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二李彪◎李彪

译卷四十二 李彪◎李彪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孝文帝赐给他这个名字。被举荐为孝廉，任中书教学博士，代理员外散骑常侍、建威将军、卫国子。升任秘书丞，加中垒将军。代理冠军将军、东道副将，不久代理征虏将军。升任御史中尉，兼任著作郎。授散骑常侍，仍兼御史中尉，兼任度支尚书。被李冲弹劾，削除名籍。宣武帝即位后，以平民身份在史馆、秘书省修史，不久兼任通直散骑常侍，代理汾州事务。景明二年去世，追赠镇远将军、汾州刺史。谥号为“刚宪”。◇上奏七条密封政事 臣听说，从前贤明的君王没有不勤勉不懈、努力思考采纳正直言论，以使百姓安宁的。因此他们访问儿童、询问老师，不避深远；询问谋略、征求善言，也不弃用樵夫的意见，因而能够把真实的功业光耀在竹帛上，把美好的声名传播在钟鼎金石之间。臣有幸生在有道之世，遇到可以直言不讳的朝廷，敢于修习前代的做法，私下揣度时势，谨冒死上呈密封政事七条。臣狂妄浅陋的言论，恭候刑罚诛戮。第一条说：自从太和建立年号以来，已经超过一纪，典章刑法、德政教化，都可以说得上来。修建圆丘以彰明孝道，于是百神没有不来享祭的；举荐贤才来酬答咨询，于是众多士人充满朝廷；推行至诚来规范万物，于是朝廷中没有谄佞之人；敦厚六顺来教化百姓，于是四方门户没有凶恶之人；制定冠服来彰明等级，于是典章制度重新显明；制作雅乐来协调人伦，于是人与神交相庆贺；慎重使用刑罚来彰明法度，于是众多案件都能得到恰当处理；减少服饰和饮食来表示节俭，于是节俭的美德大为显著；减少宫女来配给鳏夫，于是百姓没有怨女旷夫；倾尽府库来赈济赏赐，于是大规模的赏赐周遍丰厚；减少赋税徭役来养育百姓，于是编户百姓在街巷歌唱；宣扬德泽来怀柔远近，于是华夏与荒远之地都欢欣起舞；施行至高德行来使幽明两界畅达，于是祥瑞显现。百姓各得其所，事事焕然一新，真是巍巍盛大，仿佛造物主曲尽其功。然而臣愚昧地认为，实行节俭的道理，仍然有所欠缺。为什么呢？如今士农工商四民中的豪富之家，长期习染奢华，敦厚朴素之情浅薄，不知道节俭朴素容易使事业长久，却实行奢侈靡费的做法而难以持久。他们大规模营造住宅，精美装饰车马，仆人姬妾穿着绫罗绮绣，土木建筑披饰文绣，超越制度、违背适度的人很多。古代先哲君王制定制度，从天子直到公卿，下至守门击梆的小吏，他们的宫室、车马、服饰各有等级，小等级不能超过大等级，低贱者不能超过尊贵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这样做，所以尊卑上下有秩序，人的意志也就安定。如今世俗浮华相互竞逐，人的心志没有固定的操守；大规模营造是消耗功力的东西，巨大的建筑是耗费人力的事情，难道不是错误吗？所谓消耗功力，就是锦绣和雕饰文采；所谓耗费人力，就是宽广的住宅、高大的屋宇、宏伟的形制和华丽的装饰。它们妨碍男子从事农业、损害女子从事纺织的事情，哪里说得尽呢？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如今的王政，有六件值得长久叹息的事。”这就是其中的一件。上面的人喜欢什么，下面的人一定会跟随，所以越王喜欢勇武，士人多轻视死亡；楚灵王喜欢腰身纤细，国内便有挨饿的人。如今二位圣主亲自奉行节俭朴素，诏令也十分恳切，而百姓的奢侈习气仍然没有改变，难道楚越之人那样容易改变，而大魏的士人却这样难以教化吗？大概是朝廷的制度没有宣明，百姓没有看见节俭的德行，才造成这种情况。