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九◎王述

译◇《上白獐表》臣所统辖的阮藻，在江宁县境内捕获一只白獐，毛色鲜明洁白，与同类不同，确实是可喜的祥瑞。（《艺文类聚》九十五，《御览》九百七。） ◇《上疏乞骸骨》臣的曾祖父魏司空王昶曾给文皇帝写信说：“过去我和南阳宗世林共同担任东宫官属。宗世林年轻时很早就获得美名，州里的人都敬仰他。到了年老时，他仍急切地自我勉励，担心被废弃，当时的人都一同嘲笑他。假如上天赐给我长寿，到了退休的年龄，绝不会做这种婆娑留恋的事情。”言辞情意慷慨激切，极其鄙弃这种做法。虽然是书信，实际上却是训诫。臣忝居端右高位，却因疾病而废弛礼敬，尚且可以说另有情况。可是日复一日，年事渐衰，疾病缠绵，再也没有机会朝见华美殿堂了。请求奉行先祖的训诫，归老于田园。（《晋书·王述传》） ◇《婚礼应贺议》《春秋传》说：“娶妻是大吉，不是寻常的吉事。”又说：“郑子▯到晋国祝贺晋侯夫人。”邻国尚且相互祝贺，何况臣下呢？这样看来就应当祝贺，只是不在婚礼后的三日之内罢了。如今因在宗庙拜见祖先而婚礼完成，于是进行祝贺，也是一种礼节。（《通典》五十九，永和三年纳后，王述议。） ◇《立琅邪王议》（穆帝升平五年） 推举宗室、拥立君主，是为了让他成为天下人的准则。上古风俗淳厚，必定把君位托付给有道之人。到了后代，争斗祸乱逐渐兴起，所以采用嫡系相承、居正守位的办法，以堵塞争夺统绪的途径，并不是偏爱自己的亲属。有时遭遇艰难，而继承人年幼无能，所以也有立长子的情况。成皇帝深明帝王之道，不偏爱亲属，把皇位越级授予康皇帝，使宗庙不必迁毁，帝业稳固长久。康皇帝既然从成帝那里接受了帝位，宗庙社稷的重任已经转移到受禅者身上，现任皇帝应当作为康王的继承人。（《通典》八十） ◇《与会稽王笺》（当时温放之请求担任交州刺史，朝廷答应了他。） 温放之是温峤的儿子，应该受到优厚而特殊的待遇；如今却把他投置到岭外，臣私下对此感到惊愕。希望您远则考虑周礼，近则参考人情，那么所作的安排实在应该是恰当的。（《晋书·温峤传》） ◇《与庾冰笺》臣私下听说安西将军想把镇所迁到乐乡，不知道这是出于谋略，还是出于情感？如果说是出于谋略，那么乐乡距离武昌一千多里，数万人的迁移建造，正要兴建城墙，公私双方都会劳苦扰攘。如果真是要进据险要之地，也还应当计算迁徙的烦劳，权衡两者的轻重，何况这并不是今天的当务之急呢！如今强胡横行，应当积蓄力量、养精蓄锐，却无故迁动军镇，实在是自己采取了不合算的办法。况且江州要沿水路运输数千里，供应接济军府，劳役增加一倍，疲惫地奔波在道路上。再说武昌实际上是江东各镇守军的中心，并不只是防御长江上游而已。无论紧急还是缓慢，接到告急文书后迅速奔赴，都不困难。如果迁到乐乡，远在西部边陲，一旦江边发生危急，彼此就不能及时接援。方面将帅受到重用，本来就应当居于险要之地，形成内外呼应的形势，使敌人窥伺的企图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如果是出于情感，那么天道幽深遥远，鬼神的心意难以说明，妖异、祥瑞、吉凶，谁知道其中的缘故呢？因此通达的人和君子应当正直行事，不因私人情感而失去正道。过去秦国忌讳“亡胡”的谶语，最终反而给刘邦、项羽提供了资助；周朝厌恶“▯弧”的歌谣，最终却造成了褒姒之乱。既然事情已经如此，纵观古今，鉴察那些遗留下来的事例，因为妖异而迅速招致祸败的，实在不少。禳除躲避灾异的方法，如果确实不能确定，就应当选择人事中较为合理的办法，思考国家社稷的长远计划；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美好的名声也可以保全了。如果安西将军只是情意强烈，不能安心镇守武昌，那么即使把镇所近迁到夏口，也还算是次一等的选择。