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七◎任城王澄

译卷十七 任城王元澄 元澄，字道镜，是元晃的孙子。太和七年，袭承父亲任城王元云的爵位，加授征北大将军、使持节、都督北讨诸军事，不久授征南大将军、梁州刺史。加授侍中，转任征东大将军、开府、徐州刺史。被征召任中书令，改授尚书令。加授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兼尚书左仆射。授吏部尚书，又兼任右仆射。因公事获罪被免职。不久兼任吏部尚书，授尚书右仆射。宣武帝即位后，出任安西将军、雍州刺史；被征召任镇南大将军、扬州刺史，加授散骑常侍。转任镇北大将军、定州刺史。为母亲服丧期满后，授太子太保。孝明帝即位后，晋升尚书令，加授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升任司空，加侍中，兼领尚书令，升任司徒。神龟二年去世，追赠太傅，兼领太尉，备享九锡之礼，谥号文宣王。（按：《魏书·张普惠传》说，任城王元澄任司空时，表章和议论文书大多出自张普惠。） 请求修建宗室四门学的奏表 臣参与接受先朝的教训，承借规制已经有些时日；前人的言论和旧有制度，臣也颇有所闻。过去在恒代之地，臣亲自学习皇室宗族的事务，熟悉秘书省和序庭从未有一天空缺。臣每次侍坐在先帝身边，没有一次不是把书典放在心中、把礼经作为事务；日常周旋应对的准则，片刻也没有停止。自从迁都中京、开始兴隆礼教以来，宗室的规范常常承蒙委托给臣，四门学的选拔，也由臣负责考核衡量。自先皇去世以后，还来不及修整继述，学校徒然占有四门学的名义，宗室子弟缺少四时学习的功课，青年学子的学业传承，到这里将要废弃。臣每每想到这件事，私下都深感痛惜。恭惟陛下的圣明谋略宏大深远，四方事务很少需要操心，如今正是安闲休息的时候。为什么在太平时代，竟让学生们发出叹息？为什么在圣明之世，竟使宗室子弟缺少教训？臣愚昧地认为，可以命令有关部门，修复皇室宗族的学校，开设四门学的教育，使将要衰落的宗族每日进步、每月长进。（《魏书·任城王澄传》） 讨伐梁国的奏表 萧衍屡次截断东关，想使巢湖水泛滥。巢湖周围四百多里，东关在江水汇合之处，宽不过几十步；如果贼军的计谋成功，大湖的水倾泻而出，那么淮南各处戍所必然会遭遇与晋阳相同的灾祸。况且吴、楚之地便于利用水路，既可以灌水，又可以掠夺，淮南的土地将不再属于国家。寿阳距离江边五百多里，百姓都惶恐不安，一起害怕水灾。若能顺应百姓的愿望，进攻敌人的空虚之处，预先命令各州聚集兵马，初秋时大举集结，那么南渎可以成为饮马的渡口，霍岭也一定会成为军队驻足观望的地方。军事行动贵在及时应变，经营筹划必须尽早。即使不能保证最终统一，江西一带从此也可以没有忧患。如果仍然犹豫、缓慢谋划，不加以清除讨伐，等关塞建成，洪水冲击高陵，平原上的百姓和戍卒必定都会成为鱼类的食物。（《魏书·任城王澄传》） 上表说革除前朝事务不宜进行全面核查 臣听说，三代末年的弊病，是由于刑罚繁多；汉代火德兴起，是因为有三条约法。因此老聃说，法令越是繁密，盗贼就越多。又说，政治过于苛察，百姓就会陷入困顿。又说，天网广大无边，虽然稀疏却不会漏掉罪人。所以要想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不如减少事务、清净内心。从前汉文帝审断的案件只有四百件，一年之中几乎达到刑罚废止的程度，这是减少事务带来的结果。萧何、曹参担任丞相时，史书载有歌颂他们清静、统一政令的歌谣，这就是清净内心的根本。如今要从根本上求得治理，应该把减少事务放在首位，使在位的群官继承萧何、曹参的用心，以辅佐圣明的教化。这样，上下就会相安，远近就会互相信任，各部门不会懈怠，事情也不会有过失。难道应当用深文周纳扰乱世道人心，像烹煮小鱼那样频繁翻动而把政事弄得烦乱吗？臣私下考虑，景明初年至永平末年，内外群官经过三次考核。到了延昌初年，才开始据此升降官员。五品以上官员，召到朝堂，由圣上亲自裁决；六品以下官员，通常由敕令判定。自世宗去世以后，大赦实行三次，是为了荡除旧有成见、同万物重新开始。如今却要对革除前朝事务进行全面穷究，依臣愚见，认为不可。况且尚书的职责，是掌管枢机、传达政令。从前魏明帝突然来到尚书省，陈矫抗言直谏，魏明帝惭愧而回驾。以万乘之主的尊贵身份，尚且不应当这样做，还能屈尊听取一句话，惭愧地回驾；群官百司之间，难道可以彼此扰乱吗？所以陈平不知道钱粮的具体数目，邴吉不过问道路上冻死之人的事情，当时都认为这是通达治道的表现，历代也把它作为美谈。只应各自守住本职，思虑不要越出职位范围，洁身自持以勉励时俗，恭敬谨慎以成就操守。又考察御史的职责，本来就是依据传闻监察；至于冒领功勋、妄加考核等事，都有相应的处理区别。