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六◎辛雄

译卷四十六 ◎辛雄 辛雄，字世宾，是陇西狄道人。太和年间任奉朝请。正始初年，授给事中。延昌初年，因病免职。司空清河王元怿征召他任户曹参军，代理田曹事务；随着王府迁转，历任司徒府户曹、太尉府户曹、记室。神龟年间，授尚书驾部郎中，转任三公郎。正光年间，兼任司州别驾，加授前军将军。孝昌初年，授司空长史、行台左丞，升为辅军将军、尚书右丞。不久转任吏部郎中，升为平东将军、光禄大夫。永安年间，授度支尚书兼侍中，升为镇南将军、都官尚书，代理河南尹。普泰年间，任镇军将军、殿中尚书，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年间，再任殿中尚书，兼任吏部尚书。不久授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永熙年间，又兼任吏部尚书、左仆射、侍中。后来被高欢杀害。◇明定赏罚的奏疏 凡是人在坚固的阵地前奋战而忘却自身，面对锋利的刀刃也不害怕，一是为了求取荣誉名声，二是贪图丰厚赏赐，三是害怕刑罚，四是躲避灾祸危难。若不是这几件事，即使圣明的君王也不能劝勉他的臣下，慈爱的父亲也不能激励他的儿子。英明的君主深知其中的实情，所以赏赐一定实行，刑罚一定兑现，使亲疏、贵贱、勇怯、贤愚之人，听到钟鼓的声音，看到旌旗的行列，没有不奋发激励、争先奔赴战场的，难道是厌恶长久地活着而喜欢早死吗？只是利害悬在眼前，想停止也不能罢了。自从秦陇一带发生叛乱，已经历时数年；蛮夷地区扰乱常法，也已经有好些年了。所有参加战争的士卒，达数十万人；三方面的军队，败多胜少。考察其中的原因，是由于赏罚不明。陛下希望天下早日平定，怜悯征战士卒的劳苦困顿，于是下达明诏，要求赏赐不得拖延时日。然而将士的功勋，经过多年仍未裁定；军队覆没的士卒，却安然在家。这使节度将领没有什么可以受到劝勉仰慕，庸碌之人也没有什么可畏惧震慑的。进军攻击贼军，死在战场上却迟迟得不到赏赐；退兵逃散，自己保全性命却没有罪责。这就是他们望见敌人便奔逃沮丧、不肯奋力进攻的原因。如果重新颁发明诏，更加审慎地衡量赏罚，那么军威一定会振作，贼寇也就容易平定。我听说，在万不得已时，宁可放弃食物，也要保全信义。由此推论，信义片刻也不可废弃。赏罚是陛下容易做到的事情，尚且不能完全实行；攻打敌人是士卒困难的事情，却想让他们必死作战，哪里能够做到呢？臣既然庸碌软弱，愧居出使军务的职位，职分所见，冒昧上报，只愿陛下审察是否可行。（《魏书·辛雄传》） ◇选拔任用官吏的奏疏 帝王的治道，没有什么比使百姓安定更重要；使百姓安定的根本，没有什么比礼制和法律更重要。礼制和法律既已确立，再选拔贤能的人来实行它，天下安乐和谐，无不是任用贤能的功劳。所以虞舜盛治之时，德容庄敬而美名显著；周文王承受天命，贤才济济而使国家安宁。高祖孝文皇帝天性具有大圣之德，开创并恢复古代典章，选择三代不同的礼制，采集二汉的法典，端坐而天下安定，刑罚废置而万民得到治理。世宗继承光业、沿袭前轨，常常念及修明先业；任用官吏有道，万里清平安宁。陛下日夜勤劳，直到太阳偏西，亲自处理各种政务，访求民间疾苦、怜恤百姓，没有片刻休息，可是百姓纷乱不安，战车不停行进。依臣愚见，这些情况是可以说明的。自神龟末年以来，选官专门按照任职年限。士人不论贤愚善恶，只要年资久便优先叙用；职位不论繁重简易，只要名次达到便授予官职。掌管文案的官吏，把按年月排列先后作为功劳；主持铨选的人，把少用新人、专用年老旧臣当作公平正直。而且庸碌低劣的人无不贪婪卑鄙。