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五十三

译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假如让他一去不复返，我们何必去追赶他呢？但如果他不是带着善意而来，而是怀着恶意而来呢？那么怎么能不追赶，又怎么能不拒绝呢？所以宋朝臣子苏辙著论驳斥说：帝王哪有不管辖夷狄的道理？我想招抚他们，就招抚他们，即使有人想离开，也无法离开；我想疏远他们，就疏远他们，即使有人想前来，也无法前来。难道可以任由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这在驾驭蛮夷的方法上，可以说是深刻透彻、明白晓畅了。如今根据奴酋的言行举止，已经呈现出想来自来、想走自走的态势，怎么能一天天地拖延，借口说治理他们却实际上不治理呢？臣愚昧地认为，陛下仁德如同天覆万物，气量如同海纳百川，即使不立即兴起问罪的军队，也应该发布文告，责问他们为何违背朝贡之礼。如果他们悔过认罪，停止侵扰，确实表现出诚意，就特别准许他们改过自新；如果他们桀骜不驯，负隅顽抗，也应该揭露他们的罪状，撤销他们的爵位和赏赐，同时命令户部、兵部从长远考虑，整顿军饷，以炫耀威武，防止侵扰暴行，这样就能控制别人而不被别人控制，中原的体制尊严得以维护，而外夷的视听也就肃然敬畏了。至于税使，可以撤换的就撤换，不要让他们窥探衅隙，反而由我们来替他们清除障碍；内库的钱财，可以发放的就发放，不要让我们积蓄余财，而士兵却因缺饷而呼号。这更是陛下为宗庙社稷和疆域安全所做的长远大计啊。

译○关于建州首领兼并附属夷族、欺凌附属国家，罪状已经显著，请求迅速颁布文告，严厉整顿武备，以遏制动乱萌芽的事【建州首领叛逆的情形】

今年三月初十日，兵部上奏，题为“海西、建州两酋长逾期不朝贡，谨依职掌据实上奏，以请皇帝裁决”一事，等候圣旨尚未下达，这也是冯公呈报的案件。随后在三月二十五日，兵部接到圣谕一道，其中有“辽东建州酋长，不思国家恩德，不遵守朝贡典制，招纳逃亡、接纳叛徒，意欲何为？此地紧邻皇陵京城，岂能容许如此怠慢疏忽？该督抚、镇守、巡按等官员，务必申饬军令，严戒将领，不要习以为常地侵克军饷以致丧失军心，不要自行放松威严以致滋生敌意，若有疏漏，责任有所归属。你部应立即行文告知他们”等语。由此可见，圣上虽然尚未批复兵部奏疏，但奏疏中所述的夷族情况，已经洞悉其本末。

近来朝鲜国已故国王李昖派遣陪臣柳涧等人谢恩，并顺便携带关于虏情的奏本，仍咨文兵部送交司衙。大略说：万历三十四年二月间，该国将海西酋长抢犯朝鲜的事情上奏，请求严厉敕令奴酋（建州首领），使之传谕忽酋（海西首领）。随即批准兵部题奏，奉圣旨：“海西夷族抢犯朝鲜，查核如果属实，依拟派员宣谕，不许侵扰残害附属国家”，钦遵移文该镇，选派能干通事前去宣谕奴儿哈赤，务必恪遵天朝禁令，不得结连构衅，肆意侵犯。

五月间，批准辽东赵巡抚（即赵楫）咨文，已行令分守道责成委官宣谕本酋长。此后，今据该国各镇接连报告虏情，自三十五年三月初七日至二十一日共六起，七月初二日至十一月二十日共十四起，皆属建州酋长奴儿哈赤妄动的情形。或分军为三起而分打时钱、三寨诸胡；或分军为二起而抢掠沿江一带胡落；或攻县城酋长胡万浩所守一城，掳掠一空；或抢毛老、黄古罗伊等九处，并遭焚劫；或与忽刺温在门岩上相持而取胜，皆往返于庆源镇之境；或攻忽刺温，厚集兵力于黑龙江，用兵则约同事于虚叱界之地；或同老土部胡人来说甲胄、马匹、藩胡三事；或向会宁五镇，各索要往来通好的通事各一人；或撤水下胡人而移置白头山，又撤罗良介所好，乃土起而利往水下，候藩胡尽撤，形势联络，然后进犯朝鲜；或遣精兵八千、船只一千，而载运军器刍粮，又造长梯、牛车、飞楼、战车，而多备兵器干粮，待明春大动两起军马直犯镜城、咸兴；或进攻回波部落，而尽被屠杀，仍捣忽巢，而势将纳降；或约攻朝鲜镇堡，以牵制北边，然后乘虚而直发径路；或遣四将领短甲步兵而已到山下；或邀通事索刊镇藩胡，使无隐城内；或以五十余卒由镇江边内；或以一百余军由锺城镇外；或将奴军三百自柔远境而穿过稳城；或驱藩胡累千自山外而督送奴窟。