若一处有传闻，就应当调取该处的一本簿册，查验其虚实；如果查出差错不符，伪造的情状自然暴露，然后依法施以刑罚，谁会不服？哪里有把一个部门的案件移来，又调取天下的簿册，追查二十多年的事情，穷究所谓革除前朝的弊端，像这样一味寻找过失，谁承受得起这种罪责？这实在是圣朝应当慎重看待的事情。（《魏书·任城王澄传》。御史中尉、东平王元匡上奏，请求调取景明元年以来内外官员的考核簿册、吏部任命文书、中兵勋功案以及各项考核优劣记录，想借此核查那些暗中攀附、盗取官位的人，灵太后同意了。元澄上表。） 上表劝谏不要给女侍中加貂蝉冠饰 高祖、世宗都有女侍中这一官职，却没有见过在象牙耳饰上缀金蝉，也没有见过把貂尾插在鬓发之间。江南伪晋穆帝、何太后时期有女尚书，并给她加貂蝉冠饰；这正是衰乱时代的妖异妄诞服饰。况且妇女却穿戴男子的服饰，这是以至阴冒充阳，所以自穆帝、哀帝以后，国统两次断绝。刘裕也因此篡夺帝位。礼仪容止和举动，是风俗教化的根本，请依照通常仪制，收回先前的诏令。（《北史》十八。神龟元年，诏令给女侍中加貂蝉冠饰，与外朝侍中的服饰相同。元澄上表劝谏，皇帝听从了。）

译储蓄民力、聚集财货的奏表 恭惟世宗宣武皇帝命令将领、授予符节，陆续使敌人叩头归服；运筹帷幄而取得胜利，淮河、汉水一带自然归顺。节省费用、劳心国事，志在清平六合，因此继承武功、修明文教，世代相承而日益强盛。陛下正处在周康王安定治理的时代，怎么能在深居玄默中贪图安逸呢？然而夺取外部的根本，必须先使内部强盛；谋取他国的根本，首先在于做好自身准备。萧衍虽然残酷地役使百姓，却一直窥伺扩张。如果遇到我方空虚疲弱、士民凋敝困窘，而贼主萧衍年老却野心膨胀，想要散布毒害，那么对此不加谋划，恐怕就会受到他的祸害。恭惟陛下正值年少登位，圣德正在增长；皇太后总摄天机，日日勤勉，早晚警惕。如果陛下能留心于承担重任，便会因天下车书尚未统一而愤慨。应当进用贤能，重视任用官员的举措；表彰忠诚清正之人，显扬、培养能够养育百姓的人才；整治武器装备，蓄养熊虎般勇猛的士卒；爱惜时日和财物，轻视珍宝而重视粮食。七八年之间，陛下的圣明谋略正当强盛，亲王的德行和才干壮大茂盛，将相的体力尚未衰退，愚臣也还能够充任军伍；手持兵器、身披铠甲的军队，正可在今天蓄积锐气；燕地的弓、冀地的马匹精良之盛，也足以使兵器充实如昔。再加上萧衍罪恶累积、祸患盈满，势力不可能长久；他的子弟昏暗悖逆，祸乱和叛逆已经显露。国家混乱灭亡的征兆，清楚地可以看见。兼并弱小已有先例，上天所赐的机会并不遥远；实现大一统的时机，应当预先蓄积力量、做好准备。从前汉帝汉武帝抱病出征，讨伐消灭英布；高皇帝刘邦卧病在床，仍亲自诛除陈豨。作为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难道是不知道安逸享乐吗？实在是因为有人侵害名分、扰乱正统，形势所迫而不得不这样做。如今应当仰慕二位皇帝的长远谋略，把肃清祸乱、使天下安宁作为重大职责。然而近年以来，东西两面战事和寇乱频繁发生，艰难忧患接连不断；虽然不久就能够剪除它们，也大大损耗了财力。况且饥荒中的百姓流散死亡，无法保全；所收的赋税没有增加，支出的费用却更加增多。若不爱惜民力以使百姓安乐，又没有充足的资财来对待敌人，这就是臣日夜忧虑、惊惧不安的原因。《易》说：“用什么守住帝位？靠仁爱。用什么聚集人民？靠财货。”所以说，财货不是上天不生，不是土地不长，不是时令不成，不是百姓不聚集。生养百姓、聚集财货的缘由如此艰难；聚集人民、守住帝位，又是如此重要。国家兴亡更替的道理，怎么可以不加考虑？又古代役使百姓，每年不超过三天；供给壮年劳作者的粮食，使用通晓经术者的智慧。这虽然是太平时代的制度，难以仓促照办，但妨害百姓、损耗财物，不也应当引以为戒吗？如今城墙和雉堞已经修整，马厩、仓库也高大排列；即使各府、寺、胶塾还有少数没有完备，大体上各省府粗略可以遮蔽休息、办理政务，各寺庙和灵塔也都足以供人虔敬讲道。只有明堂、辟雍，是国家礼制中的大事。来年冬天司徒府的工程和兵役到来时，请筹划斟酌，减省撤除一些工程，集中力量经营，务必使它尽早完工。至于广济等处多次施舍的财物、酬答商人互市的费用，凡是营造之事，除非是供御的急需和军械的紧要项目，也应当略加削减，以求积聚财富，希望不要造成横向的损耗，使百姓保全力量。吃粗陋土簋而使妫德昭著，住低矮房屋而使禹的功业兴盛；章台修建得华丽，楚国的力量却衰弱了；阿房宫修建得壮大，秦国的财力却耗尽了。国家存亡的缘由，明白地可以看见。愿陛下思考前代君王实现统一的功业，蓄积民力、聚集财货，以等待时机到来。（《魏书·任城王澄传》。灵太后修建兴造佛寺、举行斋会，耗费国库，任意赏赐左右近臣。元澄上表。） 上奏说太和五铢、新铸五铢和古钱应当并行通用 臣听说，《洪范》所说的八项政务，货币位居第二。《易》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养，圣人最珍贵的宝物叫作帝位；用什么守住帝位？