迁往乐乡这一举动，大家都认为不可行。希望将军以国家为重、以家国为念，慎重审察这件事。（《晋书·王述传》） ◇《下主簿教》亡祖、先父的名声传遍海内，远近都知道。家中的名讳不传到外面，此外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世说·赏誉》篇，王蓝田的主簿请求告知名讳，王述下教如此。） ◇《答讳》先祖和先父，天下人都知道他们的名讳，此外不必再避讳。（《御览》五百六十二引《语林》，王蓝田任会稽内史时，属官在外请求告知名讳，王述这样回答。） ◎王臻 王臻是王述的堂弟，简文皇后的幼弟，授任崇德卫尉，兼任博士。◇《太后为亲属举哀议》褚干是至尊的族舅，虽然不必亲自举哀，也可以跟随太后在朝堂举哀。（《通典》八十一。褚太后为堂弟举哀，博士王臻等人议论。） 太后先前曾为褚卫军刘夫人在式乾殿举哀，至尊在朝堂举哀；如今应当依照旧例办理。（同上） ◎王坦之 王坦之字文度，是王述的儿子。简文帝任抚军将军时，征召他为属官，历任参军、从事中郎，加授散骑常侍；出任大司马桓温的长史，征召入朝授侍中，兼任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即位后，升任中书令，兼领丹杨尹，不久授任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镇守广陵。去世后，追赠尚书仆射、安北将军，谥号献。有文集七卷。

译◇《将之广陵镇上孝武帝表》臣听说，君主之道以孝敬为根本，统治天下以委任贤能为贵。恭敬顺从而不妄为，盛大的德业就会日益更新；亲自任用贤能，政事之道就会和谐融洽。过去周成王、汉昭帝，都在幼年继承大统。当时天下并非没有艰难，最终却都能显扬祖先父辈，保全安定社稷，大概是由于尊敬尊长、亲爱亲属，信任并采纳大臣所致。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天生姿质奇伟秀美，禀有生而知之的才智，年纪还轻，涉猎治道尚不广泛，正需要接受教导来成就天生的德性。皇太后仁慈贤淑的品德，超过三位太后；先帝侍奉她多年，常常称赞她圣明。臣愿意侍奉太后的心意，应当自然和孝宗一样；太后深厚的慈爱，也不必与亲生母亲有所不同。琅邪王、余姚主以及诸位皇女，都应当早晚向太后请安，接受教诲，学习礼仪法度，以成就令人景仰恭敬的美德，不能因为她们不是最亲近的属亲，便自行产生疏远疑忌。过去肃祖去世时，成帝、康帝年幼，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定向丞相王导咨询，所以能够成就圣德，实在就是这个缘故。如今仆射臣谢安、中军将军臣谢冲，都是众望所归、足以瞻仰的人，是社稷之臣；而且他们受到先帝的知遇，关系亲密深厚，都立志竭尽忠贞，尽心尽力，把忠诚归于陛下，以报答先帝。臣愚意认为，陛下一切周旋举动，都应当向这两位大臣咨询。这两位大臣对于陛下，就像周朝的周公旦、汉朝的霍光，正如显宗时期的王导一样。谢冲虽然在外地，路程并不遥远，事情即使耽搁两夜，也一定应当让他参与详议，然后才能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使诸事办妥。况且上天的听察虽然聪明，如果不启发引导，也不会更加广泛；群臣的情意虽然忠诚，如果不引导询问，也不能全部表达。应当多次召见侍臣，询求正直的意见。在太平易治的时代，有道的君主尚且还戒惧勤勉，从早到晚不知疲倦；何况如今艰难未尽，忧虑关系国家安危，祖宗的基业系于陛下一身，更不能不专心致力于治道，以发扬先帝尧舜般的风范。难道可以不恭敬地修养最高的德行，以保全宣帝、元帝以来天地所赐的国祚吗？