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魏八◎文帝（五）

译◇《典论》谨按：《隋书·经籍志·儒家》载，《典论》五卷，为魏文帝所撰，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相同。《本纪》说：“文帝喜好文学，以著书为要务，所撰成的作品将近百篇，明帝时刻在石碑上。”详情见《搜神记》。又《齐王芳纪》注说：“我裴松之过去跟随征西将军到洛阳，看见《典论》的石碑在太学中还保存着。”《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九引戴延之《西征记》说，《典论》共有六块碑，现在四块还在，两块已经毁坏。《隋书·经籍志·小学类》有《一字石经·典论》一卷；唐代石刻本亡失，到宋代抄本也亡失了。世人所能见到的，只剩下裴松之注中魏文帝的《自叙》，以及《文选》中的《论文》而已。已故友人沈阳孙冯翼，字凤卿，曾经辑录过一个本子，但缺漏很多；又如摘录《北堂书钞》“十五洽和万国”，却把《典略》当作《典论》，诸如此类，都应一概删去。如今重新查检各书，抄出几十上百条材料；有篇名的十三篇，把重复的合并，离散的汇集，依照《意林》的次序编排，确定成一卷。那些无法归属篇章的遗文残句，附在卷末。嘉庆二十年，太岁在乙亥，三月晦日。◇篇名缺 尧去世，舜到南河之南避让给尧的儿子；舜去世，禹到阳城避让给舜的儿子；禹去世，益到箕山的北面避让给禹的儿子。就像登山一样，必须勤奋才能求得更高；就像渡过河流一样，必须勤奋才能求得更远。只是内心不勤奋，时间也不能使他成功。应璩说：“人的本性固然有仁爱之心。”回答说：“对亲人施行叫作孝，对万物施行叫作仁。仁是有所作为的真实名称，不是无所作为的空洞称呼。善是道的根本，是各种行为的主宰。” ◇奸谗 奸佞邪曲会使政事污秽，偏爱和憎恶会败坏风俗；国家有这两件事，想不走向危亡，是不可能的。何进败亡于吴匡、张璋，袁绍灭亡于审配、郭图，刘表昏乱于蔡瑁、张允。孔子说：“奸佞之人危险。”确实如此。古代的事情已经记载在典籍中，这里姑且再评论这几个人，把它作为后人的鉴戒，于是作《奸谗》。中平初年，大将军何进和他的弟弟车骑将军何苗，都开设府署。亲近何进的吴匡、张璋，各自凭借邪说受到何进宠信，而何苗厌恶他们的为人。吴匡、张璋诋毁何苗而称赞何进，何进听到后很高兴，认为他们和自己同心。后来灵帝去世，何进被宦官韩悝等人杀害；吴匡、张璋忌恨何苗，于是劫持何进的部众，在北阙杀死何苗，何氏一族也就灭亡了。从前郑昭公被祭仲杀死，鲁隐公死于羽父之手，何苗难道能不遭遇同样的结局吗？忠臣侍奉君主，应当尊敬君主的父亲以此来尊重君主，奉事君主的兄长以此来敬重君主的弟弟，所以说“爱一个人，也会爱到他屋上的乌鸦”，何况是骨肉之间呢？可是何进为什么偏偏还要称赞他们呢？袁绍的儿子，袁谭年长而聪慧，袁尚年少而俊美。袁绍的妻子喜爱袁尚，多次称赞他的才华，袁绍也一向惊异于他的容貌，想立他为继承人，但尚未公开决定，袁绍就去世了。别驾审配、护军逢纪，早就因为骄横奢侈而不被袁谭喜爱，于是表面顺从袁绍的妻子，内心却考虑如何谋求私利，假传袁绍遗命，拥立袁尚为继承人。颍川人郭图、辛评与审配、逢纪有矛盾，害怕日后受祸，便一起依附袁谭，大力陈说嫡长子的道理，用被废黜贬降的耻辱激怒他，劝他起兵作乱，而袁谭平日也有这种想法，于是和袁尚亲自发动战争，想把对方彻底杀灭。魏王的军队承受天人相应的符命，席卷黄河以北，于是袁尚逃走，袁谭被斩首，审配被擒，郭图被割耳示众；两个儿子既已灭亡，臣属也没有留下。此处句子有脱文。袁绍乘着时势，收揽英雄的谋略，借助士民的力量，东面包有大海一带的财富，西面夺取整个晋地，南面有白渠、黄河作为阻隔，北面拥有强劲的弓箭和胡人的战马，土地纵横二千里，部众达几十万，可以说威势很盛。当时天下没有敌手，看待成就霸王之业如同翻掌一样容易，却不能抑制愚昧的妻子，明确分别嫡子庶子，委婉留恋私爱，只因容貌便宠爱儿子；后来战败军溃，自己也因病去世，奸邪之臣掩饰罪恶，两个儿子互相残杀；坟土尚未干，宗庙已经成为废墟，他的错误实在太严重了。刘表的长子叫刘琦，刘表起初很喜爱他，称赞他很像自己。过了很久，刘表为小儿子刘琮娶了继妻蔡氏的侄女。后来蔡氏受到宠爱，她的弟弟蔡瑁、刘表的外甥张允，也都受到刘表宠幸。他们害怕刘琦年长，想设法诋毁他。刘琮每天都和蔡氏亲近，张允、蔡瑁替他前后奔走。刘琮有一点善行，即使很小也一定让刘表知道；有过错，即使很大也一定替他掩饰。蔡氏在内称赞他的美好，蔡瑁、张允在外赞叹他的德行，刘表每天都认可这些说法，于是刘琦更加被疏远。他出任江夏太守，在外统领军队。