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一·吴九◎仆射存
◇与太常滕胤书锺离子干吾昔知之，不熟，定见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纯，有古人之风。（《吴志·锺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私改胡综太子宾友目元逊才而疏，子嘿精而很，叔发辨而浮，孝敬深而狭。（《吴志·孙登传》注引《江表传》案：诸葛恪字元逊，顾谭字子默，谢景字叔发，范慎字孝敬。）◇殷礼礼字德嗣，云阳人。少为郡吏，守吴县丞。孙权为吴王，召除郎中。赤乌中迁零陵太守。◇上言宜大举伐魏今天弃曹氏，丧诛累见，虎争之际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乱侮亡，宜涤荆、扬之地，举强羸之数，使强者执戟，羸者转运，西命益州军于陇右，授诸葛瑾、朱然大众，指事襄阳，陆逊、朱桓别征寿春，大驾入淮阳，历青、徐。襄阳、寿春困于受敌，长安以西务对蜀军，许、洛之众势必分离。掎角瓦解，民必内应，将帅对向，或失便益。一军败绩，则三军离心，便当秣马脂车，陵蹈城邑，乘胜逐北，以定华夏。若不悉军动众，循前轻举，则不足大用，易以屡退。民疲威消，时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吴志·大帝传》注引《汉晋·春秋》，零陵太守殷礼言於权，权弗能用之。）◎姚信信字元道，宝鼎初为太常，有《士纬》十卷，《姚氏新书》二卷，集二卷。◇表请褒陆绩女郁生臣闻唐、虞之政，举善而教，旌德擢异，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显名国朝，淑妇贞女，表迹家闾。盖所以阐崇化业，广殖清风，使苟有令性，幽明俱箸，苟怀懿姿，士女同荣。故王▯建寒松之节而齐王表其里，义姑立殊绝之操而鲁侯高其门。臣切见故郁林太守陆绩女子郁生，少履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节，年始十三，适同郡张白。侍庙三月，妇礼未卒，白遭罹家祸，迁死异郡。郁生抗声昭节，义形於色，冠盖交横，誓而不许，奉白姊妹▯山戋之中，蹈履水火，志怀霜雪，义心固於金石，体信贯於神明，送终以礼，邦土慕则。臣闻昭德以行，显行以爵，苟非名爵，则劝善不严，故士之有诔，鲁人志其勇；杞妇见书，齐人哀其哭。乞蒙圣朝斟酌前训，上开天聪，下垂坤厚，褒郁生以义姑之号，以厉两髦之节，则皇风穆畅，士女改视矣。（《吴志·陆绩传》注引《姚信集》「有表称之曰」云云。）
◇昕天论尝览《汉书》云：冬至日在牵牛，去极远；夏至日在东井，去极近。欲以推日之长短，信以太极处二十八宿之中央，虽有远近，不能相倍。若使天裹地如卵含鸡，地何所倚立，而自安固？若有四维柱石，则天之运转，将以相害。使无四维，因水势以浮，则非立性也。若天经地行乎水中，则日月星辰之行，将不得其性。是以两地之说，下地则上地之根也，天行乎两地之间矣。今昕天之说，以为地形立於下，天象运乎上，譬如人为灵虫，形最似天。今人颐前侈临胸，而项不能覆背，近取诸身，故知天之体，南低入地，北则偏高也。又冬至极低，而天运近南，故日去人远，而斗去人近，北天气至，故冰寒也。夏至极起而天运近北，故斗去人远，日去人近，南天气至，故蒸热也。极之高时，日所行地中浅，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昼长也。极之低时，日所行地中深，故夜长；天去地下浅，故昼短也。然则天行寒依于浑，夏依於盖也。（《晋书·天文志上》，《宋书·天文志一》，《隋书·天文志上》，《御览》二）◇戒子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务，非人之为，心自甘之，以为己度，▯易不亏，始终如一，进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之，众人尊之，而声名自显，荣禄自至，其势然也。