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八◎孔觊

译卷二十八 ◎孔觊 孔觊，字思远，是孔琳之的孙子。起初被举为扬州秀才，补任主簿、长沙王义欣镇军功曹、衡阳王义季安西主簿、户曹参军，兼领南义阳太守，转任署理记室，坚决辞去。征召为通直郎、太子中舍人、建平王友、秘书丞、中书侍郎、随王诞安东谘议参军，兼领记室，任黄门侍郎、建平王宏中军长史。又任黄门侍郎、临海太守。孝建年间任散骑常侍，兼领本州大中正。大明初年改任太子中庶子，兼领翊军校尉、御史中丞。出任寻阳王子房冠军长史，加宁朔将军，代理淮南、宣城二郡事务。又授任安陆王子绥冠军长史、江夏内史，随府转任后军长史，征召为右卫将军。尚未接受任命，改任司徒左长史。永光初年升任侍中，尚未接受任命，又授任江夏王义恭太宰长史，出任寻阳王子房右军长史，加辅国将军，代理会稽郡事务。明帝初年，与顾琛等起兵响应晋安王子勋，失败而死。◇辞去署理记室的笺文 记室这一职位，实在是华贵而重要的职位；如果不是文才、品行优秀而敏捷的人，没有人能够居任。孔觊在乡里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谦让学业的举动，懒散游荡的贬责却在疲弱农民的编籍中有记载。只是因为山林深谷中的隐士被征召任用，不被远远弃置，所以得以承受风教、沐浴恩泽，依附多年。今天的任命，不是我敢冒然接受的。过去学问优秀、技艺丰富的人，尚且认为此职难任，何况孔觊才能浅薄、资质鲁钝，又怎么容易胜任？孔觊听说，居于一定职位便应当辨察事物，这是君主任用人才的道理；竭尽力量就任职位，是臣下奉事上级的道理。孔觊虽然不聪敏，却常常遵守这些话。如今承蒙恩宠只是因为旧日关系，举荐并不是因为崇尚德行，恐怕没有办法在一方承担权衡之责，使众人满意、使上级明察。伏愿陛下明察我的内心，请求改换现在的职位，授予我一个清闲的属官职位，那么如同野鸭和仙鹤各顺其性，忧虑就可以消除了。（《宋书·孔觊传》。） 记室职位如此重要，应当任用博通多才、思维敏捷，并且性情勤勉周密的人。（《通典》作“应当由性情严密和谐的人担任。”）孔觊的学问不能融会贯通，性情又疏懒，怎么能够掌管机密文书、执笔于文官之中？像借助吹嘘而求进的弊病，与这种职位相比实在太过滥竽充数。孔觊年轻时就陷于平常的约束，本来没有深远的根基；追求荣誉进用的愿望，怎么能忘怀？如果确实有萤火、火炬般的微光，能够增加日光的光彩，那本来就是我声名腾达、文采飞扬的时候，哪里敢自己求取从容闲逸、保全清淡安逸？伏愿怜悯我的鲁钝拙劣，使我的才能有施展之地，那么成全我的恩施，自始至终都会深厚优厚。（《宋书·孔觊传》，又见《通典》卷三十一。） ◎孔▯之 孔▯之，爵位和籍贯不详。（疑为孔琳之的兄弟。） ◇艾草赋 良药不能达到，妙针不能施展，奇异的艾草急于救治疾病，竟不惜自身挺立在烟火之中；治疗不分君药、臣药，也能借神奇的火力奏效。它使沉滞牢固的病体在一次灼烧中振起，使气绝的呼吸得到恢复；淳建投掷它却招来灾祸，钳椒▯而留下祸患。这样的艾草美善纯粹，仍然要到荒野之中寻找质朴的本体。唉，正直的灰烬和邪恶的余烬交替抵御，芳香的烟气和苦涩的兰草争相熏染；所以艾草正直却被轻视，兰草妖媚却被珍爱。因此说到尧便以桀作对比，举出兰草便连带提到艾草。（《艺文类聚》卷八十二。） ◇艾草赞 评论那蔚然有灵性的艾草，它繁盛地生长在修长的山坡上。它混同于天地间各种草木，蕴含的道理深远，用处也长久。（《艺文类聚》卷八十二。） ◎孔甯子 孔甯子，会稽山阴人。义熙初年任何无忌会稽掾属，后来任武帝太尉主簿。永初年间任文帝镇西谘议参军，因母丧离职。景平末年，会稽太守褚淡之起用他为将军。文帝即位后，任黄门侍郎，兼领步兵校尉，升任侍中。元嘉二年去世，有文集十五卷。◇牦牛赋 这种野兽所生长的地方，处在遥远险阻之地；它逃遁于岷山角落的绵延荒野，在庸水洲渚汲取清澈的水源。它奔跑迅疾，足迹错杂，头上长着华美的角，毛发纷乱；长长的牦牛毛蓬松杂乱，性情暴烈凶狠，行动又犹疑不定。它超过膏脂般肥美的羔羊，也像蜉蝣那样楚楚可怜。它既被列为礼乐中的表征，又成为军旅中的威仪。它承受藩岳的美好光明，使荒远的戎地归于秩序；一旦分赐珍宝财物，便前来朝见，超越印▯而达到它所在的地方。（《初学记》卷二十九。） ◇陈述利弊 振兴教化的道路，没有比任用官员而使其得到合适人才更优先的；反复占卜选择人才的方法，没有比让人慎重推荐更好的。