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五◎江式

译◇请求编撰古今文字表 臣听说庖羲氏创制八卦，卦象排列出爻画；轩辕氏兴起，龟策显现出文彩。古代史官仓颉观察日月、鸟兽的形象和爻象，观看鸟兽的足迹，另外创造文字，以代替结绳记事，用书契来记载事务。把文字公布于王庭，百官便能按次序办事；记载在方册上，各类事物便得以明白。到了夏、商、周三代，文字形体颇有不同，虽然依照事类制定，仍不能完全区别于仓颉的文字。因此《周礼》规定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学习六书：一叫指事，二叫象形，三叫形声，四叫会意，五叫转注，六叫假借。这大概就是史颉遗留下来的方法。到了周宣王时，太史史籀撰写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有的相同、有的不同，当时人便称它为籀书。后来孔子整理《六经》，左丘明撰述《春秋》，都使用古文，其中的意义可以由此得到说明。后来七国各有不同的车轨和制度，文字也互相歧异。等到秦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便上奏，废除不合秦国文字的字体。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都取法史籀的大篆，有的略加省改，这就是所谓小篆。于是秦朝焚烧经书，清除旧典；由于官府狱讼繁多，需要趋于简约便利，开始使用隶书，古文从此衰息。隶书，是秦始皇命下杜人程邈依附小篆创制的。因为程邈原为徒隶，所以称为隶书。因此秦代有八种字体：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书，四是虫书，五是摹印，六是署书，七是殳书，八是隶书。汉朝兴起后，设置尉律学，又重新教习籀书，并学习八种字体；通过考试考核成绩，选任为尚书史。官吏百姓上书时，如果省察文字不规范，就立即举劾。又有草书，不知道是谁开始创制；考察它的字形，虽然没有固定的意义，却也是一时为通变而产生的字体。汉孝宣帝时，召集通晓《仓颉篇》的读者，只有张敝跟随学习。凉州刺史杜邺、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讲说此书。汉孝平帝时，征召爰礼等一百多人在未央宫讲说文字，任爰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集这些材料，撰成《训纂篇》。到了新莽居摄时期，王莽自认为应合天命而制作制度，便让大司空甄丰校订文字的类别，颇多改定古文。当时有六种字体：一是古文，即孔子墙壁中发现的书；二是奇字，即与古文相近而有差异的字；三是篆书，即所谓小篆；四是佐书，即秦代隶书；五是缪篆，用于摹印；六是鸟虫书，用于书写幡信。所谓壁中书，是鲁恭王毁坏孔子旧宅而得到的《礼》《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有北平侯张仓献上的《春秋左氏传》，字体与孔氏壁中书相似，就是前代的古文。后汉郎中、扶风人曹喜号称精于篆书，只是略微不同于李斯的字体，却极为精巧；从此以后，后来的学习者都取法他的字体。又诏令侍中贾逵修治旧文字。各种特殊技艺和不同学术，都是王道教化的一端，只要有可以增益国家的地方，没有不全部汇集的。贾逵正是汝南许慎学习古文的老师。