又有内折外同，吐实怀诈，见贤则暂自新，退居则纵所欲，闻誉则惊自饰，见尤则弃善端。凡失名位，恒多怨而害善，怨一人则众人疾之，害一善则众人怨之，虽欲陷人而进己，不可得也，只所以自毁耳。顾真伪不可掩，褒贬不可妄，舍伪从实，遗己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适泰，可以弘矣。贵贱无常，唯人所速。苟善，则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则王公之子反为凡庶。可不勉哉。（《艺文类聚》二十三）◎周昭昭字恭远，颖川人，与韦昭、薛莹、华核同述《吴书》。孙休时为中书郎，坐事诛。有《周子新论》九卷。
译◇给太常滕胤的信 钟离子干是我从前认识的人，但并不熟悉；如今一定能看见他在南海施行威严和恩德、整治部伍，才智勇力分明，加上操守清白纯正，有古人的风范。（《吴志·钟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 ◇私下改定胡综所列太子宾友名单 元逊有才而粗疏，子嘿精明而刚强，叔发善于辩说而浮躁，孝敬深沉而狭隘。（《吴志·孙登传》注引《江表传》按：诸葛恪字元逊，顾谭字子默，谢景字叔发，范慎字孝敬。） ◇殷礼 殷礼，字德嗣，云阳人。年轻时任郡吏，代理吴县丞。孙权为吴王时，征召授任郎中。赤乌年间升任零陵太守。◇上言应当大举攻伐魏国 如今上天抛弃曹氏，丧亡和诛戮接连出现，正处在群雄争夺之际，却由幼童主持政事。陛下亲自统率军队，趁乱取胜、乘亡国之势进攻，应该清扫荆州、扬州地区，征发强弱各类民众，使强壮者执戟作战，羸弱者负责运输；向西命令益州军进入陇右，授予诸葛瑾、朱然大军，指向襄阳；陆逊、朱桓分别进攻寿春；陛下亲自进入淮阳，经过青州、徐州。襄阳、寿春困于多面受敌，长安以西忙于抵御蜀军，许都、洛阳的军队势必分散。两面夹击，敌军就会瓦解，百姓也一定会在内部响应；将帅各自应敌，或许会失去有利时机。只要有一军败绩，三军就会离心，便应当喂饱战马、给车辆涂油，攻陷城邑，乘胜追击败军，以平定华夏。如果不发动全部军队，只像从前那样轻率出兵，就不足以成就大事，而且容易屡次退败。百姓疲惫，威势消损，时机过去，力量耗尽，这不是出兵的策略。（《吴志·大帝传》注引《汉晋春秋》，零陵太守殷礼向孙权进言，孙权没有采用。） ◎姚信 姚信，字元道，宝鼎初年任太常，有《士纬》十卷、《姚氏新书》二卷、文集二卷。◇上表请求褒奖陆绩的女儿郁生 臣听说，唐尧、虞舜的政治，推举善人并加以教化，表彰德行、提拔奇异之才，是三王最先重视的事情。因此，忠臣烈士在朝廷显扬名声，贤淑妇女、贞节女子在乡里表彰事迹。这大概是为了阐明并尊崇教化功业，广泛培植清正风气，使只要有美好品性的人，无论显贵或隐微都能得到彰明；只要怀有美好德行，男女都能同享荣誉。从前王▯建立了寒松般的节操，齐王便表彰他的里门；义姑树立了卓异绝伦的操守，鲁侯便高悬表彰她的门庭。臣亲眼见到，已故郁林太守陆绩的女儿郁生，年少时便履行贞洁独特的品行，幼年就树立不可动摇的节操。她十三岁时，嫁给同郡人张白。侍奉公婆三个月，妇礼还没有完成，张白遭逢家中灾祸，迁居后死在异郡。郁生高声申明节操，义气显现在脸上；权贵车马往来交错，她发誓守节而不答应改嫁，奉养张白的姐妹，居处在艰难困苦之中，经历水火般的磨难，心志如霜雪般清白，义心比金石更加坚定，诚信贯通神明，按照礼制为他送终，邦国之人都仰慕效法。臣听说，彰明德行要靠实际行动，显扬行为要靠爵位；如果没有名位爵禄，劝人为善就不能严明。所以士人有诔文，鲁人便记载他的勇敢；杞国妇人被载入史书，齐人便为她的哭泣而哀伤。乞求圣朝斟酌前代训典，上开天子的聪明，下施大地般的厚德，赐给郁生‘义姑’的称号，以激励妇女的贞节，那么皇上的教化将和穆畅达，士人妇女都会改变看法、受到激励。（《吴志·陆绩传》注引《姚信集》，说‘有表称赞她’等语。） ◇昕天论 我曾读《汉书》，书中说：冬至时太阳在牵牛宿，离北极最远；夏至时太阳在东井宿，离北极最近。这是想用来推算太阳运行日数的长短。我认为，太极处在二十八宿的中央，即使有远近，也不可能相差一倍。