即使因时制宜而有不同，或增或损而各有措施，求取贤才、审慎任官，从来没有改变过。师锡众人都说：光明而恭敬明察的诰命，多么灿然；拔取茅草而得吉祥，已经显现在幽深的《贲》卦爻辞中。晋军有成，瓜衍之地便作为赏赐；楚军乘胜却不能入境，▯贾也不表示庆贺。如今旧的任命制度正在革新，幽居之人伸长脖颈以待；《韶》的尽善尽美，已经具备于振举纲纪之中；《武》的未尽之处，或许还存在于治理事务的条目里。虽然九官的职掌还不能全部列举，但亲自治理百姓的官员人选，尤其应当优先。我愚意以为，应让朝廷四品官以及外任的郡守、州牧，各自推荐一名能够担任二千石长吏的人，交给选官部门，按照职位空缺次第任用；举得贤才的受赏，推荐失当的受罚。帝王所面对的困难，哪里是庸常见识所能轻易处理的？但只须推荐你所知道的人，并不是要求人数众多。借助百官的明察，哪能和一个人的偏见相比？出了过失由自己承担，哪里容许徇私顾人的私情？如今并不是说选曹铨选的人果然全都荒谬，而是众职所推荐的人，必定应当以贤良为标准。应当使求贤开辟广泛的途径，考核政绩时只取少有过失的人。若才干确实出类拔萃，晋升时应当崇尚德行；治理阿地的宰臣，不必计算年资；免除徒刑的郡守，难道还要限制资历和品秩吗？从此以后，才干相等的，仍应按资历；资历相等的，再按任职地区决定。郡守所任的官职，确实可以说是吏员的职务；但监察百姓的疾苦，辅助教化、宣扬风俗，那么要求隐忍厚道，比刀笔文书更紧要；办理政务的才干，与仁德之心相接。若以此来评定才干，实行若干年，哪里只是政事没有弊病，百姓得到庇护而已？还将使公正的仕途日益清明，私人的请托逐渐杜绝。士人多以才智相争，仁德必由自己践行；处士可以砥砺自守的操行，出仕者可以收敛奔走交结的心情。甯子才能浅陋，不懂治国的体要，冒昧陈述愚见，退下后又害怕有所违谬。（《宋书·王华传》。此前会稽人孔甯子曾任高祖太尉主簿，陈述损益，内容如此。） ◇井颂 天高而能听见卑微者的声音，大地厚重而能流布谦德。挥动锋刃已经击打，跪拜之礼也沾润施行。只有增益之事有所兴作，德行才能远播，事业也能兼备。明君任用汲取井水的人，人人都仰望着你。

译◇水赞 清澄如明镜而没有虚妄，积聚起来便形成河川。急流飞泻，照亮山谷；冲击岩石，发出清冷的声响。◎何叔度 叔度是庆江▯人，义熙年间任尚书。进入宋朝后，任金紫光禄大夫、吴郡太守，元嘉八年去世。◇王睦事议 制定法律来制止奸恶，根本应合乎情理，并不是说一个人犯了劫罪，全家都应受刑。所以罪及同产兄弟，是想让他们彼此告发，以便把作恶的人交出。王睦父母至亲，完全可以一起逃亡；但如今割舍天伦亲属，反过来互相捆绑押送，就像毒虫已经螫在手上，只好截断手腕以求保全，从情理上说值得怜悯，按法理也应当宽宥。只要使凶恶之人不能容身于家中，逃避刑罚也无处可去，就能彻底断绝罪恶的根源。王睦既已被检举押送，其余人就不应再告发，应该一并免罪。（《宋书·何尚之传》《南史·何尚之传》《通典》卷一百六十七。按：《宋书》此议中“造恶”作“为恶”，“之际”作“之至”，末句作“并全之”。） ◎何尚之 尚之字彦德，是叔度的儿子。义熙年间任临津令，武帝兼任征南将军时，以他为主簿；武帝接受禅让后，他因病被废免。少帝时任中书侍郎。文帝即位，任临川内史，入朝任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左卫将军，兼任太子中庶子，升任侍中、丹阳尹。调任祠部尚书，兼任国子祭酒，升任吏部尚书，进为中书令、中护军，升任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升任左仆射，转任尚书令，兼任太子詹事。元凶弑君自立后，进任司空。孝武帝即位，又任尚书令，兼管吏部，升任侍中、左光禄大夫，加特进，不久任开府仪同三司，又兼任中书令。大明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追赠司空，谥号简穆，有文集十卷。◇华林清署殿赋 西面则厅堂高大宽敞，设置了正鹄作为射箭的靶子，环绕着绿色流水，栽种着清椅树。舒展着绵延的瓦屋和彩虹般的栋梁，排列着雕刻华美的椽子；窗户饰以翠色钱纹，青色的轩廊连接着红色的台阶。至于幽深的内室和曲折的房间，深沉幽暗而隐秘，起初好像容易循行，最后却难以全部探明。稍稍触动细微之物，便有风生起；踏上椒香小道，芳香便四处弥漫。所到之处都可设宴，短暂游赏也能延续多日。后面倚靠高峻的山石，前面面对深谷；始终一片萧瑟幽森，清水激荡而来，又引入浑浊之流；涌泉灌注在台阶处，远风从楹柱曲折处吹来。