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八◎周朗

译卷四十八 ◎周朗 周朗（《魏书》作“殷”），字义利，汝南安成人。元嘉年间，任南平王铄冠军参军、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后被免职。又任江夏王义恭太尉参军，不久解除职务，重新起用为通直郎。孝武即位后，授建平王宏中军录事参军；因上书触犯圣旨，自己辞职离去。又授太子中舍人，出任庐陵内史，称病离职。不久遭逢母亲丧事，有司承奉旨意上奏说他居丧无礼，将他锁押送往宁州，在路上杀死了他。◇上书献谠言 从前仲尼说过：“治理天下，就像把它放在手掌中。”难道只是空话吗？治理的方略和政事，关键在于实行，全是因为当世君主不去做罢了。何况如今时运已经到了衰败末世，世道承受乱世余波；又加上宫庙遭受前所未有的惨酷灾难，江南地区遭受前所未有的痛苦，千里之内接连死亡，万家井邑共同哭泣。而秦汉遗留下来的弊端，至今还在实行；魏晋遗留下来的谬误，仍然遍布百姓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还希望国家比今天安定、教化比古代崇高，就像倒着走想追上前人，又像堆积柴薪等待燃烧一样，臣不知道应当从何处着手。然而陛下既以孝道奠定根基，又以仁德加以推广；对于百姓的疾苦，臣岂敢不略陈一二。凡是治理国家，靠的是什么？只是施行教化罢了。如今教化衰败已久，百姓不知规范，接着又用刑罚驱迫他们，这难道是施政之道吗？想要施行教化，应当每二十五家选一名家长，每一百家设置一名教师。男子十三岁到十七岁，都命令学习经书；十八岁到二十岁，全都使其学习武艺。用书记、图籍、律令以及忠孝仁义的礼法、廉让勤恭的准则训导他们；传授兵法、战略，以及军队、舟船、骑兵的仪容和挽强弓、击刺的技法。官长每月都到学校考察他们的才干。学习经书者五年有所成就，就向司徒推荐；学习武艺者三年技艺优良，也提升给司马。如果七年仍不能通晓经书，五年仍不能达到勇武要求，就改为考察他们关于政事和谋略的言论，考察其心术、行为和履历；如果仍然不足取，即使是公卿子孙，也让他永远回归田亩，终身不得做官。至于国学，应当详细考察历数、占筮等学问，分门确定诸子和史书，使书籍不至于烦杂流行，学习不至于徒劳耗力。凡是学习，即使遇到凶年荒年也不应废止。农耕和蚕桑，是百姓的生命，也是国家的根本；其中有一项不足，礼节就不能兴盛。如果重视农桑，应当废止金钱，以粮食和丝帛作为赏罚。然而愚民不懂其中的权宜，议论者又喜欢增加差异。凡淮河以北的地区，以一万匹作为交易单位；江南以南，以一千斛作为货物单位，也不用担心它难以实行。现在暂且规定，市价达到一千钱以下的使用钱币，其余全部使用绢布和米；不合乎标准的，治罪。这样，开垦的田地自然扩大，百姓的资财必定增多，私自铸钱的人停止，人死的情况也必定减少。田地只要不是胶水之类的地方，都播种麦子和豆类；土地适宜滋养的地方，全都种麻；遮蔽巷道、攀缘藩篱，必定种桑树和柘树；庭院相连、屋宇相接的地方，只种竹子和栗树。如果这项法令施行后，有人善于经营这些事情，平民就按功劳授予爵位，有司也随之加以奖赏。如果田地处在荒草之间而不种植树木，就鞭打他，并砍伐其余树木；所在地的官吏依次治罪。此外，征收赋税的方法，应当按人口计算缴纳，不应当按财产计算。为什么要使富人不全部缴纳，而穷人却不能减免？于是便规定：桑树长到一尺，就量周长作为价格；田地增加一亩，就按面积折算钱数；房屋不许盖瓦，都要按财产实际征收。百姓因此不敢种树，土地也怕被随意开垦；栋梁烧毁、椽子裸露，也不敢再加泥修葺。这难道不是剥夺善业、伤害百姓，禁止穿衣、迫使吃坏食物的苦法吗？如今如果重视农业，就应当务必削除这种法令。