如果天空包着大地，像鸡卵包着鸡黄一样，那么大地凭什么依托而立，并且自行安稳坚固呢？如果有四根维系天地的柱石，那么天空运行时，将会彼此相互妨害。假使没有四维，而是凭水势漂浮，那么这也不是事物成立的本性。如果天沿着地、地运行在水中，那么日月星辰运行时，也将不能依循自身的规律。因此，关于两层大地的说法，是说下层大地就是上层大地的根，天空运行在两层大地之间。如今昕天之说认为，大地的形体立在下面，天的形象运行在上面，就像人属于有灵性的虫类，而人的形体最像天。现在人的下颌向前突出、接近胸部，而颈项不能覆盖后背；从近处取自身作比，就知道天的形体是南方低入地下、北方偏高。冬至时北极最低，而天空运行接近南方，所以太阳离人远、北斗离人近；北方寒气到来，所以冰冷。夏至时北极最高，而天空运行接近北方，所以北斗离人远、太阳离人近；南方热气到来，所以蒸热。北极高的时候，太阳在地面以上运行的路径较浅，所以夜短；天离地较高，所以昼长。北极低的时候，太阳在地面以下运行的路径较深，所以夜长；天空在地下的距离较浅，所以昼短。这样说来，天空的运行，冬天依据浑天说，夏天依据盖天说。（《晋书·天文志上》《宋书·天文志一》《隋书·天文志上》《御览》卷二） ◇告诫儿子 古人行善，不是为了求名，也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内心自然甘愿，把它作为自己的准则；即使遭受改变和损害也不亏损，始终如一。进取时合于神明的意旨，退处时合于人的道义，所以神明保佑他，众人尊敬他，声名自然显扬，荣誉俸禄自然到来，这是事情发展的势头。又有些人内心屈服、表面附和，口头吐露真实、内心却怀着欺诈；见到贤人时暂且自我更新，退居以后便放纵欲望；听到赞誉便惊慌地自我修饰，受到责怪便抛弃善的开端。凡是失去名位的人，往往多有怨恨并且伤害善人；怨恨一个人，众人就会憎恶他；伤害一个善人，众人就会怨恨他。他即使想陷害别人来抬高自己，也不可能做到，只不过是在自我毁灭罢了。只是，真伪不能掩盖，褒贬也不能妄加；舍弃虚伪而遵从真实，忘掉自己而观察别人，这样就可以通达；舍弃自我而顺应别人，离开否塞而趋向安泰，这样就可以弘大。贵贱没有常定，只在于人自己招致。只要善良，平民的儿子也可以达到王公的地位；如果不善，王公的儿子也会反过来成为平民。难道不应当努力吗？（《艺文类聚》卷二十三） ◎周昭 周昭，字恭远，颍川人，与韦昭、薛莹、华核共同撰述《吴书》。孙休时任中书郎，因事获罪被诛。有《周子新论》九卷。
◇赠孙奇诗序散骑侍郎、武骑都尉孙奇字仲容，年十七，以秀才入待帷幄，余作诗一篇，美而讽之。（《御贤》二百四十一引《周绍新论》，即「昭」之误。）◇新论论步骘、严▯等古今贤士大夫所以失名丧身倾家害国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归，总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论议，一也；争名势，二也；重朋党，三也；务欲速，四也。急论议则伤人，争名势则败友，重朋党则蔽主，务欲速则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者也。当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岂独古人乎！然论其绝异，未若顾豫章、诸葛使君、步丞相、严卫尉、张奋威之为美也。《论语》言「夫子恂恂然善诱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豫章有之矣。「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使君体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学不求禄，心无苟得，卫尉、奋威蹈之矣。此五君者，虽德实有差，轻重不同，至於趣舍大检，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出于孤家，吾粲由于牧竖，豫章扬其善，以并陆、全之列，是以人无幽滞而风俗厚焉。