（《晋书·王坦之传》） ◇《答谢安书》完全了解您的高雅旨趣，这确实是出于真诚而实行，也是独自行事的美德；然而恐怕不是大雅中庸所说的道理。我的意思是，人的体质和风韵，就像器物有方有圆；方圆不能错用，体质和风韵又怎么能调换位置呢？各自顺应自己的特点，来发扬自己的事业，那么即使处在岁寒之时，也一定会有所成就。您年少时就树立德行，体貌议论深沉允当，加上处在美好的地位，优游自处，众人都称赞您，大家都把清雅高远许给您。至于这件事，实在令人疑惑。无论从公事还是私情看，都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把这种做法当作濠梁之辩，能够领悟它的人恐怕很少吧！况且天下的珍宝，本来就是天下人所珍惜的；天下人所非议的事情，为什么不以天下人的心意为自己的心意呢？希望您幸而再三思量。（《晋书·王坦之传》） ◇《与殷康子书论公谦之议》天道凭借无私成就名声，天地凭借至公建立德行。建立德行在于至公，所以不因亲疏而违背道理；成就名声在于无私，所以处事合宜而忘却自我。这正是天地所以成就万物、圣人所以完成教化的原因。由此说来，公道体现于自然，所以道理通达而且越往下越能施行；谦逊的义理产生于自身不足，所以时世越败坏，这种义理越显著。因此大禹、咎繇称述功劳、宣扬恩惠，把成功留给后人；孟反、范燮作为殿军最后入阵，却因此保全自身。从这些事例看，谦逊和公正的义理本来就是不同的。事物的美好之处一旦显露，就无法收回；别人所珍贵的东西，自己不能据为己有。真正担心的是别人厌恶居于他们之上的人，众人的议论又无法遮盖，所以君子处在这种地位，反而常常更加自我减损。降低名声在于矫饰夸耀，而不在于追求恰当；隐藏行迹在于避开显扬，而不在于求取是非之实。于是谦逊自抑的意义，和矜夸争竞一同产生；卑下谦让的意义，和自我夸伐并行发展。由亲近和赞誉产生于自身不足，还不如无人知晓而有余；良药见效在于治愈疾病，还不如没有疾病更为可贵。乾道刚健坚定，向人显示的是容易；坤道柔顺安静，向人显示的是简约。阴阳两种形象显现在万物之中，两种德性彰明于众生之间，难道会为了矫正弯曲而过分挺直，从而失去本来的位置吗？由此看来，大通之道像天地一样公正平坦；谦逊和自我夸伐的道理，在人事中却险峻曲折。如今如果只保留公正而废弃谦逊，那么自我夸耀的人会假托至公而产生嫌疑，自我赞美的人会借着结党而导致迷惑。这就是王生所说的外表相同而实际不同、不可不加辨察的事情。然而道理必定有根源，教化也有主旨。如果探究它的根本，玄妙的旨意自然显现；如果只追寻枝末，弊害没有不产生的。难道可以因为外形相似就怀疑至公，因为有贪求的弊端就忘记宽谅吗？（《晋书·王坦之传》） ◇《与某书》坦之惶恐上言：不知道您是否已经和谢郎谈到坦之的事情。您的意思实在很不明确，如今我将亲自到公那里陈述，希望您告知我。坦之惶恐上言。（《淳化阁帖》三）

译◇《废庄论》荀卿说庄子“被天道遮蔽，却不知道人事”，扬雄也说“庄周放纵不羁而不合乎法度”，何晏说“庄周卖弄形骸，放任玄虚，却不能周全应对时势变化”。三位贤人的话，确实有长远而恰当的见解！只唱天道、构造空虚的歌唱，没有人应和；没有感发作用的著作，义理偏狭而用途很少。感动人，在于兼忘内外；应对外物，在于无心。孔子并不是不能体会深远之理，正因为能体会深远，才使用切近的教法；颜回难道不是具备德行，正因为德行完备，才承受教化。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自我满足的人很少，所以道理高悬在羲农时代；追随教化的人很多，所以义理在夏、商、周三代得到申明。道心精微，人心危险；万物各自发声而不同，谁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呢？