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于谨

译◇射入江陵城中的书信 这次出兵，不贪图城池土地，不贪图子女财帛，志向在于拯救弊病、救济这些百姓，广泛访求民众，选择善良者拥立。梁朝的士人和百姓，还没有彼此理解，像蚂蚁一样聚集在穷困的城中，寂然无声，也没有人来求问；探究这种异常现象，实在令人困惑。（《御览》卷三百二十八引《梁后略》。梁元帝从长沙寺迁居天居寺，当天北军把书信射入城内。考察：这里所说的“上”就是元帝。当时柱国于谨、中山公护、大将杨忠、韦孝宽共同统率军队，而于谨负责节制全军，所谓“此君”就是指他。） ◇传发给梁朝的檄文 告知梁朝文武百官：凡是建立国家的，没有不把礼义和信用作为根本的。只有你们如今的君主，过去在侯景叛乱开始时，确实与我国结交，把我国作为邻国援助；如今却忽然背弃德义，结党于贼人高洋，引领他的使者，把他们安置在宫堂之中，傲慢地对待我王的命令，扰害我边境的百姓。我国皇帝敬奉上天的意旨，不敢安居，分别命令各路军队，奉行并宣扬朝廷的谋略；大军共十万人，直指江陵。（《御览》卷三百四引《三国典略》） ◎杨忠 杨忠字扌▯于，是弘农华阴人，小名奴奴。客居游历泰山时，城池陷落，被梁军俘获；跟随北海王元颢进入洛阳，授任直ト将军。元颢失败后，先后侍奉尔朱度律、尔朱兆，赐爵昌县伯，授都督；又另封小黄县伯。跟随孝武帝西迁，进爵为侯，授安西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大统初年逃奔梁朝，任大德主帅、关外侯。不久归国，因沙苑战功升任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进封襄城县公，授左光禄大夫、云州刺史；转任洛州刺史，授大都督，进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升任朔州刺史，加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进爵陈留郡公。恭帝即位，赐姓普六如氏，代理同州事务。孝闵帝受禅，入朝任小宗伯，进位柱国大将军。武成初年进封隋国公，不久任治御正、宗大夫。保定年间升任大司空、泾州刺史。天和三年去世，追赠太保，谥号为“桓”。隋朝受禅后，追尊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攻打晋阳时向军中下令 事情的成败在于上天，不要把兵力多少放在心上。（《周书·杨忠传》） ◎王▯ ▯字督朗，小名沙弥，是北海郡剧县人，秦朝丞相王猛的六世孙。魏永安初年，授员外散骑侍郎；征召署任广平王开府功曹史，他没有赴任。神武帝任用他为中外府功曹参军，任常山王高演的友。北齐受禅后，代理太原郡事务；废帝时以司马身份兼任吏部郎中；孝昭帝即位，授散骑常侍；武成帝即位，先后任东徐州刺史、秘书监；武平初年升任大鸿胪，加仪同三司。北齐灭亡后入周，任仪同大将军、太子谏议大夫。隋开皇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追赠仪同三司、曹州刺史。◇答复故人的信 承蒙来信问候，看到您让病人起身，反复体察您的关切之意，似乎怀疑我所受的伤不是犭制。未必就是犭制，我哪里希望它一定是犭制，只是从道理上看，两者的关系没有疑问罢了。即使您怀疑它，也有过错的说法。您既然怀疑它不是犭制，也可以怀疑它是犭制，这样疑虑就已经解决一半了。如果怀疑它是犭制而加以治疗，即便真是犭制也没有损失；如果怀疑它不是犭制而不治疗，假如真是犭制，就难以救治。这样看来，治疗过度也能获得万全，不治疗过度却可能导致死亡。即使王▯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那也不足以作为理由；既然救治他，就是因为他值得珍惜，为什么要夺去他得到万全救治的机会，任凭他可能死亡呢？况且将军的威势恩德所到之处，如暴风飞驰、云雾袭来，正要覆盖八▯，难道会只在意一个人吗？