蔡瑁、张允暗中查找他的过失，一有机会就诋毁他。美德没有显露的地方他们也要遮掩，过失没有细微到不可见的地方他们也要揭露。于是刘表每天都流露出愤怒的神色，责备斥让的书信不断送来，而刘琮作为继承人的地位也就牢固了。所以说，猜忌是从疏远亲身关系产生的，偏爱是从亲近的侍从那里形成的，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从前泄柳、申详，因为穆公身边没有亲近的人，就不能使自己安稳。君臣之间如此，父子之间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后来刘表患病，刘琦回来探视。刘琦平素仁慈孝顺，蔡瑁、张允害怕他见到刘表，父子产生感情，刘表又有托付后事的想法，便对刘琦说：“将军命令你抚临江夏，作为国家东面的屏藩，责任十分重大。如今你放下军队回来，必定会受到责罚，伤害父亲的欢心，从而加重他的病情，这不是孝敬。”于是把刘琦阻挡在门外，使他不能见到父亲。刘琦流着眼泪离开，士人和百姓听说后都为他悲伤。即使是易牙、杜宫，坚牛、虚器，又怎么能超过这种情形呢？刘琦难道会忘记早晨献野鸭、北地献犬的故事吗？隔着门窗连话都传达不到，又怎么能说父子之间有千里之内的中山之情呢？唉！父子之间何至于到了这种地步！刘表去世，刘琮最终继位，以侯爵封给刘琦。刘琦愤怒地扔下印绶，假称为父亲奔丧，内心却有讨伐蔡瑁、张允的打算。恰逢魏军已经抵达襄阳郊外，刘琮举州投降请罪，刘琦于是逃往江南。

译从前伊戾、费忌，因为不得宠而制造谗言；江充焚烧丰邑（“焚丰”一语应当考订），因为身负罪过而制造蛊惑。高斯的欺诈，是为了贪求权力；躬宠的欺罔，是为了求得尊贵；他们都从骨肉亲属之间寻找机会，以成就自己的凶恶叛逆。可悲啊！吴匡、张璋、审配、郭图、蔡瑁、张允之流，本来不值得多么奇怪；以前事作为后世的鉴戒，他们没有一个不被烹杀、剿灭，成为百代的耻辱和诋毁对象（旧校说“试”恐怕应作“诋”）。可是仍然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昏昧不明，是因为奸邪逐利的心太深。那些离间父子、隔绝兄弟、在朝廷中制造奸谋、在片刻之间决定事变的人，都是因为抓住嫌隙来用心，借助情绪反应来发动事情，把应当发怒的事情谋划成计，把必然愤怒的心情推向极端，势头像突然发怒一样，反应如同弩机发射；即使圣人和智者也不能自行免除，何况中等才智的人呢！至于爰盎劝谏淮南王，田叔营救梁孝王，杜邺欺骗二王，安国调和两位君主，仓唐借称诗来进言，史丹借承担过失来劝谏，周昌冒犯君王脸色而在朝廷争辩，叔孙切直进谏陈说戒惧，三老上疏为人申理冤屈，千秋借神灵之意使君主醒悟。这几位公卿，有的在前朝显扬德行，有的在上世传播声名，有的屡次升迁而登上相位，有的从帝室接受赏赐；他们的进言既然得到回应，福祉也随之而来，这才可以说是善于处理骨肉亲属之间的关系啊！◇篇名缺 桓帝、灵帝时期，上面由宦官专擅命令，下面由平民任意议论；谋求俸禄的人耗尽财货来奉承权贵，追求名声的人倾尽自身去侍奉权势；官位在私门中形成，名声在横街小巷中决定。于是每家有不同的意见，每个人有不同的议论；议论没有固定的准则，事情没有确定的价值；助长爱憎，兴起朋党。◇篇名缺 阴阳交合，万物才能生成；君臣交往，国家才能治理；士人与庶民交往，德行才能光大。同担忧乐，共享富贵，朋友之道就完备了。《易经》说：“上下相交，志向就相同。”由此看来，交往是人伦的根本事务，是王道的大义，并不只是士人与朋友之间的意愿。管夷吾奢侈而鲍叔牙廉洁，这是他们的志向不同。张竦清白而陈遵污浊，这是他们的行为不一致。◇篇名缺 君主和百姓之间有三种要求：要求百姓为自己劳作，要求百姓为自己而死，要求百姓为自己而生。◇篇名缺 法令是君主掌握权力的工具，官吏是百姓的命运所系。法令应当简明，官吏应当公正公平。◇内戒 夏、商、周三代的灭亡，都由于妇人。所以《诗经》讽刺艳丽的妻子，《尚书》告诫聪明的妇人，这些都已经明确记载在典籍中了。近代类似的事情很多；有些发生在平民小人身上，他们的过失不足以败坏政治、扰乱风俗。至于袁绍、袁术二人，过分窃取声名，是一世的豪杰，却因袁术和袁绍而失败、灭亡，这正是拥有国家的人应当谨慎的。因此把这些事记录下来，希望可以给后人作为警戒，于是作《内戒》。古代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没有不忧虑权贵大臣专擅朝政、宠爱妻妾专擅内室的。所以女子无论美丑，一入宫就会遭人嫉妒；士人无论贤愚，一入朝就会遭人憎恨。