臣愚见，住宅、车马、服饰，从百官直到平民，都应当按照等级制定制度，使尊贵者不压迫卑贱者，卑下者不僭越高贵者，不能纵容他们满足奢侈的欲望，以致违背经典。如今有人认为习俗延续已久，不可能立即改变，臣谨陈述古人逐渐改革的办法。从前子产执政一年，百姓唱道：“我有田地，子产替我分配；我有衣冠，子产替我储藏；谁要杀死子产，我也要和他一起干。” 到了第三年，百姓才改唱道：“我有田地，子产使它增产；我有子弟，子产教导他们；子产如果死了，谁来继承他呢？”那么郑人的智慧，难道是先前昏昧、后来才明白吗？只是执政者施政必须逐步推进，接受教化的人难以一下子改变罢了。如今如果制定制度，按等级分别规定，那么事情从开始到最后的情形，魏国士人和郑人就相同了。既然同郑人一样，最终就会有美善的歌谣，难道能因为害怕开始时的怨恨，就不去做最终有益的事情吗？崇尚节俭，是开启福祉的根源；喜好奢侈，是产生贫困的征兆。节俭约束容易教导施行，华丽靡费却难以用财物满足，所以圣人对此特别留意，贤人也很少以奢华为准则。因此夏禹使宫室低矮，自己厌恶华美的衣服；殷汤住在黄屋之中，却乘坐辂车。这是向后世君王显示节俭，后世君王应当体会其中的心意，取得适当的折中。孔子做鲁国司寇时，乘坐柴车，驾驭劣马；晏婴做齐国正卿时，戴洗过的旧帽子，穿旧皮衣。这是向后世臣子显示节俭，后世臣子应当体会其中的情意，斟酌损益。前代记载说：“如果从宽缓处制定法令，它的弊端尚且会流于贪婪。”这句话虽然简略，却通晓治国之道。臣这番浅陋的意见，如果偶尔有可采纳之处，等到三年，便可以有所成效。有了成效，百姓就会致力于根本；百姓致力于根本，奢侈耗费就会消除；奢侈耗费消除，粮食和丝帛就会丰足；粮食和丝帛丰足，百姓就会安逸快乐；百姓安逸快乐，皇室的基业就稳固了。第二条说：《易》称：“主持宗庙祭器的人，没有比长子更合适的。”《传》说：“太子奉献长子的祭品。”这样看来，祭祀如果没有继承君位的主人，宗庙就没有享用祭品的人；嫡长子如果被废，国家神器就没有传承的人。圣人贤者知道这一点，所以留下诰诫，把它作为长久世代的法则。从前周王姬氏得到这个道理，所以大力崇尚儒术，用它教导嫡长子；嫡长子于是养成美好的德行，用来极大地协调百姓。因此世代相传，养育百姓，周朝承继祭祀达八百年。嬴氏在秦国建立君主统治后，大概抛弃了德政，焚毁、坑杀儒生和儒家典籍，不用正义的方术教导嫡长子，于是太子养成凶恶的德行，肆意暴虐地统治百姓。因此国祚不能长久，传到二世就灭亡了。国家灭亡还是兴盛，道理在于师傅；师傅教导的增益或损害，是可以说明的。增益的例子是周公辅导成王，教他孝、仁、礼、义，驱逐邪恶之人，不让他见到恶人；又选天下端正之士、孝悌博闻而有道术的人，作为他的辅翼。辅翼良善，成王就正直，这就是周道长久的原因。损害的例子是赵高辅导胡亥，教他刑罚、杀戮、斩首、割鼻以及诛灭族人；驱逐正直之人，不让他见到善士，却让谄媚奸佞、进谗害人的人做他的左右。左右近臣邪恶，胡亥就偏邪，这就是秦朝国祚短促的原因。

译皇天是辅助有德之人的，难道会偏爱周朝而疏远秦朝吗？只是因为两者所走的道路不同，所以祸福的结果也不同。从前光武帝商议为太子设置师傅，询问群臣；群臣揣摩皇帝的心意，都说太子的舅父、执金吾、新阳侯阴就可以担任。博士张佚神色严肃地说：“如今立太子，是为了阴氏吗？还是为了天下？如果是为了阴氏，那么阴侯可以；如果是为了天下，就本来应当任用天下的贤才。”光武帝称赞说：“设置师傅，是为了端正太子。如今博士尚且不怕纠正我，何况太子呢？”随即任命张佚为太子太傅，汉明帝最终成为贤明的君主。