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一◎韩麒麟

译◇《陈时务表》古代先哲君王治理国家、建立政教，积蓄九年的粮食，把这叫作太平。因此亲自耕种千亩籍田，以此激励百姓，于是衣食日益丰足，礼义教化兴盛流行。到了中世，也同样重视这一事业；储藏粮食的人和斩杀敌人的人享有同等爵位，努力耕田的人和孝顺友爱的人得到同样奖赏，这实在是百代君王共同遵循的常规，也是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事。如今京师的百姓，大多不耕田，靠游荡谋食的人占了三分之二。一个人不耕田，尚且可能使一些人挨饿，何况现在动辄以万人计算。因此前些年山东遭遇水灾，百姓有的饥饿至死；今年秋天京都又遇旱灾，粮价大幅上涨，实在是因为没有劝勉农人耕作，平素又没有储备积蓄的缘故。伏望陛下天赋聪明，德道高过三皇五帝，天未明便忧劳勤政，思虑体恤百姓的困弊，即使帝尧一日处理万机、周文王日偏西仍无暇进食，也不足以比拟。上承覆载之恩泽，下至受冻挨饿的百姓，都是因为有关官署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地方长官不体恤根本。自从太平日久、连年丰收以来，人们竞相夸耀，终于形成奢侈的风俗。车马服饰、宅第住宅，奢侈僭越没有限度；丧葬婚娶，花费实在很多；贵富之家，童仆侍妾穿着[字疑]服；工商人家则食精美的食物、穿华丽的衣服。农夫吃糟糠，养蚕妇女连粗布短衣也缺乏。因此耕田的人一天天减少，田地有的荒芜了。粮食和丝帛在府库中耗尽，珍宝货物却充满市场；家中衣食匮乏，华丽服装却充斥道路。饥寒的根源，实在就在这里。我认为，凡是珍奇玩物，都应当一概禁止；吉礼、凶礼，应完备地制定格式，使贵贱有区别，让百姓归于朴素。应按天下男女的人口计算授予田地。宰辅官员四时巡行，台阁使者每年核查一次。勤于相互劝勉督课，严格加以奖赏。几年之内，必定会有富余充足的粮食。即使遇到灾荒，也可以免于流亡。往年核校户籍，租赋轻而且少。我所管辖的齐州，所收租粮仅够供给俸禄，几乎没有入库的。虽然对百姓有利，却不能长久维持。倘若发生军事征役，或遭遇天灾，恐怕供给的方法就无从取得补济。可以减少绢布的征收，增加谷物租税；年成丰收时多加积储，年成歉收时拿出来赈济。所谓把百姓的粮食寄存到官府，官府有了积粮，百姓就不会有荒年了。韩显宗 显宗，字茂亲，是韩麒麟的次子。太和初年被举为秀才，对策列为甲科，授任著作佐郎，不久兼任中书侍郎、本州中正。升任右军府长史、征虏将军、统军。进任镇南、广阳王元嘉的谘议参军。不久违背皇帝旨意，以平民身份留任。太和二十三年去世。景明初年，追赠章武男。有《冯氏燕志》十卷、《孝友传》十卷、《集》十卷。上书陈述时务 第一条说：我私下听说，皇帝车驾今年夏天如果不巡行三齐，就要临幸中山，我私下认为这不是好计策。为什么呢？如今徭役应当及早停止，洛京应当尽快建成。节省费用，徭役就可以减少；集中力量，洛京就容易建成。去年冬天车驾停留邺城，正是可以休息的时机，尚且还要编户百姓供奉，劳民伤财十分严重。陛下圣明鉴察，怜悯百姓，优厚的诏旨十分殷切，给高年老人加爵，资助鳏寡；虽然赈济借贷普遍施及百姓，如今还担心他们明年夏天面有菜色，何况正值三农争取农时、六军云集的时候，他们所损失的产业，实在不少。即使调发征敛已经很轻很少，也不足以称为劳苦，然而大驾亲临，谁敢安居休息？往来奉承，车马纷纷行于道路，田地和蚕桑暂时荒废，那么将来便没有生活资财了。这是国家深重的忧患。况且正值炎热季节，而六军暴露在外，恐怕会发生疫病，这是第二件可忧虑的事。我希望车驾早日返回北京，以节省各州供应帐幕的费用，集中力量营建洛邑。这样南方各州免除杂徭的烦扰，北都停止百姓析户迁徙的叹息，洛京可以按时建成，迁徙的人都会欣然如同归家。