宠幸之人想独占君主的爱、专擅权力，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然而他们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无不恭敬谨慎，在昏暗的时代却放纵任性，是因为揣度君主而行使自己的意志。从前龙阳君在钓鱼时哭泣，是为了堵塞美人进身的道路；郑袖假装更加宠爱魏国女子，以毁坏她的容貌。司隶校尉冯方的女儿，是天下美人；天下动乱时，她避居扬州。袁术登城，看见她后很喜欢，便纳她为妾，对她十分宠爱。其他妇人嫉妒她受宠，便欺骗袁术说：“将军，那位贵人有志节，只是每逢见到将军时应当多次流泪，表示忧愁。像这样，就一定会长久受到敬重。”冯氏女认为说得对。后来每次见到袁术，就流泪。袁术果然认为她有心志，越发怜爱她。其他妇人因此一起把她勒死，悬挂在厕所的梁上，说她因悲哀怨恨而自杀。袁术确实以为她是不得志而死，厚厚地为她入殓安葬。袁绍的妻子刘氏非常嫉妒，袁绍死时，尸体还没有入殡，她把五个宠妾全部杀死，认为死者如果有知，就会在地下再次见到袁绍。于是剃光她们的头发，在脸上刺墨，以毁坏她们的形貌。追逐嫉妒死者的魂魄，杀戮还牵连死人，恶妇的行为，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她的小儿子袁尚，又把死者的家属全部杀死。宠媚讨好恶母，轻蔑已死的父亲，行为暴虐悖逆，忘记大义，灭亡正是理所当然。袁绍听从妻子的意愿，想立袁尚为继承人，却又没有及时决定；自己死后，两个儿子争夺国家，全族都遭涂炭，国家也成为废墟。魏军平定冀州、屯驻邺城，舍弃袁绍的宅第；我亲自走进他的庭院，登上他的堂屋，游览他的楼阁，睡过他的房间。栋梁屋宇还没有坍塌，台阶和庭院依旧如常，忽然之间却由别的姓氏居住了。袁绍难道只是被蒙蔽了吗？也确实是由于有恶妇！上洛都尉王琰擒获高干，因功封侯；他的妻子在屋内哭泣，认为王琰富贵之后，将要另娶妾媵，因而夺走自己所受的宠爱。◇酒诲 酒可以用来成就礼仪，过度饮酒就会败坏德行；而世俗风气沉溺荒唐，于是作《酒诲》。孝灵帝末年，朝政衰败废弛，群臣百官都沉湎于酒，贵戚尤其严重，一斗酒要价千钱。中常侍张让的儿子张奉任太医令，和人饮酒时，常常扯开衣裳，露出身体，把这当作嬉戏取乐。酒宴将要结束时，他又把众人的鞋袜弄乱，使大小错杂、方向颠倒，人人都跌倒仆地，手脚扑跌，于是跟在旁边嘲笑他们。

译雒阳令郭珍，家中财产多达巨亿。每到炎热的夏天，他就召集宾客，让几十名侍婢盛装打扮，披着罗纱，在其中袒露身体，使她们为宾客进酒。荆州牧刘表占有南方土地，他的子弟都骄奢尊贵，并且喜欢饮酒，于是设置三种酒杯：大的叫伯雅，次大的叫中雅，小的叫季雅。伯雅能盛七胜，中雅能盛六胜，季雅能盛五胜。又在杖端装上大针，宾客中有醉酒睡倒在地的，就用针刺他，以检验他是否清醒；这种残酷甚至超过赵敬侯用筒子灌人酒。天子的大驾迁都许县后，任光禄大夫刘松向北镇守袁绍军队，刘松每天和袁绍的子弟一起宴饮。刘松曾在盛夏三伏时节，昼夜纵情饮酒，醉到人事不知，说这是为了躲避一时的暑气。两方面都仿效这种做法，所以南荆州有“三雅”酒杯，黄河以北有“避暑”饮酒。◇论▯俭等事 有生就必有死，有成就必有败亡，这是天地也不能改变、圣贤也不能避免的事情。然而迷惑的人却希望乘着风云，和螭龙一起驾车，前往不死之国。那个国家就在丹溪。那里的人漂游于列缺之间，翱翔在倒映的日光中，饿了吃琼蕊，渴了饮飞泉。然而死者接连不断，坟墓相望；死去的人没有回来，潜藏的人也没有显形，这些足以使人觉悟了。然而人的形体和本性与普通生物相同，劳累就早死，安逸就晚死。淳于意为赵章诊脉，说他的寿命只在五日之内，后来到第七天才死。赵章喜欢喝粥，内脏充实，所以得以延长几天寿命。颍川人▯俭能够辟谷，服食茯苓。甘陵人甘始也擅长行气，年老了仍有年轻人的容貌。庐江人左慈懂得补导之术，他们都担任军吏。起初，▯俭到来时，市场上的茯苓价格突然涨了数倍。议郎安平人李覃学习他的辟谷术，吃茯苓、饮水，因寒冷而腹泻，几乎丧命。后来甘始到来，众人无不瞪眼斜视、像狼一样回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农人董芬因此做得过度，气息闭塞不通，过了很久才苏醒。左慈到来后，人们又争相接受他的补导之术，甚至宦官严峻也前去拜访求教。宦官本来就没有必要学习这种术法，人们追逐声名，竟到了这种地步。光和年间，北海人王和平也喜好道术，自认为应当成仙。济南人孙邕年轻时曾侍奉他，跟随他来到京师。恰逢王和平病死，孙邕于是把他葬在东陶，获得了一百多卷书和几囊药，全都送给了他。后来弟子夏荣说王和平已经尸解。孙邕至今还后悔没有取走那些珍贵的书和仙药。刘向被《鸿宝》之说迷惑，君游又被刘向的言论迷乱，古今愚昧荒谬的事情，难道只有一个人吗？