暑气虽然盛，却不炎热；空气正清爽，又含有滋养万物的气息。傍晚哀鹤长鸣，清晨悲猿啼叫；灵芝覆盖山崖，仙花遮满池沼。《退居赋》（见《宋书·何尚之传》，今已亡佚。） ◇表谏行幸侵夜 皇帝的车驾应当慎重，尊贵的身份不可轻率，这些都是圣明之心所能察知的，哪里还需要臣下启奏？近来车驾屡次出行，回来时又常常冒着深夜，群臣的心情不安，实在是没有安定。清理道路后再行动，是帝王应遵循的成法，也是古今深切的警诫：处于安定时不能忘记危险。如果遇到汲黯、辛毗那样的人，一定会冒犯圣颜直切进谏，只是我们这些人碌碌无能，常常只知顺从沉默罢了。伏望陛下稍稍采纳愚臣的诚意，考虑并加以省察，不要因为进谏之人而废弃其言，这样才可以稍稍慰藉四海的期望。◇上言请原竺超民等 刑罚的得失，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取决于君主是否审慎，圣贤对此都十分留心，不可不慎重。竺超民任义宣的司马，贼军既已逃走，当时只要派一个人便可以擒获；如果反复考虑而贪图利赏，就应当将其捕获，不仅可以免除罪过，还可以取得不义的赏赐。然而超民丝毫没有这样的想法，这一点足以使人观察到他的过错并知道他的仁心。他又替官府保全城池府库，谨慎守护仓库，端坐等待被捆绑。如今却牵连诛杀他的兄弟，而对事情前后始末全不加区别，这和滥杀又有什么不同？陆展的情况也完全清楚明白，却把他同大逆之人一并处理，在事情上实在太重。臣预先蒙受陛下的顾念和待遇，与普通奴隶大不相同；如果心中有所想，不敢自行沉默。（《宋书·何尚之传》。世祖即位后，诛杀竺超民——他是反叛义宣的司马；又诛杀长史陆展的兄弟，本来都应当一同处死。尚之上奏后，竺超民因此得以免罪。） ◇密奏庾炳之得失 治理国家和家族，什么时候不谨慎遵用前代典章？如今如果只想使一个人得以通达，恐怕不是明哲君王治理天下的长久办法。庾炳之所作所为，并不只是暧昧不明而已；臣所听闻的既不是一天两天，且又往往亲眼见到，事情多如丘山，明明白白到了这种程度，却放纵而不加纠察，不知还凭什么治理国家。晋武帝算不上明主，但处理鬲令之事，终于能振作起来；华廙当时受到的待遇并不轻，仍被废黜禁锢多年，后来起用，也不过做了城门校尉罢了。若说庾炳之对国家有忠诚，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不过是说他与殷景仁没有失去旧日关系，与刘湛也并不疏远罢了。而且殷景仁当时的声望和事功，哪里还可以轻视？朝廷官员彼此推重，也没有什么限度。即使庾炳之略有忠诚，又哪里足以掩盖他的罪恶？如今贾充是晋朝重臣，功勋事业虽不算卓著，却没有听说犯过大罪；群臣一进言，晋武帝便把他远调出去。陛下圣明睿智，反而在这件事上迟迟不决。庾炳自身的过失已经声名狼藉，又交结朋党，制造传播是非，实在足以败坏风俗。各种恶行纷乱，超过了范晔，只少了一项谋反之罪罢了。伏愿陛下深思三次，试着把各种传闻广泛询问那些可以顾问的人。群臣见陛下对庾炳之顾遇太重，恐怕不敢严厉指责；在询问时，应当先公开表示不因顾忌而责怪进言者。如果不这样做，也应当辨明其中的得失。臣愚蠢，既然有所启奏，就想把心中所思全部说尽；如果没有可以采纳之处，伏愿宽宥臣冒犯忤逆之罪。（《宋书·庾炳之传》。庾炳之掌管选举时，既不采纳众议，又颇多接受财货，请求急速回家。令史钱泰、周伯齐到庾炳之家商议事务。钱泰善弹琵琶，伯齐善歌唱，庾炳之便留他们住宿，因此被有关官员弹劾。皇帝一向厚待炳之，想宽恕他，于是召问尚书右仆射何尚之。尚之详细陈述庾炳之的得失，又秘密上奏；此事又见《南史》卷三十五。） ◇又陈

译庾炳之叫两名令史外出住宿，令史向都令史骆宰请示，骆宰说不允许；吏部曹也都知道这样做不可。令史把不能留宿的意思全部告诉尚之，庾炳之却完全不听不采纳，这不是因为他不懂，只是故意强留他们罢了。内外官员都知道这件事，陛下却反而相信他的诬说，群情怎么会安定？陛下不必替他强作辩解。即使是令史，擅自外出也严重损害朝廷典制，不能说是小事。谢晦声望和实绩很高，不是今天这些人可以相比的，只因一件事做错，就被免去侍中之职。王▯是当时的贤者，只犯小过；桓胤在春季▯猎一事上有过失，他们都以白衣身份领职。何况公开违犯法制的人呢？不知是否可以依照王、桓二人以白衣领职的先例？这样对任用并无损害，又可以作为严肃警戒。孔万祀身居左丞之职，却不考虑事情是否相当，对骆宰说：“庾炳之身居显贵要职，与其他尚书不同，只要政治上可以不说话就行了。”