如果一定要从隗始，就应先救济他的生命。足下为什么不从容地替我向将军说明呢？（《北齐书·王▯传》。西魏将领独孤信进入洛阳，署任王▯为开府记室。王▯说自己先前被犬伤，病困危重，不能起身。有位故人怀疑他所受的伤不是犭制，写信劝他起身。又见《北史》卷二十四。） ◎王悦 王悦字众喜，是京兆蓝田人。永安年间任尔朱天光的骑兵参军；大统年间历任平东将军府刑狱参军，封蓝田县伯，加通直散骑常侍；升任大行台右丞，转任左丞；授雍州大中正，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任京兆郡守，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升任大行台尚书，代理梁州刺史。废帝时征召回朝，不久因事获罪除名。孝闵帝受禅后，依例恢复官职，授郢州刺史。不久授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进爵蓝田县侯；升任司宪中大夫，赐姓宇文氏，又进爵河北县公。保定元年去世。◇对安定公所说的话 侯景对于高欢，起初深厚地结交乡里之情，后来又确定君臣之契；他的地位居于上将，职任重于台司，论说彼此的名分义理，正如鱼水一般。如今高欢刚死，侯景便背离反叛。难道他不知道君臣之道已经有亏，忠义之礼已经不足吗？大概是因为他的图谋很大，不顾惜小小的嫌隙。然而他尚且能对高氏背弃恩德，哪里肯对朝廷竭尽忠节？如今如果再给他增添势力，用军队援助他，不仅侯景不会成为池中的普通之物，恐怕朝廷还会被后世耻笑。（《周书·王悦传》） ◇告诉达奚武 白马是交通要冲，是必争之地。如今城中守军稀少而薄弱，很容易攻取。如果蜀军再来，攻打它就确实困难了。（《周书·王悦传》）

译◇给梁朝汉城城主杨贤的信 只有德行值得辅佐，这是天道的常理；看清时机而采取行动，这是人事的机遇。梁主对内损害刑法纲纪，对外缺少藩篱屏障。一个匹夫挥动衣袖，全国就会倾覆。这不仅是下层百姓离心，也是上天所抛弃的结果。我相公承受千年一遇的时运，割据三分之地而使之平息安定，威势震动四方。声誉教化所到之处，如风吹草倒；战车所指向之处，如云消雾散。这本来就是天下人共同听闻的事实，不必再三说明。大将军高阳公，蕴藏韬略的奥秘，统率熊罴般的军队，接受朝廷谋议，威服并安抚巴、汉之地。先归附者一定奖赏，后来服从者一定诛杀。您军中的兵粮已经很少，救援道路也已断绝。想要固守，城池没有环绕险固的地势；想要交战，士卒已有土崩瓦解的势头。凭这些条件求得安全，没有看出可行之处。过去韩信背离项羽，前代典籍认为这是应当称道的做法；黄权归顺魏国，良史称赞他的盛大功烈。事情要随着形势变通，如今正是这种情形。（《周书·王悦传》） ◎李远 李远字万岁，是陇西成纪人，家居高平，是大将军李贤的弟弟。在魏朝做官时任武骑常侍，转任别将，授伏波将军、长城郡守、原州大中正，升任高平郡守。孝武帝西迁，授假节、银青光禄大夫、主衣都统，封安定县伯。文帝即位，升任使持节、征东大将军，进爵为公，授都督原州刺史，尚未赴任，便因沙苑战功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阳平郡公；授大丞相府司马，任河东郡守；征召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宫建立后，授太子少傅，转任少师；授行台尚书，都督义州、弘农等二十一防军事；任大将军，授尚书左仆射。恭帝末年，授小司寇。孝闵帝受禅，进柱国大将军；因儿子李植谋划诛杀宇文护，事情泄露后自杀。建德元年追赠原官，加陕州刺史，谥号为“忠”。隋开皇初年追赠上柱国、黎国公，改谥号为“怀”。◇对宇文大冢宰说 李远只是秦州、陇西一带的普通人，才能技艺都很平常。他平生的愿望，不过是做一个郡守罢了。幸逢机会，得以侍奉圣明之君；由于君主尊贵、臣下升迁，才达到今天的地位。如今位居朝廷上列，爵位超过通侯，受命镇守一方，生杀大权掌握在手中，这不仅是一时的荣宠，也足以光耀自身和家世。但是尚书仆射的职任处于宰辅之首，如今把这个官职赐给他，恰恰只会加重他的罪责。