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七◎傅玄（三）

译卷四十七 ◎傅玄（三） ◇傅子（一） （谨慎考察，《隋志·杂家》记载：“《傅子》一百二十卷，由晋司隶校尉傅玄撰写。”《旧唐志》《新唐志》记载相同。《晋书》本传说：“傅玄字休奕，年轻时在河内避难，专心诵读学习；后来即使显贵，著述也没有停止。他撰写论述治理国家、九流学说以及三史故事的文章，评判其中得失，各自分类区别，名为《傅子》，分为内篇、外篇、中篇，共有四部六录，合计一百四十首，数十万字；连同《文集》一百多卷，一并流传于世。”考察一百四十首却称一百二十卷，或许是有篇章残缺，或许是数篇合为一卷，如今无法详知。它的四部六录，分类情况也无从考证。《崇文总目》仅载五卷二十三篇，《陈诗庭》说今本有十二篇，又散佚十一篇，此后不再著录。乾隆年间，从《永乐大典》中抄出二十三篇，另有六条没有篇名，大概就是宋代二十三篇的节录本。又从《文选》注、《御览》《诸子琼林》中抄出三十四条，合成一卷。嘉庆庚午年，我根据唐代魏徵《群书治要》所载二十四篇校勘《大典》本，多出二千五百字左右；又从《三国志》注中抄出六千三百多字，扩充为二卷。” 乙亥年，我校勘《意林》，知道《道藏》本较为完善但夹杂错乱；用各书相互验证后，知道《意林》所载《傅子》，其实是杨泉的《物理论》。其中所载徐干《中论》，只有前两条和半条属于《中论》，第三条下半条及第四条却是《傅子》。其中所载《物理论》，只有前四条属于《物理论》，第五条至第九十七条都是《傅子》，第九十八条至末尾才是《中论》。此外，《意林》还把《庄子·杂篇》当作《王孙子》；《王孙子》《鹖冠子》《牟子》以及蒋济《万机论》等四十家的文章都残缺脱漏。因此我撰成《意林》考正一卷，亲手抄写数遍，大略理清了《傅子》的头绪；于是又遍搜各书，得到散佚文章数百条，重新加以编排：把《治要》《大典》等书所载的完整篇章编为二卷，把各书所载内容依照《意林》九十五条的次序分类附录，并间杂编入，作为补遗二卷，共四卷。《意林》与完整篇章重复出现的部分，也不再删去，用来显示《傅子》原来的次序；其中或许仍有遗漏，后人以后发现了就随时补入。◇治体（考察：《群书治要》没有记载篇名，《永乐大典》有篇名，以下各篇同此。） 治理国家有两种权柄：第一是赏，第二是罚。赏，是政事中最大的恩德；罚，是政事中最大的威势。人之所以畏惧天地，是因为天地能够使万物生长，也能够使万物死亡。治理国家时慎重地掌握这两种权柄，能够使生杀不妄行，那么它的威德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了。诚信顺从，是天地的正道；欺诈叛逆，是天地的邪路。百姓所喜爱之事没有超过生存的，所厌恶之事没有超过死亡的。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开通正道，顺着百姓所喜爱的来赏赐他们，百姓就会以君主的德政为乐；堵塞邪路，顺着百姓所厌恶的来惩罚他们，百姓就会畏惧君主的威势。善于赏赐的人，奖赏一个善人，天下的善行都会受到鼓励；善于惩罚的人，惩罚一个恶人，天下的恶行都会感到恐惧，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是因为赏赐公平，惩罚不偏不倚。有善行，即使关系疏远、身份卑贱，也一定赏赐；有恶行，即使地位尊贵、关系亲近，也一定诛罚。难道不能说是公平而不偏颇吗？如果奖赏一个没有功劳的人，天下就会粉饰欺诈；如果惩罚一个无罪的人，天下就会心怀疑惧。因此，明智的君主慎重赏赐，不肯轻率施行；明智的君主慎重刑罚，也不肯忽略。