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三◎李

译卷三十三 李〔字有疑误〕 李〔字有疑误〕字琚罗，是李安世的儿子。延昌末年任司徒行参军，升任司徒长兼主簿。不久任高阳王元雍友、正主簿，转任尚书郎，加授伏波将军。历任萧宝统军、假宁远将军、左丞，仍任别将军，升任中书侍郎。授镇远将军、岐州刺史。因推辞不赴任而被免官。建义初年，在河阴遇害。追赠镇东将军、尚书右仆射、殷州刺史。太昌年间，又追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上言应禁止绝户为沙门》礼制用来教化世人，法律用来引导后世；二者作用不同，所治理的范围也有区别。所以三千种罪行中，没有比不孝更大的；不孝之中，又没有比断绝祭祀更严重的。既然如此，断绝祭祀的罪过，没有比它更重的了。怎么能轻易放纵违背礼制的情感，而任意满足趋向佛法的意愿呢？即使确实是佛道，也不应当这样；假如佛道允许这样，仍然应当用礼制裁断它。一个人亲人年老，却抛弃家庭、断绝供养，既不合乎人情，更严重违背礼义，毁灭人的大伦，而且还会缺少王法的贯通。交相缺失当世礼制，却想求得来世利益，孔子说：“还不了解活着的道理，怎么能知道死后的事情？”这句话的意义已经足够完备了。哪有抛弃堂堂的政治制度，反而跟从鬼神之教的道理！况且如今南方尚未安定，徭役劳作仍然繁重，百姓的心情正多有逃避徭役的念头。如果再允许这样做，恐怕抛弃孝道慈亲的人会家家如此。（《魏书·李孝伯附传》。当时百姓多有绝户出家为沙门的，李〔字有疑误〕上书进言。又大略见《北史》三十三、《广弘明集》六。） 《自理》臣私下希望澄清佛法，使道士和世俗之人都能通晓其理，并不敢排斥抛弃真正的学问，妄加诋毁。况且“鬼神”这个名称，都是通达神灵的称谓；自古以来的百代正典，叙述三皇五帝，都称作鬼。天地称为神，人死称为鬼。《易经》说：“了解鬼神的情状。”周公自我称美，也说“能够侍奉鬼神”；《礼记》说：“明处有礼乐，幽处有鬼神。”因此，明处的称为堂堂，幽处的称为鬼教。它不是天，也不是地，本来出自人，顺应时代、引导民俗；其道理幽深隐微，称作鬼，我认为并非诽谤。而且内心没有不善，却把佛道作为教法的人，只是还没有通达众多妙理的门径罢了。（《魏书·孝伯附传》：李〔字有疑误〕上书说绝户者不应做沙门，沙门都统僧暹等人因李〔字有疑误〕说“鬼教”而愤怒，认为他诽谤毁坏佛法，哭诉于灵太后。太后责备李〔字有疑误〕，李〔字有疑误〕自我申辩如此。罚金一两。） 《驳司州判决李怜生一事》查《法例律》说：“凡犯死罪的人，如果祖父母、父母年满七十岁以上，没有成年的子孙，旁系又没有服期亲的，应当把情况详细上报请求裁决。犯流刑的，改为鞭笞，留下来奉养亲人；亲人去世后，再按流刑执行。不在遇赦免除的范围内。”考察其中“上报请求”的说法，并不是应由府州自行决定。毒杀他人的处以斩刑，妻子儿女流放；按他所犯的罪计算，确实重于其他刑法。依照情理和法律，所减免的刑罚实在不少。况且李怜生既然怀有下毒杀人的心思，就不能把他列入邻里普通人的行列。考虑到他的母亲还在世，尚且应当全家投入边远之地，何况如今母亲已经去世，难道还要引用三年服丧的礼制吗？准许他请假殡葬，已经足以显示仁慈宽厚；如今卒哭之祭也已经结束，不应再拖延。应当依法处斩，流放他的妻子儿女，实在足以警戒那些百姓，严肃整饬刑法条文。（《魏书·刑罚志》。河东郡百姓李怜生施行毒药，按死罪论处。他母亲去世，州府判决等服丧三年期满后再执行。司徒参军许琰认为州府判决妥当，主簿李〔字有疑误〕加以驳斥。又见《通典》一百六十七。） 李谧 李谧字永和，是李〔字有疑误〕的弟弟，拜孔璠为老师，后来又成为孔璠的老师。州里两次举荐他为秀才，公府征召他，他都没有就任。延昌四年去世，谥号为贞静处士。《神士赋》歌辞说：周公、孔子重视儒教，老子、庄子崇尚无为。两条道路虽然看起来不同，其实都是为了求取声名。活着时心意不能满足，死后留下名声又有什么用？只要内心能够满足，姑且自得其乐，终究不因别人而改变。假如有人追寻我的志向，陶然自得，大概正是这样。（《魏书·逸士李谧传》）

译《明堂制度论》我认为，讨论事情、辨析事物，应当从经典中的真实文字取得正确依据；援引证据来确定疑问，必须在周公、孔子的遗训中得到验证，这样之后才可以称为准则。如今礼制文字残缺，圣人的言论已经散失，明堂的制度由谁来订正呢？因此后人纷纷争论，竞相提出异说；关于五室、九室的说法，各自相信自己的学派。是非没有标准，得失各占一半。所以历代争论纷纭，没有可以取为正据的。于是裴〔字有疑误〕说：“如今群儒纷纷争论，彼此攻讦摘取；即使明堂的形制可以绘图，它居处和使用的礼制也没有人能够贯通，只不过是设置一件空器罢了。何况汉代所造的四维之个，又不能让它们各自处在相应的时辰。我认为，尊奉祖先、配享上天，这层意义是清楚明白的；至于庙宇的制度，理据尚未分明。只可以建造殿屋来尊崇祭祀严父，其余琐碎制度，一概删除。”这难道不是因为群儒彼此乖舛，也都背离实际；按照义理求取折衷，却没有适合遵从的吗？只是遗憾典籍文字残缺毁灭，寻求它没有依据罢了。如今又把房室、窗牖等制度一并去掉，施行到教化方面，不知它所尊崇的政治意义在哪里；从人情上考察，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一定需要这样。可惜啊，这番言论！孔子说过：“赐啊，你爱惜那只羊，我却爱惜那套礼。”我认为，尊崇政治必须依靠礼制，难道只是为了那一只羊吗？推究这一点来说，圣人对于礼制，殷切而慎重；裴〔字有疑误〕对于礼制，却任意轻忽。这样说来，裴〔字有疑误〕竟比孔子更贤明了。由此看来，裴氏之子是因为不能通达礼义而丧失了礼制的宗旨。我私下不自量力，颇有一些浅陋见解，依据义理探寻真实意义，以求符合雅正的本旨，而不肯随便偏信。我于是借助《礼》传，以训注加以修订，广泛采集先贤的言论，搜求博通儒者的学说，衡量它们是否恰当，参验其中的同异，舍弃短处，收取长处，推究义理、考察图式，以折衷其中的道理。哪里敢说一定正确，不过姑且使它符合我所说的志向罢了。凡是讨论明堂制度的人虽然很多，但考察他们的大致主张，不过有两条道路罢了。主张五室的，以《周礼·考工》中的记载为依据，这是郑康成一派所坚持的；主张九室的，以《大戴礼记·盛德》篇为根源，这是蔡伯喈的论说所坚持的。这两部书虽然不是圣人的言论，却是先贤中见闻广博、学识通达的人所记载的。只是各自记录所听闻的内容，不能完全正确，可以说已经尽善尽美，却还没有达到最完善。可是先儒不能改正其中的是非，便各自认为自己的学说正确，最终互相诋毁，这难道是通达之士的确切论断吗？小戴氏传述礼事的四十九篇，题为《礼记》，虽然不能完全正确，却多半得到了其中的实情；和前代贤人相比，也没有什么惭愧。《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都颇有明堂的意义，所以我采集两家之说，参照《月令》，认为明堂设置五室，是古今都可通行的制度。中央的室称为太室，太室东面的称为青阳，正对太室南面的称为明堂，正对太室西面的称为总章，正对太室北面的称为玄堂。四面的室各有夹房，称作左右个，共有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室和个的形制，就是今天殿堂前面的遗留形象。所谓个，就是寝宫的房间。只是明堂和寝宫的用途不同，所以房、个的名称也随着事情的不同而变化。如今我粗略画出它的形制，用来显示自己的浅见；按照图形考察义理，大略可以验证。因此考察五室，义理比《考工》更明白；核对户牖，数目同《盛德》相合；改变其使用方式，事情在《月令》中说得清楚；考察闰月，又同《周礼》和《玉藻》相合。它既同夏、殷相合，又和周、秦相符，虽然违背众儒的说法，或许道理就在这里。《考工记》说：“周人的明堂，以九尺的筵为尺度；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五室，每室二筵。室内以几为尺度，堂上以筵为尺度。”我认为，《考工记》关于五室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关于堂的长宽却错了。为什么呢？应当按照道理推求，使它符合古今的情理。明堂，大概是用来告知每月朔日、颁布时令、祭祀文王、祭祀五帝的。然而营建的法式，自然应当因地制宜、另行创制。所以设置五室，符合五帝各居一室的意义。而且四时的祭祀，都根据各自方位的正位；听朔和颁布政令，也都得到当月相应的时辰。可以说施行政令和举行祭祀两方面都很恰当，按古义考察，我私下认为是正确的。郑康成是汉末的博通儒者，后世学者所尊奉的正统解释者。他解释五室的位置，说土居中央，木、火、金、水各居四维。然而四维的室既然违背正方位，施行政令、听取朔告，也都失去各自应有的正位。左右之个被舍弃不顾，反而用美好的说法加以文饰，用巧妙的辞藻加以装扮。