陈思王《辨道论》说：世间有方士，我们魏王把他们全都招来了。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俭。甘始能够行气，▯俭擅长辟谷，都号称是活了三百岁的人。从魏王、太子到我的兄弟们，都把这些当作笑谈，并不完全相信。然而曾经试验▯俭辟谷一百天，他仍然和我们同寝同处，行走起居如常。人不吃东西七天就会死，而▯俭却能这样！左慈修习房中术，大概可以延长寿命；然而若不是有志于此且精诚专一的人，不能实行。甘始年老而容貌年轻，各种方士都共同归附于他。魏王让▯孟节主管这些人。另一种说法是，皇甫隆遇到青牛道士，姓封，名君达；其余的养性方法，也可以放在这里采用。大意说：身体应当经常稍微劳作，但不要过度；饮食要去掉肥腻浓厚之物，节制酸味和咸味；消除思虑，减少喜怒，去除奔逐；谨慎房事和精液排泄；秋冬时节闭藏精气。详情见别篇，武帝实行后确实有效。王仲统说：（这里有脱文，依据《博物志》下文，当为东阿王和仲长统所说。）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实行容成御妇人之法，都被丞相记录询问；实行这些术法，也得到了一些验证。降为道士后，刘景教给他云母九子丸的药方；据说活到三百岁，后来不知所终。武帝经常服用这种药，也说有效。刘德审理淮南王案件，得到枕中秘藏的《鸿宝苑》秘籍；他的儿子刘向也认为奇异，相信炼制黄白之术能够成功，认为神仙之道可以达到，但最终也没有效果，反而因此获罪。刘根感觉不到饥渴，有人说他能忍受盈亏变化。王仲都在盛夏时让十座火炉烘烤自己，却不觉得热；在严冬时把他裸露出来，却不觉得冷。桓谭认为这是天性耐寒耐热。桓谭因为不相信有仙道，又喜欢猎奇，所以把这种说法写下来；前面已经叙述过了。《博物志》同上又说：魏王所招集的方士姓名如下：上党王真、陇西封君达、甘陵甘始、鲁女生、谯国华他，字元化、东郭延年、唐▯、冷寿光、河南卜武、张貂、蓟子训、汝南费长房、鲜奴辜、魏国军吏河南赵圣师、阳城郄俭，字孟节、庐江左慈，字元放，共十六人。魏文帝、东阿王和仲长统所说的人，都能够断谷不食，分解形体而隐没，出入不经过门户。左慈能够改变形貌，迷惑人的视听，驱除刻画的鬼魅，都属于这一类。《周礼》所谓的“怪民”，《王制》所说的“挟左道者”，就是他们。◇自叙

译初平元年，董卓杀死皇帝、毒死皇后，颠覆了王室。当时天下已经被中平年间的政治弄得困苦不堪，又厌恶董卓的凶恶叛逆，家家都想着作乱，人人都感到危险。山东各地的州牧、郡守，都依据《春秋》的义理以及卫国人到濮地讨伐州吁的故事，说人人都可以讨伐贼人，于是大规模兴起义兵。知名豪杰、大侠、富室和强族，纷纷像云一样聚集，从万里之外赶来：兖州、豫州的军队在荥阳交战，河内的铠甲之士驻扎在孟津。董卓于是迁移天子的车驾，向西迁都长安；山东各地，大的连接郡国，中等的包围城邑，小的聚集在田间道路，彼此吞并。正逢黄巾军在海内山岳之间势力强盛，山贼在并州、冀州肆虐，乘胜转攻，席卷南下。乡邑的百姓望见烟尘就逃跑，城郭的人看见尘土就溃散，百姓死伤，暴露的尸骨像野草一样。那时我五岁，父亲因为四方动乱，教我学习射箭。我六岁就懂得射箭，又教我骑马；八岁就懂得骑马射箭了。因为当时多有战乱，所以每逢出征，我常常跟随。建安初年，父亲南征荆州，到了宛县，张绣投降，十天后返回；我的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遭到杀害。当时我十岁，骑马逃脱了。文武之道，各随时势而使用。我生在中平末年，成长于军旅之中，所以从小喜爱弓马，直到今天也没有衰减。追逐禽兽往往跑十里，奔驰射箭通常能射到百步之外；每天身体都很强健，内心常常不感到厌倦。建安十年，才平定冀州，▯貊进贡良弓，燕、代进献名马。当时正是暮春，句芒主管时令，和风吹拂万物，弓干燥而手柔软，草浅而野兽肥壮。我和族兄子丹在邺城西面打猎了一整天，亲手捕获獐鹿九只，野鸡、兔子三十只。后来军队南征，驻扎在曲蠡，尚书令荀▯奉使命来慰劳军队，见到我，在谈话将结束时说：“听说你擅长左右开弓，这实在难能可贵。”我说：“您还没有见过那种用项发射箭、张口放弦，俯身贴近马蹄而仰射月支的技艺。”荀▯高兴地笑着说：“竟然能这样吗？”我说：“靶场有固定的路径，靶心有固定的位置，即使每次射箭都能命中，也还不是最高妙的技艺。若能在平原上奔驰，奔向丰茂的草地，追逐狡猾的野兽，截击轻捷的飞禽，使弓弦没有空拉，射中的地方必定穿透，这才是高妙。”当时军祭酒张京也在座，回头对荀▯拍手称好；我又…… 我又学习击剑，拜访的老师很多了。四方的技法各不相同，只有京师的最好。