威势和恩德，是相互依赖、共同发挥作用的。所以只使用威刑而没有恩惠，百姓就不会乐于生存；只使用德惠而没有威刑，百姓就不会畏惧死亡。百姓不乐于生存，就无法教化；百姓不畏惧死亡，就无法加以控制。国家建立、政令施行，能够使百姓既可教化又可约束，大概只有使威势和恩德彼此配合才行吧！◇官人 社会质朴，官职就少；社会文饰，官吏就多。虞舜时官员有五十人，夏后氏有一百人，殷有二百人，周有三百人。◇举贤 贤人，是圣人所要同他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所以先王把举荐贤人作为急务。举贤的根本，没有比端正自身、专一听取意见更重要的。自身不正，听取意见不专一，贤人就不会到来；即使来了，也不会被任用。古代明君选取天下的良材，举荐天下的贤人，难道要一家一家上门查访吗？开通最公正的道路，秉持最公平的心，掌握大道而招致贤人，也只在于真诚罢了。任用真诚，连天地都可以感动，何况人呢！傅说原是岩石下筑墙的工匠，高宗引荐他为相；吕尚原是屠夫和垂钓的卑微老人，文王、武王尊奉他并以之为宗主；陈平原是项氏失意的臣子，高祖却把他当作心腹。这四位君主都没有因小的瑕疵而忘记大的德行，三位贤臣也没有因出身疏远卑贱而自我怀疑；他们建立帝王事业，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周文王在朝廷内举荐周公旦，天下人不认为他偏爱自己的儿子；对外举荐太公望，天下人称赞他的公正。周公诛杀弟弟，典章刑法因此确立；齐桓公任用自己的仇敌，齐国因此得到治理。如果确实没有私心，对待别人和骨肉亲属，在诛罚和赏赐上难道会有两套法则吗？只有极其公正，才可以举荐贤人。夏禹说过：“了解人就算明智，只有帝王才难以做到。”由此谈来，君主没有比高祖更贤明的，臣子没有比韩信更奇异的。高祖在巴、汉一带，处境困窘；韩信离开楚国而逃亡，也处于穷困之中。以高祖的明智，在困境中思求贤士；凭韩信的奇才，在穷困中希望进用。他们相遇，本应像相隔万里而彼此响应一样，立即互相取得。然而韩信归附汉王后，过了很久仍未被知晓；不仅没有被知晓，还将要依法把他诛杀。假如不是遇到滕公，他的性命就免不了被杀戮；不是遇到萧何，他终究不能脱离逃亡生活。幸而得以生存，他本来只是水边挨饿的人、市井中胆怯的平民，又怎么能成为可以驱使市民、建立平定天下一半功业的人呢？萧何一句话，使不世出的交情得以结合，使挽救倾覆的功业得以建立；难道是萧何识人的明察超过高祖，而韩信求进的心意又曲折超过萧何吗？只是尊卑的形势不同，所处的高下位置不同。高祖地位尊贵而处在高位，所以求进的人难以接近；萧何地位较低而处在下位，所以自我推荐的人容易接近。这样看来，处在尊贵高位的人，接纳人才的方法本来就难；处在卑下地位的人，彼此了解的方法本来就容易。古人知道居于上位招取士人的困难，所以虚心向下听取意见；

译知道居于下位彼此接近容易，所以借助他人来招致人才。舜举荐咎繇很难，但让咎繇招致天下贤士却容易；商汤举荐伊尹很难，但得到伊尹后让他招致天下贤士却容易。所以举荐一个人并听从他，是王道；举荐两个人并听从他们，是霸道；举荐三个人并听从他们，是仅能自存之道。听从一个人为什么能够称王？因为任用明智之人并由此招致人才，这是信任。听从两个人为什么能够称霸？因为运用权术，同时设置疑防。听从三个人为什么只能勉强保存？因为在两人意见中取一人而从之。明主任用人的原则专一，招致人才的途径广博；任用专一，所以邪佞不能乘隙而入；招致人才广博，所以下情没有堵塞之处。任用人的原则不专一，谗言就会兴起，异心就会产生；招致人才的途径不广博，通向各处的道路就会堵塞，良才就会受到压抑。