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一◎刘颂（二）

译卷四十一 刘颂（二） 上疏请求恢复肉刑 各本引文都作“上书”，现在依据《晋志》；下文说“疏入不见省”，所以确定作“上疏”。臣过去上疏请求施行肉刑，事情拖延多年，终于搁置不再讨论。臣私下认为，议论的人拘泥于汉孝文帝的小仁，却轻率地违背圣王的典刑，没有比这更不明察的了。如今死刑太重，所以死于非命的人很多；生刑太轻，所以刑罚不能禁止奸恶。之所以如此，是肉刑不用造成的。如今被判徒刑的人，大多是本性凶恶、行为不轨的一类人；他们离家遥远，在山谷中服劳役，饥寒切身，心志无法安生，即使有廉洁正直的人，倘若考虑到不自首就会被处死，也都会成为盗贼，更何况本性奸邪凶恶、无所顾忌的人呢！又命令富有的徒刑犯缴纳财物，解除刑期当天就回家，这样他们就成为不用服役的人。贫穷的人便起而行奸盗，又没有办法控制这些俘虏般的人。不施刑，罪行就没有什么可以禁止；不能控制，众多恶行就会横行放肆。法律这样制定，近于没有达到完善。因此逃亡的徒刑犯日益增多，盗贼日益烦扰；逃亡人数多的达到十多人，抓到后就加重刑罚，每天增加一年刑期，这就成了终身徒刑。他们自己看不到改过向善的期限，而灾祸困苦又逼迫着身体，于是心志只想逃亡和盗窃，形势使他们无法停止，这都是事情本身造成的。古代施用刑罚是为了制止刑罚，如今却反过来了。各种重罪犯逃亡，逃过三寸距离就加重髡刑；这是用一种刑罚产生另一种刑罚。再增加一年劳役，这是用徒刑产生徒刑。逃亡的人越来越多，被拘禁的囚徒拥挤积聚。议论的人说囚徒不能不赦免，于是又跟着赦免他们；这就成了刑罚不能约束罪行，法令不能胜过奸恶。下民知道法律不能胜过奸恶，便聚集起来谋划作乱，月月变化，年年不同。因而近年以来，奸恶横行暴虐，各处充斥，逐渐滋长蔓延，日积月累而不能停止，弊病将不知道归结到什么地步。（这三句依据《御览》补入。）议论的人不深入思考这个原因，却说肉刑在名义上违背听闻。名义上违背听闻，和盗贼得不到禁止相比，哪一个更严重呢？” 圣王制定肉刑，有深远的道理；这件事可以说清楚，并不只是因为害怕剥割的痛苦便不敢作恶，而是要去掉作恶所凭借的器官，使奸人无从再放纵自己的意志，制止奸恶、断绝根源，这是道理的极致。逃亡的人砍去双足，便没有什么可以再用来逃亡；盗贼截断双手，便没有什么可以再用来盗窃；淫乱的人割去其生殖器，情理也是如此。除去恶行、堵塞源头，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这并不是徒然。像这些人受刑以后，便各自回家，和父母、妻子共同相互养活救济，不再流离道路。如今所担心的困苦，伤口痊愈以后仍然可以服役；按照古代制度，根据情况安排劳作，即使身体已经残损，也不至于成为无用之人，而且所担忧的祸患都被堵塞，生育繁衍的道路仍然照旧。如今应当把死刑的适用范围收紧，把生刑的适用范围放宽。（这两句依据《御览》改补。）至于第三次逃亡、淫乱和盗窃，都用肉刑代替。三年刑以下的，已经自行施以杖刑遣送；也应当规定杖罚的次数，使它有固定限度，不得减于此数。对于应当加重处罚的，又交由官长裁量。应判四年、五年刑的，一律髡发并施笞刑，笞打到一百下，逐渐实行，使各有等级，全部不再拘留服役。这样以后，刑罚不再由刑罚滋生，徒刑不再由徒刑滋生；残损身体成为耻辱，终身作为警戒。人们看见这种痛苦，因畏惧而不敢犯法，效果一定会比现在好几倍。况且作恶的人一被发现便受到刑罚，除去他作恶的器官，这样一来，已经受刑的人反而都能成为善良的人。难道能和保全奸人的手脚、让他陷入必死的困境相比吗？可是还要说肉刑不能施用，臣私下认为，这是极其不懂得事务根本的说法。