这样看来，张佚辅导汉明帝，并不是从他出生时就开始逐渐施教，尚且还有这样的声誉；何况从出生起就用正道教导他，那种益处当然更大。所以《礼》说：“太子出生，就按照礼仪举行仪式，让士人背负他，有司官员整齐肃敬、端正戴冠，在南郊朝见。”这是表明嫡长子的重要性，要向上天显示。“经过宫阙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快步走”，这是表明孝敬之道。然而古代的太子，“从还是婴儿时起，教导就已经按照礼法施行了”。这正是后世遥远的借鉴。高宗文成皇帝感慨自己年少时老师没有勤勉教导，曾对群臣说：“朕开始学习时，年纪还很小，心思不能专一；等到处理万机，就没有时间温习。如今想来，难道只是我的过错，也有师傅教导不勤勉的原因。” 尚书李▯摘下帽子谢罪，这就是近来的可供借鉴之事。臣恭敬地想，太皇太后辅佐高宗，教导成就显祖，使巍巍功业远远超过前代君王；陛下幼年蒙受抚养教诲，圣明恭敬的德行日益提高。等到太子出生，又亲自抚育训诫，每日省察、每月考课，实在劳费心神。现在确实应当依照古制，设置师傅来教导太子；教导端正，太子就端正；太子端正，皇家就有吉庆；皇家有吉庆，天下百姓就幸福了。第三条说：臣听说，国家的根本在于百姓，百姓依靠粮食生活。因此从前贤明的君王没有不勤勉劝导农业、充实积蓄仓廪的。尧、汤时代遭遇水旱灾害，百姓没有面有菜色，大概是因为预备有渐、积蓄有素。到了汉朝，因为百姓粮食不足，于是设置常平仓来供给；魏氏因为军粮匮乏，制定屯田制度来供应。凭借这些，能够使当时物资不匮乏，使军队和国家得到供给。《礼记》又说，国家如果没有三年的储备，就不能算是一个国家。光武帝因为一亩田没有收成，就治罪到州牧太守。圣人忧虑天下、重视粮食，恳切到了这种地步；明君体恤百姓、劝导农耕，也这样相互切劝。近年山东发生饥荒，去年京师收成不好，内外百姓出入奔赴丰收之地，既废弃了经营家业，又疲惫奔波千里才到达；而且对于国家体制来说，确实造成了虚耗和损失。如果事先多积粮食，安稳地供给百姓，哪里会驱赶督促老弱之人到千里之外谋食呢？以今天的情形比较古代，实在令人恐惧。臣认为，应当从州郡常调中抽取九分之二，从京都度支每年用度的余数中，各自设立官署；年成丰收时买粮积存在仓中，年成歉收时就增加私家粮食的二【原文比例有异文】，把粮食卖给百姓。这样，百姓必定努力耕田来购买官绢，又会努力储藏财物。（《通典》卷十二作“储藏钱财”。） 用这些办法取得官仓粮食，年成丰收时照常积储，年成凶歉时就直接供给百姓。又另行设置农官，从州郡户籍中抽取十分之一作为屯民。（《通典》卷二作“屯田人”。）根据水陆土地的适宜情况，计算田亩的数目，用没收赃物、赎金、杂物和余财购买耕牛，按数分给他们，让他们尽力耕作。每个成年男子的田地，每年要求缴纳六十斛，免除他的正税以及征戍和各种徭役。实行这两件事，几年之内就会粮食积蓄、百姓富足，即使发生灾害也不会造成大害。臣又听说，前代明主都致力于安抚远方的人，礼遇贤才、起用沉滞之士。因此臣认为，应当从黄河以南七州的士人中选拔有门第和才干的人，招引他们入朝，按照中州官员的等级标准，随着才能安排职位。这样一来，可以扩大圣朝平等对待新旧臣民的道义；二来可以安抚江汉地区归向有道之朝廷的心情。第四条说：从前帝舜命令咎繇主持刑法，只要求他怜悯刑罚；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在审理众多案件时出错。这些都是君臣相互告诫，极其重视刑法的表现。如今二位圣主怜悯罪犯，无论罪大罪小，审理判决时大多从宽赦免；有时不得已必须用刑，也总是表现出恻隐之心，即使前代君王勤于审理案件、广施赦免，也不过如此。