后来许慎感叹当时人喜好奇异，叹息儒者习俗好穿凿附会，痛惜文字因称誉而被毁坏，痛心字体因毁谤而败坏；人们更加任性地制造诡异字体，使文字在世间混乱。因此撰写《说文解字》十五篇，从“一”开始到“亥”结束，各字都有部属，包含六艺和群书的训诂，评释诸子百家的训说，以及天地、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异珍奇、王制礼仪、世间人事，无不全部记载。可以说类别聚集、部属分明，内容繁杂却不逾越，文采与质朴相称，是最值得论述的著作。左中郎将、陈留人蔡邕采纳李斯、曹喜的字体，汇集古今各种字形，奉诏在太学树立石碑，刊刻《五经》；碑上的题字和楷法，大多是蔡邕的书法。后来开设鸿都门学，书法绘画等奇异才能无不云集，当时各地进献的篆书，没有能超过蔡邕的。魏初，博士、清河人张揖撰写《埤仓》《广雅》《古今字诂》，穷究《埤仓》《广雅》的内容，搜集遗漏，增加事类，这对于文字学也确实有所帮助。然而他的《古今字诂》与许慎的著作相比，对古今字形和字的使用，有的正确，有的错误。陈留人邯郸淳与张揖同时，博通古代、广开技艺，尤其精通《仓颉篇》《尔雅》；对许慎关于字的解释、八体六书，精心研究其中的闲雅义理，在名声上超过张揖，并以此教导诸位皇子。他又在汉碑西面树立《三字石经》，文字灿烂，三种字体重新显扬。拿它与《说文》校对，篆书、隶书大体相同，古字略有差异。又有京兆人韦诞、河东人卫觊两家，都号称善于篆书。当时宫台楼观的榜题、珍贵器物上的铭文，全是韦诞所书，并且传给子孙，世人都称赞其精妙。晋代，义阳王典祠令、任城人吕忱上表献上《字林》六卷。考察它的旨趣，是依附许慎《说文》而作，又按偶数章句编排，隐约辨别古文、籀文以及奇异难认的字，文字采用规范隶书，而不违背篆书的意义。吕忱的弟弟吕静另行仿照故左校令李登《声类》的方法，撰写《韵集》五卷，把宫、商、角、徵、羽各自编为一篇；但文字与兄长的书如鲁、卫两地不同，读音又有楚、夏之异，时常不一样。北魏承接百王的末流，继承五运的绪统；时代更替、风俗转变，文字也发生变化，篆书形体错谬，隶书字体失真。俗学鄙陋的习惯又增加虚巧，善于谈辩的人还凭主观意旨解释，向当时人炫耀惑乱，难以厘正改定。所以古书说：因为众人的非难，便非难正道。这句话确实在这种情形中得到验证。于是有人把“追来”写成“为归”，把“巧言”写成“为辩”，把“小儿”写成《需儿》，把“神虫”写成“蚕”；像这样的例子很多，都不符合孔氏古书、史籀大篆、许氏《说文》和《三字石经》。凡是涉及古文字的地方，没有不令人惆怅的。唉！文字是六艺的根本，是王道教化的开始；前人借它把知识传给今人，今人借它认识古代，所以说“根本建立了，道便由此产生”。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吧。”又说：“传述而不创作。”《尚书》说：“你想观察古人的形象。”这些都说的是遵循、修治旧有史籍，而不敢穿凿附会。

译臣的六世祖江琼，世代居住在陈留。西晋初年，他与堂兄江应元一起向卫觊学习，古篆书的方法以及《仓颉》《尔雅》《方言》《说文》的义理，当时都获得了精通的美誉。祖父官至太子洗马，出任冯翊郡守，正值洛阳发生动乱，便到河西避难；几代人相传学习，所以这门事业没有失传。世祖太延年间，皇帝的威势向西传播，牧犍归附朝廷；臣的亡祖江文威执策归国，献上家中五代相传、掌握保存的书籍和古篆八体的方法，当时受到褒奖记载，列入儒林传记，官阶进入文职省署，家族也以世代传承的学业著称。