说水与木主管时令，在东北交接；木与火主管时令，在东南交接；火与土主管时令，在西南交接；金与水主管时令，在西北交接。既然依照五行，就应当遵从各自的方位；所谓主管时令相交的说法，又出自哪部经典？这可以说是专门攻击异端，所说虽不正确却很博杂，足以使后学疑惑误解，并不是先儒应有的表现。《礼记·玉藻》说，天子“在南门之外听取朔告，闰月则关闭左扉，站立在门中”。郑玄注说：“天子的宗庙和路寝，都依照明堂的制度。明堂在国都的南面，每月到与当月时令相应的堂上听朔。事情结束后，回到路寝住宿，也依照这个制度。闰月不是通常的月份，在明堂门下听取朔告，返回路寝门内居住，直到月底。”《考工记》说“周人的明堂”，郑玄注说：“有时举路寝，有时举明堂，互相说明，是为了表明二者制度相同。”它们制度相同的说法，都出自郑玄的注。既然如此，明堂和路寝就不应当不同。然而《尚书·顾命篇》说：“在南门之外迎接子钊，引导他进入翼室。”这里的翼室，就是路寝。下面又说：“大贝、贲鼓在西房”，“垂挂的竹箭在东房”，这说明路寝有左右房，已见于经书和史籍。《礼记·丧大记》说：“君夫人在路寝去世。”小敛时，“妇人们在房中缠束麻带。”郑玄注说：“这大概是诸侯的礼制；在房中缠束麻带，就是西房。”天子、诸侯有左右房，在郑玄的注释中也有说明。讨论路寝便明确说有左右房，谈到明堂却遗漏左右个；说制度相同，前后又互相矛盾。博通儒者的注释，为什么会这样呢？假使主张九室的人奋笔争论，难道不正是由于室的位置安排不恰当吗？

译《考工记》说：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每室二筵。把五室安置在这座堂中，即使让班固、亻垂〔字有疑误〕构思，让王尔来营造丈量，也不能使三室不占据堂的南北位置。这样一来，三室之间就占去六筵的地方，而室壁外面仅仅剩下四尺五寸的堂面。哪有天子发布政令、施行教化的地方，祭祀文王配享上帝的堂，周公背负屏风朝见诸侯的地方，而室门之外只剩四尺多一点的空间呢？即使以俭约为原则，也未免太简陋了。论其堂宇，是偏狭而不合制度；从道理上考察，也不合人情，这是第一处不合理。我担心研究郑学的人一味追求必胜，竞相产生异说，互相诋毁压制。他们说二筵只是指室的东西宽度，南北方向则狭窄。我因此详细论述说：如果东西只有二筵，那么室口外面纵深只有三尺五寸；南北户外也如此，那么三室之间南北方向仅仅各有一丈二尺。《记》说：“四房两夹窗。”如果户宽三尺、窗宽二尺，窗户之间只剩一尺。用绳作门轴、以草席作窗的房室，柴门、方孔的小堂，也不会这样狭窄。假如还想把它稍微扩宽，那么四面外部的宽窄就不相等；东西已经较深，南北更加浅，屋宇的制度便不通行了。用各种道路和方法来验证，大略都无法计算。况且每室二筵，只有一丈八尺的地方，那么户牖之间就不会超过二尺。《礼记·明堂》说：“天子背负斧扆，面向南站立。”郑玄注说：“把斧扆设置在户牖之间。”郑氏《礼图》说明斧扆的制度说：“纵横八尺，在上面画斧形纹饰，就是今天的屏风。”把八尺的斧扆放在二尺的空间里，这种安排无法通行，不需要有智慧的人，明明白白就能看出。况且如果二筵的室设置四尺宽的门，那么门两旁各只有七尺；把整个空间用来安放斧扆，尚且容纳不下，何况还要放在户牖之间呢？这是第二处不合理。再从时代沿革来验证，虞、夏崇尚质朴，殷、周逐渐文饰，建筑制度的差别，每一代都更加崇高华美。夏代后期的世室，堂的进深是二七；周人的制度反而更加狭促，这难道符合夏禹卑宫的意旨、周代借鉴前代而形成的郁郁文采吗？由此考察，这是第三处不合理。又说“堂高一筵”，便是台基高九尺，而墙壁和门之外只剩四尺五寸，这和营造制度本身也不相称，这是第四处不合理。又说“室中以几为尺度，堂上以筵为尺度”，却又说“每室二筵”而不以几为尺度，这又自相矛盾，是第五处不合理。由这些方面验证，可以看出记载者的错误了。《盛德篇》说：“明堂共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圆下方，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我认为，《盛德篇》关于户牖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关于九室的说法错了。为什么呢？五室的制度，旁边有夹房，每面各有门，每门有两扇窗。这是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的制度，并不是拘泥于奇异的安排；户牖的数目本来就是自然形成的。九室的说法，从五帝的道理来说不合适；施行时令，又失去相应的时辰。左右之个重复设置在一隅，两个时辰处于同一位置，进出参差不齐，这种制度没有义理依据，不值得称道。况且堂的长宽也只有六十三尺。假如四尺五寸作为外部台基，中间五十四尺就是五室的地方。计算每一室之中，仅仅可以有一丈；要安置门户和窗牖，又能容纳在哪里呢？如果一定要把它缩小来容纳这些数目，就会使帝王侧身出入，这是怪事。这不只是违背典制，也实在可笑至极。我认为，《盛德篇》所说九室，确实也有它的来由。只是我私下认为，戴氏听说有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却没有看见它的具体制度，不知道应当怎样安置，于是便认为一室有四户之窗；计算户牖数目后，便据此认定是九室。也许他没有思考到这一点。蔡伯喈是汉末的学士，当时受到尊重；他已经看出明堂的长宽不恰当，却一定没有想到九室说法的错误，反而重新加以修订并扩大，以假设的方式构造其制度。可以说是根据虚假的说法修饰辞藻，顺着错误加以润色，实在令人叹息。如今我删省各家说法，专心遵从正确的意见，希望探求其中的真实意义，并不是故意求异。只是以古非今，是世俗之间的常情；喜爱遥远的事物而厌恶近前的事物，是世间一贯的习惯。在千年以后独自讨论古代制度，这种惊动世俗的言论，本来就会招来许多讥笑。倘若有能够深入体会的君子，阅览此文并加以揣摩，或许其中的道理还能保存下来。（《魏书·逸士李谧传》） 李宪 李宪字仲轨，是李敷的弟弟。太和初年承袭父亲李式的濮阳侯爵位，后来又降为伯。授秘书中散，升任散骑侍郎，授赵郡太守。转任骁骑将军、尚书左丞，不久兼任吏部郎中。升任长史，兼司徒左长史、定州大中正。不久升任河南尹。永平年间，出任左将军、兖州刺史，因事获罪而除名。正光年间授光禄大夫，恢复原爵濮阳伯。出任安西将军、行雍州刺史。不久授七兵尚书，加抚军将军。孝昌初年，假授镇东将军、徐州都督。授征东将军、扬州刺史、淮南大都督，被梁武帝擒获，不久遣送回来。交付廷尉，赐令自尽。永熙年间，追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定州刺史，谥号文静。《上表陈述周伏兴梦境》门下督周伏兴在去年七月因病请假回家。到了十一日夜里，梦见渡过淝水，走到草堂寺南面，远远看见七个人；其中一人骑马，穿朱衣，戴笼冠，另有六人跟在后面。周伏兴站在道路左边，那些人到来后，他便两次拜礼。那人问周伏兴是什么人，周伏兴回答：“我是李公门下督，暂时出使硖石。”那人对他说：“你可以回去，我是孝文皇帝的中书舍人，奉命告诉李宪，不要忧虑敌人的堰塞，这个月就会攻破。”周伏兴走了两步，那人记下他的姓名，命他赶快报告。周伏兴醒来，天亮后便回到城中，把梦境的情状详细说出。（《魏书·灵徵志》下。孝昌二年十月，扬州刺史李宪上表。） 李骞 李骞字希义，是李宪的儿子。正光年间为国子学生，后来任大将军府法曹参军、太宰府主簿，转任中散大夫，升中书舍人，加通直散骑常侍。升任散骑常侍、殷州大中正、镇南将军、尚书左丞，免职。后来又兼任太府少卿。授征南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在晋阳去世。追赠太常、殷州刺史。齐朝接受禅让后，又追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谥号文惠。《释情赋》（有序）

