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三十

译怨恨使得命令无法执行，仔细考察逆贼，他们明知罪行深重不可赦免，人人怀着必死之心，不再有保全性命的希望，陷入绝境之地的穷寇，只有拼死搏斗而没有退路，他们的士气自然高涨，勇气自然增强。而我军悬守在外地，扛着兵器在雪中站立，客军与主军的情况既不相称，劳逸程度又相差悬殊，延州、辽州的游兵，从春天到冬天，已经经历了三个季节，长期戍守异域，人人怀有思归之情，万一战事持久，将士们将没有坚守的意志了。宣府镇的士兵，过去曾经反复无常，虽然没有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也不免有狐死兔悲的哀伤，即使勉强服从命令，或许也不能拼尽全力。用思归的士兵，去攻打敢死的士卒，驱使曾经叛变的众人，去攻打他们的同党，如果没有严明的法令来振奋士气，没有丰厚的赏赐来稳固人心，臣看不到他们会服从命令。现在户部已经上奏施行赏军之令，然而不过给予一两万两银子，讨伐逆贼、防守边疆，军士不下数万人，况且正值严寒时节，衣物装备费用巨大，恐怕微薄的赏赐，军士还未感受到如穿棉衣般的温暖之恩，以及防守边疆的将士，必定产生观望之心，恩惠如果不均，应当会使人产生异心。像这样，那么威严受阻、命令不通，未必都是军士的过错。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敕令户部，增加数万两银子，命令总制各位大臣，均匀地增加赏赐，务必让士兵足以抵御寒冷，主将和大帅，尤其必须有古人那种与士卒同甘共苦的心意。然后申明严明的法令，来统一众人的意志，那么很少有不能执行的。仍然允许在逆贼平定之后，有功人员，都按照赏赐等级给予奖赏，无功者也酌情给予慰劳。这样恩惠施予而人心稳固，法令执行而兵气振奋，古人所说的成就大事不惜小费，正是如此。

译确定赏格以诱使内部生变，深切考虑到厚赏所激发的力量，人就可以为之效死；重利所趋向的地方，人就不爱惜生命。虽然赏格已经确定，但事平之后不能按照赏格执行的却很多，像宁王叛乱时颁布的赏格，最终都没有遵行。然而如果不定赏格，人们就看不到利益；人们看不到利益，就不会思虑奋起；不思虑奋起，就不能得到他们拼死效力的力量。深切观察逆贼依仗坚固城池，率领众兵死守，而我军是客军戍守，从外部仰攻，如果不是依靠内部生变，那么旷日持久也不容易成功。贼寇纵然不被招引，达虏也可能趁机而动，不可不担忧。兵部曾经上奏请求颁布悬赏升迁的命令，然而没有确定条格，只是泛泛而言，边关统帅又不敢私自专断，因此百姓看不到利益，所以日子久了还没有响应明诏的人。查得先前该镇发生变乱时，朝廷曾定下赏格说：抓获首恶一人，官升三级，赏白金五百两；抓获次恶一人，赏金三锭，其余按等级赏赐有差别，后来果然得到了内应的力量，贼寇间或就被擒获。臣愚以为应当敕令有关部门查照先年赏格的案例，或者酌情增加加重，明确制定科条，行文给总制等官员，分布颁示，那么人心见到利益就会行动。城中的人，将会把贼寇视为奇货；贼寇也将把全城视为敌国。纵然得不到内应，也可以使贼寇心生疑虑而孤立其党羽，牵制其手脚而夺其士气，那么坚固的城池就可以攻破，贼寇不足平定了。奉旨，所条陈的四件事都依照拟议执行。