臣从前常在陛下左右，多次听到明诏，说肉刑应当施用，这对政事有利。愿陛下相信臣独到的判断，使有才能的人能够奉行圣意，在当今实行。臣将不久便要填沟壑，只希望能看见太平。《周礼》所说的三赦、三宥，是施用于老幼、年老者和幼弱者的；对于百姓中不应逮捕治罪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作恶的根源可以由此产生，所以刑法反而舍弃而宽宥他们。至于这一类人，犯了罪就一定施刑而不赦免，这是政事的常理。到了后世，因为时局险恶、艰难很多，便借赦免来解开纷争，权宜地实行它；这也不是为了宽纵罪人。直到现在，常常因为罪案积累、狱讼繁多，便用赦免来疏散它们，所以赦免越频繁，狱讼反而越堵塞；这样不停下去，将会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考察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不施用肉刑。如今施行肉刑，不仅不会使罪案积累，而且作恶没有凭借，奸邪也会止息。除去这两个弊端，狱讼便不会繁多，因此无需频繁赦免，对政体更为有利。（《晋书·刑法志》，《通典》卷一百六十八；又见《艺文类聚》卷五十四、《御览》卷六百四十八引王隐《晋书》，以及《群书治要》卷二十九引《晋书·刑法志》廷尉刘颂表。按：《治要》所引《晋书》，都是王隐所撰之书。） ◇上疏说审断狱讼应当遵守律令 自近世以来，法律逐渐分成许多门类，法令也很不统一。臣如今全面掌管刑狱审断，想到自己的职责任重而忧惧，谨具文上奏。臣私下认为，陛下处理政事，总想做到尽善尽美；因此遇事要求曲尽妥当，条例便不能保持直截；总想做到尽善尽美，因此法律也不能完备统一。为什么呢？法律本来以穷尽事理为适当，但君上要求尽善，下面的人便牵强援引文字、迎合义理，以达到君主所认可的结果，所以法律不能完整统一。刑法完全拘泥于文字，拘泥文字必然有违合乎情理的判断；君上又安于曲求妥当，所以执守公平的人因文字可以援引，便产生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这样法律门类繁多、法令不一，官吏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下面的人也不知道应当避忌什么。奸诈虚伪的人借法律门类繁多来迎合自己的私情，想要轻判还是重判都可以；如果裁断不一，居上位的人就难以检察下属，于是同样的事情产生不同的议论，狱讼不能公平，便损害了法律。古人说：“君主过于详察，政事就会荒乱；君主只求大体适当，事情就能治理。”所谓详察并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求尽善尽美便会损害法律，所以政事荒乱。所谓只求适当，是指刑罚轻重合宜；即使不能完全满足人情，只要合乎文字规定，就依照实行，所以事情能够治理。善于运用法律的人，能够忍受违背人情、不合听闻的裁断；刑罚轻重即使不合人心，经过一般人的考察似乎不可实行，法律却因此得以公正。君主行事有不同的分工，各有主管。法律要求必须奉行，所以让主管官吏遵守成文；道理有穷尽和阻塞之处，所以让大臣解除滞碍；事情有因时制宜之处，所以由君主权衡裁断。主管官吏遵守成文，就像释之坚持审理犯跸之事的公平原则；大臣解除滞碍，就像公孙弘裁断郭解案件；君主权衡裁断，就像汉高祖诛杀丁公那样。天下万事，除非属于这种格外重大、需要另行处理的情形，否则凡不近似这类事情的，不得凭个人意愿妄加议论，其余都依律令办理。这样以后，法律才能取信于下，众人的判断不会迷惑，官吏不能容纳奸邪，才可以说是治理政事。君主依照这一准则要求群臣，大臣和小吏各自守住职分，法律就统一了。

