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七十

译辅佐治理需要经世济民之才，臣认为，祖宗设立内阁之官，起初只是任用贤能罢了，并不一定都必须是翰林出身。起初只是备顾问而已，并不授予他们政事。逐渐沿袭日久，驯至今日，从当权者来说，都说不可更改了。既然政事的授予，说不可更改，那么为何不增加内阁的员额呢？天下的人才，不能通过一条途径穷尽；朝廷的经世济民之才，也不能由一条途径的人穷尽。古代的贤明大臣，未曾有仅通过一条途径而获得的，人们都知道这一点。然而最终不能改变旧规，为什么呢？因为利弊相差并不远。现在试着让其他衙门的官员参与政务，难道就能建立惊天动地的功勋吗？这未必能做到，是可以预知的。这就是我不敢提出异议的原因。却不知道不能因此拘泥。政事的根本，好比大都会，必须四方车马辐辏，然后百货才能聚集，只有我想取的，无所不备。如果只通一条途径，那么即使接踵而至，也必定有所欠缺。翰林日日涵育于文字之间，讲求理义，他们的根本深厚；而各官日日涉猎军民事务，勤劳政事，他们的阅历熟稔。有根本，那么其致用自然顺畅；而多阅历，那么其作用尤其审慎。偏废而只用其一，哪里比得上兼收并取更为全面呢？臣且不敢远论，就说嘉靖初年，像杨一清等大臣，都称为贤辅，而近来拘泥的情况更加严重。暂且不说外官，凡是出自翰林的，六卿中除了吏、礼两部之外，都视为艰难险阻之路。以一日之长短来概括贤才的平生，这难道是万世无敌的好方法吗？方今事情必须面奏，那么参与政务、拟写圣旨，变通在呼吸之间。虽然群臣都在，似乎不必偏倚于一官，而事机的轻重，终究有所归属。臣希望陛下寻求祖宗设立内阁的初衷，鉴察历代设置辅臣的大概，凡是内外参用，使可以互相补益，那么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加宏大，而人才的长处，也各自得以充分发挥了。

第四点说，重视风纪以确立国是。臣认为，国家设置风宪之官，六科专门负责封驳，而院道重在纠劾。因为国是有一定的准则，人情容易玩忽，不可没有纪律；而祖宗圣明不自以为是，不敢认为圣旨一出就都恰当。所以设置六科，事情必须下达给六科，没有疑问，才交付给各衙门。而事情有不经过六科的，即使有圣旨，各衙门也不敢奉行。万一六科不能封驳，各衙门失于检阅，那么院道的纠劾随即而至。这就是国之所以有定，而官员必须备员，员额必须久任，任职必须让他能履行其职责的原因，都是为了重视它。近年朝廷不轻易将重要职位授予人，所以员额未必齐备，而担任此职的人又不能长久。至于六科的封驳，从未听说封还诏旨，而诏旨的下达，有时有不经过六科的，各衙门竟自奉行。院道虽有纠劾，陛下也置之不理。风纪重地，不备员，那么耳目有所不广；不久任，那么阅历未必老成。曾读《宋史》，读到李沆引烛焚诏说：“只要说臣李沆认为不可。”他的议论于是停止。而刘承珪对待节度使以瞑目，王旦坚持于是停止。未尝不感叹君臣相遇的盛况，而在圣明之世，却不使诸臣能够张胆正色，尽其封驳之职，祖宗建置风宪之意，恐怕不是这样的。那么国是将依靠什么呢？况且如今事情必须面奏，正是诸臣可以尽言之际。臣希望陛下特别重视其职责，备齐其员额。虽然不必完全充实原设的数额，但不可使其缺用。长久其任期，对于才可别用的人，固然不得不按序迁升了，而考察其议论平允，真正可以信赖的人，非九年不得别迁。诏旨的下达，万出一意外，允许封驳。有不经过六科竟自下达的，各衙门苟且奉行，院道交相弹劾，而陛下也虚心在上，使诸臣能够振作其风采，那么风纪日益重要，而国是可以确立了。至于推补都御史，固然不必专用一条途径，而翰林中素来号称英明正直的人，尤其应当参用其中的一二人。因为以熟正事的人备论思，而又以熟理义的人备风宪，这中间实在有相互资益的好处，虽然前所未闻，也未为不可。这也是重视风纪的方法。