假使舜没有得到咎繇、商汤没有得到伊尹，却又不寻求贤才，那么上下不相交，大业就会废弃。既然得到咎繇、伊尹，却又对每个人都亲自任意使用，那就等于代替大匠砍削木材。让群臣相互更换职位，是劳心费神的做法。如今有人拍掌高谈，称说古代贤人很多，忧虑当世无人；退下来却不自我反省三次，反而坐在那里诬蔑一代人，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圣人，是不一定每一代都出现的人。贤能之士，哪一个时代没有呢？怎么知道是这样？舜兴起而五位贤臣显达，武王兴起而九位贤人进用；齐桓公称霸，是管仲替他谋划；秦孝公强盛，是商君用法辅佐他。想要称王，王佐之才就会到来；想要称霸，霸主之臣就会出现；想要富国强兵，能富国强兵的人就会前往。寻求什么就没有得不到的，发出号召就没有不响应的。因此可知天下并不缺少贤才，只在于求取还是不求取罢了。何必忧虑天下无人呢？◇授职 裁剪直径一尺的丝帛、削治方寸的木材，如果不交给左右近臣，必定要寻找良工，是因为裁帛削木并非左右近臣所能胜任。直径一尺的丝帛、方寸的木材，都是微小之物，尚且非良工不能裁制；何况辅佐帝王、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难道可以不慎重选择人才吗？所以建造大厦的人，先选择工匠，然后挑选材料；治理国家的人，先选择辅佐，然后安定百姓。大匠建造房屋，一定用大木作栋梁，用小木作椽檩；只要合适，哪怕尺寸很小的木材也不会弃置。房屋有栋梁如此，国家也一样。大的职位由宰相担任，宰相就是国家的栋梁。慎重选定栋梁，治理国家的根本就确立了；治理国家的根本确立，众多官职就不会空缺，天工也能按时得到安排。◇校工 天下的祸害，没有比[文字有损]更严重的。上面的人不节制耳目之欲，耗尽百姓的技艺，来穷尽天下的奇巧。一件[文字有损]，价值就达千金；婢妾的服饰，兼有四海的珍宝。放纵欲望没有穷尽，人的力量却有尽头。使用有限的力量来满足无穷的欲望，这就是汉灵帝失去百姓的原因。上面的欲望没有节制，下面众人就放纵情性，淫靡和奢侈一同兴起，百姓便承受它们的祸害。我曾见汉末一支笔的笔匣，用黄金雕刻，以和氏璧装饰，以随侯珠点缀，以翠鸟羽毛装饰；这支笔不是用文犀的柄，就是用象牙作管，用丰狐毛作柱，用秋兔毛作笔毫。使用它的人，必定穿珠绣衣服，踏着雕玉鞋履。由此推想，奢靡达到极点，没有什么做不到的。然而公卿大夫刻石立碑，雕刻石头作虎；碑和石虎崇尚虚伪，陈列在三衢，妨害功业，丧失德行，异端一同兴起，众多邪说扰乱正道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可悲吗？治理国家、建立功业的方法有两条：第一是止息欲望，第二是彰明制度。欲望止息，制度明确，天下就安定了。◇检商贾 商人，是用来调剂盈亏、取得天地利益，沟通有无、统一四海财富的人。他们的人品可以很卑贱，但他们的行业不可废弃；只是因为商业充满各种利益，也容易产生积累的欺伪，所以不可不慎重考察。古代百姓质朴而教化淳厚，上面的人欲望少，下面的人欺伪少；衣服只求足以温暖身体，食物只求足以充饥，器物只求足以使用，居所只求足以躲避风雨，以大道养育百姓，百姓就以生活为乐；用大朴来敦厚他们，下面就没有放纵逸乐的心思。正午设市，百姓交易后离去，各自得到所需，大概是教化淳厚的缘故。到了周代，社会富盛，承接变化而极尽文饰，于是更加重视防范；国家有固定制度，下面供给日常所需，徭役赋税有常规，而各业不被废弃。君臣彼此相待如同一体，上下关系譬如形影；官员宽厚，百姓忠诚，恩情如同父子。