即使是伯夷隐居首阳的情操，三次被罢黜的智慧，摩顶放踵的甘愿，舍弃毛发的爱民，形容枯槁而求生，背负巨石而求死，把这些放到中庸之道中衡量，也还没有进入真正的道，何况比这些更低下的行为呢！先王知道人情难以放纵，担心违背行为准则而导致争讼，哀悼司彻留下的悔恨，审察衤▯带所涉及的缘由，所以陶冶塑造众生，在事情尚未显露之前就谋划，每每掌握关键而制定节制。使人敦厚守礼以崇尚教化，日常行为形成风俗；真诚存在而邪念消失，利益减损而争竞平息；事情成功之后，百姓都说是我自己自然如此。善于暗中治理的人不会令人惊怪，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都没有阻滞；执守大道而脱离世俗，谁比不通达事理的人更甚呢！谈论道却失去道的实际作用，不是真正的道；辨析德却占有相应的位置，也不是真正的德。言语和沉默尚且没有探究到底，何况还把它宣扬出去，作为风气呢！况且从濠梁之辩出发去寻求鱼的快乐，只能设想彼此与我相同；推究显露之事来求取隐微之理，虽然道理得到，情实却昏昧。至于庄生，仰望大庭氏而抚合契约，向往高远得无以复加的境界，把积累的想象寄托在三篇著作中，遗憾自己的心意还没有完全表达。他的言辞诡谲，义理宏大荒诞。君子内心有所响应，便跟随我游于方外；众人却借助这些说法，把它作为败坏浅薄的凭借。既然如此，天下的善人少，不善的人多，庄子的学说对天下的益处少，危害却多。所以说，鲁国的酒太薄，反而使邯郸遭受围困；庄子之学兴起，风俗就衰败。礼义和浮云一同被抛弃，虚伪和逐利一起放纵；人们以能够克制自己为可耻，士人以无所作为为通达；时代没有践履德行的声誉，风俗却有踏践义理的过失。轻率地谈论赏罚，不能仓促实行；屡屡称说无为，也不能应对时势变化。它即使可以用于治理天下，也不足以用来治理天下的人。过去汉阴的老人修习浑沌之术，孔子认为他只知道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另一个方面，庄子的道理难道不也类似吗？这和那种像愚人一样的契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有利而没有害，是天道；有所作为而不争，是圣人的德行。众方都从中取得资益，却不知道是谁的功劳；它属于儒学却又不完全是儒学，不是某一门道术却又包含道术，贯通九流，玄妙地同一彼我；万物使用它而不会穷尽，日日更新而不会朽败。这些道理，从前我的孔子、老子本来已经说过了。（《晋书·王坦之传》） ◇《沙门不得为高士论》高士必须能够放纵心志、使精神高远畅达；沙门虽然说是超出世俗，反而更加受到教规束缚，这不是顺遂本性、自得其乐的意思。（《世说·□□篇》注，北中郎不被林公赏识，于是写了这篇议论，大意如此。） ◎王忱 王忱字元达，小字佛大，是王坦之的第四子。太元年间任吏部郎，历任骠骑长史；出任建武将军，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荆州刺史，持假节镇守荆州。去世后追赠右将军，谥号穆。有文集五卷。◇《郊祀明堂议》明堂取法于天、象征于地，规模仪制很大，应当等皇宫恢复旧制以后，再修建它。（《宋书·礼志》三。太元十二年，吏部郎王忱议。） ◎王欣之 王欣之是王述的堂侄，任豫章太守，太元初年授任光禄勋。◇《君臣同谥表》（大元四年） 臣恭敬地考察，太康年间郭奕谥号为景，有司坚持认为这与孝宗的谥号相同。臣听说姬周盛明之时，父子可以使用相同的谥号，诸侯也可以和周天子使用相同的谥号，这是历代贤明君王不改变的道理。应当遵循古代典章，为后代树立规范。（《通典》一百四） ◎王▯ 王▯字仲祖，是王浑堂弟的孙子。司徒王导征召他为属官，后来出任长山县令，又任司徒左西属，没有赴任；调为中书郎，转任司徒左长史。有文集五卷。