第二条说：自古圣明的帝王一定把俭约视为美德，昏乱的君主一定因奢侈留下祸患。仰想先朝，都降低宫室规格而把力量用在经略上，所以能够开拓广大基业，使国业和福祚隆盛安泰。如今洛阳的基址，是魏明帝营建的，已经受到前代讥议。伏愿陛下再三节省。近来北都富贵人家竞相以宅第互相夸尚，如今趁着迁徙，应当重申禁令，使贵贱有等级，不得逾越制度。端正拓宽街道，疏通便利沟渠，使寺院和官署各有区别，士农工商四民分别居住，永远留下百世不可更改的规范，那么天下就大幸了。第三条说：我私下听说车驾返回洛阳时，只带几千骑兵，我十分认为陛下不应如此。千金之家的人尚且坐在堂上不靠近屋檐，何况拥有万辆兵车、富有四海的至尊呢？在宫门以内设置警卫清道，难道只是为了仪容吗？大概是为了防备意外。清理道路以后才出行，尚且担心马匹咬嚼失足而发生差错，何况跋涉山河，却不再三思考吗？这就是愚臣因此惊惧屏息的原因，伏愿陛下稍加省察。第四条说：伏想陛下耳听法音，眼览典籍，口中应对百官，心里忧劳万机，太阳西斜才进食，半夜才就寝。又加上孝思极为深厚，随时日而更加深切，文章著述的事业，每天都写成篇卷。即使凭陛下的睿智明察来处理，这些事务也未必会成为烦劳，然而这并不是节省精神、保养性情、保有无疆福祚的办法。庄周说过：人的形体有所凭借，而智慧的作用没有边际；用有所凭借的形体去役使没有边际的智慧，就危险了。这是愚臣所不能安心的，伏愿陛下垂衣拱手，掌握纲要，把成事的责任交给臣下，只要帝王的冕旒垂下玉藻遮蔽视线，天下就能治理好了。上书陈述时务 举荐贤能、寻求人才，是历代帝王首先要做的事。前代选取士人，一定先端正名实，所以有贤良、方正的称号。如今州郡贡举察举，徒有秀才、孝廉的名号，却没有秀才、孝廉的实际，而朝廷只考察他们的门第声望，不再弹劾治罪。这样的话，倒不如另设贡举门第的名目，用来叙录士人，何必假借秀才、孝廉的名号呢？所谓门第声望，是父祖遗留下来的功业，对皇家又有什么益处？对时世有益的，只有贤才罢了。假如确有才能，即使是屠夫、垂钓者、奴仆和俘虏那样卑贱的人，圣明皇帝也不以任用他为臣为耻。假如没有才能，即使是三后之后裔，也会自己沦为早期的奴隶。因此大才授予大官，小才授予小官，各自得到适当位置，以达到太平和乐。议论者有人说，如今世上没有奇才，不如从门第中取士；这也错了，难道因为世上没有周公、召公，就废弃宰相而不设置吗？

译只应当考察他们哪怕有一点长处、哪怕有极微小的才能，就先行叙用，这样贤才就不会被遗漏了。帝王之所以处于尊位来驾驭臣下，凭借的是威严；百姓之所以改变恶行而趋向善行，凭借的是法令。因此凡有国家、家室，必定要用刑法来治理，百姓的性命也系于此。有罪必罚，处罚一定与罪行相当，那么即使只是鞭打的刑罚，人也没有谁敢触犯。制定了法令却不执行，使人得到侥幸，那么即使施行夷灭三族的重刑，也不足以使人肃然。自太和以来，因盗窃被判处死刑的并不多，而远近都安定清肃。由此说来，制止奸邪在于防范检察，不在于严刑。如今州郡牧守，为求当时的声名，实行一概严厉的办法；台阁百官，也都把深刻严酷看作没有私心，把仁慈宽恕看作包庇盗贼。彼此交相勉励，终于形成了风气。陛下居于九重深宫之内，把百姓看作婴儿；各部门百官分掌万般事务，却把下属看作仇敌。这就造成尧、舜只有一个，而桀、纣却有千百个。和顺之气不能到来，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尚书》说：“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实在应当下令告诫百官，以惠及天下百姓的性命。从前周王被犬戎驱逐，向东迁到河洛，镐京仍称为“宗周”，是为了保存根本。光武帝虽然说是中兴，实际上是重新创制改革，西京尚且设置京尹，也没有废弃旧制。