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六十一

译得到（某种好处或地位）却不满足，以至于那些被弹劾抄家的官员，被指责为不是，无奈人情互相指责期望，怪罪他们的沉默不语，不得已将事情明显如储备讲官、枚卜（选拔宰相）、考选大僚之类，可以公开起草言论的，稍微抄传一些，以堵住天下人的嘴，而那些从中秘密请求内降（皇帝直接下达的命令）并封还的，非但不敢抄传，也不敢告诉别人。

如今的世道，既得到清议（公正舆论）的力量，也遭受清议的痛苦。大概古人做事，尚有许多委婉之处，至于败坏自己的行迹，玷污自己的名声也不顾惜。而今天稍有曲折，议论便产生，众口一词，身败名裂。所以其弊端在于，宁愿失去君主的欢心，也不敢触犯悠悠众口；宁愿看着事情办不成，也不敢使内心不光明。因此上下之间的交往日益疏远，而对于天下的大计最终没有益处。

近来孙淇澳赠给我一封信，作为忠告的谈话，我不才回复他，说病症异常，虽然有神医，也必须切脉观色，深究病源，然后为他开处方，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如果未曾面对面相对，而只是这样以症状前往，他以药方而来，药并非不好，但对于疾病终究没有益处。

译与申瑶老第二书【阁臣】

自我不才任职以来，六部的政务，从未有一句话向我通报。甚至在上疏之后，连揭帖也没有，直到拟旨发布，才仓促间得知，无法商量确当，只能凭主观意见票拟答复罢了。至于事情有阻滞不通，则没有人不将罪责推给我，即使六部也说：“我们的奏疏已经上去了，能否得到圣旨，那是阁臣的事。”所以常说，如今的人情，论及事权，则共同推崇阁臣置身事外，惟恐有一毫干涉；论及利害，则共同拉扯阁臣卷入事中，惟恐有一毫躲避。其难易苦乐已经很大了，其处境已经极不平了。而又无论事情大小，都必须催促请示，催促稍慢，便互相督责过失。每日阁臣的揭帖常有数十份，甚至有一件事用二三十份揭帖，而谈论的人还抱怨我们沉默不语，岂不令人困顿吗？我在无聊之中，常想高皇帝罢免中书省，分设六部，这是明确以六部为宰相。阁臣没有宰相的实权却虚受宰相的名号，所以其危害竟至于此。现在只有遵从高皇帝旧制，仍然裁撤阁臣，而将天下事务仍责成六部。那六部掌握权柄在手，事务有分属，尚能支持。这与阁臣空手面对，聚集群责而徒然愤闷至死，不是大相径庭吗？以前想将此意体现在论奏中，但恐惊骇世人，终究不敢吐露，现在随意向老师陈述一番。

答涂制台【封虏】

涂司马封授虏王时，朝廷中也有很多浮议，从涂的奏疏中可以看出。

六部的事务，与阁臣完全不相通晓，昨天看到大揭帖，才知道该御史有抄参之事。今人看待封事太重，持论太轻。不知道塞下的安危，全不系于封授虏王的成败。之所以封授虏王，也是因为旧例如此，他们既然来请求，不可吝惜罢了。其迟其速何足介意？譬如小儿索要果子，只当给果子，吃不吃，不必强求。所谓辱国，或许是我方使者到虏庭，虏方傲慢不接受，如宋人对元昊，近日对倭夷，这才算是辱国。如今持敕书的人不过是冗杂的小臣，不足以担当命使。敕书留在塞下，来领取就给予，不领取就不给，于我方的体面，毫无损伤。奈何以虏方的领与不领，作为我方的轻重，不几乎倒持太阿剑，授人以柄吗？若想要将敕书收回，等他们来领取再给予，则忽出忽入，其轻慢更甚。恩惠已经吝惜却又施予，汗马功劳已经反而又涣散，岂能成事体？这大概是持议者不审慎的过错。我是书生，不熟悉边塞事务，只根据我所见，始终认为封事不必谈论，等他们自来，听他们自至。偶尔发布文告，说朝廷念及他们先世恭顺，不断绝他们的封号，敕书已经备妥。如果他们迟延不领，责任在虏方，我方无关。如果借此要挟，必定不听。我中国何利于封虏而急急为此呢？今日处理此事，似乎只当如此，自然省事。那些废黜的武官何处施展其谋，游客何处鼓动其舌呢？如果虏方背弃盟约侵犯顺服，边备不戒备，则封疆大臣，应当承担责任，又不待朝廷的过虑了。以前掣肘任事者的，多在于大臣，现在不在大臣了。又凡事皆然，不独此事。我之所以决意离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答韩辟哉【海警】

海警纷纭，人心震扰，知道烦劳门下清思。望日有三艘贼船到松下，消息传到，邑人都像鸟兽一样逃窜。大概在嘉靖戊午年，倭贼不过二三百人临城，守城的人，听到铳声就逃跑，顷刻城破，屠戮无遗，不怪今日之惊惧。那时倭寇来，极多也不过千人，其余全是漳泉之人，然而其他地方还没有从贼者。如今敝郡奸民，平时无事，尚纵横海上，杀人如麻，没有人敢问，即使被杀者也不敢告发。一旦有事，此辈尽化为贼，内地之可忧，更甚于倭寇了。昨天松下的贼，彼处恬然不惊，而阖邑人惶骇若此，幸而徘徊一二日，扬帆向东，未敢登岸，然而安知不为此以试探我，且习惯我乎？报告倭寇者即稍张皇，愿勿以为罪，不然，以后不敢报了。敝邑因淫雨故城垣倒塌，百凡弛废，得此警竦一番，在事者极力为绸缪补缉之计，良云厚幸。但兵食空虚，难于料理。往时当道以敝邑为省城门户，设兵数百名，为福清营，其后改为总镇标下。今诚酌量派拨，使人情有所恃，不至逃散，福清安而省城亦安了。门下向有此意，故敢申之。若倭之情形，以鄙见度之，一时未必入犯。即入犯而我仗当道威灵，鼓舞将吏，以与之抗，彼一创则数年不来了。董见龙亦有此论。惟其据鸡笼淡水，求与我市，我应之则不可，不应之，彼且借为兵端，而其地去我顺风仅一日程耳。彼无所不犯，我无所不备，诸凡滨海去处，皆不得宁居，而奸民且挟以为重，益与之合，此则门庭之寇，腹心之疾，其为闽祸无已时也。以宗社之福，诸公祖之庇，未必至此，然事势不得不虑，不得不为之防者，偶