等到臣资质短浅、学识平庸，渐渐沾染家传风气，虽有惭愧而没有显著成就。但恰逢时运到来，所受恩遇出乎愿望之外；每次承受皇恩，如同经过恩泽的津梁，得以沾受些许余润；奔走于文阁，参与史官事务，在宫禁中题写篆书，竟然得以与上等贤哲同列。既然已经竭尽自己的浅陋才智，便想停止也不能。因此我敢凭借六世积累的资业，奉行祖先的教诲，私下仰慕古人的轨范，希望踏上儒门的道路，于是请求编撰古以来的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采集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以及各篇赋中具有六书意义的文字，都按次序分类编排，文字不再重复，汇编成一部。其中古文、籀文、奇异难认的字和俗体隶书等各种字体，都让它们列在篆书之下，并分别加以区别。训诂、假借的意义，都随着文字加以解释；楚、夏两地的读音，也逐字注明。对于自己不知道的，就空缺不录。如果承蒙允许完成此书，希望能减少百家著作的查阅，并使文字归于同一范围，成为典籍和秘书省所需之书。所需要的书籍，请求下诏供给；另请学士五人，曾经学习文字的，协助臣查阅；再请书生五人，专门负责抄写。请侍中、黄门、国子祭酒每月巡视一次，考证讨论疑难隐微之处，希望不要出现错误。所编撰的名目，恭敬地听候圣明旨意。（《魏书·江式传》，又见《北史》三十四。） ◇祖莹 祖莹，字元珍，是范阳郡遒县人。孝文帝时任中书学生，授太学博士。署理彭城王元勰司徒府法曹参军，掌管书记事务。两次升迁，任尚书三公郎中。宣武帝时任冀州镇东府长史，后来被除名。不久任国子博士，兼领尚书左户部。孝明帝时任李崇都督府长史，后来被除名。不久任散骑侍郎。孝昌年间，多次升迁至国子祭酒，兼领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大中正，监掌起居事务。元颢进入洛阳后，任命他为殿中尚书。孝庄帝还宫后，免职。后来授秘书监，赐爵容城县子。前废帝元昱时升为车骑将军、太常卿。孝武帝即位，封文安县子。孝静帝时迁都邺城，加仪同三司，进爵为伯。天平年间去世，追赠尚书左仆射、司徒、冀州刺史，谥号宣。◇乐舞名议 音乐用来承接神灵、通达教化，舞蹈用来象征万物、彰明功业；钟磬传播风声，丝竹表达歌咏。祭祀上天、地祇的道理，即使百世之后也可以知晓；奉事神灵、养育百姓的原则，经过千年也不会昏昧。因此黄帝创作《咸池》之乐，颛顼有《承云》之舞，尧创作《大章》，舜创作《大韶》，禹创作《大夏》，汤创作《大获》，周代称为《大武》，秦代称为《寿人》，汉代称为《大予》，魏代称为《大钧》，晋代称为《正德》。虽然三统相互变更，五运交替下降，没有不是前后相承而创作，只是徽号各有不同。大魏的道德符合天地人三才，教化清明遍及四方，历代承载德业，世世代代光明相继；有时凭文教兴盛国家，有时凭武功平定乱事，功业成就、政治安定，都在于此。到了当今君主飞龙升起、重新开创基业，天命焕然一新，车轨书文归于统一，典章刑法没有两样；天地承载覆盖之德与两仪相等，仁爱恩泽遍及四海，五声有序，八音和谐，乐舞的名称应当详细确定。考察周代兼备六代的乐舞，所施用的声律都各有次序。灭学以后，经书礼制散失，汉代以来保存下来的只有两种舞。请把《韶舞》定名为《崇德》，《武舞》定名为《章烈》，总名叫《嘉成》。汉代乐章说：“高高张设四面悬挂的乐器，神灵前来享用宴飨。”宗庙中所设置的，显然是宫悬。推算五郊的天神，尊贵超过人鬼；六宫处于阴气极盛之位，礼体与至尊相同。按道理不应减等降格，应当都使用宫悬。舞人的冠帽服饰制度，都应同旧制。这样或许可以光大赞扬宏伟功业，宣扬盛大事业。（《魏书·乐志》。永熙二年春，长孙稚、祖莹上表请求确定乐舞名称。同年夏天，召集群臣议论此事，祖莹又提出议论。又略见《通典》一百四十二。） ◎公孙崇 公孙崇，太和年间任给事中，景明年间任太乐令。

