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三◎董仲舒（一）

译卷二十三 ◎董仲舒（一） 董仲舒，广川人。景帝时任博士。武帝即位后，举为贤良并参加对策，授任江都相，升任胶西相。离职后，在家中终老。有《春秋繁露》十七卷，文集二卷。◇《士不遇赋》唉，悲叹啊，遥远而邈不可及。时运到来为什么这样迟，离去却这样快。委屈心意去顺从别人，不是我的同类。端正自身等待时机，将要走到生命尽头。悠悠然和时光一同流逝，哪里还能觉察！心中的忧愁啊，已经不再期待俸禄。惶惶不安而没有宁静，只会增加耻辱。努力向前却撞上藩篱，只能白白折断角。足不出门户庭院，或许可以避免逼迫（《艺文类聚》作‘过’）。重章说：生在这个时代，没有遇上三代的盛隆啊，却偏偏遇上三代末期的衰俗。末俗以巧辩欺诈来求得通达啊，贞正之士却因耿介而自我约束。即使每天三次反省自身啊，仍因考虑进退而陷入艰难。那些确实繁多的同党啊，把白的指成黑的。（《艺文类聚》作‘墨’。）眼睛相信▯雩而看不清啊，嘴巴即使善辩，说话却很迟钝。鬼神尚且不能纠正人事的反常啊，圣贤也不能开启愚夫的违逆迷惑。出门就无法与他们同行啊，隐藏才能又被讥笑为不合时宜。退下来洗心自省啊，本来还不知道应当走哪条路。观看上古时代的清明光辉啊，廉洁之士也孤独无依而无处归宿。殷汤有卞随和务光，周武有伯夷和叔齐。卞随、务光在深渊中隐遁，伯夷、叔齐登山采薇。假使那些圣贤尚且因此周旋不安啊，何况举世之人都共同迷失。像伍员和屈原这样的人啊，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再顾念的。也不能同那几个人一样啊，将要远游直到永远。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道路如此遥远啊，疑惧荒远的道路难以践行。（《文选》左思《招隐诗》注、王粲《赠蔡子笃诗》注作‘惧荒途之难践’。）畏惧君子外出行走啊，以至于戒食三日而不进饭。可叹天下之人全都背离正道啊，惆怅无人和我一同返回。哪里比得上反身归于平素的事业啊，不要跟随世俗随波转动。即使矫饰情性可以获得百般利益啊，也不如端正内心而归于唯一的善。纷乱逼迫到极点之后才行动啊，哪里能说只是禀性偏狭呢？彰明与人同心而获得大有啊，显露谦逊的光辉并努力施展。遵循幽暗深静而以沉默自足啊，哪里还要舒展才华而求取显扬？只要肝胆能够相同啊，哪里需要从头发到胡须去辨别呢？（《艺文类聚》三十、《古文苑》。） ◇《七言琴歌二首》（《文选》，孔稚珪《北山移》注引《董仲舒集》） ◇《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陛下发表仁德之言，下达明白昭著的诏令，探求天命和人的情性，这些都不是愚臣所能赶得上的。臣谨按《春秋》考察其中记载的前代已经发生的事情，用来观察天与人相互作用的关系，实在令人畏惧。国家将要出现违背正道的败亡时，上天便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还不知道自我反省，便又降下怪异之事来警戒恐惧；仍然不知道改变，祸患和败亡才会到来。由此可见，上天的心意是仁爱君主，希望阻止他的混乱。除非是极度违背正道的时代，上天总是想扶持并保全安定它，事情只在于人是否努力而已。努力学习，见闻就会广博，知识也更加明达；努力实行正道，道德会一天天增长，功业也日益广大。这些都是可以使事情回转而取得成效的。 《诗经》说‘早晚都不懈怠’，《尚书》说‘努力啊，努力啊！’，说的都是努力奋勉。道，是由此通向治理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的工具。所以圣王已经去世，而子孙仍能长久安宁数百年，这全是礼乐教化的功劳。王者尚未制作新的乐章时，便采用适合当世的先王音乐，以此深入教化百姓；教化的真意不能贯彻，雅乐颂乐就不能完成，所以王者功业成就后制作乐章，以乐歌颂他的德行。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教化民俗的；改变百姓容易，教化人却显著深远。所以声音发自和谐而根本在于性情，接触肌肤，藏入骨髓。因此王道即使微弱残缺，管弦之声却没有衰落。