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南平王铄

译卷十三 ◎南平王刘铄 刘铄字休玄，小字乌羊，是文帝的第四子。元嘉十六年封为南平王，历任冠军将军、湘州刺史，屡次升任南豫州刺史、豫州刺史，兼领安蛮校尉，改任散骑常侍、抚军将军，戍守石头城。元凶弑君自立，任命他为中军将军，进号征虏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孝武帝平定叛乱后，升任司空，赐药令其自杀，追赠侍中、司徒，谥号穆王，有文集五卷。◇答复魏国若库辰树兰的移书 知道贵方以边境百姓骚动不安、叛逆很多为由，想杜绝奸邪，使双方都停止百姓的祸患；又想分批遣送逃亡者，禁止他们往来。您来信说明美意，确实合乎我的心意。但是，自从双方和好以来，贵方每次所发的誓言都常有缺失，侵犯越界的弊端屡屡违背义举，任意背叛，专门放纵暴虐，哪里只是偷偷侵犯王朝百姓，甚至还伤害出使人员。近来我讨伐蛮夷，事情只涉及京畿以内；有些人像狐狸奔逃、老鼠窜藏，逃往北方边境，贵方却随即包容接纳，待他们如同旧交，供给粮食兵器，放任他们成为盗贼。往年贵方擅自兴兵，灾祸加于儿童老人，完全不顾善邻之约，不只是超越疆域界限。您来信所说的事情，贵方却全部在实行；虽然辞藻丰富、表面动听，实际却违背事实，挑起嫌隙、增长祸乱，实在是贵方的过错，反而拿来指责别人，这是违背亲厚之义的。边境百姓之间的争端，自古以来就有，而且彼此原本早有约定，我本来并不介意。如果确实想消除奸邪、平息暴乱，永远坚定不移，就应当先谨慎守护边界，斥退遣返各类逃亡者；惊奔的马蹄、飞逸的箭矢不要擅自进入境内，这样边城之下便可以做到外户不闭。王法严明，怎么能只让一方承担背弃来信之罪？如果亡命之徒逃来，侵扰盗窃贵方百姓，这本来就是刑法所应惩处的，不必劳烦远方干预。我自从肩负边境以外的重任以来，一直想着阐明皇帝的治道，每次都告诫守令，务必敦促百姓讲义让利。过去的诚意还没有得到充分施行，怎能不感到惭愧？应当重新约定并明白告示，以满足我的诚挚心愿。（《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五年，魏国宁南将军、豫州刺史、北并侯若库辰树兰移书给豫州，右将军、雍州刺史、南平王刘铄答复这封移书。） ◎竟陵王刘诞 刘诞字休文，是文帝的第六子。元嘉二十年封为广陵王，历任北中郎将、南兖州刺史，调任南徐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改封随郡王，出任后将军、雍州刺史，升任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尚未赴任，改授安东将军、会稽太守。孝武帝即位，征召为卫将军、荆州刺史，进号骠骑将军。尚未赴任，调任侍中、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改封竟陵王。孝建年间升任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大明初年出任南兖州刺史，镇守广陵三年，起兵抗拒诏命，沈庆之攻破并杀死他，有文集二十卷。◇奉上表章自我陈述 往年元凶作乱，陛下入京讨伐，我背弃凶逆而归顺正道，可以说是常理。等到丞相制造祸难，臧质、鲁爽相继响应，朝廷内外惊惶迷乱，都心怀忧惧；陛下想要建立百官的仪卫，我像流星一样飞驰前往推戴奉迎，前后坚持请求，才得到允许。（《魏书》作“最后才得到听从”。）社稷得以保全，这是谁的力量？陛下接待恩遇殷勤，多次增加荣宠；骠骑将军、扬州刺史之职，几个月内便移授给我，恩典和秩禄频频增加，又赐予徐州、兖州，使我仰承皇恩，屈居储君之尊远道来相送。（《魏书》作“车舆”。）我一旦受到这样的恩遇，感激之情怎么能忘？