靠仁爱；用什么聚集人民？靠财货。”财货，是帝王用来聚集人民、守住帝位、成就养育众生之功、奉行顺应上天德性的手段，也是治理国家、安定百姓的根本。夏、殷的政制，九州进贡金属，用来确定五种货币的品级；周代沿袭旧制。太公制定九府之法，于是圆形货币开始流通，确定了铢、两的标准。齐桓公沿用它，因而称霸诸侯。到了秦始皇、汉文帝时期，便有了货币轻重不同的情况。吴王刘濞、邓通铸造的钱，收取的利润遍及天下，河南地区尤其多。到了孝武帝时，才改铸五铢钱；其中有毁坏旧钱而重新铸造的，也有随着利益改变而改铸的，所以使钱币出现大小不同的品类。臣私下考察，太和钱是高祖留心创制的，后来和五铢钱并行，这是不可废弃的固定制度。但臣私下听说，君子推行礼制，不要求改变旧俗，而是因循适宜的情况，顺势加以利用。太和五铢虽然有利于京城的商市，却不能进入徐州、扬州的市场。各地土产货币既然不同，贸易买卖也各不相同；在荆州、郢州一带便利的，在兖州、豫州境内就会造成阻碍，致使贫民遭受更加严重的困苦，也使王道教化受到隔绝的指责。永平三年，尚书省都座上奏断绝天下使用不符合标准制度的钱币，当时奉诏说：“不流通的钱币，虽然有通常的禁令，但在原来已经使用它的地方，暂且可以听任流通；到来年年末，一律命令停止。”到了延昌二年，徐州百姓检举此事，刺史上奏，请求流通本地钱币，诏旨允许暂且依旧使用。臣谨慎考察，所谓不流通的钱币，法律已有明确规定，指的是鸡眼钱、▯凿钱，此外没有别的禁令。推算河南各州如今流通的钱币，全都不在禁限之内。过去却一直加以绳治禁止，臣私下实在疑惑。又河北各州镇既没有新铸五铢，即使有旧五铢，也被禁止断绝，不能流通，只能使用单丝的缣帛、稀疏的布匹；布幅狭窄、尺寸不足，不能符合通常标准，只好把整匹布撕成尺来使用，以救济有无。直到今天，百姓徒然承受织布纺织的劳苦，仍然免不了饥寒之苦，实在是由于把布帛分割使用，却堵塞了钱币流通。这并不是真正救济受冻挨饿的人、养育百姓。臣谨慎思考，自古以来钱币品类就不统一，前后历代反复改易，始终没有固定不变的制度。况且钱币之所以称为“钱”，就是希望像泉水一样不断流通。臣愚见认为，现今的太和五铢、新铸五铢，以及各地因风俗便利而使用的各种古钱，虽然大小不同，也都可以通行；贵贱的差别，自然依照当地物价。这样或许可以使货物流通遍及海内，使公私交易都不受阻塞。对于不流通的钱币，以及私自铸造、把大钱毁成小钱、巧诈伪造而不合制度的钱币，依据法律治罪。（《魏书·食货志》。熙平初年，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奏。又见《通典》九。）

译臣侥幸身居枢衡之职，希望竭尽心力，常愿货物均衡流通，文书、车轨统一规范。臣谨慎考察《周礼》，外府掌管国家布帛货币的收入和支出。布就像泉水一样，收藏时称为泉，流通时称为布。这样看来，钱币的兴起，起初就是为了建立统一的品类，使世代工匠都采用同一标准，使圆形货币无穷无尽地流通。到了周景王，下至王莽的新朝，改铸钱币接连不断，品类参差达数百种，于是使相邻地区不能顺利贸易，连接的邦国彼此隔绝交易。臣近来上奏请求向天下宣布，依照制度流通钱币。不久奉到诏令说：“钱币流通已经很久了，暂且依旧。”臣谨慎再次参酌，认为太和五铢是大魏通行的货币，是不可磨灭的恒常标准，难道可以只在京城贸易、却不让天下流通吗？只是如今战马军队还在郊外，江南边境尚未统一，东南各州依旧使用当地钱币较为便利。至于京城以西、京城以北以及境内各州镇，原来没有使用钱币的地方，推行钱币并不难；若加以阻塞，就违背通行的制度。为什么呢？因为布帛不能按尺寸撕裂，五谷又有负担运输的困难；钱币的用途，是把钱贯串相连，不必借助斗斛等器具，也不必费力用秤尺校量，确实是有利于治理社会的办法。请一并下诏各方州镇，太和五铢、新铸五铢以及各种古钱中内外完整、质量良好的，不限大小，一律听任流通。鸡眼钱、▯凿钱，依照法律禁止。河南各州镇原先已经使用钱币的，既然听任依旧使用，就不在停止流通的限额之内。只有太和钱、五铢钱可以使用官方新铸的；其余杂类钱币，一律以古钱和新铸之类为禁，全部一同禁止。各地的钱币可以通用于京师；在听任依旧使用的地方，与太和钱、新铸五铢并行流通。若有私自铸造的，罪责要重于通常法令。既然想使货币品类均齐、市场和谐，如果不以严法约束，就无法整肃这些违法行为。诏令一经宣布，仍不遵照使用的，刺史、太守、县令依照法律治罪。（《魏书·食货志》，又见《通典》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钱〕 奏请停止▯祭，应该等到丧期三年结束 太常卿崔亮上奏说：“秋季七月应当在太祖庙举行▯祭。如今世宗宣武皇帝的神主虽然已经进入宗庙，但在举行▯祭、尝祭等时令祭祀时，仍另居别寝；至于大▯祭，应当保存古代制度。