译◇请求让高肇监察乐务表 臣恭敬地思量，大魏如龙腾凤举，配享上天而光大天下。世祖太武皇帝革除荒乱、安定天下，然而凶恶之徒仍然很多，战车仍在运行，制定礼制、创作音乐的事情因此有所欠缺。高祖孝文皇帝德行汇聚于后仁之时，道义与先天相合；他顾念《云门》而兴发言论，感慨《萧韶》而忘记滋味。因此中书监高闾博学明敏，文思优美广博，继承成均的事业，确实适合承担此任。于是命令高闾扩充儒林学者，考究古代音乐，依据《六经》，参考各国史志，综合错综阴阳之理，以制定声律。钟、磬、管、弦大略已经齐备，八音的声韵之事也粗略列举出来。恰逢迁都到崧▯，未能周密完成；五权五量最终也没有制作成功。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大多散失废坏，钟磬徒然悬挂，宫商尚未协调。恭惟陛下至圣而承受天命，继承先王宏大的功业；因为钟磬尚未协调，诏令臣修整治理。臣谨慎地广泛搜求▯黍，选取其中的形制，又采集梁山的竹子，重新裁定律吕，制作磬、铸造钟，都依照律数完成。然而权量差错由来已久，近来承蒙交付并州百姓王显进献的古铜权；臣以古代范式考核，以今制验证，钟律准度与铜权相互符合。古时制造的器物仍像新的一样，刚开始创制又仿佛旧有，虽处异代却符合同一标准，如同合于规矩。乐府原有正声，包括《王夏》《肆夏》《登歌》《鹿鸣》之类六十多种曲调，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兴时，设置《皇始》之舞，又有吴夷、东夷、西戎之舞。乐府之中共有这七种舞。太和初年，郊祀和宗庙祭祀只使用《文始》《五行》《皇始》三种舞而已。臣私下认为，周代的文舞、武舞，颂歌的声调各不相同；汉代祖先和宗庙的乐舞也各有区别。恭惟大魏，四祖三宗的道德超过隆盛的周代，功业胜过伟大的汉代；颂歌和宗庙乐舞应当有所表彰，有的表现文德，有的表现武功，以彰明功德。如果不是美好声望隆盛、亲近尊贵、器量高雅深远、博学多闻的人，谁能辨识其中的得失？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臣高肇，器量深厚高雅，鉴赏能够深入微妙之处，显著赞助宏大道业，声名光彩遍于海内，应当委任他监察完成此事，以成就当代典章的美盛。从前晋代中书监荀勖，是前代著名贤人，奉命主持成均，受委托掌管乐务，推崇述行旧有典章，取法古代典制，使事情光耀于前代记载。这件事难道还遥远吗？又先帝明诏内外儒林，也任用高闾办理和请求。如今所需要的，应当依照前代先例。（《魏书·乐志》。正始四年春，太乐令公孙崇再次上表陈说。） ◇上景明历表 臣近来在大乐署，详细整理钟磬；后来在秘书省，考察推步日月星辰，查阅古今，研究其中的得失。然而四时流转，五行变易，帝王相继登位，必定奉行新的起始纪元，改定正朔，改变徽号和服色，观察时势变化，以顺应天道。因此《易经》说汤、武革命，治理历法、明察时令。三代五帝交替兴盛，历法和气数各不相同。恭惟大魏承接天明之命，家有天下，然而战事仍多，没有闲暇处理历法事务；沿用前魏《景初历》，其术数差错，不合日影尺度。世祖应合时运，辑宁诸夏，于是命故司徒、东郡公崔浩综合考订其数。崔浩博学深通，重新修订历法，又撰写《五行论》。