把治理国家的重任交给器量狭小的人，把一方百里的百姓托付给贪婪的大鼠般的人，他们都只求货物贿赂，任意放纵自己的心意。禁令虽然繁多，也抵挡不住他们的贪欲。于是徭役不均，征发调配错乱，横征暴敛充斥门户，被拘捕的囚徒塞满道路。两位圣主的明诏被搁置而不遵行，统一的法令悬在那里却不施用。从此以后，夷人和汉人相继起来作乱，难道还有别的遗憾吗？大概是由于授予官职没有得到合适的人，百姓不能忍受他们的统治。如今天下百姓长期遭受盗贼侵扰，父亲死亡、兄长丧失，子弟沦陷，流离困苦、处境艰危，十户中有九户如此，白骨无人收葬，孤独无依的人无人抚恤，财物耗尽、力量枯竭，无法安度一年。应当趁现在及早加以慰问安抚。帮助陛下治理天下的人，只有郡守县令；最需要慎重选置他们，以使国家之道安宁。但郡县选举历来被人共同轻视，贵族游宦中的才俊没有人肯任职于此。应当革除这一弊病，以确定官吏的等级。请把上等郡县列为第一清选，中等列为第二清选，下等列为第三清选。选拔补授官员的方法，应当充分考虑才干和声望；如果二者不能同时具备，宁可先取才干而后考虑任职地区。不得拘泥于任职年限，最终也不要没有铨选革新的结果。任职三年考核升降，有声誉功绩的人补授京城的显要官职，依照前代旧例；没有历任郡县官职的，不得担任京官。这样人们就会想着自我勉励，上下同心，冤屈可以申雪，强暴自然平息，刑政日益平和，民俗也会奉行教化。还忧虑什么天下不能治理，还怜恤什么叛逆之徒呢？臣私下看到如今的郡守县令，清廉谨慎、奉行治理，政事便平顺、诉讼便公正；如果不是任职所需的人才，纲纪便荒废败坏。伏愿陛下暂且留意此事，比较其中利害，那么臣所说的话很快就能得到验证，不必等到一天结束。从前杜畿宽厚仁惠，河东没有警报；苏则分发粮食，金城得以收复。粗略考察古今，风俗迁变讹乱，没有不是任用贤能之人，使百姓相互受到教化而改变的；只要明白任用贤能的道理，早晚都能治理，功效可以很快建立。如果遵循旧习而不明白选官的典章，想凭此使百姓安静，只怕永远也不会有这一天。（《魏书·辛雄传》、《通典》十四） ◇上书论禄养 仲尼陈述五种孝道，从天子到庶人，都没有规定致仕的文字。《礼记》说：“八十岁，免除一个儿子服役；九十岁，全家不服役。”郑玄注说：“免除其徭役。”这样看来，只是免除庶民的徭役，并不是说公卿大夫士。因此臣认为，应当允许官员以俸禄奉养父母，不必限定年龄。（《魏书·辛雄传》。又作《禄养论》，内容称述如下。）

译奏疏上呈后，肃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奏请为元匡申理 臣私下想到，白衣元匡历经三朝，常常承蒙宠爱礼遇。他刚正敢言的性情，是皇帝亲自简拔的；像鹰隼一样的志向，早年就已经显露。因此高祖赐给他“匡”这个名字，陛下任用他来弹劾纠察。至于茹皓登上车辇时，元匡斥责他应该下车的话；高肇执政时，元匡陈述他擅自专权的奏表。他的刚强忠诚，群臣没有人能比；他的忠直表现，朝廷内外都知道。正当高肇当权时，元匡制作棺材来进谏，君主圣明、臣子正直，最终因此没有获罪。即使想要重新制作棺材，先帝此前已经容忍过他，陛下后来也应当宽容他，何况这件事与他原先列举的缘由有关，与罪案并不相同。如果最终贬黜他，使他不在朝廷，恐怕会堵塞忠臣的言论，闭塞进谏者的心志，违背琴瑟般的和谐，也违背盐梅相济的道理。祁奚说，叔向的贤能可以影响十代；如今元匡却不能保全自身，实在令人叹惜。（《魏书·辛雄传》。御史中尉、东平王元匡又想抬着棺材进谏，尚书令、任城王元澄弹劾元匡犯大不敬，诏令宽免死罪，贬为平民。辛雄上奏为元匡申理。） ◇议论案件已经定案而有人诉冤时应恢复审理 《春秋》的义理是：不幸有所失误时，宁可僭越，也不要滥刑。