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三◎裴秀
◇与山涛书彪处方伯之任，殊亦为高祖论道之士，不宜处外耳。（《书钞》七十二引王隐《晋书·山涛传》云，为冀州刺史，秀与涛书。案：彪字疑有误。）◇禹贡九州地域图序（《艺文类聚》《初学记》皆作「论」）图书之设，由来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赖其用。三代置其官，国史掌厥职。暨汉屠咸阳，丞相萧何尽收秦之图籍。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大晋龙兴，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于庸蜀，┱入其▯。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检图记，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钜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晋书·裴秀传》，又《艺文类聚》六，《初学记》五。）◎裴祗祗，秀从弟，仕魏，入晋为御史中丞。
◇乞绝从弟仪曹郎耽丧服表耽受性凶顽，往因品署未了，怨恨亲亲，言语悖逆，雠绝骨肉。其兄司空秀，二息从纂昶以下薨亡，耽皆不制服发哀昔二叔放流，郑段不弟，皆经典所绝。耽应见流徙，未及表闻之。顷耽忧恚荒越，遂成狂病，前即槛闭，今以丧亡，罪匿彰闻，秽辱宗胄。耽见周亲以下，皆宜绝服，葬不列墓次，请取断。（《通典》一百一）◎裴楷楷字叔则，秀从弟。文帝为丞相，辟为掾，及改定律令，以为定科郎。武帝为抚军，以为参军，寻为吏部郎，转中书郎。及受禅，拜散骑侍郎，累迁散骑常侍、河内太守，入为屯骑校尉、右军将军，转侍中。惠帝初转卫尉，迁太子少师，坐杨骏免。寻封临海侯，转尚书，进中书令，加侍中，又加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卒，谥曰元。有集二卷。
◇与石崇书吾弟酒狂，海内足知。足下饮以狂药，而反责之礼邪？（《宋王回·蔡谟赞序》）◎裴祗祗字逸民，秀次子。咸宁中袭爵钜鹿郡公，太康初徵为太子中庶子，迁散骑常侍。惠帝即位，转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累迁侍中，拜尚书，加光禄大夫，又迁尚书左仆射。永康元年所为赵王伦所诛。惠帝反正，追谥曰成。有集九卷。
◇让吏部尚书表臣少无鉴察之誉，长无题舆之才。（《初学记》十一）
译致山涛书 彪担任方伯的职务，实在也是高祖论道之臣，不适合处在外任罢了。（《书钞》七十二引王隐《晋书·山涛传》说，山涛任冀州刺史时，裴秀写信给他。案：“彪”字疑有错误。） 《禹贡九州地域图》序（《艺文类聚》《初学记》均作“论”） 设置图书，历史由来已久。自古以来建立图象、制定制度，都要依靠它发挥作用。夏、商、周三代设置专门官员，国史掌管这项职务。到了汉代屠灭咸阳，丞相萧何把秦国的图籍全部收集起来。如今秘书省既没有古代的地图，也没有萧何所得的图籍，只有汉代《舆地图》和《括地》一类杂图。这些图都没有设置比例，也没有考订方位和距离，更没有完备记载名山大川。虽然有大致的形状，却都不精密详审，不能作为依据。有些关于荒远境外的迂诞说法，不合事实，在义理上也没有可取之处。大晋如龙兴起，统一六合，使天下清平，从庸、蜀开始，逐步进入其疆域。文皇帝于是命有关官员，搜集并考访吴、蜀地图。蜀地平定后，六军所经过的地方，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途曲直，都与图籍相互校验，没有一点差错。如今上考《禹贡》所载山海、河流、平原、低湿地、陂泽，考察古代九州以及现今十六州的郡国县邑、疆界乡隅，以及古国盟会的旧名和水陆道路，绘制成地图十八篇。制图的方法有六项。第一是分率，用来辨别地域广狭和周围尺度。第二是准望，用来校正彼此之间的形势方位。第三是道里，用来确定道路所经的里数。第四是高下，第五是方邪，第六是迂直；这三项都根据地形制定相应办法，用来校正平坦与险阻的差异。有图形而没有比例，就无法考察远近的差别；有比例而没有准望，即使在一隅取得准确，也必定会在其他地方失误；有准望而没有道里，施用于山海阻隔之地，就不能彼此贯通；有道里而没有高下、方邪、迂直的校验，道路里数必定会与远近的实际相违，也就失去了准望的正确性。因此要把这六项相互参照考察。然而远近的实际由分率确定，彼此的实际由道里确定，尺度数目的实际由高下、方邪、迂直的计算确定。所以即使有高山大海阻隔、遥远异域相隔，以及登降曲折的地形原因，也都可以一一列举并加以确定。准望的方法既然正确，曲直远近就没有什么能够隐藏其真实形状了。（《晋书·裴秀传》，又见《艺文类聚》六、《初学记》五。） 裴祗 裴祗是裴秀的堂弟，仕于魏，入晋后任御史中丞。乞绝从弟仪曹郎裴耽丧服表 裴耽性情凶暴顽劣，过去因为品评任用之事没有办完，便怨恨亲族，言语悖逆，和骨肉亲人仇绝。他的哥哥司空裴秀去世，裴秀的两个儿子，从裴纂、裴昶以下相继去世，裴耽都不为他们服丧，也不表示哀痛。过去周公流放管叔、蔡叔，郑国公子段不敬兄长，这些都被经典断绝亲属关系。裴耽应当已经被流放，只是还未来得及上表奏闻。近来裴耽因忧愤而昏乱狂越，终于成为狂病；先前已经把他关进槛车，如今又因丧事暴露罪行，玷辱宗族。裴耽对于周亲以下，都应当断绝服丧关系，安葬时也不应列入墓次，请求予以裁断。（《通典》一百一） 裴楷 裴楷字叔则，是裴秀的堂弟。文帝任丞相时，征召他为属吏；到修订律令时，任命他为定科郎。武帝任抚军时，以他为参军，不久任吏部郎，转任中书郎。晋受禅后，授散骑侍郎，屡次升任散骑常侍、河内太守，入朝任屯骑校尉、右军将军，转任侍中。惠帝初年转任卫尉，升任太子少师，因杨骏之事获罪免职。不久封临海侯，转任尚书，升中书令，加侍中，又加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去世，谥号元。有文集二卷。致石崇书 我的弟弟嗜酒如狂，天下人都知道。您给他喝使人发狂的酒药，却反过来责怪他不合礼吗？（《宋王回·蔡谟赞序》） 裴祗 裴祗字逸民，是裴秀的次子。咸宁年间承袭钜鹿郡公的爵位，太康初年征召为太子中庶子，升任散骑常侍。惠帝即位后，转任国子祭酒，兼任右军将军，屡次升任侍中，授尚书，加光禄大夫，又升尚书左仆射。永康元年被赵王司马伦诛杀。惠帝恢复帝位后，追谥为成。有文集九卷。辞让吏部尚书表 臣年轻时没有明察鉴识的声誉，年长后也没有题舆那样的才能。（《初学记》十一）
◇陈刑法过当表夫天下之事多涂，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扰，赖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职，为之准局。准局既立，各掌其务，刑赏相称，轻重无二，故下听有常，群吏安业也。旧宫掖陵庙有水火毁伤之变，然後尚书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于郎令史而已。刑罚所加，各有常刑。去元康四年，大风之後，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免太常荀宇。于时以严诏所谴，莫敢据正。然内外之意，佥谓事轻责重，有违于常。会五年二月有大风，主者惩惧前事。臣新拜尚书始三日，本曹尚书有疾，权令兼出，案行兰台。主者乃瞻望阿栋之间，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栋上瓦小邪十五处。或是始瓦时邪，盖不足言，风起仓卒，台官更往，太常案行，不及得周，文书未至之顷，便竞相禁止。臣以权兼暂出，出还便罢，不复得穷其事。而本曹据执，却问无已。臣时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从臣言，禁止太常，复兴刑狱。昔汉时有盗高庙玉环者，文帝欲族诛，释之但处以死刑，曰：「若侵长陵一А土，何以复加？」文帝从之。大晋垂制，深惟经远，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陈草，使齐乎中原矣。虽陵兆尊严，唯毁发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践犯损，失尽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八年，奴听教加诬周龙烧草，廷尉遂奏族龙，一门八口并命。会龙狱翻，然後得免。考之情理，准之前训，所处实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虽知事小，而案劾难测，搔扰驱驰，各竞免负，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烧屋三间半。署在庙北，隔道在重墙之内，又即已灭，频为诏旨所问。主者以诏旨使问频繁，使责尚书不即案行，辄禁止，尚书免，皆在法外。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诚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此等，皆为过当，每相逼迫，不复以理，上替圣朝画一之德，下损崇礼大臣之体。臣愚以为犯陵上草木，不应乃用同产异刑之制。案行奉劾，应有定准，相承务重，体例遂亏。或因馀事，得容浅深。（《晋书·刑法志》，又《通典》一百六十六。）