桓帝、灵帝之间，有虎贲王越，擅长这种技艺，在京师很有名。河南人史阿说，他过去曾和王越交游，完全学到了他的技法；我跟史阿学习，练得十分纯熟，常和中郎将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人一起饮酒。早就听说邓展手臂功夫很好，通晓五种兵器，又号称能空手夺白刃。我和他谈论剑术很久，认为将军的技法不对。我自己一向也喜欢这种技艺，又掌握了高明的技术，于是请求和他交手。当时酒意正浓、耳朵发热，正在吃芋头和甘蔗，便把它们当作杖，在殿下交手数回合，三次击中他的手臂。身边的人大笑，邓展心中不服，请求再比试。我说：“我的技法迅疾紧密，很难击中对方的面部，所以只打手臂。”邓展说愿意再交手一次。我知道他想突然逼近，抢先击中我，于是故意深深进身；邓展果然跟随上前，我退脚闪避，正好截击他的额头。座中众人惊讶地注视着。我回到座位上笑着说：“从前阳庆让淳于意抛弃旧有的医方，重新传授给他秘术；如今我也希望邓将军抛弃旧有的技艺，重新接受重要的道理。” 满座的人都尽情欢乐。一个人不可以自称已经擅长某事。我年轻时稍微懂得使用复，便自以为无人能敌；俗名把双戟叫作坐铁室，把镶盾叫作蔽木户。后来跟随陈国袁敏学习用单戟攻复戟，常常做得神妙莫测，使对手不知道如何应付，先前只说如果在狭路上遇到袁敏，便只能直接决胜。我对其他游戏性的技艺很少喜爱，只有弹棋大体上穷尽了其中的技巧，年轻时曾为此作赋。从前京师最早擅长弹棋的是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常常遗憾不能和这些人较量。父亲一向喜好诗书文籍，即使身在军旅，手也不离书卷；每当处理政务从容闲暇时，常说：“人年轻时好学，心思就专一；年长后容易健忘。年纪大了还能勤奋学习的，只有我和袁伯业罢了。”我在年少时就诵读诗书论著，长大后又全面学习《五经》《四部》以及《史记》《汉书》和诸子百家的言论，没有不全部阅读的。我所著的书、论、诗、赋，共六十篇；至于智慧而能表现得愚拙，勇敢而能表现得怯弱，以仁爱待人，以宽恕施及下属，这些都交给后世贤良的史官。《三国志·魏文帝纪》注。◇太子 我承蒙深厚的宠爱，忝居继承人的位置，忧惧徘徊不安。上书陈述自己的心情，如果辞藻繁多、称颂广博，那么父子之间就显得不文雅；如果语言简略直白，那么喜悦和恐惧的心情又无法充分表达。俗语说：“你不要自己夸耀，看你写给家里的信就知道了。”说的就是这种困难。◇剑铭 《文选·七命》注引《典略》说：太子丕的《剑铭》说：“流动的光彩像彩虹。”大概《剑铭》才是篇名；说剑可以概括刀，说太子丕，是承接下文而增加的。

译从前周、鲁珍藏赤刀孟劳、雍狐之戟、屈卢之矛、孤父之戈，以及楚、越的太阿、纯钩、徐氏七首；这些都是上古著名的兵器。君子即使有文事，也一定要有武备。我喜好击剑，擅长用短兵器制胜长兵器。于是选取优良的金属，命令国内的名工精心锻炼，经过百次锻炼。刚制成时，五色光彩充满炉中，巨大的风箱自行鼓动，神异之物仿佛出现，飞鸟盘旋飞舞，便将它们制作成九件宝器：剑三把，第一把叫飞景，第二把叫流采，第三把叫华锋；刀三把，第一把叫灵宝，第二把叫含章，第三把叫素质；七首刀两把，第一把叫清刚，第二把叫扬文；露陌刀一把，叫龙鳞，根据形状确定名称，把这些铭刻在刀柄上。工匠不是欧冶子，金属也不是昆吾之金，但也算一时的良材良工。铭文说：建安二十四年二月甲午日。甲午是二月十二日，丙午是二月二十四日。魏太子丕制造百辟宝剑三把。其中第一把长四尺二寸，重一斤十五两，用清漳水淬炼，用▯监▯诸（本注音“监”“诸”，指青石）磨砺，以有纹理的玉装饰，以通犀作表饰。光彩像流星，名叫飞景。第二把名叫流采，颜色像彩虹，长四尺二寸，重一斤十四两。（《华锋铭》残缺。） 魏太子丕制造百辟宝刀三把：第一把长四尺三寸六分，重三斤六两，纹理像灵龟，名叫灵宝；第二把色彩像丹霞，名叫含章，长四尺三寸三分，重三（疑当作“二”）斤十两；第三把刀锋像霜（《书钞》未改本如此，似有脱字；《艺文类聚》作“坚似崩霜”，《文选》注作“坚而似霜”，《御览》作“鉴似崩霜”，“崩”疑为“明”字之误），刀身像剑的铗，名叫素质，长四尺三寸，重二斤九两。魏太子制造百辟七首刀两把：第一把纹理像坚冰，名叫清刚；第二把光泽像朝日，名叫扬文。又制造百辟露陌刀一把，长三尺二雨，形状像龙纹，名叫龙鳞。《北堂书钞》未改本卷一百二十二引九条，卷一百二十三引六条；《艺文类聚》卷六十引六条；《文选·七命》注引三条；《初学记》卷十引一条、卷二十二引二条；《六帖》卷二引一条、卷十三引二条；《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三引二条、卷三百四十六引一条，合并订成一篇。