虞舜氏不施政已经很久了，然而乐歌颂歌遗留下来的风气仍有保存，所以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君主没有不想安定长存、厌恶危险灭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是因为所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所遵循的也不是正确的道路，所以政治日益倾覆灭亡。周道在幽王、厉王时衰落，并不是道义灭亡，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它。到了宣王，追念过去先王的德行，振兴停滞、补救弊病，彰明文王、武王的功业，周道灿然复兴，诗人赞美它而作诗，上天保佑它，为它生出贤能辅佐，后世称颂传诵，直到今天仍未断绝。这就是日夜不懈地行善所造成的结果。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能够弘扬人。’所以政治的治乱、国家的废兴在于人自身；不是天降下不可挽回的命运，而是人所掌握的事情违背谬误、失去了纲纪。臣听说，上天极力奉助、使之成为君王的人，必定有不是人力所能招致而自然到来的祥瑞，这是接受天命的符征。天下人同心归附他，如同归附父母，所以天降祥瑞，响应至诚。《尚书》说：‘白鱼进入武王的船中，有火返回武王屋顶，流散而变成乌鸦。’这大概就是接受天命的符征。周公说‘恢复啊，恢复啊’，孔子说‘有德者不会孤立，一定有邻伴’，都是积善累德的结果。到了后世，君主淫逸而衰微，不能统治众生，诸侯背叛，残害良民来争夺土地，废弃德教而任用刑罚。刑罚不恰当，便产生邪气；邪气积聚于下，怨恨恶意积蓄于上。上下不和，阴阳就错乱而妖孽产生。这就是灾异发生的原因。臣听说，命是天下所奉行的法则，性是生命的本质，情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慈，有的人鄙陋，都是陶冶塑造而成；由于不能纯粹完美，治理和混乱便由此产生，所以各不相同。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到草上，草一定倒伏。’所以尧舜施行德政，百姓便仁厚长寿；桀纣施行暴政，百姓便鄙陋短命。上面的教化影响下面，下面服从上面，就像泥在转轮上，完全由制陶者塑造；又像金属在熔炉中，只听凭冶炼者铸造。‘安抚他们，他们就亲近；发动他们，他们就和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臣谨按《春秋》的文字，探求王道的开端，得到的答案在于端正。正位列于王之前，王位列于春之前。春，是上天所造作的；正，是君王所造作的。它的意思是说，君上承接上天的作为，臣下则用端正来规范君上的作为，这就是王道的开端。因此王者想要有所作为，应当向上天寻求它的开端。天道中最大的在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主杀，德主生。因此阳气常居大夏，以生育养长为职事；阴气常居大冬，积聚在空虚而不使用的地方。由此可见，上天任用德而不任用刑。上天使阳气出而向上施布，主持一年的功业；使阴气入而潜伏在下，按时出来辅助阳气。阳气没有阴气的帮助，也不能独自完成一年。阳气以成就一年的功业为名，这是上天的意旨。王者承接天意而行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罚不能凭借它治理天下，就像阴气不能凭借它完成一年一样。施政而专任刑罚，是不顺应上天，所以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如今废弃先王掌管德教的官职，却单独任用执法之吏来治理百姓，难道不是任用刑罚的意思吗？孔子说：‘不加教化就诛杀，叫作虐政。’虐政施用于下，却想使德教遍及四海，所以难以成功。臣谨按《春秋》所说一元的意义：‘一’是万物由此开始的根源，‘元’是言辞中所说的广大。把一称作元，是考察最大的开端而想要端正根本。《春秋》深入探求根本，却从尊贵者自身开始反求。因此作为人君，先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没有谁敢不统一归于正道，就没有邪气和奸邪能够夹杂其中。于是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而来；众生和谐，百姓繁衍；五谷成熟，草木茂盛；天地之间受到润泽而丰美昌盛；四海之内听闻盛德，全都来归附称臣。