明公如果想保全他，请求暂缓这项任命。（《周书·李远传》） ◎乐逊 乐逊字遵贤，是河东猗氏人。神龟年间任郡主簿；永安年间任安西府长流参军；大统年间授子都督，加建忠将军、左中郎将；升任辅国将军、中散大夫、都督；历任弼府西ト祭酒、功曹、谘议参军；恭帝时授太学助教。周朝受禅后，授秋官府上士、治太学专台小师氏、下大夫；历任卫公直、蒲州主簿，加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保定年间升任遂伯、中大夫，授骠骑将军、大都督，进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天和年间举为贤良，授湖州刺史，封安邑县子；回朝后任皇太子谏议。宣政初年进位上仪同大将军；大象初年进爵崇业郡公，又任露门博士，进位开府，授东扬州刺史后退休。隋开皇元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追赠蒲州、陕州二州刺史。◇上书明帝陈述便宜之政的密封奏事（《通典》卷十六作“上疏”） 第一，崇尚治国之道，说：臣私下认为，现在任官的人大多只求保全自身、能够完成任期，却不及早爱护百姓。为什么呢？近来郡守县令任期已经很短，每年又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大概认为用猛烈手段迅速取得成效就是贤能，却不知道这并不十分美善。这一任官的政策刚改换，后来的人又会这样做。政事对待百姓，过于急迫就会刻薄，过于宽缓又会松弛怠慢。因此周朝失于舒缓，秦朝败于急酷。百姓不是婴儿，却应当像对待婴儿一样对待他们。应当使宽缓与急切适度，不要使百姓劳苦骚扰。近来承接魏朝衰败的政局，百姓习惯于逃避违抗；先王的朝廷法令已经完备施行，百姓全都懂得法律。只需宣扬风教、端正习俗，使百姓接受法令训导就够了；如果不是在军旅之中，哪里需要过分急切？至于兴盛国家、达到治理，事情依靠德教，逐渐积累才能成就，不在于仓促之间。臣私下认为，姬周凭借盛大德行而兴盛，政治在文王、武王时振兴，在成王、康王时和美；从此以后，便不能没有祸乱。过去申侯将要出奔，楚子告诫他说：“不要前往小国。”意思是小国政令狭窄、法令严峻，将不会容纳你。敬仲进入齐国时，说：“幸而如果得到宽赦，就能遇到宽厚的政令。”然而关东各州沦陷已久，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应当希望得到休息。如果不施行宽厚从容的政令，外地听闻之后，将凭什么使那些疲劳的百姓归向安乐之地呢？第二，减少营造，说：近来魏朝定都洛阳，一时繁盛，权贵势力之家各自营建宅第；车马、服饰、器物、玩好，全都崇尚奢侈。世人追逐浮华竞逐，习惯于浇薄，最终使祸乱交相兴起，天下丧败。近来朝廷接受贡物，器物服饰稍有改变；百工营造，却竭力追求奇巧。臣实在担心物品会随着嗜好转移，从而损害政事的本意。这类事情很应当禁止减少。《礼记》说：“不要制作过分奇巧的物品，以扰乱君上的心意。”《左传》说：“宫室高大相称，百姓的力量就会被耗尽凋敝。”汉景帝说：“黄金珠玉，饥饿时不能拿来吃，寒冷时不能拿来穿。”“雕文刻镂，会损害农事；锦绣纂组，会损害妇女的劳作。”这两类东西就是造成饥寒的根源。然而国家若不是为了军队器械、日常事务的必要需要而制造，其余全都是白白耗费工力，损害国家、伤害百姓。不如广泛劝导农桑，把衣食作为要务，使国库储蓄丰足积累，大功业就容易办成。第三，明确选举，说：选官机构奖赏、记录有功贤能，补授拟定官职爵位，必须应当与众人共同参与（考察《通典》卷十六作“知”），公开表彰任用，使人能够尽心竭力，如同看见白日。人才有升降，功劳有厚薄，所加的俸禄官秩，不可不审慎。即使州郡选拔任用官员，尚且要召集乡里众人，何况天下的选官机构？不能不考察人物；如果像方州郡那样，自可由朝廷内部任用，除此之外交给选官机构铨量叙用的（考察《周书》脱去“选叙”二字，《通典》卷十六校补），既然不是机密事务，有什么值得保密的？人活在世上，把荣誉俸禄看得很重；修养自身、履行操守，也是为了成就自身的名声（考察《通典》作“以慕声名”）。然而遇到合适时机很难，错过时机却容易。选拔任用之日，应当让众人的心意都明白，然后呈报奏闻，使功劳勤绩得到了解，品类人才都能相称而满意。