愿与陛下白头偕老，永远彼此欢娱慰藉。哪里料到陛下听信谗言，竟让无名小人前来突然袭击我；我不能忍受这种冤屈酷刑，便加以诛杀剪除。（《魏书》作“扌前”。）我像雀鼠一样贪生，仰面违背诏令。如今亲自统率部曲，镇守徐州、兖州；先前同为皇家所生，是何等福分，如今又有什么过错，竟然使我们如胡越般彼此隔绝？即使面对锋刃挥戈、万死也岂会顾惜，只期望荡平叛乱、安定天下。希望在早晚之间实现。右军将军刘宣简，远至武昌，都是无罪之人，却一同遭受冤酷；我有什么过错，竟又遭到这种境遇？陛下宫闱中的丑事，难道可以三缄其口吗？面对纸张悲痛哽塞，不知说了些什么。（《宋书·竟陵王诞传》。皇帝派沈庆之率大军讨伐刘诞，刘诞将表章投到城外；又见《魏书·岛夷传》。） ◎建平王刘宏 刘宏字休度，是文帝的第七子。元嘉二十一年封为建平王，历任中护军，兼领石头戍守事务；出任征虏将军、江州刺史；征召为中书令，兼领骁骑将军。元凶弑君自立，任命他为左将军、丹杨尹，调任镇军将军、江州刺史。孝武帝即位，授尚书左仆射，加冠军将军、中书监，转任尚书令，加散骑常侍，进号卫将军。大明二年去世，追赠侍中、司徒，谥号宣简王。◇驳斥丘迈之关于闰月周忌的议论 丘迈之的议论不能作为依据。考察晋代以及皇朝以来，逢闰月去世的人，都在闰月之后的那个月举行祥祭，所以应当把来年七月作为周忌之期。（《宋书·礼志》二。孝建元年六月，湘东国上表称：该国太妃在前代三十年闰六月二十八日去世，不清楚周忌应在六月还是取七月；皇帝命礼官议定。博士丘迈之主张应以今年六月为忌日，左仆射建平王刘宏发表了上述意见；又见《通典》卷一百。） ◇直言陈述时政的议论 臣听说，建立国家的道路各不相同，兴盛王朝的政治也不止一种。至于开通进谏之路以招致安宁，还是堵塞言路以招来灾祸，本来是前代君王共同遵循的准则，也是后世君主共同效法的规范。秦、殷衰败时，进言者被杀，刺谏者灭亡；周、汉兴盛时，诽谤者得到提升，箴谏者受到显扬。陛下以至高德行神明般君临天下，专心思考治理国家，进用儒者礼教而崇尚宽厚的教化，怜悯狱讼而废除严刑，表彰忠诚行为而举荐贞节之士，征召处士而寻求贤能异才，修复废置官署而提拔长期被滞留的人才，撤减天子的膳食而重视农民的食物，禁止贵族游乐而放宽酒类专卖，开放山林川泽而简化关卡桥梁；这样已经使海内仰慕道义，使天下知道德政。如今又开通不避讳的进言途径，奖赏直率的言辞，四海仰慕这种风气，普天之下都感到幸运。既然承蒙陛下召见采纳询问，怎敢不竭尽心意？谨将浅陋的见解逐条陈列如下。言辞道理如有违谬，伏在地上因此感到震惧。

译用兵的道理，自古以来就是谨慎对待的事情。近来干戈还没有停止，战备应当修治，但士卒最终没有平时训练，军队也没有早日熟习战事。况且军队将领的职位，很多人并不适合，有的因为资历深厚而一向加授，有的因为俸禄微薄而勉强带任，有的宠幸来自权贵之门，有的恩遇出于私下授予；既没有真正的将领，却白白占据荣禄。至于边城举起烽火，羽檄驿使交相奔驰，却希望他们披甲持兵、冲锋陷阵，在边疆之外立功，这就好比爬到树上去捉鱼，是不可能的。我常说，临到危难才任命将帅，都是仓促作出的决定；驱使乌合之众，隶属于仓促任用的主帅，彼此外貌疏远、情意不合，犹如胡人和越人，哪里能够使他们同心协力、挽救危局？所以败逃接连不断，覆灭失败相继发生。如今想改选将校，使每个人都得到合适的人选；分设台官和将领，各自配备属员；让领军、护军二军作为总辖。应当抚养士卒，使恩德和信义先行施加；农闲时校猎，以熟习作战事务；反复申明军令，使他们同心一致，行动停止符合规章，进退合乎法度，然后蓄积锐气、等待敌人出现破绽，乘时出动，在外击溃敌人、攻陷坚城。孙子说：“把士卒看待如同赤子，所以可以和他们同生共死。”因此，张▯能够使士卒产生争先效死之心，吮吸毒疮能够使人献出必死之命，难道不是因为恩德显著，士卒便轻视自己的生命；命令明确，士卒便竭尽自己的力量吗？