使君、丞相、卫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诸论者因各叙其优劣。初先卫尉，次丞相，而后有使君也；其后并事明主，经营世务，出处之才，仪有不同，先后之名，须反其初，此世常人所决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无亏损，岂非古人交哉！又鲁横江昔杖万兵，屯据陆口，当世之美业也。能与不能，孰不愿焉。而横江既亡，卫尉应其选，自以才非将帅，深辞固让，终於不就。后徙九列，迁典八座，荣不足以自曜，禄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为上将，穷富极贵。卫尉既无求欲，二君又不称荐，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斯有风矣。又奋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当一方之戍，受上将之任，与使君、丞相不异也。然历国事，论功劳，实有先後，故爵位之荣殊焉。而奋威将处此，决能明其部分，心无失道之欲，事无充诎之求，每升朝堂，循礼而动，辞气謇謇，罔不惟忠。叔嗣虽亲贵，言忧其败；蔡文至虽疏贱，谈称其贤。女配太子，受礼若吊，慷慨之趣，惟笃人物，成败得失，皆如所虑，可谓守道见机，好古之士也。若乃国经家，当军旅，于驰骛之际，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为过人。至其纯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当世，保全名行，邈然绝俗，实有所师。故粗论其事，以示后之君子。（《吴志·步骘传》，又见《御览》四百四十五）◇又论薛莹等薛莹、王蕃，器量绰异，弘博多通；楼玄清白节操，文理条畅；贺劭厉行贞洁，机理清要；韦曜笃学好古，博观群籍，有记述之才。胡冲以为玄、劭、蕃一时清妙，略无优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劭当次之。华核诗赋之才，有过於曜，典诰不及也。（《御览》四百四十五。）◇立交交之为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群臣始立，而有人伦上下之叙，象天地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亲，则国安治强；交败情乖，则国危治弱，立交者欲其亲也。是故百姓不亲，禹作司徒，疏者能睦。廉颇相如，忍忿以崇厚；陈平周勃，感陆生而相亲。所以安赵於强敌，定汉於始几。此交接之大义，帝王之极务，闻之于《易》曰：「交乃人伦之本务，王道之大义也。」（《御览》四百六引周昭《新撰》，盖《新论》之误）◎韦昭昭字弘嗣（陈寿避司马文王讳，追改名「曜」。）吴郡云阳人。为丞相掾，除西安令，入拜尚书郎，迁太子中庶子。后为黄门待郎。孙亮时迁太史令。孙休时历中书郎、博士祭酒。孙皓嗣位，封高陵亭侯，迁中书仆射职省，拜侍中，领左国史。凤皇二年忤旨，下狱诛。（有《国语注》二十二卷，《吴书》五十五卷，集二卷。）◇云阳赋八乡九市，亭候二六，列树表途，路有庐宿。（《御览》一百九十四）甘蔗▯卑柿，榛栗木瓜。（《御览》九百七十一引韦曜《灵阳武赋》，列于潘岳《闲居赋》之前，知「灵」是「云」字，即赋之重出。）
译◇《赠孙奇诗》序 散骑侍郎、武骑都尉孙奇，字仲容，十七岁时以秀才身份入朝，在帷幄中待命，我作诗一篇，赞美他并加以劝诫。（《御贤》卷二百四十一引《周绍新论》，‘绍’即‘昭’字之误。） ◇《新论》评论步骘、严畯等人 古今贤士大夫之所以失去名声、丧失生命、倾覆家业、危害国家，原因不止一个。然而概括其根本，归纳其通常的祸患，不过四种罢了：急于争论是第一，争夺名位权势是第二，重视朋党是第三，追求速成是第四。急于争论就会伤害别人，争夺名位权势就会败坏朋友关系，重视朋党就会蒙蔽君主，追求速成就会丧失德行；这四种弊病不除，没有人能够保全。当世君子能不这样做的，也常常有，难道只有古人吗？