◇《议立奔赴之制》（咸康年间） 夏、商、周三代留下制度，都会根据时势增减损益。如今奉行丧服礼制的地区，比古代九服所及的范围还远。如果拘守七个月的规定，把过近的地方一概而论，恐怕不是通行的制度。请规定王畿以外、南至五岭的地区，凡不是正在任职的官员，一周年仍未到达者，应当登记在黄纸上；有爵位封地的，应削减、降等。永嘉年间，江统议论不奔赴山陵，只是三年内不叙用，在道义上处罚太轻。如今再制定如牒文所列的制度：如果是方伯所任用的人，即使尚未得到王命，也不和停职散官同样处理。现任官员在丧期未满便除丧后离职，却没有赶赴丧事的，不再另加贬责。距京城万里之外，以两周年为期限；从此范围以内，明确依照以前的牒文办理，即使正在父母丧中，所受责罚也不改变。（《通典》八十。咸康年间，司徒西曹属王▯议。） ◇《申述前议》丧服年限有规定，吉礼凶礼各有期限，怎么能等到缟素服丧已经结束以后，还制定没有限度的责罚呢！如果除丧以后才允许奔丧，应当穿什么丧服？穿白色丧服表示悲哀，则在朝廷中已经属于吉服，到了陵墓又没有哭临的礼节；如果戴黑帽表示敬意，那应当称作朝谒，不是奔丧。如果在丧服之外再设置期限，就不知道以什么为准。如果完全不计期限，远近都一律在服丧期内处理，那么所立的制度就宽泛而没有界限。（《通典》八十） ◇《致王导笺》开创国家、承继家业时，不可任用小人。应当凭借德行和正义治理天下，正要澄清常道伦理，尊重名位器物。军政和国家事务用途不同，文臣武将仪态各异，怎么可以让泾水和渭水混流，损害清明肃穆的风气，以恰当地回应天下人的瞻望，成为海内的仪表法则呢？（《晋书·外戚王▯传》） ◇《笺》王▯死罪：诸葛仆射的弟弟，按情理推测，应当不是极其困窘的人。想来在收殓他的时候，属官没有一个人在场，所以便由下官写笺答复。王▯死罪。（《古刻丛钞》） ◎王▯ 王▯字敬仁，小字荀子，是王▯的儿子。任著作郎、琅邪王文学，转任中军司马，还未正式受任便去世了。

译◇《贤人论》有人问：“《易经》称贤人穿黄裳为大吉。如果不能暗中与义理会通，为什么不寻求通达？寻求通达就会有所损失，有所损失，那么‘大吉’的称号岂不成了虚设吗？”回答说：“贤人确实不能暗中与义理会通，应当安然处在人群之中；和穷尽义理相比，还只如一根毫毛承受一根屋梁。一根毫毛承受一根屋梁，虽然对道理有所损伤，却不足以撼动屋梁。贤人有情意，已经少到了极点；毫毛有形体，也小到了极点。毫毛不足以撼动屋梁，对贤人又有什么损害呢？”（《世说·文学篇》注引《王▯集》） ◎王恭 王恭字孝伯，小字阿甯，是王▯的孙子。历任著作佐郎、秘书监、中书郎、吏部郎、建威将军。太元年间任丹杨尹，升任中书令，兼领太子詹事。孝武帝即位后，因是皇帝的舅父，擢升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及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持假节镇守京口；改号前将军，不久降号为辅国将军。安帝即位后，任安北将军，没有接受任命。起兵讨伐王瑜等人，被会稽王司马道子杀害。桓玄执政后，追赠侍中、太保，谥号忠简。有文集五卷。◇《让太子詹事表》如今皇太子刚刚确立，四方都以此为准则。总管东宫事务的职位，是国家兴衰所由。应当精心选拔才德之士，尽取一时最优秀的人，怎么能是臣这样最为庸劣的人所敢承受的呢？（《北堂书钞》六十五引《晋起居注》两条。又见《御览》二百四十五。） ◇《抗表罪状王国宝》后将军国宝凭借姻亲关系，屡次升任显要职位，却不能感恩尽力来报答当时的恩遇，反而专擅受宠、放纵威势，将要危害国家。先帝去世后，他连夜犯禁叩门，想要假传遗诏；幸赖皇太后明察、相王神武，所以他的叛逆阴谋没有成功。他又割取东宫现有的军队，作为自己的府兵。他对两位兄长的诋毁嫉恨甚于对仇敌。又和他的堂弟绪结为同党，共同煽动凶恶狡诈的阴谋。