僭越会使有罪的人漏网，滥刑却会伤害善良的人。如今议论此事的人不忍心惩罚奸邪的官吏，任由他们随意出入、徇私枉法，使君子和小人如薰草与莸草一样混杂而不能辨别，这难道是所谓赏善罚恶、殷切地隐恤百姓吗？上考周公尚且没有减轻传播流言的过错，下想释之也没有加重惊马伤人的刑罚；所以处理大小案件都要斟酌情理，贵在适当。相差千里，往往只在毫厘之间。辛雄长期掌管案牍，多次见到疑难诉讼，主管三千件事务，愿意陈述六条意见：第一，御史纠察时，有的在文书中注明被告逃走。等到他出来申诉，或许是奉公差出使，本部门已经发给他经过的凭证；如果不予推究检查，而文案证据明白无误，应当为他洗雪。第二，御史在赦免以前注明查获现行赃物，却没有辨明行贿者的姓名；查验后并没有受贿，却把他置于应当判处的主犯之列，这种情况应当洗雪并恢复名籍。第三，经过拷问而不招供，旁边又没有三名证人，过去常常因为案件已经定案，便立即除名削职。有的依据法令上奏请求恢复，和已经夺去官职的情形并不相同，却还没有形成通行条例。还必须规定什么情形才可以作为证人。如果必须三个人同时看见受财，然后才能作为证据，那么在道理上过于宽松；如果一有传闻就作为证据，在道理上又过于急迫。现在请规定：行贿之后若有三个人都亲眼看见，财物和证词、文状又清楚显著，才准许作为验证。第四，赦免以前所裁决的案件，有的引用法律错误，使该除名或恢复名籍的处理失当；即使案件已经定案并经过赦免，也应当追究，按照法律办理。第五，赦免后已经除名的人，有的拦驾申诉冤屈，奉旨重新追究；有的向尚书省申诉称冤，因而上奏要求再次检验。案件交给有关部门后，还没有审查裁判，便又遇到恩赦。对这种人，不能说与通常规定不同，应依照原案定罪。若不应当再行拷问追究，已经恢复名籍的人，请不要再追夺。第六，有的接受诉状后下令查验，反复审讯，狱证已经清楚明白，按理应当洗雪，却还没有来得及上报结案，忽然遇到恩赦。如果根据证词和供状为他洗雪，就违背正常的法格；如果除去他的名籍，又会滥罪清白之士。臣认为，定罪必须等案件形成定案，洗雪则以供状证词确定；如果拷问尚未完成，或者所需的一名证人没有到齐，就不能据此定案。古人虽然担心审理案件不够精细，却没有听说知道有冤屈而不予处理的。如今所陈述的，实在是司法官深切疑虑之事，也是早晚急需办理的政务，愿陛下明察。（《魏书·辛雄传》。起初廷尉少卿袁翻上奏说，凡曾经沾染传闻的人，不问是非曲直，都推定为案件已经成立，全部不再审理。诏令门下省、尚书省、廷尉共同议论此事。辛雄提出了意见。） ◇奉使慰劳关西启陈六件事 臣听说君王爱护百姓的方法有六种：一是使他们获利，二是使他们成就事业，三是使他们得以生存，四是把利益给予他们，五是使他们感到快乐，六是使他们感到喜悦。（缺一句。）这就是使他们获利。使百姓不失农时，这就是使他们成就事业。减省刑罚，这就是使他们得以生存。减轻赋税，这就是把利益给予他们。不增加徭役，这就是使他们感到快乐。官吏安静而不苛刻，这就是使他们感到喜悦。伏想陛下的治道超过前代君王，功业超越往代，施布春风而鼓舞风俗，彰显至高的德行来调和百姓。使百姓生存、奉养百姓，正应当在今日；使近处的人喜悦、远方的人归附，也正是现在。臣既然有幸奉行使命，宣扬圣上的恩泽，前面所说六件事，认为都是应当施行的。如果不革除烦扰、收治疾病，惠及孤儿、抚恤寡妇，便只是徒然乘坐官府驿站，空有“王人”的名号，往返给驿亭增加费用，而皇恩却不能达到民间风俗。谨以愚见陈述，冒昧上报，乞请陛下垂览并予以采纳。（《魏书·辛雄传》。庄帝返回洛阳，诏令辛雄以本官兼任侍中、关西慰劳大使。他将要出发，请求陈述五件事，因而上启。） ◎王显 王显字世荣，是阳平郡乐平县人。