但是说到极其卓异的人，还不如顾豫章、诸葛使君、步丞相、严卫尉、张奋威做得好。《论语》说‘孔子恭敬温和地善于诱导人’，又说‘成全别人的美德，不成全别人的恶行’，顾豫章具有这些特点。‘远望他庄严端正，接近他却温和可亲，听他说话又严厉’，诸葛使君体现了这些品德。‘恭敬而安详，威严而不猛烈’，步丞相践行了这些品德。不以求禄为学习目的，内心没有苟且求取的念头，严卫尉、张奋威做到了这些。这五位君子，虽然实际德行有差别，轻重也各不相同，但在取舍和根本操守上，都不犯这四种弊病，完全是一致的。从前丁瑀出身孤寒之家，吾粲原本是牧童，顾豫章宣扬他们的善行，使他们与陆逊、全琮并列，因此没有人的才德会被埋没，社会风气也因而淳厚。诸葛使君、步丞相、严卫尉三人，从前都是平民，彼此友善，评论者于是分别叙说他们的优劣。起初先推重严卫尉，其次是步丞相，后来才是诸葛使君；后来他们一同侍奉明主，经营世间事务，出仕或退处的才能各不相同，名次的先后却应当恢复到最初的次序，这是世俗常人的评判，往往会看重或轻视其中一方。至于三人的友谊，最终没有受到损害，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交友吗？又，鲁国横江将军从前统领一万军队，屯驻占据陆口，这是当时值得称美的功业。谁有能力而不愿意呢？横江死后，严卫尉被选来接替他，却认为自己不是将帅之才，坚决辞让，最终没有赴任。后来他迁任九卿，升为典领八座的官职，荣誉不足以自我炫耀，俸禄也不足以供养自己。至于另外两人，都位至上将，富贵达到极点。严卫尉既没有求取欲望，另外两人也没有相互称荐，各自守住自己的志向，保全了自己的名声和交情。孔子说：‘君子庄重自持而不争斗，合群而不结党。’这正是这种风气。又，张奋威的名望，也仅次于三人。当他镇守一方、接受上将任命时，与诸葛使君、步丞相没有不同。然而历经国事、论定功劳，实际上有先后之别，所以爵位的荣耀也不同。张奋威处在这样的地位，却一定能明确自己的职分；内心没有违背正道的欲望，办事没有求取盈余的欲望。每次登上朝堂，都依照礼制行动，言辞刚正，无不只想着尽忠。叔嗣虽然亲近显贵，他却直言担忧其失败；蔡文至虽然疏远卑贱，他却谈论并称许其贤能。女儿嫁给太子，接受婚礼时却像在吊丧；他的志趣慷慨激昂，只专心于评价人物，对成败得失的判断，都如同他所预料。可以说，他是守持正道、能够识见时机、喜好古道的人。至于治理国家、整顿家室，身处战争之中，在奔驰忙乱之间建立霸王般的功业，这五个人还没有超过常人。可是说到纯粹地履行正道，不苟且求取，随世沉浮而保全名声品行，远远超出世俗，实际上确实有值得师法之处。所以我粗略评论这些事情，用来给后世君子看。（《吴志·步骘传》，又见《御览》卷四百四十五） ◇又评论薛莹等人 薛莹、王蕃的器量宽宏而卓异，学识宏博、通达多方；楼玄清白而有节操，文章义理条理流畅；贺劭行为严厉而贞洁，才思和义理清楚精要；韦曜专心求学、喜好古道，广泛阅览群籍，具有撰写记述的才能。胡冲认为，楼玄、贺劭、王蕃是一时的清雅俊秀之士，大体没有优劣之分；如果一定要排定次序，楼玄应当居先，贺劭次之。华核作诗赋的才能超过韦曜，撰写典诰的能力则不如他。（《御览》卷四百四十五。） ◇论交友 交友之道，起源于伏羲时代。天地造化开始时，群臣初步建立，于是有了人伦上下的秩序，象征天地交合通泰，以此辅佐百姓。唐、虞以及三代，没有不依循这一道理的。所以交往关系完整、感情亲密，国家就安定、政治就强盛；交往败坏、感情乖离，国家就危险、政治就衰弱。建立交往，目的在于使人亲近。因此百姓不亲睦，禹便任命契为司徒，使疏远的人能够和睦；廉颇、蔺相如忍住愤怒，以增进厚重的情谊；陈平、周勃受到陆贾感化而彼此亲近。因此能使赵国在强敌面前安定，使汉朝在初创之际稳定。这就是交接的大义，是帝王最重要的事务。《易》说：‘交往是人伦的根本事务，是王道的大义。’（《御览》卷四百六引周昭《新撰》，大概是《新论》之误。） ◎韦昭 韦昭，字弘嗣（陈寿避司马文王的名讳，后来改名为‘曜’），吴郡云阳人。任丞相府属官，授西安县令，入朝任尚书郎，升任太子中庶子。后来任黄门侍郎。孙亮时升任太史令。孙休时历任中书郎、博士祭酒。孙皓继位后，封高陵亭侯，升任中书仆射、职省，授侍中，兼任左国史。凤皇二年因违背皇帝旨意，下狱被诛。（有《国语注》二十二卷、《吴书》五十五卷、文集二卷。） ◇《云阳赋》有八乡、九个市，二十六座亭候；道路两旁排列着树木作为标志，路上有供人住宿的房舍。（《御览》卷一百九十四） 有甘蔗、▯卑柿、榛子、栗子和木瓜。（《御览》卷九百七十一引韦曜《灵阳武赋》，排列在潘岳《闲居赋》之前，可知‘灵’是‘云’字，这篇赋是重复收录。）