凡是治理国家，不担心威势不能建立，而担心恩惠不能下达；不担心土地不够广大，而担心愚民不能得到养育。自从华夏与夷狄互相争杀，戎族与夏人竞相逞威，攻破国家便尸体遍满城邑，屠杀将士便军尸遍野，天下残存的活人，大概已经不到一半。又加上政令急迫、刑罚严酷，天灾年疫；穷人只能供养官吏，死者也没有人埋葬；鳏夫居处而不愿娶妻，生下孩子往往不敢抚养。戍守和徭役长期拖延，妻子年老而后嗣断绝；至于私奔所生的孩子，也都不再收养。因此，杀人的日子有许多途径，生人的岁月却没有一条活路；不知道再过百年，是否会把天下都变成草木之世。这正是最令人惊心悲魂、痛哭长叹的事情。法律虽有禁止杀子的条文，也有规定早婚的法令，但人们触犯刑罪，忍受悲痛而这样做，难道不是还有极其残酷的地方吗？如今应当让每家减轻徭役，让每户减少赋税。女子十五岁还未出嫁，家人治罪。只要用野鸡就可以聘娶妻妾，用粗布就可以侍奉舅姑；如果一定要等到礼物齐备才实行婚事，有司就加以纠察。凡是宫中的女奴，必须选择那些不再嫁人的；平民家庭中的女仆，都应命令各自有所婚配。总要使天下不再有终身孤独的人，也不再有无子的老人。所谓用十年保存养育人口，再用十年施行教训；这样，二十年之间，增加的户口超过军队人数，必定会多出数倍。另外，逃亡者扰乱郊野，饥民充满田野，都是因为没有替他们谋划生存之计，任由他们迁徙流亡。所以饥寒一到，慈母也不能保全自己的孩子；却想让他们不成为盗寇，怎么可能呢？既然是官府造成这样的结果，又反过来用杀戮阻止他们，这些百姓对于官府来说，为什么要残酷到这种地步？况且草木既已死亡，树皮叶子全都枯干，这说明他们的粮食肉食已经吃尽；冰霜已经深厚，草席覆盖也难以取得，这说明他们的衣裘已经破败。等到阳春到来，还能活下多少人呢？如今江南以南，各地都丰收；有粮食的地方，应当由官府兴办劳役，招募远近能够一年供养五十人的人，赏赐一级爵位。最多一千家，这样就近可以供养十万人。使接受粮食救济的人全都到淮南耕作；多设置长帅，供给粮种。凡公家和私家游手之民，每年征发他们辅助农事；让堤防湖泊全部修治，平原高地都开垦起来。还要按照户数建立社，计算土地设置闾，检查人员出入，督促游荡懒惰者。等到大丰收时，再把他们迁回原处。淮河以北的人全部让他们渡江向南，东方的旅客也全都命令向西归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口、十万口〕

译所以，毒疮长在身体上，必定要从它尚未溃烂的地方割治。函谷、渭水一带的灵秀地区，如今寂静得成了荒窟；伊水、洛水之间的神圣基业，也茂盛地长满了野草，难道能不令人感慨吗？至于历下、泗水之间，又有什么值得单独留恋的呢？议论此事的人一定认为胡人衰弱，不足以躲避，却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病患已经比胡人更严重了。假如说百姓已经迁徙，狄人必定会跟随他们；如果他们愿意来归，这正是我的愿望。胡人若能前来，必定不是原来的种族，不过是山东一带混杂的汉人罢了；这正是国家一向想要覆育的人。既然华夏之民能够坐实此地，戎人自然会空自远去；他们若因此前来，利益本来就是好的。如今只是空守一座孤城，白白耗费财力和劳役，不久也一定会看到淮北并非真正服从我们的疆域，这岂不是更加遭受耻辱、丧失土地吗？即使敌虏只派三千轻骑，轮番出入，春天来侵犯麦田，秋天来侵扰禾稼，水陆运输也会顷刻断绝。他们不费力气，我们的边境已经困乏；不到两年，士卒将要逃散，百姓将要耗尽，完全可以翘足等待了。即使胡人灭亡，中州也一定会有兴起的势力，绝不可能有人奉送土地、率领百姓归附国家。果真如此，那么徐州、齐地最终也会受到逼迫，同样无法守住。况且，作战和防守的原则，应当依靠敌人不敢进攻。