至于行刑违背时令，臣愚昧地私下感到不安。汉朝旧制，判决重罪，通常到季冬结束；到孝章帝时，改为十月结束，以养育三微。后来一年发生旱灾，议论者认为在某一月断狱，阴气微弱，阳气泄漏，所以导致旱灾。事情交给公卿讨论，尚书陈宠议论说：冬至时阳气开始萌发，所以十一月有射干、芸、荔草应时生长的征兆，周朝把十一月作为春季；十二月阳气向上通达，野鸡化为蜃、鸡开始孵育，殷朝把十二月作为春季；十三月阳气已经到达，蛰伏的虫子全都震动而出，夏朝把十三月作为春季。三种微阳逐渐显著，用来贯通三统；在三统所对应的春月断狱流血，就是不察考天意。《月令》说：仲冬之月，身体应当安宁，政事应当安静。发动强烈的愤怒，不能说是安宁；施行大刑，不能说是安静。章帝认为这番话正确，最终改为十月断狱。如今京都和四方判决重罪，通常到季冬才结束，却不推究三正以养育三微。宽宥罪犯的情形，每每超过过去；但遵守时令的法令，仍然有所缺失，这难道是所谓帮助阳气生发、施行奉养微阳的仁德吗？实在应当向远处考察周朝典制，向近处采纳汉朝制度，天下断狱从初秋开始，到孟冬结束，不要在三统所对应的春季施行斩刑、绞刑。这样，道理就能协调幽明两界，仁德也能流传给后代了。

译第五条说：古代大臣因不廉洁而获罪被废黜，不说他不廉洁，而说“簋簋不饰”。这是君主礼遇尊贵大臣、不明白说出其过错的做法。大臣有重大罪责，就戴白冠、系牦牛尾装饰的冠缨，面前放一盘水并加上剑，来到请罪室请求赐死；这是臣下知道有罪而不敢逃避刑罚的做法。圣朝礼遇大臣，礼制与古代相同。太和以来，有罪当受死刑的大臣，多能回到家中自行结束生命。派遣他们时，皇帝深深表现出怜悯，言语间流露凄切的眼泪，百官没有不看见的，四海没有不知道的。这确实足以感动将死之人的心，慰藉亲属的感情。然而恩德发自内心，却没有明文制定为长久制度，这正是臣愚昧而敢于陈述浅见的原因。从前汉文帝时，有人告发丞相周勃谋反，周勃被逮捕关进长安狱中，受到的屈辱和下吏、奴仆相同。贾谊于是上书，极力陈述君臣之义，认为不应如此。所谓尊贵大臣，是天子为他改变容色、以礼相待，官吏也为他俯伏而尊敬贵重他。他有罪过，可以废黜他，也可以赐他死；如果把他捆绑起来，交给司寇审讯，鞭打责罚，让小吏辱骂，恐怕不是让众人看见的做法。等到将要行刑时，大臣就面向北方拜两拜，跪下自行裁决生命。天子说：“你大夫自身有过错罢了，我对待你已经合乎礼数了。” 皇上不让人压制他再对他施刑。孝文帝深深采纳了贾谊的意见，此后大臣有罪，都自杀而不接受刑罚。到了孝武帝时，才逐渐又把人交付狱吏审讯，这实在是因为孝文帝当时施行了这种恩典，却没有把它制定为永久制度。臣恭敬地想，圣上的仁德慈惠，难道还只是和汉文帝相提并论吗？如今天下有道，正是平民没有议论的时期，臣怎么敢在朝廷陈述浅陋之言？只是担心万世以后，继承皇位的君主会发生类似汉武帝时的事情。治道贵在长久，所以要树立良好的声教；法令重在不亏缺，所以要把它留给子孙作为谋略。怎么能只在当时施行恩典，却不把它制定为长久的制度呢？第六条说：《孝经》称“父子之间的道义是天性”，《尚书》说“孝啊，只有孝；又友爱兄弟”，这两部经典的宗旨，大概是说明父子兄弟一体同气，可以共同承担而不可分离。至于一人犯罪而罪责不牵连亲属，那是君主深厚的恩德。若是受到恐惧，恐惧本来就应当相互牵连，这是自然的常理。没有感情的人，父兄被关进狱中，子弟脸上没有悲惨惊惧的神色；子弟逃避刑罚，父兄脸上也没有惭愧羞惧之色。他们安然享受荣华官位，照常交游，车马仍然华美，衣冠仍然装饰得很漂亮，这难道是同体同气、共同分担忧患和悲戚的道理吗？从前秦伯因为楚军包围江地，穿着素服表示恐惧；宋国仲子因为失去举荐桓谭，摘下帽子谢罪。