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　宗炳（二）

译◇明佛论 大道的极致妙理，本来应当受到尊崇并用来教化世人，可是世人多半荒诞地非议佛法，都以为自己连一生尚且顾不过来，哪里还顾得上身后的事？万里之外的事情、百年以后的事情，都认为不可信，何况须弥山的广大、佛国的宏伟、精神不灭、人可以成佛、心能造作万物、诸法皆空、宿世因缘绵延久远、经过亿万劫才受报这些道理呢？这些说法都英奇超绝、深远透彻，理应信为事实；难道只听过黄华，就能容纳云门的乐调吗？世人又尊崇周公、孔子以及《尚书》《典籍》，从尧直到汉代，九州华夏从来没有接触到佛法，异域之地又有什么感应？汉明帝有什么德行，却独自显现神灵的光彩？凡是这种心情，又都牵挂依附于先前的习惯，不能以开阔的眼光观察玄妙之理，所以至理明明不远，却因疑惑而自行沉没。可悲啊，中原的君子明白礼义，却昧于认识人心，哪里会知道佛心呢？如今世间事业只涉及眼前，谋划不善尚且会影响兴衰，何况精神就是自身；得到佛法便清净上升而没有穷尽，失去它便永远坠落而没有极限，难道不应当面对深渊般的危险来求取它，踏着薄冰般谨慎地思考吗？一局棋的形势计算已经很浅近，而弈秋的心思尚且未必能领会，竟想率领井蛙般的见识，妄自抑制宏大的道术，以至于独自把精神陷在天牢之下，不是太过分了吗？如今凭着模糊昧暗的认识，去照察幽冥之事，既然不能自己鉴察所失，又怎么能独自明白所得呢？只有先使精神明亮、方向正确，推求善道，安然地加以修习，把佛经作为指南罢了。佛经包容《五典》的德性，又深深增加了广大深远的实理；含有老子、庄子的虚静之旨，并且更加彻底地阐明一切皆空。它所说的高深言论都是真实道理，令人肃然感动神明；其光明如太阳，其情感如和风，除了圣人，谁能说出这样的话呢？谨慎地推究世人所能见到的事物，以会通佛法的道理，写成《明佛论》如下：如今从脚跟抚摸到头顶，想要超越虚空，心意不断向前而不停止，那么四方上下就都是无穷的。生命不是独自创造出来的，一定会传承前人所遗留下的资质；向上追溯这种传承，就没有开始。世世代代相互产生而不停息，也就没有终点。这个身体既然每天都在运用无边无际的实在事物，亲自从无始以来而来，又将传到无终之处而去，那么无量无边的广大、无始无终的久远，本来就是人们共同可以超越它来施展自身的。正因此，把赤县神州置于八方极远之处，从不觉得可疑；如今铺陈三千日月，罗列一万二千天下，恒河沙数的国土，飞尘般多的劫数，普遍容纳幽冥变化的一切范围，都显得渺小而没有穷尽。为什么只安于相信自身，而怀疑彼方呢？秋毫置于大海之中，它的悬隔尚且还有尽头；如今把人伦纲常连接到太虚之中，渺小得哪里还值得言说？所以世俗所认为广大之处，在大道看来却很小；人所认为遥远的地方，在天看来却很近。这就是所谓轩辕以前，世人说它遥远久远，其实从体察天道而高远观照的角度看，不过是昨天的事情。《尚书》所说的知晓远古，没有超出唐、虞；《春秋》所铺陈的文辞，止于王业；《礼》《乐》的美好恭敬，《诗》《易》的温厚清正，如今放在无穷之中，用三千日月灿然列照，以一万二千天下整齐呈现，才知道周公、孔子所述，大概只是蛮触之域中的事情，只能回应人们求治的粗浅感受，而且尚且不免局限在一生之内；至于超脱生命之外的道理，则保存下来而没有论述。若不是这样，为什么他们专注于生命形体的开始，却略过精神的生成呢？登上蒙山便觉得鲁国小，登上泰山便觉得天下小，道理的范围就到这里了。况且古代坟典已经散失，世俗儒者所编纂的书，专门记载治世事迹；那些超出世间的言论，有的散失在史册中，有的因坑杀焚书而断绝。至于老子、庄子的道术，松乔、列子、真人的方术，确实可以洗涤心灵、保养身体，却都没有被六经采纳。学者只守着救治粗浅事务的残缺文献，把《尚书》《礼记》当作界限；听到穷究精神、积累劫数的久远变化，便炫耀眼前而永远忽略它，难道不可悲吗？唉，这就好像行走在层云之下，却不相信太阳和月亮的存在。如今说“一阴一阳叫作道”，“阴阳变化不可测叫作神”，大概是说最为虚无的状态就是道，阴阳二气浑然合一，所以说一阴一阳。从道向下，就进入精神层面；精神常常存在于阴阳形迹之外，不是天地两仪所能穷究的，所以说阴阳变化不可测。君平的说法是“一生二”，说的就是神明。如果这两句话都只是用来说明虚无，那么又凭什么说明精神呢？然而众生的精神，本性极致虽然相同，却随着因缘迁流，形成粗浅或精妙的认识，而其根本并不因此灭亡。如今舜出生于瞽叟之家，舜的精神必然不是瞽叟所生；商均的精神，也不是舜所培育的。人在出生和受孕以前，本来就已有粗浅或精妙之分；既然根本建立在出生以前，就知道死后也不会灭亡。又因为不灭，所以彼此不同；愚人和圣人各不相同，由此知道愚、圣在生死中仍有不改变、不灭亡的区别。因此说精神承受形体，周遍于五道，形成和毁坏天地，数目多得不可计算。凭着重瞳这样的资质，出生于顽愚的瞽叟；嚣、均这样的身体，承受黄帝一类的形质；愚人与圣人的天性相差如此悬殊，怎么能说它们数量相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重华的精神在过去起初还很粗浅，结下了前世劫数的因缘，经过万物变化的因缘聚合之后才如此吗？如今他独自使精神超绝；过去曾有承受粗浊形体的牵累，如今已经由修炼穷尽了。精神不灭、因缘聚合的道理，以及通过积累修习而成为圣人，这三件事都可以由此得到证明。如果形体产生精神，形体死亡精神也死亡，那么就应当形体残损时精神毁坏，形体患病时精神困顿。可是有的人身体已经腐败，或者已经缠绵病榻、临近死亡，精神意志却仍然平静完足；又有的人病势已经到了极点，还能从窗边握住别人的手。这些人的德行意志没有改变，正是精神不灭的证据。如果一定说精神产生于形体，本来不是因缘聚合而成，那么请先从远处的万物考察，再近处从人的身体求证。假如说五岳四渎没有神灵，这还不能断定；如果承认它们有神灵，那么山岳不过是土石堆积而成，河渎不过是水流聚积而成。既然获得了某种神灵，怎么会由粗陋的水土产生呢？它寄托并感应于山岩流水，肃然形成一体；假如山崩川竭，也一定不会与水土一起灭亡。

