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孙景邕

译卷五十 ◎孙景邕 孙景邕，永平年间任国子博士。◇陈终德为祖母服重丧三年的议论 嫡孙继承祖父之后，为祖父服丧三年；不能因为没有世袭品爵，就把他降同庶孙。因此，陈终德应当排在各位叔父之前。（《魏书·礼志》四。永平四年十二月，员外将军、兼尚书都令史陈终德的祖母去世，他想服齐衰三年，但认为自己没有世袭爵位的尊重地位，不可以凌越叔父；若降同一般孙辈，又恐怕违背嫡孙继承祖父的义理，于是请求详加订正。国子博士孙景邕、刘怀义、封轨、高绰，太学博士袁升，四门博士阳宁居等人发表意见。又见《通典》八十九。） ◇又一议 《丧服》虽然以士为主要对象，但一定也下包庶人。为什么这样说？大夫以上的丧服制度，每一条都分别列明；到了庶人，只是包含在其中而不再叙述，这与士的制度相同，已经没有什么可疑的了。只有“庶人为国君”这一条，是说明义服轻重的，与孙、祖之间的关系无关。况且受封于曾祖，患残疾的祖父也没有可以传给后人的世袭爵位，却仍然服丧三年，可见不一定要以世袭爵位为依据。霜降露濡，异类也都受到感发；承重的嫡系继承人，难道能和寝庙祭祀的主持人区别对待吗？嫡孙的制度本来就不能另作特殊解释。况且古代从卿以下，都不区别是否世袭；末世僭越妄为的做法，不能拿来讨论通行的礼典。因此《春秋》讥刺世袭卿大夫，《王制》称大夫不得世袭，这是明确的训诫。《丧服》经文虽然没有“嫡孙为祖父服三年”的正文，却有祖父为嫡孙服周服的规定；难道祖父因为嫡孙而为自己服重丧，而嫡孙却与庶孙一样只为祖父服期服，这在义理上说得通吗？为祖父服三年，是近代从未改变的制度。按照古代制度，士的官禄不过二百石以上，陈终德就是古代的庙士。即使陈终德尚未列入朝班，只要他说自己有仁心，就一定应当这样实行。何况他已经位列士流，正处于应当遵守礼制的时代，却因为顾虑庶叔的嫌疑，废弃嫡孙服重丧的地位，这并不是成人应有的善行。（《魏书·礼志》四、《通典》八十九。） ◇又一议 《丧服》正文中，大夫以上的制度，每件事都明确列出；只有庶人，包含在其中而不明说。这种向下通用的意义，清楚明白，没有疑惑。所谓官族，是说世代有功；所谓食旧德，是说有德行的诸侯能够世袭其地位；（《通典》作“谓德继于位”。）所谓兴灭国、继绝世，是说诸侯、卿、大夫没有罪而被诛杀、导致后代断绝的情况。况且金貂七▯毛，杨氏四公，虽然因官位相承，难道能说是世袭俸禄吗？晋太康年间，令史殷遂因为父亲殷祥（《通典》作“殷朔”）未能承继祖母的服制，请求恢复为祖母服丧三年。当时朝廷认为礼制没有代替父亲追服的条文，却也没有不准许服三年的制度，这就是晋代已经形成的规矩。（《魏书·礼志》四、《通典》八十九。） ◎李苗 李苗字子宣，是梓潼涪人。延昌年间，离开梁国投奔魏国，代理龙骧将军。孝明帝即位后，授员外散骑侍郎，加授襄威将军。正光末年，任魏子建行台郎中。孝昌年间，返回任镇远将军、步兵校尉。不久兼任尚书右丞，授司徒司马，转任太府少卿，加授龙骧将军。建义三年，在河桥抵抗尔朱世隆，溺水而死。追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梁州刺史，谥号忠烈。◇上书请求平定巴蜀 从前晋室屡遭厄运，华夏与戎狄纷乱不止，三燕、二秦在中原咆哮，九州分崩，五方破裂。皇室承继天命，从北向南，诛灭奸雄，在河洛定都，唯独荆州、扬州仍然阻隔王化。如今仁德广泛施行于江、汉之间，威势远播吴、楚，国家富足，军队强盛，百姓家给人足。