译陈说刑法处罚过重的表 天下的事务有许多途径，不是一个部门所能全部管理的；中等才能之人的情性容易受到扰乱，要依靠一贯的制度以后才能安定。先王知道其中的道理，所以区分方向、分设职务，为各部门制定准则和范围。准则范围既已确立，各自掌管自己的事务，刑罚和赏赐相称，轻重没有两样，因此下属听从有常规，群吏能够安于职守。过去宫禁、陵庙发生水火毁伤之灾，然后尚书才亲自赶去处理；不是这种情况的，都只须由郎官和令史办理。刑罚所施加的，各有固定刑制。元康四年以前，大风过后，宗庙阙门的屋瓦有几片倾落，太常荀宇因此被免职。当时因为严厉诏令的谴责，没有人敢据理申辩。然而朝廷内外都认为，事情轻微而责罚过重，违背了常规。适逢元康五年二月又有大风，主管官员害怕重蹈前事。臣刚任尚书才三天，本部门尚书生病，临时让我兼任，巡视兰台。主管官员于是仰望屋梁之间，寻找不正的瓦片，在屋梁上找到十五处稍有歪斜的小瓦片。也许这些瓦片在最初铺设时就是歪的，本来不足以谈论；大风突然刮起，台官又前往查看，太常前去查验，没有来得及周遍检查，在文书尚未送达的片刻，便争相加以禁捕。臣只是临时兼任外出，回来后职务便停止，不能再查清这件事。然而本部门仍据理坚持，反复追问不止。臣当时已经详细加以解释并遣散人员，但主管官员害怕获罪，不听臣的意见，拘禁太常，又兴起刑狱。过去汉代有盗窃高祖庙玉环的人，汉文帝想诛灭他的家族，廷尉释之只判处死刑，说：“如果有人侵损长陵一抔土，还有什么刑罚可以加在他身上呢？”文帝听从了他。大晋制定制度，深思长远之道，山陵不筑封土，园邑不加修饰，墓上不起坟，与山地土壤相同；因此丘陵山坡上保留着原有的草木，使它与中原相齐。即使陵墓尊严，也只有毁坏墓体、发掘陵墓以后才应灭族，这是古代的典制。如果只是登踏陵地、侵犯损坏，应当只按一般刑罪处理。元康八年以前，奴仆听从教唆，加以诬告，说周龙焚烧草木，廷尉于是奏请诛灭周龙全族，一家八口同时被处死。恰逢周龙的案件得到翻转，他才得以免死。考察情理，按照前代的训示，这样的处罚实在太重。今年八月，陵墓上有一根周长七寸二分的荆条被砍断，司徒、太常奔走在道路上；虽然知道事情很小，但查案弹劾难以预料，众人纷纷奔走骚扰，争相推脱责任，直到现在太常仍被禁锢，事情还没有解除。近来太祝署失火，烧毁房屋三间半。太祝署在宗庙北面，隔着道路又在重墙之内，而且火已经熄灭，却仍频繁受到诏旨询问。主管官员因为诏旨询问频繁，便责怪尚书没有立即查办，动辄加以拘禁，使尚书获罪免职，这些都超出了法令范围。刑书的条文是有限的，而发生违背常理的原因没有固定形式，所以才有临时议定处理办法的制度，确实不能一概拘守常规。至于这些事情，全都是处罚过当；彼此逼迫，不再依据事理办事，上面损害了圣朝统一公正的德政，下面损害了崇尚礼义的大臣体统。臣愚认为，侵犯陵墓上的草木，不应当采用连同亲属一起处以不同刑罚的制度。巡视查验、奉行弹劾，应当有固定准则；相沿而行，一味务求加重，制度体例于是亏损。又有可能因其他事情而使处罚深浅失当。（《晋书·刑法志》，又《通典》一百六十六。）
◇辞专任门下事表咎繇谟虞，伊尹相商，吕望翊周，萧张佐汉，咸播功化，光格四极。暨于继体，咎单、傅说，祖己、樊仲，亦隆中兴。或明扬侧陋，或起自庶族，岂非尚德之举，以臻斯美哉！历观近世，不能慕远，溺于近情，多任后亲，以致不静。昔疏广戒太子以舅氏为官属，前世以为知礼。况朝廷何取于外戚，正复才均，尚当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汉世不用冯野王，即其事也。（《晋书·裴▯传）◇上疏言庶政宜委宰辅诏命不应数改臣闻古之圣哲，深原治道，以为经理群务，非一才之任；照练万机，非一智所达。故设官建职，制其分局。分局既制，则轨体有断；事务不积，则其任易处。选贤举善，以守其位。委任责成，立相干之禁。侵官为曹，离局陷奸，犹惧此法未足制情以明防，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然，故人知厥务，各守其所，下无越分之臣，然後治道可隆，颂声能举。故称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分业既辨，居任得人，无为而治，岂不宜哉！及其失也，官非其才，人不守分，越位干曹，竞达所怀。众言纷错，莅职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横干他分。主听眩，莫知所信，遂亲细事，躬自听断，所综遂密，所告弥众，功无所归，非无所责，群下弃职，得辞宜罚，以此望治，固其难也。昔杜蒉既数师旷，退而自酌，以罚干职之非，记称其善。陈平不知簿书之目，汉史美其守职，政不可多门，多门则民扰。于今之宜，选士既得其人，但当委责。若有不称，便加显戮，谁敢不尽心竭力，不当便有干职之臣。适不守局，则所豫必广。所豫适广，则人心赴之。人心通赴，则得作威福。臣作威福，朝之蠹也。帷幄张子房之谋者，不宜使多，外委群司，卑力所职。（原校云：「卑作单。」盖《治要》原本是「单」字，「单」当为「殚」。）尊崇宰辅，动静咨度，保任其负，如此诏书必不复数改。听闻风言，颇以诏命数移易为不安静。臣不胜狂瞽，敢陈愚怀，乞陛下少垂省察。（《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百官志》，裴▯以万机庶政，宜委宰辅，诏命不应数改，乃上疏。）◇上疏谏赦臣闻感神以政，应变以诚。故桑谷之异，以勉己而消。汉末屡赦，犹陵迟不反。由此言之，上协宿度，下宁万国，惟在贤能，慎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增损也。（《艺文类聚》五十二引《裴▯集》。）◇上言改度量宜改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医权衡。此若差违，遂失神农、岐伯之正。药物轻重、分两乖互，所可伤夭，为害尤深。古寿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晋书·裴▯传》。荀勖修律度，捡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上言。）◇上言刑法夫杀生赏罚，治乱所由兴也。人主所谓宜生，或不可生，则人臣当陈所以宜杀；人主所谓宜赏，或不应赏，则人臣当陈所以宜罚，然後治道耳。（原校云：「治道上下必有脱文。」）古之圣贤，欲上尽理务，下收损益，莫不深闭慎密，以延良谟。兆庶内外，咸知主如此，然後乃展布腹心，竭其忠诚耳。（《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刑法志》，侍中臣顾言。案：「顾」字乃「▯」字之误。）◇上言外戚不宜专任贾模适亡，复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举。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亲无脱者也。然汉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岂将独贤，实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礼之飨，臣亦不敢闻殊常之诏。（《晋书·裴▯传》。▯迁尚书左仆射，俄复专任门下事，固让不听，▯上言云云，又表云云。）◇谏东宫侍从失人东宫之建，以储皇极。其所与游接，必简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识人理立身之节。东宫实体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从之声，未是光阐遐风之弘理也。（《晋书·裴▯传》，时以陈准子匡、韩蔚子嵩并侍东宫，▯谏。又《群书治要》十引《晋书》。）◇虞▯等周丧嫁娶议吉凶之别，礼之大端。子服在凶，而行嘉礼，非所以为训。虽父兄为主，事由己兴。此悉人伦大纲，典章所慎也。（《通典》六十）◇答治礼问天子冠礼玄冠者，形之成也。为君未必成人，故君位虽定，不可孩抱而服冕弁。（《通典》五十六）