译精神不是形体所造，形神结合却不会灭亡，人也是如此。所谓精神，就是使万物变得精妙而说的。假如精神依靠形体产生，又随着形体消灭，那么就是把形体当作根本，又有什么资格称为精妙呢？精神四通八达，流行而没有尽头，上接于天，下遍于地；圣人穷究其中的机微，贤人研求其中的幽微。至于宰我、子贡、庄周、嵇康、吴札、子房这一类人，他们精神才智的运用所达到的地方，都是不疾行而能通达，不必行动便能坐着洞彻宇宙；可是他们形体的腐臭，以及饮食嗜欲所需的资养，却都和最愚钝的人相同。难道还应当说精神跟随形体产生，又跟随形体灭亡吗？也应当好好思考这一点。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在宗庙祭祀文王；世人有时说这只是空有孝心。若问那些议论的人，凭什么判定这些祭祀一定是空的，他们必然无法说明。既然无法说明，就不能说文王、后稷的精神已经灭亡。斋戒三日，必然能够见到所祭祀的对象；难道能因为普通人平时看不见，就断定周公一定看不见吗？嬴博安葬时说：“骨肉归于土地，魂气则无所不往。”这也不是说精神灭亡。天下极其安定，就是顺应天道；天下大乱，也会大到震动上天，关键在于心神的作用。尧没有什么道理不能照察，没有什么欲望不能穷尽，他的精神纯粹精明。桀没有什么恶事不放纵，他的精神悖乱。桀并不是不知道尧的善、自己的恶，只是恶念已经压倒了认识；身体所欲求的东西违背了精神，而他认识尧之善、自己之恶的知识，始终包含在精神中。假如他不居于君位，即使千岁不死，做恶就会受到各种苦毒，稍有善行就略得宽免，难道仍然不会稍稍减退恶行、渐渐修习善行吗？那么先前包含在精神中的、认识尧的知识，必定会逐渐发挥作用。再加上千年而不停息，也可以使他的欲望完全澄清，终于使精神精纯，成为像尧那样的人。星辰和月份变化，律吕就随之振动；朔日和望日交替，蚌蛤就随之响应；春分、秋分、冬至、夏至以及启闭时节一到，燕子、大雁、龙、蛇就纷纷出没。这些都是先有幽冥的运化，然后才在万物中显现。所有众多事物，都共同受到幽冥变化的陶冶，为什么只有这几件事如此，而万物变化却不都如此呢？如今杀人而判死刑、伤人而受刑罚，以及因犯罪而被拘系，到了现在也许已经无罪，而现在有罪与当时同样如此，都是由于幽冥中的前世因缘先已造成，人的法理判断后来才显现。幽冥与显明本是一体：罪衅先在幽冥中造成，丑恶后来在显明世界中显现。既然如此就没有什么奇怪的；在显明世界中行凶，而在幽冥中受到苦毒，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如今凭着不灭的精神，包含着认识尧的知识，在万世之中往来于幽冥与显明之间，用苦难创伤恶行，用快乐诱导善行，再加上日月尊神从旁垂光相助，为什么不使自己虚心钻研仰慕，改变而达到大道呢？只怕前世的桀、纣，都可以逐渐成为未来的汤、武。何况如今风俗情性中恶者较少，而泛游于清明之道的人更多呢？由此看来，人可以成为佛，这一点也就明白了。生命的发生，都由情欲显现的征兆开始。如今男女交合、万物化生，都是精气由情欲交合而成。情欲在自身中交合，于是产生众多精神，承受形体；这就很能说明情欲是生命的根本。至于五帝、三王，虽然超越情欲、穷究精神，但没有什么道理不顺应。假如过去的因缘已经聚合，也一定会顺着俯仰变化进入精气化生，彼此顺应生命的产生，从而繁衍万族。何况如今以情欲贯通精神，一具身体死坏之后，怎么能不再次承受一具身体，经历无量的生死呢？如果能够认识并澄清不灭的根本，接受日益减损欲望的学说，不断减损，最终达到无为；没有欲望和情欲，只有精神独自照见，就不会再有相应于出生的条件。没有生就没有身体，没有身体而精神存在，这就叫法身。如今黄帝、虞舜、姬公、孔父，都是世人仰慕并相信的人；考察他们驾驭车马升天、潜龙入水、飞鸟衔物、反风使禾苗起立、断绝谷食而仍能弦歌等事，也都是因为穷究精神、以精神为本体，所以精神功用所感应的事物奇特而没有固定方式。如今形体和事理虽然属于外在，但当它们随着感应而产生或消灭时，也一定有并非人力所能造成、却自行到来的事情：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冥荚没有栽种却自行铺展，玄圭未经雕琢却自然形成；桑树、谷树长在庭中，突然长到两手合抱，忽然又灭亡；火流经王屋山而变成鸟；九鼎的轻重大小，都迅速发生变化。这些都是感应神灵而出现的，确实属于不可思议的明证。凭借法身极其灵妙的精神，感应奇妙的众生而显现变化，以神妙的功用照察万物，又有什么奇异之事不能施展，又有什么变化可以限制呢？难道仅仅是仰身凌越九天、龙行九泉、吸风而不食这些事而已吗？所有光明仪容、伟大的祥瑞、分身涌现、转移世界、把大海纳入毫毛之中这一类事情，与黄帝、虞舜、姬公、孔子的神妙变化相比，也都是没有固定方式的。前面所说的各种祥瑞，忽然显现又忽然隐没，既从形体中出现又进入精神，都是恍惚而玄妙的变化，为什么偏偏相信这一方面而压抑另一方面呢？幽冥中觉悟的法王，清净明朗而卓异高远，真实可信并且有征验；他近在咫尺而不违背人面，昧于道理的人却不知道，实在可悲啊。《洪范》所说众多征兆的吉凶感应，都是由内心产生的。至于白虹贯日、太白星进入昴宿、寒冷山谷中生长黍子、城池崩塌、降霜等事情，都是从人的情感发动，远远地在天象事物上显现，本来就彼此如形影相随。形体不会没有影子，声音不会没有回响，情感也不会没有报应。难道只有贯日、陨霜这一类事情如此吗？一切无不随着情感而曲折地回应，万物没有能够逃脱形迹的；只是有的结聚在身体上，有的播散在事情中，互相间隔而纷繁交错，显现或隐没，渺茫难测，谁能看清它们的界限呢？世间充满各种变化，眼前布满各种形象，都是万世以来精神感应积聚的结果。所以佛经说：“一切诸法，从意生形。”又说：“心是诸法的根本，心造作天堂，心造作地狱。”意思就在这里。因此，清净心意、洁净情感，一定会在英丽美好的境界中产生奇妙结果；情感污浊、行为卑秽，就会永远违背三恶道的领域。为什么这种感应相隔遥远，微妙明白却有真实道理，而只要疏通精神、沐浴心想、振发诚意、警策志向就可以了呢？不过，亿万种情感都是彼此依缘而形成认识，认识受到感应而形成形体，但其本性实际上是空无的。自从有通达觉悟以来，孤独的声音豁然开朗，消灭心中忧患，还没有比这更彻底的了。请再加以陈述说明。

