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七十一

译自古以来，史册中罕见如此情形。彗星共计三次出现，扫过紫微、大市、三垣，以及三公、北斗，无一遗漏；而两京地区及十三布政使司辖区的地震，不下五六百次，直到弘治初年，仍未停止。近来彗星又出现在天津星位，地震天鸣，与过去无异；鸟在禁中鸣叫三次。查考经史，天变没有比彗星更大的，而侵犯三垣、台、斗最为严重；地变没有比地震更大的，而在京师和边疆地区最为紧急；禽鸟动物，能先感知气机，其变化尤为急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记载彗星仅三次，记载地震仅五次，记载飞禽仅两次。如今却在二十六年间屡次出现，灾变不会凭空产生，必有其应验，只是时间早晚不同罢了。用古人占候之术来占卜，用前代已然的事实来验证，其灾祸征兆的应验，深可畏惧。然而我祖宗积德累仁，先帝敬天爱民，皇上清心寡欲，没有导致灾祸的道理，而上天示警变化竟如此，难道没有缘故吗？天人相互感应之际，甚可畏惧。上天不言语，因其必然的规律而显示明显的迹象，让人看见迹象，推究规律，尽人事之当然，而寻求胜过天时的方法，就能变灾为祥了。人之所以能胜天，其道理在于修德罢了。臣希望皇上体会上天爱民之深，念及祖宗基业之大，端正自身以树立天下根本，清净一心以应对天下事务，上畏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谨慎好恶而不流于异端邪说，谨慎用度而不致耗国害民，谨慎任用而不失于偏听独任，在颓靡之余振兴纪纲，在和平之旧恢复风俗，防微杜渐，常以祸乱为忧，委屈自己虚心，不以颠危为讳，防范欲望而刚毅自制，思患而预先防备。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就反求诸己，深思熟虑后审慎处理，说：此事果真合乎天理，顺于人心，适于时宜吗？在圣贤经史中，有无记载？在祖宗彝训中，有无违悖？对当世军民，有无利益？舆论认为便利吗？清议认为善良吗？难道没有违道悖德以致天怒吗？难道没有劳民伤财以致民怨吗？难道没有蠹国害民以致人言吗？一事之行，而众议之，访于众而独断之，然后审缓急之宜，量轻重之剂，循先后之序，以见于施行焉。像这样，只是不行，行则合乎天理之公，即人心之安，适时措之宜，而天下后世享其福矣。虽然如此，人君一心，攻之者众，一日万几，应之无穷，揣摩窥伺，觇吾意气之所向，引诱激发，逢吾心志之所欲，投间抵隙，觊吾机便之可乘，上谗略露其微机，众即据以为幸会，而入其谗，献其计，利其人，植党与，排异己，求差遣，乞恩泽，希爵赏，觅田宅，无非欲攘货贿以肥家，结亲幸以固宠，冒爵禄以贻后世，是皆为其身谋，为其家谋，为其亲识，以及所交私之人谋，岂有一毫谋国之心哉？皇上诚能养心性以保天和，阅经史以广圣学，禁私谒以肃内政，明义理以绝奸邪，慎俭德以怀永图，勤政务以弘至治，信任防一己之偏，听纳取众人之善，示淳朴以为天下之先，明意向以定万民之志，使夫投机伺便之人，承风希旨之辈，晓然皆知皇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义，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乎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俭朴，而不在乎奢靡也，在乎节省，不在浪费也，所任用者，在乎贤良，而不在嬖近也，在乎正直，而不在乎谄佞也，则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者，皆知其不可隐蔽，如水趋海，观其波者，皆知其不可回转，小人不敢肆其奸，君子不为人所蔽，左道惑众者，不能乱圣人之教，巧言诡计者，不能逢明主之意，则纪纲振作，治教休明，风俗淳和，上有余而下无不足，国势隆重而运祚灵长矣。