又说：“不痴不聋，不能做姑公。”竟敢说出这样的话，也很是奇怪。（同上。当时庾炳之为自己辩解说：“不了解台省制度，令史都说留在外面并不算嫌疑。”太祖认为庾炳之轻信他人而失当，认为小事不足以伤害大臣。尚之又作了陈述。） ◇又陈庾炳之愆遇 尚书省旧例增加配置给二十名▯，借给元、凯两位丞郎使用。庾炳之常常取其中十人私下使用，询问▯员缺额，却不能及时补足。最近得到王师，仍不肯遣还。臣派人对他说：“先前取人使用，我心里一直不安；如今既然已有手力人员，不应再把他们留下。”他得到臣这番话后，才重新遣还。大体说来，他为人轻率，常常把所作所为放在心上；有许多纷杂的事情，不是都能弄清楚。臣想起张辽的话：关羽即使是兄弟，曹公也是父子，难道能不说吗？看看如今忧虑国事的人实在太少，臣如果再闭口不言，就像日月的光明也可能有所遮蔽。但不了解臣的人，难道不会说臣有争强好胜的痕迹，将来追想此事而怅惘吗？臣与炳之都曾周旋供职，也都受到恩遇，不应再产生厚薄之分。太尉昨天对臣说，庾炳之有许多不可之处，并不只是一条；远近之人都敬畏他，震动四海。一个平庸的人竟能做到这样，更值得称奇。虞秀的门生侍奉他，屡次献上珍贵菜肴，从没有缺少；此外另有进献的物品，哪里能一一说尽？庾炳之家无论大小官员，都向张幼绪索取，幼绪逐渐无法承受命令。庾炳之先前与刘德愿关系很差，德愿自己弹琵琶十分精美；庾炳之送给他一件东西，态度便立刻亲热起来。市令盛馥送来数百口木材帮助营建住宅，害怕别人知道，便制作虚假的买卖契券。刘道锡突然有所输送，几乎倾尽南方俸禄的一半。刘雍自以为得到他的力量帮助，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他；夏天送来甘蔗，好像是刚从州中发出的一样。国家的吏员运送柴草，沿途从未中断。凡是见到别人有东西，极少有不索取的；听说刘遵考有木材，便索要木材；见到精美的烛台，又索要烛台。选拔任用不公平之处，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太尉又说，庾炳之完全没有共同办事的规矩，凡是选举任用，全凭他的意旨，只让太尉知道政令而已。讨论任用虞秀为黄门郎时，太尉没有正式答复同意，所以才得以停止。太尉近来与庾炳之关系疏远，想任用刘德愿的儿子为州西曹，庾炳之却奏请任用他为主簿，并立即告诉德愿。德愿便向太尉道谢。前后泄露消息、出售恩情，也太无止境了；即使不加罪，也应当把他调出京城。士人和百姓都愤怒憎恨他，并不只是像项羽听到楚歌那样而已。自从裴、刘受到刑罚以来，各位将领陈述才能，百倍于从前；如今事实上的好坏可以询问。如果陛下赫然发怒，显明法令，您就可以安闲地躺在紫闼之中，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忧虑了。（同上。尚之再次上奏，太祖仍宽纵庾炳之，让尚之进一步陈述意见，于是尚之详细说明了炳之的过失。） ◇又答问庾炳之事 臣既没有贾生应答的才智，又没有汲公冒犯圣颜直谏的正直，至于侍坐时仰承答问，每每不能把话说尽。昨天出宫后又反复深思，只是愚昧执滞；如今关于庾炳之的事迹，众口一词，已经十分明显，只是还没有查清受贿财物的数目罢了。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践踏罪法、辜负恩德，没有什么可以再宽减的。况且居官而失和，从来没有像他这样严重的。陛下顾念旧日恩情，迟迟不忍依法穷治，所表现的宽弘，恐怕没有超过此事的了。如今又要授予他显赫的京都尹之职，恐怕那些尽心奉国的人到此便会灰心，而贪婪放纵、任意妄为的人会随着岁月更加猖獗。这不只是损害王化，还是国家治乱的根由。依臣所听闻的天下议论，庾炳之常常使日月蒙尘，从未见他增加一丝光辉。如今曲阿在水南，恩宠与从前没有不同，又加上统领首郡的荣耀，反而使他的势力更形壮大，正是所谓老王雅。古人说：“没有赏罚，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陛下难道可以坐视皇家威重受损，只为迷恋一个凡人吗？如果事情还处在可与不可之间，臣也不敢随意陈述片面之见。如今是非曲直，明白灼然；而圣明的君王反而还不能醒悟，即使让贾谊、刘向重新活过来，难道不会在圣明时代慷慨流泪吗？臣过去进言弹劾范晔，当时也害怕犯触之罪；但只要是愚臣心中所思，便不能不舒展说出，这就是所谓即使死九次也不后悔。