考察内心和行迹等事情，如果其中有所涉及，臣只是妄自陈述浅薄见识，事后仍然担心出现乖谬。（《宋书·建平王宏传》。） ◇宗庙乐舞的议论 圣王的德行虽然相同，创制的礼制却有时不同；乐制不相沿袭，礼制也不完全因循。自从宋朝承受天命、开创基业，皇帝的符命正在运行，功业超过前代君王，风教传播并振兴古道，朝廷仪制和国家章程都沿用前代。自从东晋南迁以后，终日无暇，虽然重大典礼大略齐备，遗失和缺漏仍然很多。至于宗庙乐名和礼制，还没有完全校正。如今帝王的德业再次昌盛，大孝之君治理天下，应当考订确定礼制根本，以昭示后世。考察舜的乐舞称为《韶》，汉代改称《文始》，周代乐舞为《大武》，秦代改用《五行》。想到祖先有功、宗庙之主有德，所以汉高祖庙乐称《武德》，太宗庙乐称《昭德》；魏代制定《武始》作为武庙之舞，制定《咸熙》作为文庙之舞。这样看来，祖宗的宗庙各自有不同的乐名。晋代的乐舞有《正德》、《大豫》，到了宋代却不再改名，只称为《前舞》、《后舞》，依据前代，意义错乱、事理不合。如今应当斟酌改定，暂以《凯容》作为《韶舞》，以《宣烈》作为《武舞》。祖宗宗庙的乐名，总以德为名。若宗庙不是不可毁弃的旧庙，乐舞就不另有称名；正如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的庙乐都有美好的称号，而惠帝、景帝二位君主的乐舞没有其他名称。章皇太后庙依照各位儒者的议论，只演奏文乐。何休、杜预、范甯注释“初献六羽”时，都没有说到“佾”；佾中包含干，显然说明妇人没有武事。郊祀的乐舞不再另立名称，仍与宗庙相同罢了。考察《汉志》、《永至》等乐曲，各自都有相应的意义，应当仍旧沿用，不必改变。宋代以及东晋，太祝只负责送神而不负责迎神。近来的议论者有人说，宗庙是神灵居住的地方，神灵常在，就不应有迎送之事；我认为这种说法同样违背了礼乐的本意。建立宗庙使神灵居处，四时献享，以表达孝敬思念之情。神灵升降本来没有固定规律，何必要永远安居在一个地方？所以《祭义》说：“以乐迎接来者，以哀送别往者。”郑玄注说：“迎来时奏乐，是为亲人的到来而喜悦；送往时悲哀，是悲哀于不知道神灵是否享用了祭品。”《尚书》说：“祖先来临。”《汉书·安世房中歌》说：“神灵来此宴饮欢乐。”《诗经》说：“三位先王在天上。”《诗经》又说：“神灵保佑而归去。”注释说：归于天地。这些都说明神灵有来有去，那么有迎有送就很明显了。即使是周代《肆夏》的名称，也具备迎神送神的乐曲。古代用尸来象征神灵，所以《仪礼》中祝官有迎尸、送尸的礼节；近代虽没有尸，难道可以缺少迎送之礼吗？傅玄又有迎神、送神的歌辞，这明确说明江左不迎神并不是旧典。（《宋书·乐志》一。孝建二年九月，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刘宏的议论。） 刘竣依据《周礼》、《孝经》，认为“天”与“上帝”连文出现并且重复，所以说上帝不是天；那么《易》中所说的作乐，便不是为了祭天。考察《易》说：“先王因此制作音乐来崇尚德行，盛大地祭祀上帝，以祖先相配。”《尚书》说：“于是祭告上帝。”《春秋左氏传》说：“告祭昊天上帝。”凡是说到上帝，没有不是指天的。天尊贵，不能只用一个称呼，所以有时称昊天，有时称上帝，有时称昊天上帝；不能因为天有几个称呼，便说上帝不是天。徐邈推论《周礼》所说“国家有灾祸，就遍祭上帝”，由此知道礼祭天与遍祭上帝，都是祭天。所谓礼祭天，是指常规祭祀；所谓遍祭上帝，是有事变时举行祭祀。《孝经》称“尊敬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上天更大的礼”，所以说“在郊外祭祀后稷来配天，在明堂祭祀文王来配上帝”。既然以配天为意义，那么上帝就是天，也更加清楚了。只是因为不想让“二天”的文辞相同，所以改称上帝罢了。《周礼》中祭天的话出现两次，所以郑玄注释把前一处的天神解释为五帝，把后面冬至祭祀的对象解释为昊天。