近年军队之所以失败，全都违背了这一点。如今人们知道不能用羊去追狼、用螃蟹去捕鼠，却让笨重的车辆和羸弱的士卒同肥壮的马匹、强悍的胡人相追逐，他们不能取胜，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汉朝中期能够制服胡人，是因为马匹多；胡人后来臣服于汉，也是因为马匹少。既然军队不能撤去，车马骑兵就应当储备。如今应当招募天下百姓：养一匹马的，免除一人的徭役；养三匹马的，免除一人做吏的资格限制；由此逐级增加，赏赐各有等级。边境的亭障、巡逻和驿传，一概不要发动民力。再说，将领就是要寻求让士卒为他效死。士卒自从能够执持干戈，侥幸没有死去，筋力全都消耗在戎马劳役上；他们对于仰望君上的期望，本来就已经很深了。又有澄清风尘、扫除迷雾的辛劳，驱逐波涛、涤除尘垢的功力，这些正是他们自己引以为傲的地方，尤其更为强烈。近来论功行赏，人们知道赏赐丰厚，然而似乎颇有混淆虚实之处，因此怨怒的人实在很多。垂下手臂、反唇相讥的人，往往结成一部；交头接耳、心怀不满的人，到处聚成群体。凡是武人的意气，特别容易崩溃沮丧；假如一旦发生变故，那么从前有怨恨的人都会成为敌人。如今应当和他们共同耗尽国家的财物，和他们一起用空府库的粮食；年老离职的人应当遣返，并厚加宠遇和爵位，发给所在地的俸禄。官阶俸秩尚未充足的，其他费用应当削减；涉及负担车舆等事务的，长久不应再让他们承担，只可教他们学习搜狩的礼仪，训练他们掌握钲鼓的节奏。若有人凭借勇力求进，应当务必压抑他的身份。年老退休时，赏赐应延及后代。又应当沿淮河修复城垒，使烽火和战鼓彼此相通，军队和粮食彼此接续。边民请求出兵，一概应当不许。远方夷人前来进贡，只须给予答谢，并告诉他们国家目前无暇顾及，以此表示没有什么事情不是君主所能处理的。必须等到内部教化已经建立，再慢慢考察敌寇的形势；能够辨识并训练四十万骑兵，而国内不受骚扰；取得足以支撑二十年的粮食，而远方郡邑不受惊扰；然后越过淮河，追究黄河流域，跨过陇山，出击沙漠，又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呢？再说，教化不够敦厚，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健在而兄弟各自经营家产的，十家中有七家。平民百姓父子各有产业的，也十家中有五家。尤其严重的，有的彼此危急存亡都不知道，饥寒时也互不救济；又互相嫉妒、诽谤、进谗、加害，其中情形数不胜数。应当明确禁止这些行为，以革除这种风气。（《魏书》作“易”，意为改变这种风气。）考察：如今“士大夫以下”一语，又见《魏书·刘骏传》；其中“周朗”作“周殷”。对先在家中行善的人，应当立即加以奖赏；从今以后仍不改的，就没收他的财产。再说，三年之丧，是天下共同通行的丧礼，因为悲哀同时发自内心，所以制度规定外在服制相同；日子长久而痛苦均等，因此比齐衰的礼制更迟缓。汉代节制臣子的服丧还可以，减薄儿子的服丧就会造成混乱。为什么要使穿着丧服、持着苴杖的形貌消失，使哭号的声音停止呢？佩玉、垂旒而处理朝政，内心深情实在不忍；戴着冕冠、穿着有珠的冠服上朝，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凡是法律违背古制而苛刻伤害人情，就没有人能够顺从。至于败坏礼制却使自身安逸的事情，反而一定仓促奉行，这难道是为什么厚待恶行、轻视善行吗？如今陛下以大孝开始奠定基业，应当纠正这种谬误。况且，朝廷享祀和临朝听政，应当先从自身做起；妃嫔和公主的制度，也应逐渐加以矫正。全天下的财物都是用来奉养一位君主的，哪里还怕供给不足？即使皇帝有把皂布聚集起来使用的陋习，皇后有使用粗布的鄙俭，也没有什么可取。