译圣人的精神能够玄妙地照察万物，却没有思虑经营的意识，这是因为心与万物断绝，只剩下精神本身。因此，虚静光明的根本自始至终常住不变，不会凋谢。如今心与万物相交，不能专一于精神；即使是颜子那样微妙的心性，也一定要勤勉不懈地钻研仰望，好仁爱、乐山水，希望能够接近屡次达到空明的境界。所有内心的运用才形成认识，必须由一个运用精妙地接续另一个运用，由一种认识精妙地接续另一种认识，就像火焰不断燃烧，彼此相接才形成火焰。如今用悟知空性来止息内心，心的作用停止，情感和认识也停歇，神明就完整了。情感与认识的构成，既然是新的接续旧的、精妙的接续更精妙的，那么全都处于不能专一的状态，哪里会有常住不变的实有呢？假如让庖丁来观察，一定也看不见完整的牛了！佛经所说变化迁易、离散败坏的诸法，认识诸法的本性为空，如梦、如幻、如影、如响、如水泡、如水中月，难道不是这样吗？颜子知道这一点，所以处在有中如同无，抚弄实物如同虚空，见到别人冒犯自己也不计较。如今观察颜子屡次达到虚空，就知道他所谓“有”的实质其实是无。何况自此以后，世人丧失真实本性越来越远，即使又趋向大道，也和向东奔跑的人一样，同样被称为狂人；全都违背道理、产生错误感应、逃避天性而妄行，更不是实有了。何况外在的质地、味道、声音、颜色，又岂不是情感虚伪所映现变化的吗？况且舟沉壑移，潜然消逝，变化快如奔电；未来尚未到来，过去已经消灭，现在不能停住，在一瞬之间没有一丝一毫可以凭据，将要守持什么而把它当作实有呢？虚妄之有遮蔽精神，实在太严重了。如今这里有一面明镜，杂乱污秽聚集在它上面；污秽微少时，镜子的光照还清明；污秽积多时，光照就变得昏暗；污秽越厚，光照越昏昧。镜子的本质本来明亮，所以增加污秽仍然能够照见；但从清明到昏昧，始终只是镜子本身不灭。用它来辨别事物，必然随着污秽增加而越来越失误，最终形成错误。人的精神和道理，也类似于此。虚妄之有牵累精神，形成粗浅或精妙的认识；认识依附于精神，所以即使身体死亡，精神也不灭。逐渐用空性来熏习它，必将循序渐进地达到彻底空尽，从而穷究精神的根本，这就是涅槃。因此至高的言论说富有，然后又用空性使它豁然开解。山岩树林幽微，风和水都显得空灵，满怀而来，尚且会觉得心境开阔；何况圣人崇尚空性，以虚静授予世人，怎么会不使人清心并乐于穷尽欲望呢？因此古代乘虚入道，一粒沙中一尊佛，也未必算多。有人问：精神本来极其虚静，为什么会沾染并承受万物，和万物结成因缘？既然本来虚静而相同，为什么又分成愚人和圣人？又既然说心造作万物，那么在万物尚未存在时，又凭什么使心受到牵累而产生感应，生出万物呢？回答说：如今精神精妙、形体粗陋，二者相互发生作用。以精妙之物与粗陋之物结缘，就知道虚与有也可以相互结缘。如今愚人虽然鄙陋，却能够处在现在而认识过去，在这里忆念那里，都有精神的功用；因此经过修炼就可以穷尽，由此知道它的本性本来同样虚静。心造作万物，前面的论说已经完备；根据眼前所见来观察实情，这三点本来就是可以相信的。但它为什么会这样，来由是没有开始；既然没有开始的开端，哪里还有所谓开始呢？这也是玄妙之中的玄妙。庄周称冉求曾问：“天地还没有形成以前，可以知道吗？”孔子说：“古代就如同今天。”大概是说，虽然处在没有开始以前，向上追寻最初的边际，起初一片茫然，也仍然像今天的冉求一样。如今精神明觉最初创始的情形，以及众生最早的祖先，都深远幽暗，不是追想所能达到的，难道还属于学者通达或闭塞所能预先讨论的吗？圣人本来凝聚而不动，受到感应以后才回应，并非思想所能达到的地方，也就是六合之外。既然没有办法使之发生感应，所以只保存而不论说；圣人尚且不论说，百姓又凭什么觉悟呢？如今我们共同脚踏大地、头顶苍天，同时又保存着脚踏头顶之外的领域，难道会有穷尽的边界吗？禹辅佐完成五服的划分，把土地铺陈安排在九州以内，大概只是因为那里属于世间道路能够到达的范围。至于大荒之外、▯谷和蒙汜的边际，已经不是人间事务所能涉及的地方，所以连神圣之人也无法明白。何况越过这里而更加遥远，广大混沌、幽暗渺茫，哪里还能议论它的边界呢？如今推究我们脚踏头顶所及的范围，最终达到不能议论之处，所以本来是一体的。推究今天精神作用的情形，寻求过去最初的起点，最终达到圣人保存而不加论说的地方，也是一理贯通，难道只有可以议论的部分才算如此吗？这都是因为幽冥因缘随着宇宙而没有穷尽，而万物情感所能感知的范围却有限。众人的心禀受圣性而形成认识，就像众多眼睛会合于太阳才形成视觉。离娄能在百寻之外看清秋毫，是凭借他精妙的眼力，也借助太阳的光才看见。如今把毫毛放在千步之外，眼力已经不足，不能借助光线看见，但在观察细微、避开危险方面，并没有减少什么。为什么要因为千步之外看不清，就反过来怀疑百寻之外的毫毛呢？如今不能通达因缘的根本，情感感应的能力已经穷尽，虽然无法与圣性会合，但在求取通往大道的津梁方面，并没有减少什么。为什么要因为看不清因缘的起始，就反过来怀疑已经明白的教化呢？有人问：“如今有人说：‘不懂得佛法缘起的根源，所以不能信佛。’这不是感应的问题吗？圣人为什么不把它说明白？”回答说：“所谓感应，是各人承受教化的程度不同，而道理尚未达到；应当借助圣人的教导来通达，这才是感应的真实含义。因此，乐于执着现世身体和有形存在的人，就明白地用苦、空的道理教导他；兼爱之道不能弘扬，就示现舍身救人的慈悲。根器和境界并不相同，所以设置三乘；各人的业行不同，所以说明六度。渡人的桥梁和舟筏，应有的没有一样缺少，可以说是先有感应而后有回应。因此，听闻灵鹫山的佛法，天人都感到畅快，达到最高境界的人纷纷出现，难道还要等到远远地怀疑缘起的根源，然后才达到吗？道理已经明白，教诫已经完备，只要依照教说修行，还有什么不具备的，却还一定不肯相信结果，偏要对自己想象不到的事心怀过疑吗？将要坠亡的人，送给他药却不服；箭已经射入身体，却忍痛不拔，反而要求先追究箭和药制造的起源，直到丧命，这同样有什么不同呢？这都是因为从前猜疑佛道，所以不能领会无言之理，才使今天在应当相信的地方妄自怀疑，难道能把它看成真实的感应之理吗？不是由于道理而产生的妄疑，本来就不可能感通圣人而使道理彰明。不是我去求蒙昧，而是蒙昧来求我；本来应当虚心自持，随顺玄妙的教化，真诚地以信心前往，然后觉悟就会随着感应而来。” 一旦有所觉悟而受到振发，最终就可以达到幽深的极境。若守着这种妄疑而不归于纯正，收敛衣襟、准备求道的人将长久沉沦在迷惑之网的灾祸中，哪里会有觉悟的日期？背离正道只差一步，升沉便相隔天壤，怎能不谨慎呢？