译单阏年、无射月，我承乏代理官职，在本省值班。面对九重宫阙的清幽严密，远望八重山岭的高峻，感叹时序更替而长久怀思，看到秋日爽气而忧虑。身陷樊笼的念头更加多，向往辽阔高远境界的想法也更加迫切。提笔含毫，心中有了思绪，便写成这篇赋。就像潘生的《秋兴》、王子的《登阁》一样。把它混杂在周代的宝玉中当作郑国的璞玉，把鱼目编列在隋侯之珠中；不敢自比于那些作者，大概也只是各自抒发自己的志向罢了。承受着高耸入云的层层屋宇，引导着积石山奔流而下的洪水。有马形之才而谋划辅佐虞舜，也有龙德之能而记载周代史事。于是辅佐赵国建立宏大的功业，后来在魏国藩屏之地悠然自得。上代成为四通八达的酒樽，前代贤人如同木铎传布教化。像豢龙氏的事业没有坠落，又像穷桑氏的世业代代相承。所以怀抱美玉、胸藏明珠，又培植兰草、栽种蕙草；有的人驾舟济世匡正时局，有的人退处闲居以终其年岁。希望不辱没先人，也料想能把这些事业留给后代。金册上文字繁盛，银绳所系的典籍清楚明白。清风忽然遥远，庚寅之年启发皇祖。遇到轩辕氏的教化正广泛施行，赶上周代天命更新。譬如龙虎相合，确实是山川降下神灵。像胜庭的五位杰出之士，又像不速而来的三位贤人。将要到来之时，欲望恰好协调，哪里还需要等到外在征兆出现？承受上天的宠爱而前来仪表天下，行走在康庄大道上施展力量。像乾元具有利贞之德，如坤卦四德中的方正坚实。对内辅佐本朝和谐治理，对外开辟疆土于异域。乘着紫色云气振奋羽翼，背负青天鼓动翅膀。既然公侯的爵位一定会恢复，也使庆贺的世绪融和昌盛。功绩同八凯一样显著，道德一同升入二宫。于是顺流而行直达大海，又借高山而成为嵩山。和班氏一样佩戴羽仪，与杨公一样共同承载德业。可是日月为什么这样快地流逝，引领寒暑相继终结。年少时便交付给晋国的会遇，孱弱之身却承继了先人的堂构。唉，我蒙昧无知而没有可取之处，所以告退舍弃仕进，不能赶上时机。已经落后而稍有成就，又臃肿迟钝而无所建树。对百炼精纯的品格感到惭愧，对十邑之地所需的忠信也感到羞惭。若不是珪璋般的特殊才能，哪里能轻易承袭芬芳美德？没有经过磨炼来使自己进步，怎能雕琢打磨而成就文章？我不同于宋子能写万字，也异于应生通晓五行。不请教石室中的学问，哪里能借阅晋皇的藏书？想求取班固、庄子的学问却不能成功，更何况蔡文姬的成就又怎能企望？四科之中尚未获得一科，进入三选又有谁肯许可？本来在梁、魏没有声名，所以也未曾听闻于陈、汝之间。身处玉石混杂之地而多有迷惑，居于显达和隐晦之间却与所处不合。既然对四方来至没有留意，哪里会有再次举荐的情意？虽然还没有成为衣冠士族，却还承有世代禄位留下的余绪。等同于渤海之鱼乘雁而行，又像九疑山〔字有疑误〕的鱼逃脱。身处江淮而不改变，对着朝廷和市井也能闲居。只是白白闭门来使自己的行迹安静，并不是谈论道理、著书立说。像季彦一样减少宾客来往，像太初一样谢绝朋友交游。正值正光年间皇帝临朝，实际上正是明皇垂拱而治的时候。他曾在太学询问政事，著文说君主与我年齿相若。叫阍人通报以求进见，于是终于登降朝廷。同崔る一同谒见皇帝，如同谢兼前来出仕。到了孝庄帝即位，天下大道便丧失，时局昏乱。水族群飞于大海，战火连烧于中原。拖着胶船渡水，像拿朽绳驾驭奔马。玉羊失去驾驭，金鸡也不复存在。国运忽然多难，横流的祸乱也刚刚开始。既已天下纷扰而四海沸腾，又有山岳般对峙、棋子般割据。看着三纲日益紊乱，见四维也无法维系。回顾茂草而伤心，看到无车可乘便思奋起。即使风雨昏暗如晦，光明的鸡鸣仍不停止。自从被牵制役使于宰执朝廷，实在对彼此都感到羞耻。身处下级官署而困顿劳碌，希望迅速奋起于泥滓之中。眷恋故乡而登高远望，惆怅之情触动了归乡之思。越过来流，击鼓▯，迎着北风而结▯，进入成都的旧宅，回望津门的旧扉。于是曲着手臂而不烦闷，确实抱瓮灌园而无机心。一边耕种来获得食物，一边养蚕来取得衣服。常常每日自我反省，也能三个月不违背正道。游心于仁义的精华，采撷坟典经籍的精微。确实因闲暇而修养拙朴，也从美好的肥甘中得到乐趣。到了句芒主持时令、姑洗居首的时节，阳光明丽而舒缓，柔弱的柳枝也依依舒展。鸟儿婉转鸣叫于庭院，花朵芬芳并飘落到窗牖。听来声音胜过笙簧，望去景色超过新妇。穿着已经制成的衣服自在游逛，希望借良辰暂且尽兴。于是铺席坐在田垄、倚踞石上，便长啸呼朋唤友。同浴沂水的五六人相聚，仿佛在洛水修禊的八九人。有人促膝而坐、互相扶肩，有人拿起笙吹奏、击鼓敲缶。宾客举起祝愿万寿的酒杯，主人回敬以祝寿千金。大家欢笑交谈，最终都获得欢乐，把这种礼仪传之后世而不朽。这大概就是先民所享受的快乐，也是我内心所坚守的生活。至于少昊为帝、庚辛居于星次之时，看着村落萧条，度过漫长寒夜。近处积聚着霜雾，远天升起空旷寥廓之气。思绪纷繁而绵长，仿佛临水又登山。幸而出游或许可以排遣，希望观赏波涛能够消除忧愁。于是拄杖缓步而行，有时捕鱼，有时耕田。在清溪中射取凫雁，在深泉里钓鲂鲤。张开宽大的帷幕，铺设长筵。斟饮浊酒，切食芳美的鲜物。在短促的弦柱上奏起《白雪》，在高张的弦上奉献《绿水》。吟赋《湛露》不停，歌唱《骊驹》而不愿回转。放荡于世俗之外，疏散于造化之间。人生应当及时行乐，姑且借此延长岁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我醒悟到柱下史的做法渐渐精巧，也听说首阳山隐士的行为实在笨拙。既为▯悬而惋惜，又为井水已清而自我悲伤。访求郑詹的格言，寻求季主的高论。离开简陋的门户，策马乘车，望着象魏宫门便投辔而行。穿着粗毛衣来从事政务，乘坐大车而进入官列。比起汗海，难以记述；譬如江河，也有亏缺。顾念身居重要之地而害怕责任深重，想到仰赖俸禄度日便惭愧难安。国运有如玉斗折断，时局忽然像金镜毁亡。起初蒙受尘乱而流离播荡，最终像猪一样流徙而居于郑地。那上天降下鉴戒，实在是下民请求天命的结果。正因经历艰难，才得以隆盛基业；据有深重忧患，才开启圣明。调奏《南风》而背负▯，居于北辰之位而治理政事。创立九畴所载的常伦，使平章之政遍及百姓。以绳契作比来论述踪迹，援引成、昭二王来比拟盛德。斟酌迁都镐京的旧典，考究迁都亳地的遗令。于是把四海都作为家园，开创七百年而增添祥庆。看见礼乐正在兴盛，确实是光辉华彩开始显现。百官按时各司其职，四门肃穆而清明。好比汉代得到贤人，又如周庭聚集众多士人。有人以匡正天下而任宰相，有人如周成王时十位辅弼成为栋梁。他们各自文武兼备，所以天得平、地得成。我这卑污之身，竟得以再次进入承明门。手持诏书如同执绋，头戴会弁像星辰一般。并不是巡行溃败之地来观井，实在是日夜警惕而心怀惊惧。

译我承接周任所说的话，采纳老子知足的道理。奉行光明的告诫而周旋，怀抱美善的谋略而相互联结。每当有偃息尘世的念头，常常想到宠辱之事。想着披散头发、抽去簪子，希望保全贞节、守住质朴。顾念疏广、疏受辞官后的徘徊，仰望申公而犹豫不前。希望鄙陋的志愿能够施展，或许微小的愿望能逢适当时机。歌咏《致命》而知天命可卜，吟诵归田之辞而知归隐有期。向帝城作揖而远去，与人间事务永远告别。击壤作歌颂，结草而嬉戏。援引巢父到颍水边嬉游，追随许由登上箕山。以沆瀣供作晚餐，以琼芝供作早食。同糟ㄤ混食而无所分别，混淆名分与实际而不加治理。放任言论，纵情任性，无忧无虑。鹪鹩有什么值得作赋，鸿鹄又怎么值得作诗呢！（《魏书·李顺附传》） 卷第三十四 ◎刘昶 刘昶，字休道，彭城人，是宋文帝第九子。元嘉二十二年，封义阳王，历任辅国将军、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元凶弑君自立后，加任散骑常侍。孝武帝即位，迁任太常，出任东中郎将、会稽太守。孝建初年，升任东扬州刺史。大明初年，征召为秘书监，兼领骁骑将军，迁任中军将军、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又出任前将军、江州刺史，征召为护军将军，转任中书令、中军将军，加任太常。前废帝即位，出任征北将军、徐州刺史。他害怕被诛杀，于魏和平六年前来投奔，授任侍中、征南将军、驸马都尉，封丹阳王。皇兴年间，授外都大官。太和初年，转任内都大官。加仪同三司，兼领仪曹尚书。升任中书监，建五等爵，封齐郡开国公，加号宋王。授使持节、都督吴越楚彭城诸军事，镇守彭城。太和二十一年去世，追赠假黄钺、太傅、兼领扬州刺史，备享九锡，谥号明。（按《魏书·刘昶传》说：“前后所上的表章，都是他亲自撰写的。”） ） ◇给宋前废帝上表请求安葬竟陵王刘诞 我私下听说，淮南王刘长死后，仍有人眷顾他的遗嗣；楚英布被流放诛戮，仍有人爱惜他的坟墓。这两件事都使臣子难以结交，却能开启两位君主的仁义；法律虽然已经定案，礼义有时仍可伸张人情。我看到故逆贼刘诞，声称起兵犯上，自取违逆天命之罪，受到刑罚杀戮，已在法典中昭然。但考察他毕竟忝列皇族，地位又位居诸侯之列，竟因一项罪名而终结一生，魂魄尸骸都不得宽赦。活着时同为宗室，死后却与普通小人无异，尸体旅葬杂处，坟墓也不加封树。如今岁月越过越久，罪过已经过去，经过其境便触景生怀，想到此事便伤目。陛下继承光明、登临帝位，天下都得以更新；大德正当施行，哀怜之恩没有谁能比得上。栾布在市中痛哭，义气足以冒犯雷霆；田叔受刑而不改志，立意要诛灭仇敌。何况是天伦骨肉，难道唯独没有感情吗？希望陛下考察前代成例，降下诏令申明赤诚之心，允许稍稍改变狭隘的葬礼，略微表彰其墓穴。这样朽骨也知道荣耀，九泉之下也能感受恩德。面对这封表章悲痛哽咽，言辞无法充分表达。（《宋书·竟陵王诞传》。前废帝即位后，义阳王刘昶任征北将军、徐州刺史，取道广陵，上表请求。诏令按庶人礼安葬，并设置守卫。）