如今陛下光大隆盛先祖事业，迁居中原，考察古制、恢复礼制，在这里最为盛大，难道像周、汉那样是出于不得已吗？考察《春秋》的义例，有宗庙的称为都，没有宗庙的称为邑，这是不可更改的典范。何况北代的宗庙在那里，山陵安葬在那里，王业的根基在那里，圣躬所承载的国家也在那里；它作为神圣的乡土、福佑之地，意义实在深远。如今却把它等同于普通郡国，我私下感到不安。我认为代京应当建立京畿、设置尹官，一如旧制，尊崇根本、重视旧地，以光耀万世。我看到洛京的制度，居民按照官位相互聚居，而不依照族类。可是官位并不固定，有的早晨还享有荣华，晚上就衰败，那么士大夫便会沦落到奴仆居住的地方，奴婢反而上升到富贵肥沃的里巷。事物颠倒，有时竟到了这种地步。古代圣王一定使士农工商四民分别居住，是想使他们的职业固定、志向专一。职业固定就不会作伪，志向专一就不会放纵。因此耳目所习惯的，不用督促便能做到；父兄的教导，不用严厉便能成功。仰想太祖道武皇帝创立基业、拨乱反正，每天都没有空闲，然而仍然区别士人与庶民，不让他们杂居；工匠、屠夫、卖酒者，也各有居处。只是没有设置科条禁令，买卖任凭人情，贵贱颠倒，错杂居住。假使一处弹筝吹笛、缓舞长歌，另一处严师苦训、诵诗讲礼；发布命令让儿童任意选择，他们奔向舞堂的有成千上万，前往学校的却一个也没有。这正是工匠艺人不可与士人杂居、士人不宜与他们混处的明证。所以孔子说乡里有仁德是美事，孟母弘扬三次迁居的教训，贤人圣人的明白教诲，重视到如此程度。如今让工匠艺人家庭学习士人的风俗礼仪，百年也难以形成；让士人儿童模仿工匠艺人的容貌姿态，一天就能学会。因此士人同处，礼教容易兴盛；工匠艺人杂居，风俗就难以改变。朝廷每次选举士人，总要考察他们一次婚姻、一次做官的经历，用来决定升降，是多么严密；至于为工匠艺人开放仕途，使他们能够同富贵显赫之家接近、楼阁屋檐相连，却是多么疏略。这是愚臣所困惑的。如今考察古制、建立帝王法度，光大居处于中原，凡是迁居的人，所住都是公有土地；分别安置工匠艺人，只需一句话，有什么可疑虑的，却偏偏缺失这项盛美制度。自南方伪朝相继占有淮北，想擅自取得中华的称号，并且借此招诱边地百姓，所以侨置中州的郡县。自从皇帝的教化南传以后，仍然沿袭而没有改变，凡是名称重复的，数量非常多。文书令人疑惑，区域错乱，这不是用来划定疆域、辨明土地的办法；所谓正名，必定应当如此。我认为可以依照地理旧名，全部加以整治改革。小的郡县合并，大的郡县分置。中州郡县过去因为户数少而合并裁省，如今人口已经增多，也可以恢复旧制。统治天下的人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不应当有所偏私。仓库中的储粮，应当用来等待水旱灾害、供应军国需要；至于有功德的人，然后再加以赏赐。到了末代，宠爱之人的恩赏格外丰厚，赏赐资财没有限度。近来以来，也实在太过分了；朝廷中的贵人俸禄并不少，房屋土木装饰披着锦绮，童仆侍妾吃腻了粱肉，却又厚加赏赐，动辄以千计。如果把这些分给鳏寡，实际能救济很多人。若不悔改革除，难道这叫周济急难而不使富人更加富有吗？我认为事情有可以奖赏的，就应当明发诏旨加以褒扬，按照功劳加赐，以此劝人为善；不能因为亲近狎昵，随意损耗天府的储藏。各位在宫中值宿、当内直的官员，应当让武官学习弓箭，让文官诵读经传。不要让他们修治捕捉博戏的器具，以形成轻慢嬉狎的仪态，助长争强好胜之心，放纵喧哗傲慢的态度，只会损害朝廷礼仪，对实际事务没有益处。像这一类事情，都应当一律禁止。韩子熙 子熙，字元雍，是显宗兄长的儿子。任清河王元怿的常侍，升任郎中令。孝昌初年，任中书舍人，加宁朔将军。历任著作郎，兼司州别驾，转任辅国将军、鸿胪少卿。建义初年，任黄门。永安年间，加征虏将军，免官。不久兼任尚书吏部郎。普泰初年，授通直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光禄大夫，不久正式任吏部郎。