译有人问：“孔氏的教诲说：‘不要为了求生而损害仁，不惜杀身来成全仁。’这是仁的最高境界，也正是佛经所说的菩萨行。老子阐明无为，无为的最高境界，就是涅槃的极致。然而孔、老从未称说神通和成佛，难道孔、老有所未尽吗？还是他们只是想以明道来教化众人，却遮蔽了达到道的真实途径呢？如果没有真实内容的疑问，怎么会不产生呢？”回答说：“教化的发端，各自指向所适应的对象。当时世道希望结束动乱，洙泗所弘扬的，是治理天下的道理。淳厚的风俗更加衰败，于是《道德经》上下篇才产生，用来平息躁动。假使颜、冉、宰、赐以及尹、喜、庄周等人，外在赞助儒家、玄学的事迹，以引导世俗情感所能达到的境界；内心承受无生之学，以精神来探求道理，世上有谁能认识他们呢？至于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轲、林宗、康成、盖公、严平、班嗣、杨王这一类人，有的把一生耗尽于礼教，有的以任性放逸终其一生，却没有欣慕佛法，都是因为他们缘分浅薄而受到局限，终究有所僭越和混杂。所以孔、老发声说法、指示道理，只达到这些人的感应范围，也就不再超出其接受能力而过分追问。儒家用来弘扬仁，道家用来抑制躁动，都已经随着教化而安抚到极点，没有不是它们的最高境界。虽然慈善、良厚、无为之说与佛法相通，但法身和涅槃，不是他们能够尽行说明的，所以没有明说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篇〕 凡是说“无为而无所不为”的，以及所谓法身无形而普遍进入一切事物的，难道不是同一旨趣吗？因此，孔子、老子、如来，虽然三种教诫道路不同，却共同沿着劝人为善的轨道。有人问：“从三皇五帝以来，直到孔子、老子，洗心归向佛法的人，想来应当是有的，可是他们献答应和的事迹，为什么从未偶然听闻过呢？”回答说：“我前面论述的宗旨，已经说明世俗儒者专门编录的只是治理世事的事迹；有些超出世俗范围的话，有的散失湮没在史书中，有的在焚书坑儒中断绝灭亡。现在再把我的见解详细说明。三皇的书叫《三坟》，讲的是大道。那个时代孝慈自然充足，哪里还需要用仁义来训导？淳朴没有离散，像老子、庄子那样的人又有什么可煽动的？如果不说明神性本于无生、以空寂众性来照见究竟，又怎能称为讲大道呢？这些文字已经湮没了，世上有谁能认识呢？司马迁记述五帝，又都说他们生来就神异灵妙：有的年幼便能说话，有的自己说出姓名，深厚通达，智慧如神，这已经类似大乘菩萨化现出生了。至于他们居住轩辕之丘，登临崆峒，登上泰山，在幽林盘木之间游历，行迹超逸高远，又怎么知道他们不是遵从如来的道路呢？以五帝长寿的年代来说，尧治理天下一百年，舜则七十年；广成、大隗、鸿崖、巢父、许由、夸父、北人、姑射，以及四子这一类人，玄妙的风气在当时积聚充盈。可是《五典》遗留下来的同类文字，只有唐虞两篇，而且极少涉及君主之道。” 司马迁又记载，说百家谈论黄帝，文字不够典雅驯正，士大夫难以称说，只采录征伐和治理的事迹，仍不过是万分之一，难道至高之道的盛大，只因篇章残缺没有显现，就应当全都看作虚妄吗？现在设想那位神明的君主游历在浩然广大之世，带着七位圣人在具茨山相会，在姑射山见到神人；一次化生之事，又有什么值得多谈的？其中精微的言论，怎么知道不是穷尽神妙、经历亿劫之外的道理呢？广成子说：‘至道的精微，幽深而昏冥。’这就是《首楞严》三昧。得到我的道的人，对上可以成为皇，对下可以成为王，也就是随着教化而升降，成为飞行皇帝、转轮圣王之类。失去我的道的人，对上只能见到光，对下归于尘土，也就是在天人境界中经历生死。受到大隗之道感化，称他为天师而退去，也就是十号之称。恐怕无生的教化在那些时代都已经深厚于道，业力流转也归于玄妙胜境，只是事迹湮没在远古，真理又随着文字被遮蔽，所以百家所采录的，似乎明白却实际上昏暗。又因为后世士大夫的儒学不认为那些文字雅正驯顺，于是使至高的道理顺从近世人情而被忽视，使精神困顿于无尽劫数之中，难道不可悲痛吗？伯益记述《山海经》说：‘天毒国的人，亲近人而爱护人。’郭璞《传》说：‘古人所说的天毒，就是天竺；佛法在那里兴起。亲近、爱护的含义，也如同如来大慈的教诫。’ 所以在三皇五帝的时代，本来也已经听闻过这些道理了。国典没有流传下来，不值得怀疑。凡是三代以后、孔子和老子同时期的事，除史书之外，究竟还有多少是我们能够估量的呢？孔子向老子问礼，是老子为他说明；关尹向老子求道，老子又为他阐明。假使《道德经》上下篇有的散失了，只有其中的话保存在《礼记》中，后世难道不会说柱下史老先生只是懂礼的老儒吗？那岂不是不能体会玄妙的风气吗？如今百代以来众多书籍在存亡之后飘散，真理没有完备地保存下来，怎么可以只凭自己的所见，断定孔子、老子之间没有问答应和呢？东方朔回答汉武帝关于劫火焚烧的说法，刘向《列仙传》叙述七十四人在佛经中；学者对此所见如从管中窥天，也说明佛法并不是到了汉明帝时才开始。只是那些驰骋精神、超越世俗的人很多而显著，真诚结缘于幽微之理的人少而隐秘，所以潜在感应的实情没有向世间显扬。道人澄公在石勒、石虎时代具有仁慈圣德，他对石虎说：临淄城中有古代阿育王寺的遗址，仍有佛像，承露盘在深林大树之下，埋入地下二十丈。石虎派使者依图寻找，果然都如他说的那样找到。近来姚略的叔父任晋王时，在河东蒲坂古人所说的阿育王寺遗址，看见有光明，凿掘寻找，在石函银匣中得到佛的遗骨，光辉异常；一路迎接观看的人到了灞上的比丘那里，如今还保存在辛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篇〕 由此看来，齐、晋一带有关于佛的事迹，已经很久了！之所以没有记载在三部史传中，也正如干宝、孙盛的史书不曾说到佛，但佛法的神妙变化确实在晋代显现，并在江左兴盛。

译有人问：“如果诸佛现在仍然存在，一切都洞察明白，威神之力又能使诸法自在，为什么不在今天显现光明威仪，使有精粗不同根器的人都同样信悟？为什么不把神通功德施用于困厄之中，救出那些含冤受屈的生命？反而使君子一类的人看不见佛，于是和他们一样不信，一同陷入断善根者的苦难。秦、赵的百姓，在一天之中被白起、项籍坑杀六十万人。古今常理和那些被坑杀的人，难道确实没有一个具备宿世因缘和大善，也没有一个因为看不见佛而无缘，却全都积下大恶吗？然而看不见佛对一天之内一同被坑杀的痛苦，竟然完全相同，坐视极端惨酷而不救，怎么能说是慈悲呢？如果因缘不能感动上天，功德不能超越世俗，就不能救济，那么怎么能说神力自在、不可思议呢？鲁阳公能使太阳回转，耿恭能使泉水飞出，宋九江的老虎远避江面而蝗虫避开境内，这些尚且都是心力纵横贯通，能使不合常道的玄妙事情实现，何况佛的神力，融化白起、项籍的凶气，改变治军者的心念，使百万生命活下来，岂不是很容易吗？把须弥山纳入芥子，比毁身救一虎一鸽还仁慈；可是如今心中想佛却看不见，向佛告求却听不见，请求也没有救助，寂寥得与虚空没有区别。可是其中有人出家为沙门而焚烧身体，有人断绝人的常理而剪除六情，有人辛苦服役、倾尽财宝来侍奉寺庙佛像，顿时夺去他们当年的生命，却看不见他们得到什么。” 唉，真可惜啊！