孝文帝时，历任本州从事，凭医术补任侍御师，升任尚书仪曹郎。宣武帝时，多次升迁为游击将军，授任廷尉少卿。授任平北将军、相州刺史，入朝任太府卿、御史中尉。他在延昌初年任太子詹事，封卫南伯。有《药方》三十五卷。◇奏劾石荣、抱老寿 据传闻，前洛州刺史阴平子石荣、积射将军抱老寿放纵无度、行为违背礼法，互相交换妻室而通奸，丑声传播朝野，恶名传遍道路。于是拘捕审问，结果都与传闻没有差别。他们败坏礼教、伤害风化；抱老寿等人就是主犯。谨按：石荣出身军籍，地位隔绝于宦官权贵，在世时本来没有入朝做官的希望，活着也断绝了获得冠冕的愿望。由于时运，遇到超越常格的提拔；凭借犬马般的效劳得到恩慈，因簪履般的微末功劳受到恩念，从卑微升到显贵，位居方面大员。他不能感念恩德，向上报答皇天的施予，反而使罪过远近皆知，几乎玷污京城。抱老寿出身无闻，姓氏也不可考，是乞丐和受过刑罚之家的人，寄居并养育于阉人之家。蒙受国家特殊恩泽，得以列入爵位等级，本来正应当治理家室、教诫内室。（存疑）如今却纵情淫乱，交换妻子、调换妾侍。石荣先在洛州任职时，远道迎接抱老寿的妻子常氏，使士卒行走千里，疲惫于道路。抱老寿像敝笱中的鱼一样，若其原（存疑）没有分别；三名男女，竟不知道谁是谁的孩子。这是人伦之中从未听闻的事情，连禽兽也不如。请以现有罪行免除石荣官职，交付廷尉审理定罪；交鸿胪寺削夺爵位。（《魏书·抱嶷传》） ◇奏劾元匡 自从晋朝失去统治，群伪争相兴起，礼制败坏、音乐崩毁，常伦因此断绝。大魏顺应天时，拥有天下。高祖孝文皇帝凭睿智圣明统治天下，能够恢复古代典章。于是命故中书监高闾广泛表彰儒林，推求考察乐府，依据《六经》，参考各国史志，用黍粒裁定寸的长度，准备调和周、汉旧有的制度。正逢云冈宫营建并迁都，事情尚未完成。高祖思虑深远玄妙，参考经书记载，以一粒黍的大小制成分度，依此确定尺的长度，公布施行。

译到了正始年间，故太乐令公孙崇擅自提出意见，以十二粒黍为一寸，另行制造尺度，确定律管、刊定钟器。各种器物都将制成时，他上表请求检验。当时诏令太常卿臣芳，因为公孙崇的制造已经完成，请召集朝廷英才，议论它是否合适。臣芳怀疑公孙崇的尺度与先朝不同，考察他的制造方法，发现与经史又不相合，推究其制作缺少依据，不宜施行。当时尚书令臣高肇、清河王元怿等认为公孙崇的制造荒谬，和《周礼》不同，于是奏请臣芳依照《周礼》重新制造；制造完成后进行衡量校验，采用其中较好的。可是臣芳认为先朝尺度合于古典，于是依照先前诏书，以黍粒刊定寸的长度，并请求朝廷据此裁定钟磬等乐器。那时议论的人多认为臣芳正确，只有黄门侍郎臣孙惠蔚与公孙崇相互支持。两种方案互有差异，屡次经过考察议论。尚书令臣高肇采用臣芳的制造方案。公孙崇死后，孙惠蔚也制造了一尺，仍然说是为了支持公孙崇；但拿它同公孙崇的尺相比，彼此反而相互违背。衡量考察了两三次，认为臣芳的方案正确。然而尚书臣元匡上表说，刘芳、孙惠蔚的两种尺长短互有高下，考察两种律管，所容纳的尺度很不相同。他说应当取中等大小的黍粒来校验这两家的尺度，结果二者都不相合，也没有可取的中间标准，因此另立一法，请求议定裁判。当时议论的人中，有的赞同元匡。两种方案彼此争辩驳难，未能立即确定。高肇又说，权、斛、斗、尺的制度已经施行很久，如今所争论的，难道是要推翻先朝旨意吗？应当仰遵先朝旧尺，以它为定论。从此以后，元匡与高肇在朝廷上厉声争辩，互相以声色相加，彼此高下失去通常的礼法，喧闹争竞，再也没有常规秩序。元匡又上表列举自己的十条正确意见，说明刘芳十条错误，并说：“高肇先前奉敕与刘芳共同督造，谋求创立钟磬制度的名目，希望传播制作的声誉。于是凭借枢衡大臣的尊贵地位，依仗舅氏的权势，任意决定取舍，自己评定是非。