考察《礼记》，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太祖庙举行▯祭；第二年春天，在各祖庙举行▯祭。又考察杜预也说，卒哭后除去丧服，三年丧期结束后举行▯祭。魏武帝、宣武帝的皇后在太和四年六月去世，当月已经下葬，除去丧服后即改服吉服。四时祭祀照常举行，却还没有举行▯祭。王肃、韦诞都认为既然如今除丧即改吉服，所以举行时祭；至于▯祭、▯祭，应当保存古礼。高堂隆也同意王肃的意见，于是停止举行大▯祭。臣又考察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去世；当年十月祭祀宗庙，景明二年秋七月在太祖庙举行▯祭，第三年春天在群庙举行▯祭，也是三年后才举行▯祭。臣谨依古礼以及晋、魏两代的议论，并参照景明年间的旧例，愚见认为，来年秋七月的▯祭应当停止，应该等到三年丧期结束，然后再举行▯祭、▯祭。（《魏书·礼志》二。延昌四年三月甲子，尚书令任城王澄上奏。） 奏请议定李琰之等关于宗室助祭的意见 臣等参酌李琰之等人的意见：他们虽然是始封君子的后代，但《祭统》说：“在太庙举行祭祀，所有昭位、穆位的宗族成员都应到场，并且不失去尊卑次序。”郑玄注说，昭穆是指同宗的父子都来参加。所谓未毁及同宗，是说共同参与四座祖庙的祭祀；所谓未绝与父子，是说明尊崇五服以内亲属的称谓。天子、诸侯继承君位没有不同，吉事、凶事的告祭，都只到四座祖庙为止。祖庙虽然还存在，但亲属等级已经很远；至于告知、赴祭、拜祭、献荐，典籍中没有相关文字。这是因为祖先的神主向上迁移，表现出亲亲之恩渐疏的意义；宗族关系向下递减，表明五服之内的恩情已经断绝。江阳王对于当今皇帝，按亲属关系计算，作为支系宗族已经隔了三代；再数几代，宗庙也应当迁移四次，吉事凶事尚且不会告知，怎么能容许他随意参与拜祭献荐？高祖孝文皇帝圣德高明、深察古制，制定制度，陪祭和拜礼只到四庙为止，哀怜抚恤则断在缌麻亲属以内。（《通典》作“断自宸聪”。）这与人情相合，完全暗中契合；推求礼典，其中道理也难以违背。这就是所谓贤明君王世代相承、古今不变的制度。（《魏书·礼志》二。熙平二年，江阳王元继上表说自己是道武帝曾孙，应当得以参加祭祀。王僧奇认为不得参加，李琰之认为可以参加。侍中、司空领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晖上奏。） 奏请把▯祭改到中旬举行 臣谨考察《礼记》：曾子问：“诸侯群见天子，不能完成礼仪的情况有几种？”孔子说：“有四种：太庙失火、日食、王后的丧事、雨水沾湿衣服使仪容失态，便要停止。”臣等认为，元旦万国来朝祝贺，应当就是诸侯群见天子的意思。如果▯祭会使朝会停止，孔子应当说有五种，而只说四种，显然说明不会废止朝贺。郑玄在《礼记》注中说：“鲁国的礼制，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太祖庙举行▯祭；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祭。”又据《郑志》，考察鲁国礼制，《春秋》记载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归氏去世；十三年五月举行大祥祭，七月除去▯服，鲁昭公在平丘会见刘子和诸侯，八月返回，没有赶上▯祭；冬天，鲁昭公前往晋国；第二年十四年春天回来举行▯祭，十五年春天才举行▯祭。《经》说：“二月癸酉，在武宫举行祭祀。”《传》说：“在武公庙举行▯祭。”臣谨考察《明堂位》说：“鲁国实行的是天子的礼制。”丧期结束后举行▯祭、▯祭，似乎有推迟举行的道理。详细考察古代礼制，从未有因祭祀而废止元旦朝会的情况。《礼记》说“吉事要选择靠近吉日的日子”，如果日子不吉，也可以改为重新占筮，另选三旬之内的日期。臣又查寻摄太史令赵翼等人的陈列意见，他们说正月二十六日祭祀也吉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请把▯祭改在中旬十四日举行，把时祭改在二十六日举行，这仍然可以称作春▯，也没有推迟礼制的意思。这样祭祀不会有疏忽懈怠的讥议，日月星辰也有运行合乎轨道的美好意义。既然已经奉到成命，就应当立即宣布施行。臣等私下揣度，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君主的举动一定会被记载，恐怕会给后人留下讥议。臣等于是查访并引用古籍，私下仍有不安之处。臣等学问不足以通晓经书，见识也不能考察古代，虽然充任枢机纳言之职，难道可以不陈说吗？冒昧陈述所见，恭候陛下裁决。（《魏书·礼志》二。熙平二年十二月，侍中、司空、领尚书令任城王澄与度支尚书崔亮上奏。） 奏请赏赐升迁也应包括地方长官