凭着占九成而有八成的形势，已经有兼并弱小、进攻昏乱的条件，却想安逸享乐，把祸患遗留给子孙，这是违背高祖的根本谋划，不是深谋社稷的做法。确实应当斟酌东西两方戍守的轻重关键，估量疆场险易安危的形势，探察南人的攻守和窥伺觊觎之情，筹划军队、战车、兵器和征讨的准备。然后舍弃我们的短处，避开敌人的长处，解除最困难之处，进攻最容易之处，夺取险要，割取肥沃土地，数年之内，荆州、扬州就可以兼并。如果舍弃舟楫而登上平原，收拢后军、疏散前军，这正是江、淮地区的短处；舍弃车马而在飞浪中航行，顺流奔驰追逐，又不是中原的长处。对方不敢进入平地争强，我们也不能越过大河追求利益。如果双方都避开自己的短处，各自依仗长处，那么东南还看不到可以灭亡的机会，而淮水、沔水一带将形成相持的局面。况且盈满与昃落相互倾转，是阴阳运行的常理；盛衰交替，五德循环运行。如今以最强进攻最弱，必然有吞并的道理；如果以最弱抵御最强，哪里会有保全成功的办法？所以明王圣主都想及时建立功业，成就万世基业。离开高处趋向低处，百川因此能够长久流淌；选择容易的而避开困难的，兵家因此能够常胜。如今巴蜀孤悬在外，距离建邺遥远，偏师独自戍守，逆流而上长达一万里；当地牧守没有良能，专门进行抢劫剥削，官职靠钱财取得，案件靠贿赂判成。士民思念王化，十家中有九家如此，伸长脖子向北张望，每天都盼望王师到来。如果任命一名偏将，慰问百姓、讨伐罪人，不使战尘相接，就可以传布檄文而平定。守住白帝城的险要，占据上游的地势，遵循士人治理的旧迹，扫荡建邺的逃亡势力，然后停止武备、修明文教，制定礼仪、制作音乐，天下幸甚，难道不是盛大的功业吗！（《魏书·李苗传》） ◇上书论秦、陇军事 臣听说，粮食少而军队精锐，适合速战；粮食多而士卒众多，事情适宜持久。如今陇地贼军猖狂，并没有长期积蓄，虽然占据两座城池，本来却没有德义。他们的形势在于迅速进攻，每天都有投降归附的人，拖延下去就会人心离散，坐等崩溃。疾风骤起时，逆势而行的人只求侥幸建立功劳；高墙深垒，则王师有全面控制的策略。但天下长久太平，人民不懂军事，追逐利益时彼此不相等待，逃避灾难时彼此不相顾惜，将领没有法令，士卒没有训练。以骄纵的将领统率懒惰的士卒，不考虑长久的计划，也不致力于灵活运用奇正之道，必然有莫敖轻敌的心志，恐怕没有充国持重的谋略。如果让陇东失守，▯军败散，那么二秦就会强盛起来。三辅危弱，是国家的右臂，也将在这里废弃。如今应当先约束大将，深挖壕沟、筑高营垒，坚守而不要出战；另行命令偏师，率精兵数千，从麦积崖出击，袭击敌军后方，那么▯、岐一带的群妖自然会溃散。（《魏书·李苗传》。正光末年，二秦反叛，李苗认为陇地军队强悍而且聚集的军队缺乏物资，于是上书。又见《北史》四十五。） ◎蒋雅哲 蒋雅哲，延昌年间任四门博士。◇叔母和兄长之子去世时出入使用鼓吹的议论

译凡是三司那样尊贵的身份，以及开国功臣那样重要的地位，对于王者服制都有厌绝的规定。如果身份尊贵而与死者地位相等，即使关系疏远，也应当撤去音乐。如果身份不同，子孙同族中非嫡系者的丧事，在入殓之后，按义理不必停止音乐。（《魏书·礼志》四。） ◎韩神固 韩神固，延昌年间任国子助教。◇叔母和兄长之子去世时出入使用鼓吹的议论 羽饰和旄旗可以使耳目获得舒展，丝竹音乐可以尽情享受游宴的快乐，所以对于悬挂乐器的礼乐制度，遇到哀丧就应停止。至于德行节俭合乎礼制，升降进退都有一定规矩；仪仗文物显示旗帜的威严，锡鸾发出车马行进的声响，鸣铙用来警戒众人，吹笳用来清理道路，这些都是用来区别等级、彰明贵贱的，并不是把哀乐之情置于其中。