译关于铨选之法【论资格】

资格是用来选拔任用人才的。有人说，这种制度确立之后，平庸无能的人便于按部就班地逐级升迁，不至于沉沦废弃；而杰出的人才却无法脱颖而出，于是导致仕途艰难曲折，因此认为资格制度是不应该有的。然而，在没有这种制度之前，负责选官的部门任命官员，有的人长期担任低级官吏，三十年取得出身却得不到俸禄，这又说明资格制度是不可以没有的。将成千上万人的才能品行，交由一两个人凭耳目去决断，如果没有簿籍的考查、法制的限制、资历的依次递进，而想要一一记住他们，对每个人进行选拔，我担心他们的智慧有所不周，力量有所不及，时间有所不够用。更何况那些伪造欺骗、请托求取、挪移蒙蔽、奸计百出的人呢。由此看来，人固然不可以不任用，而法度也不可以不制定。坚守一定的法度，而任用通达权变的人，让他们根据资历的适宜，随着才能器量的大小，来酌情加以任用。用资格来叙用平常的人才，不用资格来收揽非凡的人才，那么选拔衡量的事情就完备了。使用资格，也不是纯粹地使用资格；不使用资格，是用来对待非凡的人才，担任重要重大的职务，处理繁杂艰巨的事务。使用资格，是用来对待才能器量较小的人，担任资历较浅的职务，处理冗杂的职务。其制定的法度一定如此，而又得到公正明达的人来掌管选拔，根据才能授予职务，因时制宜，而进行协调调节。在常规的调任中，有不常规的调任，调任虽然看似不常规，但实际上不出常规调任的范围之外。我祖宗立法的善处，文职四品，以及在京的堂上官、在外地的方面官，五品以上的员缺都具名上报，自五品以下，吏部才开始铨选注授，这就是所谓使用资格而有不使用资格的地方。自尚书、侍郎以下，只凭才能任用，虽然看似不分流派品类，然而翰林院、国子监不是通晓经书能写文章的人不授予。其余的流派品类，又未曾不区分。臣僚在任时，虽然推举破格任用，等到任期届满到吏部，则必定考查其功绩，按常规调任来任用。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之处，这又是万世应当遵守而不可更改的。

北都形胜【修筑墩台】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京，紧临边境，所以设置险要来捍卫遮蔽国都，尤其应当谨慎巩固。太行山从西边蜿蜒而来向北，经过居庸关向东直到医无闾，这是第一层内部的藩篱。又向东起于旧大宁边界，越过宣府、大同、代州的境地，而向西直到保定、德州的黄河，又是第二层外部的藩篱。其内部的藩篱，是天造地设的重重山冈迭迭屏障，作为国家北门的屏蔽，这就是《易经》所说的地险。至于外部的藩篱，固然有天然的地险，然而其间多有间断的地方，因而弥补其缺口，堵塞其缝隙，作为对外寇的防备，则又依靠王公设置险要。臣听说云代一带，设置墩台有守候的。有大边有小边，大边用来谨慎斥候侦察，小边用来严守备。然而自从议和通商达成后，没有一年不修筑边墙，有见识的人也认为劳费多而不足以依赖。现在如果在大边墩台之间，空缺的地方，凭借其崖岸险要，随其地势，修筑城墙，以相连缀，实为守边长久之计。高闾说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人一月的功夫，可建成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过十万人，一月就可完成。臣私下认为现在山后沿边之地，东起永宁的海冶，西到底保德的河滩，自东而西，计算其长度，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间墩台相望，远的十数里，近的数里，就其空处，而加筑塞之功，延引以相连接，也没有甚劳费的。昔人说一月就可完成，臣请给三年的期限，遇到边方无警报的秋季，米谷丰登的年份，孟夏仲秋，天气温凉的时节，量拨骑兵以防护，借十万人的功力，费十数万的钱粮，三年之内，仅劳一百八十日，成就这千百年莫大之功。这样，边城寇盗永远平息，国家藩篱更加厚实，高闾所说的五利，他不过是空言，而我们今日真享其利了。