这显然是不忠不义的行为。因为臣忠于国家，必定会舍身殉国，所以他屡次进谗诬陷臣。幸亏先帝明察，流言浸润之说没有奏效。从前赵鞅兴兵，诛杀君主身边的奸恶之人。臣虽然驽钝低劣，哪里敢忘记这个道义呢。（《晋书·王恭传》，《魏书·晋司马德宗传》。） ◇与沈警书 足下既然抱定不可动摇的志向，隐居高卧于东南，所以我请令郎出来共同办事，并不是要让他被吏职所牵累。（《宋书·沈约自序》） ◇与沙门僧检书 远方怀持兄弟之情，您的至高德行怎么样呢？（《高僧传》） 卷三十 ◎杨伟 杨伟，字世英，冯翊人。曾在魏文帝、明帝时任尚书郎，后来参与大将军曹爽的军事事务；进入晋朝后任征南军司。有《景初历》三卷、《桑丘先生书》二卷、《时务论》十二卷。◇上《景初历》表 臣考察典籍，断定研究历法，时令用来记载农事，月份用来记载事务，这种做法的由来久远而古老。自从少昊以来，就由玄鸟掌管分至；颛顼、帝喾时代，就由重、黎掌管天象；唐尧、虞舜时代，就由羲、和掌管日时。夏、商、周三代沿袭这种制度，于是世代都有日官。日官掌管历法，就把历法颁给诸侯；诸侯接受后，再颁行于境内。夏后氏时代，羲和沉溺于酒色，废弃时令、扰乱日序，于是《尚书》记载了《胤征》。由此看来，审察农时、重视人事，是历代都这样做的。到了周室衰微以后，战国诸侯纵横驰骋，告朔时献羊的礼制废弃而不再恢复，登台观象的礼仪消失而不再遵行；闰月的分配次序错乱却无人知晓，正月失去纪法也没有人觉察；大火星仍然向西运行，人们却反而奇怪蛰虫不藏。这时，天子不能协调时令，司历不记载日期，诸侯不接受职事，日官不分定朔日，人事也得不到体恤，农时因而被废弃。孔子在《春秋》中拨乱反正，借褒贬来纠正时政；司历失误闰月，就讥刺并记载下来；登台颁布朔日，就称其为合乎礼。此后直到秦、汉，又恢复以孟冬为岁首，以闰月作为后九月；节气和月份错乱，时日月令失误；加时落后于天象，日食又不在朔日，年年相沿袭，长久不能改革。到了武帝元封七年，才开始觉察其中的错误，于是改定正朔、更改历法，命有大才而通晓经术的人重新制定《太初历》，校正中气、朔日的差错，以端正闰月的分配；考核中星是否得度，以检验历法的疏密。以建寅之月为正朔，以黄钟之月为律历的起始。可是这部历法的斗分太多，后来便逐渐疏阔。到元和二年，又重新采用《四分历》施行，一直到今天；考察日食，大都常常发生在晦日。这是因为斗分太多，所以开始时精密、后来逐渐疏漏，不能采用。因此臣先前根据制定典章后剩余的日数，推算考察天道，考核过去的典籍，用日食发生于朔日的情况加以验证，详细而精密地研究，重新制定严密的历法，使它既不提前也不延后，符合古今中天的标准。这正是古代唐尧协调日时、端正时令、确实整治百官、使各项事业都兴盛的做法。臣希望当今国家的典礼和各种制度，都能与古代相契合，文物制度完备充足，于是改定正朔、更改历法，以大吕之月为岁首，以建子之月为历法的起始。臣认为，古代帝王时代的历法，称作《颛顼》；从前轩辕时代的历法，称作《黄帝》；到了汉孝武帝改正朔、更历法，改元为太初，因而命名为《太初历》。如今改元为景初，应该称作《景初历》。臣所制定的《景初历》，法则和数目简明扼要，施行起来接近精密，治理起来省工，学习起来容易明白。即使让研、桑运用心算，隶首运用筹算，重、黎掌管日影，羲和观察日景，来考察天道、推步日月，穷尽精微而达到术数的极致，也都不能比得上臣所制定的这种精妙历法。因此历代的历法都疏漏而不精密，自黄帝以来，常常不断改革。从壬辰元年起，到景初元年丁巳岁止，共积四千四十六年，计算在内。这一历法以天正建子、黄钟之月作为历法起始，以元首之年夜半甲子朔旦冬至为起点。历法的基本数为一万一千零五十八。（《晋书·律历志下》，《宋书·历志》。） ◇历法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