第五点说，公正采纳以广开言路。臣听说帝王之世，进言不择人，只要是对的就行。后世官守与言责，判为两条途径，才开始有所谓言官之名。臣愚昧地认为，言官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官员，只是因为他们以进言为职责罢了，并非他们进言而其他诸臣都可以不进言。所以事情应当进言的，言官不进言则有罪，进言得当称为称职，进言不当，虽然不称职，也没有罪。那些不是言官的人，不进言不算罪，进言得当则应当奖赏，不当也没有罪，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职责。他们的不同仅此而已，并非说只有言官应当进言，其余人都可以沉默。陛下登极以来，诏书两次下达，都有诸人直言之条，远近臣民也曾精白以承蒙恩休矣。除了言官与一二名臣外，全都交付给相关衙门知晓而已。难道天下的至论，果真都聚集于一二人吗？而诏书的下达，又何必以直言为词呢？臣且不暇尽数，就说东莞县布衣谭清海所陈述的三件事，对于国典所关尤其重要。

译布衣尚且如此，那么地位高于布衣的人，难道都是迂腐空谈而不采纳吗？只要有一句话能兴起一项利益，就应当采纳。旨意是说该衙门、该部某部，其说“知道”是一回事，而另一说“该衙门即不许覆行”，臣尚不清楚其意。况且以前已经不可行了。如今凡事必须当面向皇上奏报。在严厉的威势之下，如果没有诱导鼓励的方法，那么随意说话的人就不敢承担责任，又有谁肯冒犯天威，来白白自取羞辱呢？臣希望陛下虚心采纳众臣的意见，对于所有百姓和臣子的章奏，不只看其人，只看其言；不只看其官位，只看其道理。不对的就搁置，对的就采用。不然，臣恐怕徒有求取言论的名声，却没有采纳言论的实效。即使那些负有责任的人，也将离心离德，更何况其他人呢？

第六点说，端正体制以防窥探窃取。臣认为，众臣的章奏，虽然言论有大有小，但都是天职天工。所以执行事务就责成六卿，谋划议论就先由内阁辅臣负责。这些都是所谓重任。大概天职天工，上天赋予陛下，而陛下又分派给众臣，所以说是重任。除此之外，奔走服役，以供一切使唤的，则是妇女和宦官的细微之事。虽然忠诚谨慎的心意不可忘记，但绝不能与政事同等看待。以陛下的英明圣哲，除了服役扫除之外，必定不会把其他事情交给他们，这是不待占卜而知的。近来因为一两个宦官，有推辞重任的奏章，内外臣工于是产生疑惧，认为这是祖宗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或许他们得以窥探窃取政事，那么流下的祸患将不小。况且祖宗设置侍从官员，种类繁多，顾名思义，难道没有用意吗？如今陛下临朝听政，侍奉在左右的不止一人，而密封奏章的传递出入，没有不是宦官做的，那么不免有窥探窃取的迹象，臣工产生疑虑是理所当然的。如今凡事必须当面向皇上奏报，那么奏事的时候，侍从众臣都应当严密侍奉在左右，而宦官如果不是提供贴身使唤，不应当靠近。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在殿庭决断，而不再通过宦官传递，这是不言而喻的。臣希望陛下推广这个意义，即使在朝见的时候，凡是侍奉在左右的，如传达旨意、接取奏本之类，都用文武侍从官员。当面奏报不能全部说完，或者有一两件应当传递出入的，也交给他们，不让宦官参与其中，以亵渎天职。并且明诏宦官以后不得再上推辞重任的奏疏，使内外大小众臣，明确知道政事的重要性，绝不会旁落他人，那么体制端正，窥探窃取的迹象也就无从产生了。清明的政治，万世如同一天一样。然而议论的人必定说，外臣传递旨意，万一有应当进入宫中的，必定不便。臣认为陛下励精图治，奉行天道，辨别天子的居所，那么必定不会把政事带入宫中。即使不得已，也是千百中之一二罢了。

第七点说，平抑好恶以振奋士气。听取言论的人只应当观察是非，不应当存有个人好恶。众人共同认为是的，一个人认为不是，不算叛逆；一个人独自见解，众人共同认为是的，不算结党。只以恰当为标准罢了。近日朝堂议论，未尝不汇集众人的见解，处理事情未尝不以公心，但好恶的运用，不能没有偏颇。一个人倡导，百人附和，意旨所向，随风倒伏，稍有不同，就指责为怪异，严重的必定置之死地而后已。偶尔有一两个不以为然的人，怀疑谗言、畏惧罪责，不敢发言，等到时间久了，也与他们同化了。那么士气怎能振奋，公论怎能彰明呢？如今凡事必须当面向皇上奏报，正是君臣上下，都俞吁咈（和谐应答），同在一堂的时候，万一众臣再蹈以前的习气，那么摧残压抑士气，所损害的岂止是毫芒之微？臣希望陛下敕令大小众臣，平心观察事理，心意所赞同的，必定知道其非；心意所反对的，必定知道其可取。众人说的未必正确，一个人说的未必错误。那么公论日益彰明，不仅孤介之士有所依靠，他们的士气日益振奋，而暗中消解权臣焰势、振扬国威的，或许就在这里了。