译你一旦想到，就敢私自传播它，

译考

朝鲜考

西番考

屯政考

京营兵制考

朝鲜考【朝鲜】

朝鲜是箕子受封的国家，汉朝初年被燕人卫满占据，传到右渠时，汉武帝攻杀了他，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个郡。汉朝末年公孙氏、晋朝高氏都占据那里。高氏本是扶余的别种人，改国号为高丽，居住在平壤，就是原来的乐浪郡。后来被唐朝攻破向东迁徙，后唐时期，王建取代高氏，兼并了新罗、百济，领土更加广阔。向东迁徙到松岳，把平壤作为西京。元朝至元年间，西京内属，设置东宁路总管府，划定慈岭为边界。我朝高皇帝洪武二年，王颛上表祝贺即位，派遣符玺郎偰斯携带金印和诰文，封颛为高丽国王。使者入朝谢恩，皇上从容地问王治理国家做什么，城墙修缮了吗，兵器锋利吗，宫室壮丽吗？王叩头说：“我是东海的臣子，早晚对天王的礼节非常恭敬，其他事情来不及顾及。”皇上用玺书告诫王：佛法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梁武帝是后世的前车之鉴。王不要迷惑。因为王统治一方，如果发布的命令没有效力，那有什么可震慑的呢？王的国家北接虏寇，南邻倭寇，虏寇在这里受创，恐怕会在那里逃脱；倭寇狡猾贪婪，在海上出没，并且窥探王的虚实，我私下为此担忧。设置险阻、整顿军队，来巩固我们的边防，希望王深思。现在把经史等书赐给王，希望王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中书省大臣说高丽使者往来私自做买卖不合法规，请求征收他们的收入并禁止他们出境，皇上不听从。五年，颛请求迁徙耽罗国所留下的蒙古人，以及征讨兰秀山的逃寇。回复诏书说：耽罗是你的附庸，蒙古人也是人，你为什么要抛弃他们？逃寇用我的命令去命令他们，传布檄文就可以招降，不要用兵。不久，进贡马五十匹，路上丢失了两匹，使者报告了这件事。等到马匹到达完好无损，追问才知道是使者赔偿的。皇上责备他不诚实，退回贡品。七年，告诫中书省大臣说：古代诸侯侍奉天子，每年小聘，每三年大聘，每五年一朝见。九州之外的夷戎，世代朝见就行了。高丽离中国近，懂得经史礼乐，不同于其他国家，应该命令每三年一聘，否则每年一聘。以前高丽贡献频繁，使者溺水，几乎不能返回，很不符合我的心意。丞相你要明确地告诉王。八年，颛被弑死，儿子禑继承，进贡不如期，退回贡品，扣留使者周谊，仍然敕令辽东守臣断绝往来。十七年，上表请求故王的谥号及嗣位封号，不允许。十八年允许了。第二年进贡马一千匹、布一万匹谢恩，请求更换寇服，不允许。指挥高家奴从他们国家买马只买扫帚，说禑拒绝支付马价，皇上命令支付。二十一年，国相李仁人废黜禑立王昌，一年中两次请求入朝，都不允许。李成桂又废黜昌，立定昌国院君瑶。瑶曾经派儿子奭来朝见，奭还没回来，李成桂就废黜瑶自立。王氏自五代到现在，传了几百年断绝了。他们的国家评议司上表说：禑、昌不应当立，瑶暴虐失去人心，国家没有王，除了成桂没有合适的人选，只等朝廷任命。皇上说：他们是夷人罢了，我为什么要诛杀？成桂改名为旦，迁徙居住在汉城，后来请求更改国号，下诏仍然称朝鲜。二十八年入贡，表文言语轻慢，逮捕撰写表文的郑总并扣留他。旦老了，请求儿子芳远继承。永乐元年，赐给冕服经籍，是听从芳远的请求。六年，世子禔来进贡。八年献马一万匹协助征讨虏寇。十三年，上表更改立祹为世子。这一年芳远老了，请求让祹继承。宣德元年，派遣使者赐给祹五经四书，以及《性理大全》《纲目》《通鉴》，于是对礼臣说：这些书是国家应当知道的，我嘉奖恩惠远方的人，所以赐给他们。四年，祹进献海东青，下诏说：珍禽异兽，不是我珍视的，不要再进献地方特产以效忠就行了，不要金玉器物。祹再次进献，再次告诫他。后来请求派遣子弟入学，不允许，仍然赐给各种书让他们在国内学习。正统四年，建川夷酋凡察、童仓逃居朝鲜边界，别酋李满住为此进言，下诏询问祹。不久，凡察停留在建州，祹上表说凡察因为穷困停留在我这里，我善待他，像羽翼一样帮助他飞翔，如果一定要索取他，凡察又说祹扣留他的私属，请求发檄文让他归还，否则就跟随用兵，下诏双方和解，并且慰藉祹：国家把王当作东藩，像凡察这样的夷人把他当作牲畜，怎么敢期望王？他们怀着鸟兽之心，去留没有定准，王只要善于自我防备，不要和他们计较。景泰元年，赐给祹世子珦冕服，祹去世，珦继承。三年去世，儿子弘暐继承。弘暐年幼体弱，让位给叔叔瑈。天顺三年，边臣上疏说瑈私自与建州夷酋董山勾结，后来又杀了毛怜酋郎卜儿哈，多次下诏告诫谕示他。成化三年，进献海青白鹊，退回。当时正征讨建州，瑈派遣中枢府知事康纯等率领军队协助王师，捕杀李满住及其部落，派遣使者来献俘，玺书褒奖嘉许他。第二年瑈去世，儿子晄继承。六年晄去世，侄子娎继承，又出兵协助击打建州，捷报传来，派遣中使携带王金币，并赏赐他的将士。弘治八年娎去世，儿子隆继承。隆患风疾，让位给弟弟怿。嘉靖二十三年，怿去世，儿子山继承。不到一年去世，儿子峘继承。当时日本入侵，船只漂流到朝鲜，以及奸民往来海上，私自与倭寇做买卖，峘就捕捉他们献上来，皇上也厚赐赏赐以回答他的心意。隆庆元年，峘去世，侄子昖继承。李氏自

译自李成桂建立政权以来，对朝廷恭敬顺从。除了每年定期朝贡之外，庆贺、慰问、报谢等活动没有固定的期限，使者接连不断地往来于道路上。每当新王即位，朝廷就派遣使者前往册封；若有重大事务，则颁布诏书给该国。其他夷族国家都不敢企及这种待遇。起初李成桂建立政权时，高皇帝虽然表面上不加追究，但内心厌恶他的篡位行为。而传闻又说李成桂是仁人的儿子，所以《祖训》中称他们父子先后杀害了王氏四位国王。后来在永乐、正德、嘉靖年间，朝鲜多次上表自我辩白，说恭愍王的被杀，是因为宠臣伦仁人作乱，李成桂诛杀伦仁人后拥立禑王。禑王即位后，便派兵侵犯辽东，先臣李成桂畏惧上国威严，撤回军队，禑王于是将王位让给儿子昌王。而恭愍王的妃子安氏认为禑王和昌王都不是王氏正统，不应当立，这其中有很多修饰的言辞，于是废黜昌王，拥立瑶王。瑶王又行为不道，国人向高皇帝请求立先臣李成桂。高皇帝让瑶王住在别邸终老，先臣实际上并没有参与弑君，却空负了这个恶名。又我家世代出自新罗司空，却被认为是仁人的儿子，这都是极大的冤屈。请求下诏史馆予以昭雪。当今皇上初即位时，才得到批准。朝鲜国土东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为八道，统领府、州、郡、县。其设置官职大致模仿中国，以田地作为俸禄，刑法不苛刻，风俗柔顺谨慎，崇尚佛教、敬奉鬼神、厌恶杀戮，居住茅屋、穿着苎麻衣服，通晓文字，喜欢读书，上下的威仪，灿烂可观。山川之中，九都神嵩、北岳、海、鸭绿江最为重要。出产金银、铁、水晶、盐、紬、苎、布、白硾纸、狼尾笔、果下马、长尾鸡、貂、豽、海豹皮、八稍鱼、昆布、秔、黍、麻、榛、松、人参、茯苓等。其进贡的道路经由鸭绿江，经过辽阳、广宁，进入山海关，到达京师。成化年间，苦于女真人的拦截抢劫，请求改道，职方郎刘大夏坚持认为不可，议论于是作罢。评论说：隋唐之际，高丽很强盛，看它勤王事大、抗拒前朝旗帜，确实是东夷的雄强之国。明朝兴起后，它像鱼得水般仰承恩流，皇家的教化遍及四方，崇尚礼乐诗书，成为衣冠礼乐之邦，声威教化远播。那种以威势压服它而不来的情况，与以柔和态度对待它而更加顺服的情况相比，虽然招抚怀柔有常法，这也是先圣遗留下来的教化啊。李成桂起初以逆取政权，后来以顺守政权，延续至今，藩属封爵没有断绝，可以说是盛况了。日本侵占了朝鲜数年，依靠中国的力量才得以收复，这篇文章没有□想着考时在前也而袭休日久积弱形成高皇前言征于左券神圣之所豫谟有國家者曷可忽哉。

译西番考【西番】

西番，古时是吐蕃之地，本属于羌族，共有百余种部落，分散居住在河州、湟水、江州、岷州之间。到了唐代，连同吐谷浑一起开始强盛；唐末又衰落下来。宋朝时，他们进贡未曾断绝。元世祖开始在该地设立郡县，任命番僧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帝师，统领该地。他的继任弟子号称司空、司徒、国公，佩戴金玉印信。

明朝兴起后，洪武二年，派遣使者持诏书晓谕他们。当时西番随同敌寇侵犯临洮，守将韦正抵御他们。那时河水尚未结冰，军队无法渡河。韦正向天祈祷说：“如果贼寇被平定，就让河水结冰。”不久，河面出现了冰层，很快冰层像巨大的房屋一样，从上游漂流而下，风也随之而来，冰层合拢。韦正随即渡河冲击敌营，贼寇大惊，请求投降。从此，各部落相继前来归顺。