译第四，重视战争，说：魏朝国运将尽，上天的眷顾归于有德之人。而高洋僭越称帝，先前迷失方向却还没有失败，拥兵逼迫山东，事情已经迫近心腹。譬如棋局中双方争夺劫争，互相坚持，争论先后。如果有一步走得不恰当，或许就会成为对方的利益。确实应当舍弃小利而经营大事，先保全疆域，不应贪图边境小利，轻率地发动战争。取胜了就要劳累军队分兵防守，失败了则自身损失更多。国家虽然强大，高洋却不会甘心示弱。《诗经》说：“有德便不争竞，何必害怕困病。”只有德行可以庇护百姓，不能依靠强力。力量相当、形势相敌时，增进德行的一方就会获胜。君子的道路增长，小人的道路就消退。因此过去善于作战的人，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条件。对方施行暴戾，我们就施行宽仁；对方刻薄，我们就一定施行惠政教化。使德泽流布四方，百姓思念有道之国，然后观察敌人的破绽而行动，就可以成就事情。第五，禁止奢侈，说：按照礼制，人有贵贱，物有等级差别，使用它们要有节制，品类要有一定的标准。马皇后作为天下人的母亲，自己穿大练布衣，是为了给下面的人作表率。季孙已经辅佐三位君主，家中却没有穿丝绸的姬妾，是为了激励风俗。近来富贵之家，意欲稍稍放纵，无不置办妆奁、豢养婢仆，制作车辆和随从仪仗，服饰华美，在街道上炫耀，使行人停步，路人倾斜车盖而观看。论说他们对国家出力，还不如披甲戴胄的士卒；然而他们安坐而接受优厚赏赐，反而超过作战立功的人。即使不吝惜功费，难道不也有损于他们的德行吗？如果确实有多余的储蓄，与其这样使用，哪里比得上尽力抚恤军士？鲁庄公说过：“衣食是我所能提供的，哪里敢吝惜呢？一定要拿来分给众人。”《诗经》说：“难道说没有衣裳？我和你同穿一件袍。”这些都是为了取得人的力量。又何况上书陈述政事、议论朝政的人，也应当不少；其中应当有能够上达天听的，只是没有听说他们的是非。陛下虽然顾念并保存众人的议论，想要穷尽天下人的心情，但天下人的心情仍然没有被完全了解。为什么呢？接受人的进言，贵在公开采用。如果接受了却不公开任用，认为正确却不实行，那么进言的人或许就会越来越少。（《周书·乐逊传》） ◎黎季明 黎季明本名景熙，以字行世，是河间莫阝人。永安年间任威烈将军；孝武帝初年升任镇远将军，授步兵校尉。侯景征召他，授银青光禄大夫，加中军将军，任行台郎中，授黎阳郡守，后来离职。大统末年授安西将军，任著作佐郎；恭帝初年进号南平将军、右银青光禄大夫。六官建立后，任史史上士。周朝受禅，加征南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授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武成末年升任外史下大夫；天和年间进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旱时上书给武帝 臣听说成汤遭遇旱灾，便用六件事情自我陈述；周宣王遭遇极严重的旱灾，于是玉圭璧玉都用尽了。这难道不是由于他深思远虑，怜悯天下百姓吗？如今正是农事紧要的月份，应时的雨水却仍然失期，四海之内的民心，都怀着渴望仰盼之情。陛下对万物寄托情意，像父母爱子一样爱护众生，礼敬百神，仍然不能使雨泽丰足和谐，难道是有些事情做得不合节度，有违背时令之处，举措失当，因而招来了这场旱灾吗？《春秋》中，君主的每一项举动都必定记载，行动都成为典章礼法；水旱、阴阳等变化，无不应和人的行为而到来。孔子说：“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怎么可以不谨慎呢？”《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天不下雨，《五行传》认为这一年一年之内修筑了三座台，是奢侈而不体恤百姓的缘故。僖公二十一年夏天大旱，《五行传》认为当时修筑南门，劳累百姓、兴起徭役。