译臣私下想到，云彩般的宫阙高高兴起，恩泽遍及百官；大家盼望春天、期待荣耀，内外都共同庆贺。至于赏赐升迁，却没有涉及地方长官，近十年来，冤屈和诉讼不断。封回从镇远、安州入朝任太尉长史，元匡从征虏将军、恒州刺史入朝任宗正卿，这两人的升迁任命，都在先前诏令之中。应当蒙受恩赏的道理，在这里已经很清楚。兼任州佐而停止私役的人员，以及陪属郡丞的惯例，都还蒙受天恩下降，荣宠及于当时。然而参佐能够进用，都是因为府主；如今府主不能沾恩，参佐却独自得以预列，这是舍弃根本而奖赏枝末，臣愚见认为不合适。如今计算刺史、太守、县令等官员，请依照封回的先例，一律列入普遍升迁的范围：上可以符合最初诏令惠及百司的本意，下可以回应天下百姓的诉求。（《魏书·任城王澄传》。起初正始末年，诏令百司普遍升一级，但执掌事务的人没有领会诏意，刺史、太守、县令被限制而没有包括在内。元澄上表。） 再次上奏 臣听说，尧设置进谏的鼓，舜树立诽谤之木，都是为了从普通百姓那里广泛了解情况，使天下人的耳目都能通达。恭惟太祖开创基业，教化隆盛而影响深远，历代圣君相继承继，到如今已有九帝。光明重重照耀，政治的污隆盛衰都相同，施予和剥夺随着时势变化，治理之道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式。思考过失如同口渴求水，进言的分量重于千金，所以称为没有忌讳的朝代，功业超过三皇五帝。高祖年幼而继承帝位，文明太后协助统理政务，改变官制、修订法律，并不算违背典制。等到慈圣太后临朝，母仪覆盖天下，于是发布慈爱之令，关心积压的案件；冤屈深重的人，在九泉之下也仰望日月般的昭雪；受到轻微委屈的人，也希望得到像从盆底照见那样的曲加照察。如今却以先朝制度为格局，以一项规定加以限制，这固然是奉行先朝制度的本心，实际上却违背了百姓最大的愿望。若说这是谦逊退让，实在又违背旧典。臣谨慎考察，蒙受冤屈而求得伸直，有时要经历几代朝廷；差之毫厘，纠正应当迅速，错误如果相隔千里，即使驾着四匹马也追不回来。所以礼制有增有减，事情有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父亲有诤谏的儿子，君主有进谏的大臣；琴瑟不协调，理应改弦更张。因此，关于防止河水泛滥的议论说，堤防只要开一个小口就能疏通；乡校中的言论，若加以堵塞就会败坏国家。何况是陈述冤屈，怎么可以用先朝制度来压制呢？况且先朝使人受屈，并不是故意要使他们受屈，有时是有关部门偏爱或憎恨，有时是办事官员昏浊乖僻，只凭空文援引法律，因而误导了视听。这样一来冤屈被堵塞，更加令人悲哀。对于僭越和滥用，即使有所失误也不要违背常法；乞请收回现在的诏令，仍依照先前的诏令办理。（《魏书·任城王澄传》。元澄上奏说赏赐升迁应当包括太守、县令，诏令说：“事情已经经过先朝，不得再次提出。”元澄再次上奏。） 奏请提出有利国家、救济百姓的十项措施 第一，法律、音律、度量衡，公家和民间不相同，应当统一。第二，应当兴办学校，以明确升降官员的办法。第三，应当兴灭继绝，凡有才能者都由各人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第四，除五调之外，任何事情都不要再烦扰百姓；役使民力，每年不得超过三日。第五，治理百姓的官员，都必须进行升降考核，以表明赏罚。第六，逃亡户的代为输纳赋税，若离开和回来已经相隔多年，只要不是工艺作业之户，就听任他们回来后立即定居。第七，边地士兵逃走，或者确实陷没于敌，应当逐一精细查验；三长和近亲如果确实隐瞒，就征收他们代为输纳的赋税；没有隐瞒的，不予追究。第八，工商世代承业的户籍，再征收租调，实在无法承受；如今请免除他们的租调，使他们专心经营本业。第九，三长负责禁止奸邪，不得越级相互统领；户数不足的，随附近编制合并。第十，羽林、虎贲军在边疆发生战事时，可以暂时赴战；平常戍守，应当派遣蕃兵代替。（《魏书·任城王澄传》） 奏请规定四中郎将所属的兵数 应当让东中郎将兼领荥阳郡，南中郎将兼领鲁阳郡，西中郎将兼领恒农郡，北中郎将兼领河内郡；选用二品、三品中亲近贤能而且才干相称的人担任。裁减不急迫的劳役和工程，给他们配备精强士兵。这样就是加固根本、强化中央而削弱枝叶的道理。（《魏书·任城王澄传》。当时四中郎将的兵力数量少而且弱，不足以拱卫京师，元澄上奏。） 又一次重申上奏 巩固根本应当使它强盛，防止细微祸患贵在预先准备，所以即使有文事，也不能忘记武功。何况如今南方蛮人仍然强悍，北方妖乱又频繁结集，未来的事情难以谋划，其形势和过去的变乱相同。倘若暴乱突然发生，震动关中京畿，四府的羸弱士卒凭什么防备抵抗？太平安康的时代，可以把安定寄托在现状上；但把这种安排留给长久的将来，恐怕不是良策。依臣愚见，中郎将应当统领军队，同时总理民政；裁省官员、节约俸禄，也正在于此。