上面不征求非同寻常的物品，下面不供给非同寻常的需求；君主不索取无用的珍宝，百姓不贩卖无用的货物。从公侯直到皂隶、仆妾，尊卑有不同的礼制，贵贱有不同的等级；万般机务由上面运作，百般事务在下面行动，而天下安宁，是因为职分等级确定。神农先端正根本，以无欲引导百姓，使人人安守其道；周代总括细目，以中正的法典统一百姓，使百姓不越过法度。到了秦代，扰乱四民的次序，废弃常规和卑贱之分；人们争相追逐末业利益，抛弃根本事业，苟且迎合、一切从简的风气便兴起了。于是士人在朝廷树立奸邪，商人在市场穷尽欺伪；臣下挟持邪说来欺罔君主，儿子怀着私利来欺诈父亲，一个人倡导欲望，亿兆百姓便随声附和。上面放纵无厌的欲望，下面满足无边的需求；都市有垄断市场的商人，乡邑有倾动一世的大商人。商人富过公室，农夫却伏在田间，甚至坠入沟壑。上面越发增加无常的嗜好来征取下面的财物，下面穷困而死，却不知道归宿，真可悲啊！况且末流泛滥，本源就会枯竭；纤巧奢靡充满市场，谷物和丝帛就会耗尽，形势本来就是这样。古代如果言论不合典章义理，学士不把它放在心上；物品如果不是田耕蚕桑所需，农夫不因此扰乱本业；器物如果不是当时所用，工匠不动手制造；货物如果不是世间所需，商人不拿到市场上去。士人思考自己的教训，农人思考自己的事务，工匠思考器物的用途，商人思考正常的经营，因此上面的用度充足，下面的物资不匮乏。所以一片田野不如一个市场，一个市场不如一个朝廷，一个朝廷不如一次实际施用，一次实际施用又不如上面止息欲望；上面止息欲望，下面就会恢复真实。不在上面止息欲望，却希望下面安定，这就像放火焚烧森林，却要求原野不被烧毁一样，太难了。所以明智的君主止息欲望而宽待下面，重视商业而放缓农事，尊重根本而轻视末业；朝廷没有蒙蔽贤人的臣子，市场没有垄断利益的商人，国家没有擅自占有山林川泽的百姓。一个臣子蒙蔽贤人，上下沟通的道路就会堵塞；商人垄断利益，四方的物资就会困乏；百姓擅自占有山林川泽，兼并的道路就会打开。上面施加没有常规的劳役，下面缴纳一种并非百姓所生产的物品而向商人索取，于是百姓的财物被强行压低价格；百姓财物价格暴跌，而非常物品价格暴涨；非常物品价格暴涨，本业就会枯竭而末业充盈；末业充盈、本业枯竭，却想使国家富足百姓安定，从来没有这种事。

译◇仁论 从前圣人推崇仁，是要用它来兴起天下的利益。天下的利益有时不能兴起，就必须用仁来救济天下。有人不得其所，就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壑一样。仁，大概就是推己及人。因此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把自己想要的推及天下。把自己孝敬父母的心推及天下，那么天下做儿子的就不会失掉侍奉父母的道理；把自己与妻子儿女相处的欢乐推及天下，那么天下做父亲的就不会失掉家庭的欢乐；把自己不忍受饥寒的心推及天下人的心，那么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就不会有受冻挨饿的忧患。这三件事，并不是难以明白的道理，也不是难以实行的事情，只是没有把自己的心向内推求，再以宽恕之心对待别人，没有想到罢了；这有什么遥远的呢？古代仁人把自己所喜好的推及天下来教导百姓，百姓没有不崇尚德行的；把自己所厌恶的推及天下来告诫百姓，百姓没有不知道羞耻的。有人说：羞耻就是最高境界吗？回答说：还不是。最高境界是自然而然地遵循仁，哪里还用得着羞耻？奔向山谷一定会坠落，掉进水里一定会淹没，这是人们看得见的；奔向陷阱一定会陷落，偏离道路一定会沉没，这是人们看不见的，因为没有察觉。君子对于自己不能察觉的地方也要谨慎。