封疆之界，彼此截然而屡动兵众过境。江边之夷，原非所属，而尽数撤移入寨。其不遵奉敇谕、并吞桀骜之状，有不可言者。

查辽镇自近日钦奉圣谕以后，在督臣则以为显逆未形，在镇臣犹以为显恶未着，似无容私忧遇计者。但朝鲜属国也，豆满江边县城诸胡，则朝鲜所属以备深处野人者也。向因海西酋长抢掠朝鲜，故使建州酋长传谕之。今海西酋长复抢掠县城诸胡，建州酋长不惟不救而反吞噬之，又且勾野人而与之联姻，令与江夷为鬪。观此则奴之甘心于鲜国，盖亦已久矣。则目前虽无侵犯朝鲜，而日后诚有滋蔓难图者。除咨行兵部外，相应呈堂复请等因，案呈到部。

臣惟东北夷三种女直，臣前疏备言之矣。野人女直，从来朝贡不常，而建州、海西，一向禀我约束。若朝鲜六道，北道咸镜，则界豆满江，而野人去北而遥；西道平安，则界鸭绿江，而建州去西而近。其豆满隔江县城杂种诸胡，则南邻朝鲜以为唇齿，而北障深处野人以传声息者。

自本兵曩年传圣谕于该镇，而抚臣赵楫差官宣谕，所云“毋得再扰朝鲜地方，抢劫该国近境胡种”者，即指豆满江外县城诸种而言也。

今县城被劫于海夷，求救于建州酋长，则传宣圣谕，正此其时。今反令弟男击破海西酋长军兵，席卷沿江夷种，其数不啻数千。在海西宜遭其击，而在县城不更益其祸乎？

犹未也。深处野人，朝贡既不常于中国，声息久不至于江外。今无故而来住十余日，与沿江诸夷兴兵厮杀，仍与建州酋长缔结亲密，抑又何也？

夫圣上方令建州酋长传谕海西夷族奉约，而今且举县城诸胡而吞噬之，反与海西夷族构衅。朝鲜方恃杂胡传报野人以为备，而今且勾深处野人而姻女连之，令

译在沿江厮杀，便将其视为弁髦（弃置不顾）。圣谕指出，蹂躏属国、勾结野人、迁徙诸胡，叛逆之迹已经显现，罪恶已经昭著，然而督镇诸臣却仍然认为叛逆之迹未显、罪恶未著。难道一定要等到他们举兵犯顺，鸣钟指向洛阳，才称之为显逆显恶吗？然而督臣所说的栽赃勒索参价、妄自索要降人，尤其属于恣意妄为，竟然借口说对于贡车减价的事，这还是本等虏人的性情，赵抚与宁远相比，姑息纵容奴酋，使其坐大，此疏所□□为公直。至于镇臣，则将包揽参价、索要降人的罪状，全部抹杀，而一方面说近来因为讲求驿递车价，未能满足其欲望，入贡逾期，如果说建州酋长违抗贡期，都是车价造成的。那么车价并非发端使然，除了廪给骑马之外，起初每车束十夷装，每夷给一匹布，所谓恤差钱，而后来折布为银，索价高达十七八两，以致丰润等五驿牛头在大秀等通状告救，部咨该镇抚臣议定，每车十两，而且所告的也止于五驿，所减的也止于数百金，想要大愿奢如奴酋，其不以数百金动色是明显的。然而深谋狡计如奴酋，其特以数百金借词是明显的。况且假如边将果能制其死命，即使分文不给，他敢不贡吗？假如不能使其心生畏惧，即使加倍给予，他能不叛吗？所以建州酋长敢于不贡，是因为眼前没有边将抵挡，而还不敢作逆，是因为心里害怕朝鲜在其后。计谋认为不灭朝鲜，则中国未易窥探；不虏诸胡，则朝鲜未易灭；不勾结海西则利分；不连野人则势孤；而诸胡也未易虏。所以敢于违抗贡期以明示其不足畏，而还不敢遽行作逆，将要尽剪其所忌，而后收其不足畏之实效。而有人见其兵未内侵，就认为未形未着，可以吗？况且从古中国对待夷狄，此谕奴酋一一□于事后，真先机之□也，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养其成，而付之于无可奈何者也。请以汉事明之，汉武元狩二年，霍去病皋兰之捷，降异国三十二，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来人降，置五属国以处之，所以安定之属治三水，上郡之属治龟兹，天水之属治勇士，五原之属治蒲泽，张掖之属治日勒是也。汉宣五风三年，匈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因大乖乱，单于阏氏子孙名王当户以下，将众五万来降，止帚义单于称臣，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之，所以西河之县三十六若美稷，而北地之县十九若青山是也。不特如此，汉武遣张骞以通乌孙，则连属三十六国，而遂断其右臂；汉宣使郑吉迎日逐，则都护五十五国，而尽并其北道。所以终汉世匈奴欵塞来朝，史不绝书，而迄无夷狄之祸。国家法汉为治，西则番僧番族，皆使之保塞自效于右；而东则属夷属国，皆使之守上自立于左，以扼虏之吭而制其命。而今建州酋长违背祖训，擅并属夷，既并建州诸部，若寄住毛怜等，复并海西诸部，若卜占吉猛骨孛罗等，今又抢卤县城、勾连野人、凌辱朝鲜，若入无人之境，地大兵强，畜繁马壮，其势岂徒倔强塞外，妄自尊大而已乎？待时而动，乘衅而入，臣诚未知所税驾耳。所以海建二酋违贡虽均，而衷情实异，建酋奴儿哈赤，则意在自外，能贡而敢于不贡者也；海西北关诸酋，则隔在徼外，欲贡而无由得贡者也；海西南关诸酋，则俯在胯下，不复能贡，即贡而亦非其故酋也。所以汉固不可先过，而胡亦不宜益进。臣愚以为陛下宜敕下兵部，即行该镇督抚，备行文告威让之词，明问并胡侵属之罪，仍一面速撤税监以绝辽人外向之心，立捐内帑以裕边将集兵之用，盖财不徒聚，所贵善用，钱用尽更来，机会一失不可复追，先发而制人，则事逸而功倍。陛下若立捐百万以委之该镇，而责其成功，谓不坐收投骨斗狗之效者，无是理也。夫理饷户臣职也，遣使用兵申饬驿递，枢臣职也，臣礼曹职贡，来则陈方物题赏赐，不来则任之而已。而目击情形，剥在肤足，辄冒昧陈其狂瞽，伏惟陛下留神，以自为宗社疆圉至计，臣等不胜激切待命之至。