请求恢复原来的制度，增加兵力、提高名号；将领地位既然提高，报效朝廷的心也会更深；军队和郡政相互依托，内外便都能得到救济；朝廷没有四面顾虑的忧患，奸邪之人也会断绝窥伺觊觎的希望。（《魏书·任城王澄传》。元澄上奏规定四中郎将的兵数，灵太后起初将要听从，后来议论者意见不同，便停止了。元澄又重奏如此，没有被采纳。） 奏请修缮都城府署寺院 都城的府署、寺院还没有完全修缮好。如今军队和战事刚刚安定，不应当征发民众，请征取各职掌人员以及司州、郡、县犯罪者中杖刑十以上、鞭刑一百以下的人的赎罪物，每人交纳绢一匹、砖二百块，逐渐进行修缮营造。（《魏书·任城王澄传》） 奏请弹劾高阳王元雍 臣听说，奖赏一定要合乎正道，用来防止奸邪之人的妄为；刑罚不可滥及无辜，用来警戒使善良之士免遭困厄。刑，就是惩治、规范人的手段。每每应当实行三种宽宥，执掌法令而据理请示，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因此，对于大大小小的案件，都要按照实情仔细审察；只要有一个人呼号悲叹，也可能损害王道。刑罚施用得当或失当，是国家兴盛或废败的根由。臣私下听说，司州牧、高阳王臣元雍拷打杀害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贤，虽然说是因公事而起，但按实情看，理由并未查究清楚。为什么呢？太平之世，连草木都不会被横加砍伐；周人行经芦苇而生感触的故事，正可证明周朝盛治的情形。假如韩元昭等人的罪状已经昭彰，死罪已经确定，就应当在都市依法处死，让众人共同弃绝他们；如果罪状真假难分，情理尚未查明，就不应因为三清九流之官在杖下便将人打死，轻易断送百姓性命，损伤义理，败坏法令。往年臣在州任职时，曾在大市鞭打杀死五人，后来查验赃状，竟连一尺一寸的证据也没有。如今又如此残酷地杀害人，竟到了这种地步。朝廷内外议论纷纷，都感到惊骇。如果杀生之权落在下臣手中，虐害专由臣下擅行，那么人君的权力还用在哪里呢？自古以来各代光明昌盛的时代，从未听说有这样的事。周武王说：‘我不会拿一个人的性命去交换天下。’这正是因为他重视百姓的生命。请把这件事交给廷尉推究，查验他们被劫掠的情状，审察拷打杀害的缘由，使是非分明，让幽冥中的魂魄得到昭雪。（见《魏书·任城王澄传》，又略见《北史》卷十八《任城王云传》。） ◇奏请尚书奏事时防止泄露 尚书省是政务的根本，尤其应当远虑谨慎，所以凡是奏报的事情，都应通过阁道传递，这是因为机密要务必须严防泄露。哪有古代制度所重视的事情，如今反而轻视；对内还设置禁令，对外却更加宽松的道理？应当抄写奏事内容，交付公车司马令。（见《魏书·任城王澄传》。） ◇奏请让胡国珍参与咨询国家大事

译安定公地位尊贵、声望显重，又是亲近的贤臣，群臣都仰望他，应该让他出入宫禁，参与咨询国家大事。（见《魏书·胡国珍传》，尚书令任城王澄奏。） ◇奏请禁止私自建造僧寺 臣恭敬追念高祖，在嵩▯定都，谋求国祚长远。他从始至终筹虑周全，制度上合于天道人情，仿佛上天创物而开启祥瑞，把这些制度流传万世。所以关于都城的制度规定：城内只规划一处永宁寺的地基，郭内只规划一所尼寺，其余寺院全都应在城郭之外。这样是想让此制度永远遵守，不敢越过规矩。到了景明初年，开始稍有违犯禁令。因此世宗恭敬地继承先帝遗志，特意发布明确诏旨：城内不得建造佛塔、僧寺和尼寺，也是不想让人贪图观看奇异景观。文帝、武帝二位皇帝，难道不喜爱佛法吗？只是因为出家与在俗各有归宿，按理不能混杂扰乱罢了。然而世俗之人迷恋虚浮声名，僧人贪图丰厚利益，虽然有明文禁令，仍然自行冒险营造。正始三年，沙门统惠深违背景明年间的禁令，便说：‘已经营建完成的寺院，不忍心迁移毁掉，请求从今以后不再听任建造。’先前的诏旨含有宽容之意，因而压下典制，依从了他的请求。先前颁布的诏书仍然搁置未行，后来私下请托的人越来越多，竞相奔走。永平二年，惠深等人又制定条款，上奏说：‘从今以后，想要建寺的，僧人必须达到五十人以上，奏闻皇帝获准后才可以建造。若有人擅自营建，依照在俗之人违抗诏敕的罪名处理；寺中僧众则驱逐到外州。’从那以后十年间，私自营建反而越来越盛，至于定罪驱逐的事情，却寂然无闻。这难道不是因为朝廷的法令虽然明确，人们却倚仗佛福而共同毁坏它；僧人的制度徒然设立，只顾利益而不肯遵从吗？既不合世俗，也不合道法，专门做损害法令的事，人若永不知足，哪里才是尽头呢！佛法的学理深远玄妙，不是浮浅的见识所能辨析；玄门广大寂静，哪里是言辞所能穷尽的。然而清净居于尘世之外，正是道家所崇尚的；修行的功德在于幽深玄远，并不崇尚华丽遁世。假如能够真诚信奉佛道，即使童子聚沙，也可以胜过正式道场的营造；像纯陀那样节俭地设供，也足以荐奉于双树之间。何必放纵他们盗窃财物，用来资助营建寺观呢？这只是百姓的一种幸事，并不是国家的福分。然而近来私自建造寺院，动辄超过百所。