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八十六
、专一摠理夷情军务。即今铜平镇筸有事。暂于沅州驻札以便调度以后地方宁静。仍回贵州坐镇。其贵州巡抚都御史仍行裁省。以摠督兼理。则叛苗剧患。既有所责成。以伸薄伐之威。而诸夷隐虞亦有所委属。以任经略之寄。安边全策。无以踰此。至于应行事宜、臣愚亦尝切计、敢并条陈以俟采择、一曰议辖属、查得贵州相邻地方、如湖广湖北道所属辰常靖三府州、永顺保靖二宣慰司、并境内各卫所司、俱系切近蜡尔山苗患之地、四川川东川南二道所属酉阳平茶邑梅等司、俱系见调兵戍守衙门、播州永宁二司、乌撒乌蒙东川铜雄四府、钱粮俱在贵州输纳云南安普道所属曲靖府、与广西南丹泗城二州地土相连、不时争仇、以上各守巡兵备参守、并文武土流官、俱合听摠督衙门节制、二曰议事柄、切照前项地方、多系贵州巡抚衙门兼制、但其事柄太轻以故难于行事、切以为摠督重臣、体统既尊、事权宜重请凡节制衙门官员皆得举劾奖饬如例、流官给由、与土官袭替、俱要呈详核允、然后起送、其调度兵粮违误者、听以军法处治、庶以鼓舞诸司、奔走羣属、三曰议钱粮、照得总督既建、必有钱谷以备资饷、除贵州全省照旧听其经费外、乞将辰常靖三处、存留钱粮、并税课等项议留、以备军需、仍候摠督重臣至镇之日、会同抚按会计数目、以为永制、其湖广额解贵州钱粮、亦于三处坐派以便催征、四曰议体统、照得湖北地方切尔苗患、最为要地、若湖广衙门仍复牵制、未免卒难举事、请凡一应地方兵粮事务、俱听摠督衙门裁断而行、各省官不必以文法掣挠、庶可展布以迄成功、如蒙 圣明俯念边方、远览英断、特勑吏部详议建设、仍简命才望素着、谙悉夷情重臣一员、前来莅事、则岂特边人受宁谧之福、而国家一体舆图亦永终亡敝矣、
译专一总揽管理夷情军务。如今铜平、镇筸有战事，暂在沅州驻扎以便调度；待以后地方宁静，仍回贵州坐镇。那贵州巡抚都御史一职，仍应裁撤，由总督兼理。这样，叛乱的苗民这一大患，便有了明确的责任归属，以彰显征讨的威严；而各夷族潜在的忧虑，也有了托付之人，以承担经略边疆的重任。安定边疆的完整策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至于应当推行的各项事宜，臣愚也曾深切考虑，敢一并分条陈述，以等待朝廷采择：
第一，商议管辖隶属。查得贵州相邻的地方，如湖广湖北道所属的辰州、常德、靖州三府州，永顺、保靖二宣慰司，以及境内各卫所司，都是紧邻蜡尔山苗患的地区；四川川东道、川南道所属的酉阳、平茶、邑梅等司，都是目前调兵戍守的衙门；播州、永宁二司，乌撒、乌蒙、东川、铜雄四府，钱粮都在贵州缴纳；云南安普道所属的曲靖府，与广西南丹、泗城二州土地相连，不时发生仇杀争斗。以上各地的守巡、兵备、参守官员，以及文武土流官员，都应当听从总督衙门的节制。
第二，商议事权。切见前述地方，多由贵州巡抚衙门兼管，但其事权太轻，因此难以行事。切认为总督作为重臣，体统既尊，事权应当加重。请求凡是被节制的衙门官员，都得以按例举荐、弹劾、奖赏或训诫；流官的考核去留，与土官的袭职更替，都要呈报总督详细审核批准，然后才能起送任用；那些调度兵粮有误的，听凭总督以军法处置。这样才能鼓舞各部门，驱使众下属。
第三，商议钱粮。查得总督既已设立，必定要有钱粮来准备军饷。除贵州全省照旧听其经费外，请求将辰州、常德、靖州三处存留的钱粮，以及税课等项议定留存，以备军需。仍待总督重臣到达驻地之日，会同巡抚、按察使核算数目，作为永久制度。那湖广定额解送贵州的钱粮，也在这三处摊派，以便催征。
第四，商议体统。查得湖北地方紧挨苗患，是最为紧要之地。如果湖广衙门仍然牵制，未免最终难以成事。请求凡是一应地方兵粮事务，都听从总督衙门裁断执行，各省官员不必以文法掣肘干扰，这样才能施展抱负直至成功。
如果蒙圣明俯念边疆，远览英明决断，特别敕令吏部详细商议建设事宜，仍简命一位才望素著、熟悉夷情的重臣前来任职，那么岂止边疆百姓享受安宁之福，国家的统一版图也将永远没有弊病了。
◆议
铸钱议
治运河议
○铸钱议【改铸大钱】