洪武六年，命令各部落首领推举旧官授予职衔，任命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赐予玉印，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指挥使司，以及宣慰司、招讨司、元帅府、万户府的官员。原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人担任指挥、宣慰、招讨、元帅、万户等官职，统领该地。第二年，将乌思藏、朵甘升格为都指挥使司，在河州设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任命韦正为都指挥使，统辖这两个番地指挥使司。又封番僧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阐教法王、护教法王、阐化法王、赞善法王，共七王，各自赐予印信和诰命，让他们引导民众。约定每年或隔年进贡一次，使者时常前往安抚晓谕。

洪武八年，川藏地区的番族杀害了我方使者巩哥锁南等人，于是任命卫国公邓愈为征西将军，沐英为副将，讨伐川藏。军队分三路进发，摧毁了他们的巢穴，穷追至昆仑山，俘虏男女一万口，马五千匹，牛羊十三万头，然后返回。

洪武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朵儿瘿嗉子阿卜等人叛乱，占据纳邻七站。再次命令沐英讨伐他们。沐英的军队到达洮州，贼寇都逃跑了。斩杀了叛逃的土官阿昌失纳等人，在东笼山南川修筑城池，留下士兵戍守。疏奏上报，皇上说：“洮州是西番的门户，在此筑城就是扼住了它的咽喉。”命令设置洮州卫。沐英的军队进击三副使和瘿嗉子，全部攻破并擒获他们，斩获人畜众多。

洪武十五年，敕令松州卫指挥耿忠，让番人按户出马充当赋税，这就是金牌所征发的例子，名为“差发”。

洪武二十年，禁止番使私自携带麻、铁出境。

洪武二十五年，建昌卫指挥使月鲁帖木儿、绎忽乐等人叛乱，都指挥使瞿能讨伐他们。月鲁帖木儿派人请求投降，众将怀疑他是诈降，请求攻击他，瞿能不听从，贼寇于是逃跑。皇上命令凉国公蓝玉讨伐他们。月鲁帖木儿与瞿能交战失败，蓝玉诱捕了他，押送京师，伏法被杀。蓝玉于是进言说：“四川地广山险，控制着西番，连年蛮夷抗拒教化，大概是因为军卫少而防备寡弱。应当增置屯卫，杜绝奸邪的萌芽。”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蓝玉又请求将百姓编入军队，并讨伐长河西、朵甘的百夷。皇上说：“百姓已经很劳苦，再征发他们，怎么承受得了？长河西等地的蛮夷暂且留待以后处理。”蓝玉于是班师回朝。

第二年，制定金牌信符，派遣使者颁给各番部，晓谕他们说：“过去朝廷有需求于你们，必定用茶和货物偿还，未曾有过粗暴的征敛。最近听说边将多借朝廷命令来渔猎你们，朕非常厌恶。今后遇到差发征调，必须核对信符才应承，否则就将他们械系押送京师治罪。”随即在洮州、河州设立茶马司，允许番人用马匹交换茶叶，百姓不得私下交易，违者处死。派遣曹国公李景隆到番地用五千多斤茶叶换马，得到马一万三千五百多匹，分发给卫士。又命令礼部发檄文给长河西、打煎炉的番酋，责成他们交纳马匹、修好贡道。各番部都叩首遵奉约定，茶法大行其道。

永乐元年，派遣使者赐予番酋及各国师白金、钞币，确定番族来朝觐赏赐的等级。

永乐四年，迎接番僧尚师哈立麻到京城，封为大宝法王，厚加赏赐后遣返。

永乐五年，派遣指挥刘昭等人前往西番设立驿站、开通使道，仍然安抚晓谕军民。刘昭返回时遭遇番贼劫掠，率领众人攻击并打败了他们。

洪熙年间，曲先、安定二卫的番酋拦截杀害了中使，朱英讨伐并攻破他们。因为番兵跟随征战的功劳，国师宛卜格剌思巴等都晋升官秩，赐予诰命和银印。

宣德元年，派遣太监侯显等人出使各番部，每隔三年才停止。

正统四年，生番随渠等八百二十九寨寨的首领曲吾巴等人，各自派遣僧人进贡。起初，各番部中有想要进贡的，被生番所阻挠。松藩守将赵得派人晓谕他们，所以相继前来进贡。指挥赵谅与番僧商巴有嫌隙，于是与赵得诱捕了商巴，掠夺了他的财物。商巴的弟弟小商巴率领众人入侵，派遣都御史王翱、都督李安讨伐他们。王翱查察到其中的冤情，将商巴从监狱中放出，详细上报。赵谅伏法被杀，赵得被贬戍边。再次任命商巴为国师。

正统十四年，停止西番的金牌制度，每年派遣四名行人视察政务。

景泰年间，西番黑楼等三十一处的一百多名男女来朝贡。各番部柔顺服从，只有董卜韩胡都指挥使克罗俄监粲稍微桀骜狡黠、悖逆傲慢，多次下诏责备他，不久他死了。

天顺五年，番寇侵犯凉州，围困都督毛忠，总兵宣城伯卫颖作战击退了他们。

天顺八年，西宁番族把沙作乱，卫颖与巡抚都御史吴琛率领众人讨伐并攻破他们。起初，番僧入贡，不过三四十人，景泰年间逐渐增加，到天顺年间，竟达到两三千人，前后络绎不绝，赏赐不计其数，所到之处骚动不安。