陈募兵便宜疏【募兵便宜】

深切考虑到逆军负隅顽抗，孤悬一方，德威布昭，平定服众可以等待，只是狡猾的虏寇奸诈深沉，侵扰尚未停止，又加上六镇的兵力，所到之处都单薄弱小，加强边防巩固城垣，是我长久以来的忧虑。因为贼寇久未平定，下诏招募勇敢之士，仰承圣旨，岂不胜过宗庙社稷之幸。伏惟陛下临御以来，恩惠百姓，加意黔首，至德涵育，渊深地厚，如今边陲多警，日夜操劳，正是臣子枕甲怀戈、捐躯报主的时候。明诏所到之处，固然应当有闻风响应的人，数万之众，不过一朝一夕一呼而集，臣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然而听说君子为义而死，小人为利而死，仗着忠勤义节的品质，可以要求缙绅士大夫，而不能要求平民百姓；效死敢战的勇气，可以要求受过训练的士兵，而不能要求新招募的佣工。以往虏寇侵犯延绥，陛下曾经颁布招募士兵的命令，最终没有一人响应诏令。难道那里的百姓不能用义气激励吗？大概是议定的报酬太微薄，而执行起来又过于严苛。臣鉴思往事，偶然有六点愚见：一是重购以示恩惠，二是明论以示信用，三是倡名以导义气，四是参伍以教习，五是广募以备选拔，六是征练以济急用。这六点并举，百姓没有不听从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为什么呢？人情没有不贪生怕死的，喜爱家庭而重视离开故乡。现在想要让百姓抛弃亲戚，舍弃乡土，投身于刀箭之下，如果没有重购厚利，谁会跟随呢？现在议定募兵的人说，每人给银三两，衣甲器械由官府供给。官府所藏的甲胄弓矢，多是虚器文具，实际上不足以使用，必须加以淬炼和加厚装饰，大概花费招募费用的三分之一。又加上远方米价高涨，剩余的资费不过能换六七斗粟米。小民虽然极其愚昧，又怎么能用五斗粟米的代价，去换取七尺之躯呢？近来京兵西征，官府给银二两，布二匹。京兵固然是国家世代蓄养以备缓急的，那些小民，不曾蒙受一朝的养育，等到驱使他们作战，所赐给的赉品，竟然与素养之士等同，这太不合人情了。有人说虏寇不再来犯，那么费用就无节制。重赏则耗费国力，轻赏则百姓不应募。臣认为应当像弘治年间那样，每人给银五两，应募之初，先给三两，征调时则全给。如果虏寇不来，那么未给的银子还在。这样百姓有后利的期望，或许勇于应命，而我们也有临事之美，那么钱财就不会漫无节制地耗费了。所以说重购以示恩惠。然而利益可以驱使平民，却不能招致义士。传曰：贪夫殉利，烈士殉名。古称燕赵多慷慨豪侠之士，如今富家巨室，壮夫侠客，看重名义而羡慕位号的人不少，应当下令招募他们，有能率领亲戚子弟，多的百人，少的数十人，以勤事国家的，官府一体优厚供给。功成之日，首倡义气的人得以并功论拜，无功的人也要量赐冠带以示劝异。如果不烦官府钱帑，自备资财招募的，就赐予武职，以兵之多寡定等级，终身不袭，有功而升迁的，则袭其功。这样众人有统领而容易控制，钱财不费而士兵集结。所以说倡名以导义气。戍役是用来对待有罪之人的，现在的法律，死刑以下的人才能戍边，所以一隶尺伍，近的或许终身，远的或许世世代代做子孙的祸患，所以戍边是百姓非常畏惧的，何况无辜的百姓呢？往年招募士兵的命令，也说事情平定后可以归农，最终却登记他们的名字不再除籍，这是向百姓显示不信，而教百姓议论法令。现在的议定固然允许事情平定之后，听任他们归业，并且命令奉使诸臣，会同抚按榜示，考虑也很周全了。然而二三臣工，都是奉命行事的人，百姓固然怀疑他们不敢擅专。又国家榜制，凡是奏状文移都具备，动辄累千万言，浮文复语，即使是宿儒

译阅读诏令尚且容易首尾遗忘，何况无知愚昧的百姓呢？殷代的盘庚诰命、周代的诰辞，本是当时大臣传达王命给百姓的文书。现在看它们的文辞，也不过二三百字，因此文字简练而百姓容易理解，况且榜文出自朝廷，本来就是百姓所熟悉信任的。现在招募士兵的榜文，应当命令兵部概括大意，不要超过三百字，以便明白简易、易于知晓。并且命令两三位奉命的大臣，另外刻制小票，交给百姓作为凭证。凡是应募的人，每人发给一张，许诺事情平定之后，凭此作为后来的信用证明。这样百姓就不会怀疑而敢于应征了。所以说，用明确的谕令来显示信用。