尝闻圣王之造钱币也、物重而币轻、于是乎作重钱以救其轻。物轻而币重。于是乎作轻钱以救其重。所以一法令。阜货财。杜奸伪也。伏见方今钱法阏格。公私困乏此古今之通患其患葢由于钱轻何者惜铜爱工则易于取赢。易于取赢。则奸人窥利以盗铸。奸人窥利以盗铸。则殽杂之钱多。殽杂之钱多。则币益轻而物益重矣故曰患在于钱轻。轻而不知所以权之则财货壅。民伪滋。非所以通懋迁之益。明泉布之义也。故为今计莫若铸嘉靖大钱。此是不易之法以五铢为定制而布之上下其轮郭深广倍旧钱。钱文不一最是弊事而以之市易则缗准一金焉是固圣王所以救轻之意也。或以为旧钱既废。新钱尚寡。恐不能家给而户足。况所铸之钱。费奢而直廉。非所以为国之利也。窃以为不然。夫经国者以度宜为政。而不袭于故常。议事者以成务为经。而不顾小费。夫唐宋旧钱。及本朝通宝。皆轮郭深厚。其瘠薄者不过民间所盗铸者耳。今京师虽用板钱。而大钱之流于天下者。尚不为少制新钱易处旧钱难必如此则新者有所接而旧者有所泄矣宜令民间旧钱与新颁轻重相若者贸易如故其不及者官征入之而偿其值即其所入者而改铸焉其有私藏小钱殽杂钱者。以私铸论。着之令甲。永为定式。夫费奢而直廉。则奸人无所射利。以启其邪心。一利也。盗铸既少。狱法自简。二利也。易恶为美。足以富国而裕民。三利也。通财货。惠商贾。四利也。公私皆得。商农并利。五利也。费于财而便于国。用虽侈而利则弘。何足病乎。故窃以为改铸大钱便谨议。
○治运河议【引沁水】
夫治河之议、人人殊旨、约而言之、则有数端、趍便易者则曰治诸泉以浚其源。覩末流者则曰开凿二洪之石以缓其势今二洪久废矣。狃近利者则曰挽黄河以益漕。矜小惠者则曰制转运以纾困。殊方异势。固难遥度观变察微可以理覩。得失成败。葢得而言之矣。夫治泉治洪。二者虽非下策。亦戾远图。有之固。足以为利。舍之亦未见其害。所谓平时救弊之方。非今日济急之要也。若兴转运必兴屯田乃可若夫既兴转运即废运河。治河之费虽省。输挽之费尤奢长运之卒虽宽转运之民卒瘅。况京师之地。素称瘠土。衣食百货。仰给东南。漕河既废。商贾不通畿甸之民。坐受其困。借使国利而民不便。犹不当冐然为之。况公私两困。上下俱病者乎。河性剽疾。迁徙不常。往岁决张秋。决侯家渡。殚力浚塞。始复故道。曾未数年。奔溃再出。今又南徙涡河矣。纵能挽复使北然所费公私缗钱不下数百万。而丁夫力役。大略相当。假使年来再决。将鸠财孱役复挽之乎。窃恐河决无巳。虽空国之赋。不足以当之也。况河性利于润下。大智先于无事。自瓠子既决之后。河之日南亦非本性日复一日。大率渐南。以今涡河较之。禹道巳踰千里。所谓江河之变。日趍于下也。岂能复逆挽之哉。夫昔之决张秋为北徙。北则挽而之南也顺而易。今之决野鸡冈为南徙。南则挽之而北也逆而难。此理灼然。人所共见。故以为宜罢挽河之役。纵之南流。稍加堤防。令不至害民而巳。固不可以有限之财。兴必不可成之役也。欧阳子曰、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则必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而利多者为之。尤愈于利少而害多。嗟夫、为今之计其惟引沁矣乎。沁自武陟即并于湖。今宜塞其故道。导之入漕。历曹州由旧分水处出永通闸、以达于二洪。然后于其下流树栅立埭。置堰增闸以节之。非惟利多害少、庶可一劳永佚。诚能不惑浮言不惜小费。释挽河之、财力。以转移于此。则劳同而功必倍矣。夫沁水一通。漕河自利。而黄河既却众流。其势自杀。是上之足以足国。下之足以利民。近之足以除河之患。远之足以贻万世之利。三策弗施。四善咸集。斯葢允赖之良谋。平成之上策也。故窃以为引沁便。谨议。
◆策
问贵州
漕河策
译◆议
铸钱议
治运河议
○铸钱议【改铸大钱】
曾听说圣王铸造钱币时，若物价昂贵而货币轻贱，便铸造重钱来补救货币的轻贱；若物价低廉而货币贵重，便铸造轻钱来补救货币的贵重。这是为了统一法令，使货物财富丰裕，杜绝奸邪伪饰。我见当今钱法阻滞不通，公私都陷入困乏，这是古今共同的祸患。其祸患大概源于钱币轻贱。为什么呢？因为吝惜铜料、爱惜工本，就容易获取利润；容易获取利润，奸人就会窥探利益进行盗铸；奸人窥探利益进行盗铸，混杂劣质的钱币就多了；混杂劣质的钱币多，货币就更加轻贱而物价就更加昂贵了。所以说祸患在于钱币轻贱。钱币轻贱却不知如何权衡调节，就会导致财货壅滞，民间伪币滋生，这不利于促进商品流通的益处，也不符合阐明货币意义的道理。所以为当今谋划，不如铸造嘉靖大钱。这是不可轻易改变的法度，以五铢钱为定制而推行于上下，其外缘深广加倍于旧钱。钱文不统一是最严重的弊病，而用它来交易，一贯钱相当于一金。这固然是圣王用来补救货币轻贱的本意。有人以为旧钱既然废除，新钱尚且稀少，恐怕不能做到家家充足、户户富足。况且所铸的钱币，耗费奢侈而价值低廉，不是为国家谋利的做法。