第八点说，警戒因循以防衰败。臣认为，朝堂上一句话，四海之大，如雨滋润万物，如饮水慰藉口渴，没有不顺从的。大概天下的治理，只有诚信才能严格，只有严格才能威严，而只有恰当才能诚信。治理的功业之所以日益兴起，而国势之所以日益尊贵，就在于此。如果言论发出而未必果然实行，还得以因循旧迹，那么其势必至衰败。为什么呢？因为习惯成自然且玩忽懈怠。臣刚到京师，每次看见官府下一道钦依，就勃然惊讶且议论，以为朝廷某事应当做成什么样子，某事应当做成什么样子了。等到考察其实施，却还和原来一样。这与今天的弊端非常吻合。开始惊讶，接着怀疑，现在则知道这是常态了。既然知道这是常态，那么还会有鼓舞奔走的意思吗？古代善于观察人国的人，不观察国势的强弱，而先观察诏令是否守信。玩忽懈怠像这样，国势如何呢？过去的事已经罢了。如今凡事必须当面向皇上奏报，正是事机号令一新之际。臣希望陛下敕令各部院，凡事妨碍施行的，宁可不予覆奏。其覆奏而得到旨意的，则必定申饬内外切实修举。而陛下也以身作则，拟定的必定恰当，言论必定实行。或许因循的习气可以兴起，而衰败的迹象可以避免。然而议论的人必定说，如今君明臣良，有言必信，未曾因循。臣且不暇枚举，远如馆选之制，先帝钦依，拟及外官，而

译等到后来没有一人在部中。近来如刑部复议，内部罪犯必定要公正地明确其罪行，已经奉圣旨说“是”了，而第二天又有不知其何罪而被处发的，以此类推，不能说只有这些。好善恶恶，乃是古今所谓无可奈何的弊病，难道可以再次出现吗？如果说它不可行，那就不如不复议。轻率处发则必然不能执行诏令，应当谨慎，以此应当而复议，复议而有圣旨，却又不执行，则是轻慢。轻慢则后来即使有不想执行的人，人们也不在意，违犯法纪的人必然增多。这是衰败的道路，这是大循（指常规）之所以应当警戒的。而警戒它，应当从陛下开始，在陛下，又应当从这次面奏的旨意开始。这是臣之所以恳切的原因。

第九条说，减少繁琐文牍以成就功业。臣认为事情必须面奏，那么万般事务的繁杂，不是一时能尽的，必定要等全部完毕而后归，处理政事的时间就不够了。因此分班的说法兴起。每日各部尚书与左侍郎、各司郎中，侍朝待奏；右侍郎率领员外郎以下叩头后先退去处理政事。有大礼大议则都在场。这是一种说法。又说便殿奏事，只有大臣近侍罢了。如通政司所引奏的，应当仍然在外庭，宜分早朝午朝，庶几有次序。早朝诸臣都在，午朝则只有该奏事的人。这又是一种说法。又有说早朝各衙门官，先以本章呈上，皇上就在便殿与辅臣看定，午朝才允许面对赐旨。急事仍不拘前朝，便殿讲筵，都允许执奏，立即与议决。只有隔夜才下本章，那么壅蔽的祸患，正在于此，决断所不可的。这又是一种说法。又有说正大紧关的章奏，就应当令讲读官逐一讲解，以开动圣虑，不应当只讲经传，以表明急于政事者。这又是一种说法。然而祖宗的制度，又有晚朝。大率所要的，在于减少繁琐文牍，追求日用。既不废朝，又不废政。大概请旨于上，出令于下，修政于中，缺一不可。如果繁琐文牍容易事务，而不力求其实用，那么以秦始皇的程书，病文王之日昃者，未必没有，而事功的不一致由此开始了。