译◇请求停止再次致书给宋主的表 臣本来生长在南朝伪国，寄身其中，和那里的人并无不同；后来执掌旌节出任州牧，官职列于台阁。上天厌弃刘子业，诛戮其同族，臣背离故国归附朝廷，事情使臣舍弃簪笏。臣的弟弟▯废黜侄子而自立，远近皆已知晓。骨肉至亲的情义难以夺去，作为臣子的礼法却没有相应先例；《棠棣》之诗所歌咏的兄弟之情可以修复，但越敬之礼尚未得到允许。臣若改写书信，便成了对他有两重敬意；如果仍按旧文修写，他又不会接受。希望圣上慈悲，停止让臣这次答复。（《魏书·刘昶传》。皇兴年间，显祖诏令刘昶给▯写信，▯不答，反责刘昶应以外臣之礼相待。不久又命刘昶重新给▯写信，刘昶上表如此说。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请求到边地戍守启 臣的本国不行正道，私下实行暴虐政治，既不能废黜昏君、拥立有德之人，也不能扶助安定危局，臣只得跋涉万里，投奔皇宫的庇荫，仰赖上天慈恩，才保全性命。然而大耻尚未洗雪，痛苦惭愧缠绕内心。恰逢陛下开始整顿校正政务，希望陛下施加曲意恩典，把臣安置到边地戍守，招集遗民，以雪个人的耻辱。即使臣死去，也如同仍活着一样。（《魏书·刘昶传》） ◎王睿 王睿，字洛诚，太原晋阳人，居住在姑臧。兴安初年，擢任太仆中散，迁任太卜令，兼领太史。承明初年，文明太后临朝，越级升任给事中、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封太原公。太和年间，迁任尚书令，进封中山王，加镇东大将军。去世后追赠卫大将军、太宰、并州牧，谥号宣王。◇病重时上疏 臣听说，对君主忠诚的人，到临终时节义才最为显著；孝敬父母的人，临近死亡时淳厚的诚心仍然显露。所以诸葛孔明在军中去世，仍不忘保全蜀国的谋划；曾参病重，心中还存有劝人为善的益处。臣虽然平庸昏昧，怎敢忘记前贤的高尚德行。臣承受天地覆载的恩德，蒙受造化生成的恩惠，年少时渐受风教训导，二十岁时便接受道德教化。臣在清明的朝廷任职，至今将近三十年；承受先帝非同寻常的眷顾，又蒙陛下超常的宠遇。于是臣得以与功臣旧臣并列，入内侍奉帷幄，爵位列于诸王，官位跻身上等，从容听闻治道，参与知悉国政。本想竭尽力量和性命来报答所受恩德，没想到事情与心愿相违，忽然患上重病。陛下多次屈驾亲临慰问，使臣一生都感到荣耀恩洽，恩惠还流及身后；臣的犬马之诚，永远铭记而无以报答。如今病势更加沉重，恐怕一定不能痊愈，伸长脖颈遥望宫阙，终日哽咽眷恋。仰仗皇上的造化之恩和往日深厚的眷顾，斗胆陈述臣管窥般的愚见。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大略有五项：第一，慎重使用刑罚；第二，任用贤能；第三，亲近忠信之人；第四，远离谗佞之徒；第五，实行黜陟。刑罚严明，奸邪就会止息；贤能得到任用，功绩就会显著；亲近忠信之人，听见和看见的事情就会明察；远离谗佞之徒，猜疑离间就会断绝；实行黜陟，贪婪苟且的人就会改过。因此，敬慎怜恤而施行刑罚，记载在《唐典》中；能够知人就是圣明，但这是帝王最难做到的事。《周书》留下崇尚德行的文字，汉代史书列举防止奸邪的议论；考察幽明、辨别善恶，是先王的重要典章。何况天下八方已经广阔，远近情势各不相同：安抚荒远边裔，应以宽厚诚信相待；安定中原地区，应以明察简约施恩。怜悯救济孤独之人，赈济施舍困穷之家，登记功臣旧勋，赦免轻罪，减轻徭役，减少赋税，修建福业，禁止过度的淫祀。希望陛下在听政之余，赐暇阅览考察。使子囊的忠诚在当今再次得到申明，使将要坠落的志愿得以在圣明时代发挥作用。（《魏书·王睿传》） ◎王椿 王椿，字元寿，是王睿的儿子。历任秘书中散、羽林监、谒者仆射。正始初年，授中散，出任太原太守，加镇远将军，因事获罪免官。正光年间，征召为将作大匠，坚决辞让。孝昌年间，授右将军、太原太守。孝庄帝即位，封辽阳县子。不久进封真定县侯。授华州刺史，转任使持节、散骑常侍、殷州刺史。长广王元晔建号时，授都官尚书，坚决辞让。永熙年间，代理冀州政务。不久授车骑将军、瀛州刺史。天平末年，任期届满返回故乡。兴和二年去世，追赠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太尉、冀州刺史，谥号文恭。◇上疏向孝武帝进谏 臣恭敬地接受诏书，诏书说风雹显示天威，上天因而震动眷顾，向群臣征求直言，向四海询问舆论。皇上的心意忧切，已充分写在诏书之中；臣恭敬承受而又惶恐感动，内心无所安置。臣私下想，陛下开启帝业、顺应时机，驾驭万物，承受帝王艰难的命运，继承危急的国统，日落还顾不上吃饭，天未明便起身求衣，使上帝降临人间，怜悯百姓如同身陷荼蓼之苦，永远救济沟壑中的穷民。然而沧浪之水降下灾异，成为中秋时节的祸害。上帝明察临照，灾异的发生必有其意义，并非徒然。臣私下认为，风象征号令，是皇天用来显示威严的；冰雹是气机激荡，阴阳有所争斗。大概是施行政令不合时节，宽缓与急切失去适中的缘故。过去及时雨润泽千里，实在是由于祭祀教化的诚心；炎热的太阳退避三舍，难道不是善言劝谏的力量吗？天谴不会无故发生，征兆也不会错误应验，谁说苍天高远而不可知，实际上它与人事相符。希望陛下留心详细阅览，凝神远察，礼遇贤者、擢用士人，广泛推举并慎重任官，提升沉滞有怨的人才，赈济穷困、减省劳役。使如滋水没川般的贤士都能位居朝廷右列，使如丹青般足为仪表的官位不再虚置。使监狱中绝无五毒之民，使计算日影的官署停止千门的无益费用。高大庄严的官署里，不再有怀才不遇的人；忧惧孤苦的人，都承受酒帛的恩惠。这样万物就会显现复苏，人们知道安宁太平；徐徐奏起《薰风》之曲，不必再歌唱《鸿雁》之歌，岂不是天人都大为幸运、鬼神也全都欣喜吗？（《魏书·王睿附传》） ◎韩秀 韩秀，字白虎，昌黎人。文成帝时，任尚书郎，赐爵遂昌子，授广武将军。献文帝即位，转任给事中，参与征南军事。太和初年，迁任内侍长。后来任东平将军、青州刺史，代理渔阳公。◇关于把敦煌迁到凉州的议论 这是使国土收缩的事情，不是开明之士应当赞成的做法。臣愚昧地认为，敦煌设镇由来已久。虽然土地邻近强寇，但当地士卒一向熟悉战事，即使有奸人盗窃，也不能造成危害；按常规设置戍守，足以自保。向前可以截断北狄窥伺的道路，向后可以堵塞西夷窥视的通道。如果迁往姑臧，恐怕人心会产生异志。有人贪恋留下、重视迁徙，内心不愿迁移；一旦引来敌寇入侵，便会成为国家深重的祸患。况且敦煌距离凉州有一千多里，舍弃远处而迁就近处，遥远地区的防御就会出现缺漏。一旦废弃敦煌，便会开启戎狄的野心，使夷狄彼此勾连、互相往来。恐怕凶恶之徒结盟，侵扰凉州土地以及附近各戍所，那么关右地区将荒乱不安，烽火警报不断，边防劳役频繁兴起，艰难局势只会更加严重。（《魏书·韩秀传》。延兴年间，尚书上奏说敦煌一镇处于遥远的西北，敌寇往来的要冲，恐怕难以固守，想迁到凉州。群臣会商，都认为可行，只有韩秀认为不妥。） ◎薛虎子

译薛虎子，代人。太安年间，任内行长，掌管各曹奏事。太后临朝后，出任枋头镇将。后来授平南将军、相州刺史，未赴任。太和二年，承袭父亲野猪的爵位河东公。出任彭城镇将。授开府、徐州刺史。太和十五年去世，追赠散骑常侍、镇南将军、相州刺史，谥号文。◇上表请求实行屯田 臣听说，金城汤池般的坚固防御，没有粮食便无法守卫；韩信、白起般的勇猛，没有粮食也无法作战。所以自从用兵以来，没有不先积聚粮食、然后图谋兼并的。如今江左尚未归顺，鲸鲵般的逆贼等待诛戮；如果不把粮食储积在彭城以增强丰沛地区的实力，将凭什么拓展平定江关、扫平衡山和霍山呢？臣私下考虑，镇中的士兵不少于数万人，每人随身携带作为军需的绢十二匹，自行使用，没有统一的供给标准，未等到替换的士卒到来，便免不了饥寒。就公家而言，这没有丝毫收益；说到个人利益，横加耗费也还不够。这不是所谓纳民入轨、公私相益的办法。徐州左右，水陆交错，土地肥沃，清水、汴水贯通，足以充分引水灌溉，其中良田有十多万顷。如果用军绢买牛，分派给戍卒，计算牛的数量，足以得到一万头。兴办公田，必定能大获粟稻。一年之内，暂且可以供给官府粮食；让一半士兵耕种，剩余士兵仍然很多，可以一边耕作一边守卫，不妨碍捍卫边境。一年的收获，超过十倍绢帛的价值；短时间的耕作，足以充当数年的粮食。此后军需只需依靠内库，五年之后，谷物和布帛都会充足有余。不仅戍守士卒有丰足饱食的资粮，国家也拥有吞并敌人的力量。从前杜预在宛、叶屯田而平定吴国，赵充国耕作西零而使汉朝强盛。臣虽然才识远不如古人，但既然任职边守，希望竭尽微薄之力，如尘露般有所增益于山海。（《魏书·薛野猪附传》。薛虎子任徐州刺史。当时州镇戍兵的军需绢帛由自己随身携带，不纳入公库，任其私用，常常苦于饥寒。薛虎子上表。） ◇上疏请求宽减并省去征调 臣听说，先王建立不可更改的法则，万代都承袭它；圣明君主留下不可磨灭的制度，千百年都共同仰望。臣恭敬地想，陛下的道德恩泽遍及众生，恩惠与造化同等，仁德所覆盖之处，功业超过前代贤哲。陛下远取古代典章，留心治理之道，革除前代君王的弊法，申明当今适用的制度。确定贡赋的轻重，均衡品秩的厚薄，希望使百官足以代替耕作谋生，使编户百姓享有多余的积蓄。如此高大光明，实在不可估量。臣私下考察居住边地的百姓，蒙受教化的时间还短，戎马所需的资费一向微薄。小户人家只有一个壮丁，计算一年征调的费用，竟有七匹缣。去年征收时无法足额交纳，有人卖掉田宅，有人抵押妻子、卖掉儿女，呻吟于道路之上，实在不忍听闻。