当时故司空、咸阳公高允，博览群籍，帮助阐明五种《纬书》，并撰述《洪范》。然而崔浩等人的考察还不够周密，高宗即位后，便采用敦煌赵匪▯的甲寅历，但其中星度逐渐相差较远。臣于是汇集各种异同，研究增损，重新制作新历。以甲寅为纪元起点，考察盈缩，日影和天象均较周密，又从简约节省出发。此历起用于景明年间，所以命名为《景明历》。不过天道有盈有虚，哪里能说一定完全相合，必须通过观测来检验是非，然后才能施行。太史令辛宝贵，掌管天象，颇为熟悉秘传的数术；秘书监郑道昭，才学优异丰赡，见识阅览广博精密；长兼国子博士高僧裕，是故司空高允的孙子，世代综合研习文业；尚书祠部郎中宗景，博览经史；前兼尚书郎中崔彬，略懂历法术数。请让这几个人在秘书省共同观测考验。至于观测日影度数，关键在于冬至、夏至前后各五天。然后才可以取来验证。臣微薄的诚意，希望能收到万分之一的成效。（《魏书·律历志上》。世宗景明年间，诏令太乐令公孙崇、赵樊生等共同考验。正始四年冬，公孙崇上表。） ◎孙绍 孙绍，字世庆，是昌黎人。太和年间任校书郎，升为给事中；从长兼羽林监任门下录事。延昌初年，出任济阴太守。回朝后，历任司徒功曹参军、步兵校尉、长水校尉。正光年间，任镇远将军、右军将军。后来任徐兖和籴使。历任骁骑将军、太府少卿，升为右将军、太中大夫。建义初年，授卫尉，转任金紫光禄大夫。永安年间，授太府卿，赐爵新昌子。太昌初年，升任左卫将军、右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去世，追赠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冀州刺史，谥号宣。

译◇修订律令上表 臣听说，建立国家有正确的谋划，即使危险也必能转安；施行教化能够和谐，即使力量少也必能强盛；治理违背人情，即使暂时合拢也必然离散；行动错失时机，即使一时成功也必然失败。这是古今相同的道理，是历代君王确定的法则。恭惟大魏承受上天明命，吉祥的开端无穷无尽，世世代代传承后仁，国运可兴盛七百年。如今二虢京门之下没有严密防守，南北二中又缺少坚固守备。长安、邺城，是国家股肱所寄托之处；穰城、上党，是腹背所凭借之地。四军五校的制度，领护分掌事务的方式，征兵储粮的要务，舟车水陆的资用，山河险要的掌握，缓急进退往来的安排，持平出兵救援的方法，节省费用而适应时势的法令，都尤其应当修订设置，以巩固堂堂大国的根基。守成持盈的体制，怎能忽略？身处安定之时，正应当心怀危惧。况且法律开启清浊之分，而清浊并不公平；申明停滞案件的处理希望，卑贱贫寒之人却也得不到免除。士人和平民一同悲伤，士兵和役夫心怀怨恨。中正官在下层乡里出卖声望，主掌案牍的人在上台挥笔作假；真伪混杂，明知有错却不纠正，得到的人并不欣喜，失去的人反而更加怨恨。于是使门第相同、身份相等的人，遭遇却如泾渭之水悬殊；本来应当承担同样劳役的人，苦乐却差别极大。士人任职，不以此为荣耀；兵士服役艰苦，内心始终忘不了作乱。因此有人争相抛弃本业，逃往外地；有的改换姓名，托人收养，散居民间；有的逃亡山林，以捕鱼打猎为生；有的投靠豪强，寄托性命和衣食。又有本应迁徙的户口，追逐安乐而前往各州；本应留下的人，则逃避寒冷而投奔温暖之地。兼任职务者的子弟，跟随游荡，南北东西漂泊，选择居处而不能安定。关卡禁令没有修整，任凭个人选择适意之处。像这样的人不可胜数。爪牙之士不再为国家所用，百工争相抛弃自己的行业。统一天下的谋划，实际上空缺；考核官吏的办法，也没有期限能够完成。流离逃亡的人，决然需要精心核查。