第十条说，修史职以传盛大。臣听说史职的废弛已经很久了，诸臣的建言，也不一而足，而最终没有议行的。臣知道其原因了。不是说先帝实录方成，无暇及此，就是说祖宗所未举，不敢遽然。祖宗所未举，正有望于后人，而事关疑信，道存鉴戒，早一日，得一日之力。四海之广，何患无才，朝廷之大，何爱一官，而事固有动而不相害者。况今面奏之典既行，则圣君贤辅，嘉言懿动，必有超今迈古者，不可不纪述其详，光显其实，以传一时之盛。而一二奸邪情状，如今上钦定逆案是也，亦有当备之以鉴今而惩后者。宋神宗说，人臣奏对，有颇僻谗慝者，若左右有史官书之，则无所肆其奸矣。这话是有道理的。祖宗设编撰等官，名之曰史，而非九年不得迁，使不遇易世，岂使之坐食而已。臣愿陛下察古人重史之意，求祖宗设官之心，每日必轮该若干员，密迩乘舆，言动奏报，凡耳目所得及者，执简备书，修为实历。其耳目所不及者，诸司或以月报，或以季报，或以岁报，随其事机道里之缓急远近，而随至随纂，亦以附焉。故史职不可不修也。

这十者，都是今日应当讲的，都是与面奏相须的，惟陛下察焉。

译关于直言兵刑两件事以畅达公论、以阐明治国体制的奏疏【刑法兵务】

臣侥幸被提拔，担任言官之职，但身处万里之外的京城，见闻未必真实，时势也不能立即通达。小事既然被认为不值得说，大事则各位大臣已经说过了，作为耳目之责，臣深感惭愧。臣所担任的官职是刑科，近来又兼任兵科，那么兵事与刑狱，尤其应当由臣进言。冒昧地各陈述一件事，稍微弥补职责的不足，恳请陛下明察。

从刑法方面来说，将张齐贬为民籍，是陛下特别下达的旨意，这是众人所不知道的。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如果张齐确实贪财受贿、进谗言，那么他的罪行何止于贬为民籍？如果并非如此，那么又有什么赃物可以追缴？两种情况并存而产生疑虑，这体现了陛下极高的明察，意在激发天下的公论。

张齐的罪行难以直言。毛某上奏说张齐侵吞边商银两十余万两，因此逮捕张齐入诏狱，而华亭（徐阶）请求退休，也因此被批准。都察院进言，科道官员进言，同科的官员又进言，说他的罪行全是出于诬告，臣不敢苟同。然而，根据都察院的话、科道官员的话，奉圣旨，加上锦衣卫的刑讯，说他的罪行全是招供服罪的，臣也不敢苟同。

张齐难道没有罪吗？边镇重臣，刚被替换不久，没听说发生失事惊慌的情况，却以考察为由，指责先帝派遣的诏书，远远超过了轮台诏的宽容，不察实情，指摘为臣下的话语。仅这两件事，就已经不容他一天留在言官的行列中。如果说他贪财受贿、进谗言，恐怕未必，这是臣不敢说的。

臣家乡有养守门狗的人，贵宾到来，狗对着客人嚎叫，主人就杀狗来款待客人，客人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敬重，非常高兴。当晚丢失了盗贼，主人却不知道。臣担心客人虽然高兴了，但日后就没有人为陛下司职防盗的人了。

话涉及皇帝，天子改变脸色；事关朝廷，宰相待罪，这是重视谏官体制的做法。所以说，选用台谏官员，未必都是贤人；谏官所说的话，未必都是对的。但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并赋予他们重权，以此来遏制奸臣的萌芽，防止内部专权的弊端。如果这话不是诬蔑，张齐难道不是谏官吗？

所以当时各位大臣，此时华亭当国很久，骆公可谓敢于直言了，想挽留徐阶的离去，坚决不能将张齐定罪。想将张齐定罪，也不必深挖他的私事。而徐阶的离去，不应当辩白自己的无罪，只应当阐明张齐没有其他罪行。这样对于国家体制和士人风气，大家都会称快。然而当时各位大臣，难道见识不到这一点吗？因为陛下爱惜贤能的辅臣，所以无暇顾及陛下爱惜国家体制，这也是势所必然的。而徐阶急于辩白自己的无罪，那么哪里有空以文彦博自处呢？