如今淮南百姓思慕圣明教化，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归附，十户中有九户如此。恐怕他们听说赋税沉重，又产生进退两难的心情。这不仅会损害皇朝盛大的声威，恐怕还会伤害他们仰慕仁义的诚心。况且臣所居之地与南方相连，百姓的去留意向，臣确实熟悉。尤其应当宽减省略，以招来尚未归附的人。小郡太守所管不过几户，每次请求只征六尺绢，一年还不到一匹。既然把他们交给边地防守，就是取其必死之志；对待效命的士卒如此重视，又何必吝惜君主的一点轻微负担？如今颁布的制度已经施行，公布于天下，不应违抗触犯，以致扰乱朝廷法令。只是臣过分承受私人恩宠，充任藩岳之职，处在有忧患和责任的地位，怎敢不把一切都说出来。（《魏书·恭野猪附传》） ◎孔伯恭 孔伯恭，魏郡邺人。文成帝时，任给事中，赐爵济阳男，加鹰扬将军。出任安南将军、济州刺史，进爵成阳公。入朝任散骑常侍。献文帝初年，进号镇东将军，任彭城镇将，封东海公。皇兴三年去世，追赠镇东大将军、东海王，谥号桓。◇告谕下邳、宿豫城中守军的书信 刘▯肆意行逆，罪恶滔天，不知鉴察上天的命令，还以为国家灭亡后可以复兴，以为长江可以凭恃，竟敢派张永、周凯等率领这群蝼蚁般的军队，送死于彭城。大军尚未抵达，逆贼首领便已奔逃溃败。如今乘此机会迅速进兵，应当屠灭这座城池，进而平定吴会，慰问百姓而讨伐罪人。幸而及时投降归顺，自求多福吧。（《魏书·孔伯恭传》） ◎穆亮 穆亮，字幼辅，起初字老生，代人，是太尉、宜都公穆崇的玄孙。献文帝时任侍御中散，娶中山长公主，授驸马都尉，封赵郡王，加侍中、征南大将军，改封长乐王。孝文帝即位，授泰州刺史，征召为殿中尚书，迁任征西大将军、西戎校尉、敦煌镇都大将。改任征南大将军，兼领护西戎校尉、仇池镇将。征召为侍中、尚书右仆射、司州大中正。迁司空，兼领太子太傅。迁武卫大将军，代理中军事务。授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改封顿丘郡开国公。宣武帝即位，迁定州刺史。不久授骠骑大将军、尚书令，转任司空。景明三年去世，追赠太尉，谥号匡。

译◇请求孝文帝居丧期间节制哀痛的表 帝王居于极尊之位，至尊至重，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怀柔众神。因此古代圣明君王制定礼制、成就政务，施行政令、建立治理，必定顺应天意然后行动；宣布法令、垂示规范，也必定依照典章然后施行。这样才能使四时运行不差，阴阳调和畅达。如果有错误的举动，即使罪过细微，灾咎也会聚集。所以大舜极其仰慕父母，相关事迹发生在入山之前；孔子极为圣明，居丧也没有超过因过度哀伤而消瘦的限度。《尧典》称颂稽考古道的美德，却没有记录服丧中的痛苦；礼制详备地规定诸侯之丧，却没有规定天子居丧的形式。虽然有上达天听的言论，却没有看到关于天子居丧的典制。既然如此，地位尊贵的人应为天下而屈抑自己，处于圣人之位的人应通达天命而忘却个人感情。臣恭敬地想，陛下的至德与天地相参，恩惠遍及河海，宣明礼制、彰显刑法，一举一动都遵循古代法式。如今因为至孝的悲痛，服一年之丧，练祭之事已经结束，号哭哀慕却如同刚开始一样。陛下以至高尊贵的统治者身份，采用与百姓相同的制度，废弃越绋出行的大礼，缺失宗庙祭祀的旧有规范。这实在是因为文明太皇太后的圣明谋略超过古人，恩惠教诲深厚至极，想报答她的恩德如同昊天无极；相比前代，哀戚实在过重。这难道是所谓顺从上帝法则、约束自身而随从众人吗？陛下既是天地所生的儿子，又是万民的父母。儿子过于悲哀，父亲就会为他憔悴；父亲过于忧戚，儿子也会为他忧伤。近来臣有幸蒙陛下接见，咫尺之间看到冕旒之下的圣容因哀伤而憔悴，惊骇感动无有止境；何况神灵至为灵验，难道不会很快损伤和气，轻微地导致风旱灾害吗？《尚书》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如今一人过度哀伤，百姓又将依靠什么呢？群臣因此跌倒陨越、震惊恐惧，天下因此危险惶恐、战栗不安，百姓仰望君主，怎能不忧虑；嘉禾又凭什么播种生长？希望陛下上承金册中的遗训，下合亿万百姓的心意，时时改穿较轻的丧服，屡次进食平常的膳食，修治崇奉郊祀，向各方施行恩惠，时常乘车出行以解除忧烦，广泛采纳意见以疏导性情，停止无益的眷恋，施行有利于显明德行的政事。这样吉祥征兆就可以招致，美好感应一定会到来，礼教和孝道同时得到宣扬，孝与慈兼备，天下普遍蒙受恩惠，所有生灵都极其幸运。（《魏书·穆崇附传》。文明太后去世，已经过了一个多月，高祖仍因哀毁而极度消瘦，穆亮上表。） ◇奏请七庙不应缺少一庙 天下太平的盛会，事情正在今天。推尊功德、改定谥德，确实如同圣明诏旨所说。但七庙的祭祀，完备施行已经很久，不应缺少其中一庙，空空等待将来。臣等愚昧地认为，应当依照先代尊奉祭祀的制度施行，以便垂示成文、留给后世。我们的心意就是如此，不敢不说。（《通典》作“俚衷如此”。）（《魏书·礼志》一。太和十五年四月，改建太庙。诏令缺一庙，暂时无主而自行等待。司空公、长乐王穆亮等上奏进言。又见《通典》四十七。） ◇上言赞同李彪关于魏朝以水德为次序的议论 臣等奉诏，共同讨论中书监高闾、秘书丞李彪等二人所议论的皇魏继承次序。尚书高闾认为，石国承接晋为水德，燕承接石为木德，秦承接燕为火德，大魏承接秦为土德；都是因为各自占据中原，把这看作获得正统的征兆。皇魏建立国号时，事情接续于秦朝末年；晋既然灭亡，天命就在我朝。因此因中原有所归属，便承接晋而来。李彪等根据神元皇帝与晋武帝同时，桓帝、穆帝仍然修好旧交；从平文帝开始，直到太祖，与秦、赵抗衡，最终平定慕容。晋的国祚终结于秦地一带，大魏兴起于云中、朔方。根据汉朝抛弃秦而承接周的意义，认为皇魏承接晋为水德。两家的议论，大致如此。臣等谨慎地共同参酌评论，臣等认为，皇魏世代称王于北方玄朔之地，下及魏、晋，赵、秦及前后燕，虽然占据中原，但德运国祚短浅，若一并推尊叙述，理上并不妥当。况且国家积累德行而绵延长久，道德光辉万载。李彪等主管东观，详细考究图籍史书，他们所依据的道理难以驳夺。如今想采用李彪等人的意见，宜当承接晋而定为水德。（《魏书·礼志》一。太和十四年，高闾议论魏承秦为土德，李彪、崔光议论魏承晋为水德。） 太和十五年正月，长乐王穆亮与陆睿、王元孙、冯诞、游明根、邓侍祖、李恺、郭祚、卫庆、封琳、崔挺、贾元寿等上言。◎穆绍 穆绍，字永业，是穆亮的儿子。太和年间，授员外郎，在东宫侍奉讲学，转任太子舍人。娶琅邪长公主，授驸马都尉、散骑侍郎，兼领京兆王元愉文学。宣武帝即位，迁通直散骑常侍、高阳王元雍友。承袭父爵顿丘郡公，进任散骑常侍，兼领主衣都统。迁秘书监、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卿，又迁卫将军、太常卿。授中书令。孝明帝时，转任七兵尚书，改任殿中尚书。授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中书监，又任侍中，兼领本邑中正。加特进、仪同三司。后来离职。孝庄帝时，授尚书令、司空，进爵为王，仍加侍中。不久降为王，恢复原有爵位。普泰元年去世，追赠太保、冀州刺史，谥号文献。◇关于皇太后车驾的议论 考察《周礼》，王后的五种车驾是：重翟车用锡饰，配朱色总带；厌翟车有勒面、绘饰和总带；安车有雕饰车面和▯总带，这三种车都有帷盖；翟车饰贝于车面、系组带，设有握；辇车用组带牵引，有た，覆羽盖。重翟车，是王后随从君王祭祀时乘坐的；厌翟车，是王后随从君王宴飨诸侯时乘坐的；安车，是王后朝见君王时乘坐的；翟车，是王后出宫采桑时乘坐的；辇车，是王后在后宫中乘坐的。臣等谨以为，《周礼》是圣人制定的不可磨灭的典章，其中关于礼仪的文字尤其完备。孔子说：“如果有谁继承周朝，即使一百代以后的制度，也可以知道。”正是因为周礼的法度不可逾越。由此说来，后世帝王的车服典章，大多取法周制。虽然文质随时代有所变化，车名应当保存，雕饰即使不同，礼制的道理也不应完全舍弃。如今圣明皇后临朝，亲自阅览众多政务，车驾的制度应当符合完备的典礼。臣等学识不足以通晓经义，忝列末席参与议论，只能率直陈述浅见：应当准照《周礼》，完备制造五种车驾，雕饰制度则随时势增减。（《魏书·礼志》四。熙平元年六月，太常卿穆绍、少卿元端、博士郑六、刘台龙等议论。） ◎公孙睿 公孙睿，字文叔，燕郡广阳人。起初任东宫属吏。献文帝时，迁仪曹长，赐爵阳平公。后来任南部尚书。去世后追赠安东将军、幽州刺史，谥号宣。◇奏请制定宫殿名 臣听说，至尊至贵，没有什么比帝王更尊崇；天人自我谦抑、收敛光芒，也没有什么比谦光更大。臣恭敬地想，陛下亲具唐尧、虞舜的德行，存养道心、颐养精神，逍遥于万物之外，宫殿的名称应当符合圣明的旨意。臣愚昧地认为，宜命名为“崇光”。（《魏书·公孙表附传》） ◎韦珍