各种福善之物、可以招致的祥瑞，没有不全部到来，王道便完成了。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已经完了啊！’这是自我悲叹自己本来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身份卑贱，不能使它们到来。如今陛下尊贵地成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居能够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能够招致祥瑞的权势，又具备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品行高尚而恩泽深厚，智慧明达而心意美善，爱护百姓而喜好贤士，可以说是有义的君主。然而天地尚未响应，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这是为什么呢？全都是因为教化没有树立，百姓没有端正。百姓追逐利益，如同水向低处流；如果不用教化筑堤防止，就无法阻止。所以教化确立而奸邪都停止，是因为堤防完固；教化废弃而奸邪一同出现，刑罚也不能胜任，是因为堤防已经毁坏。古代王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面向南方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当作首要事务的。在国都设立太学进行教化，在乡邑设置庠序施行教化，用仁来浸润百姓，用义来磨砺百姓，用礼来节制百姓。因此刑罚很轻而禁令无人触犯，是因为教化施行、习俗美善。圣王继承乱世时，清除乱世留下的痕迹，把它们全部去掉，重新修治教化并使其崇高兴起。教化已经明白，习俗已经形成，子孙遵循它，实行五六百年还没有败坏。到了周朝末世，大大违背正道，因此失去天下。秦朝继承周朝之后，不但不能改变，反而更加严重；加重对文学的禁令，不许人们携带书籍，抛弃礼义而厌恶听闻它们；它的心意是想彻底消灭先王之道，专门实行放纵苟且、简陋粗暴的治理，所以立为天子十四年，国家就破灭了。自古以来，从未有像秦这样以乱世助长乱世、使天下百姓遭受巨大败坏的。它遗留下的毒害和余威直到今天仍未消灭，使风俗变得浅薄凶恶，人民喧嚣顽劣，触犯冒犯而行为乖张，谁能像这样腐烂得如此严重呢？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筑成的墙不能粉刷。’如今汉朝继承秦朝之后，就像朽木粪墙一样；即使想把它治理好，也无可奈何。法令一出奸邪便产生，命令一下欺诈便兴起，如同用热汤去制止沸腾、抱着柴薪去救火，只会更加严重而没有益处。（这三句《礼乐志》作‘一年之内的案件数以千万计，如同用热汤止沸，沸腾更加厉害而没有益处。’）私下把它比作琴瑟音调不和，严重时必须拆开重新调弦，才可以演奏；施政而不能推行，严重时必须改变旧制、重新施行教化，才可以治理。应当改弦更张却不改弦更张，即使有高明的工匠也不能把音调调好；应当改变教化却不改变，即使有大贤人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所以汉朝取得天下以来，常常想要治理好，却直到今天仍然不能治理好，（《礼乐志》作‘直到今天仍不能战胜残暴、去除杀戮’），正是错在应当改变教化时却没有改变。古人有话说：‘站在深潭边羡慕鱼儿，不如退回去编织渔网。’如今临政而希望治理好，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退而改变教化；改变教化，就可以治理好；治理好，灾害就会一天天减少，福禄就会一天天到来。《诗经》说：‘使民众和人都适宜，便能从上天接受福禄。’施政而适合百姓的，本来就应当从上天接受福禄。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是王者应当修治整饬的；五者得到修治整饬，所以能够承受上天的保佑，享有鬼神的灵应，使德泽施及四方之外，延伸到所有生民。（《汉书·董仲舒传》） 臣听说，尧接受天命，把天下当作忧患，而不把王位当作快乐，所以诛杀驱逐乱臣，努力寻求贤人圣人，因此得到舜、禹、稷、皋陶、咎繇。