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治理国家的人，以适宜时势来施政，而不沿袭旧规；议论政事的人，以成就事务为准则，而不顾惜小费。唐宋的旧钱，以及本朝的通宝钱，外缘都深厚，那些薄劣的不过是民间盗铸的罢了。现在京师虽然使用板钱，但大钱流布于天下的，尚且不算少。制造新钱容易，处理旧钱困难，必定如此，则新钱有所承接，而旧钱有所宣泄。应当命令民间旧钱与新颁行的钱币轻重相仿的，照常交易；那些不及新钱重量的，由官府征收上来并偿还其价值，随即用征收上来的钱币改铸。那些私藏小钱、混杂劣质钱币的，按私铸论处，写入法令，永远作为定式。耗费奢侈而价值低廉，则奸人无处图利，从而遏制其邪念，这是第一利。盗铸既少，刑狱法律自然简省，这是第二利。变劣为优，足以富国裕民，这是第三利。流通财货，恩惠商贾，这是第四利。公私都得到好处，商农都获利，这是第五利。耗费钱财而便利国家，费用虽然奢侈但利益却宏大，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所以我私下认为改铸大钱是便利的。谨此议论。
○治运河议【引沁水】
关于治理黄河的议论，人人见解不同，概括来说，有几种说法：追求便利简易的人说，治理诸泉以疏通水源；只看末流的人说，开凿二洪的石头以减缓水势。现在二洪久已废置了。贪图近利的人说，挽引黄河以增补漕运；矜持小恩小惠的人说，设置转运以解除困顿。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形势，固然难以遥测，但观察变化、体察细微之处，是可以按理推知的。得失成败，大概可以论述清楚了。治理诸泉、治理二洪，这两者虽然不是下策，也违背长远规划。有它们固然足以成为利益，舍弃它们也未见其害。所谓平时救弊的方法，并非今日济急的要务。如果兴办转运，必须兴办屯田才可以。如果既兴办转运就废除运河，治理黄河的费用虽然节省，但运输的费用尤其奢侈；长途运输的士兵虽然宽裕，转运的民夫却会疲惫病倒。况且京师之地，一向被称为贫瘠的土地，衣食百货，依赖东南供给。漕河一旦废除，商贾不通，京畿地区的百姓，将坐受其困。假使国家有利而百姓不便，尚且不应当贸然去做，何况公私两困、上下都受害的情况呢？黄河水性剽悍急疾，迁徙无常。往年决口于张秋，决口于侯家渡，竭尽全力疏浚堵塞，才恢复故道。没过几年，再次溃决。现在又南迁到涡河了。纵然能够挽引使其向北，但所耗费公私的钱财不下数百万，而丁夫力役，大致相当。假使今年再次决口，将聚集财力、征发劳役再次挽引吗？我私下担心黄河决口没有止境，即使耗尽国家的赋税，也不足以抵挡。何况黄河水性利于向下润泽，大智慧在于防患于未然。自从瓠子决口之后，黄河日渐向南，也不是本性使然，日复一日，大抵逐渐向南。以现在的涡河相比，禹时的河道已越过千里。所谓江河的变化，日渐趋向于下方。岂能再次逆挽它向北呢？往昔决口于张秋是向北迁徙，向北则挽引向南是顺势且容易；现在决口于野鸡冈是向南迁徙，向南则挽引向北是逆势且困难。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人所共见。所以我认为应当罢免挽引黄河的工程，任其向南流，稍加堤防，使其不至于危害百姓罢了。固不可以有限的财力，兴办必不可成的工程。欧阳修说：智者对于事情，有所不能，则必定比较利害的轻重，选择害少利多者去做，尤其好于利少害多。唉，为当今谋划，只有引沁水了吧。沁水从武陟就汇入湖泊，现在应当堵塞其故道，引导它进入漕河，经过曹州，由旧分水处出永通闸，到达二洪。然后在其下游树立栅栏、建立埭坝，设置堰闸以节制水流。这不仅利多害少，或许可以一劳永逸。诚能不惑于浮言，不惜小费，释放挽引黄河的财力，转移于此，则劳力相同而功效必定加倍。沁水一通，漕河自然有利；而黄河既然退却众流，其水势自然减弱。这是对上足以富足国家，对下足以便利百姓，就近足以消除黄河的祸患，长远足以遗留万世的利益。三种策略不施行，四种善果都汇集，这大概是确实可信赖的良谋，平定成功之上的策略。所以我私下认为引沁水是便利的。谨此议论。
◆策
问贵州
漕河策