臣认为威仪和鼓吹依旧使用是适宜的。（《魏书·礼志》四。） ◎孔▯ 孔▯，宣武帝时任四门小学博士。◇上书论李谧的学问品行 臣私下见到已故处士、赵郡人李谧，他十岁丧父，悲痛号哭，使邻人停止前来吊唁；年幼时侍奉兄长，恭敬顺从，完全表现出兄弟友爱的真诚。十三岁就通晓《孝经》《论语》《毛诗》《尚书》，尤其精通历数之术，州里乡党都称他为神童。十八岁时，他专心求学、接受学业，当时的博士就是孔▯。他从头到尾阅读经书，讨论义理的端绪，探究事物的条理，凡是向他授业的人无不欣赏他的言论。于是汇集各部经书，广泛校勘异同，比较三《传》的事例，编成《春秋丛林》，共十二卷；替孔▯等人判别分析隐微难明之处，接近一百条。凡是停滞难通的地方，没有一处长期停滞；细微之处也一定阐发。凡是通达之处，也不一味强作通达；有错误就加以纠正。他不苟且立言而违背经义，也不粉饰辞句而背离道理。文辞气势磊落，读者看了忘记疲倦。他常说：“大丈夫拥有万卷书，哪里还需要面南而王、拥有百座城池呢？”于是断绝踪迹，闭门读书，谢绝宾客；变卖产业来经营书籍，亲手删削整理，所藏没有重复的书卷已有四千多卷。他还汇集编次各家著作，搜寻比较正直的议论，严冬一直读到天亮，盛夏通宵达旦。即使董仲舒不窥视园圃、君伯闭门不出、高凤专心读书而忘记麦穗漂走、张生读书忘记吃饭，与此人相比，也不足以作比。李谧曾经到已故太常卿刘芳那里推究询问音义，谈到中古以来兴衰的原因，刘芳于是叹息说：“您如果遇到高祖，侍中、太常这样的职位就不会是我的了。” 前任河南尹、黄门侍郎甄琛在宫内辅佐近臣，朝野都注目于他。当时亲友熟人来请求做官，他回答说：“赵郡李谧沉醉于学问、守持道义，不因时俗而烦闷，常常想推荐他，只是还没有次序罢了。诸位为什么要轻率地自我引荐呢？”他又对自己的儿子说：“从前郑玄、卢植不远数千里到扶风拜马融为师，如今你们的明师离得很近，为什么不去求学呢？”又对朝廷官员说：“甄琛的品行并不愧对当时，只是还没有推荐李谧，因此对不起朝廷。”李谧又在山岩旁建造屋舍，依着山崖开凿书室，正想教导那些年轻学子，宣扬古代典籍，希望西河的教育重新兴盛，北海的风尚不致衰坠。然而他的善行和志向还只是传闻，就因突发疾病去世了。国家和百姓都怀着人才夭折的悲痛，儒生们则怀着栋梁摧折般的哀思。何况我们孔▯等人，有的接受过他的议论，有的亲自承受过他的教诲；师生之间的情义，难道可以默不作声吗！（《魏书·逸士李谧传》。延昌四年去世。四门小学博士孔▯等四十五名学官上书，诏令谥为贞静处士。） ◎王硕 王硕任上党王长孙稚的管记。◇向上党王禀告 我听说世子的聪慧资质出自天性，眼睛看过一次的东西，便能背诵出来。这实在是历代少有的才能，我私下希望能够验证一下。（《周书·长孙绍远传》。长孙绍远的父亲是长孙稚。长孙稚任寿春牧时，长孙绍远刚十三岁。长孙稚的管记王硕听说绍远记忆力很强，心里认为不可能，于是将此事禀告长孙稚。） ◎李业兴 李业兴，是上党长子人。曾拜徐遵明为师。宣武帝时，被举为孝廉，任校书郎。孝明帝时，多次升迁至奉朝请。历任临淮王▯骑兵参军、广陵王元渊外兵参军。孝庄帝时，授著作佐郎，赐爵长子伯。长广王建号时，授通直散骑侍郎。前废帝时，加授宁朔将军。又授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孝武帝时，转任散骑侍郎，授平东将军、光禄大夫，不久加授安西将军。封屯留县子。转任中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后来入朝任侍读。孝静帝时，授镇南将军、兼散骑常侍，加授中军大将军。授国子祭酒，出任太原太守。齐文襄帝征召他为中外府谘议参军。后来因事获罪，被禁止出仕。武定七年死于禁所。