建都议【幽燕形胜】

观察这个议论，就知道徐有贞南迁的说法是错误的，而于谦有保卫社稷的功劳，至今威烈犹存。

按朱熹语录，冀都正是天地中间好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源，云中正高脊处，自脊以西的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以东的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一条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自华山来至中为嵩山，是谓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诸山为第三重案。观察这话，就知道古今建都之地，都没有超过冀州的可知了。虞夏之时，天下分为九州，冀州在中国之北，其地最广，而河东河北，皆在其域中。四分之中，舜分冀为幽、并、营，幽与并、营，皆冀境也。就朱子所谓风水之说观之，风水之说，起于郭璞，谓无风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处，是谓平阳蒲坂，乃尧舜建都之地。其所分东北之境，

译这就是幽州。太行山从西边延伸而来，蜿蜒向北，绵延贯穿魏、晋、燕、赵的疆域，向东一直延伸到医无闾山。重重山冈，层层山丘，像鸾凤伫立，像蛟龙奔走，用来护卫和环绕这里的，不知有几千万里。地势完整，风气严密，堪舆家所说的“藏风聚气”，这里确实具备。它的东面一带，是汪洋大海；稍北一点，是古碣石山沉入海中的地方；稍南一点，则是九条河流疏通后汇聚归宿之地。这里沐浴着日月，浸润着天地，用来界定边界的，又是这样直截而广大。况且这里位于正北方，上应天垣中的紫微垣。以地势来衡量它对面的案山，那么泰山作为万山之首，正处在它的前方。天的象以北为极，那么地的势也应当以北为极。《易经》说：“艮是东北方的卦象，是万物终结而又开始的地方。”艮代表山、水，是大地津液汇聚流入大海之处。天下的万山，都发源于北方；天下的万水，都归属于东方。在这里建立都城，这就是万物终结而又开始的地方，自古以来所未有的。这大概是天造地设，隐藏起来等待时机。我太宗文皇帝，最初在这里建立藩国，随后继承大统，于是遵循周成王定都洛邑的旧例，又在这里建立都城。这大概是天下王气所在的地方。在元朝之前是宋朝，宋朝定都汴梁；在宋朝之前是唐朝，唐朝定都长安。在唐朝之前，则是两汉，前朝定都长安，后朝定都洛阳。然而这些都不在冀州的境内。虽然说居中治理天下，道路距离适中，但天下的郡国却习惯于背对着它而不面向它。元人虽然也在这里定都，但那是夷狄混杂之气，不足以担当中国帝王的正统。只有我朝得国最正，如同尧舜；开拓疆土之广，超过汉唐。《尚书》所说的“向东教化渐及，向西教化覆盖，北方南方都到达，声威教化遍及四海”，这种情况仅仅再次出现罢了。多么兴盛啊！孔子说：“以德行治国，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其所，而众星环绕拱卫。”《易经》说：“离卦象征万物相见，这是南方所趋向的。圣人面向南方治理天下，向着光明而治理。”既然以北辰为天的枢纽，居于紫微垣之中，而接受众星的环绕拱卫，那么天的道理本来就在北方。天的道理在北方，而面向的方向，则在于南方。如今京师位于艮位，是成始成终的地方，介于震卦和坎卦之间，从震卦出发而在坎卦辛劳，以接受万物的归附。体现北极的尊贵，向着离卦的光明，使得广大的四方，众多的百姓，没有不面向这里相见的。那么凡是舟车所能到达、人力所能通达的地方，无不处于照耀临视之中。自古以来建立都城的地方，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了。况且这里正是苏秦所说的“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说的“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杜牧的话说：大禹划分九州，第一是冀州；舜因为它的区域太大，将其分离出幽州。这里的人深沉勇猛，多有材力，重视承诺，能吃苦耐劳，本以兵矢为业，其他事物不能动摇他们而自若。又出产健马，劣等的马一天也能跑二百里。所以兵力常常占天下的一半，那么它的兵马之强，在古代就是这样了。而且这里临近大海，在秦始皇时，从黄腄、琅邪转运沿海的粮食，输送到北河。那时海运本来就已经通到这里了。唐朝杜甫称渔阳为豪侠之地，说“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那么当时又通东吴的粮食到这里。元朝兴盛时，漕运东南的粮食到燕京，每年几乎达到四百万石，而南方的货物，也随着到达。这大概是天生巨大的海洋，作为国家的粮道，不借助开凿运河转运，自然而成的。那么它的粮食货物之丰富，有不是其他地方能比得上的，可以知道。唉，兵力和粮食都充足，文武并用。向着光明以运用文治，而临视华夏，就有办法成就文明的教化；偕同幽州以建立武功，而抵御戎夷，就有办法彰显震慑迭代的威严。所以我才说，自古以来建立都城的地方，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心，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的。虽然如此，居住得安稳，不可不思虑危险；享受全盛，不可不为衰微做打算。《诗经》不也说吗：“殷商的鉴戒不远，就在夏朝的后世。”自古以来定都燕地的，始于召公，而极于金、元。然而召公是诸侯，金、元是夷狄，上不足以顺应天心，下不足以乘用地气，不值得谈论。那些人虽然不值得谈论，但他们的事势却有可以作为鉴戒的。金人的祸患在于夷狄，所谓土崩之势；元人的祸患在于中国，所谓瓦解之势。鉴戒金人的失误，就必须巩固边防，选拔将帅，强壮兵马，丰富物资粮食，使国势强盛而外虏不敢产生窥伺之心。鉴戒元人的失误，就必须谨慎法度，任用贤才，减少刑罚，减轻赋税，使朝纲端正而百姓不敢产生背叛的念头。这样，国家就如泰山一样安稳，与天地一样长久。