可以说让庾炳之暂且外调，如果他能够改过自新，在任上做出声誉，再召回也不难；同时还可以稍稍彰明国家典章，大致酬答四海的责难。如今他的过失像山一样多，荣宠任用却没有受损；若庾炳之再犯下显著重大的罪过，谁还敢把实情报告上来？况且除非有特别的功勋和卓异的成绩，又有什么足以堵住今天的责难？遍观古今，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众多罪过声名狼藉、接受数百万财货，却还能得到高官厚禄的人。臣每次想到圣明教化中竟有这种事情，没有不痛心疾首的。假如让我们几个人也如此横行狼藉，不知陛下又将如何处置？近来曾启奏建议把贾充调到远方镇守，如今此事也没有什么不同；外调恐怕是最好的办法。臣知道陛下不能采纳臣的意见，所以才说臣还没有把愚见全部说尽。如今蒙受恩宠荣耀的人不少，臣为什么偏偏对此事如此恳切？实在是出于尊崇君主、希望国家得到治理的心意。伏愿陛下再加以审察。（同上。太祖想把庾炳之调任丹阳，又询问尚之，尚之答复如此。）

译臣见刘伯宠对庾炳之所作所为非常激愤，他说：有人送东西给张幼绪，幼绪对人说：“我虽得到一个县，却背负三十万钱的债。”庾冲远（《南史》作“仲远”）竟然把他送到新林；即使被捆绑起来，仍然没有得到解脱。荀万秋曾到庾炳之家，恰好遇到一位姓夏侯的客人。主人问：“有没有好牛？”客人说：“没有。”又问：“有没有好马？”客人仍说：“没有，只有一头好驴。”庾炳之便回答：“这正是我想要的。”客人出门后，庾炳之就派人传话索取。刘道锡说自己是庾炳之所举荐的人，庾炳之便向道锡索要嫁女的器具和祭祀器物，合计达到百万钱。有人还说并非如此。选令史章龙向臣说，也叹息庾炳之接受财物过多，说：“确实得到过嫁女用具，铜炉要四个人才能抬动，细葛布斗帐等物，更是无法计算。”在尚书省中，他还命令奴仆酤卖酃酒，从中获取一百一十钱的利润，这也是台阁中从未有过的事。不知这些事情是否稍稍减损圣上的听闻？臣恐怕会仰面损伤日月般的圣明，私下为此叹息。（同上。太祖于是批准有关官员的奏议，免去庾炳之的官职。） ◇刑法议 考察孔右丞的议论：士人因符伍之罪获罪，有奴仆的连奴仆一起治罪，没有奴仆的缴纳赎金。既然允许士人与庶民相隔绝，那么听取和查察就自然困难，不应把难以知道的事情，用必定知情的法律来定罪。有奴仆的人未必贤能，没有奴仆的人也未必不贤能。如今奴仆多的人傲然面对王法，没有仆从的人却被时下的法网逼迫；这样一来，恩惠所沾及的总是程卓一类人，法令所加的却必定落到颜原一类人身上。按照臣浅陋的想法，私下仍觉得不能满意。谢殿中说奴仆不应随主人连坐，因为名分不清，这确实有道理。然而奴仆实际上与乡里百姓相互关联，如今完全不追问，恐怕也会有所遗漏；臣的意见与左丞的议论相同。（《宋书·王宏传》。） ◇以一大钱当两议 臣恭敬地察看圣明诏命，知道陛下想要改革钱币制度，不必辛劳采铜铸钱，钱币的效用自然可以增加一倍；这确实是挽救弊病的宏大筹划，也是增加货物流通的良策。即使以管仲那样浅近的见识来求取此理，仍有不能完全明白之处。泉币和贝币的兴起，以估量货物为根本，重在交易，哪里在于数目多呢？钱数少，钱币就贵重；钱数多，物价就贵重。数量虽有不同，救济使用的作用却没有不同。何况如今以一枚大钱当两枚使用，岂不是徒然抬高虚假的价格吗？凡是创制新制度、改革旧法，都应顺从民情；从来没有违背众意、强行改变事物而能够长久的。钱币制度的废兴，不容许仓促议论。前代的赤仄钱、白金钱，很快便停止使用；六种货币混乱不堪，百姓在市场上哭泣。实在是因为制度不统一，难以遵行。除非是救治急迫弊病、权宜应付时势，否则应当守持长久的事业。繁琐的政令曲折杂乱，想把事情办远大，往往反而陷入泥沼。况且货币偏重偏轻都会使百姓受害，所以先王设立井田来使财富有所均一，使富人不至于奢侈过度，使贫者不至于困乏。虽然这种制度已经废弃很久，不能突然施行，但应当取其合宜而接近的办法，大致仿效它。若今天的制度实行，富人的财货会自然增加一倍，贫者的困苦反而会加重，恐怕不是想要使财富均平的本意。又如钱币的形制，有大有小，种类很多，只说铸造大钱，却不知道具体规格。如果只采用四铢钱、五铢钱，钱文都是古篆，既不是下官所认识的字体；再加上钱文或许磨灭，更难辨明。公私之间都会混乱，争讼必然发生，这是臣最深的疑虑。诏命又担心私自剪凿钱币的事情日益增多，以至于铜钱被销尽；臣的愚见却认为大概没有这种忧虑。