译◇请求追赠徐遵明谥号的表 臣听说，推行道义、树立德行，并不是为了在当世求取利益；奉行道义、履行仁德，哪里是为了死后邀取恩宠？只是上天所赋予的爵位保存于身，果然会得到表彰门闾的礼遇；百姓所归附的声望，最终会获得享有祠墓祭祀的荣耀。臣恭敬地看见，已故处士、兖州人徐遵明，生长在衡门隐处，并没有依凭世族的根基；成长于原野，也没有凭借雕饰华美的居所。他寄托心志于深广之学，寄托情怀于恬淡高雅；处身寂静而不烦闷，生活简朴而不忧愁。因此能够垂帘专心求学，闭门独自有所成就，继承经书精微的言论，研习圣贤深妙的旨意。没有谁不进入他的门下、登堂入室，确实可以称为海内大儒，在当代独擅明师之誉。因此四方遥远之地，凡是知音之士，无不伸长脖子仰慕他的德行，接踵而来依从他的教化。每当他的精舍暂时开放，学者们持杖带书，远行不止千里，带着束修前来受业，登记在册的将近万人。他确实已经仰慕西河子夏的盛德，追比北海郑玄的高行。像汉代仰慕奇才、喜好士人、爱惜宾客、尊重贤者的风气一样，罢官游梁的人纷纷成列。徐遵明凭借深厚的德行和崇高的声望，首先受到礼聘；他拖着衣裾、迈着雅步前往，受到如同置醴待贤般的礼遇。黄门侍郎李郁完全知道并且明白他的才德，正要施行推荐上奏的恩礼，他却存心守志于山林，隐居乐道，终于一去不返。因此，北海王初入洛阳时，天下风从；徐遵明坚定地守持志节，忠贞清白始终不改，于是和太守李湛一起准备诛讨叛逆。当时偶然遭逢变故，受害而死于凶险之中。这样至诚的操守和高尚的节节被埋没而无人知晓，朝野人士共同叹息哀悼。臣恭敬地想，陛下远承龙图天命，俯察上天的意旨，每每专心听政而忘记日已西斜，常常坐着思考政事直到等候天明。即使是微小的功劳、细小的善行、片言只语、一举一动，也无不加以褒奖，赏赐衣裳，赠送玉帛。何况徐遵明冠盖一时，是当世的师表，却突然沉没于幽冥，表彰纪念竟然寂寥无闻。死者已经永远离去，不论荣誉高低，彰明文德、叙录人物，正可以借此敦厚风俗、勉励士人。臣寄身于学生之列，亲自蒙受他的顾念，只因铭记服膺师恩和再受教诲的深重情义，所以越过职分陈述愚见，冒昧惊扰帷幕之中的圣听。特此请求加给他显赫的谥号，追赠美好的爵位，向上彰明朝廷崇尚德行的风气，向下显示学徒考察古道的益处。如果陛下明察，曲加怜悯采纳，那么即使荒坟历经千载，也足以使他一生的德行尊贵显耀。（《魏书·徐遵明传》。永熙二年，徐遵明的弟子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上表。最终没有赠谥。） ◇答复信都芳驳议新历 岁星运行于天空，自从观测以来，八九年多来总是不到二度；如今新历增加二度。至于黄昏伏没、清晨出现，细微之处也没有差错。今天仰头观察，好像确实相差二度，但等到它升起和隐没时，仍然应当与历法相合。镇星自从制定《壬子》元历以来，每年都不足，所以《壬子》增加七度；也知道这样仍然不足五度，正想一并增加，又恐怕升没时一下子相差十度、十日，今后长期使用，会有很多地方不合。太白的运行有时突然快、有时突然慢，只取它最终会合的时刻罢了。近来十二月二十日，太白清晨出现在东方，用新旧两种历法推算，分寸没有不同。行星运行三日，突然相差四度。