地域广阔、人口聚集，那么大众就容易集合，从而能从中精选出人才。兵部商议在沿边招募，固然可以得到士兵，然而西北各边地区空旷、人口稀少，恐怕一时难以得到大量士兵。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命令兵部将各边邻近地区，如山西、北直隶、山东等地，分别命令奉命出使的大臣，在附近一并招募，不限定地域。有愿意应征的人，一律兼收。大众聚集后，我们得以谨慎挑选、精挑细选，那么就没有不是技艺勇猛的人了。所以说，广泛招募以备选拔。

士兵如果不熟悉战阵，就不能让他们临敌作战；战争如果不预先谋划，就不能事先依赖。驱使未经训练的士兵，去抵抗气势正盛的敌人；依靠尚未招到的军队，来缓解早晚就会到来的祸患，这就像驱赶羊群去追逐猛虎，汲取远处的水来浇灭近处的火灾，势必没有侥幸成功的可能。现在边防警报正紧迫，敌寇或许早晚就会突然到来，新招募的军队，召集起来难以预期，而且训练时间不长，不习惯金鼓号令，一旦驱使他们作战，这就是抛弃他们。军队的胜负安危系于此，不可不慎重。臣愚昧地认为，应当预先命令各镇将领，从正在操练及防守边境的将士中，挑选精勇之士，选择善于统兵的将领来统领他们，勤奋训练以等待时机。如果敌寇突然到来，那么早上听到警报，晚上就可以出发。至于新招募的军队，安土重迁的人，就交错部署在本边，参差戍守，以熟悉征战。他们内部得以照顾私利，外部还能获得公家的利益，将会争相趋赴。

征战与防守的难易，形势不可同日而语；士兵的新旧，勇敢与怯懦也黑白分明。征调训练有素的士兵去迎战敌人，分配新招募的士兵去防守边境，那么百姓便利而军队有利。如果按照现在的提议，一定要等到招募到士兵才去行动，臣担心北方的敌人已经渡河了。所以说，征调训练有素的士兵以解救急难。参差部署以教导他们习惯战阵。这些迂阔疏漏的看法，恳请圣明垂察。

译关于议处新近平定大同地方、重振威仪、消除反侧之心以谋求长久安定的奏疏【大同善后事宜】

据总制侍郎张瓒、巡抚都御史樊继祖、提督郄永、总督官鲁纲等人，各自将大同内部响应官军取得胜利的消息上报，均奉圣旨下达兵部。如今已过去十天，却未听说有议处安排。私下认为，不忘过去的教训，可以作为后来的借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臣愚钝，不能洞察细微，但追溯往事，观察殷商的鉴戒，那么愚笨的人也能预先看到了。

国家自正德末年到现在，二十年间，边防重镇的军队，叛乱者四处兴起；其他抗拒命令、违背教化，聚集众人喧哗闹事，刚起事就突然停止，将要发动却未能成功的，又不可胜数。这难道是国家威力不足以震慑他们吗？大概是因为起初发生动乱时，当事的大臣，畏惧怯懦太过，而姑息纵容已经过分，不能兴起一支军队去讨问罪人。大同之变的处置措施，也不算是尽善尽美，议论的人大多争辩这一点，这是在事前就议论的。当时说姑且先安抚平定，应当慢慢谋划。等到安抚平定之后，就认为苟且平安是幸事，松懈地忘记了它，不再谋划善后的措施。因此，朝廷方面积累懈怠以致形成衰弱，军队方面养成骄横以致形成玩忽，逐渐衰败到了这个极点。

议论的人普遍认为，甘肃的变故，如果当时能够严明法纪、公正定罪，处置得当，就可以没有大同的初次叛变；大同的初次叛变，如果能够严明法纪、公正定罪，处置得当，就可以没有今天的再次叛变。推究叛乱的根源，不能不痛恨甘肃的处置。虽然事后追究是这样，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今天的处置措施，固然关系到日后各镇的安危。如果不早做打算，让后来的议论，像今天议论过去那样，那么这是臣非常惋惜的。能不慎重吗？