问贵州自入疆理、即建籓置吏、如中土制、非若前代以夷礼治之也、以百余年控制之功、宜若可以载平而无事矣、然而棼结之势、每烦经畧、威信之施、动有阂滞、是又何也、意者疆理之法、犹有所阙乎、命吏之戾公选乎、土酋之狎常法乎、武备犹疏乎、招集未广乎、然以所闻者言之、则疆理巳详、而不治之患在制而不在政、四者似非其要也、夫急病者攻于谋、切灾者审于术、凡尔多士、所以为其地计者、必有定说矣、试言经远握要之略谓何、执事者将采焉、
圣人之治天下其始也、正之疆理以定其势、其次也立之规制以维其势、其终也、一之统纪以联其势、夫辨分域、增式廓、所以正疆理也、置牧长、树官秩、所以立规制也建连率、重事柄、所以一统纪也、夫王者之肇造也、以斥地为功、故首之以正疆理、疆理正矣、非文武错置以蔽之、牧长屹立以镇之、则无以弼成王制、故次之以立规制、规制立矣、而岳牧连率之不立、则势分于众建、机昡于舆尸、其何以率功、故以一统纪终焉、斯固先王不易之定制也、夫国家之抚有贵州、其所以疆理之者亦既久、而规制亦既密矣、然卒未迄于小康者、此其故可知矣、非法之不足以定、而机之不足以维也、患其统纪之未一而巳、何以言之夫贵州古鬼方之域也、自国初经理西南、即入疆宇其始也犹以要荒治之、树其酋长、使自镇抚、略其文法、以示羁縻、葢即禹贡五百里要服、而益稷所称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之义也、其详内略外之势、不得不然者、及其既也、声教讫矣、王业固矣、三苗既丕叙矣、乃置吏建藩使并之十二省之列、葢即虞典所称肇十有二州而以冀青分幽并营之义也、因时至治之道、不得不然者也、夫古也弼成五服、至于五十耳、而今也环僰甸之域、而版章之、其势可谓定矣、而况方图之内、规昼明备、有藩臬以抚率之、有郡县以绥柔之、有学挍以化导之、其所以揆文教者犹夫制也、有都司以控驭之、有卫所以参制之、有堡戍以列守之其所以奋武卫者犹夫制也、则所以维之者可谓固矣、夫势定矣规制固矣、然而未至于卒定者、此则愚所谓势分于众建、机昡于舆尸之故也、愚请得而备言之、夫贵之未列为藩也、则三省之裔壤也、其后割而置藩矣、然犹虑其卒无以驭之也、故贵州之壤土大率与三省之地相错揉、自今言之、西则四川乌蒙芒部诸郡南则广之泗城、云之曲靖东则湖广辰沅镇筸等处、北则播州邑茶诸酋、其土田则错畎也、其砦落则错置也、其夷民则错处也、所谓犬牙相制之国也、乃今则有可义者矣、偾事者指此以避辜、怀奸者藉此以匿党、质成者假此以渎辞、逋亡者幸此以罢追、下督责之令、则以邻为解、而寇无穷狝之威、董征敛之常、则以势自分、而赋鲜上供之实、是昔之所以犬牙相制者、适足为奸人私便之资也、又况持论者怀异同之心、当事者竞利害之便、机以牵制而摇、筭以纷纭而失、此一方膏肓之疾、有识之士所以扼腕而私为之计者也、愚故曰患在统纪之未一而巳夫今之为贵州计者、大率有四、曰择牧长、申威法、饬武备、广招集、四者而巳、其曰择牧长者、葢以吏必迁谪而后除。资必下品而后授。予之太轻待之太薄。厌其地者无固心。限于格者无锐志。故必易法而后可。此即所谓任官惟贤才、而立政夷微卢烝三毫阪尹庶常吉士之意也、亦一、良策也、其曰申威法者、葢以土酋之积骄召衅养寇欺公、用之则怀贰志、治之则法轻而无所惩、故必绳之以重法。此即所谓刑乱国用重典而牧誓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予其誓之意也、亦一良策也、其曰饬武备者、葢以铜平诸隘。戍兵单弱。宜及未期置堡增卫。此即费誓峙乃桢干之意也、亦一良策也、其曰广招集者、葢欲招失业之民之不耕之地。非特藉以蕃庶。亦可因之捍蔽。此即多士尚宁干止之意也、亦一良策也、四者之策、施之今日、固足以安民而定壤矣、然以贵州大势观之、则所谓救时补敝之方、非经远握要之略也、所谓经远握
译问：贵州自从纳入版图，就建立藩镇、设置官吏，如同中原的制度，不像前代那样用夷人的礼俗来治理。凭借百余年的控制之功，似乎应该可以太平无事，然而纷乱纠结的局势，常常烦扰经略使，威信的施行，动辄有阻碍停滞，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划定疆界的办法，还有所缺失吗？任命官吏违背了公正选拔的原则吗？土酋轻视常规的法度吗？武备还疏漏吗？招抚聚集的范围还不够广吗？然而根据所听到的情况来说，那么划定疆界已经详细，而不治的祸患在于制度而不在于政令，这四者似乎不是关键。凡是急于治病的人谋划要攻其要害，切中灾祸的人审视术数要准确，各位先生，你们为当地考虑，一定有确定的说法了。请说说长远把握要点的方略是什么，负责办事的人将采纳它。