他偏袒刘芳，阻绝臣下的事务；那些观望权势、随声附和的人，他便用恩言接纳；依照经书考察古制的人，却立即遭受他的怒斥。虽然还没有指鹿为马、移动天地，实际上已经使含蓄自守的士人坐在朝堂上胆战心惊，使怀抱道义的人在宴席间闭口不言。”又说：“刘芳以前与公孙崇争论时，总说是自己制造的；如今同臣争论，忽然又说是先朝制度。难道不是先前认为可以施行，便想把功劳归于自己，后来知道错谬，便推说是先朝制度吗？这实在不是大臣的体统，严重失去了为臣之道。再加上在权臣面前考校，在偏颇之人手中衡量，臣一定会在朝廷内被砍去双脚，像卞和抱璞玉一样被弃置于朝廷之外。”这些喧嚣放肆的言论，朝廷内外都听见了。然而元匡的职务在于出纳诏命，提出意见、补正过失；斗、尺、权、度，正是他的主管范围。如果他确有见解，能够辨明是非，就应当首先倡导正确的原则，及早辨析各种疑惑，为什么当时默不作声、随从众议，等到刘芳把事情办成后才说这些话？论及刘芳的才学，与元匡相差悬殊，见识的深浅本不应相等。如今才开始发言，恐怕是出于私心，借助他人的才智，图谋成就自己的虚名。何况元匡上表说：“我所依据的铜权，形状如同古书所记，明显是汉代制作的，不是王莽另造的。”可是考察《权铭》却说：“黄帝是最初的祖先，德行流布于虞；虞帝是最初的祖先，德行流布于新。”如果王莽辅佐汉朝时发生过这些事情，哪里会有刻写“新”这个伪朝名号的铭文呢？又考察《王莽传》，说王莽居摄后，立即改变汉朝制度。考察这两条证据，可见这不是汉代的权。元匡又说：“刘芳所造的尺，比先朝的尺还短。”臣拿来比较，实际上完全相合。他又说：“刘芳的尺与千金堰的尺不同。”臣再次测量比较，才发现确实不同。他的这些说法多有浮夸滥饰，难以作为依据。又说：“他们共同构造虚假端由，妄称相似，假托先朝制度，说不是自己制作的。” 臣考察这件事，欺诈的人正在元匡，而不在刘芳。为什么这样说？刘芳先前奉诏专门制造钟律，管的优劣由他裁定；权、斛、尺度本来不是他的职责。此前门下省索取刘芳的尺度时，刘芳在文书中答复说：“依照先朝颁布的新尺，仍应按黍粒制定，不再增加或减少，只是用来制造钟律、调正分寸罢了。”考察元匡制造的时间，在这份文书之后一年；刘芳在那时元匡尚未与他争论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份文书，难道能说他欺诈吗？公孙崇以十二粒黍积成一寸，众人都知道；刘芳制成一寸只用十粒黍，也都见于先朝诏书。以黍粒制成一寸，始末清楚明白，哪里有擅自想把功劳归于自己的道理？高肇身居宰辅之位，百官都仰望他，他的言语、行动和举止必须符合众望。如果他依仗权势、偏袒朋党，假托先朝诏书，竟要指鹿为马、移动天地，那就是魏朝的赵高，他凭什么治理万物？如果高肇没有这些罪行，元匡既然诬蔑毁谤宰相，就是在太平盛世中诽谤朝廷。难道在谈议之间，便可以说有指鹿为马的事情；在争论可否之际，便轻率说出要被砍脚的话吗？赵高欺骗惑乱，发生在衰败的秦朝；卞和怀抱璞玉，是因为遇到残暴的楚国。一个人才济济的朝廷，怎么能有这样的诽谤？他们阻碍、惑乱朝廷的听闻，极为不敬。请将高肇、元匡一并拘禁在尚书省，彻底追查事情根源，交付廷尉定罪。（《魏书·广平王洛侯附传》。第五子元匡与尚书令高肇不和，后来因与太常刘芳争论权、量而同高肇发生声色冲突。御史中尉王显上奏弹劾元匡，内容如此。诏令准许。） ◎田益宗 田益宗是光城蛮族酋长。仕齐时任征虏将军、直合将军。太和年间，派遣使者归附朝廷，授任员外散骑常侍、都督光城、弋阳、汝南、新蔡、宋安五郡军事、冠军将军、南司州刺史、光城县伯。不久在新蔡设置东豫州，任命他为刺史。改封安昌县伯，进号征虏将军。景明年间，进号平南将军，加授安南将军。延昌年间，升任使持节、镇东将军、济州刺史。入朝任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改封曲阳县伯。熙平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征东大将军、郢州刺史，谥号庄。