孝武初年，兼领著作郎，封历城县子，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天平初年，任侍读、国子祭酒。授骠骑将军。元象年间，加卫大将军。兴和年间去世，武定初年追赠幽州刺史。伏阙上书为清河王申理 我私下想到，已故主上太傅清河王，职掌枢要，位居论道之臣，竭尽忠贞来奉行公事，尽心尽力来侍奉国家。自先皇驾崩、陛下年幼以来，他负[字疑]当朝执政，义理上同周公分陕辅政。宋维是反常的小人，性情如苍蝇一般，污白点黑，专门从事谗佞；凭借元叉皇姨之婿的身份，权势所归，于是相互依附，图谋求取荣利，共同策划阴谋，凭空制造罪名，诬告国王，冤枉地以大逆之罪加害。幸赖圣明在上、威严临下，污泥自行消散，美玉恢复洁白。谨按法律条文：凡控告之事不实的，应以被控之罪反过来治罪。宋维却因此没有获罪，反而出任大郡长官；刑罚和赏赐颠倒失当，朝野都惊怪愕然。若不是宋维与元叉共同谋划，哪里能保全性命，反而去安抚千里之地？

译清河王因为权力在宠臣之家，尘世诽谤纷杂，恭敬谨慎之心更加深切严厉；他离开本宅，迁居殿西，闭门静守，亲友宾客都被阻隔。当时吏部向刘腾请示，奏请任用他的弟弟，兼任郡守和戍将。等到奏章经由内廷呈上，又被刘腾替王驳回。刘腾因此产生嫌隙，私下深怀怨怒，于是擅自废黜太后，使二宫彼此隔绝，拷打胡定，诬陷清河王施行毒害；无论老少，都没有不悲痛惋惜的。等到会集公卿议论清河王的罪行，众人没有不[字疑]、屏息忍气的，只知听从刘腾的意见。仆射游肇直言厉色，发愤成疾，竟为清河王而死。清河王的忠诚恳切深厚、节操义行纯正贞洁，不仅蕴藏在胸中，实在也表现在文章里。他搜集史传，撰写《显忠录》，分列篇目十篇，分为二十卷。既然想把忠心彰显于万代，怎么可能在一朝成为叛逆作乱之人？请求追述他的遗志，足以彰明他的忠诚。元叉倚仗宠幸的姻亲党羽，依靠掌握兵马，怀有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心思，实际上包藏是非黑白颠倒之意。他擅自废黜太后，冤杀国王，生杀大权不由陛下掌握，赏罚诏令全都出自元叉。重要藩镇和要地，都是他的亲党；京城官员的重要职位，必定安置他的心腹。中山王元熙本来是兴起义兵，并没有图谋神器，却因被诬为大逆而被杀，合门灭尽，于是使元略逃往南方，成为国家的巨大祸患。奚康生是国家的猛将，竭尽忠诚却被处死于市。其余无辜遭到屠戮的人，无法计数。因此天下都丧失了精神，到处充满愤怒悲伤。以致朔方、陇右猖狂作乱，多年不止；荆州、徐州蠢蠢欲动，原因就在这里。从前赵高掌握秦国，使关东沸腾；如今元叉执掌权力，使四方如云般扰乱。自古至今，史册所记载的贼子乱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开启叛逆的开端，起于宋维；造成祸乱的末端，实在由于刘腾。如今却让凶恶之徒、奸邪党羽彼此援引安置，任意取得高官厚禄；这不只是我们臣下终身痛恨，也使圣朝怀有惭愧负疚。凭着臣赤诚而忧切的见解，应当把他们在两观示众斩首，[字疑]毁坏他们的宅舍；刘腾应当砍开棺材、斩断尸骸，沉杀他的五族。上以谢答天地神人隔绝的愤怒，下以报偿忠臣蒙受残酷冤屈的痛苦。如今反而尊崇他们位列三公，委任他们掌管枢要，这正是所谓老虎又给它添上翅膀。朝野咬牙切齿，远近扼腕叹息。蔓延的野草难以铲除，除掉它就应当彻底。臣遍观久远时代，遥想古昔，应该决断时不决断，祸患就会再次发生。何况元叉猜忌残忍，又身居权衡要职。臣半夜长叹九声，私下因此寒心，实在希望陛下明察，早日处置此事。我们臣下潜伏民间，到如今已经六年；早晨对着白日号哭，晚上对着星辰哭泣，叩地却寂寥无应，呼天也没有回声。卫国人剖肝纳君，秦庭之臣夜间痛哭，千古以来的悲痛，哪里足以同此相比？