◇上鼓吹饶歌十二曲表当付乐官善歌者习歌。（《宋书·乐志一》）◇因狱吏上辞囚荷恩见哀，无与为比，曾无芒▯，有以上报，孤辱恩宠，自陷极罪。念当灰灭，长弃黄泉，愚情忄娄々，窃有所怀，贪令上闻。囚昔见世间有《古历注》，其所纪载既多虚无，在书籍者亦复错谬。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起自庖牺，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别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误。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职训》及《辩释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写始毕，会以无状，幽囚待命。泯没之日，恨不上闻，谨以先死列状，乞上言秘府，于外料取，呈内以闻。追惧浅蔽，不合天听，抱怖雀息，乞垂哀省。（《吴志·韦曜传》）◇国语解叙昔孔子发愤于旧史，垂法于素王。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托王义以流藻，其渊原深大，沈懿雅丽，可谓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识高远，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遭秦之乱，幽而复光，贾生史迁，颇综述焉；及刘光禄于汉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谬。至于章帝，郑大司农为之训注，解疑释滞，昭晰可观。至于细碎，有所阙略，侍中贾君，敷而衍之，其所发明，大义略举，为已忄▯矣。然於文间，时有遗忘，建安黄武之间，故侍御史会稽虞君、尚书仆射丹阳唐君，皆英才硕儒，洽闻之士也，采摭所见，因贾为主，而损益之。观其辞义，信多善者，然所理释，犹有异同。昭以末学，浅暗寡闻，阶数君之成训，思事义之是非，愚心颇有所觉。今诸家并行，是非相贸，虽聪明疏达识机之士，知所去就；然浅闻初学，犹或未能祛过。切不自料，复为之解。因贾君之精实，采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觉，增润补缀。参之以五经，检之以内傅，以世本考其流，以《尔雅》齐其训，去非要，存事实；凡所发正三百七事，又诸家纷错，载述为烦，是以时有所见，庶几颇近事情，裁有补益。犹恐人之多言，未详其故，欲世览者，必察之也。（明道本《国语》）
◇博奕论盖闻君子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称，故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齿之流迈而惧名称之不立也，故勉精厉操，晨兴夜寐，不遑宁息，经之以岁月，累之以日力，若宁越之勤，董生之笃，渐渍德义之渊，栖迟道艺之域。且以西伯之圣，姬公之才，犹有日昃待旦之劳，故能隆兴周道，垂名亿载，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历观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积殊异之迹，劳身苦体，契阔勤思，平居不坠其业，穷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黄霸受道于囹圄，终有荣显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吴汉不离公门，岂有游惰哉？