如果臣，难道不知道张齐不是唐介吗？想为陛下得到唐介，那么张齐也是千里马的骨头。与其用严嵩用来厚待自己的方式厚待徐阶，不如用文彦博对待他的方式更为厚道。

先帝时期，因建言获罪的各位大臣，其中难道没有一两个自取罪责的吗？陛下即位以来，因事进忠的各份奏疏，其中难道没有一两个误入的吗？而陛下全部甄别录用，宽容对待，即使有一两个触犯圣意的，各位大臣又为他们昭雪，上下的考虑都极为深远。唯独张齐不被众人原谅，他确实有自取罪责的地方，或者宋代臣子有话说，在这个时候，议论君主容易，议论大臣难。臣反复思考这句话，不能不为世道增添一声叹息。

当局者迷，旁观者明，天下何尝没有公论呢？只是不敢发表罢了。现在幸好陛下暗中发表了，所以臣敢接着说。

从兵务方面来说，仲秋的大阅兵，是宰辅提出的建议，这是众人所不知道的。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陛下当前的急务，难道没有比大阅兵更紧急的吗？然而辅臣进言，陛下批准，这体现了陛下极高的圣明，意在推广到那些更为紧急的事务上。

大阅兵的礼仪，难以直言。认为它不是急务吗？那么南方有寇，北方有虏，将领脆弱而无能，兵气衰败而不振，古人所以严厉整顿军队，难道没有道理吗？臣不敢苟同。认为它确实是急务吗？那么治理国家有体制，担任治理有责任，君主明白其义，臣子能其事，各有职分，祖宗之所以设置而不举行，难道没有原因吗？臣也不敢苟同。

臣难道不知道中冬大阅兵，礼制有明文规定吗？只是帝王效法古人为治，在于学习其精神，不拘泥于其形式。所以像巡狩方岳、执爵养老之类，古人认为极其重要而不可废止的，现在也不举行，确实是得其精神。如果一定要事情符合古制，然后才效法古人，那么一部《周礼》，应当从哪里开始呢？这是臣不敢说的。

大阅兵固然重要，而陛下当前的急务，则比这更为重要。亲自裁决万机，详细阅览章奏，治理之道必定从这里开始。如果不务于此，而说大阅兵，纵然因此整顿军务，歼灭虏寇，也是治标的药剂，不是保本的术数。况且没有根本不正而能善用其末的。

时文某掎角之者多，骆公又可谓至公。臣观察张居正建议的奏疏，千余言，其意向所重，自有所在。大阅兵一言，不过是愤慨兵政的整顿，想陛下加意明作罢了。现在其意向所重的，未必全部举行，而经营半年，只以此举为急。以陛下的明察，难道不见此吗？

陛下如果亲自处理万机，阅览章奏，明作敦大，政本定了，那么军务的整顿，只是一个将领的事情罢了。即使不大阅兵，也不妨害治理。如果其

译不是这样的。这不过是白白生出祸端罢了。皇帝亲临视察，每月穿着军装，而去春前往南海子的巡幸，特别出于圣上的心意。这叫做大规模阅兵，是古制；搜苗（春季狩猎）难道不是古制吗？然而各位大臣却议论不休。本来，谨慎对待巡幸是陛下首要的原则。张居正这项提议，其用心虽然不同，但形式却相同。与其留下逢迎的痕迹，成为日后挑拨皇帝与宰相关系的借口，不如抛弃破鞋，去寻求珠玉，或许不会引起对琴瑟专一（指君臣关系和谐）的感叹，这才是盛世应有的作为啊。大小臣工，见解也达到这个程度，却难以开口说话。我认为张居正提出这项建议，他所急迫的并不在此，而陛下之所以迅速批准的意思，也不过是想由此及彼，达到他更加急迫的目的，所以我才敢提及。虽然如此，关于兵刑方面可以议论的，难道只有这些吗？内犯（内部犯罪）打一百棍然后监候，自古以来的刑法，没有像这样的。动不动就涉及生命，法律不可轻率。何况把百姓看得如草芥，担心下手过重，有见识的人能不深深忧虑吗？然而各位大臣已经说过了，以陛下的英明，必定会听从并批准，我就可以不说了。御史纪功在广海（地区），自古以来的军事事务，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丘多政乱（地方多而政令混乱），九牧（九州长官）的讥讽，正是说的这种情况。何况运筹帷幄、汗马功劳，他有什么资格谈论，却说凭借军功升赏呢？然而该科（负责监察的部门）也曾说过，以陛下的圣明，最终必定会另行商议的，我也可以不说了。只有前面两件事，公众舆论和治理体制稍微有些不安，而各位大臣偶然没有提及，所以我不自量力，冒死进言，恳请陛下命令相关部门虚心另行商议，务必求得最恰当的处理，然后才恩准批准，那么公众舆论就幸运了，治理体制就幸运了，而我作为该科待罪的官员，也感到荣耀有余了。