有的借口请用公地，却擅自树立私人祈福之所；有的请求获准建寺，却在限额之外大肆营建。这样欺骗蒙蔽，实在不可不加计较。臣才力低劣，实在有愧于掌管工程事务，但奉行已有的规章，裁量统筹此事。因此臣查阅旧诏，研究图籍与法格，派府司马陆昶、属官崔孝芬，在都城内以及郭邑之中清查寺舍，共查出五百余所；空地上已经立起佛刹、尚未建成塔宇的，不计入其中。百姓竟不畏惧法令，到了这种地步！自迁都以来，年数已经超过二纪，寺院侵夺民居，几乎占了三分之一。高祖制定制度，不只是想使出家人与在俗之人各走一途，也是为了防微杜渐，作长远深虑。世宗继承这一制度，也不是要禁止人营造福业，而是要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加以堵塞。如今的僧寺到处都有：有的几乎挤满城邑之中，有的连接着屠宰、酿酒和买卖的店铺，有的只有三五个僧人，却共同建成一所寺院。梵呗歌唱和屠宰之声连檐相接、彼此回响，佛像和佛塔被腥臭包围，人的性灵沉没在嗜欲之中，真假混杂居处，往来纷乱不清。主管官员因习以为常而不以为非，僧官机构面对禁令也不加过问。这样污染真正的修行，尘污清净的僧人，使香草与臭草同放在一个器皿里，不是太过分了吗？过去北代曾有法秀的阴谋，近来冀州又遭遇大乘之变。他们都是起初假借神教来迷惑众心，最终设置奸诈欺骗，以满足私欲、悖逆行径。太和年间的制度，是因法秀之事而加以防杜；景明年间的禁令，是预料到大乘之乱将要发生。由此才知道祖宗圣明睿智，防范遏制之处考虑得多么深远。初履霜时便会想到坚冰将至，这件事不可不谨慎。从前如来阐发教法，多依山林而居；如今这些僧徒却留恋执著于城邑。难道狭小逼仄之地适合他们行经，喧闹浮华之处必定适合他们栖禅吗？这应当是利益牵引了他们的心，使他们不能自行停止。居住其中的人已经丧失了修行的本真，营造寺院的人有时反而损害自己的福报；他们是释氏中的糟粕，是佛法中的社鼠，是佛门戒律所不能容忍、王朝法典所应当抛弃的人。不只是京城如此，天下州镇的僧寺也一样侵夺贫民，广泛占有田地房宅，损伤慈悲怜悯之道，使百姓的叹息和苦难更加增长。况且人心各不相同，善恶也各有差异。有的人心存真正的旨趣，道业清正高远；有的人表面假借法服，内心却怀有悖德之念。对于这样的人，应当分清泾渭。如果一概等同看待，凭什么劝人为善？然而看到佛法便赞美其善，是凡人都知道的事；矫饰世俗、避开嫌疑，也是人情共同趋向的做法。臣为什么偏偏独自站出来发表孤独的意见？实在是因为一旦国家法典废弛，日后再追究就非常困难；法网暂时松弛，条纲就会逐渐混乱。因此臣冒昧陈述愚见，希望两方面都能得到好处。臣听说，制定法令在于必须执行，设置刑罚贵在能够肃正事物。法令制定了却不执行，还不如没有法令；刑罚不能肃正秩序，还不如没有刑罚。近来明确诏令屡次下达，可建造寺院的人反而更多；严厉的期限屡次施行，可违犯者仍不停止，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假借祈福、托称行善，侥幸认为罪责不会加身吗？人人只顾私利，官吏也难以随意弹劾。先前的制度不追究过去的罪过，后来的诏旨又开许从今以后宽恕，世俗人情悠悠荡荡，于是竟忽视了既成的法令。如今应当增加严厉的科条，特别设置重禁，追究以往的违犯，惩罚过去的过失。倘若不严格查禁，反而一再宽容借贷，恐怕今天的诏旨虽然明确，又会像往日一样失效。又有诏旨说，凡是标榜为礼拜之处的地方，都听任不禁。臣愚以为，树立榜牌并没有固定标准，礼拜之处也难以查验；若说某处已经建造，只要树榜便可证明是公许之地；若想营建，只需声称那里曾经礼拜。这样就只是徒有禁止的名义，实际上却为营造寺院敞开了道路。况且迁都以后，已有四次诏令禁止，而私自建寺的人仍不畏惧诏旨。这难道是百官和主管机构怠于奉行法令吗？恐怕是因为法网有漏洞、禁令太宽，才让他们能够托称另有缘故罢了。依臣愚见，都城之内即使已有榜牌，凡营造工程尚属粗浅、事情可以改置的，请依照先前制度处理；在郭城之外，则任其选择方便之处。若土地是买来的，契券凭证清楚，听任他们迁移寺址。如果占用官地私自建造，就命令归还官府。如果佛像已经造成，不能迁移拆除，请依照现今诏敕，仍旧不予禁毁，但一律限制在坊内活动，不许毁坏坊墙、另开坊门，以免妨碍里巷之间的通行。若是奉有诏旨批准的，不在这次裁断范围内。郭城以内也依此斟酌办理。若寺庙和佛像庄严地树立，却逼近屠宰、酿酒等行业，就应禁止旁边屠杀，以使佛寺之地洁净。即使僧人数目达到规定，但寺院确实可以迁移的，应命令迁到空闲破败之处，以避开狭窄逼仄之地。对于今年正月赦免之后建造的寺院，应依照僧寺制度，按法律定罪惩治。若僧人不满五十人而彼此相容并寺，应小寺并入大寺，务必使人数达到限额；其土地出售归还，也一律依照上述办法。从今以后，外州若想建寺，僧人须满五十人以上，先由本州列举上报，再由昭玄寺审查核定，奏请获准后才可建立。若有违犯，一律依照先前的科条处理。州郡以下的官员若容许而不禁止，罪责与违背远期诏旨相同。这样或许可以仰遵先皇不可磨灭的事业，俯奉当今皇帝慈悲的诏令，使法度得以完整，圣道不至于坠落。（见《魏书·释老志》。神龟元年冬，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奏陈这些意见，诏准。） ◇皇太后乘车制度的议论