况且一件衣服上装饰的黄金，不到百两；一年制作的华美衣服，不过几套，却一定要搜集珍宝，连同匣子堆积起来，聚集衣服装满箱笥。眼睛哪里能够经常看到，身体也未必时时穿用，这就是让匣子佩带珍宝、让箱笥穿着衣服，白白耗散国家财物，徒然搜罗天下货物；君主因而怠慢礼制，妃嫔因而傲慢治家，这是多么严重的奢靡蛀蚀、多么厉害的迷惑鄙陋啊！甚至婢女和宦官，也都没有固定的数额：一个婢女身边还要重重设置婢女供她役使，一个宦官家中还要排列许多宦官供其驱使。涂金披绣、饮美酒食肥肉的情形，本来就无法计算。甚至有人列队乘车游乐，装饰兵器纵马呵斥，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如果禁止这种行为并减少赏赐，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况且，细作工匠起初合并设置，是为了节俭；但市场上制作华丽怪异的物品，便会流传到民间。这样做只是迁移了奢侈，而不是停止了奢侈。凡是天下能够得到治理，靠的是实际；治理天下的人却常常流于虚浮。百姓的耳目既然不能欺骗，政治的盈亏也会随即显现。所以如今普通百姓的制度日益奢侈，商贩的住宅装饰得等同王侯，佣工和卖身者的服制竟与妃后相同。一只衣袖的宽度，完全可以裁成两只；一件衣襟的长度，也可以分成两件。如今看车马已经分辨不出贵贱，看冠服也不知道尊卑。尚方今天制作一件物品，百姓明天就已经侧目仿效；宫中早晨制定一种服装，平民家里晚上就已经裁剪仿制。奢侈华丽的根源，实际上首先来自宫闱。又妃嫔、公主所赏赐的物品，不应再不分高低等第；从今以后，应当制定明确的节制。金饰、翡翠、玉石、锦绣、▯罗以及奇异的色彩和纹饰，百姓既然不得穿用，在上者也不得赏赐。如果工匠再制作奇巧淫靡的器物，就全部焚毁，并加重他的罪罚。设置官职，是为了调和上天的气运，辅助大地成就功业，防止奸邪、抵御灾难，治理繁杂事务，使官职名实相当、人员和官职相称，不要徒然设立闲散职位，也不要繁复进用冗员。如今高低职位交换了实际职掌，大小官职反而名实不称，名目也不确定，这叫作官制邪乱。世人废弃姬公的制度，流传秦人的法令，厌恶明君的典章，却喜好昏君的做法；憎恨圣人而喜爱愚昧，实在太过分了。如今应当先省减事务，随即合并官署；设置职位以周代典制为准则，变更名称以适应当时需要。秦、汉后期的制度，有什么值得采用的呢？应当使德行厚重的人职位尊贵，职位尊贵的人俸禄丰厚；才能浅薄的人官位卑下，官位卑下的人秩禄轻微。冠缨、冕冠、绶带、佩饰，应当根据官职用服饰体现；车马和仪仗，也应当按照职务配置。

译又有些州郡寄治在不相应的土地上，应当通通废除；原来土地上的百姓和户籍，应当重新设置。怎么能在吴地设置徐州的属邑，在扬州境内安置兖州的百姓，使上面混乱星辰历纪，下面扰乱京畿和辖境呢？像朱方这样的地方，不应设置州；像江都这样的土地，则应当重新建立城邑。百姓少的地方容易治理，君主距离近的地方容易归附。凡是官吏，都应当经常详细考察其才能，并优厚其秩禄；任县令，不得再因为恩情而任用贫寒之家的人；任郡守，也不得再选择有权势家族中的老弱之人。王侯如果见识和才能尚不能胜任政务，就不应强行让他们出仕；应当等到他们合乎冠礼、开启封国之后，能够处理政务了，再议定爵位。况且皇帝的儿子尚未做官，谁能说他卑贱呢？只须慎重设置宾友，选择正直的人辅佐，又何必一定要列置长史、参军、别驾、从事等官职，然后才显得尊贵呢？世代本来有先后，事业本来有难易。明帝能让自己的儿子不与光武帝的儿子相匹敌，马贵人能使她的家族不与阴后家族相比，这实在盛美；后世不可忘记。至于应当乘舆压制碎首之怒，使殿陛延伸出戟阵的威严，这一点也不可忘记。内外政务确实不能混杂。如果妃嫔、公主替人请求官职，那么此人终身不得做官；如果替人请求赦罪，那么此人终身不得赦免其罪。