译恳请圣明迅速纠正宫闱典礼的奏疏【宫闱典礼】

臣等在南科等待治罪，对于宫廷中圣上的起居，遥远得无法听闻。近日得到邸报，捧读圣旨，才知道皇后因疾病居住在别宫，又知道皇上深切关怀皇后，只希望她稍有好转，就返回本宫。臣等忧喜交集，互相看着流泪。忧虑的是皇后的疾病，并且担心皇上思念太深，或许会损害圣体；喜悦的是皇后虽然患病，能得到皇上如此关怀，既想使皇后心意舒畅，使皇后心情快乐，又希望皇后迅速痊愈而回宫。陛下此心，天地鬼神确实鉴临，皇后的疾病将不用吃药而自然痊愈了。但臣等有一点犬马般的私情，还有不能置之不理的。想到皇后虽然患病，不应当居住在别宫，因为这在古今典礼中没有依据。所以说君子爱人以德行，次一等的是以姑息。现在陛下念及皇后的疾病，而听任她居住在别宫，这是以姑息来爱她罢了。如果以德行来爱她，那么不如让她居住在中宫。因为中宫本是皇后一天也不能离开的地方。侧室入住、处所设立，言语都有体统。皇后刚患病时，一时意志失措，或许以容易相处的地方为乐。现在别居既久，天真本性自然显现。不仅陛下思念皇后，或许不能放下，恐怕皇后仰望陛下，更是如此。况且自古帝王宫闱一定的典礼，不能使后世说改变是从陛下开始的。因此不避斧钺之刑，上渎天听。

参议宗藩事宜的奏疏【宗藩事宜】

宗藩事宜，各位大臣已经详细论述了。先前礼科都给事中何起鸣等人，题为“条议宗藩至切事宜，以仰裨圣政事”，随后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戚元佐，奏称“议处宗藩事宜，以定国家大计事”，都经礼部覆奏奉旨批准，行文催促各部衙门议奏。臣反复阅读前后两份奏疏，大致戚元佐的议论，都是推演详尽何起鸣等人的意思。除了冒费、擅婚两项议论外，他说限制封爵，主张君主的人，就是何起鸣等人所说的郡王以下，应当限定子女袭封，超出限额的，只给冠带口粮，和不应当困守一城，使他们能够从事农业、商业或仕进。他说议定继嗣，就是何起鸣等人所说的亲王传到袒免以外，万一没有后嗣，只允许亲支以本爵承袭官府事务，不得继承封爵。他说区别疏属，就是何起鸣等人所说的郡王六世孙以下，只将中尉长子世袭，其余只赐宗派名目，听其自便。这几项议论，何起鸣等人发起端绪，而戚元佐以该司身份又详细阐述，而各有所进，缘情达势，委曲详尽。而部议所看重的，唯独在于限制封爵这一项。说到它而不说，叫做沉默。臣虽然极其愚陋，能不在其中参议一言吗？臣愚昧的意见，封爵确实应当限制，而所限制的数量，则有更加应当进言的。何起鸣等人限制封爵的议论，只限于郡王以下，而戚元佐议论到亲王，已经说不敢擅自陈述，已经请求发起大数的端绪，而庙堂之上，已经认为独断决定了。臣是什么人，更敢在此进言？但天下大势至此，且不说是万世的计策，为朝廷思虑百年的计策，也不应当就事论事，应当合天下大势而论，或许可以。先前臣陈言恳请圣朝定经制以裕财用，臣愚昧的意见，想要统计天下财用的数量，量入为出。诚能不以刍荛为鄙，即赋税的收入，可以待用的，共分为若干，而分内以若干分供御，以若干分待宗室，以若干分待官吏，以若干分豢养兵马，以若干分供祭祀，与宾客泛用。倘若有余，即仍旧制何妨；如果不足，则即所谓限制封爵者而更进之，恐怕也是势之不得不然。今有千金之家，二族在此，其一只有二三子，其一子侄繁衍，则二三子者，分养必厚，其繁衍者，分养必薄。非情有不同，分量如此。如果责备子侄多的说，为什么不像一二子那样丰厚，则不仅祖父有所不能，千金之产可以立匮，也不是子姓之福。臣考察三代以上，周对待同姓，礼为极备，兴废继绝，则有之矣，不闻某国分封某国也。至汉大封同姓，后遂难制，始有创为分封之说者，大概即其原封之国，听其自分，非别有所益之也。唐宋之制，又不必言。我朝监古立法，当其始也，曷尝过滥，时有可为，势在得为，不以天下俭其亲，情也，亦理也。今也宗派日繁，财用日诎，势之所不行，则情屈而理当独申，此限制封爵之议，断断乎不容已，而臣所谓更进之者，非有他也，即所谓限制封爵者而参议之也。何者？亲王之子，限封五位，郡王之子，限封三位，似乎如此。其嫡子皆不必言矣。乃亲王之第六子，不得等同郡王之第二子，于情于理，俱觉少有未顺。且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译这不能说是均平。臣认为：亲王的次子应当受封，那么第六子也应当受封；第六子可以不封，那么次子也可以不封。亲王之子可以不封，如今朝廷的过失在于爵位没有上限而俸禄有限，爵位出自封爵的成例，俸禄仰赖于官府，因此百姓不见恩德却只见怨恨，那么郡王之子，就更不必说了。然而，皇帝的儿子封为亲王，如果让亲王之子一律受限于封爵，那么皇帝的孙子中就有得不到封爵的了，这可以吗？臣愚昧的意见是：五服以内的亲属，照旧分封；五服以外的亲属，即使是亲王也只袭封一位，这不仅符合时势的需要，而且天理、民彝、皇上的谋略和古制，似乎都没有违背。