不听闻宏大的道理，志向就不宏大；不听取最高明的言论，内心就不坚定。追想上古的唐尧、虞舜，瞻望中古的仲尼，就知道拘泥于小道是可羞的；想象伯夷在首阳山的行为，反省四皓在商山的操守，就知道玷污志节是可耻的；想到张骞远在西方极远之地，念及苏武身处北方边塞，就知道只顾怀恋闾里家庭是可鄙的。由此类推，就没有达不到的地方了。德行要同上等的人相比，欲望要同下等的人相比。德行同上等人相比，所以知道羞耻；欲望同下等人相比，所以知道满足。知道羞耻并能因此自知，便可以接近圣贤；只知道满足，那么固陋的处境也可能被误认为可以安处。圣贤之道已经可以接近，何况还会做坏事吗？固陋的处境已经安然接受，何况还会奢侈吗？这叫作有检束而纯一吗？纯一，是最高的境界！次一等不过是得到一个大概罢了，哪有不取其大概的呢？逐渐达到这个大概，只要没有邪念，也就可以了。君子在内心反省自己，愤怒不扰乱德行，喜悦不扰乱义理。孔子说：“仁离我们远吗？我想实行仁，仁就到来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比如子方的恩惠施及老马，西巴因为不忍心而释放小鹿，这都是仁的萌芽。把它推扩开来，就可以达到遥远之处。◇义信 天地显明诚信，所以四时运行不违背常序；日月显明诚信，所以昏暗和光明有固定常规；君王体守诚信，所以万国因此安定；诸侯秉持诚信，所以境内因此和谐；君子践行诚信，所以自身因此立身。古代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辅佐，想要教化世人、美化风俗；如果片刻离开诚信，却能使上位者安定、百姓得到治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效法天道，顺应地理，履行诚信、思行和顺，以此统一天下，这是王者的诚信。依据法度、持守正道，行事始终不二，这是诸侯的诚信。话从口中说出，铭记于心，坚持不变，以此立身，这是君子的诚信。讲求诚信、修明义理，人道就安定了。如果君主不能以诚信统御臣下，臣下不能以诚信奉事君主，父亲不能以诚信教导儿子，儿子不能以诚信侍奉父亲，丈夫不能以诚信对待妻子，妻子不能以诚信承奉丈夫，那么君臣就会在朝廷上彼此猜疑，父子就会在家中彼此对立，夫妻就会在内室中彼此猜疑。大小上下混乱而心怀恶意，尊卑之间纷纷相互欺骗，人伦也就因此灭亡了。诚信是由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君主用诚信训导臣下，臣下就用诚信忠于君主；父亲用诚信教诲儿子，儿子就用诚信孝敬父亲；丈夫以诚信率先对待妻子，妻子就以诚信信任丈夫。上面遵循常道来教化下面，下面服从常道来回应上面，不受教化的人，百人中也没有一个。作为居上位的人，如果竭尽至诚，敞开诚信来对待下属，那么怀有诚信的人就会欣然乐于进用，不诚信的人就会羞惭地改变心意而退避。老子不是说过吗：“诚信不足，哪里会有不信任呢？”所以用诚信对待别人，不诚信的人也会想到建立诚信；不用言语、只以诚信待人，人们自然就不会不信。何况本来就没有诚信的人呢？先王希望臣民对上诚信，所以向他们显示诚恳真实，百姓便没有人欺骗君上；又用礼义教化反复告诫他们，百姓便笃守义理。居上位者接待下属，却又伴随着不诚信，这就等于日夜都在招致灾祸。周幽王用虚假的烽火戏弄诸侯而亡国，齐襄公在瓜熟之时招致杀身之祸，这些不是明白的例子吗？所以灾祸没有比不诚信更大的了。不诚信，就不知道应当亲近谁；不知道应当亲近谁，身边的人全都成了自己怀疑的对象，更何况天下人呢？诚信的人也被怀疑，不诚信的人也被怀疑，那么忠诚的人就丧失信心、闭口不言，怀有奸邪的人就掩饰邪恶来求得进用。