译○关于海西、建州夷人补进贡物，以及南北部落情况尚未查明，谨遵惯例奏请，乞求赐予诘问，以挫败其狂妄图谋的事【海西、建州夷情】

主客清吏司呈报：奉本部送交礼科抄出的文件，辽东巡抚赵楫、总兵官李成梁联合上奏关于朝贡的事，大致说：辽阳管辖的副总兵事参将吴希汉，于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到达抚顺所，向奴尔哈赤、速把亥两个酋长宣谕，在上边竖立石碑，以马盟誓，遵行起贡，随即备办布匹等物犒赏完毕。建州夷酋奴尔哈赤，原定贡夷人五百名，分为五起，从抚顺关进入；现在有奴尔哈赤等，与兀勒等两起，共二百名，补进万历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的双贡。海西夷酋吾儿忽答，现住在建州寨内放牧，原定贡夷人三百六十三名，分为四起，从广顺关进入；现在有看只木等，与庄台等两起，共三百二十一名，补进万历二十九年、三十年的朝贡等情。奉圣旨：该部知道。随即礼科参看认为：驾驭夷人的道理，来不拒绝，去不追赶，修养我方，听任彼方，难道以去来作为轻重标准吗？奴酋不贡，也是我方防备未修的缘故，谁为此急切呢？况且讲和之事需要副将。这是以我方乞求盟约了。立碑镌刻夷语。这是酋长自为主盟了。为何如此狡黠。妄说外表依旧尊贵而体制未失。这不过是自我解脱罢了。酋长气焰日益骄横，我方忧患正长，私下恐怕入贡是埋下祸患。一时的耳目观听怎能夸耀呢？抄出斟酌，通抄到部送司。查考会典，近年规定海西每次贡一千人，建州五百人，每年十月初验放入关，十二月终止。如果次年正月以后到边的，边臣奏请得到圣旨才准验放。现在自三十五年以来，并无验放入关者。又两位大臣联合上奏，有奴酋不肯进贡抢了罢等语，所以本部于三月间，曾以逾期违贡，据实题明。现在据该镇联合疏报，奴、速二酋，盟誓补贡，那么外夷已是回头改过，中国何必吹毛求疵？但积闻建州夷酋，定敕五百，即奴、速二酋兄弟是也。而海西一千，更分南北二关。万历十年，南关酋长叫王台有敕七百道。北关酋长叫逞家奴、养家奴，有敕三百道。王台死后，其子猛古孛罗于是衰弱。其中军伯虎赤以二百道投奔北关。李宁远在辽各夷贡事，都令建州统辖，所以奴尔哈赤得以兼领别部赏赉以增强其强盛，而两关各得五百。后来南关愈弱，北关又并有一百三十七道，而南关只得到三百六十三道。近来建酋奴尔哈赤强盛，尽并南关，而北关那林孛罗等，于是隔绝而不能复通中国。现在联合疏报中所说海西夷酋吾儿忽答，现住在建州塞内住牧，原定贡夷人三百六十三名的，正是建酋所并南关海酋的数目。所以今日女直在建州，以五百道并海西南关的三百六十三道，而成为八百六十三道。在海西北关，以三百道并南关的三百三十七道，而成为六百三十七道。此番补贡，名虽建州、海西二种，实则建州冒用海西南关的敕书，而北关海西不得参与。同一海西，南关被建州所并，夺其敕而用之；北关被建州所隔，有其敕而无所用。现在如果说中外急切于贡，而更不诘问来历，只是包容荒谬以填溪壑，势必尽并北关，徐图内犯，而想凭借两片石以坚定群丑盟约，那就疏漏了。机宜本属兵部，而朝贡实有司存。贡既逾期，例应请旨，仍须行文边臣诘问，要见疏内所说，海西夷人，也肩随而北向的，是南关？还是北关？如果是北关那林孛罗等，那么两种女直，都补岁贡，允许他们是可以的。如果是南关，那么为何取中国之金帛为建酋冒领，且使轻视中国为无人而任其玩弄呢？相应呈堂题请等情。案呈到部，臣认为《周书》先王之制，蛮夷要服，要服者贡。先王之训，有不贡则修名，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让不贡，于是乎有威让之令。建酋吞噬海西，凌轹朝鲜，强裁参价，借口车银，该镇合疏而请加兵，故臣部循职而诘违贡，是正名，非急切。正欲边臣让之，非欲其宽之。现在该镇疏称中外急切于贡，彼且希冀，彼随入质，卑词屈请，立碑镌誓，副将临边，貌故自尊，中国另碑，体亦未失，总之中外急贡，制驭之策，自不得不宽云者，其中有无迁就，科臣参语已悉，臣不复问，只问谁急之而谁宽之乎？至于一车十两之裁，未及一行，而一十五两之增，旋咨两部，但所争不过五驿，而所费不过数百金，事有关于边防，议应听之兵部。惟是国家际天所覆，悉主悉臣，岂以建酋之贡不贡为重轻，特以朝鲜之警报尝闻，而南关之兼并有据，公然违贡以尝试我，故不容置之不问。