译皇太后临朝称制，亲自处理各种政务，祭祀天地郊天，举行宗庙礼仪，所乘坐的车子应当与皇帝相同，不应另行制造。周礼以及魏晋旧制虽然有文字记载，却没有辨明车子的形制；假如要另行制作，恐怕不符合古制，也不能作为一代的典章。臣对太常、国子两方面的议议感到疑惑，所以重新召集群官，兼采今天的议论，唯请陛下裁决。（见《魏书·礼志》四。熙平元年六月，司空兼领尚书令任城王澄等五十人议。） ◇答张普惠书 文治和武备的道理，自古就是既定的规制；明确知耻、教习战事，古今都是常规。如今虽不是国家正式规定，但本州沿袭旧制，已经有这种做法；既然不劳民伤财，任凭私人射箭，又有什么损失呢？况且学习文辞、操习武艺，是人的通常技能，难道在通常技能之中，还一定要由官府下令才行吗？近来本来想依照过去州府的惯例，利用王事之余，在适宜的时日练习技艺，也没有说要动用国库财物。《礼》说，兄弟服丧，内除之后，显著的哀痛已经减轻；服小功之丧时，客人到来，主人也不停止奏乐。听乐尚且可以，观看武艺又有什么伤害呢？只是我本人确实因事情缘故必须停止，先以命令下令停止，这才得到你的请求，深深体会到你的来意。（见《魏书·张普惠传》。元澄身穿功衰，本想在七月七日召集文武官员，于北园骑马射箭。张普惠写信劝告元澄。元澄本来接受他的意见，便借口说有事而自行停止，于是作此答复。） 卷十八 ◎元顺 元顺，字子和，是元澄的儿子。任给事中，转任中书侍郎，升任太常少卿。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授任给事黄门侍郎。出任平北将军、恒州刺史。转任安东将军、齐州刺史。征召为给事黄门侍郎，兼任殿中尚书，转任侍中。孝昌年间，升任护军将军、太常卿。封东阿县开国公。授任吏部尚书，兼任右仆射，后来授任征南将军、右光禄大夫。转任兼领左仆射。尔朱荣渡过黄河时，他出逃，被陵户杀害。建义初年，追赠骠骑大将军、尚书令、司徒、定州刺史，谥号为文烈。◇《蝇赋》（并序） 我在仲秋休假沐浴，端坐在简陋的门前，把心思寄托于琴和书，把情怀寄托在纸笔之间；可是苍蝇这种小虫却在床榻和几案之间来来往往。我厌恶它们把白色弄脏，于是姑且作赋如下：多么遥远的大道啊，多么广阔的天地鸿蒙之气！天地开始建立秋夏四时，于是又开启冬春。它既孕育万民，又把万物视为刍狗，并不偏爱仁慈。万物随着因缘获得形体，美丑一概平等，没有分别。偏偏生出了这种污秽的东西，对人毫无益处；名字虽列在万物之中，声音却损害众类的和谐。它腿斜而细，翅膀纤薄，头呈紫色，身体青苍；飞行不能回旋，声音却像从远处传来。它把黑点洒在白色上，把白色变成黑色。它很少爱好芳香的兰草，却偏偏贪食污秽之物。聚集在齐桓公的尸体上，停留在平叔身旁；扰乱鸡鸣的声响，毁坏皇宫的装饰。它们在门户庭院中轻轻飞舞，在丛生荆棘间嗡嗡营营；来回反复，就像那些进谗的盗贼。肤浅而恶毒的谗言一旦传入，谗毁的浸润便没有止境；絮絮叨叨、反复传播，搅乱四方诸国。于是妖艳的姬妾进来，奸邪之士到来，圣贤受到排挤，忠孝之人遭到摧残。周昌被拘禁在牖里，天乙被囚在夏台；伯奇因此悲痛郁结，申生因此蒙受灾祸。《鸱鸮》为自己的居室悲伤，《采葛》担忧谗言入怀；《小弁》使人流下眼泪，灵均表露自己的哀痛。自古以来，明智通达的人尚且如此，何况中等资质的人和凡庸之才呢！至于天生地养的万物，各自都有亲近和适宜之处。野兽一定依赖土地，鸟也凭借云气。有的前来行礼，以呈现祥瑞；有的自行扰动，而显露文采。有的背负河图而来，归功于圣德；有的口衔书册，以告知真实之事。有的由上天孕育而奉献美味，有的献出残躯以贡献珍物。有的以主皮之礼而兴起礼制，有的被圈养来供奉神灵。它们虽有生死、形质的不同，却都对国家和人民有益。并不像苍蝇那样毫无用处，只会在百姓中制造混乱。（见《魏书·任城王附传》。） ◇奏事 尚书省是百官政务的根本，尚书令和仆射负有纳言进谏的责任，不应把命令交给中尉传送姓名。（见《通典》卷二十四。考察：此事也见《魏书·元子思传》。） ◎元嵩 元嵩，字道岳，是元澄的弟弟。太和年间任中大夫，升任员外常侍，转任步兵校尉。被免职后，因随军平定沔北有功，授任左中郎将，兼任武卫将军。赐爵高平县侯。宣武帝即位后，升任兼侍中，出任平南将军、荆州刺史，调任平北将军、恒州刺史，转任平东将军、徐州刺史，又转任安南将军、扬州刺史。被苍头李太伯杀害。追赠车骑将军、领军，谥号为刚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