如果说救应在未来，那么前面那六十万人，命运的善恶虽然不同，冤屈地死亡却相同；命运的善恶既然不同，死后应得的结果怎么反而会不同呢？现世已经有等级差别，却一概没有受到甄别；将来浩荡无边，又能希望什么呢？何况还担心实际上根本没有来世。经书说：‘佛以脚趾按地，三千佛土都能看见；即使盲、聋、哑、牢狱和毒痛，也都得到安宁。’佛不论远近、存亡，也不论有戒无戒，都同样施以慈悲。既然有这样的心，应当看见痛苦，也应当使他们得到同样的安宁；可是经书尽管反复快意地这样说，实际却始终没有片刻回应。怎么知道不是异国有一个名重一世、超出众人的人，编造这种空泛的教法，借此胁迫异己、诱导人行善交往？言语或许有深微高远的情意，事迹也有清明肃穆的美感；纯朴而容易相信的人，只凭一生一世的身体便相互承传于不可测的事势之中，难道不会没有止境地日益淡薄吗？”回答说：“现在没有看见那条道路，所以把平坦看作险阻；如果确实看清了道路，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困难。永恒的无为就是道。只有佛能以神妙之法体行大道，所以功德与道是一回事，神通与道是两回事。之所以有二，是因为神通能照见而通达教化；之所以为一，是因为始终依因而行，不是凭空造作。万物的变化，本来各自随着因缘，在大道之中由自己造成。如今称佛为诸法自在、不可思议，并不是说可以不依因果法则，超越宿命而任意救济。” 众生无量，神通功德所引导的，都依照各自的根器曲折而通达，其照见的范围不是可以思量的。譬如洪水以及四凶、瞽、顽、象、傲，都是教化所形成的既定情况，尧、舜也不能改变；但必须各自依照其根器，洪水得以疏导，凶恶得以化解，诚信而和谐，尧、舜的功德难道不大吗？佛并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圣人的道不只停留在救济生民的世俗事务，还把教化施行到超越现世生命的境界。至于顺应因缘而不强作，功效由万物自身成就，只是像尧那样产生特殊的感应罢了。钟律尚且能感应同类，正如心意在幽微处相会，何况灵妙的圣人以神理作为同类呢？凡是与佛国在幽冥中相遇的人，都是因为志向刚烈、精神清净，经过多劫积累而更加明澈，所以能够感应而到达洞彻之境，使释迦发出光辉，十方交相映照，多宝佛涌现，灯王进入室内；难道只是佛单独显现吗？是因为他们能够看见。至于今天的君子，没有生在能够接受供养佛的时代，又处在大禹治绩所覆盖的地域，都是因为他们过去真诚背离佛道，所以缘会拖延到今天。即使像伯夷、叔齐那样清白，像柳下惠、季札那样贞正，只要志向不同，又凭什么感应而见佛呢？何况今天所谓的君子，有些从这方面看来，虽然礼义熏染自身，盛名芳香于世，然而情感深陷于人事，志向不依附于道；虽然是人间的君子，实际上却是天道中的小人，又怎么能感应到灵妙极境的形貌，难道是佛偏偏隐藏吗？” 我没有看见佛！如果有人随因缘来生，六度的真诚又发端于宿业，那么感应而见佛清楚明朗，也应当屡屡有这样的人。然而即使道俗之人肩并肩而行，又怎么能彼此认识呢？这样看来，粗陋或精妙在于自己，所以看见或看不见会有不同的感应，怎么可以因为自己没有显现于佛的光明威仪之中，就怀疑佛不再存在呢？天地有灵，精神不灭，这是明白的。如今秦、赵的百姓，他们的精神与宇宙一同存在，随天地成败而不灭，白起、项籍这两个将领难道能一下子消灭六十万人的精神吗？精神不可消灭，那么被消灭的只是身体。难道不正如佛所说，常常灭除众生的身体，所以他们的身体受到灭亡，而命数恰好集中在白起、项籍手中吗？怎样可以说明这一点呢？乾道运行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至于鸡、猪、狗、羊的生命，也都是乾坤六子的共同一体。人吃其他生命来充实身体，残暴得如同蜘蛛结网捕食一样。鹰和虎不搏击吞食便不能生存，人却可以吃饭食蔬菜而活，杀害就更加过分。天道最为公正，所散布的都是生命，难道会允许人残害生命，却压抑幽冥的报应吗？如今六十万人，虽然美善和邪恶各有不同，但说到忍心吞食众生，恐怕没有差别。美恶既有差别，所以他们活着时所享受的，本来可以确实不同；残害生命相同，所以受害死亡的日期，本来也可以相同。” 如今道家的说法以及世人所传述的，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说明的了。至于于公、邴吉、虞怡后来得到善报，严延年、田言、晋宣帝杀人后受到报应并且相互验证，这些都记载在魏、汉的史书中，是世人所相信、所看见的。活人而使福庆流传到子孙，何况精神是杀人与救活的主宰，难道今生之后不会有祸福吗？杀害或救活别人的身体，必定由自己的身体承受报应；何况阻滞或通达别人的精神，难道不会使自己的精神荣枯吗？严延年所杀的，都是普通小人；窦婴、王陵则是统治百姓的豪杰，贤愚不同、贵贱有别，但最终受到的报应相同。报应所施加的，不论豪杰、卑贱或将相，晋王也不例外。难道不是因为天道最为公平，有才与无才各自都是它的子民，道理存在于性命之中而不在贵贱吗？这样说来，鲍鱼虽然低贱，性命也各自由乾道端正。看大鸟回旋飞翔、小鸟啁啾鸣叫，葛卢所听到的牛声、西巴所感动的鹿情，各类生命对于同类的情爱都很深。如今若有孕妇和幼儿在这里，却有人剖开他们、剔取身体，烧烤他们，那么人们会说这种冤痛的灾祸为上天所感应。如今春天猎取怀胎的动物，烧煮羔羊幼鸟，也同样是天道所裁断的，难道能独独没有报应吗？只是现在人与人共同生活在饮血的时代，狩猎捕鱼不能一下子完全禁止，所以圣王在厨事上施行教化，大概是顺着百姓杀生的习惯来逐渐消除其祸害；听到牲畜临入厨室的叫声，就有所不忍。”