这样看来，子弟对于父兄、父兄对于子弟，只有感情深厚到极点时，怎么能和结盟相知的人同日而语、比较感情的深浅呢？二位圣主清简风俗，把孝慈放在首位。臣愚见，父兄犯罪，应当命令子弟穿素服、袒露上身，到宫阙谢罪；子弟获罪，应当命令父兄不上封口的奏板、援引自身过失，请求解除有关官职。如果职务确实不可缺少，不宜允许离职，就应当慰问宽免，留任其职。这样足以敦厚、激励那些凡俗浅薄的人，使人知道有所羞耻。第七条说：《礼》说，大臣有父母丧事，君主三年内不召他到家门前任职。这是圣人顺应人情制定礼制，以成全孝子的感情。周朝末年衰微，丧礼逐渐废弛。因此即使身着丧服也要参加战事，戴素冠也被作诗讥刺；到了暴虐的秦朝，几乎全都泯灭了。汉朝初年，战争屡次兴起，还不能遵守古制。到宣帝时，百姓应当从军屯田，如果遭逢祖父母或父母去世，未满三个月，都免除徭役；至于朝廷大臣的丧服制度，还没有听说有确定的规定。到后汉元初年间，大臣遭遇重大丧事，才开始可以离职服丧到期。到了魏武帝、孙氏、刘氏的时代，天天寻求战争，前代礼制又废弃而不施行。晋朝时，鸿胪郑默父母去世，坚持请求服丧到期；武帝被他的孝心诚意感动，于是制定法令，作为常规。圣魏初年，拨乱反正，没有时间建立服丧终期的制度。如今四方没有忧患，百姓安逸，确实是孝慈之道普遍施行、礼教兴盛的日子。然而臣愚昧的内心，私下仍有未尽之意。臣见到朝廷大臣遭逢父母大丧，假期一满就回任，穿着华丽衣服，乘坐高车，参加郊庙祭祀，佩玉发出声响，佩带【字样有疑】垂下，和大家一起参加节庆宴会，这伤害了人子之道，损害了天地间的常理。臣愚见，如有遭逢祖父母、父母丧事的人，都应当允许服丧到期。如果因此没有人任职而使众多官署空缺，就下达优厚的诏旨加以慰问劝勉，起用他们暂行处理政事，但只综合掌管财物出纳、陈述奏报而已；国家的吉庆之事，一概不让他们参与。至于军队战事的警报，身着丧服而从军服役，虽然违背礼制，却是事情需要这样做。臣的意见如果略有可采，希望交付有关官署，另行制定条文。（《魏书·李彪传》）

译◇请求恢复修撰国史表 臣听说，龙图出现，帝王之道就明白；龟书出现，帝王的德行就光明，这实在是冥冥之中传达祥瑞的文书。自从瑞官掌管文字、陈列尊卑，民师建立、排列贵贱以来，这就是人间的准绳法式。因此《唐典》用篆文记载钦明之册，《虞书》铭刻慎徽之篇，《传》记载夏氏的《箴》，《诗》收录商家的《颂》，这些都是国史彰明得失事迹的作品。到了周朝姬氏，鉴戒夏、商二代，文王用两部经典开创，周公旦用六项纲领加以申述，文采郁郁盛美，典章制度的大略都在其中。所以观看《雅》《颂》，可以认识周文王、周武王的伟大功业；考察歌乐的声调，可以辨明周公极其深厚的孝德。因此季札听《风》而知道周朝始基，听《颂》而认识盛德。至于孔子分别编定鲁国史籍，左丘明辨析孔子的志意，可以说是委婉而成章法，详尽而不污秽。其余史乘、志书一类，也各有可取之处。考察它们的始末，就可以往来贯通地了解历史。到了司马迁、班固的记载，文章尽写秦、汉之事，史事记录到哀帝、平帝，劝善惩恶都写入两部史书，华美与真实兼备，文采和质朴相称，言辞多么丰富啊！如今大汉的风气，优美之处类似三代；炎【原文缺字】崇高，德道冠绝后世。降及华、马、陈、干，都有可以取法之处。四方传播的赞美并不遥远，不可用力量强求获得，难道会是虚妄的吗？其余大都因看见事物而记载，因目睹事情而写作的人很多。考察它们的根本和末节，就可以往来贯通地了解。只有我大魏兼并拥有整个中华，年岁超过百年，年代已有几十纪。太祖以不违背时势开创基业，武皇帝顺应时势拓展事业；猛虎在域中长啸，飞龙在宇内腾起，小的往来转为大的发展，各类事物都亨通。