天下所需要的，归根到底是人才；而人才确实很难了解。有的人深居而少言，虽有学问却无从被人知道；有的人处境卑下而事务隔绝，怀有奇才却无从进用。有的又被亲友忌恨，有的还遭贵族党羽进谗；他们想要被召到车右、登上御席，向天下人谈论并辨析治乱，哪里能够做到呢？泛泛地说举荐贤才，这些人本来就未必能被发现。应当让世人所称道的通晓经书、通达史事、善于言辞、精于术数，以及具有吏治才能、将帅谋略、偏门技艺和小道专长的人，都整理衣冠、屈膝求见，广泛寻求他们的作用。规定内外官职、官职远近和出仕类别，让他们各自按照才能来到其住所；降低姿态来诱导他们，谦下自身来使他们安心，然后观察他们如何抬起嘴唇、张动面颊、振作精神、激发意气；他们所谈论的内容和所坚持的意见，不过数次交谈，难道还不能完全了解吗？至于忠、孝、廉、清这一类，刚强正直、敦厚柔和这一类，难以用固定的标准检查，也不能片刻之间确定；应当让乡里和属部访求他们的品行，让郡守县令考察他们的才能，最终都在选举中显现其长处，呈报给宰相和君主，然后安排适合的职务，确定合宜的职位。这样，愚昧鄙陋的人就会全部舍弃，贤明的人就会全部被举用。又有一种风俗，喜欢因为毁谤而沉没人才，却不知道考察他为什么遭毁；又因为称誉而进用人才，却不知道考察他为什么得到称誉。如果被毁谤的人全都是鄙陋之徒，就应当提升那些毁谤他们的人；如果称誉人的一党全都平庸，就应当斥退那些称誉他们的人。这样，毁谤和称誉才不会虚妄，善恶才能分明。既然称作人才，就不应以官阶等级限制，也不应按年龄大小一律看待。凡是尊贵的人，往往喜欢怀疑年轻人，却不知道自己比别人更加幼稚；年老的人也轻视年轻人，却不知道自己已经不如年轻人了。自从释氏流传教法以来，本来有其渊源；其深奥、检束和精细考察，确实并不浅薄，舒展引导、容纳润泽，也确实很广。然而学习智慧的人日益减损修行，束身持戒的人每月增加过失，于是到了糜费锦帛、奢侈装饰车马随从的地步。又假借精通（《广弘明集》作“揉”）医术，托称兼通占卜术数；让美女充满屋室，摆设酒席遍满厅堂；寄托丈夫、托付妻子的人并非没有，杀子、乞儿的事情接连发生。可是他们仍倚仗神灵、借助佛像，背弃父母、傲慢对待君主，欺凌残废、疾病和老人，震动损害宫殿和城邑。这些行为，外在刑法都不能容忍而不加诛戮，佛教内部也不应不悔改其罪，却横行于天地之间，没有不被（《广弘明集》作“之”）纠察的。人尚且不能容忍，难道鬼神反而能够容忍吗？如今应当申明并严格执行佛教戒律，使它与国家法令相辅相成；那些罪恶显著的人，一律罢遣。其余的人则按照他们的品行，各自制定条文，使禅理、义理和经诵之业，每个人只能专长其中一项；饮食不超过蔬菜，衣服不超出布衣。若有人应当重新受戒出家，就令其先学习义理和品行，端正自己的精神心术。只要确实能够像草木腐朽那样使人天界也归于毁灭、振作精神前往修行，即使是侯王家的子弟，也不应拘禁阻止。凡是以鬼道迷惑众人、以妖巫败坏风俗的事情，触碰树木便说有怪异的，不可胜数；借着杂采之物便称为神灵的，也多得无法计算。它们的根本不过是扰乱男女关系、混乱饮食礼制，因而借此祈祝，随之报请；这种混乱不加诛罚，祸害就不会止息。凡是一座苑囿开始建立、一位神灵刚刚兴起，淫靡风气往往因此更加严重。如今修堤以北设置园囿百里，峻山以右安置灵祠十所，耗费财物、败坏风俗，哪里能说得清限度呢？况且针灸和药物的技术，世人很少再学习；诊脉的本领，人们也很少能够通晓。百姓因此更加求助于鬼神，反而抛弃医术；这种耗费和迷惑不断加重，无法回头，死亡夭折也增加了一半。如今太医署应当让男女都学习医术，并在各地派遣人员前来受业；这样才可以胜过媚神的愚昧，纠正鬼神聚集而造成的弊病。