译圣王借豺、獭捕食作为节制的依据，憎恶不合时令地伤害孕兽；解开网罟而不捕捉，说明对于含有生命气息的生物极为重视。孟轲在衅钟之事上击发齐宣王的赏赐之心，知道君王的德行已经远离杀伐。先王安抚鹿而救其急难，所以即使仁德深厚，也不能一下子把禁令执行到极端。如来穷尽神明、达到最高境界，所以平等看重五道众生的生命，把戒杀列为众戒之首。萍沙王在白兔身上看见报应，释氏又以往昔鱼身之事受到灭亡，以此显示报应的趋势；这些道理都幽微精深，虽然迂曲却并不昏昧。如果人在往生之前能够听闻道理，恭敬修习佛法戒律，就一定不会坠入长平而遭受马服君那样的坑杀。即使已经坠入困境，真诚信奉佛法而能够彻悟，也一定能超脱今天的灾难。如果因缘和罪衅早已深重，难以在此前获得报应；等到后来戒德成就，也一定不会再遭遇坑杀之身。所谓把神功洒向困厄、救出冤屈生命，其道理就是如此，这正是慈悲的极致。如今虽然有世俗的美名，却没有道心，伤害众多生命，等报应逼近，这是道理所应当的。佛乘顺应道理而居，以佛法救济万物；如果不遵行佛法，道理就不会任意横加救济，难道是佛没有真实作用吗？譬如扁鹊用药救治疾病，病人不相信也不服药，疾病没有痊愈，难道是扁鹊不高明吗？鲁阳、耿恭以及远方的宋九江之所以能够使太阳回转、泉水飞出、虫虎避开德威，都是因为他们以刚烈的诚心感动了神道。” 感动神道，就是感动佛；如果秦、赵的人具备这样的诚心，就一定不会陷入灾难。既然陷入灾难的人都是自己没有诚心，又怎么能使佛感应，融化白起、项籍的凶暴之气呢？因为能够通达神明的众人聚集在穷尽教化的殿堂中，所以须弥山也可以在芥子里面看见。又即使今生是虎或鸽，前世也可能曾经做人，曾经与佛有缘相会，所以遇到佛的嘉运，便投身救佛，割下自己的大腿肉代替自己。假如没有可以感动的感应，怎能以生命偿还杀业，融化凶暴的奇迹又怎会凭空发生？一切人的死亡，都由自己造成，难道反而要怀疑佛吗？志向笃定，就会想佛而见到佛，向佛告求便会听到回应。推想周公、孔子在梦中交往，传说中的形迹和求实之心能够相通；古今相隔遥远，傅说在遥远的傅岩，而玄妙的感应仍无所障碍，这些就可以相信。专心清净地感应西方，见到无量寿佛，超越百亿国土而达到无功之境，怎么能说那里空空荡荡、与虚空没有区别呢？道在于修炼精神，不在于保存形体，所以沙门祝祷形体、焚烧身体，磨砺精神而断绝世俗牵累；精神不可消灭，又能奔向来世，怎么会有所亏负呢？拘束于人间伦理，困顿于六情，对我有什么收获，却只是给精神增加负累？如果真能自行断绝这些牵累，每天减少情欲，确实就逐渐接近道；辛苦用力修行、倾尽资产供奉居处，不久便会有所获得。忽然身体灭亡，名声和实质所收获的，不会超出盗跖、夸父之类。” 建造馆舍来安置神像，使它幽深而肃穆；形体随之微妙，精神也随之高远。微妙就能感应清净，高远就能获得奇妙福报；盗跖、夸父与道相比，哪一个更为优越呢？一下子夺去他们当年的生命，正是为了使他们超升。暗中奉行与神明相合，神明的德行在后世身体上彰显，怎么能看见他们所获得的东西呢？人的行为活动，内心贯通神道，万物没有无缘无故发生的，必定有原因才会如此。假如幽冥的报应不像前文所说，那么六十万人的性命凭什么会被坑杀呢？既然会因罪报而被坑杀，也一定会因善报而不被坑杀。如今战国的人，即使像安期生那样高远隐逸、像商山四皓那样幽静高洁，有龙颜而成为帝王，分封土地而成为君主，英名美誉和丰厚功业多得无法计数，却都在后羿的射程之内，为什么偏偏如此呢？难道不是各自应验了前世的报应吗？既然看见福报在往昔行为中形成，就清楚今生的行为不会亏负后世。现世的等级品类既由宿命甄别，死后所应得的结果怎么会容许混乱呢？经书所说的奇异事迹，是说在佛化现、显现的时代，都是因为素来有美好的因缘，所以他们的遭遇才会如此。如今始终没有片刻感应，过错都在没有因缘，却反过来诬蔑至高佛法是空洞编造。唉！神明的鉴察极其明白，侮辱圣人的灾祸，也确实可怕！敢问所谓空洞编造，是圣人做的吗？贤人做的吗？还是小人做的吗？圣人没有固定的私心，只是顺应万物的本性来教化，使其各自完成罢了。如果身体死亡、精神也随之消灭，那么只需完全遵循儒家教诲，尽力活到生命终点，又还有什么事情呢？为什么还要用不灭来欺骗人，用成佛来欺骗人，使人焚烧身体、剃发毁肤，断绝《片半》合，阻断后代子孙，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况且彦圣并非总在固定的地方孕育，有时也可能潜藏而被阻塞；如果是空洞编造，又有什么利益，却造成这样巨大的苦毒，可知不是圣贤所为。若是普通人，如樊须一类，也只会收敛自身、遵奉周公和孔子，畏惧异端，哪里敢妄自创作？若是从这个时代以后的人，那就是不肖之徒，又怎么能在九流之外建立一家，增加老、庄著述的光辉，并照耀排列在千年之后呢？龙树、提婆、马鸣、迦旃延、法胜、山贤、达摩多罗这一类人，经历五百多年，仰承佛道教诲，著有《大智度论》《中论》《百论》《阿毗昙》等，都是具有神通才智的人。近来孙绰所赞颂的耆域、健陀勒等八位贤者，以及支道林塑像并加以赞颂的竺法护、于法兰、道邃、阙公，都以神妙的光辉照耀中华。中朝的竺法行，当时人把他比作乐令；江左的尸梨蜜，群公推重他的卓越清朗；郭文举胸襟开阔、深厚真实，而他们所奉行的都只有佛法。凡是从龙树直到这些人，难道都被所谓不肖之徒的欺诳迷失了自身吗？这样看来，黄面夫子的事迹难道还不明明白白吗？如今他的影像、遗骨、牙齿、头发以及遗留下来的器物和余威，在他的本国仍然放射光明，这也是佛道的证明。那些异域人的性情，多有精明敏察和聪慧才智，但嗜欲往往很深；他们都因为祖先亲身立在佛前，世代亲自传承并敬奉佛法，所以那些影像、遗迹和遗事清楚地显现出教化融通的光辉。因此，他们的后代成为君王，就倾尽全国奉行戒律；四众都苦心修行，至死不悔。如果道理是诡诈温吞的，事迹并不真实奇异，他们又怎么肯倾尽自己、破除欲望来尊奉无形之物呢？如果影像等物没有真实作用，声音只是来去无凭，那么古今以来的人为什么要苦身离欲，做到这样的程度？过去修行而又返回世俗的人，理应沮丧懈怠，可是同类的人反而大多更加笃定，这一点大致可以看清了。论说：自古以来之所以不显扬治理之道，大概是为了保存人的生命；但苦难由生命而来，愚昧的人却不知道。因此诸佛使人从苦中觉悟，以无生之道引导他们。无生之理不能一下子体悟，于是借助有生之事来引导；善恶都得到相应，行善得报而不断升进，那么最高的究竟之理就可以明白地逐步达到。所以佛道广大如沧海，小事没有不受约束，大事没有不贯通；虽然它遥远地不同于致力治理、保存生命的道理，却也确实陶冶潜移于《五典》，帮助礼教。如今世人所以轻慢天道的祸福，往往就像司马迁因感于伯夷而发出慨叹一样。”