译古人说：“善于治理政事的人，要观察人情而设置教化。”所谓观察人情而设置教化，就是制定法律。又说：“顺应时势的适宜。”就是说要根据当务之急。然而，观察人情、顺应时势，是在充分斟酌之后制定法律。法律准则既已确定，就应当实行；实行它要像四时运行那样守信，执行它要像金石那样坚定。群吏怎么能在既成制度以内，又声称要随时制宜、旁引观察人情而设教化的说法，任意设置教化，来扰乱正统法典呢？为什么呢？因为法律开始制定时，本来就已经观察了人情、顺应了时势。现在如果认为法律制定得还不完全适当，就应当修改它；如果认为已经完善，就不能把它完全交给执行者任意出入，而使奉行法律的官员可以凭公意随意改变轻重。君主与天下共同拥有的，是法律。既然已经向四海颁布，就不能不以守信作为教化；正在要求天下人不轻慢法令，更不能用不守信的法律来约束他们。况且先贤说过，人即使极其愚笨，也不能欺骗。不能认为平时背离法律本意而裁断，就能完全符合百姓的愿望。上古议论事情，以制定制度为准，并不专门制定刑罚。夏、殷、周三代，把法律写在象魏之上。三代君主都齐备圣明，然而全都舍弃曲求妥当的高明判断，而任用拘泥文字的直接准则；这不是圣明程度有差别，而是所处情势不同。如今讨论时势，淳朴程度不如中古，而执掌公平的人却想迎合人情所安，借口议事可以因时制宜。臣私下认为，听起来很美，推究道理却是错误的。然而天下极大，事务繁杂，有时不能完全按照文字和法令办理。因此臣认为应当制定成规作为界限，使主管官吏遵守成文，生死都以此为准，不敢在成制之外另作思考、任意改变轻重，这样法律才能始终完整。事情没有正当依据、名例又不能涉及的，应由大臣议定适当处理，以解除阻滞，使事情不至于受阻。至于非常规的裁断、超出法律规定的赏罚，例如汉高祖诛杀私交于楚臣的人、封赏赵氏而其实没有功劳的事情，只能由君主专门裁断，不是奉职之臣所能拟议的。这样以后，借情理旁请的行迹就会断绝，似是而非的奏议也会堵塞，这大概就是统一法律的根本准则。主管官员和小吏处理事情没有一定标准。为什么呢？没有人情，法律就只是刻薄；有了人情，又会扰乱法律。屡屡充当公正的样子，看似没有私心，其实正是借此实现私意，也常常用来保护自己。裁断总是充满公正，世人便说他完全无私；偶尔曲解法律，反而成为无人怀疑的手段。所以君主不能善于依赖那些深藏而貌似公正的裁断，而应当要求臣下的奏议遵守成文法令；这样以后才可以说有法度可检验。这也是使法律公平统一的一种办法。越出法律而权宜制定措施，办理一件事情，迎合人情、符合听闻，可以满足耳目，确实有临时合意的快感，比拘泥文字而不合人心更好。然而一旦把它作为长期制度，终年施行，往往得到一分而失去十分。所以，小处有所得到，必然在大处有很大损失；眼前有所遗漏，必然在长远造成更大的包容和放纵。熟悉事务、懂得大体的人，善于权衡轻重，不因小事损害大局，不因眼前妨碍长远；能够忍受曲求妥当的眼前适意，以保全简明正直的大原则。不被一般听闻所安的东西牵制，必定遵守成文以端正常例。每当面对事情，总要用这种心态来裁断，这也是法律的大要。此外，依律法判罪，都应当依据法律的正文；没有正文的，依照相应的名例裁断；正文和名例都没有涉及的，一概不论。法吏以上，如果所执的意见不同，可以提出异议。按照法律条文，守法的官员只应奉行律令。至于法律范围之内所见不同，才可以提出异议。如今规定法曹郎、令史，如果意见不同而提出驳议，只能解释法律，以纠正原来的裁断；不得援引法律之外的材料，议论所谓随时制宜，以此说明法官各守职分的界限。（《晋书·刑法志》载：刘颂任三公尚书时，又上疏如此；《艺文类聚》卷五十四载刘颂刑狱奏；又见《通典》卷一百六十六。） ◇关于赵王伦加九锡的议论 从前汉朝把九锡赐给魏，魏又把九锡赐给晋，都是一时的权宜之用，并不是可以普遍实行的制度。