刘竣又说：“冬至、夏至的祭祀，也不是祭天地。” 那么不知道天地最终应当在什么时候举行祭享。《礼记》说：“扫地而祭，器皿使用陶器和匏器。”这明确说明所用物品质朴，不妨碍用音乐降神。万秋认为郊祀应当有乐，事情有经典依据。刘竣又说：“东平王刘苍认为，前汉诸位祖先各有别庙，所以祖宗的宗庙可以各自拥有舞乐。至于合祭始祖的宗庙，就专用始祖的舞乐。因此他说，后汉各位祖先共处一庙、同在一庭，虽然有祖宗，却不宜分别使用不同的舞乐。”这确实是一家之说，但还没有统摄适应时代变化的道理。后汉崇尚俭约，所以诸祖共处一庙，仍以分处异室保存别庙的礼制。晋代以来，登歌歌咏美德，各个宫室接连演奏；至于祖宗的乐舞，为什么偏偏不能轮流演奏呢？只要所歌咏的对象不同，即使共同处在一庭，也没有什么可疑忌的。魏代三位祖先各有舞乐，难道又是因为有不同的庙吗？（《宋书·乐志》一。左仆射建平王刘宏再次提出议论；又见《通典》卷一百四十七。） ◇天子为皇后的父亲服丧的议论 认为至尊服缌麻之制到终期为止，只须举哀，不需要脱去丧服。（《宋书·礼志》二。孝建三年三月，尚书令、中军将军、建平王刘宏的议论。） ◇参议副车的规定数目

译副车制度起源于秦代，共有八十一辆，意义上兼取九国之数。三十六辆没有依据，也不出自经典，只是蔡邕、胡广的传说罢了。而且那是属官所乘之车，并不是帝王副车的规定数目。江左规定五辆，又俭省得不合礼制。考察《周官》说：“上公九命，副车九辆；侯伯七命，车七辆；子男五命，车五辆。”如此说来，帝王的礼仪器物、旗帜旒饰，都以十二为节数。如今应当依照礼制，以十二辆为规定。（《宋书·礼志》五。孝建三年五月，有司上奏。蔡邕、胡广都如此说，尚书令建平王刘宏参与议论，诏令准许；又见《通典》卷六十六。） ◎建安王刘休仁 刘休仁是文帝的第十二子。元嘉二十九年封为建安王，孝建末年任秘书监，兼领步兵校尉；出任冠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大明初年升任侍中，兼领右军将军；出任湘州刺史，加授散骑常侍、平南将军，调任护军将军。永光初年调任领军将军，景和初年加授特进、左光禄大夫。明帝平定叛乱后，任命他为侍中、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兼领太子太傅，进号太尉，兼领司徒。泰始七年赐药令其自杀，追降为始安县王。◇关于礼敬太子生母的议论 礼书说，妾既然不能与君主相匹敌，班次和秩序便以儿子的贵贱为次序；母亲因儿子而显贵，经典中有明确的文字。宫廷内外都向贵妃表示敬意，确实如同庆绪的议论。天子的姬妾嫔妃，不应当与外界互通音信、传递书信；即使从道义上可以表示恭敬，也不应当有笺表往来。（《宋书·礼志》二。泰始二年九月，有司上奏：皇太子生母陈贵妃的礼秩既然与储君相同，不知宫臣和朝臣是否都应致敬；贵妃与太子在内宫相见，又应采用什么仪式？博士王庆绪发表上述意见，尚书令建安王刘休仁参与议论，诏令准许。） ◇参议皇太子的车服制度 天子的儿子，也要和士人一样在辟雍中按年龄相互谦让；没有人生来就是尊贵的。既然接受册命而尊贵，礼制便同于上公。周代五等爵位，车服制度彼此相近；公爵比王爵降低一个等级。天子把金路赐给同姓诸侯，把象路、革路、木路赐给异姓诸侯；在朝廷中的卿士也依照这一礼制。按照这样的制度，东宫应当乘坐金路。自晋元帝渡江以来，礼仪疏漏错乱，王公以下的车服低贱混杂，唯独东宫礼秩崇高特殊，上可仅次于天子，下则远超诸侯王。然而皇太子乘坐石山安车，这一制度在经书中找不到依据，事实也没有出处。《礼》所说的金路、玉路，正是用金玉装饰车路各处末端；车的左右前后都同样用漆绘饰。秦代改变周代车辂制度，制作金根车，全部用金箔覆盖，周遍装饰四面；汉、魏、晋沿袭下来，没有改变。到了大明年间，才完备五种车辂。