圣人治理天下，起初，划定疆界来安定局势；其次，建立规制来维系局势；最后，统一纲纪来联结局势。辨别划分区域，扩大疆域，这是用来划定疆界的；设置牧长，确立官阶，这是用来建立规制的；建立连率，加重事权，这是用来统一纲纪的。君王开创基业，以开拓土地为功，所以首先划定疆界；疆界划定了，如果不文武交错布置来遮蔽它，牧长屹立来镇守它，就无法辅佐成就王制，所以其次建立规制；规制建立了，如果岳牧连率不设立，那么势力分散于众建，机要昏乱于众口，凭什么率领成功，所以以统一纲纪作为终结。这本来是先王不可改变的定制。国家抚有贵州，用来划定疆界也已经很久了，而规制也已经严密了，然而最终没有达到小康，这其中的缘故可以知道了。不是法律不足以安定，而是机要不足以维系，祸患在于纲纪没有统一罢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贵州是古代鬼方的地域，自从建国初期经理西南，就纳入版图，起初还以要荒之地来治理，树立他们的酋长，让他们自己镇抚，略去文法，以示羁縻，大概就是《禹贡》五百里要服，而《益稷》所称外薄四海，都建立五长的意思。这种详内略外的态势，不得不这样。等到后来，声教普及了，王业稳固了，三苗已经大治了，于是设置官吏建立藩镇，使之并入十二省的行列，大概就是《虞典》所称肇建十二州，而以冀、青分幽、并、营的意思。因时制宜的治理之道，不得不这样。古代辅佐成就五服，直到五十而已，而现在环绕僰甸的地域，而将其编入版图，其态势可以说安定了，何况在方图之内，规制明备，有藩臬来安抚率领，有郡县来安抚柔化，有学校来教化引导，那些用来衡量文教的还如同制度；有都司来控制驾驭，有卫所来参制，有堡戍来列守，那些用来振奋武卫的还如同制度，那么用来维系它的可以说牢固了。态势安定了，规制牢固了，然而没有达到最终安定，这就是愚者所说的势力分散于众建，机要昏乱于众口的缘故。愚者请求详细地说明。贵州没有列为藩镇的时候，是三省的边远之地，后来割地设置藩镇，然而还担心最终无法驾驭它，所以贵州的土地大致与三省的土地交错混杂，从今来说，西面是四川乌蒙、芒部等郡，南面是广西的泗城、云南的曲靖，东面是湖广辰州、沅州、镇筸等处，北面是播州、邑茶等土酋，他们的土地交错如沟渠，他们的寨落交错设置，他们的夷民交错居住，所谓犬牙相制的国家。现在却有可议之处了，败事的人指着这个来推卸罪责，怀奸的人借此来隐藏党羽，诉讼的人假借这个来滥诉，逃亡的人庆幸这个来逃避追捕，下达督责的命令，就以邻境为借口，而寇盗没有穷尽的剿杀威严，督促征收的常规，就以势力各自为政，而赋税很少有上缴的实情，这是过去用来犬牙相制的，恰好成为奸人私便的资本。何况持论的人怀有异同之心，当事的人竞逐利害之便，机要因为牵制而动摇，算计因为纷纭而失误，这是一方膏肓之疾，有识之士所以扼腕而私下为之谋划的。愚者所以说祸患在于纲纪没有统一罢了。现在为贵州谋划的，大致有四种，叫作择牧长、申威法、饬武备、廣招集，只有这四种。说择牧长的，大概认为官吏必须经过贬谪而后除授，资历必须是下品而后授予，给予太轻，对待太薄，厌恶此地的人没有固守之心，限于资格的人没有锐志，所以必须改变法度而后可以。这就是所谓任官惟贤才，而立政夷微卢烝三毫阪尹庶常古士的意思，也是一个良策。说申威法的，大概认为土酋积骄召衅养寇欺公，任用他们则怀有二心，治理他们则法轻而无所惩戒，所以必须用重法来约束他们。这就是所谓刑乱国用重典，而《牧誓》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我誓之的意思，也是一个良策。说饬武备的，大概认为铜平诸隘，戍兵单弱，应该趁未到期设置堡寨增加卫所，这就是《费誓》峙乃桢干的意思，也是一个良策。说广招集的，大概想要招抚失业的百姓和不耕种的土地，不仅借此繁衍人口，也可以因此捍卫遮蔽，这就是《多士》尚宁干止的意思，也是一个良策。这四种策略，施行于今日，固然足以安民而定壤，然而以贵州大势观之，那么所谓救时补弊的方法，不是经远握要的方略。所谓经远握