译唉，既然他们违背了进贡的常理，朝廷已经不再忌讳他们的非分行为，那么对于他们请求补贡的事，又怎能不预先识破他们的欺诈呢？

内部已免除抚顺关所进献的努尔哈赤、兀勒等两起贡品，原本属于建州，听任他们进京补贡。至于广顺关所进献的海西夷酋，向来有南、北二关，要查验只木等一百一十一人、庄台等一百一十人，究竟是哪一关的夷人种类。

如果说他们是云南关的，那么历代分封的土地在哪里？为何住在建州？建州明明是建州酋长吞并的，怎么能冒领敕书和顶戴赏赐？

如果说他们是北关的，那么多年没有通贡，为何突然到来？也必须是真正的北关酋长，才准许逐一查验放行。

夷狄自相攻击，看似是中国的利益，可以坐收渔人之利。然而仔细推究成祖文皇帝之所以将女真分为三部，又将卫所、地站划分为二百六十二处，让他们各自称雄，互不侵犯的原因，正是认为中国对待夷狄，必须离间他们的党羽而加以分化，保护他们的群体而使其生存，从来没有放任他们互相蚕食，任凭他们渔猎以养大他们的势力，最终导致无可奈何的局面。

臣职司朝贡事务，如果侥幸他们前来，查验敕书后题请赏赐，也可以了事。只是考虑到他们越年远贡后又来，应当有办法挫败他们的奸谋，裁抑他们的强索，这样他们的贡赋才可能坚固而可依赖。