译贡赋的常规【根据田地确定赋税】

臣认为，马端临曾说，赋税必须依据田亩来征收，这是古今不变的法则。夏、商、周三代的贡、助、彻制度，也只是根据田地来征收赋税，从未另外设立按户口征收的赋税。大概说来，授予百姓田地而不另外征收户赋的是三代；不授予百姓田地而减轻户赋的是两汉；沿袭授田的名义却加重户赋，田地是否授予并不固定，而赋税的重负已经无法再减轻，于是导致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这是从魏到唐中叶的情况。自从两税法实行后，这种弊端就被革除了。难道可以因为两税法出自杨炎之手就轻视它吗？从马端临的这番话来看，两税法实际上符合古人的本意。后世仅仅因为陆贽的言论而批评它，陆贽的言论，大概是不想随意改变当时的制度，所以极力陈述该法的弊端罢了。臣私下认为，土地是万世不变的，人口有时兴盛有时衰微，按人口定税难以稽查核实，按田亩定税容易检查核对，两税法以资产为根本，未必完全错误。只是在立法之初，规定在两税之外，不允许分毫额外征收。然而战乱兴起费用浩大，不得不在税外另有征敛。此时的弊端，是执行中的弊端，而非制度本身的弊端。自从唐代确立两税法以来，至今仍在实行，于是成为百世不变的制度。我朝考察古制确定赋税，根据天下的垦田数量来确定天下的赋税，依据各地的适宜情况，制定等级标准。夏季征收的称为税，秋季征收的称为粮。每年有固定的数额，每家有一定的常数。不像唐人遇到各种徭役费用，先估算数额再向百姓征收。根据田地的宽窄，取定税额的多少。这也是衡量确定两税的起始标准，取其最多者作为定额，之后就可以没有额外的加赋了。不像唐人把一年中征收最多者作为定额。其定额数目记录在黄册中，汇总于户部。其征收缴纳的期限，责成藩镇州县负责。现在赋税额度虽然确定，但每年会计时等级标准也有轻重不同之处，不像唐人另外设立两税使来总管。至于按人口征收的税，几乎不予征收。只是逐户编入里甲，每十年轮流差役一次。其余年份，官府有所营建，随时召集雇佣，事情完毕即止。所谓绢布的调税是没有的，不服役而缴纳的绢也是没有的。其制度一定就可以遵守，其额度百世而不亏损。官吏不能借此作奸犯科，百姓不至于陷入重困。陆贽所说的“其取法也远，其立意也深，其敛财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规也简，其备患也周”，这六点，我朝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当之无愧。那租庸调法，怎么能与之同日而语呢？