如今宗庙安定，虽然宠幸的皇后被废退，掌权的大臣被诛杀，但周勃诛灭诸吕而尊立孝文帝、霍光废黜昌邑王而奉立孝宣帝，都没有发布加九锡的命令。违背旧典而沿袭权变，不是先王的制度。关于加九锡的议议，请不要施行。（《晋书·刘颂传》）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是汉南阳太守羊续的孙子。高贵乡公时期，被征召授任中书侍郎，升任给事中黄门郎。陈留王时期，赐爵关中侯，调任秘书监。晋国建立后，封钜平子，授相国从事中郎，升任中领军。武帝受禅即位后，晋升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进爵为侯。不久授尚书右仆射、卫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南夏，加车骑将军并开府；因杨肇战败而获罪，贬为平南将军。咸宁初年，授征南大将军，封南城侯。死后谥号成。有《集》二卷。◇雁赋 大雁鸣叫时彼此应和，飞行时脚步相接。前面的不断，后面的也不超越次序。它们力量相齐，不约而同地一齐到达；方向相同，不需招集便自然聚合。当它们按着节令飞行时，万里路程也不足以穷尽它们的道路。即使泛游于一条山谷，万物也不能使它们改变栖止之处。飞临高空，不能使它们停住翅膀；水波扬起，也不能沾湿它们的羽毛。它们排开云气，在高空上下翻飞；掠过微弱的水波，从容自在。前进时飞越鸾鸟所处的太清之境，退下时在幽深的水滨与鱼嬉游。漂浮起来像江上波涛中的小舟，颜色像堆积在山岩曲隅的白雪。它们在云间发出和谐而悲凉的鸣声，因飞翔而临近虚空，发出清越和谐的声响。身影遥远而微小，忽然像飞入清尘；扶着太阳飞行，拂动翅膀，灿烂的光彩交织成片。（《艺文类聚》卷九十一、《初学记》卷三十引两条）

译◇推辞开府的表 臣羊祜言：臣昨天出行，恭闻恩诏，提拔臣使臣位同三公。臣自出仕以来，恰好十多年，所受内外任职，每次都处在极其显贵重要的位置。臣常常认为自己的才智和力量不能勉强求进，恩宠也不可长久错误地施加，因此早晚战栗，以身居荣宠为忧惧。臣听古人说，德行尚未被众人信服却接受高爵，就会使有才干的臣子不能进用；功劳尚未被众人归附却承受厚禄，就会使劳苦的臣子不能受到鼓励。如今臣身为外戚，事情又逢时运，所应警惕的是恩宠过度，而不是担心被遗忘。可是陛下却过分破格地降下中书诏令，给臣非正常次序的荣宠。臣有什么功劳可以承受它？怀着什么心情可以安然接受它？臣若使陛下因用人失误而受累，又辱没高位，覆败也会很快到来；臣愿重新守着先人的破旧房舍，难道可以做到吗？违背命令确实会冒犯天威，曲意顺从又会造成这样的后果。臣听说古人受到知遇时有所申明，大臣的操守是不能任职就停止。臣虽然是小人，也敢借着所受的恩遇，想到这一义理。如今天下自归服教化以来，才渐渐八年；陛下虽然侧身而睡以求贤才，不遗弃幽微卑贱的人，但臣等不能推举有德者、进用有功者，使圣上知道胜过臣的人很多，而未被举荐的人也不少。假使有遗德的人在版筑之间，有隐逸之才在屠宰、垂钓之中，而朝廷任用臣却不认为错误，臣身处此位也不以为惭愧，那么损失难道不是很大吗！况且臣蒙受恩宠虽然已久，却还比不上今日兼有文武方面的极度宠荣，等同于宰辅的高位。臣所见虽然狭窄，但据臣如今所知，光禄大夫李喜持守节操、品德高尚，端正自身而在朝任职；光禄大夫鲁芝洁身自守、少有欲望，随和而不苟同；光禄大夫李胤处理政事宽弘简约，居官公正严肃。他们都身居高位而至头发斑白，始终按照礼法行事。即使历任内外显贵职位，也不改寒微人家的本色，尚且没有获得这样的选拔；臣反而超过他们，凭什么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稍稍有益于国家长久的事业呢？