这样的事情每年都有，到了伏没和出现时，仍然依照历法推算。此外，信都芳只是嫌十二月二十日星辰的位置有前后差异。自从李业兴推算历法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他把上推千年的日月星辰中见于经史记载的情况，与凉州的赵匪攵、刘义隆、廷尉卿何承天、刘骏、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共同参照校验，李业兴的《甲子元历》比三种历法高明一倍。他考察洛京以来四十多年间五星的出没，岁星、镇星、太白在李业兴历法的起止时刻总是居中，即使有差异，也不过一日两日、一度两度；三种旧历的错误，往往相差十日十度。荧惑一星出没的规律本来就不固定，有时也不符合度数。祖冲之历比《甲子历》多十日六度；何承天历不足三十日二十九度，如今的历法又与《壬子》相同，并没有增加或减少。辰星一星，隐没的时候多，出现的时候少；等到它出现时，与历法并不相违，如今也依照《壬子》元历不作更改。太白、辰星只有从黄昏会合开始计算时有所不同。李业兴认为，天道高远，测量推步很难精确；五星的伏、留现象，推究考察并不容易，凭肉眼仰观也不能完全严密，只要掌握它们出现、隐没的大概规律，略去其中细小的差错，这样的历法就可以施行。如果只根据当时所见的验证，不考虑出没时的效验，那么历数之道几乎就要废弃了。制定历法的人，要把节气和朔日贯穿在千年之中，把闰余和斗分推算到毫厘以内。必须使盈缩适中，使间隔和期限的数值相合，使一周天的细分不差分毫，使阳历、阴历细微之处都没有差错；增减的数值，要用日月交会来验证；太阳所处的度数，要用月食来考察；上推下减，先确定各项条件，然后才能求得历元，这仍然像甲子难以恰好相遇一样。即使恰逢甲子，也还有分数上的差异，因此历法的春分、秋分等节气会有参差，不相等。如今新历以甲子为历元，七种计算率都遵循同一标准，日月五星如合璧连珠，所说的并没有错误。法理分明，按情理来说是可行的。像信都芳所说的那样，确实也没有错误。但一次会合期间星度不相符合，到会合结束时终究还会复归。依照历法，镇星前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现时相差五度，今天只相差三度；太白此前相差四度，如今完全没有差异。以此推知，出没的验证很快就能见效，今后长期使用，大体不会有错误。信都芳又说，按照去年十二月中旬推算新历，镇星在十二月二十日位于角宿十一度停留，而天空实际在亢宿四度停留，这是新历与天象相差五度；太白、岁星也各自有差异。拿《壬子》旧历校验，镇星与天象相差五度，太白、岁星也各有差异；这是旧历与天象相差更多，而新历相差较少。凡是制定历法，都必须积累多年、逐日观测天象，知道历法的疏密，然后审察哪一种更接近天象，用来制定历法。不能只凭一两个月就判定是非。比如荧惑运行天空七百七十九日，按照一迟、一疾、一留、一逆、一顺、一伏、一见的规律，七个阶段合为一周；太白运行天空五百八十三日，按照晨、夕的规律，七个阶段合为一周；岁星运行天空三百九十八日，七个阶段合为一周；镇星运行天空三百七十八日，七个阶段合为一周；辰星运行天空一百一十五日，按照晨、夕的规律，七个阶段合为一周。制定历法的人必须测知这七个阶段，然后才能制定推算方法。掌握这七个阶段，制定的历法才较为接近天象；不能掌握这些阶段，历法就十分粗疏，都不是一两天能够判定是非的。自五帝、三代以来，以及秦、汉、魏、晋，制定历法的人都经过多年长期观测，推算方法才值得取法。