成化元年，礼部大臣为此进言，诏书晓谕阐化王，让他遵守贡期，三年一次，不要过多。

译人，不要混杂使用国师、禅师等印信。不久，番僧札巴坚参等人，以秘密佛法进献天子，受到宠爱，法王的封号，多达累数十个字，随从使用执金吾的仪仗，赏赐繁多，他的徒众锦衣玉食多达数千人。九年，岷州番人入侵，千户包景抵御他们，被害。十七年，给乌思藏各番王及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宣慰司颁发敕书和勘合，令其按时朝贡，四川、陕西查验后放行。十九年，因为都御史阮勤的建议，每年运输四川茶叶十万斤到陕西，赏赐给番僧。二十四年，罢免行人巡茶。对于不受约束的番人，征发军队问罪以警示其余，奏请皇上商议后实行。正德初年，番僧再次放肆，法王绰吉我些儿，是乌思藏的使者，以法术得到宠幸，出入禁宫，请求授予他的两个徒弟为国师，返回居住在乌思藏，像大乘法王那样入贡。礼部尚书刘春说：“乌思藏远在西方，性情极其顽劣粗犷，虽然设立四王安抚教化，但他们来朝贡必定要加以节制，只让他们不危害边境罢了。现在无故派遣僧人前往，万一欺诈引诱羌胡，妄有所求请，因为贪图利益而不顺从，便为失去异俗的心意；顺从他们则反而滋生事端，其危害很大。请求罢免此事。”皇上不听。不久派遣宦官刘允入番取佛，礼部尚书毛纪以及台谏官员接连上章劝谏阻止，都不听。这时西海的逃虏亦不剌大肆掠夺西番，没有安宁的年份，征发军队驱逐剿杀，虏寇逃避到松潘，随即又回到原来的巢穴，耗费以万计，最终没有成功。嘉靖元年，西番反叛，镇守都督郑卿讨伐他们，不能攻克，从此每年入境杀人、掳掠人畜，郑卿与各位将领各自拥兵不战，总督尚书王宪上报，皇上下诏责备郑卿。八年，洮、岷番贼多次入侵巩昌，陇右骚动。自景泰以后，茶政稍微松弛，番马大多不到，不再是建国初年的情形了。弘治末年，命令都御史杨一清理此事，一清请求恢复金牌信符的旧制，上疏说：“杨公原来的奏疏已经全部载录了。臣考察前代，从唐朝时回纥入贡，就已经用马交换茶叶，宋熙宁年间实行，所谓采摘山间的产物，交换马厩中的良马，无害而有利，是计算得当的。我朝收纳马匹称为差发，如同田地有赋税，人身有徭役，必不可缺，不是空泛地使唤番人。因为收纳马匹而酬谢茶叶，体制尊贵名分顺当，不是互市交易相比的。况且不只是因为马的缘故，大概西番作为中国藩篱很久了。自从汉武帝标榜河西，设立四郡，切断匈奴右臂，而漠南没有王庭。现在金城以西，绵延数千里，北有狄人，南有羌人，狄人最终不敢越过羌人向南，因为羌人是世仇，担心被议论其后。不然，那么河、洮、岷、陇的地区，能没有戎马的痕迹吗？羌夷之人，本性是孝子顺孙，只是依赖我们的茶叶，断绝他们则死，所以低头服从。这是控制番人、遏制虏寇的上策，前代忽略而唯独我朝得到的。近来自从金牌制度废除，私贩盛行，虽然有巡茶的官员，大都不能禁止，坐失重利，将近六十年，岂只是边疆缺乏骑乘之用，将来远夷不依赖我们，跳梁自肆，将产生意外的忧患，撤除藩篱的坚固，非常不是计策。请求下达有关部门，申明旧制，昭示番族。”皇上听从了。十二年，乌都鹁鸽番作乱，四川巡抚杨守礼讨伐攻破他们。这时金牌被海虏掠夺，全部散失。二十八年，刘仑为此进言，兵部议论说番族变化欺诈不常，北虏抄掠没有止息，如果给予而再次丢失，丢失而又给予，而又丢失，对国家体统怎么办？番人纳马，想要得到茶叶罢了。如果严格禁止私自出境，即使没有金牌，马匹也将自然聚集，不然终究没有益处。应该给予勘合，像成化年间的旧例，皇上听从了。四十二年，乌思藏阐化等王请求封爵，皇上按照旧例派遣京寺番僧远丹班麻等为正副使，以通事序班朱廷对监督他们。班麻在途中骚扰，廷对制止并报告他的情况，礼部议论说以后请求封爵，就把敕书交给他们的使者，不要另外派遣。皇上听从了。封诸藏不派遣番僧，从此开始。王琼平定各番后，亦卜剌也被虏寇收复，西陲稍微安宁。到隆庆末年，虏寇俺答以迎佛为名，再次驻牧西海，蚕食日益严重，番人大为困苦。他们的地方除了乌思藏、朵甘两个都指挥使司外，指挥使司一个，叫陇答；宣慰使司三个，叫朵甘、董卜韩胡、长河西鱼通宁远（名字虽然长只是一个司）；招讨使司六个，叫朵甘思、朵甘陇答、朵甘丹、朵甘仓溏、朵甘川、磨儿勘；万户府四个，叫沙儿可、乃竹、罗思端、别思麻；千户所十七个，叫朵甘思、剌宗、孛里加、长河西、多八参孙、加八、兆日、纳竹、伦答、果由、沙里可哈思的、孛里加思东、撒里土儿千、参卜郎、剌错牙、泄里坝、门侧鲁孙，都是洪武年间设置的。后来也时常有增设，以及族类繁多，无法一一记载。番人有生熟之分，接受差发的为熟番，不接受的为生番。风俗质朴直率，上下一心，君臣像朋友，吏治没有文书，音乐崇尚琴瑟，吃奶酪穿毡衣，居住在毛帐，从事耕牧，喜好斗狼，看重强壮轻视弱小，怀恩重利。

译尊崇佛教、信奉盟誓的吐蕃人，以昆仑山为可跨越之地，将黄河、析支、湟水视为大川，其特产有牦牛、羱羊、草上飞、骨笃犀、金刚钻、马价珠、铜佛、天鼠皮、沙棠树、黑驴等奇珍异宝。进贡之路经由四川、陕西，屡次违背约定，且往往不能按期到达，直至隆庆三年。于是规定每三年进贡一次，并确定贡品的名称与数量。每次每处进京进贡的人数不得超过十人，其余人员留在边境等候命令。赏赐有时全给，有时减少，将此定为法令。

译论曰：西戎成为祸患，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是如此。它在汉代兴盛，在唐代炽烈，而在明代被驯服，这并不是他们向背的情意不同，而是联合起来就强大，分裂开来就弱小，形势本来就是这样。然而当他们强大的时候，足以抵抗虏寇；等到他们弱小的时候，反而屈从并归附于虏寇。抵抗虏寇，则虏寇担忧，这是虎争的形势；屈从归附于虏寇，则我方担忧，这是蚕食的渐进。所以这也没有完全的利益或完全的祸害。正德、嘉靖以前，河湟的防守没有丧失，虏寇不向西发展。自从亦卜剌、俺答狡诈以来，青海就成了虏寇的巢穴。自从俺答打通青海之后，直到郑洛担任经略，青海才再次清净。背负险阻而贪婪窥伺，我们难道能长久拥有羌人吗？让羌人联合羌人，尚且成为我们的祸患；让虏寇联合羌人，忧患才更大呢。想要控制羌人的命运，挫败虏寇的阴谋，那么高皇帝的神圣谋略还在，不要松懈地把羌人送给虏寇。

屯政考

屯政，是从高皇帝元年命令各军屯种龙江开始的。它在九边推行，是从宋讷献守边策略、立法屯布开始的。当时，边境已经安宁，撤去守关的士卒，仅仅准备稽查之外，全部命令他们屯田，每人受田五十亩，赋粮二十四石半，供养其人，一半供给官俸，连同城操的军队，他们的规划多么详细啊。文皇帝采纳黄福的请求，甚至想要在辽阳广泛屯田，并派人到朝鲜征调牛只，并且命令各荒屯旷土，能够自行开垦的，全部免除其赋税，而宁夏总兵何福因为积粮特别多，下玺书褒奖告诫，他的激励扬善多么深切啊。列圣相继继承，遵循而不废弃，宣德年间，屯法大行，连年丰收，边士的一切用度大多用粮食交换，于是命令户部灌输贸籴，多的达到二三十万石，少的也不下十万。而天顺年间，都御史叶盛巡抚宣府，修复官牛官田法，开垦的田地更加广阔，积存的粮食更多，用剩余的粮食交换战马一千八百匹，修筑屯堡七百余所，他的收益多么丰厚啊。大概国家用来强本实边、御虏安民，斟酌成周寓农的规制，鉴戒近代养兵的弊端，管仲让出他的筹谋，晁错屈从他的计算，而赵充国、诸葛亮、羊祜、郭元振、韩重华等人逊于他的功劳，效法至善啊。后来奉行不善，屯种军余，苦于赔补，相继逃亡，田亩日益荒芜，而九边供输的费用，于是大大困顿。当时心计之士，硕昼之臣，共同持筹布策，讲求修复，为国家建立无疆之利，而竟然因循废格，日益滋坏。等到嘉靖、隆庆以来，屡次清理屯田，虽然时盈时耗，但比较其现存的数量，大约损失原额十之六七。大概在洪武、永乐年间，辽东屯粮以石计算的有七十万，现在十七万；甘肃六十万，现在十三万；宁夏十八万，现在十四万九千；延绥六万，现在五万；蓟州十一万，现在仅相当于延绥；山西计算其初，当也不下十万，现在得到二万八千有余，为什么盈缩相差如此之大呢。我曾经考求其废弊的原因，可以振举的有四条，而可以徐徐商议、不可突然图谋的有一条。祖宗时，屯田诸军，给予牛具种子，优恤甚至，并且不许其他役事妨碍其农务。后来边事渐兴，多抽屯军补伍，于是屯种之人失去其本业，而田地就荒芜了。这是可以振举的第一条。祖宗时，沿边旷土，全部给予军队，间有肥瘠不同，则命令视其岁收之数而考较之，谓之样田。后来贪渔将领，多私其腴区，而移硗瘠于军士，低昂窜易，粮益不均，重以豪右侵夺，而农事益弛了。这是可以振举的第二条。祖宗时，武备修饬，各边多筑城堡，且耕且守，得以为备，故人皆自完，而不虞虏。后来边险稍失，城堡多湮，胡骑纵横出没，扰我禾稼，即使想要力耕厚积，徒为虏外府耳。这是可以振举的第三条。祖宗时，赏罚严明，政不偷窳，管屯之官，皆核所积之多寡，而定其殿最，故人人自励。后来玩愒成风，上下相承，以管屯为职者，优游城市而不见阡陌之巡，以督屯而来者，凭信簿书而不校仓库之实，踵弊袭偷，恬不知怪，屯政之废又何惑乎。这是可以振举的第四条。若其利病得失的原由，则又有大于是的。大概国初盐政修明，输粟给引，贾人子以积粟为利，各自设保伍，募众督耕，畚锸盛于戈矛，墩埤密于亭障，军民错居，守望相助，屯田之兴于斯为盛。后来纳银例开，无所事粟，商既散止帚，屯亦大废，不数年间，边事坐困了。所以今议者咸谓盐政不修，则屯政难复，本本原原，其说当矣。顾愚以为守法易，复法难，法在而复之易，法亡而复之难。今盐引纳银，从来已久，一旦督粟于边，吾恐度支之令未下而输挽之怨先生也。兼之军国经费，半倚商缗，必欲粟易金，弊且捉衿见肘，吾恐边士之腹未充，而司农之计先窘也。所谓可以徐徐商议，而不可突然图谋的，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嗟夫，九边重镇，国家根本