私下观察制抚等大臣的奏章，用来招抚大同的理由，固然说是诛杀首恶，胁从者不予治罪，这确实是陛下任命将领出兵的最初意图，也是古代帝王用兵的大原则。然而听说制抚等官员进入大同城的时候，与筹划城中事务的人相比，失之于不振作，严重极了。二月二十二日，逆贼将首级割下来献出，都御史樊继祖得到报告，于是仓促催促到城下。逆贼还闭门不接纳，劝谕他们多次，才稍微打开半扇门，仅能容一人通过，连轿马都不能通行。贼人并且请求说：“都堂随从人员，不能超过二十人，多了众人怀疑必定杀死他们。”后来随从大多以一人进入，贼人果然举起武器阻挡，樊继祖于是下车步行，只率领二十人进入。贼人都蒙着坚固的头盔、拿着锐利的兵器，夹道排列，显露着明晃晃的戟，气势汹汹地等待。樊继祖起初本来认为姑且进入城中，或许能在居中处置来平定祸变，却不知道损害威仪、伤害体统，为国家招致轻辱太多了。

第二天，就下令商议赈济逆军以及贫民。大军之后，稍微加以赈济抚恤，难道说不可以？然而古代的大规模赏赐，必定是使善良的人富裕，没听说与逆贼同等施予的。况且威严确立、法纪施行，施予恩惠就是恩德，施予恩泽就是润泽，感动他们就容易动摇。樊继祖等人进入城中，没听说纠正一条法纪、诛杀一个有罪的人，威严废弛、法纪松弛，却只有私人的恩惠。贼人不仅不感激恩德，反而会说：“他们本来畏惧我们，本来用利益引诱我们来祈求免罪。”这岂不是恩惠奸恶、奖赏盗贼，显示软弱、显露怯懦，更加助长骄横强悍的气焰吗？

况且逆贼之所以内部响应，难道全靠两三个大臣的口舌所能做到的吗？大概是朝廷谋略确定而神武彰显，大军集结而我军振奋，敌人向西逃遁而严重骚扰断绝，外围紧急而运粮道路受阻，智谋困窘、力量枯竭，援军断绝、倚仗穷尽，事态紧急才投降。那么贼人并非真正能悔悟祸端，而且安抚大臣如果迟缓进入城中受降，贼人还存有畏惧，可以听从我的约束，不至于苟且了事。所以詹荣、楚书等人得以趁机谋划。然而由此可以知道贼人畏惧软弱而悔悟祸端了。假如张瓒、樊继祖等人不急于求进入城中，不立即商议解散军队，审察时机、观察形势，宣扬恩德威严，使他们顺从信服，惊恐畏惧，然后命令全部打开四门，贼人也应该没有不服从的。然后盛大的仪仗、张设护卫，鸣鼓进入，悬挂法纪、颁布命令，昭示奖赏、明确惩罚，惩治奸恶、安抚善良，询问百姓的疾苦而赈济借贷，以显示官吏百姓重新开始。这样，虽然没有攻城斩关的威势，也差不多符合明大义、讨罪人的法度了。

然而急迫匆忙到这种地步，所以贼人得以窥探我方而敢于再次轻慢傲慢。以圣德中兴，天下太平全盛，大同这一区的妖孽，竟然劳烦数万军队，耗费百万粮饷，相持将近半年，我军战死的有数千人，最终不过得到二十多个贼人，而且真伪不辨，又假手于逆贼，已经不足以显示威严。而制抚进入城中时，与其所处置的措施，又再次苟且姑息，像安抚婴儿一样，甜言蜜语，重重抚摸而厚厚喂养，希望他们暂时不呼喊啼哭，作为早晚了事之计，没有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考虑。这难道是谋划国家的方法吗？

况且军队是用来威慑不轨之人，诛杀奸恶暴徒，端正纪纲、彰明王法的。所以先王重视它，出兵必定有名目，不是为了发泄愤怒；归来必定献出首级，不是为了夸耀强大。这都是为了彰显武德、明正法纪，告诫现在而警戒后人。如今大军久攻而孤城不下，不足以彰显武德；首恶没有全部诛灭，而无辜的人或许遭受杀戮，不足以明正法纪；劳师费财，而威严不彰，不足以告诫命令；占据城池抗拒命令，而得以逃避天刑，不足以警戒后人。这确实是臣非常惋惜的。而那两三个大臣，正自夸功劳，夸耀捷报，臣实在感到羞耻。