漕运的适宜做法一【用袋子装米】

臣认为，自古以来称颂善于理财的人，首推刘晏。然而刘晏每年运输的粮食，只有一百一十万石罢了。然而当时运输的夫役都是官府雇佣的，所用的雇佣费用，都来自盐利，不像现在役使吃粮的军队，多加兑米作为费用。现在每石米加兑五六斗，这是百姓缴纳租税名义上一石，实际要出石五六斗。田地起科名义上三升，加多了一斗半。况且军队在卫所已经支取月粮，出运时又有行粮支给。而一个士兵一年运输不过三十石。通盘计算所加兑的以及所支给的，则多于所运输的数量了。大概花费一石有余才得到一石。而舟船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又刘晏所造的歇艎支江船两千艘，每船装载千斛，十船为一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那就是三百五十人驾驶十船，运输米一万石。比较今日十人驾驶一船，一船载米三百石，通共三十船运输米九千石，人数少五十人，米少一千石，相差不远。只有所谓用袋子装米的说法，今天尚未实行。纲米之所以耗损，运卒之所以困弊，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用袋子装米又可以大致估算数量，不至于沿途损耗。史书记载刘晏每年转运粟一百一十万，没有斗升沉没。当时未听说有加兑的情况。他所行的漕运，是大江大河，而又随处转运，不像现在长距离运输于狭窄浅水的漕河。怎么能没有沉没呢？况且现在所加兑的，超过所运输的一半，而年年有所损溺，官军赔偿，举债卖产，没有止境。之所以这样，正是因为剥浅的费用广大，挨次等待的日子多，不幸沉没则颗粒无余。为今之计，应当像刘晏的方法，所运输的米，都用袋子装。遇到河水浅涩，暂时抬到岸上，过了浅处再抬回船上。或者分载小船以过浅处，也有包裹密封不致散失。不幸沉没，捞出来，不致全失。纵有浸烂，也可他用。有人说用袋子装米恐怕船浅不能容纳。既然装满船舱，加上船板，上面用竹簟芦席遮蔽雨水，如果船毁再造，量加大些也可以。那么米都用袋子装，费用将更多怎么办？袋子用布制作，可用数年。有山的地方可用竹箔，近江的地方可用蒲苇，其所费比起所损失散失的，也节省多了。

漕运的适宜做法【开通海运】

臣认为，海运的方法，也是输送物资到燕地。从秦代就已经有了。而唐人也转运东吴的稉稻以供给幽燕。然而只是用来供给边方的用途罢了。用来满足国家需求则始于元代。起初伯颜平定宋，命令张瑄等人带着宋的图籍从崇明申海道进入京师。到至元十九年，才开始建立海运的策略，命令罗壁等人制造平底海船运输粮食，从海道抵达直沽。这时还有