译辞去专任门下事务表 咎繇为虞舜谋划，伊尹辅佐商王，吕望辅翼周朝，萧何、张良辅佐汉室，都传播功业教化，光辉达到四方。到了继承帝位的后世，咎单、傅说、祖己、樊仲，也使中兴事业隆盛。有的人是从地位卑微处被明察选拔，有的人出身于平民家族，难道不是因为崇尚德行的举措，才达到这样的美盛吗？纵观近世，不能仰慕远古，沉溺于眼前的亲情，往往任用皇后的亲族，以至于政局不得安定。过去疏广以舅氏担任官属告诫太子，前代认为他懂得礼义。何况朝廷从外戚那里能得到什么？即使才能相等，也应当先用关系疏远的人，以彰明最大的公正。汉代不任用冯野王，就是这个道理。（《晋书·裴▯传》） 上疏说庶政应交给宰辅、诏命不应屡次改变 臣听说古代的圣贤，深刻探究治理国家的道理，认为处理群臣事务不是一个人的才能所能胜任的；洞察万机，也不是一个人的智慧所能通达。因此设置官职，建立职务，规定各自的分工范围。分工范围既定，行为准则和体制就有明确界限；事务不积压，各自的职责就容易处理。选拔贤能、推举善人，使他们守住自己的职位；委托任务、要求成效，建立禁止彼此干涉的制度。侵夺他官职权而另成部门，离开本职范围而陷入奸邪，尚且担心这种法令不足以约束人情、明确防范，于是说：“君子思考不超出自己的职位范围。”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人知道自己的事务，各守本分；下面没有越权的臣子，治理之道才能兴盛，颂扬之声才能出现。因此说尧、舜劳于求贤，却安逸于使用贤能；分工已经清楚，任职都用得其人，无为而治，难道不是最合宜的吗？等到这种制度失效，官职不配其才，人不守本分，越权干涉其他部门，争相陈述自己的意见。众说纷纭错杂，任职的人不能自行治理本职事务，不任此职的人却横加干涉别人的职分。君主听闻后受到迷惑，不知道应当相信谁，于是亲自处理琐事，亲自听讼裁决；所掌管的事情越来越细密，所来报告的事情越来越多，功劳没有归属，却没有哪件事不受责备，群臣抛弃职守，得以借口辞避，本应处罚的却不处罚；这样希望得到治理，实在很难。过去杜蒉多次责备师旷，退下后亲自饮酒，以此惩罚自己干涉他职的过错，《左传》称许他的做法。陈平不知道簿书的具体项目，汉代史书却赞美他恪守职分；政务不能有多个渠道，渠道一多，百姓就会受到扰乱。按照现在的情形，选拔人才既然已经得到合适的人，只应当把责任委托给他。如果有人不能胜任，便公开加以诛戮，谁还敢不尽心竭力？这样就不应再有干涉他人职务的臣子。一个人一旦不守本部门的范围，所预先干涉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广；干涉的范围一广，人心就会归附他；人心普遍归附，就能自行施加威势、施行恩惠。臣下擅自作威作福，是朝廷的祸害。帷幄之中张子房的谋略，不应让太多人参与；对外应当委托各部门，各自竭尽力量办理本职。（原校说：“卑”作“单”。大概《治要》原本是“单”字，“单”应当是“殚”字。）应当尊崇宰辅，凡有行动和变动都向他们咨询谋划，保证并任用他们承担责任；这样诏书一定不会再屡次改动。臣听说外间传言，颇以诏令屡次改变为政局不安。臣不胜狂妄愚昧，冒昧陈述愚见，请陛下稍加省察。（《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百官志》，裴▯认为万机庶政应当委托宰辅，诏命不应屡次改变，于是上疏。） 上疏劝谏赦免 臣听说，以政事感动神明，要用诚心回应灾变。因此桑树、谷树出现异常，可以用来警戒自己而使灾异消除。汉朝末年屡次大赦，国势仍然衰落而不能恢复。由此说来，上面协调天象运行，下面使万国安宁，只在于任用贤能、谨慎处理各项政务，恐怕不是单靠赦免就能有所增损的。（《艺文类聚》五十二引《裴▯集》。） 上言改定度量 应当改定各种度量衡。如果还不能全部改革，可以先改定太医所用的权衡标准。这个标准如果有差错，就会失去神农、岐伯所传的正确尺度。药物的轻重、分两彼此不一致，所造成的伤害和夭折，危害尤其深重。古人长寿而今人短命，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晋书·裴▯传》。荀勖修订律度时，检得古尺，比当世所用的尺短四分。裴▯于是上言。） 上言刑法 杀人和养生，赏赐和惩罚，是治理与混乱由此兴起的根源。君主认为某人应当活，有时臣下认为不应让他活，那么人臣应当陈述应当杀他的理由；君主认为某人应当赏，有时臣下认为不应赏，那么人臣应当陈述应当罚他的理由，然后治理之道才能成立。（原校说：“治道”上下必有脱文。）古代圣贤希望君上穷尽事理、办理政务，臣下能够说明得失，没有不深加闭藏、谨慎周密，以便延续良好谋略的。内外百姓都知道君主如此，然后才会敞开心怀，竭尽忠诚。（《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刑法志》，侍中臣顾说。案：“顾”字是“▯”字的误写。） 上言外戚不宜专任 贾模刚刚去世，便又用臣来代替他，这是推重外戚的期望，彰显偏私的举动。皇后的亲族哪里常常都有能够自保的人？他们都知道，亲属关系一旦受到重用，就没有谁能逃脱祸患。然而汉代二十四位皇帝中，只有汉文帝、光武帝、明帝不重用外戚，都保全了他们的宗族；难道是他们单独贤明吗？实在是因为这样做合乎安定治理的道理。过去穆叔不接受越礼的宴享，臣也不敢承听超越常规的诏命。（《晋书·裴▯传》。裴▯升任尚书左仆射后，不久又专任门下事务，坚决辞让而未被允许，裴▯于是上言如此，另有表文如此。） 谏东宫侍从任用不当 建立东宫，是为了储备皇位。太子所交往接触的人，一定要选拔英俊之士，应该任用德行已经成熟的人。匡、嵩年幼柔弱，还不懂得识别人情和立身处世的节操。东宫本来应当体现太子早已成熟的气象，如今却有童子充任侍从的声势，这还不是光大并阐扬深远风教的宏大道理。（《晋书·裴▯传》。当时陈准的儿子匡、韩蔚的儿子嵩都侍奉东宫，裴▯上疏劝谏。又见《群书治要》十引《晋书》。） 虞▯等议论服周丧期间嫁娶 吉事和凶事的区别，是礼制的大纲。儿子正在服丧，却举行婚嫁的吉礼，不是用来作示范的做法。即使由父兄主持，事情也是因本人而发生的。这关系到人伦的大纲，是典章所谨慎对待的事情。（《通典》六十） 答治礼问天子冠礼 戴玄冠，表示形体已经成人。身为君主未必已经成年，所以君位虽然确定，也不能让一个抱在怀里的孩子穿戴冕弁。（《通典》五十六）
◇崇有论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择乎厥宜，所谓情也。识智既授，虽出处异业，默语殊涂，所以宝生存宜，其情一也。众理并而无害，故贵贱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贤人君子，知欲不可绝，而交物有会。观乎往复，稽中定务。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後飨。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无过用，乃可济乎！故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于是乎在，斯则圣人为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则危害萌矣。故欲衍则速患，情佚则怨博，擅恣则兴攻，专利则延寇，可谓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骇乎若兹之衅，而寻艰争所缘。