恳请陛下敕令兵部，迅速行文给该镇守边臣，查问明白后，才允许他们入关，不要只是顺从他们的意愿，而对他们无可奈何，那么边疆就幸运了。

译○关于东夷一同进贡，应当筹划西戎领赏有例，请求酌定入京与留边的人数，以怀柔远方、安定内部之事【进贡夷人的人数】

主客清吏司呈报：女直馆每年进贡的夷人酋长，建州五百人，海西一千人，共计一千五百人。近来辽东抚镇衙门会题朝贡之事，其中称建州奴儿哈赤等两批，共二百名，从抚顺关进入；海西看只木等两批，共二百二十一名，从广须关进入。又据顺天巡抚咨报，八月二十五日，建州等卫二百名入关；九月初二日又报建州等卫一百六十名进入。以八月二十五日所报之数，符合前疏。那么九月初二日之数，便是额外增添的。总计为五百八十一名。等到女直馆序班李惟葵从辽东差遣回来，因询问顺天抚臣咨报的人数，为何与辽东抚镇所题不同，李惟葵回答说：抚镇题报的数目是准确的。近来因为奴儿哈赤想要将建州应贡的人数，抢先入贡，又报一百六十名入关，所以海西二百二十一名，现住在广宁守候五十天了。随即在邸报上，见到广西道御史毕懋康关于夷贡人数过多、内地防范宜密，恳请圣明先事预防，以消除争端，以尊国体的奏疏，尚未奉旨。又据本司提督二馆主事洪世俊，关于外夷入贡在即，内地料理应当周全，敬陈预备事宜，以安抚夷情，以消除不可测之事，呈报部送司。两词虽然不同，其意皆欲将一千五百贡夷，暂置于重镇，分作三批，依次出入。皆属思患预防，确实应当从长筹划。随即查考旧档，建州海西每年应有一千五百人入贡，而每年实际未有如数而至者。所以如今海西尚补万历二十九、三十年的贡，而建州尚补万历二十六、二十七年的贡。如今建州初报二百，自是旧规。而复报一百六十，又欲争处海西之前。若使海西二百二十一名，久留广宁，必待建州完事而后入，那么守候之苦，不言可知。况且所报止是一关，尚有一关未到。若其续到，又将如何处置？夫属夷不贡，固当行威让之令；而及其补贡，又当加体恤之仁。备查《会典》，西北番戎、海南琉球，其初亦皆悉众入贡，彼此困疲。自嘉靖四十二年、隆庆三年，始着为令，而华夷胥赖之。都督如哈密、畏兀二府，指挥若罕东、赤斤、月氐三卫，皆五年一贡，三十人起送，十三人；乌思藏若阐教五王，招讨若朵甘、直管二司，皆三年一贡，一千人；安抚若董卜韩胡、别思寨，俱三年一贡，一千七百三十五人；杂谷司三年一贡，一千二百七十四人，内皆一半全赏京给，一半减赏省给，而止皆于全赏内起送八人。若护卫王三年一贡，七百七十五人，而止于一半全赏内起送六人；安抚若长河等司三年一贡，三百三十六人，自威茂入者，若打喇儿三年一贡，二百五十人；达思蛮三年一贡，四百二十八人；长贡司三年一贡三百人；碉怯刊寺三年一贡，二百五十人，而皆于一半全赏内起送四人；自洮岷入者，若番族大则起送四五人，小则一二人，余皆留边听赏。