译强横的胡人跳梁作乱，每日窥伺其间，而内地空虚如此，以至于耗尽天下的民脂民膏，仍然不能供给，主管财政的人只能望着屋顶叹息，这难道不令人寒心吗？如今盐法的旧制，虽然未能完全恢复，但也应当讲求屯田的宗旨，专门委派大臣督促修举，命令沿边的人根据情况开垦荒地，不要追问他们的来历，只要使荒芜之地日益开辟，粮价不致飞涨，不必纷纷清查勘验以滋生祸端。等到人心乐于趋向，边境稍为安宁，然后广泛征召官吏士兵，搜求整理旧有的规章，等待岁月积累，长远地收获利益。这些都是今天应当紧急商议的事情。想要对内节省民力，对外充裕边境储备，使城墙坚固、士兵饱足，不烦劳转运的辛劳，没有军需匮乏的担忧，以此打击敌虏、制服戎狄，伸张威势、巩固国家，如果不是依靠屯田政策，又从何做起呢？所以我大致陈述其始末，让忧国的人得以考察阅览。

译京营兵制考【京营】

欧阳修曾说，古代拥有天下的人，其兴衰治乱，未尝不是因为德行；自秦汉以来，很少不是因为军事。唉，军事的重要性，难道只是秦汉以来才这样吗？大概在周朝兴盛时期，伍、两、卒、旅的制度，由大司马统领，已经最为详备。天子亲自以万乘之尊，修习穿戴甲胄、佩带剑饰的仪容，亲身参与行军作战，所以武备日益强盛，边境没有忧患。等到后来京畿辅佐之地削弱，以至于不能凑齐一旅的军队，最终导致灭亡，军事的重要性竟然如此。历经汉、唐、宋，各代都有建置，然而最终都未能振作，难道起初的制度本来就是这样吗？是逐渐积累的弊端造成的。我朝设置军队，鉴察斟酌前代，二百年来，京师没有近在身边的忧患，强臣没有专制的祸患，谋划是很高明的。但是兵政的设置，容易败坏难以修治，兴盛时南征北伐，威加海外，而败坏时，甚至军籍空虚，大司马四处张望惊慌，计策无所施设，以至于劳烦朝廷日夜忧虑，这难道不是因循守旧、耗损蛀蚀的重大证据吗？

大概明朝建立时设置军队，有五军营。五军营演变为三大营，三大营又演变为团营，团营又败坏，于是戎政府的名号才确立。其沿革的缘由、盛衰的原因，大致有可考证之处。五军营，是高皇帝所确定的，登记留守等四十八卫的军队，进行训练。有中军，有左哨，有右哨，有左掖，有右掖，总称为五军。无事时戒备弓马，练习技击，护卫都城；有事时挑选军队任命统帅，分统出征；事情结束后休整，制度非常完善。

文皇帝时，沿袭五府的旧制，增加七十二卫，又用龙旗宝纛等物，统领三千胡骑，设立三千营。后来征讨交趾，得到神枪火箭的方法，设立神机营。这就是三大营。三大营的训练，如同高皇帝时一样。而河南、山东、大宁、中都四都司的军队，又每年按班次操练到来，春秋轮番训练，如同三大营，更加详备了。

洪熙、宣德年间，天下太平，兵器不用，将领偷安，士兵懈怠，日益废坏。到了正统年间，嬉戏怠慢更加严重，京营的士兵，几乎不能披甲，这就是己巳之变兴起的原因。于肃愍公（于谦）逢多难之秋，深思良策，于是从三大营中，选拔骁勇精锐分为十营，每营万人。统领他们的官员，队长统领五十人，队官统领百人，把总统领千人，都指挥统领五千人。训练的方法，则有八阵，八阵分为六十四阵，细微曲折，都有条理。虽然未能完全如同祖宗的旧制，但用来救弊举废，振弱为强，这也是值得称道的。

大致法律长久就会蛀蚀，人长久就会玩忽。以两位先祖的严密制度，势禁形格，不到三代就败坏了。其败坏时，以于肃愍公的忠勤，景泰帝的重任，日夜焦劳，仅仅得到十万军队，为国家所用，也足以说明兵政容易败坏而难以修治了。

天顺初年，务求反悔景泰年间的做法，于是废除团营。八年又恢复。成化初年再次废除，两年后又恢复。又增加为十二营，叫奋武、耀武、练武、显武，叫敢勇、果勇、效勇、鼓勇，叫立威、伸威、扬威、振武营，每营万人。京兵八万，加上外兵八万，分两班隶属。一年一次轮换。起初十二营的选拔，被任用者名叫选锋，不被任用者归本营名叫老家。所谓选锋与老家，大概只是隶属籍贯和支领粮饷的不同罢了，其实没有差异。老家本来就孱弱，而所谓选锋者，年久逐渐失去初衷，供役于私门，被主帅剥削，上下互相蒙蔽，苟且岁月无事，更加脆弱懦弱，这与老家有什么不同呢？

庚戌之役，敌寇叩击郊关，而不能以一箭相加，都门白天关闭，烽火照亮天空。肃皇帝震怒，责令朝廷大臣广谋强兵御敌的策略。众臣于是请求恢复三大营，改三千营为神枢营，由勋臣统领，由枢臣督率，由台臣省臣巡视，其大旨都如同洪武、永乐时，而规制完备。皇上同意他们的建议，著为法令。到现在几十年了，其蛀蚀弊端的源头，又比往日更甚。

当文皇帝建立三大营时，挽强超距之士，不下三十余万。一减损变为十万，再减损几乎无兵。嘉靖虽恢复祖制，而兵籍存留者，不能超过团营的数量，又缺额者十之二三，挂名投闲买差替役者又十之二三，则当时也已经无兵了。何况在今日，想要寻求抗旌揭竿、射石饮羽的勇士，为国家所用，从哪里出来呢？这其中的缘故难以言说。

将领对于士兵，如同家人父子之相属。所以必须休戚相通，而后能臂指相使。现在京营诸将，并非都以才能见用，素来抚慰士卒的人，多是商人子弟，厚积金帛，结交中官权贵，而为之请托的人。他们既然在此输财，不得不从彼取偿。所以有索取月钱、需索常礼，恣意诛求，若以为当然而不可改变者。国家每年漕运东南的粮食数百万石以赡养士兵，而士兵拿出月粮的一半以赡养将领。将领愈饱而士兵愈饥，甚至有典衣卖儿而空腹待命者。何以振士气而鼓其锐乎？这病在将领的侵夺。

器物不用则敝坏，士兵不训练则衰败。

译如今京营将士训练作战的方法，每年不过几个月，每月不过几天。士兵操练时，眼睛不懂进退的节律，手不熟练击刺的方法，互相奔走叫喊，如同角抵、拔河、举木、扛铁之类的游戏罢了。更严重的，拿着没有弦的弓，插着没有羽的箭，挂着没有鞘的刀，天亮时进入营地，不到中午就出来，认为惯例就是这样。再严重的，在操练的日子，追缴赎金，毫无纪律。再严重的，豪门霸占役使，市井之人冒名顶替，虚报经费，查核名册寻找其人，都无从考证。行伍怎么能不消耗，营阵怎么能不废弃呢？这弊病在于操练缺乏实效。