如今幸而遇到陛下睿智圣明，亲自处理万机；太后仁慈明达，又重新抚临四海。我们臣下敢于指向宫阙，披露陈说，请求为我们报仇雪恨。清河国臣为君母服丧的议论 谨按《丧服·大功章》说：“公的庶出兄弟为自己的母亲服丧，服大功。”《传》说：“为什么服大功？因为先君遗留的尊贵地位有所压制，不敢超过大功。”一个国家的尊贵之人，儿子尚且受到压制，何况四海至尊，当然没有申展本服的道理。近来国王遭逢太妃丧事，议论者引用这条，降低国王的丧服等级。推究其中的义例，似乎有一条途径。但公的庶出兄弟，有的为士，有的为大夫。士的地位卑贱，不能仰相比拟亲王，正因为受到遗尊压制的情况相同，可以夺情相拟。然而士并非列土封君，没有臣属跟随服丧；如今国王有臣属，又不能完全按照士的情形办理。议论者仍令国臣跟随服丧一年，我愚昧地看不明白其中高深的旨意。按《不杖章》说：“为君的父母、妻、长子、祖父母服丧。”《传》说：“父母、长子，君服斩衰；妻是小君；父亲死后，继承祖父成为后嗣的人为祖父服斩衰。”《传》之所以特别说明父亲死后为祖父服斩衰，大概是担心君主为祖父服期，臣子也跟着服期；这是说明臣子后来服期，是由于君主服斩衰。若必须先由君主服斩衰，然后臣子才服期，那么君主若服大功，怎么能也让臣子服期呢？若依照公的庶出兄弟的例子，却没有说有臣属跟随服期。如果依照“为君的父母”这一条，就应当出来申展服丧三年。这两章的义理完全不相干，引用那一章就必须舍弃这一章，引用这一章就必须舍弃那一章，终究不能把大功和期服两种制度混在一起。议论者看见受到遗尊压制不得超过大功，就让国王依照庶出兄弟的例子；又看见《不杖章》有“为君的父母”之文，便让臣子跟随服期。这只是依据残缺的文字，拘守一端，恐怕不是先圣的本意，也不是通达丧礼的办法。况且跟随服丧，自有其伦次贯通的制度。即使是品秩低微的阍寺、地位卑下的家臣，也从未有君主为卑幼亲属服细麻丧服，期限仅超过三个月，而臣子却穿着疏衰独自服丧两年的情况。按《礼》，天子、诸侯的大臣，只为君主的父母、妻、长子、祖父母服丧，其余亲属不服；只有近臣和阍寺，才随君主服丧。若是大夫的家臣，凡君主所服的丧服，没有不跟随的，但降低一个等级。这三条是跟随服丧的通则，是清楚明确的例证。即使近臣地位卑贱，也不过随君主的服制，从未有君主服得轻而臣子服得重的。议论者说，礼有从轻而服重的情形，臣子跟随君主，义理就包括在这里。我认为《服问》所说“有从轻而重，公子的妻子为其皇姑”，只是《礼记》中不同于通常制度的一条，只有这一条而已。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按《服问》经文说：“有从轻而重，公子的妻子为其皇姑。”而《大传》说跟随服丧有六种，其中第六种说“有从轻而重”，《注》解释说：“公子的妻子，为其皇姑。”如果从轻而重不只是公子的妻子一种情况，那么郑君就应当再列举同类并广泛说明所涉及的范围，不应反而采用《服问》的原文来解释《大传》的义理。可见从轻而服重，只限于公子的妻子。臣子跟随君主，不能包括在这一条中。如果又有君主为母亲服大功、臣子跟随服期的制度，就应当说：“有从轻而重，公子的妻子为其皇姑；君主为母亲服大功，臣子跟随服期。”为什么不把两条都完整写出，以杜绝后世的疑惑，却偏偏只记载一件，使今天的疑问更加纠结？况且臣子为君主的母亲服丧，只是徒然跟随；徒然跟随的制度，君主死亡便终止。妻子为皇姑服丧，既不是徒然跟随，即使公子早死，难道可以不为她制服吗？为君主的父母、妻子、儿子服丧，若君主已经除丧以后才听到丧讯，便不再补服，大概因为恩情浅薄，不能追服。假如妻子在远方，姑母死在遥远之地，过了服丧期限以后才听到丧讯，难道又可以不补服吗？如果姑母去世与公子是否在世毫无关系，听到丧讯就补服，不计算日月的远近，那么这与臣子跟随君主服丧，情形确实不相同。