天下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人进言，也没有一个时候没有诏令下达；然而太平却没有到来，昏乱和危亡反而接连不断，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所发布诏令的根本并不切实。又因为言论不是谋臣所提出，事情不利于权贵集团，轻则遭到诋毁、呵斥和惊吓，重则被压制至死、困穷而排斥，所以西汉京城有方调被诛杀的事，东汉京城有党锢之祸。陛下如果想申明常行的法令、遵循旧有的典章，那么群臣还在；如果想改变旧章、兴起王道，那么微臣还在。臣冒死陈述，只希望陛下明察。（《宋书·周朗传》：当时皇帝普遍责求百官进谏，周朗上书。又略见《通典》十四、《广弘明集》六；《魏书·刘驳传》也略有记载，题作《周殷启》。）

译◇答复羊希的信 羊生足下：难道是恰好使人进荐你吗？为什么你的才华更加茂盛了呢？宅第中所产生的情意，应该又很好吧；连缀华美、配合色彩，怎么更加精工了呢？看了你的信，反复吟味，欣慰之情也没有止境。看着纸上的文字，才知道你又遇到了知己。你究竟用了什么方法，竟能每每得到恩遇和赏识，难道不值得我为足下高兴吗？然而我又担心不知道你的死生和处境。匈奴没有被诛灭，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皇帝居处的耻辱，也由来已久。天下人谁不痛恨悲伤，因匈奴的祸患而愤懑，宁可穿破衣、吃粗食，也盼望国家出兵。自从有才智的人闭口不言、勇武之士积蓄怒气，不能议论谋划边疆事务以来，实在已经拖延了多年。如今皇帝具有炎帝、轩辕氏的德行，辅政大臣具有姬公、吕公的贤能，所以赫然发怒，准备以匈奴的血来祭旗；又恻然动仁，想使遗留下来的百姓蒙受恩惠。等到选拔士人的诏令早晨发布，宰士到晚上就登用英豪；调发军队的诏书傍晚下达，主公第二天早晨就选拔雄俊。延揽贤人的事情本来就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何况如今又加上这些机遇。天下士人磨炼品行、砥砺名声，是不愿使自己的志气受到侮辱；选取奇才、蓄养异能，是准备向他们所归依的上天进献善才。可是有些人不但没有建国的谋略，没有安民的言论，反而因为孝顺廉洁而在乡里受到非议，因为忠贞刚烈而在君主面前招来诽谤；自身不能列入王臣的行列，声名不能混入通达之人的班次，颠倒于国门之外，湮没在乡里的，自数十年以来，难道只有一个人吗？像我这样没有其他技艺，却恰好出仕遇到明君，改变官位而受到君主重视，年年增加恩宠和声价，最终却不能柔顺内心、修饰仪表，以求取左右近臣的看重。与从前的士人相比，我的荣遇已经很多；但衡量当今人的见识，我所受到的嘲笑也很多。而足下如今又在我正要纵情施展志向的时候，广泛启发我，向我求取安定边疆的办法，足下难道是不懂得说话吗？如果说贤才尚未登用，那么如今登用贤才就是这样；如果说有才者应当前进，那么我的无才就是这样。难道可以拿沉没大海的鱼，期望在小鱼鳞片的市场上鼓动鳃；拿坠落风中的羽毛，希求在车盖羽饰之间振动翅膀吗？它不能完整地陪伴清水，也不能共同背负青天，这一点无需等待明眼人便可看出。至于缺少奇谋深智的本领，没有讨好君主、亲近世俗的才能，也不可以再稍微向你陈说。然而请看那些被上国再三毁谤的臣子、被望府一次驱逐的官吏，他们还应当算是天下的人才吗？这些都是足下亲自知道的。我虽然疲惫而庸碌，也曾听过君子的余论，哪里敢忘记呢？大凡士人立身处世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居于云门山岫之间，栖息在高危之处而使桂树荣茂，嚼食芝草、浮饮霜露，剪取松枝、沉身于积雪，爱惜肌肤、蓄养精髓，珍视元气、爱护精神；不只是把土石当作侯卿，把腐肉和毒酒当作梁肉美食，实际上还专心等待天后，斜视羽人。