要之略奈何曰建重臣以一其统纪而巳、夫贵州非无重臣也、责任未专。事柄未一。虽有治军之命。而无专制之权。虽有兼属之文。而无受约之实。此其统纪未一。岂能成功于万里之外哉。谨按有虞之世、有岳牧以柔远、其职为最重、其权为最一、故能蛮夷率服、则以统纪一之故也、切以谓今之计、莫若仿两广五岭之制。特建重臣。专制其事。而凡川湖云广之裔地。皆得以役使之。而又开府上流。扼其要塞。则所谓经远握要之略。无以易于此矣。此非愚之好为纷更顾以为今日之疆理定矣规制备矣、所以议论多而成功少者、则以众建溃成、舆尸败筭故也、又况官不改制。籍不更图。既无变法。亦无耗财。不过稍稍申饬以通其变焉耳。此固所谓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之意。而非纷更之谓也。则何必泥于旧章。而安于不变为哉。今之议者类曰要荒之地、先王以不治治之而巳呜呼、此殆非达变之论也、书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言达变之谓也、夫所谓不治者、礼让不加、正朔不及之国也、今贵州置吏建藩、无异中州之制奈何复以是为解乎、此愚一统纪之说、固所谓俗革之政、而势不得不然者也、况先王之盛者莫如舜、舜之治有苗也、至于重臣如禹益者莅之、一乃心力以治戎事、三旬而后班师、乃诞敷文德焉、是故因威以树恩则恩始固、以文而饬武、则武益章、此有虞经略西南之遗迹也、未尝以不治治之也、故愚以谓建重臣之说虽圣人复起不能易矣、
译总之，大略是怎样的呢？回答说：设立重臣以统一统纪罢了。贵州并非没有重臣，只是责任不专一，事权不统一。虽然有治军的命令，却没有专制的权力；虽然有兼辖的名义，却没有受命的实权。这就是统纪不统一的原因，难道能在万里之外取得成功吗？
谨按：在虞舜的时代，有岳牧来安抚远方，他们的职责最重，他们的权力最专一，所以能使蛮夷顺服，这是因为统纪统一的原因。我深切认为，现在的计策，不如仿照两广五岭的制度，特别设立重臣，专断其事，而凡是四川、湖广、云南、广东的边远之地，都可以役使他们。又在上游开设府治，扼守要塞，那么所谓经营长远、掌握要害的策略，没有比这更简便的了。
这并非我喜好随意变更，而是认为今天的疆域已经划定，规制已经完备，之所以议论多而成功少，是因为分封众臣导致溃败，运送尸体导致败局。何况官制不改变，户籍不重绘，既没有变法，也没有耗费钱财，不过是稍微申令告诫以通达变通罢了。这本来就是说划定郊野、谨慎巩固边防的意思，而不是随意变更的意思。那么何必拘泥于旧章，而安于不变呢？
现在的议论者大多说：荒远之地，先王以不治来治理罢了。唉，这大概不是通达变通的言论。《尚书》说：“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说的就是通达变通的意思。所谓不治，是指礼让不加、正朔不及的国家。现在贵州设置官吏、建立藩镇，与中原的制度没有不同，怎么又拿这个作为借口呢？
这是我统一统纪的说法，本来就是所谓因风俗变革而制定的政令，而形势不得不如此。况且先王中兴盛的没有比得上舜的，舜治理有苗，以至于重臣如禹、益等人亲临，统一心力以处理军务，三十天后才班师，于是广泛宣扬文德。因此，凭借威势来树立恩德，恩德才开始稳固；用文德来整饬武备，武备才更加彰显。这是虞舜经营西南的遗迹，未曾以不治来治理。所以我认为，设立重臣的说法，即使圣人再世也不能改变。
○漕河策【治新河】
自古之漕有三、曰河曰陆曰海、然各因时以制宜量势以制便要在通利而巳、夫汉都长安、唐都关中、阻河据渭、以东临齐鲁荆吴、其挽输为稍易、宋都洛阳、汴水旁及四达之地也、其挽输为最易、元都燕京、去江南极远而漳御江淮、势不相属、其挽输为稍难、故运道易者、则河陆致输、难者则浮海入贡、何哉、其势然也、我 太祖高皇帝尝以七十万石饷辽东、 成祖文皇帝初年、以七十万石至北京、亦由海以达也至十三年、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余万疏凿会通河、运道通利乃始转饷河漕、罢绝海运矣、于是百八十年来挽输之卒、千里踵接、湖湘江淮之征、万艘云集、军无覆溺之虞、仓有储积之富、猗与休哉、诚千万世大利也、而议者或欲习海运以复旧、或欲疏胶莱新河以并漕、何哉、葢京师天下腹心也、郡县犹支体也、运漕犹咽喉也、故积贮者、生民之大命也、转输者、朝廷之急务也、即一旦或有意外之虞。沙滞金龙之口。河浮原武之涯。则泗沂洸汶之流。皆不足恃。而清济之间。为咽喉之梗矣。浚治不及施其巧。排决不及展其功。将何赖以善其后与。夫海运由、安东循灵山。历陈家之岛。边岸而来。则触浮劳之险。放舟大洋。入黑水。夹延真曰蓬。经芝芣沙门。则蹈万里涛湍之害未易轻涉也其故道虽在。闲习虽便。亦未可以轻议也。今以朝廷之力岁治一运道尚不能给况兼两运道乎此新河之说所以行而识者欲耕西北之水田为国家万年之利也此新河之议。