文皇帝召集班操的士兵，是为了居重驭轻的大计，不是为了用众多的人来装饰观瞻。嘉靖、隆庆年间，大多供应土木工程的劳役，劳累于畚箕铁锹，不曾拿着兵器从事军事行动。弊端发展到连短棍都不持，空身充数。直到今天，因循沿袭已经非常严重。统领班操的将领，又大多贪婪渔利。富人贿赂免役，穷人勇气丧失。他们从几千里外带着干粮赴命，汗水湿透脚跟，不得休息，却让他们经营不急的事务，应付无度的劳役，深受将领的苦难。即使让孟贲、乌获这样的勇士重新承担征发，又怎么能昂首挺胸，衡量功绩技艺呢？这弊病在于班操失去制度。

先帝时，大概也深深洞察这些弊病，上下叹息，寻求长远的计策，但人情长久松弛，整顿困难。日复一日，苟且偷安自喜，如果一旦有意外之事，仓促发生，国家凭什么支撑呢？如果真的想调整弦瑟，修缮巢穴，那么不如议定任用将领必须以军功多的、谋略显著的、阅历深的，才充任其选。而纨绔子弟，不要让他们建旗鼓坐在将坛之上。又不如议定责求实效，器械必须精良，伍两必须齐备，搜检必须严格，游手好闲者依法，迟到者依法，将领不体恤士兵者依法。坚持执行，不要因别人说不便就废止搁置。又不如议定抚恤，凡是士兵番休到任的，不要苦于其他劳役，使他们一心一意精通技能，各自熟悉事务，明白国家勤劳训诲的苦心，而忘记跋涉的艰难。一旦有缓急，能得到他们的死力才可以。这样就有将有兵，军事事务稍能兴起。又时常核查兵员的增减，每月考核功效，使祈父的谣谚不兴起，而六军的勇气自然加倍。即使两位祖先的威灵也可以重新振作。又何必在乎兵制的详略呢？

译关于保甲制度的议论

保甲这个名称，是从王安石开始的。但保甲制度得以推行的缘由，并非始于王安石，而是从周代的比、闾、伍、两开始的。周代推行它而效果良好，王安石推行它却效果不好，这是什么原因呢？周代的法令平易，容易遵从，而王安石的法令繁琐苛刻，百姓感到不便。例如，周代规定三个季节从事农耕，一个季节进行军事训练，这是周代的法令；而王安石规定每十天轮休一次，导致百姓丧失生计而受苦。周代规定八百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是周代的法令；而王安石规定两个成年男子中抽取一人，导致百姓被编入户籍而受苦。周代从闾师、党正，直到两司马以上，全都选拔贤能之人，这是周代的法令；而王安石所设置的巡简、指使等官员，则是选任不当，这未必全是王安石一人的作为，大多是因为攀附权贵谋取私利，导致百姓被侵吞剥削而受苦。所以，保甲制度难以推行，并不是法令本身有弊端，而是因为用人不当导致法令败坏，所以法令难以推行。如果不考察执行法令的情况如何，就一味地说法令错误，因为执行法令的人不好，就一概废除这个法令，这也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不衡量其害与利来加以讨论呢？自从兵民分离以来，武备日益松弛，一旦有盗贼警报，官府征调不及，只能束手待毙。如果真能将住户编为甲，将甲编为保，用长官来约束，用守令来督责，兵器平时精良，技艺平时熟习，一旦遇到意外，或许还能帮助官府应对紧急情况。这样，平民足以胜任战斗，而坚固的防御就建立在田野之中。这是强兵的好处。觉察既严格，人们知道自重，即使有作奸犯科之徒、杀人埋尸逃亡之党，想要隐藏踪迹，出没骚扰，而十家之众，必定互相揭发。城社之患消除，阴谋自然瓦解。这是消除奸邪的好处。世间并非没有胥吏庭狱，盗贼却日益增多，往往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在通都大邑鸣箭行凶，而邻里不知，乡邻不救，实在令人叹息。如果实行这个法令，那么一乡的涣散人心，就能合为一家，同心协力，如同手臂指挥手指一样。除非有跖、跖那样的雄暴资本，谁敢在其中斜视挑衅呢？这是禁止盗贼的好处。凝聚涣散，合并离散，人们有了统率，平时无事，就一起讲明国家的约束并遵守执行。住户听从长官，长官听从正长，正长听从县令。玩忽法令有禁令，游手好闲有惩罚。引导善行，消除邪僻，其开端就在这里。这是端正风俗的好处。然而，它的害处，又存在于这四种好处之中了。征调保丁来服劳役，征收丁赋来充作需用，胥吏接踵而至，鸡犬不宁，乡兵之所以难以推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本想强兵，反而因兵而扰民。乡里的豪强，驱使下层百姓，如同驱役奴隶，而这些豪强就是正长和长官。如果他们有所藏匿，百姓害怕被伤害，敢质问谁呢？这是本想消除奸邪，反而成为奸邪的渊薮。乡野之地，房屋星星点点，守望很难，被盗后得不到救援，官吏拿着法律随之而来，再次有损失，百姓互相隐瞒不敢报告了。这是本想禁止盗贼，反而资助盗贼。如果长官和正长，既然有了名目，因而恐吓平民，如同大官府一样，谁敢不听？这是本想端正风俗，反而引导风俗横行。害处如此，好处如彼，将如何权衡，才可行呢？我认为法令是一样的，为什么周代推行它，看到了它的好处，没看到它的害处？又为什么王安石推行它，看到了它的害处，没看到它的好处？这就足以明白得失的原因了。所以，想要推行保甲，不如简化事务。事务简化，那么法令就统一，而百姓容易遵守了。想要简化事务，不如重视守令。守令贤能，那么倡导得宜，而人们都信服了。想要重视守令，不如严格核实名实。名实核实，那么人们肯任事，而没有因循怠废的弊病了。这就叫做用人来执行法令，而不是用法令来束缚人。看到了它的好处，哪里还会看到它的害处呢？唉，法令的弊端已经很久了，固然因为后世的积渐使然，有不可强求的。无论保甲，今天下卫所有兵，郡县有兵，这些人都在军籍中，每天从公家领取粮食和钱，却懦弱脆弱，缓急不可依靠，大家安然处之，不觉得奇怪。这也足以让人叹息了。举两百年休养生息的军队而不能训练使用，却想在短时间内，要求田野耕作的农夫，军政畏惧其长期松弛，喜欢其新锐，不谈卫所而谈民兵，是用其新锐。拿着凶器保卫乡党，保护邻里，又想逐渐驱使他们为国家效命一次。这是王安石之所以迂腐，而司马光等人之所以痛哭力争的原因。谈何容易啊，谈何容易啊！

序

邢司马平定倭寇凯旋记

大同府志序

邢司马平定倭寇凯旋记

自从宋代以前，中国所忧患痛苦的，没有超过北方狄人的，东南岛夷，只是把他们当作鱼鳖看待，不能造成大的利害。东征之后，有人说酋首死了，倭寇自然退去，并非将吏的功劳，这不过是忌妒功劳者的言论罢了。海外的事功，怀疑只有重大才可以。明朝兴起以来，凭借高皇帝的威灵，海外震动，唯独倭寇屡次入侵，多次告诫也不悔改，他们对中国造成的危害，渐渐与虏寇相当。到了嘉靖年间，凶焰达到了极点。然而他们的兵力不过数千，他们来并不是有约结，想要与我们争雄长，只是以贫穷不能自存，依靠剽掠为生罢了。然而还是竭尽天下的力量，几年之后才攻克他们。难道夷狄的盛衰，也有自己的时运，不可以当作鱼鳖轻视吗？自从近六七年来，倭寇困迫朝鲜，设谋蚕食，天子震怒，声讨罪过出征，战争连绵不断，中间有时媾和有时交战，变化无常，交战也稍稍有胜负。

译议论的人对此感到担忧，而天子却意志坚定，一定要讨伐，说：“不要留下这些人作为门户的祸患。”当时，边境以外的事务，由大司马邢公主持政务。邢公激励鼓舞将士，深入贼寇巢穴，于是取得了蔚山的胜利，几乎擒获贼寇首领。贼寇凭借险要地势固守，我军暂时撤兵，而反对的意见趁机兴起，之前的功劳几乎毁掉。邢公更加愤慨，誓师出征，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侦察到贼寇稍微松懈，便从百条道路同时进攻，于是取得了釜山、西生浦等处的胜利。贼寇已经困败，纠集残党，互相救援。邢公预先布置水军，扼守要害。巨大的战船在江心大战，于是取得了海上的胜利。贼寇全部与部众逃遁回国，朝鲜百姓都恢复了生计，沿途载歌载舞。而我中国多年征调、转运物资、军队在外辛劳之苦，才得以稍得喘息。天子的恩德，遍及外藩，其显明的威势所覆盖，甚至震慑到海神宫殿之外，无不恐惧臣服，真是盛大啊！