今世人之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奕，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犹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陈，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是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养，其在朝也，竭命以纳忠，临事且犹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贞纯之名彰也。方今大吴受命，海内未平，圣朝乾乾，务在得人，勇略之士则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则处龙凤之署。百行兼苞，文武并鹜，博选良才，旌简髦俊，设程试之科，垂金爵之赏，诚千哉之嘉会，百世之良遇也。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衮龙之服、金石之乐，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在《吴志·韦曜传》，《文选》，《艺文类聚》七十四）
译◇上奏《鼓吹饶歌》十二曲表 应当交给乐官中善于歌唱的人学习演唱。（《宋书·乐志一》） ◇通过狱吏上呈的辞章 囚徒承受您的恩德而受到怜悯，这是无人能比的；我曾没有丝毫微薄的才能可以报答，却辜负恩宠，自己陷入极重的罪过。想到将要灰飞烟灭，永远被弃置黄泉，愚昧的内心惶恐不安，私下有所怀抱，冒昧请求让它上达天听。囚徒过去见世间有《古历注》，其中所记载的多属虚妄，即使是书籍中所载，也多有错误。我于是查考传记，核对异同，采集耳闻目见所及，撰成《洞纪》，上起庖牺，下至秦、汉，共三卷；又准备从黄武年间开始另作一卷，事情还没有完成。又见刘熙所作《释名》，确实有许多精当之处；然而事物种类很多，难以全部详尽考察，所以其中有时有得有失，关于爵位的内容也有不正确之处。愚臣认为，官爵是当今急需明确的事情，不应当有错误。我忘却自己极其卑微，又撰作《官职训》和《辩释名》各一卷，想要上表呈献。新稿刚刚写完，恰逢因无罪而获罪，被关押等待命运。若在湮没之日仍不能使它上达，必将遗憾，所以恭谨地在临死以前陈列这些情况，请求向秘府进言，从外面取出这些书稿，呈入宫中让皇帝知道。又担心自己见识浅陋、受到蒙蔽，不能符合圣上的听闻，抱着恐惧屏息，请求垂怜省察。（《吴志·韦曜传》） ◇《国语解》序 从前孔子对旧史发愤研治，为后世素王垂下法则。左丘明依据圣人的言论抒发思想，寄托王道义理来铺陈文采；他的学问渊源深厚广大，沉静美善而典雅华丽，可以说是应时而出的杰出人才，是博物善作文章的人。他的见识明达高远，典雅的思想却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所以又采录前代自周穆王以来、下至鲁悼公诛杀智伯的史事，以及各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的规律，编成《国语》。它的文章不以经书为主，所以称为‘外传’。因此，它包罗天地，探究祸福，揭示幽微，彰明善恶，清楚明白，确实可以与经书、典籍并列，不只是诸子一类的著作。遭逢秦朝之乱后，它一度隐没而重新显现；贾谊、司马迁颇多加以综述。到了汉成帝时，刘向任光禄大夫，才重新考订校勘，订正疑误。到了汉章帝时，郑大司农为它作训注，解释疑难、疏通滞碍，阐明得很可观。至于细碎之处有所缺略，侍中贾逵便加以铺陈扩展；他所发明的内容，大义大略已经举出，基本已经完备。然而文句之间有时仍有遗漏。建安、黄武年间，故侍御史、会稽人虞君和尚书仆射、丹阳人唐君，都是英才硕儒、博闻之士，便采集自己所见，以贾逵的注解为主，加以删减增补。