译中滦的运输，并不专靠海道。【元初粮道从长江进入淮河，经由黄河到达封丘县中滦站，陆运至浚县其门，一百八十里，进入御河】二十八年，设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督管每年的运输。至正年间，以江淮、两浙的财赋，每年所征收的粮食充作运输，从此直到元朝末年，专门依赖海运了。海运的路线，起初从平江刘家港【今在苏州府昆山县太仓】入海，到海门县界开洋，一个多月才抵达成山。计算其水路里程，从上海到杨村马头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后来千户殷明略，又开辟新道，从刘家港到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驶进入黑水大洋，取道成山转向西到刘家岛，又到登州沙门岛，在莱州大洋进入界河。当船行风顺时，有从浙西到京师，不过十天而已。议论的人说，它虽然有风涛飘溺的危险，然而比起河漕的费用，所得到的利益更多。整个元朝时期，海运没有废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食七十万石供给辽东军饷，永乐初年，海运七十万石到北京。到十三年，会通河畅通便利，才停止海运。臣考察《元史·食货志》论海运有说，百姓没有挽输的劳苦，国家有储蓄的富足，认为是一代的良法。又说海运比起河漕的数量，所得到的利益更多。撰写《元史》的人，都是国初的史臣，他们都在前朝时生长，熟悉海运的利益，所说的并非没有证据。臣私下认为，自古漕运所走的道路有三种，叫陆运、河运、海运。陆运用车，水运用船，而都依靠人力。所运的有多有少，所费的有繁有省。河漕比起陆运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三四，海运比起陆运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七八。大概河漕虽然免去了陆行，但人挽依旧；海运虽然有漂溺的祸患，但节省了牵拉的劳苦。比较其利害，大概也相当。如今漕河畅通便利，每年运输充足积聚，固然不需要海运了。善于谋国的人，在事情发生之前，而为意外做打算，宁可过度忧虑而没有，也不临事而后悔。如今国家都燕，大概是极北之地，而财赋的收入，都从东南而来。会通一条河，好比人的咽喉，一日食物不下咽，立即有死亡的祸患。迂腐的儒生过于远虑，请在无事的时候，寻找元人海运的故道，另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的粮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濒海一带【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苏州、松江三府】由海通运，使人熟悉海道，一旦漕渠稍有滞塞，这边不来而那边来，这也是思患预防的先计。臣家居海隅，颇知海舟的便利。船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礁。所以制造海舟的一定是尖底，首尾都放置舵。卒然遇到暴风，转帆困难，急忙以尾为首，纵其所如。王敬川漕抚奏请海运初年运少，漕舟都完好，次年便有损坏，因为方漕时正值暴风大作之期。况且暴风的发生，多在盛夏。今后一律以正月以后开船，置长篙以探测水深，定盘针以确定方向，一如番船的体制。海运的利益，在于放洋，而其危险也在于放洋。如今想要免除放洋的危害，应当预先派遣熟悉海道的人，从苏州刘家港起，访问傍海居民、捕鱼渔民、煎盐灶丁，逐一次第踏视，海涯有无行舟横道，以及港口汊道沙石多寡，洲渚远近，亲自试验，委曲为之设法。可通则通，可塞则塞，可回避则回避，画图具本，作为傍海通运的方法。万一可行，这也是良便。至于占视风候的说法，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之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则止，则不遇暴风了。中道忽见云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沉溺之患。请试用之，试之而可则行，不可则止。

译关于漕运河道的建议【在临清筑城】

查历代建都于西北的，都依赖东南的漕运供给。建都长安的，受关陕险阻，漕运极其困难，所依靠的是江、淮、河、渭四水。建都洛阳、汴梁的，兼靠汴、洛、汝、蔡四水而已。只有我朝建都幽燕，东到海边，西到黄河，南到长江，北到大漠，每一滴水都为我国家所用。其中用途最大、功劳最巨的，就是运河。运河从长江进入邗沟，从邗沟横渡淮河经过上清口，经过徐州、吕梁两座洪门，逆流沿沁水、泗水到达济宁。济宁位于运道的中间，所谓的天井闸，就是《元史》所说的会源闸。泗水（发源于泗水县）、沂水（发源于曲阜县）、洸水（发源于阳宁县）、汶水（源头有三处，两处发源于莱芜县，一处发源于泰山南）等诸水，都汇聚在这里，然后分流向南北。向北到安民山进入新河，地势下降九十尺，设置十七座闸，到达漳河、御河。向南到沽头，地势下降一百一十六尺，设置二十一座闸，到达黄河、淮河。这大概是位于两京之间、南北分界的中枢。从此向南到黄河、淮河是顺流，黄河、淮河向东流到清口进入大海，横渡水流，从邗沟渡江到达南京。从此向北到漳河、御河是顺流，御河北流到直沽，进入大海，逆流而上，从白河到达潞河进而到北京。向南接济的水源，有从武陟来的沁水，有从琅邪来的沂水；向北接济的水源，有从金龙口来的河水，有分流的滹沱河水。总论各闸，天井闸位于中间，临清总汇各闸。位于中间的，就像人的腰脊；总汇的，就像人的咽喉。腰脊受损则四肢无法运转，咽喉闭塞则五脏不通。国家建都北方而依赖南方供给，依靠这条运河作为命脉。济宁位于腹地，州县密集，居民众多，而且有很多旁支道路。只有临清是会通河的尽头，各闸在这里终结，众水在这里汇聚。况且地势高临下水，水势容易排泄而干涸迅速。因此在这三千七百里的漕路上，这里是要害之地。向东控制青州、齐地，向北临近燕地、赵地，而且距离边关不远，快速奔驰的骑兵，不到十天就可以到达。为国家做长远考虑的人，宁可拥有而放弃，也不要没有而后悔。书生过于忧虑，建议在河上筑城。现在临清已经夹河筑城了，两岸各设水门以通船只，并将巨大的闸门包围在城中。设置官员来掌管闸门的启闭，驻扎军队来防守。这也是防患于未然的一件事。臣以杞人忧天的愚智，过度地为天担忧，希望圣明的君主怜悯我的愚昧，体察我的心意，不胜感激。