察夫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众之从上，犹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于所习；习则心服其业，业服则谓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务，分宅百姓，各授四职，能令禀命之者不肃而安，忽然忘异，莫有迁志。况于据在三之尊，怀所隆之情，敦以为训者哉！斯乃昏明所阶，不可不审。夫盈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过用可节而未可谓无贵也。盖有讲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称空无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无之义难检，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眩焉，溺其成说。虽颇有异此心者，辞不获济，屈于所狎，因谓虚无之理，诚不可盖。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埤经实之贤。人情所殉，笃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辞，讷者赞其旨，染其众也。是以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亡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有以令人释然自夷，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而静一守本，无虚无之谓也；《损》、《艮》之属，盖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为体守本无也。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道以亏业，则沈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灭。故动之所交，存亡之会也。夫有非有，于无非无；于无非无，于有非有。是以申纵播之累，而著贵无之文。将以绝所非之盈谬，存大善之中节，收流遁于既过，反澄正于胸怀。宜其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故其辞曰「以为文不足」。若斯，则是所寄之途，一方之言也。若谓至理信以无为宗，则偏而害当矣。先贤达识，以非所滞，示之深论。惟班固著难，未足折其情。孙卿、扬雄大体抑之，犹偏有所许。而虚无之言，日以广衍，众家扇起，各列其说。上及造化，下被万事，莫不贵无，所存佥同。情以众固，乃号凡有之理皆义之埤者，薄而鄙焉。辨论人伦及经明之业，遂易门肆。▯用矍然，申其所怀，而攻者盈集。或以为一时口言。有客幸过，咸见命著文，レ列虚无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释正，则无家之义弗可夺也。▯退而思之，虽君子宅情，无求于显，及其立言，在乎达旨而已。然去圣久远，异同纷纠，苟少有仿佛，可以崇济先典，扶明大业，有益于时，则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静默，及未举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鳞，非偃息之所能获也；陨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审投弦饵之用，非无知之所能览也。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晋书·裴▯传》）鸟无胃肺，蛤无五脏，蛭以空中而生，蚕以无胃而育也。（《艺文类聚》九十七，《御览》八百二十五。）
译崇有论 总括并混合各种根本，是宗极之道。按方位区分族类，是众多类别的品第。形体和形象显现出区别，是有生命之物的体质。变化感应交错综合，是事理和迹象的根源。事物既然分品而成为不同族类，所承受的禀赋便各有偏向；有偏向就不能自我满足，所以要凭借外在资助。因此，生命能够产生并延续，这就是所谓“理”；理所体现的，就是所谓“有”；有形之物所需要的，就是所谓“资”；资助有所相合，就是所谓“宜”；选择合宜之处，就是所谓“情”。知识和智慧既已赋予人，即使出仕或退处的事业不同，沉默或言说的道路不同，但珍视生命、保存合宜之情，彼此都是一样的。各种道理并行而不互相伤害，于是贵贱的形态显现出来；得失取决于所接触的事物，于是吉凶的征兆显现出来。因此贤人君子知道欲望不能断绝，而与外物交接必然有相会之处；观察事物往复变化，考察其中道理以确定事务。只有顺用天道，开发土地的利益，亲自承担自己的力量和责任，先劳作然后享受成果；居处依靠仁爱和顺从，操守依靠恭敬和节俭，率领众人依靠忠诚和信实，行动依靠敬慎和谦让，心志不贪求满盈，办事不过度耗用，这样才可以成就事业。因此，大力建立最高准则，安抚治理众生，教导万物、树立规范，正是从这里开始；这就是圣人施行政事的根由。至于欲望过度、骄横放纵，祸患就开始滋生了。所以，想要无止境地扩张，反而会迅速招来祸患；情欲放纵，怨恨就会广泛产生；专横恣肆，就会引发攻伐；独占利益，就会延长外寇的侵扰。这可以说是想使生活丰厚，却反而失去了生命。那些见识浅薄的人，惊惧于这样的祸端，于是探究艰难争端产生的原因。他们看到偏执的本性有所弊病，又见到简约减损的好处，便阐发贵无的主张，建立贱有的论调。轻视有形之物，就必然排斥形体；排斥形体，就必然遗弃制度；遗弃制度，就必然忽视防范；忽视防范，就必然忘却礼义。礼制既不存在，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治理政事了。民众服从上位者，就像水依附于器皿一样。因此，百姓的情感取向，确实取决于平日所习惯的事物；习惯之后，内心就服从于所从事的事业；服从事业之后，就认为那是理所当然。所以，统治人民的人一定要慎重自己所教导的内容，全面颁布政令刑法等各项事务，分治百姓，分别授予四种职事，使那些承受命令的人无需严厉督促便能安定，忽然忘却彼此差异，不再有迁移改变的念头。何况居于三公之尊，怀有崇高尊严之情，又以此郑重施教的人呢！这正是昏暗与光明所由分开的阶梯，不可不慎重审察。人的欲望虽然可以减损，却不可能完全断绝；过度使用虽然可以节制，却不能说有价值的事物都应当废弃。那些善于辩说的人，详尽列举有形事物的弊病，大力称赞空无的美妙。有形器物的事理有迹可验，空无的道理却难以检验；巧妙的辩辞令人喜悦，似是而非的话足以迷惑人。众人的听闻因此昏乱，沉溺于已经形成的说法。即使颇有不同看法的人，也因言辞不能胜过对方而屈服于习惯的风气，于是说虚无之理确实不可推翻。有人倡导，便有人应和；往往一去不返，于是轻视治理世事的工作，鄙弃功业的用途，抬高浮游无为的事业，贬低经世务实的贤人。人所追逐的，最看重的是名声和利益。于是文辞华美的人扩展这种言论，木讷的人也赞美它的旨意，风气便感染了众人。因此，立论凭借虚无，被称作玄妙；任官却不亲自处理职掌，被称作高雅旷远；奉养自身而散弃廉操，被称作旷达。所以砥砺品行的风气日益衰落。放纵的人因此有的违背吉凶礼仪，忽视容貌举止的规范，亵渎并抛弃长幼次序，混淆贵贱等级。更严重的甚至裸体露体，言语嬉笑毫无分寸，把不顾忌羞耻当作弘大，士人的操行也就更加亏损了。老子既然写下五千言，揭示并剔除污秽杂乱的弊病，辨明静守专一的道理，使人能够释然自得，这与《易经》中《损》《谦》《艮》《节》诸卦的旨意相合。然而静守专一、固守根本，并不是主张虚无；《损》《艮》之类只是君子所行的一种道术，并不是《易经》作为根本体性的原则。考察《老子》一书，虽然广泛涉及各种经常之道，但又说“有生于无”，以虚无为主，偏执地建立一家之言，这难道是毫无缘由的吗？人既然已经出生，保全生命就是完整；保全生命的根本，在于顺应感应而行动。如果沉溺于体味道理而损害事业，沉溺的祸端就会兴起；如果心怀末节而忘记根本，天理的真实就会消灭。因此，行动所交会之处，正是生死存亡的关头。有并不等于全然是有，无也并不等于全然是无；对于无，不能说全然不是无；对于有，也不能说全然不是有。所以他申述放纵传播所造成的弊端，并写下尊崇无的文章，是要断绝所反对的过度谬误，保存大善中的适度，收束已经过度的流遁，使胸怀重新澄明端正。这样看来，他用无作为言辞，主旨却在保全有，所以他说：“把它作为文辞，是不够的。”