按：《书钞》《艺文类聚》《御览》引魏文帝《露陌刀铭》说：“多么美好的良刀啊，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节锻炼？把它比作麒麟的角，没有什么可以任用它来做。没有遇到不合适的时机，便永远珍藏。使用它来护卫身体，以威慑不服从治理的人。”并没有说出自《典论》，所以不收入。◇论文 文人彼此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才学大致相当罢了，班固却轻视傅毅，并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做了兰台令史；可是一下笔就不能停下来。”人都擅长显扬自己，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能够样样精通，所以各人都凭自己的长处，轻视别人的短处。俗语说：“家里有一把破笤帚，也把它看作价值千金。”这就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弊病。当今的文人，有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这七个人，在学问上没有遗漏，在文辞上没有借助，全都认为自己能够驾驭骐骥奔驰千里，昂首并足一起驰骋；凭这一点彼此折服，也实在很难得了。大概君子能够审察自己、衡量别人，所以可以避免这种弊病。于是写了《论文》。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有时带有齐地的文风，然而他的才华也可与王粲匹敌。像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厄赋》《圆扇赋》《橘赋》，即使张衡、蔡邕也不过如此。然而在其他文章方面，他们就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陈琳、阮瑀的章表、书信，是当今最杰出的。应玚文辞和谐却不雄壮，刘桢雄壮却不缜密。孔融文气高雅奇妙，有超过常人的地方，然而不能坚持自己的论点，义理不能胜过文辞，以至于夹杂嘲笑戏谑；至于他有时所擅长的文章，也有可以与杨雄、班固相匹敌的。一般人重视远方的名声而轻视身边的实际，又担心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反而认为自己贤能。文章的根本相同而末流各异：奏议应当典雅，书信、论说应当讲求义理，铭文、诔文崇尚真实，诗赋追求华丽。这四种体裁各不相同，所以能够擅长其中一种的人，往往只是偏长于某一方面。

译只有通才才能兼备各种文体。文章以气质为主，气质有清浊之别，各有其本性，不是凭努力勉强就能得到的。譬如音乐，曲调虽然均齐，节拍也遵守同样的法则，但说到运气发声是否协调、技巧高下各有天分，即使是父兄，也不能把这种天分转移给子弟。文章是治理国家的大事业，是可以不朽的盛大功业。人的寿命有时会终结，荣华享乐只限于自身，这两件事都是必然的期限，都比不上文章能够流传无穷。因此古代作者把生命寄托在笔墨中，在篇籍中表达自己的思想，不借助史官的文辞，也不依托权势的飞驰，而声名自然流传到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时推演《易》，周公旦显贵时制定《礼》；并不因为身处隐约困厄便不去做，也不因为安康快乐便少加思考。既然如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是害怕时光流逝，而人们大多不能奋力进取；贫贱时受饥寒威胁，富贵时又流连于安逸享乐，于是只经营眼前事务，却丢弃建立千秋功业的机会。日月在上方流逝，体貌在下方衰老，忽然便与万物一起迁变化灭，这正是有志之士最大的痛苦。孔融等人已经逝去，只有徐干著述成一家之言。《文选》中有人问：屈原和司马相如的赋，谁更高明？回答说：“从容舒缓、铺陈曲折，是屈原的长处；穷尽奢丽、极其精妙，是司马相如的长处。然而屈原依据寄托和譬喻来写作，意旨曲折周全，宽绰而有余裕。司马长卿、扬子云的思想境界，还不能达到这种程度。” 我读贾谊的《过秦论》，它阐发周、秦兴亡得失，贯通古今制度义理，融会三代遗风，又以圣人的教化润饰，称得上真正的作者了。李尢，字伯宗（《后汉书》本传作“伯仁”）。年少时就有文才。贾逵推荐李尢，说他有司马相如、扬雄的风采，于是授任兰台令史，与刘珍等共同编撰《汉记》。议郎马融，在永兴年间（《后汉书》本传作“元初二年”），汉帝到广成打猎，马融随从。