译◇请乘机攻取义阳的奏表 臣听说，时机所在之处，圣贤不会疑惑；兼并弱小、攻取昏昧，前代君王没有舍弃过。这样都是为了把众生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把武功盛业留给后世。然而霜打的树叶将要坠落，不借助强劲的暴风就无法加速它凋落；上天所要抛弃的人，不借助他人之手就无法将其消灭。臣私下认为，萧衍扰乱常道，君臣相互争斗，江外的州镇分成两半，东西对峙，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百姓困顿于辗转迁徙，兵甲疲惫于交战，事情只能救治眼前，力量已经耗尽于军队之中。敌方无暇向外维持州镇、整顿各地纲纪，藩镇城池像棋子一样罗列，只是孤立地勉强存在而已。如果不乘此机会迅速扫荡，拓展那片蛮夷疆域，恐怕后来再谋划经营，就不容易有今天这样的机会了。况且寿春虽然已经平定，三面仍然梗阻，镇守的部署实在必须预先安排。义阳靠近淮河源头，控制有利的渡口要道；朝廷出兵，必定经过这条道路。如果江南一旦平定，而淮河以外有战事，就必须乘夏季水势上涨，在长淮排列船只。军队奔赴寿春，必须从义阳以北经过；它正处在我军咽喉要地，所应考虑的更加深远。消灭义阳，正是现在的时机。估计敌军不过需要精兵一万二千人。然而行军用兵的方法，贵在张大声势。请让两荆的军队在西面牵制随、雍，扬州的士卒驻扎在建安，以便保卫三关的援军。然后让二豫的军队直取南关，与延头相对抗。派一名都督总领各军、统一节制，冬季最后一个月进军，直到春季末，不超过十旬，一定可以攻克。（《魏书·田益宗传》） ◇上表为自己申辩 臣过去在南方时，仰受王化，率领部曲三千多家，放弃那边疆地的荣华，归投安乐之地；兄弟却遭受水火之苦，与贼朝结下仇怨。高祖孝文皇帝记录臣的真诚，于是授予臣藩镇任职。臣正想仰仗国家威势，希望洗雪冤耻，哪里容得下背弃恩宠而投向仇敌，走上险途送命？过去郢州、豫州动乱时，臣亲自率领义兵，阻断贼军道路，私下以为自己的忠诚之心已经得到朝廷内外的体察。但是镇守边境责任重大，容易招来尘俗诽谤，竟使桃符横加谗毁，说臣一直想投奔南方，制造的叛乱不止一次。请查验事情的根源，以什么作为证据？桃符又说臣虐待、杀害番兵，杀掉并出卖了一半以上；既然这样说，尚未查明那些死亡和失踪者的家属有多少、他们控诉的究竟有几件。又说臣耗费官府粮食布帛，使仓库全部倾空。御史复查检验，却没有发现任何损失。最初交接城防时，臣的两个儿子鲁生、鲁贤，以及侄子超秀等都在城中，安然无恙；可是桃符暗中派遣积射将军鹿永固，私自带领甲士袭击鲁生，只使他勉强保住性命。鹿永固高声喊道：“我奉皇帝面敕，如果有人能够取得鲁生、鲁贤的首级，各人在本郡都给予赏赐。”士卒和战马包围城池，登城叫喊着要杀人，两个儿子惊恐作战，实在都是由此造成的。家业遭到残害，生计荡然无存，桃符又毁坏、掘开坟墓，使枯骨暴露在外。活着的人承受骨肉生离的痛苦，死去的魂魄遭受粉身碎骨的苦难。从前朝廷多次派遣桃符，几次加以慰劳；可是桃符凶狠奸诈，擅自制造祸福，说：“只是我替你们申诉，才使恩旨降下。”等他返回京师，又欺骗朝廷，说臣父子完全没有忠诚，诬陷忠贞善良的人，惑乱朝廷的听闻。