因此臣决心守住节操，没有苟且求进的意愿。如今道路尚未畅通，各方事务很多，请允许保留从前的恩宠，使臣得以迅速回到屯驻之地。否则若在此滞留，外部防务必然会有缺失。臣忧惧不胜，谨冒犯天威拜上表章，只希望陛下体察匹夫的志向，不要强行改变它。（《文选》、《晋书·羊祜传》，《御览》卷四百二十四引王隐《晋书》） ◇推辞封南城侯的表 从前张良请求接受留侯的万户封邑，汉高祖没有改变他的志向。臣从先帝那里接受钜平的封爵，怎敢再承受重爵而招来官场的讥谤。（《晋书·羊祜传》） ◇请求讨伐吴国的奏疏 先帝顺应天意、适应时势，向西平定巴、蜀，向南使吴会和顺，天下得以休养生息，百姓都有安乐的愿望。然而吴国又背弃信约，使边境战事再次兴起。时运虽然由上天授予，功业却一定要靠人来完成；不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将其扫灭，军民就没有能够安定的时日。这也正是为了使先帝的功勋更加隆盛，成就无为而治的教化。所以尧有征伐丹水，舜有征讨三苗，都是为了使天下安宁、停止战争、使众人和睦。蜀地平定时，天下都说吴国也应当一并灭亡；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十三年，这叫作一个周期，平定吴国的时机又正在今日。议论的人常说，吴、楚有道者后服，无礼者先强，这只是说诸侯争雄的时候。如今天下已趋于一统，不能与古代同样解释。那些只谈地势险要的说法，都还没有适合当前权势的实际情况，所以谋划虽然很多，决断却应当专一。凡是凭借险阻得以保存的国家，都是因为敌我力量相当，自己有足够力量固守。若轻重不相等、强弱形势不同，那么智士也无法谋划，险阻也不能保全。蜀国并非不险要，高山高耸接近云霓，深谷幽深终日不见阳光，必须束缚马匹、悬挂车辆，才能通过；人人都说一人扼守关口，十人也不能抵挡。等到进兵之日，却没有什么藩篱险阻能够阻挡，斩杀将领、夺取旗帜，伏尸数万，乘胜席卷，直抵成都；汉中各城都像鸟儿栖息一样闭守，不敢出战。这并不是都没有作战之心，实在是力量不足以抗衡。等到刘禅投降，各处营垒堡寨便全都冷落地散去。如今江淮的险难，不过相当于剑阁；山川的险阻，不过相当于岷山、汉水。孙皓的暴虐超过刘禅，吴人的困苦也甚于巴蜀；而大晋的兵众多于前代，粮饷储备和军械也盛于过去。如今若不在此时平定吴国，反而继续让军队相持，征发的士卒长期劳苦，天天寻求战争，经历盛衰变化，不能长久，应当及时决定，以统一四海。现在如果令梁、益之兵水陆并进，荆、楚的军队进逼江陵，平南军、豫州军直指夏口，徐、扬、青、兖诸军一同进向秣陵，击鼓张旗来迷惑吴军，用多种办法扰乱它；以吴国一隅之地，面对天下军队，形势便会分散，所有地方都急于防备。巴、汉的奇兵从其空虚处出击，只要一处崩溃，上下便会震动。吴国凭借长江建立国家，内外没有可以退守的地方，东西绵延数千里，以藩篱自守；它所面对的敌人强大，便没有安宁休息的时日。孙皓任性妄为，对臣下多所猜忌，名臣重将不再相信自己，因此孙秀一类人都因畏惧逼迫而来投奔。将领在朝廷受到猜疑，士卒在野外陷于困顿，吴国没有保全后世的谋略，也没有全力坚持到底的决心。在平常日子里，吴人尚且怀有离开或留下的念头；等到兵临城下，一定会有人响应，最终不可能齐心拼死，这一点已经可以预见。吴人的习俗急躁，不能持久；弓、弩、戟、矛都不如中原，只有水战是他们所擅长的。一旦进入吴境，长江便不再是他们可以凭借的险固之地；退守城池，就会舍弃长处而陷入短处。反过来，官军长驱直进，人人都有建立功节的志向；吴人在内部作战，只有凭借城池的心理。