当时北州遭受水灾和蝗灾，马融撰写《上林颂》来讽谏。（《艺文类聚》卷一百。以上三条，疑应列在前半部分；《文选》删去的内容还有很多。） ◇论太宗 文帝慈爱孝顺，宽厚仁慈，亲自实行清静无为，以节俭为天下表率；奉养生者、安葬死者，都从简省事。美好的声誉遍及天地，仁德之风畅行四海。文帝思求贤才，比饥渴还急迫；任用人才，比顺流行舟还迅速。《三国志·魏文帝纪》注引王沈《魏书》说：“文学之臣有人认为，孝文帝虽然贤明，但在聪明通达、通晓政体方面，不如贾谊。”文帝撰写《太宗论》说：“从前有苗不服，重华挥舞干戚来使他归顺；尉佗自称皇帝，孝文帝以恩德安抚他。吴王不来朝见，就赐给他几杖，以安抚他的心意，天下因此获得安定。于是广施三章之法，推行和乐平易的教化，希望使过去战战兢兢、屏息度日的百姓，能够放开脚步、高声谈论，不再有危险恐惧之心。假如说贾谊才思敏捷，能够筹划国政，只不过是贤臣的器量，具有管仲、晏婴的资质，哪里比得上孝文帝作为大人的器量呢？” ◇论孝武 孝武帝继承了历代留下的基业，又遇上中原富足的时代，府库中有余钱，仓廪中储粮多到腐烂，因此有意消灭匈奴、廓清边境。所以即位初年，听从王恢的谋划，制定马邑之谋；从元光年间直到征和年间的四五十年中，征伐匈奴四十多次：越过盛余，超过广汉，穿过梓岭，封禅狼居胥山，在姑幕举行禅礼，横渡北河，在瀚海检阅军队，砍倒单于的旗帜，斩下阏氏的首级，探入符离的巢穴，扫荡五王的庭院。接纳休屠、昆邪归附，获得祭天金人的宝物。斩杀名王以千计，割下首领和俘虏的耳朵以万计。既穷追他们逃散的部众，又摧毁他们积聚的力量，使匈奴来不及救死扶伤，因孕妇、重伤者堕胎死亡而疲困不堪。元封初年，亲自执掌武节，告知天下天子将亲自出征，又以诛灭两越来威慑他们；当时号称威震匈奴。（《艺文类聚》卷十二，《御览》卷八十八。） ◇论周成、汉昭 有人把周成王和汉昭帝相提并论，我认为周成王承受圣父的美好气质，接受贤母的胎教，有周公、召公做保傅，有吕尚做太师，所以一开口说话，便必然含有仁义之声；一举目观看，便必然显现礼义的仪态。他弘扬即位的正义，推行太平的教化，上面兴起礼乐，下面产生颂歌。当时成王二十二岁，在位三十年，世代长久安定，德行与年寿都丰盛。至于孝昭帝，父亲不是周武王，母亲不是邑姜，资质没有承受圣人的遗传，也没有受到胎教；保傅没有仁义之德，辅佐者没有使天下隆盛太平的治理。他正是所谓生长在深宫之中、长大于妇人之手的人，德性与形体一同形成，智慧与本性一起成熟。孝昭帝去世时二十一岁，继承的是衰败困弊的时代，治理着周代遗留下来的凋敝百姓；臣下没有贤圣的智慧，自身又有早夭的命数，想要使汉朝像周朝那样隆盛，难道不是荒谬吗？《艺文类聚》卷十二引魏文帝《周成汉昭论》说：“有人把周成王和汉昭帝相提并论，大家都推高成王而贬低昭帝。我认为周成王承受上古圣人的美好气质，接受贤母的教诲，有周公、召公做保傅，有吕尚做太师；刚能说话，行人便教他诵习辞令；刚能走路，辅相便引导他学习仪礼；眼睛饱览威仪容貌的美好，耳朵听足仁义道德的声音，正是沉浸在玄妙的道流中、沐浴于清正之风里的人。然而他仍有过失：听信管叔、蔡叔诽谤，使周公东迁；皇天震怒，彰明他的过错，他还要开启《金縢》查看，并考察各国史书，然后才醒悟。他不能明白周公的圣德，却相信《金縢》中的教诫，难道不是昏暗吗？孝昭帝的父亲不是武王，母亲不是邑姜，而是由盖主抚养；辅相则是桀黠的霍光，资质没有承受圣人，教化也没有经过胎教，保傅没有仁孝的品质，辅佐者没有隆盛太平的治理，正是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他的德行与本性一同形成，行为与体质共同成熟。他年仅十四岁，却早慧而通达。能够识破燕王来书的欺诈，明白霍光的忠诚，难道还要等到开启《金縢》、相信国史以后才醒悟吗？假使昭帝、成王年龄相同而即位，换一代而施行教化，交换臣下而治理国家，改变乐章而歌咏，那么汉朝也不会只有少处，周朝也不会只有多处了。（按：这就是《典论》。只是《御览》删改后，论旨大不相同；但《艺文类聚》没有引用《典论》，所以附录在这里。） ◇终制 黄初三年冬十月，记载首阳山东面作为寿陵的地方，撰写《终制》。