译仓促制定的历法，当时有时似乎接近天象，却不能长久施行。只用三四年制定的历法，开始虽然接近天象，经过多年恐怕就会出现错误。如今《甲子》新历，是李业兴暗中经过多年积累而制定的，虽然有少许差异，但与《壬子元历》相比，更多地方接近天象。如果长期观测天象，经过十年、二十年，与《壬子元历》所推算的三星运行相比，它的差异会更加精密。（《魏书·律历志》下。兴平元年，命李业兴制定《甲子元新历》。事情完成后，下诏给信都芳看，信都芳驳议，李业兴答复。诏令交付有关部门施行。） ◇路思令 路思令字季俊，是阳平清渊人。宣武帝时，历任广阳王元嘉司空参军，转任城局。随府转任司徒记室，加授威远将军，升任尚书左民郎，转任右民郎。后来授假节、征虏将军、阳平太守。升任左将军、南冀州刺史、代理平东将军、都督。后来授平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转任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天平三年去世，追赠骠骑将军、定州刺史。◇陈述军事的奏疏 臣听说，国家的大事只有祭祀和战争；战争能否建功，关键在于将帅。三代不一定要把百姓分别对待，却能取得不同的治理成效；五霸不一定要把军队区别配置，却都能克敌平定。即使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明，也还需要伊尹、吕望辅佐；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圣明，也还需要稷、契辅助。得到合适的人，六合之内弹指之间就可以清平；失去合适的人，三河地区也会成为战场。为什么呢？发动战争很容易，平定战争却极其困难。我私下认为近年来将帅多是受宠贵族的子孙，军队的幢主、统领也都是依靠旧日情分托付任用的人。贵戚子弟没有经历过军事作战，至于端着酒杯骑马奔驰，志气放纵、气焰浮躁，扬眉挥臂，便自以为能够攻战。等到面对强敌，恐惧交集，雄心壮志和锐气一朝全部消失。于是让羸弱的士卒在前面抵挡锋锐，让强壮的士卒留在后面保全自己。加上武器不精良，进退不能协调，任用羊质虎皮的将领，驱使未经训练的士兵，去对付占据险要的敌人和屡经战斗的俘虏，想要不败，哪里可能呢？因此士兵知道必败，刚集合就先逃走；将领又害怕敌人，拖延而不前进。国家反而认为官号尚未达到规格，屡次加授高爵，又担心赏赐太轻，每天赐给金帛。国库因此空虚，百姓财力耗尽。以致贼徒更加增多，胆气更加旺盛，百姓损耗，受到荼毒而没有止境。君主为此叹息，臣下也为此悲哀，哪里还有心思睡觉吃饭。臣虽然官位卑微，私下却不敢放弃不管。臣听说孝行出于忠贞，节义大多表现为果决；德行可以感动义士，恩惠可以劝勉死士。如今如果舍弃上面所轻视的，寻求下面所重视的；黜退和升用幽明不同的人，奖赏善人、惩罚恶人；搜寻同伴、挑选士卒，训练军队、操习武艺，使铠甲坚密、弩机强劲、弓调适、箭锋利；谋臣的计策已经制定，善于辩说的人先行陈述，把安危讲明，把祸福显示给他们。如果他们仍不悔改，就凭借我方义正而顺天的军队讨伐这些悖逆之徒，这岂不像磨利萧斧砍伐朝生暮死的菌类、鼓动大冶洪炉焚烧毛发吗？即使愚人也知道他们无法转身逃脱。臣冒昧以自己的愚陋浅短，冒死陈述诚意。（《魏书·路恃庆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