这样看来，军队不超过一个时节，就一定可以攻克了。（《晋书·羊祜传》） ◇给堂弟的信 我以平民身份，惭愧地承担重任，常常因为尸位素餐而感到惭愧。国家的大命既已兴隆，只有江南尚未平定，这是臣子的责任；因此我不估量自己的能力，竭尽全力去平定吴会，依靠朝廷的威势，凭借士大夫的谋略，完成彻底克敌的事业，除去万世的祸患。我年纪已经衰老，等边境之事平定后，应当戴着角巾走在东归的路上，回到乡里，在祖坟旁建一处安放棺材的地方，遇到闲暇便回来休息，想着与后辈共同品味道义。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以平庸的才干居于重位，怎么能不害怕盈满而受到责罚呢？疏广是我的老师。圣明的君主宽仁明察，应当不会夺去我这点微小的志愿。（《艺文类聚》卷二十六、《御览》卷六百八十七，又略见《晋书·羊祜传》） ◇给吴国都督陆抗 这是上等的药。最近才开始亲自制作，还没有来得及服用。因为您的病情紧急，所以送给您。（《吴志·陆抗传》注引《汉晋春秋》）

译◇告诫子弟的书信 我年少时接受先父的教诲，刚能说话的年纪，先父就召我来学习典籍文章；九岁时，便教我《诗》《书》。然而我至今尚且没有得到乡人的称誉，也没有清正奇异的名声。如今的职位，只是错误施加的恩宠罢了，并不是凭我的力量能够取得的。我远远不如先父，你们又不如我。才识、气度宏大高远，恐怕你们兄弟还做不到；奇异超群、独自通达，你们恐怕也没有这样的资质。恭敬是德行的首要，谨慎是行为的根本。希望你们说话忠诚守信，行为笃厚恭敬；不要只凭口头答应别人财物，不要传播没有根据的言谈，不要听信毁誉之语。听到别人的过错，耳朵可以接受，嘴巴却不能宣扬；要思考以后再行动。如果言语行为没有信用，自身受到很大的诽谤，甚至被依法论罪，难道我还会顾惜你们吗？不要使祖先蒙羞，想想你们父亲的话，继承你们父亲的教诲，各自背诵它。（《艺文类聚》卷二十三） ◎羊亮 羊亮，字长玄，是羊祜伯父羊秘的孙子。太傅杨骏任命他为参军，屡次升迁至大鸿胪。后来逃奔并州，被刘渊杀害。◇关于制止盗窃的议论 从前楚国江乙的母亲丢失布匹，便认为盗窃是令尹造成的。如果令尹没有贪欲，盗窃自然应当止息，何必加重刑法呢？（《晋书·羊祜传》。当时京兆盗窃很多，杨骏想要加重法令，规定盗窃一百钱便处死刑，于是请属官共同议论，羊亮如此说，杨骏惭愧而停止了这件事。） ◎羊秀 羊秀，爵位和籍里不详。（按：羊▯字稚舒，是羊祜的堂弟，仕魏而入晋，任中护军，降为太仆；怀疑这里的“秀”是“▯”字的讹坏文字，“卫公”疑为“卫觊”。） ◇卫公碑 仰起眼睛，希望追慕那高远的风范；崇高的光辉，冠绝于世。（《文选》袁宏《三国名臣赞》注） 卷四十二 ◎杜预（一）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是魏幽州刺史杜恕的儿子。甘露年间任尚书郎，承袭祖父杜畿的丰乐亭侯爵位，后来参与文帝相国府的军事事务。晋受禅后，任河南尹，被免职；不久任安西军司，授秦州刺史，兼任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因违逆石鉴，被用槛车征召到廷尉，以赎罪论处；不久任度支尚书，又被免职；重新授度支尚书，代替羊祜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吴国平定后，进爵当阳县侯，后来被征召任司隶校尉。出行途中去世，追赠征南大将军，谥号成。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春秋释例》十五卷、《集》十八卷。