从此以后，世代承继光辉。史官的叙述记录，还没有充分表现其盛大；加上东观中书省毁坏，记载功勋的典册有所缺失，美德随着日子流逝而衰落，善行也因月久而稀少。所以谚语说：“一天不记载，百事就荒废。”到了太和十一年，先帝、先后深远地考虑盛大功业，绵延不绝的美好功烈，如果不扩大史书、阐明记录，恐怕先帝的事业和丰功伟绩就会有所缺失。于是召集名儒和博学通达之士，充任麟阁所选的人才。当时皇帝不计较臣下的许多短处，采纳臣的一点志向，命臣掌管出纳，授臣丞职，委屈地把这件事交给臣，臣没有什么可推辞的。高祖当时诏告臣说：“平正你的雅正志向，端正你的笔锋；如果写书而不合于法度，后世将看什么？”臣奉行这道诏令始终不敢忘失，与著作官等人搜集遗文，并取用前代记载，撰写国史。假如有新进的当代贤人，在这时有所撰作，恐怕由于宫闱内外已经不同，出入之间会产生疑惑；弦柱既已更换，即使好的作品也可能被弄错。自太和十五年以来，臣奉使迁徙，频繁有南行之事，所以撰写史书就停滞了，简牍也没有展开；对于记载功勋、记录美德来说，难道不是一种缺失吗？臣恭敬地想，孝文皇帝承受天地的宝命，尊崇祖宗的事业，宏大的功业还没有完成，突然崩逝，所有百姓都仿佛失去了天地。幸而遇到陛下，具备明睿的本性和保合万物的器量，扩大光明来照耀万物，践行安静恭敬来安定国家；天清气和，地安于宁静，没有差错也没有遗忘，一切遵循旧有典章，可以说是光明相承、圣德叠加，君主安康。想到先皇开创事业、成就万物，经纬治理广大深远，又使魏朝典制流传、制度篇章华美垂示，穷尽有形事物的道理，尽见众多变化的本性，真可以说日月已经升起，没有幽暗之处不被照耀。《礼记》说：有美好事迹的人，希望别人继承他的行为；善于歌唱的人，希望别人继承他的歌声。所以《传》说：“文王奠定基础，周公成就它。”又说：“没有周公那样的才干，就不能施行周公所做的事业。”如今的亲王，可以说正当此任。然而先皇的宏大谋略和圣明通达，当今亲王的美善和洞察，拿来和前代比较，他们的德行都没有什么可悔恨的。时机啊，时机啊，难道可以不使它光明显扬吗？与天地阴阳二气相合，是先皇陶铸君民的功德；与日月同样光明，是先皇洞察万物的明照；思虑周遍四时，是先皇宏大的功业；与鬼神相合，是先皇幽深的照察；迁都改邑，是先皇通达的见识。能够变革而使天下协调，是先皇的明鉴；思虑使天下文字、车轨相同，是先皇的深远谋略；把边境安定寄托在四方夷狄，是先皇的谋略；海外地区整齐臣服，是先皇的威势；在岐阳举行礼田，是先皇的义举；在泰山郊外奏乐，是先皇的仁德；车驾巡幸幽漠，是先皇的智慧；整治征伐南荆，是先皇的礼义；登山封禅告成，是先皇的严肃恭敬；亲自虔诚祭祀宗庙社稷，是先皇的敬意；帝王礼服完备无缺，是先皇的德行；开通万物、成就事务，是先皇的正道；观察人文，是先皇深厚的内涵；革除弊病、创立新制，是先皇的志向；孝慈之道普遍施行，是先皇的内心。先皇有二十项大功，又加上谦逊自处、使尊贵更加光耀，做成事业却不据为己有，可以说超过三皇、比肩五帝了。实在应当把功业写在竹帛上，把声名传播在金石之间。臣私下认为，史官中通达之士，大则如同日月一样光明，小则与四时一样繁茂。所谓大的，是孔子、左丘明；所谓小的，是司马迁、班固。因此声名能够流传无穷，义理能够昭示后世。金石尚且可能毁灭，而流传的风范却不磨灭，大概只有史籍吧？俗话说：“宰相家的子弟中有宰相，将帅家的子弟中有将帅。”这并不只是说人的天性，大概是说由于习染而获得相应才能。臣私下认为，掌管天文的官员、太史的职务，如果有合适的人，应当让其世代相传。所以《尚书》说羲、和世代掌管天地之官，张衡《赋》说“向旧史官学习”，这大概就是世代相传的意思。