评论的人说，这次战役有三件非常困难的事，而攻战本身不在其中。隔着大海，情况不通晓，这是地势的困难。兴兵多年，结束没有期限，人心厌苦，议论容易滋生，这是时机的困难。长期驻军他国，客主相持，猜忌嫌隙一旦打开，毒害就会从中溃败，这是形势的困难。邢公手持兵器，又正当我军追击怯懦之后，和战纷争之时，征兵有数千里的遥远，而索取粮饷却没有早晚的便利，大概其困难又不可一一列举。邢公从容坚定，不震惊不恐惧，最终在刀锋之下挫败强寇，扫荡巢穴，廓清妖氛，朝廷从此解除了东顾之忧，邢公的功劳难道不伟大吗？

往昔臣子在外国立功，通常推崇班定远。定远所面对的，是西域那些脆弱易对付的胡人。长平侯、冠军侯夹击匈奴，敌人称得上强劲了，然而当时是用整个中国来困住敌人，才稍得志，而损失的士兵马匹，往往超过一半，艰难啊，不容易谈论。现在倭寇的强劲，已经与匈奴相当，所平定的地方，比三十六国更难。即使士兵马匹不免损伤，然而出塞入塞，公私的数目，官方查阅，与建元、元狩年间相比如何呢？前朝对诸戎无所不剪除，一旦渡海就覆灭十万军队，终其一生不敢用一片帆向东指，倭寇轻视中国原本就在这里。假使这次战役看不到成功，让倭寇再次得以在属国逞志，忧患就大了。那班定远招来的西域，派遣子弟入朝侍奉，其轻重利害与这相比又如何呢？

大概高皇帝曾经告诫朝鲜使臣，只拿扫帚告诉他们的国王，不要轻易放松防备以开启倭寇的心机，直到下达玺书重申告诫，圣明的谋略深远。为朝鲜考虑，也是为了巩固我们的边防。高皇帝在二百载之前为朝鲜忧虑，如同符契相合。今天子最终能以神武平定它，虽然是社稷的灵验，而邢公的功劳也不朽了。邢公已经告捷，献俘于朝廷，皇上心中大喜，诏示天下，命令邢公班师回镇。邢公所部属的官吏如密云令王君等人，嘱托我写文章祝贺。我是闽地人，向来听父老谈论嘉靖年间的事，对倭寇惴惴然有戒心。听说邢公的胜利，想宣扬却未能做到，所以应王君的请求写下这些来回复。至于邢公运用的方法、攻守的策略，如古人所称的显赫允当、壮伟谋略，那么还有行伍间的将士能颂扬讲述，不需要我多说了。

译大同府志序【大同志】

郡县有志书，大概是古代列国史书的遗意，不可废除。如今天下郡数以百计，邑数以千计，志书多得无法尽数，然而考察它们所记载的内容，不过是一地的历史事实，其关系还不太重大。而大同这一郡，古称五原、云中。自秦汉以来，作为连接夷夏的枢纽，天下的治乱安危都取决于此，确实不是其他郡邑所能比拟其轻重的。

高皇帝扫荡夷狄的浊气，首先开辟这座重镇，树立藩屏，统辖九塞，占据其会合之地。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犬羊（指蒙古部落）桀骜不驯，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穆宗皇帝初年，虏酋因为舐犊之爱，进入我们的关隘。虽然东西两边都来求和，但大部所直面的地方就在云中，制驭得失的关键，只在于这座重镇的文臣武将，这是很难说清楚的。

郡里原本有志书，但内容寂寥，不足以称道，一切山川险要、钱粮兵事、兴废得失的缘故，都没有地方可以考证。现在太守汪君，于是广泛搜辑，远探博采，从郡治到四境，凡是有关疆域、对掌故有裨益的，无不条理分明地列出。而对于经武备戎、修缮边塞抵御虏寇，以及近年来求和进贡的始末，尤其详尽完备。这不仅仅是一地的史乘，也是谋国者必须查阅的典籍，金匮石室（指国家档案库）所必须采集的资料。

如今天下太平，各种危机征兆，修补还容易。只有边塞空虚，兵力和粮饷都匮乏，虏寇贪恋关市贸易和赏赐，烽火不惊已经四十多年了。历查往日的档案，未曾听说过。驯服到了极点就会骄傲，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而且大酋尚未确立，想着虏王死后后续封王未定（这是万历三十五六年时所修志书的情况）。所以说大酋未建，各部互相抗衡。他们联合起来众多人马去关市，将用无厌的索取来困住我们；他们分裂开来各自争斗，将用剩余的锋刃来践踏我们。即使侥幸早晚没有忧患，但人心更加懈怠，军备更加松弛，不出几年，终究会有决裂的祸患。这是这座重镇的大忧患。

安定这座重镇，京师就不能高枕无忧了。以往封事刚成，议论的人总是说因为求和可以修备，八项任务的考核，法令森严，然而执行最终没有见效，为什么呢？给予他们无事，人一定安于无事，譬如脱缰的马，鞭策怎么施加？征歌的场所，沉溺酣饮怎么禁止？这是形势使然罢了。上天保佑国家，不要滋生毒害，现在也渐渐多事了。试考志书中所说的城墙应当修筑，墩堡应当修缮，屯田应当恢复，器械应当整顿，诸如此类，不也是确凿无疑的吗？安内攘外的长策啊。

事情本来有失败而最终成功的。五堡的创建，张中丞蒙受祸患，而毛司马继承了他的功业，至今认为有利。劳役本来有耗费而反而节省的。边墙的议论，余肃敏被排斥，而杨襄毅完成了他的谋划，也至今认为有利。关键在于洞察先机敢于担当，破除拘泥的见解，以善于为边疆谋划，将有什么措施不能实施呢？这不是守土的大臣，谁能指望呢？孟舒、魏尚、李广，都镇守云中，威名震动异族。现在的守将虽然比过去稍轻，然而天子圣明，所简用的封疆大吏，从督抚以下，都是一时的俊杰，而汪君以文武之才辅佐他们，我知道云中不再担忧虏寇了。云中安定，天下才安定。这是我反复阅读这本志书的原因。因为汪君请求作序，于是写下这些回复他，用来记在简册的开端。

记

阳岐江改复旧路记

重修天宝陂记

阳岐江改复旧路记【阳岐江】

公与董见龙书信中说：峡江改路的事情，因为省下的士大夫失去了渡船、邸舍的利益，所以极力争辩。有想要改路的人，就用大田驿风水的事情胁迫。文忠当时在阁中，路建成时，也还在阁中。

福建会城（福州）的南面，有一条江通向大海。它的水从上游四个郡一千多里都汇聚到这里，两座山夹束着它，所以名叫峡江。怒涛激浪，急流旋涡，险峻如同瞿塘峡。从峡江向上，大约二十多里是阳岐江。水势迂回平缓，一片芦苇就可以航行。前朝以前，行走的人都从这里渡江，称为平坦的道路。后来因为兵乱荒芜，偶尔遇到老虎暴行，于是迁徙而从峡江走。路虽然稍微平坦，但每当遇到风波，就葬身鱼腹。即使是最近隆庆、万历年间大比（科举考试）的年份，生员儒士溺死的数以千百计，行旅的人对此感到痛苦，想要恢复旧路，但人情因循守旧，害怕改作，屡次议论屡次搁置。