如今强敌窥伺时机，边地百姓等待间隙，内地百姓不平，长期戍守者心怀怨恨，战国般的形势，我私下认为已经危险了。必然造成祸患根源的，正是北方边镇的戍守之人。至于天下一统的年代，持守公平、施行常法，是大道的谋略；乱离的时期，纵横应变，是行使权宜的形势。因此大道不能长期一成不变，必须随着文质交替来调适人情；权宜也不能永远不变，必须随着ㄜ隆的变化来收摄万物。文质适应时代，道的形态自然安定；ㄜ隆合乎中道，权势也能够成功。既然如此，王者谋划法制的宗旨、教化万物的规范，就应当使圆方各得其所，使人物各不失其位。又先帝时，律令一并议定；律很快施行，令却独自没有颁布，已经十多年了。臣认为，令的体制就是帝王自身；它分理百官的仪制，安置九服的法度，贯通天地人三才的伦常，包罗六卿的职掌，安排风俗教化的门径，掌握施行赏罚的要领，是有所作为的枢机，也是世代法制的大本。可是修订法令的人，也都博通古代，依照古制撰定，整体看来很可观，比起以前的法令，精粗确有不同。但主持议论的人太过重视古制。如果完全依照古制，高祖的法令还需要升降损益，谁敢提出自己的意见，辨明是非呢？正因为这个争论，法令长期废置而无人处理。然而律与令相互需要，不能偏废；如今只颁行律而停止令，在事务上非常滞碍。如果令不颁布，就是没有法典，臣下办理事务，凭什么依据来执行呢？臣等修订律法，并不是没有尽力；但法令署名下发之日，臣却没有姓名。这就像农夫竭尽力量，别人享用他的秋收；功名归属如此，实在使人忧闷。（《魏书·孙绍传》。孙绍与常景等共同修订律令。延昌年间，孙绍上表。又见《北史》四十六。） ◇又上表陈说军国利害 臣听说，文与质交替使用，治理之道因此光明；ㄜ隆合乎时宜，人物因此通达成功。所以能够使事业扩大到三灵，使仁德和洽于九服。恭惟陛下承受神灵之命登上帝位，聪慧深沉而照察万物，宰辅忠诚纯正，贤能如伊尹、霍光，已经奠定升平的根基，应当成就无为而治的事业。然而漠北违抗命令，陇右构成叛逆，中州惊扰，百姓私下议论，这是什么缘故呢？都是因为上面的法令不能通行，下面的情实被怨恨堵塞的缘故。臣虽然愚陋短浅，却能完全看清事情的始末。从前在代都时，崇尚武质而政治安定；迁至中京以后，重视文华而政事混乱。因此臣过去在太和年间极力陈说得失，详细论述四方华夷的心态，高祖垂意采纳，文书中可以寻见。延昌、正光年间，臣频频上奏，主管者收存奏疏，却没有得到答复；如今形势发展到这种地步，正好完全验证了微臣预先陈说的话。现在东南有窃取名号的贼人，西北有违抗命令的寇敌，难道能怨恨上天吗？实在应当责怪人事。臣如今不担忧荒远之地，正担忧京畿内部，急需改变制度来安定人心。如果仍然迟疑不决，变乱很快就会发生；一旦身边发生变故，大事就完了。然而臣侍奉国家已经四代，国家的忧喜就是臣的忧喜；只是职任在闲散之处，不参与机密核心，想提出救济国家的谋划却无处陈说，可谓经纬之事很多，却没有织布的机杼。天下是一个重大的器物，一旦端正便很难倾覆，一旦倾覆也很难重新端正。当今的危急，已经到了踮脚疾行般紧迫的地步；臣身居食禄之列，内心悲痛无休止。臣哭泣流血地上奏陈说，希望陛下垂意采纳察看。如果我的言论能够参与政事，献上可行之策、替去不可行之举，除去叛逆，社稷共同庆贺，那么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臣的犬马之情也就完全尽到了。（《魏书·孙绍传》。孙绍任徐兖和籴使，回朝后大力陈说军国利害，没有得到答复。孙绍又上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