如此，这只是寄托思想的一条途径、一方面的言论罢了。如果说最高真理确实以无为宗旨，那就是偏执而有害于恰当的原则了。前代贤者见识通达，因为不愿停滞于某种偏见，便用深刻的论说来揭示它。只是班固所作的驳难，还不足以折服他们的心志；孙卿、扬雄大体上抑制这种说法，却仍有偏向赞许之处。然而虚无的言论日益扩展，各家纷纷兴起，各自陈列自己的学说。上至天地造化，下及万事万物，没有不尊崇无的，所保存的看法全都相同。由于这种情绪因众人附和而更加坚定，便说凡是关于有的道理都是不合义理的，轻视并鄙薄它。讨论人伦以及通晓经学的事业，也于是改换门庭，任意铺陈。▯对此惊醒，申述自己的怀抱，然而攻击者纷纷聚集。有的人认为这不过是一时的口头之言。恰有客人来访，都命我写文章，列举虚无之说不能成立的证据。如果不能对每一件事都加以解释辨正，那么“无”的学说就不可夺取。▯退下后思考，君子寄托情志，本来不求显扬；至于立言，只在通达旨意而已。然而离圣人时代已经久远，是非异同纷繁纠结，假如稍有近似之处，可以增益并救助先代经典，扶助阐明伟大事业，对当今有所裨益，那么只担心言语不能胜任，哪里能够静默不言呢？所以在尚未能全面论述之前，姑且略略显示自己的见解而已。最高的无不可能凭借自身产生万物，所以最初产生的东西都是自己产生的。既然自己产生，就必然具有有形之体；若遗弃有形之物，生命就会亏损。生命以有形之物作为自己的分限，那么虚无就是有形之物所谓被遗弃的部分。因此，养护已经化生的有，不能靠无所作为来完成；治理已经存在的众多事物，不能靠无为来遵循。心不是具体事务，但制理事务必定由心开始；然而不能因为用心制理事务，就说用非事务来制事，进而认为心是无。工匠不是器物，但制作器物必须依靠工匠；然而不能因为用工匠制作器物，就说用非器物来制器，进而认为工匠不是有。由此可见，想要捕捉深水中的鱼，不能靠躺卧休息获得；想要射落高墙上的鸟，不能靠安静拱手获得；审察投弦、投饵的作用，也不是无知无觉之物所能看清的。由此看来，救助并成就有形事物的，全都是有；虚无对于已经存在的众生群类，又有什么益处呢！（《晋书·裴▯传》） 鸟没有胃和肺，蛤没有五脏；蛭凭借空虚之中而产生，蚕凭借没有胃而成长。（《艺文类聚》九十七，《御览》八百二十五。）
◇贵无论（《魏志·裴潜传》注，▯著《崇有》、《贵无》二论，以矫虚诞之弊，文辞精富，为世名论，文今佚。）◇辨才论（未成而遇祸。）◇女史箴膏不厌鲜，水不厌清。玉不厌洁，兰不厌馨。尔形信直，影亦不曲。尔声信清，响亦不浊。绿衣虽多，无贵于色。邪径虽利，无尚于直。春华虽美，期于秋实。冰璧虽泽，期于见日。浴者振衣，沐者弹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动目，行美动神。天道▯顺，常与吉人。（《艺文类聚》十五）◎裴邈邈字景声，▯从父弟。太傅东海王越以为从事中郎，假节、监中外营诸军事。（见《魏志·裴潜传》注。）◇文身剑铭器以利显，实以名举。长剑耿介，体文经武。陆断玄犀，水截轻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辅。（《艺文类聚》六十，《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四十四。）◇文身刀铭良金百炼，名工展巧。宝刀既成，穷理尽妙。文繁波回，流光灵照。在我皇世，戢而不耀。（《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四十六。）◎裴希声希声，爵里未详。（疑与景声为昆弟行，姑附邈後。）◇侍中嵇侯碑夫君亲之重，非名教之谓也。爱敬出于自然，而忠孝之道毕矣。朴散真离，背生徇利，礼法之兴，于斯为薄。悲夫！晋弋阳子嵇绍，字延祖，资乾刚之纯粹，体中和之淑虚。少有清劭之风，长怀弘仁之度。加以通朗掩济，靡才不经；学为儒宗，庶绩光被。弱冠登朝，则敷文秘阁；晚节强仕，则纳言枢极。太安之初，权臣擅命。皇舆亲征，次于荡阴。六军奔攻，兵交御辇。绍俨然端冕正色，以捍锋刃，遂殒命于御侧。忠诚感人神，义声振四海。铭曰：二仪肇建，君臣攸序。峨峨侍中，应期作辅。外播仁风，内举心膂。执慈弗勇，靡仁不武。见危授命，背生殉主。确乎其操，邈乎其崇。矫矫王臣，宪慈遗风。在亲成孝，于敬成忠。（《艺文类聚》四十八）◎石苞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仕魏，为景帝中护军司马。徙邺，典农中郎将，历东莱琅邪太守，迁徐州刺史，又迁奋武将军，假节、监青州诸军事。以平诸葛诞功拜镇东将军。封东光侯，寻代王基，都督扬州诸军事，陈留王时进征东大将军，迁骠骑将军。晋受禅，迁大司马，进封乐陵郡公，加侍中，拜司徒，泰始九年卒，谥曰武。◇奏课农桑州郡农桑未有赏罚之制，宜遣掾属循行，皆当均其土宜，举其殿最，然後黜陟焉。（《晋书·石苞传》）◇功臣配享议魏代功臣，宜归之陈留国，使修常祀，允合事理。（《通典》五十）◇议贬庾纯纯荣官忘亲，恶闻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晋书·庾纯传》）◇终制延陵薄葬，孔子以为达礼；华元厚葬，《春秋》以为不臣，古之明义也。自今死亡者，皆敛以时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饭▯，为愚俗所为。又不得设床帐明器也。定窆之後，复土满坎，一不得起坟种树。昔王孙裸葬矫时，其子奉命，君子不讥。况于合礼典者邪？（《晋书·石苞传》）◎石崇崇字季伦，小名齐奴，苞第六子。除修武令，入为散骑郎，迁城阳太守。以伐吴功，封安阳乡侯，拜黄门郎，累迁散骑常侍、侍中。惠帝时出为南中郎将、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加鹰扬将军，徵为大司农，免。寻拜太仆、出为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军事、镇下邳，免。寻拜卫尉，坐贾谧免。与欧阳建、潘岳等谋诛赵王伦，事觉遇害。有集六卷。◇思归叹（并序，案，《文选》作「思归引」。）余少有大志，夸迈流俗。弱冠登朝，历位二十五年。年五十，以事去官。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百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钩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复见牵羁，婆娑于九列，困于人间烦黩，常思归而永叹。寻览乐篇，有《思归引》，傥古人之情，有同于今。故制此曲。此曲有弦无歌，今为作歌辞，以述余怀。恨时无知音者，令造亲新声而播于丝竹也。（《文选》）登城隅兮临长江，极望无涯兮思填胸。鱼氵▯氵爵兮鱼缤翻，泽雉游袅兮戏中园。秋风厉兮鸿燕征，蟋蟀嘈嘈兮晨夜鸣。落叶飘兮枯枝竦，百草零兮覆畦垅。时光逝兮年易尽，感彼岁暮兮怅自愍。廓羁旅兮，滞野都，愿御光风兮忽归徂。惟金石兮幽且清，林郁茂兮芳草盈。玄泉流兮萦丘阜，阁馆萧寥兮阴丛柳。吹长笛兮弹五弦，高歌凌云兮乐馀年。舒篇卷兮与圣谈，释冕投绂兮希彭聃。超逍遥兮绝尘埃，福亦不至兮祸不来。（《艺文类聚》二十八）
译◇《贵无论》（《魏志·裴潜传》注文说：▯撰有《崇有》《贵无》二论，用来纠正虚妄荒诞的弊病，文辞精美丰富，是当世著名的论著；原文今已散佚。） ◇《辨才论》（尚未完成便遭遇祸患。） ◇《女史箴》油膏不嫌鲜明，水不嫌清澈；美玉不嫌洁净，兰花不嫌芬芳。你的形体如果确实端正，影子也不会弯曲；你的声音如果确实清亮，回声也不会浑浊。绿色衣服虽然很多，却没有什么比色彩本身更尊贵；邪僻的小路虽然便利，却没有什么胜过正直。春天的花朵虽然美丽，所期待的是秋天的果实；冰一般的玉璧虽然光泽明亮，所期待的是见到阳光。洗澡的人要抖动衣服，洗头的人要弹去帽上的尘土。人们知道端正服饰，却不知道端正行为；服饰美丽能使眼睛受到触动，行为美好能使精神受到感动。天道保佑顺从正道的人，常常与吉祥之人相助。（《艺文类聚》十五） ◎裴邈 裴邈，字景声，是▯的叔伯弟弟。太傅东海王越任命他为从事中郎，赐假节，并监督中外营诸军事。（见《魏志·裴潜传》注文。） ◇《文身剑铭》器物凭借锋利而显著，实质凭借名声而彰显。长剑光明刚正，形体兼具文德与武功。陆地上能斩断玄犀，水中能截断轻羽。九种功业以此为象征，七种德行由此辅成。（《艺文类聚》六十，《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四十四。） ◇《文身刀铭》优良的金属经过百次锤炼，名匠施展尽巧技。