即如琉球，近该福建抚臣报称补二年一贡，亦止以一十三人入京，余皆在福建候赏。此岂独为中国邮传之计哉。四方风气异宜，他乡水土难调，往往有道死而不得止帚者。故留边听賞，夷亦便之。国家臣妾四夷，北虏若顺义王，一向在边领赏，并无一虏入京。即自北而西而南，无不量行起送，以表来享之诚，而余悉留边，以遂如止帚之愿。何独于东夷而不视同仁。合无比照前例，量行起送，余悉保边，但付敕书赍验，照常临边宴赏，则行者免跋涉之劳，守者免伺候之苦，其于中国防费更勿论矣。等语到部。臣惟国家既以朵颜三卫处属夷，即东北如肃慎，而不吝爵以都督，赐以金币，岁使千五百人奔命恐后，奉正朔惟谨者，岂果利其楛矢石弩哉？此辈本非孝子顺孙，各有部落种类，致其头目于此，所以消其侵轶于彼也。迩来承平日久，禁网渐疏，夷酋养安贵倨，关隘验放不真，来非贵种，多杂奴丁。苐取验敕为信，略示羁縻为策。但使称贡者恐后，亦当处置之得宜。况建州何以宜先，而海西何以宜后？不来何以让之，而既来又何以阻之？今据所引西南番戎事例，论贡期远者五年，而近者三年，或二年，未有一年一贡者也；论贡额则应贡之多，至一千七百三十五人，而起送之少，至一二人，未有尽一千五百人而俱赴京师者也。今即不宜苛为之限，大约十人之内，一人赴京，或照

译这是朝廷选择酋长的原因。有的留在本地给予赏赐，有的则送交额外的赏赐。前来的人带着诏书和凭证。查验之后，统一题请赏赐。仍然依照北方虏人的先例，让序班陪同，将应得的赏赐携带前往辽东抚镇衙门，连同诏书一起唱名发放，设宴款待。先让边境官员向酋长宣谕：“你们各自效忠顺从，一同进贡，朝廷不吝惜犒劳赏赐。只是考虑到你们在边境守候焦急烦闷，而沿途奔波辛苦。如今路途遥远，天气寒冷凛冽，夏季京城暑雨又多，疾病瘟疫、风霜之苦，都替你们考虑。今后可以避开严冬盛夏的时节，各自遵守春季朝见、秋季请安的制度。建州、海西、南、北三种部落，春秋两季都以二百五十人为定额。如果正月、七月是建州，那么二月、八月就是北关，而三月、九月就是南关。按期按数到达。边境官员听任其中二十五人入京，其余都留在边境等待赏赐。该镇务必妥善安置，时常给予优厚的供给。等到入京的人到达边境，一起宴饮赏赐后遣返。如果有提前或超数而至的人，一一阻止遣回。纵容混入的人，全部听候参劾追究。眼下如海西这一批未曾入京的，就照例处理。如今抚按镇守官员，都刚刚奉命任职，正适合整顿。恳请敕令下达兵部查照，立即让该镇遵照施行，这样既普遍施行了朝廷怀柔远方的恩惠，更加坚定了各夷族归顺教化的诚意，而内地的防备，自然都可以无忧无虑了。”