至于善于冶炼者的儿子善于制作皮衣，善于造弓者的儿子善于制作簸箕，事物哪里有固定不变的，习惯了就懂得罢了。之所以谈到这些，是因为史官的职务若不能修治，许多事情就会沉沦废弃，天与人的关系，片刻也不能缺少记载。因此司马谈、司马迁记载世事而功业建立，班彪、班固记载世事而声名成就，这正是前人的鉴戒轨迹、后人的镜鉴龟策。然而前代史官中也有未能完成事业的，都是衰乱的时代，不能容纳贤能之人。因此张衡离开史职而成就辞赋，蔡邕离开秘书阁而完成史志。近来僭越的晋代，有佐郎王隐，被著作郎虞预毁谤，丢官在家，白天砍柴供灶，夜晚阅读文献、编缀史事，编成《晋书》，保存一代史事，司马绍下诏给尚书，只供给筝札而已。国家的大部史籍，竟由私人之家完成，末世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史官得不到任用，是时势造成的。

译如今大魏修史，职位尊贵，俸禄也使亲属荣耀，优游安闲，正可以成就你的福业了。然而典章谋议不能宏大完成，也是有原因的。已故著作郎渔阳傅毗、北平阳尼、河间邢产、广平宋弁、昌黎韩显宗等人，都是因文才被选拔，所从事的也同样是注释撰述，但都没有长寿，未能完成盛大的功业。前著作郎程灵虬，当时与他们一同被选拔，共同掌管此事，如今改任他职，官职不再主管此事。只有崔光一人虽未调任，但兼任侍官两职，所以史籍撰述仍有缺漏。臣听说史籍的兴盛，源于盛大的事业；《雅》《颂》流传后世，起因于德行美善。虽然时代有文质之别，史书有详略之异，但历代相承，一直没有改变这一原则。从前史谈告诫儿子司马迁说：“当代有美好的事而不记载，就是你的罪过。”所以美名得以长久流传。诸葛孔明在蜀国，却没有把史官之事放在心上，因此长久以来受到讥议。由此内心推求，史谈的志向确实贤明而深远。请说“不要使众多官职空缺”，《诗经》有“职责在于思虑其忧患”的话。臣如今虽不主管此事，但从前曾忝居这一职任，所以不敢以草野之身自我疏远，冒昧谈及此事。俗语说：“忧虑此事的人未必懂得，懂得此事的人却不能去做。” 臣确实不懂，只是勉强想去做罢了。臣私下考察先朝赐给臣“彪”这个名字，远则是比拟汉代史官班彪，近则是取法晋代史官王隐所著《晋书》的续统之意。推究名字来寻求其中的意义，想停止也不能；承受恩典、感戴恩泽，至死方休。如今请求在都城中求得一处安静的地方，综合整理国家史籍，以完成从前的志愿；请由官府供给人力，以满足所需。即使不能光大开启宏大的史录，也希望不至于整天饱食而无所事事。近则一月可以完成，远则三年也能有成：正本收藏在麟阁，副本收藏在名山。（《魏书·李彪传》） ◇五德议 尚书闾议认为，魏继承的是近代秦氏。臣掌管国家史籍，颇为阅览前代史书，痛惜这种正统次序，感慨那种不合正统的说法。于是向上推求帝王的起始，远远考察历代君王。魏虽建立国家、统治人民，开端在远古，祖承黄帝而制定历法，传承有其来由。然而这一帝业，应以神元帝为首。考察神元帝与晋武帝同时，往来和好。到了晋桓帝、穆帝时，洛阳京城破亡。两位皇帝立志挫败聪、勒，想保存晋氏，每每帮助刘琨，伸张威势于并州、冀州。因此晋室感念扶助拯救之恩，刘越石深深感激代王的请求。平文帝、太祖与苻坚、石虎抗衡，最终平定燕氏，大大创立中原基业。这样看来，司马氏的国运终于郏、辱阝，而元氏受命于云中、代郡。自周灭亡，到汉朝正式建立名号，将近六十年，著明苻氏尚属赤德。后来虽然张、贾二人意见不同，曾一度怀疑，最终仍归于火德，以承继周氏。排斥暴虐的嬴秦，把它比作共工；蔑视凶暴的项羽，把他比作吴广。近则剔除荒谬虚伪，远则趋近神圣正统，像这样清楚明白。难道要让白蛇只是徒然被斩，雕云白白凝结吗？