百姓的巧诈即使隐秘，也总会留下踪迹；况且使用钱币和铜材，事情可以查验追究。只是由于所属官员懈怠放纵，纠察不够精细，所以制度设立以来，被发现的人很少。如今虽有悬赏金钱的名义，实际上却没有兑现奖赏；如果申明旧有的条令，捕获后立即兑现奖赏，使人畏惧法律而希求赏赐，事情不久自然可以安定。愚人的意见，请智者选择；臣既然参与询问，怎敢不把所知全部说尽。（《宋书·何尚之传》。元嘉二十四年，录尚书江夏王义恭议定以一枚大钱当两枚使用，以防止剪凿，议论者多赞同。尚之的议论又见《通典》卷九。） ◇分置荆郢二州议 夏口处在荆州、江州之间，正对着沔水入江之口，通达连接雍州、梁州，实在是水陆要冲，自古就是旧日重镇，根基不可轻易改变。如今分出江夏、武陵、天门、竟陵、随五郡另设一州，州治设在夏口；那里已有现成城池，水浦宽大，可以容纳船只。由竟陵取道前往荆州，虽然走水路，与前往江夏没有不同；各郡到夏口都可以顺流而下，十分便利。湘州所辖十一郡，其中巴陵靠近长江，距离夏口很近；既然分割湘州中部另设新州，就更显得州域广大，也可以割取巴陵归属新州，这在事情上是适宜的。（《宋书·何尚之传》。） ◇发民丁议 征发南兖州三五等类的民丁：父祖伯叔兄弟在州中任职办事的，以及在北徐州、北兖州为皇弟、皇子办事的，庶姓担任主簿的，各皇弟、皇子府中的参军、督护，官至国三令以上而居相府舍的，不在征发之列。其余全部征借暂时出行；征发文书到达后十日内整装出发。沿江五郡集中到广陵，沿淮三郡集中到盱眙。又招募天下善于使用弩的人，不问他们原来隶属何处。若有骑马、步战以及各种武艺、武力之士符合科选的，都加以优厚赏赐。（《宋书·索虏传》。这一年军队大规模兴起，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与谋议。） ◇与颜延之书 红色驺骑清理道路，白简严厉弹劾；若取法于仲容，或许会有所亏损吧。

译◇与中书令王球书 颜延之已有后续的任命，教府从此不再有光辉了。◇列叙元嘉赞扬佛教事 元嘉十二年五月乙酉日，有关官员上奏说，丹阳尹萧摹之进言：佛教教化传入中国，已经经历四代；佛塔、佛寺和佛像，所在之处有数千座，向前可以震动人心，退一步也足以招徕劝善。但近世以来，人们的情感和敬意流于浮薄末俗，不把精诚看作最重要，反而把奢侈竞逐当作首要。旧有寺宇倾颓毁坏，却没有人修缮，反而各自建造新的建筑，互相夸耀攀比；高大的宅第和显贵的住宅，几乎都用在这上面，木材、竹材、铜料和彩色材料，浪费损耗没有止境。违背中和、超越制度，应当加以检察裁制；若不设法防止，流弊蔓延就不会停止。请求从今以后，凡想铸造铜像的人，都到尚书台亲自申报；兴建佛塔、寺院、精舍，都先到所在州的二千石官那里，详细说明事情的始末，按事项列举上报。本州必须报告并得到批准，然后才能动工。若有人擅自铸造铜像、擅自建造寺舍，都依不奉行诏书的法律论罪；铜、宅舍、木材、瓦石，全部没收入官。奏请得到批准。当时有沙门慧琳，假借僧人的服饰和次序，却诋毁佛法，著有《白黑论》。衡阳太守何承天与慧琳亲近交往，向来互相激发辩论，著有《达性论》，二人都拘泥于一端，诋毁呵斥佛教。永嘉太守颜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是信奉佛法的人，分别考察驳斥这两篇论著，各写了一万多字。慧琳等起初也彼此往来，后来还没有真正交锋便停止了。宗炳于是著《明佛论》，以推广佛教宗旨。皇帝很赞赏这篇文章，对侍中何尚之说：“我年轻时没有读佛经，近来又没有闲暇；关于三世因果，尚未辨明而形成自己的看法，但也不敢另立异说，正因为前代贤达以及你们这些当时的俊秀，大都敬信佛法。范泰、谢灵运常说：六经的文辞，本来在于救助世俗、治理国家；如果一定要探求性灵的真实奥妙，难道能不把佛经作为指南吗？颜延年驳斥《达性论》，宗少文诘难《白黑论》，说明佛法深广浩大，尤其在名理方面精妙，都足以启发人的心意。假如天下之内人人都纯粹接受这种教化，那么我坐着就可以达到太平，还要做什么呢？近来萧摹之请求制定限制佛寺的制度，尚未完全议定，就已经把奏议给你看了；委托你增删修订，一定要做到能够遏止浮华淫靡，又不损害广泛奖劝佛教的原则，这样才可以写入法令。” 尚之回答说：“世上悠悠之人，大多不信佛法；以臣这样的庸常浅陋之人，独自抱持愚诚勤勉，恐怕因为见识欠缺而玷污弘大的教法。如今反而承受陛下的褒奖和拂拭，实在不敢当。至于前代众多贤人，则没有辜负明诏。