译孔圣难道会妄自说话吗？他称说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可是颜回、冉耕早夭多病，他们的后代也没有听闻，商臣却得以善终，而他的后代楚庄王又成为贤明的霸主。凡是这类事情，都是道理难以贯通的。然而道理难道有不能贯通的吗？既然如此，就不能不相信死后接受福报、在三恶道中承受祸殃的说法。虽然形体有存亡，精神必然受到相应，这与现世看得见的报应有什么不同呢？只是因缘有先后，所以报应到来的时间有迟有速，就像一生中祸福有早晚一样。这样说来，孔氏的教诲借助释氏而得到贯通，难道不可以说是玄妙至极、不可改变的道理吗？人的世间秩序飘忽纷乱，生死存亡如同幻象；即使把它限制在百年之内，从幼年到老年，没有什么不终结的。即便头发花白、寿至鲐背，仍然觉得经历的时间只是一会儿，何况寿命短促的人呢？况且时间没有止境，运行没有穷尽；过去累积的劫数，无数无边，都只像一瞬间、一眼阅览，直到今天而已。如今把一瞬一瞬积累到百年，曾经有什么困难，却又很少有人能够活到一半。万物迷恋朝露般短暂的身体，大多没有清远长久的实质，为什么甘心在片刻间贪恋腐臭，枉费长存的精神，却不自行疏离于久远的清风大道呢？即使是以名教和法度辅佐世人的家族，也并非独自没有进入大道的缘分；只是辗转处在人间领域，喧嚣于世俗道路，所以只觉得人道兴盛，而把精神的思虑看得微不足道。” 如果转身处在荒僻之地，登上高山远望，观看天空澄澈肃穆的广阔，日月照耀通明的奇景，难道其中没有列位圣人的威灵和尊严，而只是面对人群、匆忙于世俗事务吗？本来应当怀抱远大境界，以开启精神对于神道的想象；感受寂静，以彰明神灵的感应。从前仲尼在鲁国修订《五经》来教化天下；等到他登临高远的太山、蒙山之巅时，天下和鲁国都显得狭小，难道不是因为他的精神与八方极远之地相合，所以超越了一世吗？这样看来，《五经》的写作，大概只是在短暂时间内，适应它所面对的狭小范围罢了，世人又怎么能够据此衡量佛法而不相信呢？请问今天不信佛的人，是说平民百姓以外根本没有神明吗？还是说承认有神明，只是没有佛呢？如果根本没有神明，只有人而已，那么是谁命令玄鸟降临而使商人得以出生？是谁留下巨大足迹，使弃因感应而出生呢？汉、魏、晋、宋都有祥瑞的天命，说明在人的视听之外神道清楚显现。有神妙的道理，就必然有玄妙的极境；得到“一”便能灵妙，这不是佛又是什么？神明依照方位而产生玄妙感应，并不是等到感应发生后才预先存在；从真实之理中招致教化，有什么忧患不能穷尽，难道一定要用奇异的事物之后才能施教吗？这样看来，佛法的真实、佛教的可信，是不容怀疑的。” 论说：众生都以精神为主，所以对于玄妙极境的灵性，都有可以感应的道理。尧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而百兽仍然因他的德行而起舞，难道不是感应吗？所以佛是万种感应的根源。日月、海岳尚且有朝夕朝拜的礼仪和秩望的礼义，何况佛道中的众生呢？上等的人在有生之外穷尽神性，中等的人获得微妙的生命，下等的人则免除三恶趣。如今世俗教化所弘扬的，只是在一生之内实现治理。玄妙至极的人少，顺从世俗的人多，为什么总是相互往来，只学习世俗情态，却说死后精神便消灭呢？因此不努力树立高远清净的志向，却多半顺着眼前片刻的情欲行事，所以君子的道术很少。若用佛法来照察，就会知道这个身体不是我，不过是暂时寄居在旅舍罢了；精神才是我的本体，广大长存而没有终止。上等有德者，他的德行施展于自身而无穷；中等者的美好，也会慢慢清净上升而达到究竟；下等而作恶的人，也还有重新开始的遥远道路，可以弥补过错而向上升进。因此从古以来，在精粗不同的人中，洁净自己、怀抱远大志向、专心实行于今生以求成就来世业因、达到最高德行的人，多得无法计算，这就是佛法的功效。这些都是世俗所堵塞的，佛法所开启的；对于万物类别来说，难道不是广大而融通明朗，有精妙的通行道路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还忽视而不奉行呢？” 风经过炎热之地就变暖，吹过树林必定变凉；清水冲击浑浊之物，澄澈的石头必然显明。精神的作用一旦丧失，也与所依托的事物有关。如今不信佛法，并不是本性必然如此，大概是心意所处的状态造成的。若真能试着避开心中对世俗事物的牵挂，把精神转向清幽微妙之境，佛理就可以明白，佛事也都会可信。难道不应该精妙地安顿自己的心意吗？依靠这种明白和信心前进，最终必能统治、掌握神道。百代以来的先世业因，都可以在幽明两界中永远得到济度，这是孝的最大境界；众生都沾受仁慈，这是慈悲的极致；凝聚精神而独得妙理，是道的极致；洞彻明朗而没有阻碍，是明的尽头。启发普通人的心，使他一开始就走上正确道路，即使经历许多劫数，最终也一定直接聚集到玄妙极境，这是多么奇异。大家同样都是人，却背离道路、迷失方向，长期蹉跎而最终永远沉没在九地，难道不可悲吗？如果不是这样，世间为什么会忽然产生美善圣明的人，又会养育愚昧鄙陋的人？上有诸佛，下有微小爬虫，都是精神有所得失的结果。如今人凭七尺血肉之身，在几代寿命以内便会衰老死亡，夜间已经消耗掉一半；疾病和各种丧失又使另一半受苦，生命的美盛、荣耀和欢乐，又能有多少呢？壮年不能长久停留，荣耀必然伴随担心受辱，快乐实际总连着忧患，却没有完全安泰的时候；然而人们都争着进入流俗的险路，忌讳登上佛法的广阔道路，这样算是什么智慧呢？” 世上因为不能通达缘起的根本而困惑于佛理的人，确实很多！缘起广大浩瀚，不是追想所能达到的；得失所关涉之处，没有道理可以感知，甚至在六合之外，所以佛法不对此论说，前文已经说明。现在再反复申述。圣人制作《易》，上天垂示天象，吉凶治乱都可以由占卜知道。然而追究事情所以如此的情状，圣人也不能完全说明，世人就更无法知道。如今因为有些事情不知道，便废弃那些可以知道的部分，违背占验和天意而行动，哪有不灭亡的呢？不能因为缘起的起始无法明白，就背弃佛法，也正是这个道理。又有人因为不记得前世，便说精神并非本来存在。人在胎中直到幼年，不可以说没有精神，这仍然是在同一生之内；即使现在回想，也茫然不能记得，何况经历生死、换了不同身体，往昔的记忆怎么能不消失呢？记忆消失了，却不妨碍精神始终存在。那么不能通达缘起的起始，又怎么妨碍佛理始终明白呢？子路问死，孔子说：‘还不知道活着的道理，怎么知道死后的道理？’问怎样侍奉鬼神，孔子说：‘还不知道怎样侍奉人，哪里知道怎样侍奉鬼？’难道不是因为子路专长于勇武，忠于侍奉君主，所以应当用一生之内的事情回答他？至于生死、鬼神的根本，他虽然发问，却不是对真实道理产生了感应，所以性命和天道的根本，不能从孔子那里听到。”

