教化，刚一提起便遭到谬误。过去把黄老之学置于首位、退居《六经》之后，司马迁最终认为它成了弊病；尊崇玄虚而轻视儒术，也是应璩据此发表激切言论的原因。臣虽然不敏，怎敢忘记前代的训诫？况且魏武帝身处战争之中，尚且修治学校；孔宣尼论断明确，仓促之间也必定遵循儒道。臣愚以为，应当重新修治国学，广泛招纳贵族子弟，使师长的教诲每天都能听到，使释奠之礼不致缺失。并且下诏天下郡国，兴办儒学教育。考核人才的程序，都依照旧典。只要经术明达、品行修养良好，就应当破格提拔。压制那些只有半瓢浅见、喋喋不休的才能，进用具有宽厚高雅品德的人。广泛招纳博学大儒，以增益顾问；挽留奇异之才，共同精研得失。使天下之内争相致力于仁义的风气；使战乱后的荒散之民逐渐懂得礼乐的作用。这样难道不是美事吗？臣实在昏昧短浅，却斗胆仰慕前代训诫，考察古义，将这些话冒犯圣听。伏愿陛下施行如同太阳临照的明察，推行如同非烟祥瑞般的教化；如果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请求特别下令施行。（《魏书·羊深传》） 刘景安 景安任司空谘议。规劝崔亮的书信 殷周通过乡塾贡举士人，两汉由州郡推荐人才，魏晋沿袭旧制，又设置中正。仔细观察过去，没有不认真选举的；虽然未必尽善尽美，也足以十人选取六七人。可是朝廷贡举秀才，只求文章，不取其义理；考察孝廉，只谈章句，不涉及治理之道；设置中正，不考察人才的品行事业，只空谈氏族姓氏的高低。至于选士的途径不广，淘汰和选取的原则也不精当。舅父您正掌管铨选衡量人才的事务，理应改革旧制、调节方法。为什么反而要制定按任职年限排列的资格，来限制人才呢？天下士人今后还有谁肯修养磨砺自己的名节品行呢！（《魏书·崔亮传》。崔亮升任吏部尚书，奏请制定停年格制度。他的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写信规劝崔亮。又见《北史》卷四十四、《通典》卷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