众多圣人辅佐德政，贤能之人辅助职事，教化大为施行，天下和谐融洽，百姓都安于仁德、乐于合宜，各得其所，行动符合礼法，从容而合乎中道。所以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出现，一定要经过一世而后仁政大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尧在位七十年，才让位给虞舜。尧死后，天下不归附尧的儿子丹朱，却归附舜。舜知道自己无法推辞，于是登上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凭借尧留下的辅佐力量，继承他的统绪事业，所以垂衣拱手、无为而天下得治。孔子说：‘《韶》乐既尽美，又尽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到了殷纣，违逆天理、暴虐万物，杀戮贤能有知之士，残害百姓。伯夷、太公都是当时的贤人，却隐居而不做殷的臣子。守职之人全都奔逃，逃入河海之间。天下大乱，百姓不得安宁，所以天下离开殷朝而归附周朝。文王顺应天理治理万物，任用贤人圣人，因此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人也聚集在朝廷。爱护施恩于万民，天下归附他，所以太公从海滨起身而成为三公。

译在这个时候，纣王还在上位，尊卑关系混乱，百姓流离失所，所以文王为此悲痛，想使天下安定，因此直到太阳西斜还无暇进食。孔子作《春秋》，首先端正王道，并以此统摄万事，使人看到了素王的文章。由此看来，帝王治国的纲纪是相同的，但劳苦与安逸各不相同，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孔子说：“《武》乐已经很美了，但还没有尽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听说，制度、文采以及玄黄等装饰，是用来彰明尊卑、区别贵贱，并劝勉有德之人的。所以《春秋》所说受命后首先制定的制度，是改定正朔、改变服色，这是为了顺应天意。那么宫室、旌旗的制度，也都是有法度依据才这样制定的。因此孔子说：“奢侈就会不谦逊，节俭就会固陋。”节俭并不是圣人所制定的中正制度。臣听说，美玉不必雕琢，资质润泽美好，不待雕刻就已可爱；这与达巷党人不学习却自然明知的情形并无不同。然而，普通的玉不雕琢，就不能成就文采；君子不学习，就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人在年少时就让他入学学习，长大后便根据才能安排职位，用爵禄来培养他的德行，用刑罚来威慑他的恶行，所以百姓懂得礼义，并以冒犯上级为可耻。武王实行大义，平定残暴叛贼，周公制定礼乐来加以文饰；到了成王、康王盛治的时期，监狱空虚了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逐渐深入、仁义流布的结果，并不只是使人的肌肤免受伤害的功效。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它以申不害、商鞅的法术为师，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帝王之道，把贪婪凶暴作为风俗，并没有用文德来教导天下。它只追究名声而不考察实际，使行善的人未必能够免罪，作恶的人也未必受到惩罚。因此百官都粉饰空洞言辞而不顾实际，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节，内心却怀有背叛上级之心，制造虚伪、粉饰欺诈，趋逐私利而不知羞耻；又喜欢任用酷吏，赋税征收没有限度，耗尽百姓的财力，使百姓流离失所，不能从事耕织，群盗一齐兴起。因此受刑的人很多，死者接连不断，而奸邪仍没有止息，这是风俗教化造成的。所以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齐，百姓只求免罪，却没有羞耻之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陛下兼并天下，海内没有不顺服的；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极力发挥群臣的智慧，穷尽天下的美善，至高的德行光明显著，施及四方之外。