第二种，剖开心志、扫除智巧，牺牲生命、驱除私欲，在云台之下直言议论，在宣室之上切实进谏；发扬君主的德行，批评百姓的疾苦；进用贞洁清白之士，鸩杀奸邪狡猾之徒；把玉石投入而使礼乐同声，把黄金掘出而烹煮▯寇；使车轨统一、四境共享德化，使功业日益成就而自己不留踪迹，使道义日益丰富而君主难以独占其名，终于使诸侯收敛手足，使天子改变看法。第三种，吃饱▯台之物而出行，望见旌旗便入朝，在两宫之下系结冠冕，在六王之间挥动衣袖；低眉弯腰，谈论天下的道德；瞪眼握腕，陈说天下的纵横；道理通泰就停止并前进，调和稍有违逆便返回；闲居时违背官场，交游和造访全都停止；抛弃爱慕、遗忘忧愁，任凭毁谤、消除声誉；呼吸吐纳以补养气息，咀嚼食物以辅助生命。以上三种，都是志士仁人所应实行的方式，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假如我幸运地病不至死，劳役不至于加身，蓬蒿藜草已经长满庭院，正好可以闭绝长者的车辙；以耕种谷物为业，借此断绝世间豪贵的顾盼。尘埃生在床帐之间，苔藓积在台阶和月光下；屋檐中长出山木，时令花朵在月色深处盛开；池塘上长满水草，一年比一年繁茂蔓延。屋内轩窗左边，幸好还有陈旧书籍十箱；席子角落和内室右边，也颇有几壶隔夜的酒。按弦拂拭琴徽，校对经书、比较文字；有时又在露水初降时陈列棋局，星光已晚时摆下酒爵，欣然之间不知自己已经处在羲、轩之后了。近来有春田三顷，秋园五畦，如果没有灾害，进山所需的行装就可以备齐。等候振饮完毕，等待封勒之事结束后，我应当恭敬地观看▯、酆，严肃地寻访伊尹、皋陶，旁望燕、陇，斜行经过辽、卫，追寻我周代的遗迹，凭吊其他贤人忧虑天下的心。当我稍稍涉足这些地方时，这个愿望还没有停止；但现实实在诡谲坚固，事物又交相侵扰，有人凭借形势取笑我的话，有人观察谋略而损害我的心意。杨朱因为这样尚且被梁人讥笑，何况我的才能还不如杨子，而世俗之物又远比魏君的意图更为险恶呢？如果像汉宗谈论李广那样，这本来是承认天下有才，又知道天下的时势并不相合。哪里像乡党里巷之间那些人，因为嫉妒见到贞士获得际遇，便说他不过是臧获、庸人的一类罢了。士人本来就希望向自己的君主呈露内心，在所归依的人面前展示奇才。卿相只是末节。像李广这样的人，何必一定要封侯呢？至于竟然还有人在天下动乱的日子里向作乱者进谒，在损害正道的人那里遭受讥讽；内心有奇才却没有机会显露，事情本来正当却反而变成冤屈，难道不令人痛心吗！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像足下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头顶日月，脚踏深渊大海，心志、四肢和头脑无不通透明察。如今又出入燕、河之间，交结姬、卫之地；整肃笏板、振奋豪气，已经在帷幕宴席之上参与议论；提鞭鸣剑，又在军营之中发出号令。自身超然处在深厚恩遇聚集之地，内心一动，必定为明君所洞察。足下难道不应该直言议政，纠正君主的过失；明目张胆，谋划军国事务的得失；拔擢有志气和勇力的将领，荐举俊秀正直的士人？这才是足下报答君主的方式。否则，便应披甲修戈，徘徊于君主左右，保卫君王的身体；迎着马头承受箭镝，坚守必定牢固的营垒，参与同死而进的战斗；使自己牺牲而君主安宁，使敌寇灭亡而军队保全，这也是次一等的报答。如此一来，把匈奴拘系在北阙之下就不再遥远了。不能只是默默无言，坐在那里窥伺恩宠。我知道足下是有心志的人，谨此写下浅薄的心意。（《宋书·周朗传》：元嘉二十七年，江夏王义恭出镇彭城，府主簿羊希随行，写信给周朗相戏，劝他进献奇策，周朗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