译韦珍，字灵智，京兆杜陵人。起初任京兆王元子推的常侍，转任尚书南部郎。孝文帝即位，授左将军、乐陵镇将，封霸城子。移镇比阳，因功进爵为侯。不久任源怀卫军长史，转任齐郡王太保、长史。迁显武将军、郢州刺史，进龙骧将军，加平南将军、荆州刺史，后免官。起用为彭城王元勰中军长史，授建威将军，代理鲁阳事务，加中垒将军。宣武帝即位，授中散大夫，加镇远将军、太尉谘议参军。永平元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谥号懿。◇晓谕淮源蛮人 天地的明灵，就是百姓的父母，哪有父母甘愿吃自己孩子的肉呢？从今以后，都应当用酒和干肉代替。（《魏书·韦阆附传》。淮源旧有祠堂，蛮人的习俗一向用活人祭祀，韦珍于是晓谕告诫他们。） ◎成淹 成淹，字秀文，一作季文，上谷居庸人，是晋代侍中成粲的六世孙。家居北海。宋前废帝时任辅国府参军，明帝任命他为员外郎，代理龙骧将军，兼领军主。魏皇兴年间，投降慕容白曜，入朝授兼著作郎。太和末年，授羽林监，兼领主客令，加威远将军，掌管左右都水事务。宣武帝即位，加右军号，又授骁骑将军，加辅国将军。景明年间，授平阳太守。去世后追赠光州刺史，谥号定。◇请求追究慕容白曜冤案的表 臣听说，开拓疆土、创建国家，实在是良将的功劳；褒扬德行、酬报功勋，是圣明君王的职责。从前姜太公手执铙钺，开创周朝兴盛的基础；韩信手持旌节，兴起大汉宏伟的事业。所以赏赐超越当时，名声流传后世。如果边境之外功业已经成就，朝廷内部却产生流言，君主心生猜疑，良将就会心怀恐惧；乐毅因此背离燕国，章邯因此投奔楚国。至于邓艾怀有忠心，假传诏命安定国家，赤诚之心光明清白，幽明之中人人都看见，却横遭屠戮，实在可悲。及至杜预伐吴，奋不顾身，漂渡万里长江，顺应时机直捣敌境，使孙皓君臣成为押送灵柩的人回到洛阳。大功刚刚建立，谗毁的书信便接踵而至，朝廷内外相互应和，罗织罪名的谣言即将形成；如果没有晋武帝的明察，也几乎要遭遇颠沛了。每次读到这些事情，常常为之痛心。圣明的君主，实在应当深加察辨。臣恭敬地看到，故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济南王慕容白曜，祖父和父辈相继资历显赫，世代为东部夷族首领；正值皇朝声威广布，他便奉献节操，归为臣属。白曜生长于王国，接受道德教化，爵位列于上等，官位升至常伯。天安初年，江阴的夷族和楚地之人，竟敢抗拒王命，三方阻兵，连城对峙如山岳。海岱地区的百姓，翘首盼望救援。圣朝于是顾念南方，思图拯救荒乱百姓，在朝廷中大举商议，显著举用名将，百官异口同声，都说只有白曜最合适。于是推举白曜，委以诚心，授予专任征讨的职责，统率十万军队，持节钺镇守一方。他的威势压过黄河、济水，淮、徐地区震惊恐惧；军队从无盐出发，申纂便俯首受死。济北、太原同时崩溃；麋沟、垣苗接连奔逃。等到军旗向东扫荡，道固便衔璧投降，盘阳、梁邹则袒露上身请求归命。当时东阳尚未平定，人心都在考虑去留。沈文静、高崇仁拥兵不朝，煽动骚扰边境；崔僧佑、盖次阳、陈显达在淮海一带联合用兵，水陆战锋同时发动，举着旌旗而来，谋求援助青州、齐地。士民汹涌不安，无不向南观望。当时兵役已经长久，人人都有归乡之心，而白曜对外宣扬皇朝恩威，对内竭尽谋略，亲自披甲戴胄，与士卒同甘苦，安抚刚刚归附的人，向他们显示厚重恩惠。三军都感受到赠送绵衣般的温暖，新归附的百姓欣喜于使他们复苏的恩泽。于是使崔僧佑带领部众停止军旗，在军门前表示顺服；文静、崇仁弃城逃入海中；次阳、显达望见军队声势便向南奔逃。声威震动江、吴，风行草偃般使荆、汉地区归服。等到青州平定，文秀反绑双手投降，海上风波平静，三齐地区全部平定，遥远的东南从此永远归属国家。这样使天府之地接受六州贡赋，使济水、泗水一带停止烽火警报的忧患，开启在岱宗举行封禅的谋划，建立山川望秩的礼制。这实在是宗庙神灵保佑、神明谋略所授，但其中也有白曜的力量。等到妖氛阴翳已经消尽，爵位任命也更加隆重，荣光照耀当时，声誉日益远播。然而百姓憎恨他的上司，妄自产生责怪和嫌隙；又因他的功劳太高，散布流言来迷惑听闻。巧诈虚伪扰乱真实，朱色和紫色难以辨别；伤残创伤尚未痊愈，便全家遭到屠戮。如此鸿大功勋、盛美德行，竟被轻蔑地抹杀而无有间隙。有识之士，谁能不感到凄怆？臣认为，白曜在王朝中登记功名，多次承受荣耀授命，历任内外重要官职，世代承传忠贞美德。他手持钺节开拓藩疆，挫败敌国，开辟千里疆土，攻拔十二座城池；辛劳于戎旅之中，奔波于矢石之间，登临锋刃、践履危难，志在平定祸乱。等到困难已经平除，自己享受高等赏赐，接受封赐的河山，与国家同荣辱共升降；到六十岁时，恩宠已经达到极点。观察他的立功，足以说明时运，难道还容许侥幸，更求取非分之望吗？况且当时国家的士卒战马屯集在京城以南，跨州连镇，势力如云山高岳。各处主将骁勇强健，按剑驻守所在之地，无不以身殉忠、为难死节、效命于时。白曜足以知道，这些人绝不可能生出非分之心。何况僭逆之人阻兵作乱，经营岱地而厌恶动乱；加上王师仍不断出征，州郡被屠毁分裂，齐地百姓疲劳困顿，精神胆气全都丧失，残亡余烬般的众人无法谋求生存，离散败亡的百姓更不能谈论勇武。白曜果断刚毅、熟悉军事，通晓军势，难道不知道士民不可倚仗、将士也不会与自己同心吗？他凭借强兵之势，利用涂炭中的百姓，竟想建立非同寻常的事业，这是愚夫都不会做的事。由此推断，事情的真相就可以知道了。臣恭敬地想，陛下的圣明如天，凭仁孝治理天下，声威冠绝宇宙，道德超过百王。开国以来，凡有罪犯处以极刑而不得收葬尸骨的人，都听凭收葬。这种造化般的恩德，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然而白曜旧日功劳很高，却遭祸覆亡，名声被毁，国家灭亡，爵位官命也无人承继。天下百姓全都共同哀怜他，把他与其他流亡之人相比，应该有所区别。希望陛下发扬日月般的光明，彰明功臣的功绩，施予天地般的恩惠，慰藉僵卧尸骨的魂魄。使他能够合棺安葬、确定谥号，死后仍有余誉。选取他的近亲中才干足以驱使的人，赐予微薄爵位，使他的绝嗣得到承继。这样向前可以奖赏劝勉后来的将领，向后可以彰显国家的恩泽。使生者承受莫大的恩惠，死者得到骨肉相继的恩泽，难道不是美事吗？臣仰望圣明，希望陛下充分明察；臣狂妄浅陋的话，恭候刑法裁处。（《魏书·慕容白曜附传》） ◎邓宗庆 邓宗庆，安定人，是秦车骑将军羌的第四代孙。起初任中书学生，历任中散。迁尚书，加散骑常侍，赐爵定安侯。转任典南部。进爵南阳公，授安南将军、泾州刺史，改封赵郡公。转任徐州刺史。因妻子韩氏施行巫蛊之术获罪，邓宗庆也伏法被诛。◇奏请采集京南山的青碧石柱 乡郡百姓李飞、太原百姓王显此前上报说：我们到京城南面的山中采药，走到游越谷南岭下，看见青碧色石柱数百根。奉诏查验，称所见青碧石柱，长的有一匹那么长，彼此相接向上；有的方圆一尺二寸，有的方圆一寸，四面棱角都很整齐。数量既多，无法全部计算，请交给作曹采用。（《魏书·灵徵志》下。太和元年十月，南部尚书安定侯邓宗庆上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枚〕

译卷三十五 李崇 李崇字继长，小名继伯，是梁国蒙县人。（《北史》作顿丘人。）他是文成元皇后第二个兄长李诞的儿子。被征召授任主文中散，承袭陈留公爵位，任镇西大将军。孝文帝初年，代理梁州刺史，不久任荆州刺史，镇守上洛。回朝后授任兖州刺史，后来按例降为侯，改授安东将军，代理都督右翼诸军事。入朝任河南尹。不久又任梁州刺史。宣武帝即位，征召任右卫将军，兼任七兵尚书。不久加授抚军将军，正式任尚书。转任左卫将军、相州大中正。另封魏昌县伯，进号镇南将军，转任中护军。授征南将军、扬州刺史。延昌初年，加授侍中、车骑将军。熙平年间，进号骠骑将军、仪同三司。不久授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进任中书监、右光禄大夫，出任定州刺史。征召授尚书左仆射，升任尚书令，加授侍中、开府、北讨大都督。后来被免职。又任徐州大都督，改授相州刺史。孝昌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追赠司徒、雍州刺史，谥号武康。后来又追赠太尉。请求减少佛寺工程材料以修建学校的奏表 我听说，世室、明堂在周、夏两代显赫；两座黉宫、两所学校，在虞、殷时期兴盛。因此用宗庙配享上帝，彰显至高无上的威严；向天下宣示教化，显示效法上天的法则。供养老年人以询问正言，教育年轻士人以传授典章制度，所以能够使国家长久存在，使美好的声名流传万代。孔子因此称赞说：“巍巍啊，它取得了成功；郁郁啊，它有礼乐文章。”这就是它的盛大。到了秦朝灭亡以后，政治失去正道，坑杀儒生，毁灭学校，以此蒙蔽百姓。国家没有学校教化的风气，乡野却有不合时令的劳役，所以九州分崩离析，国祚只延续到二世。汉朝兴起以后，重新修明儒术；文帝、景帝以后，礼乐再次彰明，教化达到太平，政治几乎到了刑罚废置的境地。因此西汉京城有六学的美盛，东汉京城有三学的盛况，无不文采纷呈、光辉灿烂，声名流传不息。到了魏、晋，接连发生乱事，兵革之中，学校仍未断绝，遗留下来的文章灿然可观，足以与前代并驾齐驱。