夜郎、康居等相距万里的异域，都悦服于圣德而归附仁义，这是太平盛世的极致。然而功德没有施加到百姓身上，大概是因为王者之心还没有真正施加于此。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会光大。高明而光大，不在于别的，只在于把心意落实罢了。”希望陛下依据所听到的道理，内心确立诚意并实行它，那么与三王又有什么不同呢！陛下亲自耕种藉田，以此作为农民的先导；早早醒来，清晨起身，为万民忧劳，思考往古，并致力于求取贤才，这也是尧舜的用心。然而至今还不能说已经有所收获，是因为士人一向没有受到砥砺。不先培养士人却想求得贤才，就好像不雕琢玉石却想得到文采一样。所以培养士人的大事，没有比兴办太学更重要的；太学，是贤士所由产生的地方，也是教化的根本源头。如今以一郡一国的人数相比，却没有人响应诏书，这正说明王道常常断绝。臣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设置贤明的老师，用来培养天下士人，并多次考问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那么英俊之才就应当可以得到。如今的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和统帅，是负责承接皇上的教化并向下宣示的。因此，老师和统帅不贤，君主的德意就不能宣扬，恩泽也不能流布。如今官吏既不向下教训百姓，有的又不奉行皇上的法令，暴虐百姓，与奸邪之人勾结交易，使贫穷、孤弱者蒙受冤屈，痛苦而失去职业，这非常不符合陛下的心意。因此阴阳错乱，灾异之气充塞，众生少有成就，百姓仍未得到救济，都是地方长官不明智，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地方长官大多出身于郎中、中郎，或是二千石官员的子弟被选为郎吏；又因为家资富有而被选用，却未必贤能。况且古代所谓功劳，是按照任官后称职与否来评定等级，并不是说任职日子越多、时间越久就算有功。所以才能小的人即使任职日久，也不能脱离小官之位；贤能的人即使任职未久，也不妨任为辅佐。这样，有关官员就会竭尽力量、发挥才智，致力于治理本职以求建立功劳。如今却不是这样。任职日久便取得高位，资历长久便得到官职，因此廉耻混乱，贤人与不肖者混杂，始终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臣愚昧地认为，应让各位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分别选取自己的属吏和百姓中的贤者，每年各推荐二人，供给宿卫，同时也借此考察大臣的能力。所推荐的人贤能，就奖赏推荐者；所推荐的人不肖，就惩罚推荐者。这样一来，诸侯、郡守和二千石官员都会尽心求取贤才，天下的士人就可以被任用为官了。遍得天下贤人，三王的盛世就容易实现，尧舜的声名也可以赶上。不要把任职年月当成功劳，应以实际考验贤能为上，量才授官，按德行确定职位，那么廉耻之士和无耻之徒就会走上不同道路，贤者与不肖者也会处在不同位置。希望陛下施加恩惠，宽恕臣的罪过，不要让臣受文辞形式的牵制，使臣能够直切地讨论、考究此事，臣岂敢不竭尽愚见！（《汉书·董仲舒传》） 臣听说《论语》说：“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如今陛下幸而施加恩惠，留下时间听取臣这个学习之人的意见，又下发明白的策问，以切中臣的心意，并穷尽圣德，这不是愚臣所能完备说明的。臣前面所上的对策，条理未能终结，纲纪没有说完，言辞没有分别清楚，意旨也不够明白，这是臣浅陋的罪过。策问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上找到征验；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能在当今得到验证。”臣听说，天是万物的祖先，所以普遍覆盖、包容万物而不加区别；安排日月风雨来调和万物，运行阴阳寒暑来使万物成长。因此圣人效法上天而建立道，也广泛施爱而不存私心，布施德行、施行仁政来厚待万民，制定义理、树立礼制来引导他们。春天是上天用来生长万物的时节，仁是君主用来爱护百姓的；夏天是上天用来使万物成长的时节，德是君主用来养育百姓的；霜是上天用来杀伐万物的，刑是君主用来惩罚罪人的。