这就是不诚信的祸害。（《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礼乐 傅子说：能够用礼义教化来振兴天下的人，大概知道根本所建立的地方吧！所谓根本，与天地一同存在，与人道一同确立，即使覆盖天地，也不能因质朴或文饰的损益而改变。根本有三项：第一是君臣关系，用来建立国家；第二是父子关系，用来安定家庭；第三是夫妻关系，用来区别内外。这三种根本确立，天下就端正；三种根本不确立，天下就无法端正。天下无法端正，那么有国的、有家的都会很快灭亡，立身为人的道理也就废弃了。礼的大根本存在于这三项之中，难道能说它不切近吗？施行它而能覆盖天地，难道能说它不深远吗？从切近的事物认识深远的道理，推及自身来譬喻他人，这就是礼的实质。商君开始毁坏礼乐。到了秦始皇，终于废灭了礼乐制度，残害九族，破坏五教，只任用威严、刑罚和残酷暴虐的政治。对内废去礼义教化，对外没有列国辅佐，天天放纵桀、纣式的淫靡享乐，君臣争相把心思放在刑法条文上。即使拥有手持戈戟的百万士卒，筑起高耸入云的石城，威势横行于沧海，胡、越之地也不能使其成功；而秦始皇尸骨未寒，奸谋已从内部发作，太子又已经死在外面。胡亥还没有觉察，二年之间国家就灭亡了，竟没有一个竭尽忠诚、献身守节的臣子来挽救危难，难道不是因为敬意和义理没有建立、和睦与仁爱先行灭亡所造成的祸患吗？礼义，是先王的屏障和防卫。秦国废弃礼义，就是去掉自己的屏障。带着价值不可估量的珍宝，独自住在荒野中，它所面临的危险和败亡，比堆叠鸡蛋还要严重。拿它来比拟秦国，秦国却还自以为有泰山般的安稳。《易》说：“上位者傲慢，下位者暴虐，盗贼就会想要取而代之。”说的就是秦吧！（《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法与刑

译树立善行、防止邪恶叫作礼；禁止错误、树立正确叫作法。法，是用来纠正不守法行为的。明确的文书和禁令叫作法，诛杀和威罚叫作刑。天地形成一年，先有春而后有秋；君主治理国家，也应先用礼而后用刑。太平时代的百姓，遵从善行的多，君主树立德行，百姓服从教化，所以先礼后刑。乱世的百姓，遵从善行的少，君主不能用德行教化他们，所以先刑后礼。《周书》说：“小罪也不可不杀；有了大罪，如果不是故意而只是过失灾误，便可以赦免。”因此，内心邪恶的人，即使罪小也一定诛杀；本意善良而出于过失，即使罪大也可以赦免。这就是先王制定刑法的根本。礼与法道路不同而归宿相同，赏与刑交替使用而彼此补益。因此，圣明的帝王只对刑罚谨慎忧恤，敬慎施行五刑，以成就三种德行。至于暴君昏主，刑罚残酷、法令严苛，制定五种虐刑，设置炮烙之刑，使天下百姓手脚都无处安放。所以圣人对此感到悲痛，于是建立三种刑典，区别轻重来确定刑罚等级；司寇执行刑罚时，君主因此停止奏乐，这是哀怜体恤之心深厚。又按照八种情形议论罪责而予以宽宥，这是仁爱之情深厚。柔弱怯懦的君主听说先王有哀怜仁爱、议论案件并宽缓死刑，便妄自减轻刑罚，赦免元凶大恶。刑罚任意减轻，威严和政令就会衰败，法令也容易被触犯；元凶大恶被赦免，奸邪之人就会兴起，善良之人便会困顿。刚猛的君主听说先王用五刑纠正万民，舜诛杀四凶而天下服从，于是便用严峻法令和残酷刑罚凌辱天下，罪行牵连三族，杀戮甚至波及善良百姓，无辜而死的人超过一半。下层百姓怨恨而想要反叛，诸侯乘其弊端而起兵，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死于他人之手，这是因为失去了治国之道。齐、秦两国的君主曾凭借威势控制天下，却有的不能保全自身，为什么呢？