所以廑执事之虑也。夫新河南自麻湾。北至海仓。其间相距者。纔三百余里耳。非远若漾海数千里之阻也。下款三沙之洋。上接三山之渤。海涛流入。其势自然。若非引汶绝济。强决细流。以畜注也。此固元人之所为经理而未成者也。然究其所难凿者。独马家壕之石底耳。今马壕闻巳浚渠矣。壅塞者通而建八闸以相漕引矣。九宂之湖。张鲁白现诸水。巳决引而经流矣。江淮商货。巳达麻湾之处矣。是垂成之功。可乘之势也。昔丘浚谓会通河葢天假元人之力、为我国家之用。斯新河也。又非元人为我经略之前驱与。不然。何向之疏凿未通者。今始有成功之渐也。尝考我朝初浚会通河、工部尚书宋礼刑部侍郎金纯、矢忠毕能、积数年之劳、动数十万之众、经数百里之地、而运道始达、然不以为劳者、诚惟国家之急而建万世之功也、今新河有易乘之势、当垂成之渐、较之用力、劳逸相去葢远、而省费宽民、必又倍之。是诚利漕之一策也、宜专任大臣殚忠竭谋、亲履小竺之山、度形相势、虑远迩、量事宜、计广狭、访其成事、循其故迹、浚淤塞之途、通渤海之波、时启闭之候、补其未备、缉其未成、道路既通、南北相属、然后使沿海便道诸郡、悉从此转输。而郡路不便海者、则泝会通河以入。如此、是无放洋之患。绝风礁之险。省牵率之劳。而又收径达之利。两道并进。诸路毕集。且以减挽漕之卒、省耗折之粮即一路卒遇有虞。而运道固未阻矣。此万世无患之道也。或者有曰缘俗而为治者、利必倍、寻常而制政者民必听方今海内和平、水泉洋溢譬之人身血脉周流、罔有间阻、是以方国之珍、九州岛之赋、来则鳞次羽集、去则鸟举兽散、沛然顺利矣、乃复陈新河之策、古人所未筹前哲所不论也、何其谬与、是不然、葢闻之深计者不虑始而虑终、长筭者不虑近而虑远、杨子曰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无功、昔汉元光中、郑当时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以绝渭道。中渡之难。永平中王景发卒数十万治汴渠堤。起荣阳至海口千余里。以分河汴之流。故不计穿引之劳。以寻河渭之便者。郑当时之勋也。不惮千里之役。以疏河汴之势者。王景之能也。当时称便。后世利之。夫新河在胶莱之间。其地脉固相属也。灵山小竺之崖。边海之处。而运输之故道也。海仓之口。直沽之近境也。由天津直沽以泊新河。固燕齐转贩之熟途也。今开浚者巳及三百里。
译○漕河策【治理新河】
自古以来的漕运有三种方式，即河运、陆运和海运。然而，各自都应根据时势来制定适宜的策略，衡量形势来制定便利的方法，关键在于畅通便利罢了。汉朝定都长安，唐朝定都关中，凭借黄河和渭水的险要地势，向东面对齐鲁、荆吴之地，其转运相对容易。宋朝定都洛阳，汴水旁边是四通八达的地方，其转运最为容易。元朝定都燕京，距离江南极其遥远，而漳水、御河、江淮之水，地势不相连接，其转运相对困难。所以，运输道路容易的，就用河运和陆运来输送；困难的，就通过海运来进贡。为什么呢？这是形势使然。
我太祖高皇帝曾经用七十万石粮食供给辽东，成祖文皇帝初年，用七十万石粮食运到北京，也都是通过海运到达的。到了第十三年，工部尚书宋礼征发丁夫十多万，疏浚开凿会通河，运输道路畅通便利，才开始转运粮饷走河运，废除了海运。于是，一百八十年来转运的士兵，千里相连，湖湘、江淮的征调，万艘船只云集，军队没有翻船溺亡的担忧，仓库有储备积累的富余，多么美好啊！这确实是千万世的巨大利益。
然而，议论的人有的想习用海运以恢复旧制，有的想疏浚胶莱新河以合并漕运，为什么呢？大概因为京师是天下的腹心，郡县如同四肢，漕运如同咽喉。所以，积蓄储备，是百姓的大命脉；转运输送，是朝廷的紧急事务。如果一旦有意外的忧患，沙石淤积在金龙口，河水漫溢在原武的岸边，那么泗水、沂水、洸水、汶水的流水，都不足以依赖，而清河与济水之间，就成了咽喉的梗阻。疏浚治理来不及施展技巧，排除决口来不及展现功效，将依靠什么来妥善处理后事呢？
海运从安东出发，沿着灵山，经过陈家岛，沿着岸边而来，就会遭遇浮劳的险阻；放舟进入大洋，进入黑水，夹着延真、曰蓬，经过芝芣、沙门，就会遭受万里波涛湍急的危害，不容易轻易涉足。它的旧路虽然还在，熟悉虽然方便，也不可以轻易议论。现在朝廷的力量每年治理一条运输道路尚且不能供给，何况同时治理两条运输道路呢？这就是新河之说得以实行，而有识之士想要耕种西北的水田，为国家谋取万年之利的原因。这也是新河之议，让执政者忧虑的原因。