由此说来，天人之间的征验，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孔子作《春秋》，上则揣度天道，下则以人情验证，参照古代，考察当今，所以《春秋》所讥刺的，正是灾害所加的地方；《春秋》所厌恶的，正是怪异所施现的地方。它记载国家的过失，同时写及灾异的变化，以此看出人的行为，其美善或丑恶达到极点时，便同天地的运行相互贯通、彼此感应，这也是说明天道的一端。古代设置掌管教化训导的官员，致力于用德行和善政教化百姓；百姓已经受到充分教化之后，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入狱。如今这种制度废弃而不修，无法教化百姓，百姓因此抛弃品行和义理而以死逐财利，所以犯法获罪的人很多，一年之中的案件数以万千计。

译由此可见，古代的制度不能不采用，所以《春秋》对于改变古代制度的行为就加以讥刺。天所赋予的命叫作命，命不是圣人就不能实行；质朴的本性叫作性，性不是经过教化就不能成就；人的欲望叫作情，情不是用法度制度加以节制就不能节制。因此，王者对上谨慎地承接天意，以顺应天命；对下致力于彰明教化、教导百姓，以成就人的本性；端正法度的适宜之处，分别上下的秩序，以防止欲望。修治这三件事，治国的大根本就建立起来了。人从上天接受禀赋，本来就超然不同于其他万物；在家中有父子兄弟的亲情，出外有君臣上下的义理；聚会相遇时，有尊老爱幼的礼节；仪文灿然，以礼相接，欢欣和悦，以恩相爱，这就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地方。上天生五谷供人食用，生桑麻供人穿衣，养六畜供人饲养；人又能驾驭牛、乘骑马，圈养豹、关押虎，这就是人得到上天灵性而比万物尊贵的原因。所以孔子说：“天地所生的万物之中，人最为尊贵。”明白人的天性，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然后才懂得仁义；懂得仁义，然后才重视礼节；重视礼节，然后才能安处于善；安处于善，然后才乐于遵循正理；乐于遵循正理，然后才称为君子。所以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策问说：“上古赞美唐尧、虞舜，下古哀悼夏桀、商纣；使德行逐渐衰微、逐渐灭亡，或逐渐显明、逐渐昌盛的道理，应当虚心加以改正。”臣听说，许多小的事物可以积成大的事物，积累细小可以达到巨大，所以圣人无不由细微而达到明盛，由隐微而达到显著。因此尧从诸侯中兴起，舜从深山中兴起，他们并不是一天就显达的，大概都是逐渐积累而达到的。言语从自己口中说出，就无法堵塞；行为从自身发出，就无法掩盖。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国家的大事，也是君子感动天地的凭借。所以能尽力于细小之处，最终就会成就大事；谨慎对待细微之处，最终就会显著。《诗经》说：“就是这位周文王，谨慎小心。”所以尧每天战战兢兢地实行自己的正道，舜每天勤勉不懈地尽自己的孝道；善行积累起来，声名便显著；德行彰明起来，自身便尊贵。这就是德行逐渐显明、事业逐渐昌盛的道路。善行积累在身上，就像太阳一天天增加光明，但人们并不察觉；恶行积累在身上，就像火逐渐熔化油脂，但人们也看不见。若不是明白人的性情、洞察社会风俗的人，谁能够知道这些呢？这就是唐尧、虞舜所以获得美好声名，而夏桀、商纣值得哀悼和警惧的原因。善恶彼此相随，就像影子随形、回声应声一样。所以夏桀、商纣暴虐悖逆，谗佞、残贼一齐进用，贤能明智的人隐退，恶行日益显露，国家日益混乱；他们却安然自得，以为自己像太阳高悬天空，最终还是逐渐衰败而彻底崩溃。暴虐悖逆、不仁不义的人，并不是一日之间就灭亡的，也是逐渐发展到这种地步的，所以夏桀、商纣虽然背离正道，却仍然享有国祚十多年；这就是逐渐衰微、逐渐灭亡的道路。策问说：“三王教化所依据的根本各不相同，却都有所缺失；有人说长久而不改变的才是道，这个意思难道有什么不同吗？”臣听说，快乐而不淫乱，反复实行而不厌倦，这就叫作道；道可以流传万世而没有弊病，产生弊病的，是道有所失误。先王之道必定有偏颇而不能兴起的地方，所以政令有时会受到阻碍而不能实行，举出不同的偏颇，是为了补救它的弊病罢了。三王所遵循的道路不同，并不是彼此相反，而是为了挽救过度、扶助衰弱，这是由于所遭遇的变化不同。