我仰念高祖孝文皇帝，天生禀有圣德，以道理映照古今，迁都驾临嵩山、黄河之间，使函谷关、洛阳成为光明之宅；仿效唐、虞来改革礼仪制度，规取周、汉来创制新的典章；在乡里设置学校，敦促郡国学习《诗》《书》。使谦让的礼节广泛传播到偏僻之地，歌咏的声音响彻狭隘鄙陋的地方。然而当时事业刚刚开始，工程繁重，战车屡次出动，无暇多有成就，弓箭收起后也未能继续完成。世宗继承帝位，继续遵循先帝遗业；永平年间，大兴土木建筑，后来又遭遇水旱灾害，战事在郊外发生，工程虽然已经堆土成山，却还差最后一筐土而停下了。我私下认为，迁都中原以来，已经将近二十年了。然而明堂礼乐的根基，竟然荒芜在荆棘丛中；学校培养德义的基础，空留下牧童的足迹。城墙、护城壕的重要工程，缺少砖石修筑；高大城堞作为显著标志的要地，也少有楼台亭榭的装饰。再加上风雨逐渐侵蚀，渐渐导致毁坏坍塌。又有各府寺刚开始营建时，颇为壮丽美观，然而从建成至今，再没有修缮，厅堂屋宇凋敝朽坏，墙垣倾颓破损，这些都不是所谓追崇宏伟堂宇、作为天下典范的做法。我听说朝廷议论，认为高祖大规模建立华夏基业，功德可与周文王相等，准备建明堂祭祀，使他配享上帝。如今如果基址房屋不修，仍与丘陵沟壑相同，即使高祖神灵来享祭，国都南郊却没有相应的礼制设施，那么宗庙祭祀的典章就只有名声而没有实际内容。这正是臣下不能安宁、亿万百姓失望的原因。我又听说，官府设置职官、授予有才能的人，是为了任用他们办事；事情既已交给他们办理，就应以俸禄酬报。这样，上面不会有官员尸位素餐的讥讽，下面也不会有空占职位而不做事的诋毁。如今国子学虽然有学官的名义，却没有教授的实际，这同兔丝、燕麦有什么区别，同南箕、北斗一样，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从前刘向说过：“君王应当兴建辟雍，陈列礼乐，用来教化天下。礼乐是用来养育人的，刑法是用来杀人的；可是主管官员殷勤请求制定刑法，至于礼乐，却说不敢做，这就是敢于杀人，却不敢于养人。”我认为当今天下清平，九州安宁，治理国家的重要事务，理应优先营建学校。如果再拖延下去，刘向的话就要应验了。但事情不能同时兴办，必须有所取舍。按我的愚见，应停止尚方制作奢靡器物的工程，适当减少永宁宫的土木工程，同时停止瑶光宫所需材料和瓦片的劳作，并分出一部分石窟雕刻的劳力，以及其他不急迫的劳役，利用春、夏、秋三时农事空闲，修建这几项工程。使辟雍的礼制重新兴盛，调习诵读的声音焕然重现。精美的楼台、高大的城墙，在外面显得庄严雄壮；槐宫、棘宇，在里面显得显赫华丽。宣扬道义，彰明法令，重新遵行乡饮酒礼，勉励各郡兴办学校，精心考核经学功课。这样，元凯那样的人就能从上等学校中得到，游夏那样的人就能在下国培养出来，难道不是美事吗！我确实知道佛理深奥玄妙，是有识之士所尊奉的；然而同治理国家的要务相比，也可以暂缓一些。如果使魏朝政治兴盛安定，君主专心于康宁，到那时再经营佛寺，也不算晚。（《魏书·李崇传》） 奏请重新审议、汇集讨论并改定公孙崇所调音律 此前承奉诏旨，命兼任太乐令的公孙崇重新调定钟磬等乐器的音律，并将他的书表交给外廷考察，登时依照诏旨办理。八月初，我们到官署集合商议。只是六乐的内容深奥，五声的道理精妙幽远。至于孔仲尼那样学识渊博的人，尚且会因音乐而忘记滋味；吴札那样善于听乐的人，才可以谈论辨析。自此以后，再没有人能详尽了解。如今这项工作刚刚草创，全部都没有穷尽理解；即使略有诘问讨论，也完全没有研究周详。正想要斟酌纠正淫滥的音调，制定规范留给后人，怎么能容许草率试行一次，便把它载入史册呢？现在请依照从前召集的官员，并召集博闻通学之士，再进行一次集体讨论，考察其中是否恰当，深入研究音律，辨别衡量其尺度。如果可以施行，再另行上报请示。（《魏书·乐志》。正始元年十月，尚书李崇上奏。） 辞谢北伐的启奏 臣实在没有才能，却承蒙陛下特别宠遇，身居职位反而妨碍贤才之路，于是充任北伐将领。只是徒劳将士，未立功勋便返回，使圣朝蒙受惭愧和辜负，至今没有停止这种愧责。臣因六镇处在幽远边地，与贼寇相接，击柝和报警的声音，整月不曾断绝。州的名位比镇略高，以为这样确实可以使对方心悦诚服，使声威教化日益传播，细微尘埃也能远离边塞。哪里敢引导这种凶恶的源头，开启滋生贼心的机会！臣所负的罪过，死后仍有余责。幸逢陛下仁慈宽厚，赐臣保全首领。如今又派臣北行，正是报答恩德、改正过错的机会，我不敢推辞。只是臣年已七十，自己知道年老多病，不能在战场上任事，更希望陛下任用英俊贤能之人，在盛世建立功业。（《魏书·李崇传》） 李平 李平字昙定，是李崇的堂弟。太和初年任通直散骑常侍，承袭父亲李嶷的彭城王爵位。后来按例降爵为公，授太子中书舍人，升任散骑侍郎。出任长乐太守。授冀州仪同开府长史，代理河南尹。宣武帝即位，授黄门侍郎。升任司徒左长史、河南尹，代理相州政务。不久正式任刺史，加授征虏将军，又加平东将军。入朝任度支尚书，兼任御史中尉。授镇北将军，代理冀州政务。兼任相州大中正，加授散骑常侍。延昌年间升任中书令。孝明帝即位，加授抚军将军，封武邑郡公，进号镇军大将军，兼任尚书右仆射。不久正式任右仆射。熙平元年去世，追赠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号文烈。

译劝谏皇帝巡幸邺城的奏表 我恭敬地看到己丑日的诏书，说皇帝将乘轩车銮舆，巡幸已有日期；穿凤纹服饰，驾龙纹车马，近日就要出发。将要在淇阳讲习武事，在邺、魏大规模演习，驰骋战车于绿竹之地，纵马于漳水、滏水之间。这确实会使幽明共同欢欣，人神共同喜悦。但臣愚昧的见解，私下对此有所疑惑。为什么呢？嵩京刚开始营建，洛邑也正在经营，虽然已经十多年了，根基仍未完成。代地百姓迁到洛阳，刚刚快要耗尽家产；资产在迁徙中用尽，成千的牲畜死于车载运输，翻越太行山的险阻，渡过长津的艰难，辛苦备尝，才到达京城。富裕人家尚且损失过半，贫困人家的情形更可想而知。加上多年随军征战，没有时间安居，自景明以来，才稍稍得到休息。从事农业的人还没有积下两年的储粮，修筑房屋的人才有几间房屋，没有谁不尽力于伊水、洛水之间，人人都急于完成自己的事务。实在应当让新迁来的人安定下来，劝导他们从事农业，使国家有九年的粮食储备，家家有防备水旱灾害的积蓄。如果再用徭役束缚他们，那么废弃的事情就多了。一个人服役，全家就会失去生计。如今秋季庄稼正充满田野，禾稼豆类遍布原野，銮驾所到之处，践踏必然很多。不如端坐于中央，安然治理天下，自然招致四海归附；在嵩山原野显示武威，在伊水、洛水之间举行礼射，使士马没有跋涉之劳，百姓都能歌咏安康，不是很好吗？（《魏书·李平传》。世宗将要巡幸邺城，李平上表劝谏。） 上表弹劾崔亮 臣因为萧衍将领湛僧珍、田道龙仍在境内游荡，尚未收捕；义之、神念还驻守梁城，于是命都督崔亮暂据下蔡，另将瓦生驻守东岸，与崔亮相互呼应，以防守桥梁道路。臣出发进军堰城，舍人曹道到来，奉诏另有处置，但崔亮已经擅自返回京城。按崔亮接受东南方面的任命，承担统领军队的重任，实在应当忧国忘家，拼死效命。可是他刚到汝阴，便徘徊不进；到了敌寇所在之处，又停留了八十天；所修筑的土山和进攻道路，全都没有完成。损耗粮食和人力，白白拖延了岁月。幸赖天威远播，士卒愤激，从东北方向奋勇进攻，几乎到了北门。崔亮却迟疑不前，仍不肯登城，臣用刀逼迫他，他才登上去。攻克硖石以后，本应听从处置，他反而更加放纵专横，轻率地擅自返回。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加纠正，法律还寄托在哪里？按法律说：“统率军队征讨，却故意停留不赴者处死。”又说：“军队回师时先行返回者流放。”军队结束行动后先行返回，尚且要获流罪，何况崔亮奉符令留驻，却弃军返回，失去了乘胜进攻的机会，也缺少水陆军会合的安排？按照情理和法理，他的罪责深重，属于“故意停留”。如今判处崔亮死刑，呈请上议。（《魏书·崔亮传》。李平分派各路军队，准备水陆并进，讨伐堰城的贼军。崔亮违背李平的节度，以有病为由请求返回，随即随表章一同出发。这是李平的奏表。奏请判处张回转卖费羊皮之女的罪 冀州阜城县百姓费羊皮，母亲去世，家中贫困，没有钱安葬，便把七岁的女儿卖给同城人张回为婢女。张回又把她转卖给俞阝县百姓梁定之，却没有说明她是良民的身份。按盗律：“掠取人口、掠卖人口、双方同意把人卖为奴婢的，处死。”张回故意买下费羊皮的女儿，谋划转卖。依法律应处绞刑。（《魏书·刑罚志》。延昌三年，尚书李平上奏。又见《通典》一百六十七。） 奏议清河国臣为国君之母服丧的制度 《礼》说：“臣为君的亲族服丧，妻为丈夫的亲族服丧，都是从服，各比君、夫降一等。因此君服丧三年，臣服丧一年。”如今司空臣元怿按照尊者抑制卑者的丧礼，压抑了他对生母无穷的孝心；清河国的臣属既然不在君主所降服丧的范围内，就不应有跟随降等服丧的道理。《礼记·大传》说：“从轻而重。”郑玄注说：“公子的妻子为她的皇姑服丧。”既然舅父不会抑制儿媳的服制，明白不被抑制的人就应恢复服本服。