新河从南边的麻湾，到北边的海仓，其间相距才三百多里罢了，不像泛海那样有几千里的阻隔。下面连接三沙的汪洋，上面连接三山的渤海，海潮流入，其形势自然。如果不是引汶水截断济水，强行决开细小的水流来蓄积注入，这本来是元人经营而未完成的。然而，究其难以开凿的地方，只有马家壕的石底罢了。现在听说马家壕已经疏浚渠道了，淤塞的地方疏通并建造了八座闸门来相互漕引，九宂湖、张鲁、白现等诸水，已经决开引导而流经了，江淮的商货，已经到达麻湾的地方了。这是即将成功的功业，可以乘势而为的形势。
过去丘浚说会通河大概是上天借助元人的力量，为我们国家所用。这新河，不也是元人为我们经略的前驱吗？不然的话，为什么以前疏凿未通的地方，现在才开始有成功的迹象呢？曾经考察我朝初年疏浚会通河，工部尚书宋礼、刑部侍郎金纯，竭尽忠诚和才能，积累数年的辛劳，调动数十万民众，经过数百里的地方，运输道路才开始通达。然而不认为这是劳苦，确实是因为国家的紧急事务而建立万世之功。现在新河有容易乘势的形势，处于即将成功的阶段，比较起来，用力方面，劳逸相差甚远，而节省费用、宽待百姓，必定又加倍。这确实是利于漕运的一个策略。
应当专门委任大臣，竭尽忠诚和谋略，亲自踏访小竺山，测量地形、观察形势，考虑远近，衡量事宜，计算宽窄，访查已成之事，遵循旧迹，疏浚淤塞的道路，连通渤海的波涛，适时开启关闭的时机，补充未完备之处，修补未完成之处。道路既通，南北相连，然后让沿海便道的各郡，都从此转运。而郡路不便海运的，就逆流而上走会通河进入。这样，就没有放洋的祸患，断绝风浪礁石的险阻，节省牵拉拖拽的劳苦，而又收取直达的利益。两条道路并进，各路全部汇集，并且可以减少转运漕运的士兵，节省损耗折耗的粮食。即使一条路突然遇到忧患，运输道路也本来没有阻断。这是万世无患的方法。
或许有的人说，顺应习俗而治理，利益必定加倍；按照常规而制定政令，百姓必定听从。现在海内和平，水泉丰沛，好比人身血脉周流，没有间隔阻碍，所以各国的珍宝，九州的赋税，来时像鱼鳞鸟羽般聚集，去时像鸟飞兽散般迅速，充沛顺利。却还陈述新河的策略，这是古人未曾筹划、前哲未曾议论的，多么荒谬啊！这不是这样。大概听说，深谋远虑的人不忧虑开始而忧虑终结，长远算计的人不忧虑近处而忧虑远处。杨子说，在可以做的时候做可以做的事，就顺从；在不可做的时候做不可做的事，就没有功效。
过去汉元光年间，郑当时引渭水开凿渠道，从长安起沿着南山，下到黄河以截断渭道，中渡的困难，永平年间王景征发士兵数十万治理汴渠堤坝，从荥阳到海口一千多里，以分流河汴之水。所以不计算开凿引导的劳苦，以寻找河渭的便利，这是郑当时的功勋；不畏惧千里的劳役，以疏浚河汴的形势，这是王景的能力。当时称其便利，后世利于它。
新河在胶莱之间，其地脉本来相连。灵山、小竺的崖岸，海边之处，是运输的旧道。海仓的口，是直沽的近境。从天津直沽停泊到新河，本来是燕齐转贩的熟路。现在开浚的已经到达三百里。
所未通者数十里之泥沙耳。非必起荣阳海口千里之役也。非若自长安傍南山穿渭之难也。而转输甚易。漕挽为便。昔丘浚申海运之说。谓河运虽通、人挽如故。海道虽险。而省减十倍。若新河成。则省减尤多。而永无海患。此又识者所以过计。而申其议也。若必寻常而守之。是汉谓渠无用穿、而荣阳海口。治堤之卒不足发矣。夫利者圣智之所必趋也、患者贤哲之所必计者也、见利而动、虑患而防、所以成大业而裕后世之大猷也、故会通河者、经远之大利也、新河者权宜之一策也、此业一定、而世世可无患矣、庸弗议乎、
译尚未贯通的只是几十里的泥沙而已。不必非要发动从荥阳海口起长达千里的劳役。也不像从长安沿着南山开凿渭水那样艰难。而转运输送非常容易。漕运拉船更为便利。从前丘浚提出海运的主张，说河运虽然通畅，但人力拉船的情况依旧；海路虽然危险，却能节省十倍的劳力。如果新河修成，那么节省的劳力会更多，而且永远没有海上的祸患。这又是明智之人之所以深思熟虑，并重申这一建议的原因。如果一定要拘泥于常规而固守不变，那就是汉代人认为开凿渠道无用，而荥阳海口治理堤防的劳役也就无需征发了。利益是圣明智慧之人必然追求的，祸患是贤良哲思之人必然考虑的，见到利益就行动，考虑到祸患就防备，这是成就伟大事业并为后世留下长远规划的原因。所以会通河是长远的巨大利益，新河是权宜之计。这项工程一旦确定，后世就可以永无祸患了，难道不应该讨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