关于通州陆运至京城的建议【开治道路】

查通州陆运到都城，只有五十里罢了。桂文襄在世庙时期也曾建议开河通水运，最终未能施行。而元人所开的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其间设置闸坝，共二十处，所花费的资财大概也不菲。况且现在荒废已久，庆丰闸以东的各闸虽然还在，但河流淤积变浅，通航颇为困难。而且现在的积水潭（即现在的海子）在都城中，禁城的北面。漕船聚集后，没有停泊的地方，而又分流进入大内，然后向南流出。其启闭蓄泄不是外人所能专断的。议论的人往往建议想要恢复元人的旧规，似乎也很便利。但以臣的愚见，陆运与水运的利弊也大致相当。一定要恢复旧制，必须在城东开凿一个大潭，像积水潭那样，作为停泊之处，引水从城西进入壕沟，由北转向东，蓄积在这个潭中。又在分水入城的地方，筑闸来掌管启闭。仍然在御河南出城壕的地方，建造巨大的闸门，蓄积宫禁中的水，非满溢不开启。自庆丰闸以东，每个闸的旁边都开凿月河以容纳等待过闸的船只。这样大概就很便利了。如果担心劳民伤财，还不如依旧采用陆运方便。只是道路之间，每逢大雨泥泞，车轮陷没，牛驴跌倒死亡，运费昂贵。漕卒乘船而行，几个月才能到达陆地，而久留花费很多，艰苦不堪。这是建议者怜悯的，所以都想恢复旧河道。然而自从永乐乙未年开运以来，至今六十多年，都走这条路。况且其运费，在支取兑给之初，已经增加了损耗。在晴干的时候，所花费的也不太多。为现在的计策，请在都城之东、官路之旁，选择便利的地方再开辟新路一条或两条。每条路大约宽十丈以上。旧路专门作为官民往来的道路，只通行小车。新开的路一条专门通行辇运大车，下去的从左道，上来的从右道，不允许互相通行。道路旁的民居，不允许夹道相对。想要居住的，都允许在道路旁百步之外，面朝东西居住。靠近道路卖酒食的，只允许做流动摊位。这样民居既远，车轮辙迹分散，水容易干涸而泥容易干燥，运道自然不至于深陷。又在路中间设立一个提举司，参照卫河先例，设置官员一两名，每年委派工部官员一名提调，将庆丰等闸原设的闸夫，编为甲乙，专门修理道路。大车入门，免除缴纳钞币，就让他们在提举司，拿出修路钱若干，收贮在官府，作为购买砖石雇佣工人的费用。又让有关部门，召集车户及牙行人等，公正地量定运费，分为三等，晴干时每石若干，阴雨时若干，泥泞时若干。务必使双方都不吃亏，上疏奏闻。

译这应永远作为定例，如此则运输畅通便利。所花费的不过民间田地数十顷，可以用官家的土地来补偿，或者给予价钱，或者为他们免除粮租。这与开凿河道的费用相比，减少了数十倍。况且河道狭窄而运船众多，一旦遇到水少，等待启闭闸门动辄经过十天，妨碍了来年的计划；而且又在每座闸门设置官员聚集民夫，官员俸禄、百姓粮饷，每天都有耗费。年年派遣官吏征发民夫开凿疏通上游，清除淤塞，修筑坍塌的堤岸，禁止百姓引水灌溉农田，妨碍百姓及时耕种收获。公文往来、工程劳作，一年中没有安宁的月份。我所说的话如果有一点可取之处，请求下达给有关部门商议，对于国家财政未必没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