中朝时代已经久远，难以全部知晓；自渡江以来，王导、周ダ，是宰辅中的冠首；王蒙、谢尚，是士林中的表率；郄超、王坦、王恭、王谧，有的被称为绝伦，有的被称为独步，他们的美好气质和贞正情怀，又都超出常人。郭文、谢敷、戴逵等人，都把心思放在天人之际，把自身置于烟霞之中。亡高祖兄弟，以清明的见识为世人所遵法；王元琳兄弟，以才华冠绝朝廷。其余范汪、孙绰、张玄、殷觊等大约几十人，没有一个不是当时的俊才。宗炳的论述中所列举的那些沙门，如帛昙邃，已经是他们的后辈；与帛昙邃相提并论的，不过是庾元规。帛昙邃以上的护兰诸公，都将接近黄中的名迹，有些甚至是不可测度的人物。近世以来，无论道士还是俗人，进行比较议论，已经就此而已。若要把夷狄和华夏、一直到汉魏时代的奇才异德都一一列举，哪里说得完？难道应当白白丧失人的性灵，坐视亲属天伦被抛弃，沉沦迷惑于虚妄之说，自陷于无法验证的教化吗？陛下思考洞察事物表象以外的机理，忧虑玄妙天象以外的道理，探究幽深而达到远方，不应当只从这件事上取法。” 从臣等以下，如果能够谨慎地推行这个例子，那么清净信佛的人在当世就不会缺少；所谓人能够弘扬道，哪里是空话呢？慧远法师曾说：“释氏的教化，没有什么地方不能适用；使人适合道义固然是教法的根本，救助世俗也同样是重要事务。”君主如果能剪除其中的讹误虚伪，奖赏其中经过验证真实可靠的部分，使它与皇帝的政教并行于天下，幽明双方共同出力，一起使百姓敦厚，那么成王、康王、文王、景王的时代，难道只有它们值得称奇吗？假如周、汉初年也同时实行这种教化，歌颂兴起、刑罚清明，应当会更快实现。臣私下认为，这种说法符合深奥的道理。为什么呢？百家聚居的乡里，十个人持守五戒，就有十个人淳厚谨慎了；千户人家的城邑，一百个人修行十善，就有一百个人和睦敦厚了。把这种风俗教训传播到天下，编入户籍的人有千万，就会有百万仁人。这只是把戒律和善行全部具备的人计算在内；如果连只持守一戒、只行一善的人也都计算进去，那么恐怕会达到十分之二三。能够实行一件善事，就会去掉一件恶事；一件恶事既然去掉，就会少用一项刑罚；一家之中少用一项刑罚，全国就会少用万项刑罚。四百种刑狱之事，哪里还值得忧虑？《雅》《颂》的兴盛，理应加倍迅速。这就是陛下所说的坐着便达到太平。按道理说是这样，考察事实，臣还可以继续说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 前代史书说，西域的风俗都奉佛敬法，所以大国人口数万，小国人口数百，最终却互不吞并。归附中国以后，风俗颇有衰败，但仍然十分淳弱，很少进行杀伐。又自五胡乱华以来，百姓遭受涂炭，冤屈横死的人多得不可胜数，其中有些人错误地获得安息，必定是依赖佛教的力量。因此佛图澄进入邺城后，石虎的杀戮减少了一半；洮池佛塔放光后，苻坚使用椎锯的刑罚也停止了。蒙逊反复残害亲属，无亲无爱，凶虐如豺虎，到了晚年受到感化醒悟，终于成为善人。法逮道人，力量胜过万人，几乎扰乱河渭一带，却面缚而甘愿受死，用来归附师法；这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敬信佛法。神道辅助教化，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雷霆击打、暑雨降临，常常被当作天意；到了巡视宗庙时遭遇雷震，史书便说是上天显露隐蔽的罪恶。桀、纣的朝代，冤死之人多得无法记载；周宣王、晋景公仍因施行重刑而受到神灵降祸。考察报应的数目，既有与事实不相符合之处；征验古今事例，只会更加使人迷惑。经书把这些记载下来，用来彰明劝善惩恶，即使万一只是影像，也仍然具有深切的警戒意义；哪里能像佛教这样，在责备人的言辞和义理上有可然可信之处？考察实际事情，又没有背离真实而流于虚妄的弊病。再看世间大士降临人间的近世验证，往往立即显现其身份和来历，众人都亲眼看见；祈求的人家，类似事情接连发生。它们之所以能够劝善惩恶、之所以深切，哪里能和那些事情相提并论呢？”},{ 然而愚昧昏暗之人，如果一味毁谤轻慢佛教，便会忽视重大的而看重轻微的，拘滞于小处而迷失大义；他们恼恨僧尼断绝《片半》育，嫉妒佛像、佛塔耗费朱色和紫色。这就像百姓承受天地覆载的恩德，每天使用却不加谈论；官吏主管苦于填埋安葬的劳作，偶尔也会加以诋毁轻慢。慧琳、承天，大概也正是如此罢了。萧摹上奏提出制度，我也不认为全都不对，只是痛惜败坏佛道和世俗风气的，主要在于没有德行的僧尼；但他们的内情和外貌难以分别，不能轻率废除。金、铜、土、木制成的佛像，虽然耗费日益深重，却必定是福业所寄托之处，也难以一下子完全断绝。我近来思量如何斟酌处理，进退都难以心安。今天亲自承受陛下的仁德教诲，实在感到平和安泰。