如果不这样，就以世次亲疏为主，除了嫡子袭封外，始封亲王的诸子都封为郡王；袭封者与始封郡王的诸子，都封为镇国将军；袭封第三世者与第二世郡王的诸子，都封为辅国将军；到第七世者与第六世郡王的诸子，都封为奉国中尉为止。以下都不再分封。那些奉国将军，在朝廷本是无服之亲；中尉以下，本都是同姓而不亲近，且原爵位已经低微，或者给予分封，或者只限于袭封，或者就按照其他疏远亲属的成例，都是可以的。这又是另一种说法。

综合这两种说法来看：按照前一种说法，分封止于亲属关系尽处，这样就永远不会有奉国将军和各中尉了，似乎对旧制有妨碍。以臣的愚见，认为亲属关系已经穷尽者，各自保留其宗族，也不失为亲近且爱护，虽然不拘泥于旧制也可以。按照后一种说法，亲王的诸子与郡王的诸子同封，似乎对尊卑没有区别。以臣的愚见，认为虽然爵位不同，但论亲属关系则相同，即使是袭封，也可以区分尊卑了。其余则是亲属相同而恩泽一致，似乎也没有不可以的。

虽然如此，这也是大概而论罢了。如果统计财用的数量，还有不足，那么难道没有比这更进一步的办法吗？宗室入仕近来已经实行，但未能像三代那样完善。臣考察三代以上的藩封，就是如今的州牧郡守，所以不嫌多。后世分为两类，就无事而食，徒然成为百姓的祸患。从前唐太宗问侍臣说：“将宗室子弟分封于天下，便利吗？”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回答说：“不便利。纵观往昔封王者，如今最多。爵位命官既崇高，又多给役使，大概是将天下视为私产，绝非至公驾驭事物的道理。”太宗说：“对。我治理天下，本是为了百姓，不是劳苦百姓来供养我的亲属。”于是按照亲属疏远而降爵，只有有功的数人得以封王。推究这种用意，即使财力可以供给，似乎也应当有至公的道理。何况时势已经困窘，难道没有比这更进一步的办法吗？所贵在适宜均平与适宜岁入罢了。

至于施行的次序，必须先放宽出城的禁令，约定以官府的法度，元佐的法度，颇为明确详尽，而其他方面部议认为都没有难以处理的地方，臣又怎敢多言，全在于陛下责成当事诸臣，熟思独断，务必作为长久之计就可以了。