因为法令严酷，却没有设置教化。没有学识的儒者看到严法导致叛乱，就抛弃法令而专讲仁爱；片面重法的人看到法令软弱造成政令失效，就抛弃仁爱而专任刑法。这就是法令有时被轻视、有时被重视，却总是失去适中的原因。（《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重视爵位俸禄 爵位和俸禄，是国家权柄的根本，也是尊贵富足的来源，不可以不重视。然而爵位不是有德之人不授予，俸禄不是有功之人不给予。二者的原则一旦确立，有才德的士人就不敢因为德薄而接受尊贵爵位，有功劳的臣子也不敢因为功小而接受优厚俸禄；何况没有德行、没有功劳的人，怎么敢徒然触犯爵禄制度呢？既然如此，先王使用爵禄，不能说是轻率的。爵位，是官位的等级；俸禄，是官职的实际待遇。等级有差等，用来相称于官位；待遇足以供给利益，用来周济其官职，这就是设置爵禄的区别。爵禄的等级确定后，必须明确选拔其人并加以重用。德高功多的人，授予高等爵位和显要官位，给以优厚俸禄和尊贵职务；德浅功少的人，授予低等爵位和较小官位，给以微薄俸禄和卑下职务。优厚的俸禄足以供养宗族亲党，微薄的俸禄也足以代替他们耕作。居官任职的人，坐享百姓供养；既然受百姓供养，就不敢把私人利益放在心上；既然从官府领取俸禄，却还经营私利，公法就会在上面惩治他，公众舆论也会在下面使他废弃。因此，仁爱谦让的教化得以保存，廉耻的风气得以推行，贪鄙的道路被堵塞，嗜利之情消灭，百官各自敬守职分，大臣在朝廷上讨论治道，公议日益兴盛，私利日益废除。贤明的君主一定顺应良好的制度，然后才能达到治理，并不是良好制度本身能够独自实现治理，还必须有贤良的辅佐来施行它。想治理百姓，却不考察政务，政务就会繁杂而职分混乱。知道精简职务，却不知道约束官吏；给他们优厚俸禄，下属已经竭尽力量而上面仍然供给不足；给他们微薄俸禄，官吏就争相背弃公义、经营私利。这就是教化必然废弃而不能实行的原因。凡是想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希望官吏清廉的。不知道使人清廉的方法，却只要求他们清廉，这就像搅浑水源却希望水流清洁一样。知道使人清廉的方法，即使任用盗跖，他也不敢作恶；不知道使人清廉的方法，即使任用伯夷、叔齐，也一定会触犯制度。假如把政事交给伯夷、叔齐，却给他们很少俸禄，近处不足以养活自身，远处不足以供给家室，父母在面前挨饿，妻子儿女在身后饥困；不经营私业，骨肉亲情就会受亏损，经营私业，又会触犯奉公的制度。骨肉亲情受亏损，怨恨毒害之心就会产生；怨恨毒害之心产生，仁义的道理就会衰微。假使伯夷、叔齐尚有父母在世，却没有办法奉养他们，他们一定不会在首阳山采薇，而会顾念公家制度、至死守节。由此说来，官吏俸禄不优厚，即使伯夷、叔齐也一定会触犯法令。抛弃家门，把自身交付给公朝，荣耀不足以庇护族人，俸禄不足以救济家庭，骨肉在内怨恨，亲党在外离散，仁孝之道受损，名誉的利益受损，能够守志不改的人就很少了。君主不详细察看，听见他们在内有怨恨、在外与亲党离散，反而贬低他们的名声，必然会不时贬黜其本人。家庭困顿而本人又被贬黜，不改志节的人，不顾及私门的怨恨，不害怕远近的责罚，至死方休，始终不改变自己的行为；上面得不到君主的信任，下面也得不到世俗的理解，最终只能弃尸沟壑，没有人能够知道。难道不可悲吗？天下人如果知道清廉者的结局是这样，就会改变行为而随从世俗。清廉的人化为浑浊，善良的人变质而陷入邪非，像这样还能够实现治理，是从未听说过的。（《群书治要》，《永乐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