请将桃符与臣一同拘来对质；如果臣的罪行有事实，就按宪法处分；如果桃符所说是错误的，也应当有相应的处置。（《魏书·田益宗传》） ◎王肃 王肃字恭懿，是琅邪郡临沂县人，齐左仆射、雍州刺史王奂的儿子。永明年间，历任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书丞。因父亲和兄弟都因罪被诛杀，王肃前来投奔。孝文帝任命他为辅国将军、大将军长史，进号平南将军。授任豫州刺史、扬州大中正，进号镇南将军，封汝阳县子。因刘藻等人战败投降之事获罪，号为平南将军。宣武帝即位，依据遗诏进任尚书令，授车骑将军，封昌国县侯。出任扬州刺史，镇守寿春。景明二年去世，追赠侍中、司空公，谥号宣简。◇奏请依照旧制重新考察 通过考核来考察才能，依据功绩显著而升迁，提升贤明者、黜退昏暗者，关键就在这里。自从百官长期缺少考察以来，到现在已经四年，请依照旧有制度，考察检验官员的能否。（《魏书·王肃传》） ◇奏请增加彭城王元勰的封邑户数 臣等听说，表彰功劳、彰明德行，是先代君王治国之道所重视的；使有功者显荣、亲近亲族，是盛大典章中的高义。因此姬旦辅佐周室，使曲阜成为光荣的封国；东平王为汉朝治理国家，所受恩宠超过列藩。彭城王元勰，内在的深明远虑显著，外在的英姿风采发扬，协助拓展乾坤大业，扫除汉水、沔水一带的烟尘。正逢先帝升天，凤旌回旋，军队安定统一，南方境域肃静安宁；他使圣皇登上天路，开启大魏的神明福祐，在朝廷中参与论道，王业因而和美，七种德行大为宣扬，九项功绩被歌咏。臣等详加考察，适宜增加封邑一千五百户。（《魏书·彭城王勰传》） ◎王诵 王诵字国章，是王肃长兄嘈的儿子。景明初年来投奔，历任员外郎、司徒主簿，转任司徒属、司空谘议、通直常侍、汝南王友。升任司徒谘议，加前军将军、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孝明帝初年，出任左将军、幽州刺史。神龟年间，征召为长兼秘书监，调任给事黄门侍郎。孝庄帝初年，在河阴遇害。追赠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司空、徐州刺史，谥号文宣。◇与故旧李神俊等书信论卢义僖 卢冠军在这里，时常受到他的恩惠照顾，我便留住几天，得以向他询问治理政务的道理。（《魏书·卢玄附传》，又见《北史》三十） ◎张烈 张烈字徽仙。（《北史》作“徽之”。）是清河郡东武城县人，居住在临淄。孝文帝赐名为烈，便以本名为字。太和年间，历任侍御、主文中散。迁都洛阳后，授任尚书仪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出任陵江将军、顺阳太守。宣武帝即位，封清河县子。因母亲年老而辞官。孝明帝即位，授任龙骧将军、司徒右长史。转任征虏将军、司空长史。多次升迁为前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加平南将军、光禄大夫。孝昌初年，出任安北将军、瀛州刺史，任期届满后回朝辞官。元象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刺议羊祉谥号为“景”不违背体例 考察羊祉历经多朝任官，在职时确实称职，曾被委任捍卫西南边境、安靖抵御边患。按照改定谥号的做法，奖赏和惩戒的意义正在于此。臣私下认为，这并不违背体例。（《魏书·酷吏羊祉传》。元端等人议定谥号为“景”，侯刚等人驳议，灵太后下令重新议定；元端仍按原议，司徒右长史张烈、主簿李▯提出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