宝刀既已制成，穷尽事理而尽显精妙。纹饰繁密如波回旋，流动的光彩灵异而照人。在我皇帝的时代，收藏起来而不炫耀。（《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四十六。） ◎裴希声 裴希声，爵位和籍贯不详。（疑与景声是同胞兄弟，姑且附在裴邈之后。） ◇《侍中嵇侯碑》君主与亲族的重要关系，并不是名教所强加的；爱与敬出于人的自然本性，忠孝的道理也就完备了。淳朴分散，真实离失，背弃生命而追逐利益，礼法的兴起，在这里反而显得浅薄。可悲啊！晋弋阳子嵇绍，字延祖，禀受乾刚的纯粹之性，具备中和美善而虚静的德性。他年轻时便有清正美善的风范，成年后常怀宽弘仁厚的气度。又加上通达明敏、善于补益，没有哪一种才能不曾涉猎；学问足以成为儒者的宗师，众多功业光耀而广泛施及。二十岁出仕朝廷，便在秘阁铺陈文辞；晚年到了强仕之年，便在枢要职位担任纳言。太安初年，权臣擅自发号施令。皇帝亲自出征，驻军于荡阴。六军奔赴进攻，兵刃交锋一直逼近御驾。嵇绍庄严地戴好冠冕、端正神色，以身抵挡锋刃，终于在御驾旁殒命。他的忠诚感动人神，忠义之声震动四海。铭文说：天地阴阳二气开始建立，君臣的次序由此确定。巍峨的侍中嵇绍，顺应时运成为辅弼。对外传播仁爱之风，对内推举心腹之臣。持有慈爱而不失勇敢，没有仁德便不能称为武。看见危难便献出生命，背弃自身而殉死于君主。他的操守坚定不移，他的崇高遥不可及。英武杰出的王臣，承继并彰显慈爱的遗风。在亲族关系中成就孝，在尊敬君主中成就忠。（《艺文类聚》四十八） ◎石苞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仕于魏，任景帝中护军司马。迁往邺，任典农中郎将，历任东莱、琅邪太守，升任徐州刺史，又升任奋武将军，赐假节，监督青州诸军事。因平定诸葛诞有功，授任镇东将军。封东光侯，不久代替王基，任都督扬州诸军事；陈留王时升任征东大将军，又升任骠骑将军。晋受禅后，升任大司马，进封乐陵郡公，加侍中，授司徒。泰始九年去世，谥号武。◇《奏课农桑》州郡对于农业和蚕桑尚未制定赏罚制度，应该派遣属官巡行各地，务必分别考察各地适宜的土质物候，评定政绩优劣，然后据此黜免或升迁。（《晋书·石苞传》） ◇《功臣配享议》魏代功臣，应该把祭祀归于陈留国，使其主持常规祭祀，这确实合乎事理。（《通典》五十） ◇《议贬庾纯》庾纯因荣显的官位而忘记亲人，又厌恶听取正直的言论，既不忠又不孝，应该除去名籍，削夺爵位和封地。（《晋书·庾纯传》） ◇《终制》延陵实行薄葬，孔子认为这是通达礼义；华元实行厚葬，《春秋》认为这是不臣，都是古代明确的义理。从今以后，凡有人死亡，都只用当时的衣服收殓，不得重叠加盖。又不得给死人喂饭，这是愚俗所做的事。也不得设置床帐和明器。下葬以后，填土填满墓穴，一概不得起坟、种树。从前王孙裸葬以矫正时俗，他的儿子奉行父命，君子尚且不讥议他；何况合乎礼典的做法呢？（《晋书·石苞传》） ◎石崇 石崇，字季伦，小名齐奴，是石苞的第六子。授任修武令，入朝任散骑郎，升任城阳太守。因讨伐吴国有功，封安阳乡侯，授黄门郎，屡次升任散骑常侍、侍中。惠帝时出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兼任南蛮校尉，加鹰扬将军；征召入朝任大司农，被免职。不久授太仆，出任征虏将军，赐假节，监督徐州军事，镇守下邳，又被免职。不久授卫尉，因受贾谧牵连被免职。他与欧阳建、潘岳等谋划诛杀赵王伦，事情败露而遇害。有文集六卷。◇《思归叹》（有序；考察《文选》作《思归引》。） 我年轻时便有远大的志向，气概超过世俗之人。二十岁出仕朝廷，历任官职二十五年。五十岁时，因事情离开官职。晚年更加喜爱放纵闲逸，深深喜爱山林，于是在河阳别业隐居。建造住宅时，后面靠着长堤，前面临近清渠。各种树木将近一万株，流水环绕屋舍。还有楼观、台阁、池沼，养着许多鱼鸟。家中向来学习各种技艺，很有秦、赵一带的音乐。出门便以游览观赏、射猎垂钓为事，入内则以琴书自娱。我又喜欢服食丹药、吞咽气息，志在长生不朽，傲然有凌云的志操。没想到又被牵累羁绊，在九卿之列周旋，困于人世间的烦扰污浊，常常想要归去而长声叹息。后来查阅乐府篇章，见有《思归引》，或许古人的情怀与今人相同，所以制作了这支曲子。这支曲子只有弦乐而没有歌词，现在作歌辞来抒发我的情怀。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知音，使人创制亲近而新颖的曲调，传播在丝竹乐器之中。（《文选》） 登上城角啊，面对长江；极目远望无边无际啊，思绪充满胸中。鱼儿游动跳跃啊，群鱼纷纷翻腾；泽中的野鸡悠然游走啊，在园中嬉戏。秋风猛烈啊，大雁和燕子南飞；蟋蟀嘈嘈啊，早晚不停鸣叫。落叶飘零啊，枯枝高耸；百草凋零啊，覆盖着田畦和土埂。时光流逝啊，年岁容易终尽；感叹那岁暮啊，惆怅而自我怜悯。空旷地羁旅啊，滞留在野外的都城；愿驾驭明亮的春风啊，忽然归去。只有金石之声啊，幽深而清越；树林郁郁葱葱啊，芳草充满。黑色的泉水流淌啊，萦绕山丘；楼阁馆舍寂寥啊，柳树成阴成丛。吹奏长笛啊，弹奏五弦琴；高声歌唱凌云之曲啊，欢乐地度过余年。展开篇章啊，与圣人谈论；解下冠冕、抛弃绶带啊，仰慕彭祖和老聃。超然逍遥啊，隔绝尘世；福气也不来啊，祸患也不至。（《艺文类聚》二十八）
◇自理表臣兄统以先父之恩，早被优遇，出入清显，历位尽勤。伏度圣心，有以垂察。近为扶风王骏横所诬谤，司隶中丞等飞笔重奏，劾案深文，累尘天听。臣兄弟▯▯，忧心如悸。骏戚属尊重，权要赫奕。内外有司，望风承旨。苟有所恶，易于投卵。自统枉劾以来，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钳口，惟须刑书。古人称「荣华于顺旨，枯槁于逆违」，诚哉斯言，于今信矣。是以虽董司直绳，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谤，不得不输其理。幸赖陛下天听四达，灵鉴昭远，存先父勋德之重，察臣等勉励之志。中诏申料，罪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报。臣即以今月十四日，与兄统、浚等诣公车门拜表谢恩。伏度奏御之日，暂经天听。此月二十日，忽被兰台禁止符，以统蒙宥，恩出非常，臣晏然私门，曾不陈谢，复见弹奏，讪辱理尽。臣始闻此，惶惧狼狈，静而思之，固无怪也。苟尊势所驱，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绳，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显重，不能负载析薪，以答万分。一月之中，奏劾频加，曲之与直，非臣所计。所愧不能承奉戚属，自陷于此。不媚于灶，实愧王孙。《随巢子》称「明君之德，察情为上，察事次之。」所怀具经圣听，伏待罪黜，无所多言。（《晋书·石崇传》）
◇请徵扬州刺史何攀表东南有兵气，不宜用远人。（《华阳国志》十一）◇议奏封赏当依准旧事陛下圣德光被，皇灵启祚，正位东宫，二十馀年，道化宣流，万国归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于班赏行爵，优于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吴会僭逆，几于百年，边境被其荼毒，朝廷为之旰食。先帝决独断之聪，奋神武之略，荡灭逋寇，易于摧枯。然谋臣猛将，犹有致思竭力之效。而今恩泽之封，优于灭吴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实在大晋，卜世之数，未知其纪。今之开制，当垂于後。若尊卑无差，有爵必进，数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陈闻。窃谓泰始之初，及平吴论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纵不能远遵古典，尚当依准旧事。（《晋书·石崇传》。元康初，杨骏辅政，大开封赏，多树党援，崇与散骑郎、蜀郡何攀共立议，奏于惠帝云云。弗纳。）
◇楚妃叹序《楚妃叹》莫知其由。楚之贤妃，能立德垂名于後，唯楚妃焉，故叹咏之。（《初学记》十六）◇琵琶引序（《艺文类聚》作「明君辞」。）王明君者，本为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之。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明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故序之云耳。（《艺文类聚》四十二，《御览》五百八十三。）