这就是一个例证。（《魏书·礼志》四。延昌三年，清河王元怿的生母罗太妃去世，侍中崔光议论认为，君主抑降为大功，国臣服期。博士封伟伯等、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议论认为，君主服大功，国臣应服小功。尚书李平上奏。） 奏请制定宗室犯法的定制 皇帝的宗室如磐石般坚固，遍布天下；其中有些宗籍关系已经疏远，所受荫官又低微末等，如果没有才能却触犯法律，按理应当推究查办。请制定界限和裁断，作为固定制度。（《魏书·刑罚志》《通典》一百六十七。） 李谐 李谐字虔和，是李平的第二个儿子。承袭父亲原有的彭城侯爵位。起初任太尉参军，历任尚书郎、徐州北海王元颢抚军府司马，入朝任长兼中书侍郎。崔光荐举他兼任著作郎，加授辅国将军、相州大中正、光禄大夫，授金紫光禄大夫，加授卫将军。元颢进入洛阳时，任命他为给事黄门侍郎。元颢失败后，李谐被除名。孝静帝初年，征召任魏尹，他没有赴任。授大司农卿，加授骠骑将军，转任秘书监。武定二年去世，追赠骠骑大将军、卫尉卿、齐州刺史。有文集十卷。述说自身的赋 祸福和吉凶相互接续、相互产生。龟卜和筮占也迷失了征兆，圣贤通达之人也被蒙蔽，不能看见祸福萌芽。考察前人的成败，揣度人情所趋和所舍。人人都争着奔走于逐利的道路，很少有人能置身自身之外以逃避声名。接连跟随车驾而招来祸患，蓄养众多马匹而招致刑罚。哪里知道一个普通人独自前行，竟是千乘之国也不能使他倾覆。我这浅薄身躯有许多悔恨和忧患，却没有什么特殊的天赋和命运。凭借祖先的功业，仰承家族留下的声望。只是跟随老师学习，缺乏在京城上层交游的门路。到了四五十岁，才开始在年少时占卜仕途。于是脱去布衣而入仕做官，错误地在当时明主那里获得宠遇。那些□□显赫的人，竟然轻视周朝而小看汉朝。皇帝的文治使成功更加深厚，我的武功治理使尚未发生的乱事得到平定。覆盖四方，使天下同轨；使日月星辰和顺，政治清明。北方的威势畅达，武力收敛；九鼎南迁，文治焕发。奇异人才相继趋赴绛阙，博学之士接踵进入儒馆。汇聚各类雅正之士，使他们同归于正道；果实方圆不同，却各有不同的贯属。我不过是滥竽充数者的同伴，起初只是偷偷在宰旅之中任职。奉行圣王的高尚道义，游处兔园而从容自得。列在鸿鹭群臣的末行，接续英俊才士的盛大行列。正逢伯舅向西征伐，显赫的军旗向东举起。我再次在前军车驾中服役，仍然在后军担任羁绊。逼近深冬岁暮，经过遥远险阻的关山。风吹沙石而击破岩石，雪漂浮在河面而弥漫原野。快乐在于心志，却没有固定的缘由；悲哀触及外物，便产生许多思绪。不久宫车突然停止前进，我改乘车辕回来。

译适逢今日推恩，从旁支获得了福分。既然奉献□而被命为宗室，便承蒙微薄之身列入侯爵。礼仪徒有形式而无实质，汤沐邑也没有实际赋税收入。想着守住职位而不懈怠，每当退居独处时都自我整肃。忽然承蒙任命进入建礼门，游处于丹色绮丽、重重宫阙之间。确实知道这样的选任很难得，于是上应列宿。源流尚且能够自我免除罪责，哪里能与仲治、太叔相比？生来□落寞疏散，本来只是借助名声而做官。对吏法并不十分在意，才能确实疏于政务。终于连点燃火烛的小事也做不好，只是把博弈当作贤能之事。私下把自己托身于诸生之间，颇为驰骋于文史之中。博学之人借用我的余论，士林考察我的□理。于是妄自涉足风流之士的行列，便装饰自己以列入士人。并且借此自我寄托□□□□。虽然近处只是尘世污浊之地，却受到云霞般的赏识。我在清闲空旷处筑馆居住，背对城阙把那里作为家。靠近两座学校的高大屋宇，远离三市的狭窄邪僻之地。事情虽俭朴却不鄙陋，制度有法度而不奢侈。山势隐伏在重叠的岩石间，水流曲折，冲击着沙石。树木在春天到来之前便显露颜色，草木迎接新年而开花。座中有清谈的宾客，门前往来着喜好交游的车马。有时在月夜到林中游乐，有时在夕阳西斜时临水宴饮。尽情品味精美文章的深厚意味，咀嚼文艺的精华。以绿色菱角、红色莲藕为羞，以红李和甜瓜进献。虽惭愧不能与洛水名流的风致相比，却也有些像金谷园的喧闹。姑且满足于自己的爱好，哪里会留恋于某种名号？想到警戒自己的明鉴，便反省自身；勉励自己的身名，取决于所践行的道路。奉行贤哲君主深远的谋略，赞助崇高的旌旗和华美深奥的事业。难道是因为车乘缺少使者，才感动于一次顾盼而劳烦自己吗？最终没有停留满三个月，因病满期而请假。那东观清华之地，便任用我承担著述记录的职责。蔡邕一去便留下遗憾，张衡两次回来而有所著述。我忽然因短才而滥居官位，主管史官之事于藏书室。惭愧不如班固文章的繁丽，也稍微有些马融文字的简实。又重新登记入籍而获得宠遇，陪侍在皇帝宫门的华美深密之处。确实是凤凰栖息的地方，也是文采自然产生的所在。经历五年而徘徊不进，官职命令仍然没有改变。谢安有才而不能飞翔，因为有所等待，便同样滞留。晚年增加戎官的品秩，才是□号所处的位置。适逢国运将要衰败，料想接连发生的灾祸也不会停止。突然皇帝在鼎湖升天，悲哀之声忽然流布四海。从前汉室中途衰微，皇统因此三次断绝。到了孝昌年间国势倾败，也继而因□而祸患结集。将要使《小雅》的诗篇废弃，三纲之道也再次衰减。我思考时世昏暗，独自沉吟于国运闭塞之中。于是退居穷僻乡里，不再与世人交往。等到中兴之势多次出现，驱逐当时的豪雄如闪电般迅速。既然凭借取乱的权力，正要乘着局势转圆的势头前进。忽然间空隙出现，守备废弛，于是冠冕毁裂。那些膏血涂满原野、道路荒空的景象，令人叹息卫旰和嵇血。为什么古今的道理如此相同，每逢治理之时少，发生动乱之时多？我考虑逃身到东掖，荀窘迫地困于南罗。时而得以逃到□阜，仍然窜伏住宿在山岩边。思归如同鸟急于清晨飞回故丘，向东的道路漫长，又该怎么办？仓促登舟击鼓划船，沿着洛水经过岩河。趁着短暂光阴而不知前途，追逐归鸟在回流的水面。此时我所在之地奉命出征，山东聚集了百万军队。信都的巨奸恶，如同封豕和大风。任意吞噬，如同猛兽张嘴伸距，所有城邑都化为灰烬，野外一片空虚。经过黎阳时贼寇聚集，逼近崖垒，水势汹涌高涨。交通要道沸腾如鼎，箭矢交错射入船中。在这一天遭受了各种灾祸，想来陈、蔡的困厄也还算不上穷尽。冒着虎口危险而得以渡过，越过阳侯，迅速前行。得以在濮阳停留休息，那确实是陶、卫两国的旧地。望见乡村而伫立，却曾不觉得黄河多么遥远宽广。听见敌骑在夜晚嘶鸣，看见胡人的尘土在白天升起。王者的谋略恢弘，朝廷的决策取胜；车马军队出发，声势如雷。振作风师般的勇猛气势，张开天毕般的层层罗网。刚刚击鼓一次，坚冰便消融；不久妖氛完全消散。过去蘧生出奔时，看到了政治混乱导致灭亡的征兆；等到季子归来，君主于是确立，名位也安定。这些微小的我们，本来没有能力参与衰盛。欣然像草野之人伏处，又悠闲地享受宫廷的恩庆。再次被推举排入仕途，因玺书任命而延续光荣。刚听说入侍内廷而受辱，又承奉优厚加官的命令。金印紫绶多么灿烂，貂冠玉饰彼此辉映。当时大权刚刚确定，仍然担心民心容易骚动。建武年间的明主多么英杰，在天表显现雄伟姿态。忽然天命有所归属，凭借亲属关系相互争夺继承。军队从楚地出发，如暴风般迅疾；军旗越过长江，像云彩高举。打开高峻的阊阖门，在亿万百姓面前端正帝王冠冕。神圣的车驾远去而流转，翠华旗帜像暴风般缭绕。假如命运乖舛而气数屡屡违逆，即使功劳深厚，也难保国祚长久。时局的艰难忽然已经来到，罗网周密地张开四面。不是五帝、三王那样的亲近之人，很少有人在汉阳殉节。那些百官穿戴冠带，全都面向北方拜向西王。何况恩宠疏远而任职遥远，本来就只能保全自身而舍弃义理。等到宫廷恢复正统，重新振举濒于崩坏的纲纪。表彰大义而明定刑罚，使朝班中半数官员被罢黜。于是脱去官服而归来，驱车下泽返回故乡。探求自己过去的志向，向内寻求；抚察自身所走的道路，独自作出打算。不以不正当的机遇求取迎合，哪里是为了钓取名声而求取于世？独自浩然任凭本心，如同空船不被系泊。既然不知道自己为何来，也哪里知道自己为何离去？于是把得失一同排遣，内心更加忘怀。遇到外物便随处栖息，接触到哪里便把哪里当作山林。虽然因西行漂泊的踪迹，又何异于东都隐居的心情？愿意把自己托付给鱼鸟，永远在飞翔和潜沉中保持本性。只希望保全这一点直到终老，不再被当今之世加罪。（《魏书·李平附传》。元颢进入洛阳，任李谐为给事黄门侍郎。元颢失败后，李谐被除名，于是作《述身赋》。） 卷三十六 李冲 李冲字思顺，是陇西狄道人。西凉武昭王李暠的曾孙。献文帝末年，任中书学生。孝文帝初年，升任秘书、中散、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升任中书令，加授散骑常侍，转任南部尚书，赐爵顺阳侯。又进爵为陇西公。建立五等爵制后，封荥阳郡开国侯，授廷尉卿，升任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建立东宫后，授太子少傅，兼任将作大匠，加授辅国大将军，进号镇南将军。改封阳平郡开国侯，兼任左仆射。升任尚书仆射，改封清渊县开国侯。太和二十二年去世，谥号文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