译佛家谈众生，有所谓有边、无边等十四种问题，一切智者都搁置而不回答，确实是因为回答它们没有利益，反而会落入邪见。既然如此，承受圣人、奉行佛法的人，本来就应当舍弃那些被搁置的问题，只取用佛法所应答的内容；如同口渴的人饮用河水，舀取洪流来使自己满足，难道一定要到昆山去追究水源吗？凡是佛法，如果违背天理而不可成立，当然可以怀疑；如今既没有不可成立的害处，又有顺应天道、清净精神的实际功效，难道不是真实的吗？人出生时就与忧患一起出生，祸患由时事发生，灾害在幽暗中发动；即使地位高贵连天、拥有百万部众，仍从最初起只是独自凭形体和精神坐等无常。家人哭泣，妻子儿女嬉笑，转眼间又陷入恍惚之境，人间道理哪里值得依靠？所以生命短促如白驹过隙，应当争取时间，却反而轻慢、诽谤幽冥教化，放纵欲望、铺张而伤害生命；精神既然不会消灭，想求消灭也不可能，于是还要乘着罪业再受身体。如今世上那些无所凭藉的众生，以及千万种虫豸，都是明白的鉴戒。替他们谋划，只有完全诚信佛法，寄托内心、履行戒律，以救助精神。生时蒙受神灵援助，死后便清净上升；清净上升没有止境，径直将要成佛。佛本来就是这样说的，但人却轻慢它；凭什么断定人胜过佛呢？如果人不能胜过佛，难道不应当避免坠入那些恶道，永远承受其惨烈苦难吗？” 唉！众生因六种极端苦毒而出生，所以世间永远没有止息。所听所见，精进修行而死的人，临终时大多精神安定；遇到危急逼迫的人，一心称念观世音，几乎没有不蒙受救济的。这都符合前面所说的：生时蒙受神灵援助，死后清净上升。万辆兵车的君主、千辆兵车的君主，太阳西斜还来不及吃饭，只能在一生之内依靠他们来养活百姓。怎样才能使精神更加昌盛，从而统治万物的变化呢？如今依靠周公、孔子来养育百姓，体味佛法来养育精神，那么活着是明智的君主，死后是明灵，便可以永远为王。如来难道会欺骗我吗？这不是说崇建高塔、奢侈造像，容纳养活滥竽充数的僧人，来伤害财物、损害百姓。世人不能洞察长远真实，只看见眼前弊病，就要横加指责佛法。尊重佛道、相信佛教，觉悟无常、空、色之理，以慈悲之心整治教化，不因尊贵豪强而轻视断绝生命，不使不肖之人窃取虚名、假借不合身份的服饰，这难道不是以德来引导、以礼来整齐天下、使天下归于仁的盛举吗？处在宽容从容的职位上，或者身为荒野泽地的普通人，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为什么不自行救济自己的精神呢？从前远和尚在庐山澄清业行，我前往那里休息了五十天；他高洁贞正而严厉，佛理学问精深奇妙，本来就是远方流传的高僧。他的老师安法师，灵异德行自然非凡；偶然遇到的比丘，也都含有清净真诚之性，他们彼此一向亲近于道，后来一起孤立居住在山中，所以神明的教化深入岩林。” 他忽然在山崖、树木、溪涧、山谷之间同我交谈，温暖和煦，却有一种超出言语、使人肃然起敬的气象。凡是这类论说，也不过是和尚依据经书的宗旨这样说罢了。至于善行的事例，借鸟兽足迹创造文字，穷究神明与人的赞颂；缇萦一句话使霸业得以完成，肉刑永远废除。事情本来就有片刻之间微小的感应，最终达到冲天之效。如今我用浅陋鄙俗的话，来警醒那些能够有所感应的人；即使突然身死，又怎么知道不会因此超升呢？（《弘明集》二） ◎宗悫 宗悫字元▯，是宗炳兄长的儿子。元嘉年间，授任振武将军，后来任随郡太守，升任广州刺史。孝武帝举兵起义时，任命他为南中郎谘议参军，兼领中兵。孝武帝即位后，任命他为左卫将军，封洮阳侯。孝建年间，多次升迁为豫州刺史，监督五州诸军事。大明年间入朝任左卫将军，调任光禄大夫，加授金紫。前废帝即位后，任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死后追赠征西将军，谥号肃侯。◇上表说明疾病 我过去贫贱时曾经生病，家人为我斋戒，辛劳了七天。我曾在夜里梦见一个童子，穿着青衣，拿着一幅宽数寸的缣帛给我。我问他：“拿这个做什么？”他回答说：“这是西王母的符，可以服用。”服下之后我就醒了，一两天后病便痊愈。卷二十二 ◎羊欣 羊欣字敬元，是太山郡南城人。晋隆安年间，任元显后军府舍人；元兴年间，任桓玄平西参军，转任主簿。楚台建立后，升任殿中郎，称病免职。义熙年间，武帝以官府文书补任刘藩右军司马，转任长史，历任道怜中军谘议参军，出任新安太守。到宋元嘉年间，称病免职，授任中散大夫，七十三岁去世。有《药方》十卷，现存七卷。◇书信 三月六日，羊欣叩头。暮春时节，感伤摧折、悲痛难忍，实在无法自持，怎么办，怎么办？收到您在六日寄来的信，深感慰藉，不知您近来怎么样？我的脚病一天比一天好；我的身体却一天比一天衰弱，难以恢复，如今只能自顾忧叹，思念之情越来越深，提笔更增惋惜。请您保重爱护自己。写到这里不知还说什么。羊欣叩头。《淳化阁帖》三 ◇羊玄保 羊玄保是太山郡南城人。晋安帝时任楚台太常博士，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何无忌、诸葛长民都以官府文书任命他为参军，他没有赴任；授任临安令，不久任武帝镇军参军、库部郎、永世令。武帝任太尉时，又任命他为参军，转任主簿、丹阳丞。少帝时入朝任尚书右丞，转任左丞、司徒长史、黄门侍郎。文帝即位后，出任宣城太守，不久任廷尉，升任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衡阳王义季右军长史、南东海太守，加辅国将军；入朝任都官尚书、左卫将军，加给事中、凡阳尹、会稽太守。调任吴郡太守。元凶弑帝自立后，任他为吏部尚书，兼领国子祭酒，加光禄大夫。孝武帝即位后，任散骑常侍，兼领崇宪卫尉，升任金紫光禄大夫，进位光禄大夫，又升任散骑常侍、特进。大明八年去世，享年九十四岁，谥号定。◇陈说吏民逃亡叛乱的法令 臣下恭敬地考察吏民逃亡叛乱的原因，都是由于困穷逼迫，从没有足以推辞现有生活、却乐意去做这种事的人。如今制定特别法令，对实际情况来说很苦。臣听说严酷的节制不能长久坚持，恐怕会造成流弊；从前龚遂把百姓比作乱绳，必须慢慢放松然后才能整理；黄霸以宽厚和缓为施政方法，不把严厉苛刻放在首位。臣愚昧地认为，一个人单独逃避差役，就应当把他全户的人都算作逃役。如今一个人发生意外，连坐的人却很多；大家既然害怕沉重负担，就各自为自身打算，牵连拖带而逃窜，必然会越来越多。即使能够擒获叛逃者，他们大多也不是谨慎爱惜民众的人；既然没有能力胜任，又徒然使官吏劳累，名位器用也成为虚设，实际妨害很多。将来即使有官阶，也不足以供给奖赏；服劳尽职的人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自我勉励。又考察这项法令，只施行于一个郡；如果它是正确的，就应当与天下统一施行；如果它不正确，也不应只在一个郡单独施行。百姓离开忧患的办法反而造成弊病，弊端将会更加严重。臣有幸守持自己的职分，担心难以遵行采用，所以冒昧地以管窥之见率直陈述上闻。（《宋书·羊玄保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