自从晋室倾覆，到登国年间开始建立国号，也将近六十多年，旗帜的颜色大多取黑色。这又自然相合，暗中与汉初相应。况且秦兼并天下，改革创制法度，汉朝沿用其制度，很少有所变更。仍然要推求五德运行，最终承接盛大的姬周，何况刘、石、苻、燕诸国世代基业短促狭小，纲纪没有建立。魏承接它们的弊病，自有常法典制，难道可以不同于汉承木德、舍弃晋而改为土德吗？皇统尊崇至极，承受天运极其重大，必定应当推求并协调天命的次序，考察审定王朝的先后，不可以把僭越窃取者和强横狡诈者混杂其中。神元帝既与晋武帝同时，桓帝、穆帝兴起志向，承接孝怀帝、孝愍帝的时代。晋室沦亡时，平文帝开始强盛，庙号为太祖，也未必没有缘由。承继晋朝、确定德运，谁说不可以；却想把这些伪僭之国排在前面，难道不是迷惑吗？臣之所以屡屡痛惜此事，只希望陛下明察采纳。（《魏书·礼志》一。太和十四年，中书监高闾议论，认为魏承继秦，定为土德。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议论，认为……） ◇拜散骑常侍启 伯石推辞卿位，是子产所厌恶的；臣渴望这个职位已经很久，不敢推辞谦让。（《魏书·郭祚传》。） 卷四十三 ◎邢虬 邢虬，字神虎，河间莫阝入人。孝文帝时，被举为秀才第一名，任中书议郎、尚书殿中郎，转任司徒属、国子博士。宣武帝即位，转任尚书右丞，调为左丞。授司徒右长史，升任龙骧将军、光禄少卿。死后追赠征虏将军、幽州刺史，谥号威。◇驳奏害母事 对君主和父母有罪而图谋加害的，必定诛杀。如今谋逆之人诛及同胞亲族，杀害亲属的人却规定不连及子女；这种人既然比枭獍还凶逆，连禽兽都不如，却使祭祀不断、后代长久传承，这不是用来劝勉忠孝、保存三纲的办法。若圣教宽容，不加以诛戮，使父子之罪不相牵连，罪恶只止于本人；否则就应把他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并命令当地不许为他婚配。《盘庚》说“不要让他的种族在新邑繁衍”，汉代法律规定五月食枭羹，都是想断绝这种人的族类。（《魏书·邢峦附传》。当时雁门人有杀害母亲的，八座官员上奏请求诛戮并焚毁他的住宅，宽赦他的两个儿子。邢虬驳奏如此。世宗采纳了他的意见。） ◎邢臧 邢臧，字子良，是邢虬的长子。（《文苑传》作“长孙”，有误。）神龟年间，被举为秀才第一名，任太学博士，历任本州中从事。永安初年，征召为金部郎中，没有赴任。授东牟太守，调任青州属官，兼领乐安内史。授濮阳太守，加安东将军。死后追赠镇北将军、定州刺史，谥号文。◇与王昕王晖书 贤弟弥郎，见识深远，旷达而不受拘束，仓促之间也很简练，言语必定合乎道理；吟咏性情，往往华美绝伦，冠绝当世。我恐怕您正使兄长难以相比，不必担心他不能进步。（《北齐书·王▯传》。魏末，邢子良喜爱王昕清明颖悟，写信给他在洛阳的两位兄长。又见《北史》二十四。） ◇特进甄琛行状（文章散佚） ◎邢峦 邢峦，字洪宾，是邢虬的侄子。孝文帝时任中书博士，升任员外散骑侍郎，授通直郎，转任中书侍郎。被举为秀才，参加对策，兼任黄门郎。不久正式授职，又兼任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升任散骑常侍、兼尚书。宣武帝即位，正式任尚书，加使持节、假镇西将军，授安西将军、梁秦二州刺史。征召为度支尚书，授安东将军。封平舒县伯，兼任假镇南将军。升殿中尚书，加抚军将军。延昌三年去世，追赠车骑大将军、瀛州刺史，谥号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