◇金谷诗序余以元康六（《水经》注作「七」。）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晏，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箸後。後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世说·品藻篇》注，《水经·谷水》注，《文选·别赋》注，又潘岳《金谷集诗》注，《艺文类聚》九，《御览》九百十九，又《▯州四部正稿》一百五十八引《修文殿御览》。）杂果庶乎万株。（《御览》九百六十四）
译◇《自理表》臣的兄长石统凭借先父的恩德，早年受到优厚待遇，出入清显之职，历任官位都勤勉尽职。臣私下揣度圣心，知道陛下已经有所明察。近来他被扶风王司马骏无端诬蔑，司隶中丞等人又飞快起草重奏，罗织深文，接连烦扰圣听。臣兄弟二人惶恐忧惧，心跳不安。司马骏的亲属尊贵显要，权势显赫；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望风承旨。他若有所憎恶，便容易像投卵于石一样使人受害。自从石统被枉加弹劾以来，臣兄弟不敢说一句话为自己稍作申辩，只能闭舌钳口，等待刑书。古人说“顺从旨意便荣华，违逆旨意便枯槁”，这话确实对，如今完全得到验证。因此，即使掌管法纪、持守正直准绳的人，也不能不把文辞写得严酷；我们含冤受谤，也不得不屈服承认那种说法。幸赖陛下上天般的听察四通八达，神明般的鉴察明远，念及先父功勋德行的重要，察知臣等勉力奉职的心意。中诏重新审理，罪责和谴罚得以澄清洗雪。臣等即使刻伤肌肤、碎裂头颅，也不足以上报恩德。臣于本月十四日，与兄长石统、石浚等到公车门拜表谢恩。私下揣度奏表呈御之日，暂且已经经过圣听。本月二十日，忽然收到兰台禁止符，说石统蒙受宽宥，恩典出于非常之厚；臣却安然居于私门，竟未陈表谢恩，于是又受到弹劾，讥讽侮辱之罪被说到了极点。臣最初听到这件事，惶恐狼狈；静下心来思考，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假如权势尊贵之人驱使逼迫，什么事情做不到呢？想要依靠奉行法令的正直准绳，是不可能的。臣凭借平庸的才能，却屡次承受显贵重要的职位，不能胜任重任以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一个月之内，奏劾接连而来，事情究竟是曲是直，已经不是臣能够计较的了。臣所惭愧的是不能迎合奉承权贵亲属，竟使自己陷入这种境地。不能向灶神献媚，实在惭愧于王孙。《随巢子》说：“明君的德行，以察知实情为上，以察知事情经过为次。”臣心中所怀已经全部呈于圣听，恭候罪责贬黜，不再多说。（《晋书·石崇传》） ◇《请征扬州刺史何攀表》东南方有战争的征兆，不适宜任用远方之人。（《华阳国志》十一） ◇《议奏封赏当依准旧事》陛下圣德光照四方，皇天之灵开启国运，正位于东宫二十多年，道德教化流布天下，万国归心。如今承继宏大的基业，这是上天授予的。至于颁布赏赐、施行爵位，比泰始改朝换代之初还优厚，这是第一个不安之处。吴会僭越叛逆，几乎延续百年，边境百姓受其荼毒，朝廷为此废寝忘食。先帝独断圣明，奋发神武谋略，扫荡消灭逃亡的敌寇，容易得如摧折枯木。然而谋臣猛将仍然有竭尽思虑、贡献力量的功劳。如今恩泽封赏，却比平定吴国的功劳还优厚，这是第二个不安之处。上天眷顾保佑，实在在于大晋；国家世代延续的数目，尚不知道会到什么程度。今天创立的制度，应当流传到后世。如果尊卑没有差别，有爵位的都必定晋升，数代之后，人人都成了公侯，这是第三个不安之处。臣等冒昧陈述。臣私下认为，泰始初年以及平定吴国后论功行赏时的制度和名册，都完整保存着。即使不能远远遵循古代典制，也还应当依照旧例办理。（《晋书·石崇传》。元康初年，杨骏辅政，大肆封赏，多方树立党羽援助；石崇与散骑郎、蜀郡人何攀共同提出议论，向惠帝奏报如此，未被采纳。） ◇《楚妃叹序》《楚妃叹》的来由没有人知道。楚国的贤妃，能够树立德行、把名声流传后世的，只有楚妃，所以作歌叹咏她。（《初学记》十六） ◇《琵琶引序》（《艺文类聚》作《明君辞》。） 王明君，本来是王昭君，因为触犯文帝的名讳而改称明君。匈奴强盛时，向汉元帝请求和亲，元帝便把明君嫁给他们。从前公主嫁给乌孙，命人骑在马上弹奏琵琶作乐，以慰藉她在道路上的思念；送明君时，也一定是这样。所以作序说明这些而已。（《艺文类聚》四十二，《御览》五百八十三。） ◇《金谷诗序》我在元康六年（《水经》注文作“七年”），随太仆卿出任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在河南县境内金谷涧中有一所别墅，距离城池十里。那里地势有高有低，有清泉茂林、各种果树、竹子和柏树，以及药草之类；有金田十顷、羊二百只，鸡、猪、鹅、鸭等物无不齐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凡是供人娱目欢心的事物都具备了。当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将要返回长安，我与众位贤人一同在涧中为他送行，昼夜游宴，多次移动座次，有时登高俯视低处，有时列坐水边；当时琴、瑟、笙、筑等乐器一起装在车中，沿路同时演奏。停留时，又让乐工轮流演奏鼓吹，于是各人作诗，来抒发内心情怀。有人不能作诗，便罚酒三斗。想到生命不能长久，害怕年华凋落没有期限，所以详细列出当时人的官号、姓名和年龄，并把诗写在后面。后世好事之人，或许会来阅读它吧。共有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人苏绍，字世嗣，五十岁，列为首位。（《世说·品藻篇》注，《水经·谷水》注，《文选·别赋》注，又潘岳《金谷集诗》注，《艺文类聚》九，《御览》九百十九，又《▯州四部正稿》一百五十八引《修文殿御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口〕 各种果树差不多有一万株。（《御览》九百六十四）
◇许巢论客有问于余曰：「昔许由巢父，距尧之让，逍遥颐神，宝己贵世。司马迁以假托之言，必无此实，窃以为然。」余答之曰：「是何言欤？盖闻圣人在位，则群材必举，官才任能，轻重允宜。大任已备，则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极其分，则不以积久而合处过材之位。然则稷播嘉谷，契敷五教。皋陶夔龙，各己授职，其联属之官，必得其材，则必不重载兼置，斯可知也。巢许则元凯之俦，大位已充，则宜敦廉让以励俗，崇无为以化世，然後动静之教备，隐显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将何疑焉？」（《艺文类聚》三十七）◇奴券余元康之际，出在荥阳东住，闻主人公言声太祖，须臾出趣吾车曰：「公府当怪吾家哓哓邪，中买得一恶羝奴，名宜勤，身长九尺馀，力举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钱孔，言读书，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柰何，吾问公卖不？公喜，便下绢百匹，闻谓吾曰：吾胡王子，性好读书，公府事一不上券，则不为公府作。券文曰：取东海巨盐，东齐羝羊。朝歌蒲荐，八板桃床。负之安邑，梨栗之乡。常山细缣，赵国之编。许昌之总，沙房之绵。作车，当取高平荚榆之毂，无尾髑髅之状。大良白槐之幅，河东茱萸之辋。乱栉桑辕，大山桑光。长安□□，双入白屋。钉钅巢巧手，出于上方。见好弓材，可斫千张。山阴青▯规，鸟嗥拓桑。张金好墨，过市数蠡。并市豪笔，备即写书。嗥角帻道，金案玉碗。宜勤供笔，更作多辞。乃敛吾绢，□□而归。（《御览》五百九十八，又七百七十三。）奴当种萝菔胡荽，不亲不疏。（《御览》九百八十）◎石璞璞字玄真，苞曾孙。没于胡，石勒引为宗室。石虎时累迁侍中、拜司徒。冉闵时迁司空。襄国之败，与卢谌等俱遇害。◇谏石虎作役非时疏今者天文错乱，百姓凋敝，而又大兴苦役，非明主惜民之所宜也。（《十六国春秋》二十）◎石鉴鉴字林伯，乐陵厌次人。