◇举荐贤良方正的表 按：苏赞布衣行走于民间，在乡里树立德行；他放达而意志正直，若能让他手执奏笔站在丹墀之下，推求访问正确的言论，一定有直言不讳、以国家为重而不顾自身的节操。（《初学记》卷二十。按：《初学记》此句下有陆云举荐张瞻的文章，张溥错误地收入《杜预集》中，现删去不收。） ◇表 长史刘绘修治洛阳以东的运河，使赤马舟能够通行。（《书钞》卷一百三十七）所管辖的郡县曲折地都处在南乡界内；附近有钳卢大陂，下面有肥沃的良田。（《文选·南都赋》注） ◇列举上报故太傅羊祜所征辟士人的表 羊祜虽然开府，却没有配备完整的属官，这是谦让到了极点，更应当予以显扬。等到他抱病征辟士人时，士人尚未到任他便去世了；家中没有后嗣，官府也没有任命这些士人。这是地方上的期望，臣一直深深忧虑。厚待死者、追念远祖，可以使人的德行归于敦厚；汉高祖不吝惜四千户的封赏，以安慰赵氏子弟的心，请求加以议论。（《晋书·羊祜传》） ◇陈述讨伐吴国最佳谋略的表 自闰月以来，敌军只是在严令戒备，下面并没有兵士。按照道理和形势推断，敌军的困窘计策是兵力不能两全，必定先守住上游，竭力保卫夏口以东，以延续喘息的机会；他们没有可能调集大量兵力向西而来，使国都空虚。但陛下听信过度，便采用放弃大计的做法，使敌患滋长。这确实是关系国家长远的谋略；即使发动而失败，不如不发动也可以。事情一旦决定，就务求稳妥牢固。若能成功，便可开创太平的根基；即使不成功，也不过损费一些时日，为什么吝惜而不试一次呢！如果一定要等到后年，天时和人事不能像现在这样，我恐怕会更加困难。陛下过去已经议定，分别命令臣等按边界分路进兵；各处所禁止和控制的事项，东西都用同样的符信。这样万全的行动，没有倾覆失败的忧虑。臣心中确实明白，不敢凭暧昧不清的意见自取日后牵累，只希望陛下明察。（《晋书·杜预传》） ◇又一表 羊祜与朝廷大臣多有不同意见，却没有先广泛谋划，而秘密与陛下共同施行这个计策，所以更加引起许多异议。凡事都应当比较利害；如今这次行动十有八九有利，剩下的一二分不过是没有功效罢了。他们所说的失败情形其实也未必能够出现，只是计谋不是自己提出的，功劳也不会归自己，各人都以自己以前的言论为耻，所以才固守原说。近来朝廷的事情无论大小，异议都接连而起；这固然是因为人心各不相同，也因为有些人倚仗恩宠，不考虑日后的困难，所以轻易地表示同意或反对。从前汉宣帝讨论赵充国上奏的事情，在事情见效以后责问各位议论者，他们都叩头谢罪，以堵塞异端。自入秋以来，讨伐敌人的形势已经很明显。如果现在中止，孙皓感到恐惧而想出对策，或许迁都武昌，再加固修缮江南各城，把居民迁远；这样城池无法攻取，野外也没有可以掠取的东西；再把大船集中在夏口，那么明年的进攻计划也许就赶不上了。（《晋书·杜预传》） ◇上奏律令注解 臣承受诏令，负责制定新律。律吏杜景、李复等所制定的法律，都还没有真正明白法律本末的意义。法律，大概只是绳墨般的裁断条例，并不是穷尽事理、推究本性的著作。所以文字简约而条例正直，听断省略而禁令简明；条例正直容易看懂，禁令简明难以触犯。容易看懂，人民就知道应当避忌什么；难以触犯，便接近于不用刑罚。刑罚的根本在于简明正直，所以必须审定名分；审定名分的人必须能够忍受小的情理损失。古代的刑书，铭刻在钟鼎、铸刻在金石上，这正是为了从远处堵塞异端、断绝不同的解释。法律由一个部门统一制定，然后人们才知道长久不变的禁令。官吏没有过度巧诈的做法，政事在上面明白，百姓在下面安定。如今所作的注解，都是网罗法律本意，用名分加以衡量，使使用法律的人执持名例来审察取舍，伸张绳墨般的正直，去除像劈柴一样枝分条析的说理。（《书钞》卷四十五、《艺文类聚》卷五十四引杜预奏事，又见《晋书·杜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