译○关于陪京灾异异常、天心仁爱愈发恳切的奏疏【因灾修省】

南京礼部等衙门各揭帖上称：因为留京水灾异常，这是上天谴告，应当畏惧，恳请圣明皇帝迅速修实政事，以图消除灾祸。臣读后不胜恐惧，查考旧典，淫雨不止，水流淹没国邑，其对应的灾异非常巨大。传书说：阴气旺盛，水涌成灾，灾祸进入城市，沿着街衢蔓延，这就更加异常；灾祸出现在皇祖龙兴之地，奉先殿、大庖厨等全部被淹没，这就尤为异常。大概去年京师水灾，内而禁地，外而官民庐舍，无不倾塌；而今年陪京也如此，天意似乎在说：京城示灾，既不为所动；旧京是皇祖肇基之地，再加谴告，怎能不畏惧呢？臣等深知天心的仁爱对皇上是永无止境的。三吴是根本重地、财赋富庶之区，人心惶惶，祸变将起，修事修救，各有主管官员负责，无需臣多赘言。臣是礼官，雨旱不时，罪责在臣等。除了遵循往例恭候圣命下达，百官穿素服三天，痛加修省以敬奉天戒外，私下认为皇上是天之宗子，一举一动、一呼一吸都与上天相通。臣等万人心中的计虑，不如皇上的一转念；万手所忙碌操劳，不如皇上的一举笔。如今政事废坠，圣心岂能不明察？只是圣断未决罢了。如朝讲应当亲临，大僚应当补任，考选应当下达，废弃的人才应当举用，边饷应当处理，阁部大臣已经说得既详细又恳切，间或也屡次奉到明诏，一说“即俟简发”，一说“稍待简发”。既然说“即”，就不必等待；既然说“稍待”，就不宜长久，然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究竟何时才能实行？臣虽然另有条列，也不能超过阁臣的详恳，只祈愿皇上将心中已明察的事情断然实行，不要让人说天语煌煌，徒然成为拖延时日的借口，那就幸运了。

顾臣等愚虑，私下认为祸患必有根基，不大破积习，口舌之争，能有什么成效？譬如病必有根，不疏通其脉络，只治标急之症，终难痊愈。臣等敢谨慎摘取今日酿祸之源，列为五款，皇上务必锐意改图而修省，实效可期望。

一曰：保持清明平旦之气，以澄清圣衷。臣听说古代帝王天未亮就穿衣起身，不仅是勤于政事，实在是因为朝向光明之际，万虑俱澄，孟子所说的“夜气”，正是为此。皇上深居静摄，念头何尝一日不在万机之上？然而臣等侧闻宫中起居，夜深方寝，日高未起。当时值向晦，阴浊之气用事，何况到了夜半，神疲气倦，此时若有裁决，怎能合宜？等到平旦，正是圣心清明之时，反而去安卧休息，在床上消磨时光，起身看日影，又将向晦了。那么气怎能澄清？神怎能安定？嗜好之所以蔽锢，喜怒之所以多偏，忠谠之言之所以难入，批红之所以愆期，外廷诸臣，以为皇上忘了天下，而不知道在夙兴夜寐之间，蹉跎了许多大事。以皇上的神圣，远迈虞舜周文，诚能试于鸡鸣时思考，待旦而行，则必知蛊惑如高淮决不可不诛，税监决不可不撤，循吏如满朝荐、无辜如王邦才等人，决不可不宥。虽未即视朝，而神谟雄断，当不崇朝而驰万里。这是说天心恢复，而阴浊之气有不澄清的吗？

一曰：每月召阁部大臣入对，以决壅欝。耳目听覩，则是非较然；笔札传闻，则疑信互半。阁部诸臣，是皇上所与共图国事的人。而比年以来，天颜日邃，股肱心膂，日见隔绝。忧危深心，既未易悉之简牍；补缀屡奏，又未易彻之旒黄。上不见缓急之形，则欲行而辄止；下未得要领之止帚，则愈揣而愈疑。政事蛊废，人情猜阻，职此之由。以皇上之宽仁明察，若使天下事得一一指数于前，裁决何难？况一月一御便殿，圣躬亦不为劳；一召便有多官，则私言无从蔽隐。非止情事了然，抑且人品洞烛。一日之间，改观易听，政事必然精采，人心必然耸动。这是说泰交成而阴沴有不消的吗？