直指陆公来福建巡视，悉心体察民间疾苦，百废俱兴。检阅旧档案，得到前任福清县令的条议，慨然叹息说：“这条路不更改，难道要把百姓委弃于沟壑吗？”发文给郡县急切谋划。太守喻公，亲自前往勘察，按照陆公的指示。然而有的人，又为难于费用，甚至说我要规划大田驿为坟地，才创立这个提议。宪使陈公坚持坚决，方伯丁公极力主张，上报陆公，陆公批准，并且一起谋划这项工程。议论实在繁多，现在用两句话决定：不烦扰百姓，不更改驿站，又安置了那些多嘴的人。将要召集工匠，丁公奉命抚治福建，而左辖袁公，也恰好来辅助他的议论。于是把渡口移到阳岐江，从江向南，剪除荆棘，砌石铺路，削平高处填平低处，开辟为通行的道路，五十多里，建桥两座，公馆两座，铺舍六座，亭子一座，徼庐十座，增加渡船八艘。烧制砖瓦、木材、人力的费用，以两计算的金银一千七百多，都取自没收的财产，以及两台（按察司、都察司）的赎罪罚金，官府不损耗国库，百姓不参与听闻。工程始于辛亥年季秋，告成于壬子年季春。比较道路里程，比峡江减少了十分之二。从我们县到莆阳。

译往来于泉州、漳州之间的人。江上航行如同在陆地上行走，陆上行走如同在街市中穿梭，波涛不惊，猛兽潜迹，万众欢腾，歌谣传遍道路。而丁公、陆公又广泛征询众人的意见，认为选取萧家渡的道路，沿着吴山，径直到达台江，尤为便捷；只是沙洲稍有阻隔，那么浮桥和桩柱的方法可行。于是又进一步修路建馆，与阳岐路并存，以等待人们自行选择趋向，其计划周详，竟到了这种地步。丁公写信来告诉我，让我为此作记，并且说：“这件事作为道旁的馆舍已经很久了，决断后必定能成，全靠直指公，其次是各位大夫，我有什么功劳呢？从今以后，遵循正道大路，不要忘记直指公和各位大夫，以此比拟召公的埭和白堤，这是当地人的责任。”我向南再次拜手稽首说：“这正是中丞直指公和各位大夫体恤我们福建人，将我们从鲛宫蜃窟中救出，而登上唐庄那样的高处，怎敢不世世代代拜谢恩赐？因此想到三代王政，对于桥梁道路，无不尽力。单襄公经过陈国，道路杂草丛生不治理，就知道这个国家有大祸患。何况对于百千万人跋涉，与河神冯夷争夺一时的性命，其祸害如何，可以安然置之不理吗？从前交南七郡，泛海转运物资，沉溺相继发生，郑弘奏请开辟零陵、桂阳的道路，交州人依赖它。杨厥开通褒斜道而罢废子午道，后世为他凿石颂德。即使是我们福建万安桥的工程，父老至今颂扬蔡端明不止。千百载之后，这算是再次出现。而今天的举措事半功倍，公私安宁，与以往朝代相比，更为艰难。于是我对此有深深的感慨：夷险询问于水滨，远近考察于道路，利害折中于舆情，至为容易办理，尚且不免于悠悠的议论，几乎成为阻碍。大概人情多端，口语难信，天下事困于议论，大抵都是这样。这正是中丞直指公大造福建的原因。”

译重修天宝陂记【天宝陂】

我们县濒临海边，土地贫瘠，又很少泉水灌溉的便利，只要雨水或干旱稍有失常，禾苗立刻就会枯死。只有西南方向有一个叫天宝的陂塘。水从仙游流来，经过清源、善福，到达新宁、仁寿两个里，灌溉几千顷良田。宋代元符年间，郎公简修缮了它，所以又名元符陂。后来多次毁坏又多次修筑，万历己丑年，当地年高德劭的百姓周大勋奉县令欧阳侯的命令，用石块砌筑西陈石圳堤二百多丈。农民依赖它，到现在将近三十年，恰逢今年雨水过多，堤坝又出现坍塌溃决。正好王侯来担任县令，咨询民间疾苦，知道这个陂塘是全县最大的利害关键，询问众人，谁能承担这件事，大家一致说：前任坝长周大勋的儿子周文遴，忠诚勤勉干练，熟悉水利，让他主持工程，一定能成功。王侯很高兴，进而任命周文遴。周文遴呈上治理方略，都符合王侯的心意，于是让他召集工匠，下令凡是堵塞水渠、决开堤防、阻碍法令谋取私利、不缴纳钱粮服役的人，一律治罪，人心肃然。王侯又捐出俸禄作为资金，服役的人争相勉励，石块以丈计算，泥土以箕计算，挖土挑土的工人以日计算，全都虔诚尽力，没有人敢懈怠偷懒。其中最要害的地方，如西陈沟头靠近江海的地方，尤其加以重视，水利全部恢复，每年不再受灾，五洋二十五墩几万人全都蒙受恩泽，歌颂王侯的明德，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好官，为百姓造福，没有不把疏导水流兴办水利作为第一要义的。而我们县因为连年没有好收成，租税不能按时缴纳，成为长官的忧虑，我们这些同乡，大概也有惭愧的地方。现在有幸蒙受王侯的恩惠，使几千顷田地旱涝无忧，我们也应当互相劝勉按时缴纳赋税，使王侯不必因为催缴赋税而督促，这才是报答王侯的方式。而周君父子，先后在这个陂塘上有功劳，也可以说是崇尚道义、认真做事的人了。然而我观察县城前面，又有祥符陂，它的利害与这个陂塘相同，毁坏更加严重，可惜没有像周君那样的人，能够奉行王侯的德意，慷慨修复，这是我对于这次工程，更加有所期望的原因。

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六十一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六十二

华亭徐孚远闇公、陈子龙卧子、宋征璧尚木、夏允彛瑗公选辑

李待问存我参阅

纶扉奏稿（疏）

叶向高

疏

南直隶采矿公疏

请止钦取钱粮疏

请处分辽事揭

请减福藩庄田疏

请戚继光荫谥疏

条陈要务疏一

条陈时务疏二

拟论代事疏

南直隶采矿公疏【南礼部上 停止采矿】

奏为陵寝重地开采不适宜，请求赐予停止，以彰显圣孝的事。臣等最近看到大兴左卫中所百户王遇桂，奏献奇异银矿，兼征遗漏钱粮，以资助大工程，皇上过于听信他的说法，随即派遣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邢隆，开采进解。只是开采一事，关系不轻，它在各省，还可以稍微拖延时日，以等待天意的回转，臣等不敢一概陈说冒犯。如果南都的事体，确实与别处不同。别处的利害，尚且在小民身上，而南都直接上关陵寝。别处小民，虽然苦于矿害，然而朝廷下令停止，晚上就能见到休养生息。而这里陵脉一旦受伤，即使想要补救，也无从再及。臣听说天下的大界限有三，北界从秦陇一直到幽燕，就是现在的京师；南界从岷峨一直到大江东南，就是现在的留都紫金山孝陵所在；中界也从岷峨一直到淮扬，其中风气凝结，就是现在的祖陵、皇陵。所以天下的奥壤神皋，与山川的淑气，前代或许只得到一部分，而我们国家独自收得全部。运祚昌盛，虽然是祖宗功德，也是地灵使然。祖陵、皇陵距离庐州，孝陵距离徽宁诸郡，都不过二三百里，山川连络，龙脉所钟。譬如人身，虽然肢体各别，而这里撼动那里也动，处处相关。如果庐州诸山被凿，那么祖陵、皇陵的脉就受伤；徽宁诸山被凿，那么孝陵的脉就受伤。这都是理势必然，不是渺茫无据。陛下孝敬祖宗，每念未尝不在陵寝，必不忍因为经费匮乏，而动摇先世的神灵。事关陵寝，敬奏反宜详缓则为得体，想当奏请允行之时，或许来不及考虑，即使考虑到了，也尚未知道利害如此严重。在昔帝王汤沐之乡，辄加优渥，丰沛南阳，他方不敢望焉。今此数郡，毋论枌榆旧社，即开创之初，供亿艰难过豊沛南阳远甚，其山川艹木，犹宜爱护，以毋忘皇祖眷顾遗意。况关系陵寝国脉，如是重大，可以他处而漫例之耶。今成命虽颁，犹可及止。陛下若俯采群言，亟赐停罢，非但大江南北，雷动欢声，将皇祖在天之灵，亦为悦豫，默佑圣躬，阴培运祚，其为利益岂仅仅数万金钱巳哉。

请止钦取钱粮疏【署南京户部上 钦取钱粮】

臣一介书生，不谙钱谷，顷因人乏，摄事户曹，臣稽之往事，摉之故牒，自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