译论

喉论

喉论【阁臣】

公曾有三篇关于喉论的文章，旨在取面奏之意，现在特别选取其中论述宰相的一篇。

太祖的训诫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曾设立丞相。自秦朝开始设置丞相，不久就灭亡了。汉、唐、宋沿袭此制，虽然有贤能的宰相，但其中多有小人专权乱政。现在我朝废除丞相，设立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各种事务，彼此相互制衡，不敢互相压制，事情都由朝廷总揽，所以稳妥。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设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的，文武群臣实时弹劾奏报，将犯人凌迟处死，全家处决。呜呼！谋划决定政令，何其深切明白啊！”然而那些身居其位的人，明明有祖训，却视若敝屣，而道路上的无知之人，竟然直接以宰相看待他们了。不知道大学士并非宰相。大学士这个官职，是为什么而设立的呢？我曾听说，成祖登基那年，开始在东角门内开设内阁，命令编修解缙等七人，居中参与机要事务，以后逐渐升任为学士等官，这是设立大学士的由来，并不是所谓的宰相。我曾凭意推测，所谓参与机务，就是早晚启发开导，以辅助圣德，而时有政事，也有参与议论罢了。因此，圣德不明，先责备学士而后责备六卿；圣政不举，先责备六卿而后责备学士，他们的职责本来就有定分。如今表面上剥夺了他们的名分，暗中却给予他们实权，部院有所建议，必须预先告知，科道有所议论，多迎合风向，为什么呢？因为票拟的权力在他们手中，虽然英明圣断，一出于皇帝内心，但见形疑影，群臣都缩颈不敢与之抗衡。难道不知道这并非祖宗的本意吗？况且祖宗的本意，是不让大学士凌驾于六卿之上，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学士只是五品官，如果想凌驾于六卿之上，为什么不提升他们的阶衔呢？三杨历任两朝，才开始加兼官至尚书，听说他们最初加官时，也不过是工部尚书，这还是不想凌驾于六卿之上。自此后日久，逐渐忘记了初衷，然而也未听说有现任尚书而后入阁的。尚书入阁，从丘浚开始。听说浚在阁中，以礼部尚书兼太子太保，王恕以吏部尚书兼太子太保，王恕因为自己是吏部尚书，朝班排在丘浚之上，丘浚因为自己是阁臣，想排在王恕之上，两位大臣因此颇不相容，那么当时也不至于相互压制，像现在这样严重。既然以尚书身份入阁，入阁后就不再出来，而且有票拟的权力，其势不得不重，重而不知返回，其弊端将止于何处呢？官以五品，那么也应当以接近其衔位的人居之，不仅解缙等臣，其后商辂以侍读、彭韶以修撰，岳正以编修，这是尤为显著的。既然循资历而入，那么也应当循资历而出，解缙出为参政，固然是常例，若胡俨升任祭酒，没有别的原因，确实能兼修其法，他们品级不甚高，先历边抚有功则召之入阁，真是善制，可惜最终没有实行罢了。那么地位虽尊而不敢自肆，知道入阁后将复出，那么权力虽雄而不敢自固，而人们知道票拟不源于他们，那么也不至于缩颈而不敢与之抗衡。亟返之术，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那么阁臣票拟，不是祖宗的制度吗？回答说：是祖宗的制度，但不是其最完善的制度。我曾听说，英宗年幼登基，有诏令凡事禀报太后，太后令付内阁议决，阁臣票拟从此开始，那么这不是太祖、成祖的最初本意。那么其权力将交给谁呢？回答说：只有君主作福，只有君主作威，威福是君主的大权，将交给谁呢？这就是面奏请旨，所以为祖宗的圣制。有人说：那么六卿的权力，不是已经太重了吗？回答说：彼此相互制衡，不敢相互压制，太祖的训诫，大概已经考虑得很详细了。任用六卿，所谓分任而责成；任用内阁，所谓偏听而独任。天下君子小人，常常相互消长，六卿不能都是君子，以其分任责成而不相互压制，有坏人，而辨别容易；阁臣必不都是小人，以其偏听独任，而莫敢抗，万一有坏人，而专擅成矣。况且面奏请旨，那么其权常在朝廷，票拟内阁，那么其权属之内阁，又且传递于宫闱，又将入于宫闱，在内阁治乱半，入宫闱未有不乱者矣，而在内阁者，入宫闱之渐也。今不因其在内阁也，取而还之朝廷，迨其入于宫闱也，欲攘臂而夺之，将噬脐矣。有人说：今日政事所以不入宫闱者，正得内阁为之主持尔，今举而释之，朝廷日亲政事可也，万一有他说焉而宫闱得之矣。回答说：与其偏听一二人，而主持于冥冥之中，孰若分任责成，而主持于昭昭之表乎。臣愚之所以过为之虑者，正恐阁臣之不能主持也。有人说：那么今之阁臣将安置之。回答说：臣所谓出之者不必尽出也，不以尊官居者，必不尽然也，要之不

译失去内外宾主的区别是可以的，只要不让他们凌驾于六卿之上是可以的。然而既然说任命六卿，那么人们又会以担任六卿为荣，就不一定需要学士了。如果能让学士不以担任六卿为荣，那么这种趋势就逆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