一曰：恢复章奏批发之规，以尊主权。往时章奏之下，皆有定期，但有从与不从，并无下与不下。留中之起，大概或事有难处，意有不便，以为且一留中，可泯形迹，杜口语。然亦偶一为之耳，岂意此端既开，遂成否鬵。至于今下者为旷典，不下者为常事。皇上见为行止自由，大权在手，不知章奏之入，既不必其出，则入又安必其入？入而不出，皇上主之矣；入而不入，竟谁主之？况批红覆奏，转展迟速之际，能无焬灶之奸？臣恐权之潜移而不自知也。愿皇上察看此情形，断自圣心，勒定限期，或几日送票，几日批发。倘有不当，明示驳正。行止迟速，显然与天下共睹，断绝留中之敝政，庶左右不得上下其手，主权不至旁落于人。这是说干刚奋，而

译阴暗遮蔽之处，难道就没有不能决断的吗？第一，应当谨慎地处理内廷批红与外廷票拟的关系，以杜绝群臣的疑虑。我皇祖设立阁臣，本意是让他们备顾问、代拟诏令。凡是奏章疏议，必须由阁臣拟票，然后呈请皇上裁断，这样繁杂的政务才不会烦扰而得以条理。如今却有不经阁臣票拟，直接从中宫发出的情况。比如近日考选一事，两次奉到中旨，导致部寺官员互相攻讦，出现公言私语的现象。这如果是真的出自圣意，那么威福自专，为何不当时就做出处分，反而屡次在诏旨中显露，经年不决？如果不是出自圣意，那么是谁授意此旨，从而引发纷纭的猜疑？又如近日三位阁臣一同上疏辞官，一份从内廷批红，两份发往阁臣票拟。如果说内批是特别的眷顾，那么谏言被采纳、言论被听从，这才叫有礼，就应当立刻准许考选的请求，为何只说“即俟简发”？如果不是特别的眷顾，那么又何必取用内批，来推崇这种虚拘的仪数呢？况且皇上久居深宫，是非邪正，不容易凭空判断。前后左右，难道没有窥探伺机之人吗？当此圣明之主在位，固然无需过度忧虑。这话在神庙年间没有应验，而在熹宗朝万一相沿日久，矫诏的奸邪之徒，流毒于士大夫阶层，那么今日开了这个头，遗祸不浅。臣希望皇上留心章奏，全部发给阁臣拟票，然后裁决。偶尔有时出自圣意，也只传谕阁臣，他们自然能顺承旨意，这样善政归于君主，过错无处推诿。这就好比大明当空，阴暗的妖魔难道还有不服的吗？

第二，应当去除讲究形迹体面的套数，以振兴事功。萧何定规、曹参遵循，原本不是为了顾全体面；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上殿争论像老虎一样，又何曾计较形迹呢？然而近多年来，阁部的事体，全成了圈套。大小臣工，务求雷同。政事弊端已到了极点。稍微振作整顿，就担心相互对比；人情圆滑世故的人多了，稍微挺立刚直，就被斥为异类。把因循苟且看作宽厚，为了避免嫌怨而显得拘谨。坐视天下有养痈自溃的形势，却让志士怀抱载胥及溺的遗憾。那么人心怎能不离散，士风怎能不萎靡，边防将领怎能得到廉颇、李牧那样的贤才，被遗落的诸臣，又怎能得到征召的希望呢？臣希望皇上敕令阁部大臣以及众官，务必打破拘挛，廓然与天下更新，期望以同心同德作为恭敬的态度，不要认为以水济火就是和谐。这就好比雷厉风行，阴暗郁结之处难道还有不通的吗？

这五项积习已久，酿成的祸患实在深重。朝讲不亲自参加，大僚不补任，考选不下令，废弃的官员不起用，边防饷银不处理，以至于纪纲完全松弛，法度庶政都废弛了。智士为之担忧，直臣为之争辩，而好像没有听到一样。只是因为这一线的路径没有打通、没有畅达罢了。如今天变已经至极，事势的困窘已经至极，皇上如果不趁此时省览臣的奏疏，加意改图，臣恐怕天下的安危就不可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