译再按臣子为君主的亲属服丧，不过五人，而且全都服三年，其余亲属不服。妻子为丈夫的亲属服丧，难道可以只限五人吗？期服、大功服以下的亲属，难道可以不服吗？臣子和妻子的情形不同，相隔如胡越，如果一定要引用妻子的例子，恐怕不是通行的规则。我认为，臣子有合有离，三次劝谏之后还要等待决定；妻子没有离去或留下的选择，一次嫁娶便终身相随。亲情和义理既然有所不同，丧服本来就应当不相同。因此，受到尊长压制的妇女，还可以申展自己的本服；君主降低为大功服，不可以过度跟随而服期。仔细推究，麻服而加重为齐衰，专属于公子的妻子；从轻而服重，与跟随服丧的臣子有什么关系？寻求义理和途径，或许就在这里。若一定拿臣子的妻子来相比，我还没有看到其中的依据。我韩子熙实在不能远探古代典籍，曲折地谈论以显示聪明，只请按照情理考察其中的是非得失。君主遭逢母亲的丧事，受到的是巨大的创伤和痛苦；臣子为此服丧，是跟随君主的义理。怎么能君主到了九个月便寂然除服恢复吉礼，臣子却仍然服丧一年，在君主府第中穿着丧服哭泣呢？创伤巨大反而服得轻，因义理跟随反而服得重，依照人情，难道能说这是合理的吗？侍中崔光，学问贯通古今，是通晓丧礼的宗师，近来探究幽微而创立义例，主张申展服丧三年。虽然经典没有明文，前代儒者也没有辨析，然而推究事例、寻求本旨，这个道理也难以驳倒。如果臣子服期，就应当依照侍中崔光的主张；假使君主仍服九个月，便不能采用议论者的说法。嬴氏焚书坑儒，《礼经》因此残缺，所以如今追寻考察缺乏依据，遇到事情常常迷惑。我认为法律没有正条时，必须参照旁条来定罪；礼制缺少旧文时，也应当按照同类事例来制定准则。礼制中有服期却同于缌麻、大功，而丧服形制却如齐衰、疏衰的情况，大概是因为内心实际情感轻，而在义理上却重。如今若想完全依照丧服制度，就不能君主服九个月、臣子服一年；若想降低一个等级，兄弟的丧服又不能用来服君主的母亲。详细考察这两种办法而取其中道，我认为应当用麻布，可以按照齐衰的形制；除去服丧期限时，则同于小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加重衰麻，以尊重君主的母亲；缩短服丧的日月，随着君主的服制降低。这样，衰麻的形制仍然较重，不会损害君主母亲的尊严；服丧日月随之降低，也可以堵住从轻而服重的责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卷三十二 程骏 骏，字[OCR疑为缺字]驹，本是广平人。世代居住在凉州。沮渠茂虔擢升他为东宫侍讲。太延年间，凉州平定，他迁居京师。文成帝即位，授著作佐郎，升著作郎。任任城王元云的郎中令。延兴末年，代理散骑常侍，赐爵安丰男，加伏波将军。承明年间，授秘书令。太和九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追赠冠军将军、兖州刺史、曲安侯，谥号宪。神主附祭宗庙，执事官不必赐爵表 臣听说，名位器用是帝王所珍视的，山河土地是区夏最重要的根本。因此汉高祖曾有约定，不是有功不得封侯。一定要在大君有命的时刻承担职任，在战事谋略之日尽心尽力，然后才可以接受分封土地的赏赐。没有见过预先参与宗庙事务，却在疆土上获得封赏的；只见晋、郑的后代把辅佐君王看作最大的功勋，吴、邓一类人物把征伐看作最重的功绩。周、汉以来的远代没有这样的文献，魏、晋近年的旧事也没有这样的记载。自从皇道开启、乾坤基业创立以来，致力于推行高过三皇五帝的规范，思考使百王的轨道隆盛；刑罚比古代宽减，赏赐实在超过往昔。近来因神主改迁附祭，清静宗庙举行肃穆祭祀，却授予群司九品官命，给执事官显加五等爵名。即使帝王创制制度，不必彼此沿袭，然而当时的恩泽，难道足以作为长久世代的规范吗？违背众议的过失，伏候罪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