仕魏，历尚书郎、侍御史、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出为并州刺史，假节护匈奴中郎将。武帝受禅，封堂阳子，入为司隶校尉，转尚书，都督陇右诸军事，免。後为镇南将军，豫州刺史，免。後拜光禄勋，复为司隶校尉，加特进，迁右光禄大夫，开府领司徒。太康末拜司空，领太子太傅，武帝崩，监统山陵，封昌安县侯。元康初为太尉，卒，年八十馀。谥曰元。◇奏举刘毅为青州大中正谨案陈留相孙尹表及与臣等书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参风齐鲁，故人俗务本，而世敦德让，今虽不充于旧，而遗训犹存，是以人伦归行，土识所守也。前被司徒符，当参举州大中正。佥以光禄大夫毅，纯孝至素，著在乡闾。忠允亮直，竭于事上，仕不为荣，惟期尽节。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义明，出处同揆。故能令义士宗其风景，州闾归其清流。虽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壮，实臣州人士所思准系者矣。诚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风之所动，清浊必偃，以称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窃以为礼贤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夺与，动为开塞，而士之所归，人伦为大。臣等虚劣，虽言废于前，今承尹书、敢不列启。案尹所执，非为惜名议于毅之身，亦通陈朝宜夺与大准。以为尹言当否，应蒙评议。（《晋书·刘毅传》）
卷三十四◎山涛涛字巨源，河内怀人。魏正始中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投传而去。正元初，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王昶骠骑从事中郎。景元初拜赵相，迁尚书吏部郎，历大将军、从事中郎行军司马。咸熙初封新沓子，转相国左长史，晋受禅，守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转北中郎将，督邺城守事，入为侍中，除议郎拜吏部尚书。咸宁初转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除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太康初迁右仆射，加光禄大夫、代李胤为司徒。卒，年七十九，谥曰康。有集五卷。
译◇《许巢论》有客人问我：“从前许由、巢父拒绝尧的禅让，逍遥自在、保养精神，把自身看得珍贵而把天下看得轻微。司马迁认为这是假托的言论，实际上一定没有这回事，我私下认为他说得对。”我回答说：“这是什么话呢？我听说圣人在位，群才必定被举用；官职任用人才，轻重安排都应当恰当。大才所能承担的大任已经安排完毕，就不应压抑大才而让他居于小位；小才已经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也不能因为资历久而让他处在超过才分的职位。既然如此，后稷播种优良谷物，契推广五种教化；皋陶、夔、龙等人各自已经授予职务，那么与他们相连属的官职，也必定各得其才；因此必然不会让一个人承担过重的负担，也不会让他兼任过多职务，这是可以知道的。巢父、许由就是元凯一类的人才；既然大位已经充实，就应当以敦厚廉让来激励风俗，以崇尚无为来教化天下，然后使动静方面的教化完备，使隐居和显达的功业都彰明，所以能够成就巍巍盛大的教化。百姓没有谁能够说清这种教化，还有什么可疑的呢？”（《艺文类聚》三十七） ◇《奴券》元康年间，我出任官职，住在荥阳东部，听见主人说话的声音，像是太祖；不一会儿，他出来快步走到我的车前说：“公府难道会怪罪我家唠叨吗？我在市场上买到一个坏脾气的公羊奴，名叫宜勤，身高九尺多，力气能举起五千斤，能拉五石力的弓，在百步之外射中钱孔；他说自己读过书，想让他干活反而使他生病。每天吃三斗米，实在无法对付。我问公府要不要买，他很高兴，便拿出绢百匹。”我听他说：“我是胡王的儿子，性情喜好读书；公府的事情如果一件也不上券，就不替公府做事。”券文说：“取东海的大盐，东齐的公羊；朝歌的蒲席，八板的桃木床；把它们运到安邑，那是梨栗之乡；常山的细绢，赵国的织物；许昌的丝绵，沙房的绵布。制作车子，应当取高平的荚榆作车毂，做成没有尾巴的骷髅形状；用大良的白槐作车辐，河东的茱萸作车轮辋；用杂乱的梳齿作桑木车辕，用大山的桑木作车衡。长安的〔缺字〕，两件并入白屋；钉〔缺字〕的巧手，出自上方；看见优良的弓材，可以砍取一千张；山阴的青〔缺字〕，鸟鸣声中拓取桑树；张金的好墨，过市买数蠡；并买市场上的名笔，备齐后立即写书。〔缺字〕角帽道路，金案玉碗。宜勤供应笔墨，再写更多文辞。” 于是收取了我的绢，〔缺字〕地回去了。（《御览》五百九十八，又七百七十三。） 这个奴仆应当种萝卜和胡荽，不亲近，也不疏远。（《御览》九百八十） ◎石璞 石璞，字玄真，是石苞的曾孙。陷没于胡人之中，石勒引荐他为宗室成员。石虎时屡次升任侍中，授司徒。冉闵时升任司空。襄国战败后，与卢谌等人一起遇害。◇《谏石虎作役非时疏》如今天象错乱，百姓凋敝，却又大规模兴起艰苦的劳役，这不是明主爱惜百姓所应当做的事。（《十六国春秋》二十） ◎石鉴 石鉴，字林伯，乐陵厌次人。仕于魏，历任尚书郎、侍御史、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出任并州刺史，赐假节，任护匈奴中郎将。武帝受禅后，封堂阳子，入朝任司隶校尉，转任尚书，监督陇右诸军事，被免职。后来任镇南将军、豫州刺史，又被免职。后来授光禄勋，再任司隶校尉，加特进，升任右光禄大夫，开府兼领司徒。太康末年授司空，兼任太子太傅。武帝去世后，监督并统领山陵事务，封昌安县侯。元康初年任太尉去世，享年八十多岁，谥号元。◇《奏举刘毅为青州大中正》谨此查考陈留相孙尹的奏表以及他给臣等的书信如下。臣所管州境连接海岱地区，又参照齐鲁风俗，因此当地人重视务农，世代崇尚德行和谦让。如今虽然不如从前，但遗留下来的教训仍然存在，所以当地士人以德行归附，乡土之人也知道自己所应守持的操行。先前承接司徒的符命，应当共同推举本州的大中正。众人都认为光禄大夫刘毅，纯厚孝顺、品德极高，这在乡里已经著名。他忠诚信实、明达正直，竭尽全力侍奉君上；做官不以荣华为意，只期望尽忠守节。他端正自身、率先行道，崇尚公义而忘却私利，品行高尚、义理明白，无论出仕还是退处都遵循同一原则。因此能使义士尊崇他的风范，州乡归附他的清正流品。虽然年老而且有偏疾，但精神仍然强健，实在是本州士人都想作为准则依系的人。正因为刘毅明达正直的品格能够不言而令人信服，风气所到之处，清浊必然随之改变，所以可以符合一州人共同的愿望。臣私下认为，礼敬贤人、崇尚德行，是教化的大典；王制关于任用和罢黜，动辄关系到世道的开通或闭塞，而士人归附的对象，以人伦道德为最重要。臣等才能空虚低劣，虽然从前所说的话未被采纳，如今接到孙尹的书信，岂敢不列举陈述。考察孙尹所坚持的意见，并不是为了吝惜名声而议论刘毅本人，也是全面陈述朝廷在任用和罢黜方面应遵循的大原则。孙尹的话是否恰当，应当承蒙评议。（《晋书·刘毅传》） 卷三十四 ◎山涛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县人。魏正始年间任郡主簿、功曹上计掾，被举为孝廉；州府征召他任部河南从事，他交还凭证离去。正元初年，司隶举为秀才，授郎中，转任王昶的骠骑从事中郎。景元初年授赵相，升任尚书吏部郎，历任大将军从事中郎、行军司马。咸熙初年封新沓子，转任相国左长史。晋受禅后，代理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任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转任北中郎将，监督邺城守备事务；入朝任侍中，授议郎，任吏部尚书。咸宁初年转任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授尚书仆射，加侍中，兼领吏部。太康初年升任右仆射，加光禄大夫，代替李胤任司徒。去世，享年七十九岁，谥号康。有文集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