金路、玉路两种制度，都类似金根车，仓促间观看，几乎没有差别。如果把这种车赐给东宫，从礼制上说显得过于隆重，不是用来尊崇等级、表示尊卑威仪的办法。况且《春秋》的义理，是降低身份要降两级；臣子之义，也应当遵从谦逊节约。认为东宫的车服应当比天子降低两等，驾四匹马，乘象路，降低龙纹碧色装饰，旗帜九旒，进取而不冒犯尊位，退守而不逼近下位，沿袭古制并斟酌时宜，在礼制上是合宜的。（《宋书·礼志》五。泰始四年五月，尚书令建安王刘休仁参与议论，诏令准许。又《隋书·礼仪志》五引用《宋起居注》，文字有删节，而且多有异同，所以另行附载于后。） 天子的长子属于士，所以在辟雍中与诸子弟按年龄序列接受教育，是要使他先懂得教化然后才尊贵，并不是生来就贵。接受册命以后，礼制同于上公，所以天子赐给他金辂，只是减少旗帜和章饰来表示等级；象路、革路、木路赐给异姓诸侯，在朝卿士也依照这个例子。这样，皇太子和皇子封王都可以乘用。自晋代渡江以来，王公以下的车服低贱混杂，只有太子的礼秩崇高特殊；而且又乘坐山安车，这在经书中找不到依据，事实也没有出处。（《隋书·礼仪志》五引《宋起居注》。泰始四年，尚书令建安王刘休仁的议论。） 卷十四 ◎晋平王刘休祐 刘休祐是文帝的第十三子。孝建三年封为山阳王，大明年间任散骑常侍，兼领长水校尉，升任征虏将军、湘州刺史，入朝任秘书监，兼领右军将军，升任侍中。又调任左中郎将、都官尚书，再任秘书监，兼领骁骑将军，出任右将军、豫州刺史。景和初年进号镇西大将军，仍任散骑常侍、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明帝平定叛乱后，任命他为骠骑大将军、荆州刺史，历任江州、南豫州、豫州刺史，又调任荆州刺史。泰始四年改封晋平王，不久征召为南徐州刺史，加授侍中。泰始七年，派寿寂之等人将他拉出杀死，追赠司空，谥号刺王，不久又追夺爵位，降为庶人。◇给殷琰的信 您本来文弱，向来没有武略，这是远近都知道的；而且您的名位清贵显要，不应再有分外的希求。近来的事情，应当是被凶恶小人劫持，不能守住节操。如今大军长驱直入，已经到达城下，您势单力孤、援军断绝，灾祸和失败一齐到来。顾念过去的情谊，我仍然感到悲悯。圣上施行如天地般的仁慈，打开非同寻常的恩泽，爱惜生命、憎恶杀戮，这些都是远近所听闻的。顾琛、王昙生等人都在军队失败后逃走，披着草木求活，尚且蒙受皇恩宽恕，安然居住在私人宅第。如今神威般的锋芒所到之处，前面没有横陈的阻碍，何况你身处穷困的城池，兵力衰弱，又在残败受伤之后，难道还想固守吗？如果开门归顺，自然可以不失去富贵；将领和佐官无论大小，都能保全荣爵。为什么要苟且困苦士民，自求成为刀下肉，自己被斧钺烹割，妻子儿女也一同灭尽，年老的兄长头发已经花白，还要在东市受刑呢？希望您自己好好思量。我的话真实不虚，有如明亮的太阳。（《宋书·殷琰传》。） ◎桂阳王刘休范 刘休范是文帝的第十八子。孝建三年封为顺阳王，大明元年改封桂阳王，任冠军将军、南彭城下邳太守。不久出任江州刺史，加征虏将军。入朝任秘书监，兼领前军将军。调任左卫将军，加给事中。永光初年转任中护军，兼领崇宪卫尉。明帝平定叛乱后，任命他为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加南兖州刺史。进号征北大将军，加散骑常侍。征召为秘书监、中军将军、扬州刺史。出任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尚未正式授官，改授骠骑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尚未正式授官，又回任江州刺史。后废帝即位，进号司空、侍中。元徽元年晋升太尉。第二年起兵逼近京城，被黄回斩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