译当时吏部郎羊玄保在座，进言说：“这番谈论大概关系到天道与人事的界限，哪里是臣所应当参与的呢？只是私下担心，秦、楚讨论强兵的办法，孙武、吴起谋划吞并的策略，难道会对这些有所取法吗？”皇帝说：“这不是战国时代的器具，确实如卿所说。”尚之说：“如果尊崇隐逸之士，战士就会懈怠；如果以仁德为贵，军队的士气就会衰弱。假如把孙武、吴起作为志向，只要在意吞并他国，也同样不会取法尧、舜之道，哪里只是佛教如此呢？”皇帝高兴地说：“佛门有了卿，也就像孔门有了季路，这正是所谓坏话不能传入耳中。”（见《弘明集》。） 何偃 何偃，字仲弘，是何尚之的儿子。州府征召他任议曹从事，举荐为秀才，授任中军参军、临川王义庆平西府主簿。出任丹阳丞，授任庐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中书郎、太子中庶子，代理义阳王昶的义阳国事务。升任始兴王浚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元凶弑君自立时，任命他为侍中，掌管诏令文书。孝武帝即位后，授任大司马长史，升任侍中，兼领太子中庶子，改任骁骑将军，又转任吏部尚书。大明二年去世，追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谥号靖子，有文集十九卷。《月赋》远望太阳如同明镜，满月如同玉璧。（见《初学记》卷一。） 日月虽然像玉璧，却以光芒作为它们的形态。（同上。） 《北伐议》内▯胡法宗奉诏讨论北伐之事。臣伏下心来估量，如果贼寇确实已经造成残害祸乱，那么他们如同犬羊一般容易发生内乱，要消灭他们并不困难，确实如同天子的旨意。如今虽然朝廷谋划周密，没有遗漏，但士卒还没有得到精熟训练；沿边的镇守军队，充实的很少；边地百姓流离散亡，许多尚未归还本业。军队所凭借的给养，都取给于国家根本；如果损害根本来牺牲边境的祸患，那么一有行动就应当不会成功。无须忧虑往年挫败受伤之事，接着又发生内部争斗；轻慢衰亡、招致祸乱，确实会大为顺利。然而淮、泗数州实际上也已经残破耗损，流亡受雇的人还没有回来，战争创伤还没有恢复。而且进攻与防守并不相等，客军与主军的形势也不同；逼近它们，形势就艰难，包围它们，又会旷日持久；在进退之间，奸诈和忧患会交相发生。臣私下认为，当今的弊病容易遭受挫败，将来的敌寇还不深重，应当暂且忍受耻辱、隐藏疾病，以此顺合天道。（见《宋书·何偃传》。元嘉二十九年，太祖想再次北伐，向群臣询问，何偃提出了这项意见。） 《临轩夹扶议》从今以后，皇帝临轩时乘坐御舆、穿着法服、以焘盖登殿，应当依照太庙斋戒的仪式，由侍中、常侍在两旁搀扶皇帝上殿，等到应当为王公起立时也这样做。夹扶完毕后，再回到原来的位置。请详细议定。（见《宋书·礼志》五。孝建二年十一月，有司上奏；侍中祭酒何偃提出意见。） 《郊祀遇雨议》郑玄注《礼记》时，引《易说》说，三王举行郊祀，都采用夏历正月。《周礼》说，凡是国家的大事，多在正岁举行。《左传》又说“冬眠的虫开始苏醒时举行郊祀”，那么郑玄的这一说法确实是有根据的。各家有不同意见，有人说三王各自都用本朝的正月在郊外祭天；这大概是拘泥于一曲之学的辩说，在礼制上没有可取之处。由此固然知道《▯梁传》认为春季三个月都可以作为郊祀的月份，这真可以说是浅陋的见解。然而关于采用辛日的说法，各家没有不一致的。晋朝郊祀使用庚日、己日，参差不一，也没有见到前代的先例。臣愚以为，应当遵从晋朝迁移郊祀地点的做法，依照礼制使用辛日。燮之因为接受天命而制作龟卜，知道神灵降告并不在于具体日期，这是学问精密之处。（见《宋书·礼志》三。大明二年正月，尚书何偃提出意见。） 《与谢尚书》珍贵的玉制名钏，借助器物寄托情感，这是《诗经》作者所说的情味。（见《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六。） 《常满樽铭》品德坚贞、光明美丽，像吴地食器中的明月。只有这件奇异的器物，神妙绝伦，没有什么能胜过它。斟酒酌饮各有承受之量，不超过它所能容纳的限度。《凫▯》诗中所写的情形，难道与此有什么不同吗？（见《艺文类聚》卷七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