考察它的文辞义理，确实有很多好的地方；然而对其中的解释和疏理，仍然存在不同。我韦昭只是后学，见识浅陋、闻见少，凭借几位先生已经完成的训释，思考其中义理的是非，愚见颇有所觉察。如今各家注本并行，彼此是非混杂，即使是聪明通达、能够识别时机的人，也知道该取什么、舍什么；然而见闻浅薄的初学者，仍然有时不能除去错误。我不自量力，又为它作注解。因循贾君精确实在的解释，采纳虞君、唐君可信而精善的内容，也采用我自己的见解，增加润色，补充缀辑。参照五经，用内傅加以检验，以《世本》考察源流，以《尔雅》统一训释；删去不重要的，保留事实。总共订正三百零七处；又因为各家说法纷乱错杂，记载解释过于繁多，所以按时采纳自己的见解，希望较为接近事实，多少有所补益。仍然担心众人议论纷纷而不了解其中缘故，所以希望后世阅读的人，一定仔细考察。（明道本《国语》） ◇《博奕论》我听说，君子以当年不能建立功业为耻，以至死而声名不能显扬为忧，所以说：‘学习如同赶不上什么一样，仍然担心会失去它。’因此古代有志之士，哀叹年岁流逝，害怕声名不能建立，于是勤勉精进、磨炼操守，早晨起身、夜晚就寝，来不及安宁休息，年复一年，日积月累地用力，像宁越那样勤苦，像董仲舒那样笃实，逐渐浸润于德义的深渊，安处于道艺的领域。何况有西伯那样的圣德、姬公那样的才干，尚且有太阳偏西仍不休息、等待天明才就寝的劳苦，所以能够兴盛周道、使名声流传亿万年；何况臣民，难道可以就此停止吗？纵观古今建立功名的人，都有长期积累而形成的非凡事迹，劳累身体、苦心思虑，平日不荒废自己的事业，困穷时也不改变平素的志向。因此卜式立志于耕田放牧，黄霸在囹圄中接受道理，最终都获得荣耀显达的福分，成就不朽的名声。所以尹吉甫勤于早晚，吴汉不离开公门，难道有游荡懒惰的吗？如今世上的人很多不致力于经学，喜好玩弄博弈，荒废事务、抛弃事业，忘记睡眠和饮食，整日直到天亮，接着又点燃油烛继续玩。当他们来到棋局前相互争胜，胜负尚未决定时，专心用力、意志锐利，心神劳苦、身体疲倦；人间事务荒废而不修治，宾客旅人缺少接待；即使有太牢的食物、《韶》《夏》的音乐，也没有空闲顾及。有时甚至赌上衣物，移动棋子、改变棋路，廉耻之心驰散，愤怒暴戾的神色显露出来；然而他们的志向不超出一盘棋，所致力的不超过方格之间。战胜对手没有封爵的赏赐，就像土地上没有兼并土地的实际收益。它的技艺不属于六艺，它的作用不能治理国家。修养立身的人不会凭借这种技艺取得成就，征召选拔人才也不依据这种道路。拿它同战阵相比，不是孙武、吴起一类的本领；拿它同道艺相比，不是孔门的学问；把变诈当作追求，不是忠信的事情；把劫夺杀戮当作名目，不是仁人的心意；只是白白妨碍时间、荒废事业，最终毫无补益。这和设置木头去敲打它、放置石头去投掷它，有什么不同呢？况且君子居家时，要勤劳自身以取得供养；在朝廷任职时，要竭尽生命以奉纳忠诚，处理事务尚且常常顾不上吃饭，哪里值得沉溺于博弈呢？正因为这样，孝顺友爱的行为才能建立，贞正纯洁的名声才能彰显。如今大吴承受天命，天下还没有平定，圣朝勤勉不懈，致力于得到人才；有勇力谋略的人便接受熊虎般的重任，儒雅之士便处在龙凤般的官署。各种品行兼收并蓄，文武人才一同奋进，广泛选拔良才，表彰选用杰出之士，设置考试选拔的科目，颁下金爵的赏赐，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盛会、百世难遇的良机。当世之士应当努力思考最高的道理，珍惜功业、爱惜力量，用来辅佐清明时代，使姓名载入史册，功勋记录在盟府；这是君子的首要任务，也是当今最紧迫的事情。一块木制棋盘，哪里比得上封赐方圆之国？三百枚枯棋，哪里比得上统率万人？衮龙之服、金石之乐，足以兼有棋局和博弈所能带来的满足。假如世人把博弈的力量转用于诗书，就是有颜回、闵损那样的志向；转用于智谋计策，就是有张良、陈平那样的思虑；转用于经营财货，就是有猗顿那样的富有；转用于射箭驾车，就是具备将帅的才能。这样一来，功名就能建立，鄙陋卑贱也会远离。（见《吴志·韦曜传》《文选》《艺文类聚》卷七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