孔子说：“无所作为而能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舜吧！”改定正朔、变更服色，不过是为了顺应天命罢了；其余的全都遵循尧的道路，还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呢！所以王者有改变制度的名义，却没有改变道的实际。然而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是因为前代所遗留下来的弊病不同，应当采用相应的办法来挽救。孔子说：“殷沿袭夏代的礼制，其中增减的地方可以知道；周沿袭殷代的礼制，其中增减的地方可以知道；以后继承周代的王朝，即使经过百代，也可以知道它的原则。”这是说历代君王的施政，都采用忠、敬、文这三者。夏代承袭虞代，却单单不说增减了什么，是因为它的道路相同，所崇尚的也相同。道的根本源头出自上天，上天不变，道也不变，因此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人相互传授并守护同一道路，没有挽救弊病的政令，所以不说它们的增减之处。由此看来，继承太平时代的，所遵循的道路相同；继承动乱时代的，所遵循的道路就应当改变。如今汉朝继承大乱之后，似乎应该稍微减损周代繁缛的文饰，而采用夏代的忠厚。陛下具有光明的德行和美善的道术，怜悯世俗日益浮薄，哀伤王道不能显明，所以选举贤良方正之士，讨论义理，考察询问，想要兴起仁义的美德，彰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之道。臣愚昧不肖，只是陈述所听闻的道理，诵说所学习的知识，传述老师的话，勉强能够做到不失其意罢了。至于讨论政事的得失，考察天下的休咎，这是大臣辅佐的职责，是三公九卿的责任，不是臣董仲舒所能胜任的。然而臣私下有一件感到奇怪的事。古代的天下也是今天的天下，今天的天下也是古代的天下，同样是这个天下；古代却曾大治，上下和睦，风俗美盛，不发布命令也能实行，不加禁止也会停止，官吏没有奸邪，百姓没有盗贼，监狱空虚，德泽润及草木，恩泽遍布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用古代来衡量今天，为什么相差竟然如此遥远！究竟是什么地方错乱了，竟衰败到这种地步？或许是在古代之道上有所失误吗？或许是违背了天道的规律吗？试着考察古代，再返回来验证天道，大概就可以看见原因了。上天对于万物也有所分别给予：给了牙齿的，就去掉它的角；给了翅膀的，就使它有两只脚。这是说，已经得到大的禀赋，就不能再取得小的禀赋。古代那些领取俸禄的人，不靠自身劳力谋生，不从事末业，这也是得到大禀赋就不能再取得小禀赋，是与上天同一心意的做法。已经得到大的禀赋，却又取得小的禀赋，连上天都不能满足，更何况人呢！这就是百姓总是喧嚷而苦于不足的原因。自身受到宠信而身居高位，家中温暖而享有厚禄，却凭借富贵的资财和力量，同百姓在民间争夺利益，百姓怎么能与他们相比呢！因此他们增加奴婢，增多牛羊，扩展田宅，扩大产业，积蓄财物，专心经营这些而没有止境，因而逼迫百姓，使百姓日益削减、月月困窘，逐渐陷于极度贫困。富者奢侈过度，贫者穷困急迫而忧愁痛苦；穷困急迫而忧愁痛苦，上面又不救济，百姓就不乐意活下去；百姓不乐意活下去，尚且不躲避死亡，又怎么能躲避犯罪呢！这就是刑罚增多、奸邪之事不可胜数的原因。所以受俸禄之家，只应享用俸禄，不应同百姓争夺产业；这样以后利益才能平均分布，百姓才能各家丰足。这是上天的道理，也是上古的制度，是天子应当效法而制定为法令、大夫应当遵循而实行的原则。所以公仪子担任鲁国相时，到家里看见妻子织帛，便发怒把妻子赶出去；他在官舍吃饭，吃的是葵菜，后来又恼怒地拔掉葵菜，说：“我已经享用俸禄了，难道还要夺取园夫和织女的利益吗！”