译按照礼制，国君即位后便修筑坟墓，是为了活着时不忘记死亡。过去尧葬在谷林，墓上遍植树木；禹葬在会稽，农民不改变田亩。因此葬在山林，就应当合乎山林的本来样子。封土植树的制度不是上古制度，我不采用它。寿陵依山势作为形体，不要封土植树，不要修建寝殿、园邑和通向陵墓的神道。所谓安葬，就是把遗体藏起来，是不想让人看见。骨骸没有痛痒的感觉，坟墓也不是神魂居住的房屋；礼制不在墓地祭祀，是希望生者和死者都不受到亵渎。棺椁只要足以使骨骸腐朽，衣衾只要足以使肌肉腐朽罢了。因此我营造这座荒丘废墟般的不食之地，是想让改朝换代以后的人不知道它的所在。不要放置苇炭，不要收藏金银铜铁，一概使用陶器，以符合古代涂车、刍灵的意义。棺木只在接缝处漆三遍，饭含不要用珠玉，不要设置珠襦玉匣；这些都是愚俗之人所做的事。季孙用璵璠随葬，孔子登上台阶去制止，把它比作让尸骸暴露在原野中。宋公厚葬，君子认为华元、乐莒不忠于君主，因为他们等于把君主弃置在恶名之中。汉文帝的霸陵没有被打开，是因为张释之没有留下可供搜求的东西；光武帝的原陵被挖掘，是因为那里封土植树。霸陵得以完整，功劳在张释之；原陵被挖掘，罪过在明帝。这是张释之以忠诚使君主获利，明帝出于爱护却伤害了亲人。忠臣孝子应当思考仲尼、左丘明、张释之的话，借鉴华元、乐莒、明帝的教训，存心于安定君主、安妥亲人，使魂灵万年不遭危险；这才是贤人圣人的忠孝。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不被挖掘的坟墓。自从丧乱以来，汉氏各陵没有不被挖掘的，甚至烧毁取出玉匣金缕，骸骨也全部烧尽，这就是遭受焚烧之刑，难道不令人万分痛惜吗？祸患都是由厚葬、封土、植树引起的。“桑弘羊、霍光是我的戒鉴”，这不是很明白吗？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前往封国的人，死后都葬在山涧西面之前，并且立标记表明所在。舜葬在苍梧，两个妃子没有随从；延陵葬子，远在嬴、博。神魂如果有知，没有不前往的；相隔一条山涧，并不算远。假如违背这道诏令，任意改变、营造、施设，我将在地下遭到戮尸；戮尸之后还要再戮，死了还要再死。臣子如果轻蔑死去的君父，就是不忠不孝；即使死者有知，也不会赐福给你们。应当把这道诏令收藏在宗庙，副本存于尚书、秘书和三府。（《三国志·魏文帝纪》。按：陈寿只列篇名，没有说是《典论》。） 据《文选·七哀诗》注引《典论》说：“丧乱以来，汉氏各陵没有不被挖掘的，甚至烧毁取出玉匣金缕，尸体骨骸全都烧尽。”由此可知《终制》是《典论》中的一篇。◇容易因相似而混淆的各种物品 （按：《博物志》说是魏文帝所记，而上文多次引用《典论》，可见这里也是《典论》的内容。） 武夫草容易被误认为美玉，蛇床子容易和蘼芜混淆，荠艹尼容易被误认为人参，杜衡容易和细辛混淆，雄黄像石留；黄鳊鱼也容易混淆，只是大小有所不同。敌休容易和门冬混淆，百步容易和门冬混淆，房葵像狼毒。钩吻、堇菜与荇华相似；拔楔与卑解相似，卑解又名狗脊。菊有两种，幼苗和花朵相同，只有味道略有不同；味苦的不能食用。野葛吃了会杀人；家葛种下后三年不能收取，后来自行蔓生的，也不能食用。（连江叶氏本《博物志》卷七。） ◇以下篇名都已残缺 天下没有能够切断玉石的刀，也没有用火烧而不损坏的布。（《抱朴子·内篇》论仙说：“魏文帝广泛阅读、博闻强记，自称世间万物没有不曾考察过的，认为天下没有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后来撰写《典论》，还曾据此谈论这件事。”） 火的性质酷烈，不含有使生命存在的气息。（《搜神记》卷十三。汉代西域过去曾进献火浣布，中间很久断绝。到魏初，当时的人怀疑世上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文帝认为火性酷烈，不含生气，便把这种观点写入《典论》，用来说明火浣布不可能存在，堵绝智者的听闻。到明帝即位后，下诏给三公说：“先帝过去撰写《典论》，是不可磨灭的格言，应当把它刻在宗庙门外和太学，与《石经》并列，永远昭示后世。”到了青龙三年二月，西域进献火浣布袈裟，于是便磨灭了这篇论说。） 火尚且能够熔化石头、销毁黄金，为什么不能烧毁这种布呢？苏林。（《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说：苏林字孝友，就是文帝撰写《典论》时所称的苏林。） 越过长城的险阻，登上单于的台。（《北堂书钞》卷十三。按：上文先引用《典论》说：“孝武帝征伐匈奴，扫荡五王的庭院。”又说：“砍倒单于的旗帜，探入符离的巢穴。”如今这些话都在《论孝武》篇中；这里又出现这句话，不知是否同篇，所以附录在末尾。） 结绳记事而治理天下。北海的郑玄，是学问的渊薮。君子对自己约束谨慎，对待他人宽宏。想要得到两位女子充实六宫，辅佐宣行阴阳之道，继承并修明古代的义理。汝南人许劭和同族兄长许靖，一同到江东避难，依托吴郡；两人在太守许贡的席上争论，以至于动手殴打，手脚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