汉惠帝二年夏天大旱；五年夏天大旱，江河水量减少，溪涧的水也干涸。《五行传》认为在此之前征发百姓十四万六千人修筑长安城。汉武帝元狩三年夏天大旱，《五行传》认为这一年征发天下旧吏开凿昆明池。这样看来，土木工程、劳民兴役，天就总是用灾异来应验。典籍把这些作为告诫，或许值得思考。上天降下谴责警告，能够改正就会转为善事。如今如果让百姓休息、减少徭役，以回应上天的谴责，希望神灵适时降下恩泽，嘉谷获得丰收，那么丰年就可以期待，百姓归附也不会晚。《诗经》说：“百姓也劳苦不堪，到底可以得到一点安康。惠爱中原百姓，以安抚四方。”臣恐怕阳气达到极盛便会生出阴气，秋天多水多雨，今夏庄稼不能成熟，百姓就将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了。如果又接连发生饥荒，忧虑就更加严重。（《周书·黎景熙传》，《北史》卷八十二）

译◇又上书 臣听说，宽大用来兼容覆盖万物，慈爱用来使众人归附。因此，天地之所以被称为高大厚重，是因为万物得到它们的容纳和养育；四时之所以显现寒暑，是因为万类凭借它们的诚信而生长。正因为如此，帝王应当效法天地的宽大，以忠信比拟四时。招摇星向东指，天下便知道春天到来；人群广布恩德，四海之内便怀念他的恩惠。臣恭敬地想，陛下凭借乾道统御天下，万物都亨通顺利；按时乘御六龙，自强不息；喜欢询问政事，接受规谏，这是天下的大幸。自古以来，凡是达到大治的君主，也都广泛延揽人才、博采众议，询问并采纳地位卑微者的意见，设置谏鼓、树立谤木，以求得知自己的过失。近几年旱灾持续很久，百姓都盼望丰年。陛下于是发布明诏，广泛寻求救济百姓的办法；像夏禹、商汤那样归罪于己，像宋景公那样坚守正道。及时降下甘雨，年成于是丰收；约束自己、节省用度，崇尚质朴、厌弃华饰，这些已经很好了。然而，朱衣紫服仍在道路上耀眼，绫罗绮绣仍为豪门所奢侈使用；粗布短衣还不能使平民穿足，糟糠还不能使编户百姓吃饱。这是因为劝勉引导的道理还没有遍及各处。如今即使用政令教导他们、用刑罚整齐他们，风俗本来就很难立即统一。从前汉文帝收集臣民上书的布囊，用来制作帷帐；爱惜十户人家的财产，不建造露台；后宫受宠幸的妃嫔，衣裳也不拖到地上。拿这些同今天富家妇女的装饰相比，竟还不如婢女奴仆的服饰。然而他以身作则，率领臣下，国家富足，刑罚清明，宗庙称为太宗，确实是有原因的。臣听说，圣人长久坚持自己的治道，天下便因此教化成功。如今承接魏氏丧乱之后，贞信的风气还没有兴起。应当首先遵行五种美德，摒弃四种恶行，改革浮华的风俗，抑制相互奔竞的风气；不要把鸿都门下的小技艺看得重要，不要再穿戴雉头之类的奇异服饰；无益的货物，不要让它在当时受到重视；乐器之类，也不要陈列在身旁。这样，百姓就会懂得德行了。臣又听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选拔和任用官员。如果差之毫厘，就会造成千里之失；后来者反而居于前面，就会招致“积薪”的讥讽。因此，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像贯鱼一样按次序选用人才，任用官员一定依据才能。在朝廷上授予爵位，不凭个人私爱；考察才干来授予官职，衡量能力来安排职务。官职得到合适的人才，才能适合所任的器用；六辔调和，就可以安坐而达到千里之外。虞舜选用众人，排斥不仁者，于是百姓安康，人民也就懂得接受教化了。（《周书·黎景熙传》，又见《北史》八十二） ◇上书论建造外史官署 外史的官职，就像汉代的东观，仪制等同于石渠阁，职掌同于天禄阁。因此，宫中广内的秘府收藏着深奥的典籍，帝王所珍视的东西，就在那里。自魏以来直到北周，公馆一直没有建立。臣虽然愚昧失明，仍然知道这是不对的。因此去年十一月间，冒昧陈奏此事，陛下特意降下中旨，立即派人修建营造，但时光渐渐过去了一年，还没有加以施工。臣想到自己的职责和忧虑，岂敢不再次请求。（《周书·黎景熙传》，又见《北史》八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