译古代列居官位的贤人君子都像这样，所以百姓便推崇他们的品行，遵从他们的教化；百姓受到他们廉洁的感化，也就不贪婪鄙陋。到了周王室衰微之时，卿大夫轻视义理而急于求利，没有了推让的风气，却有争夺田地的诉讼。因此诗人痛恨并讥刺他们，说：“高峻的南山啊，岩石多么高大。显赫的尹太师啊，百姓都把你看在眼里。”你喜好义理，百姓就会向往仁德，风俗就会良善；你喜好财利，百姓就会喜好邪僻，风俗就会败坏。由此看来，天子和大夫，是下层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也是远方之人从四面仰望、向内效法的对象。近处的人看见你就仿效，远处的人仰望你就效法，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职位，却做平民所做的事情呢！惶惶不安地追求财利，常常担心财物不足，这是平民的心思；惶惶不安地追求仁义，常常担心不能教化百姓，这是大夫的心思。《易经》说：“背着东西又乘车，招来强盗。”乘车是君子的地位，负担是小人的事情；这说的是身居君子的地位却做平民的事情，灾祸必定会到来。如果身居君子的地位而实行君子的行为，那么除了公仪休担任鲁国相之外，就没有什么不可做到的了。《春秋》推重大一统，这是天地永恒的常理，也是古今共同的义理。如今各位老师所传的道术不同，众人的论说不同，百家各有不同的方向，旨意也不一致，因此上面无法维持统一；法制屡次改变，下面的人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臣愚昧地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学说，都应断绝其传播，不要让它们同时并进。邪僻的学说消灭停息之后，纲纪就可以统一，法度就可以明确，百姓也就知道应当听从谁了。（《汉书·董仲舒传》） ◇郊祀之事答问 廷尉臣汤冒死进言：臣汤奉承皇帝的旨意，因郊祀之事询问原胶西相董仲舒。臣董仲舒回答说：据我所听闻，古代天子的礼制，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郊祀通常在正月上辛日举行，是因为要在诸神之前率先举行，处于最前面。礼制规定：服三年丧时，不祭祀祖先，但不敢废止郊祀。郊祀比宗庙祭祀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天尊贵于人。《王制》说：“祭天地所用的牛，牛角像茧栗那么小；宗庙祭祀所用的牛，牛角有一握长；宴享宾客所用的牛，牛角一尺长。”这说的是德行越盛美，祭牲反而越小。 《春秋》说：“鲁国祭祀周公，使用白色的祭牲。”白色是尊贵而纯一的颜色。帝王的祭牲在涤宫中饲养三个月，祭牲贵在肥壮洁净，而不在于体形巨大。凡是养祭牲的方法，只需致力于肥壮洁净而已。小马、小牛还不能承受粗饲料，与其如此，不如让它们吃母畜的奶。臣汤恭敬地问仲舒：“鲁国祭祀周公使用白色祭牲，不合礼吗？”臣董仲舒回答说：“合礼。”臣汤问：“周天子使用纯色祭牲，诸侯则不用纯毛色的祭牲。周公也是诸侯，为什么可以使用纯色祭牲？”臣董仲舒回答说：“武王去世时，成王年幼，还在襁褓之中；周公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成就两位圣人的功业，德行渐及天地，恩泽遍布四海，所以成王认为他贤能而尊贵他。” 《诗经》说：“没有不应当报答的德行。”所以成王命令鲁国祭祀周公时使用白色公牛；上不能与天子使用同一种颜色，下又不同于诸侯。臣董仲舒愚昧地认为，这是报答德行的礼制。臣汤问仲舒：“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土地，鲁国凭什么举行郊祀？”臣董仲舒回答说：“周公辅佐成王，成王于是成为圣君，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周公是圣人，本来可以祭祀上天，所以成王命令鲁国举行郊祀。”臣汤问仲舒：“鲁国祭祀周公使用白色祭牲，那么郊祀使用什么祭牲？”臣董仲舒回答说：“鲁国郊祀使用纯色而刚健的祭牲；周代崇尚红色，鲁国是奉天子的命令举行郊祀，所以使用纯色祭牲。”臣汤问仲舒：“祭祀宗庙，有时拿鹜来充当凫；鹜不是凫，可以这样使用吗？”臣董仲舒回答说：“鹜不是凫，凫也不是鹜。我听说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这是谨慎到了极点。陛下祭祀时，亲自斋戒沐浴，以此承奉宗庙，十分恭敬谨慎，怎么能拿凫充当鹜、拿鹜充当凫呢？名称和实际不相符合，用这种方式承奉太庙，不也是不相称吗？臣董仲舒愚昧地认为不可以。臣如犬马般年老，年齿衰迈，请求赐还骸骨，退居陋巷。陛下却幸而派九卿来询问臣朝廷之事；臣愚昧鄙陋，实在不足以承受明诏、奉答大问，臣董仲舒冒死陈奏。” （《古文苑》。按：这篇答问见于《春秋繁露》第十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