近来又传闻说，反侧之徒，虽然曾经效忠顺从、内部响应，但还是惶恐疑惑、不安定。该镇的城门，都是他们自己守卫，往来的公文，必须查验才能出入，偶尔还沿袭旧习，私下有时杀人，制

译巡抚方才假装没听见，拱手空拥虚名，只施行赈济而已。凡此种种，都是因为处置方案没有事先确定，所以他的内心疑虑不安。无论是定罪还是宽恕，本来应该早有定论，不应当慢慢拖延，让他产生异心。如今，在外地的巡抚说：“我难以专断，恭敬地等待朝廷商议，奉行命令周旋应对罢了。”在朝中的各位大臣则说：“我难以远程揣度，听从巡抚制定长远计划，酌情施行罢了。”彼此观望，互相推诿回避。如今已经二十天了，没听说有什么陈述和议论。竟然不知道那镇的士民，踮起脚来等待命令；四方六镇的人，睁大眼睛观察最终结果。如果像两位大臣那样处置，就侥幸认为平安无事，懈怠地不再考虑，而一味听任他们苟且偷安的谋划，私下担心日后的隐患才大，而各镇观望生疑，将不再有安宁的时候了。别人说平定吴地之后，才让圣上劳心，这本来是臣子所恳切担忧的。

译平政令示镇静以定危疑疏【辽东叛卒】

我私下看到辽东守臣奏报辽阳军士叛变的状况，以及兵部复议经略事宜，反复思考，不禁感到惊愕。仰赖圣明君主登基，礼仪完备，音乐和谐，天下臣民都期望达到大治，然而边镇军队，十二年间四次叛变，虽然对圣德没有损害，但和睦的教化，怎能变得纯正？迅速激变导致混乱，固然有安抚大臣的过错，但军士凶悍傲慢，轻易背叛，怎能顺从？纲纪法度沦丧败坏，怎能建立？人心动摇，一鼓动就容易动摇，怎能稳固？这就是臣日夜痛心疾首的原因。然而考虑到朝廷的谋略和议定，应当有为国家深长思考的人，所以不敢随意陈述。近来观察兵部先后覆奏的题目，不免有因噎废食的过错。臣等敢于最终陈述。臣听说天下的形势，就像秤一样，平衡则万物清明，争夺止息；在细微轻重的关头，高低就截然分开了。国家的大镇共有七个，而叛变的有五个地方，难道是安抚镇守的官员都不贤能吗？大概是姑息养奸的弊端滋生，而偏重一方的形势形成了。现在即使不能立即谋划并妥善纠正，难道可以再助长这种形势而使其更加偏重吗？以臣愚见来看，吕经奉命安抚，不能宣扬德威，反而严刑厚敛以激起事端，罪责确实不可推卸。然而巡抚是天子任命的大吏，从军士的角度看，也有上下尊卑的区别。即使他的举措稍有偏差，国家的纲纪法度依然森严不可扰乱。现在却驱赶逼迫并拘禁他，无异于对待小吏，甚至鼓动众人关闭城门呼噪称叛，这难道能说不犯罪吗？纵然现在不能明正法纪以杜绝骄横，也应当公平评议并同等处置。兵部却因过度惩戒大同的旧事，不再为国家的长远打算，不等勘验报告，就凭空判断并远程议论。巡抚翻墙躲避，本是军士逼迫追赶，却说他是畏惧法纪罪责，意在等待；鼓动众人呼唤，擅自关闭城门，罪迹已经明显，却说他是哀声求救，原本没有别的意思。至于想要免除查勘屯田，就答应免除查勘；想要更换巡抚，就答应更换。庇护他们的罪过并极力辩解，只顺从他们的意图而不加违逆。对于巡抚则用文辞深究，只怕不够严厉；对于军士则曲意隐忍修饰，只怕不够宽恕。失去了轻重的伦理，忘记了久远的祸患，助长了骄横之气，滋生了边境的忧虑，这不是安定国家的计策。臣等愚昧，不知大计，但私下认为今日之事，与大同相去甚远。大同之所以敢行叛乱，虽然论大体也须审察形势，就像唐人平定泽潞而允许河北世袭一样，其情势有六点：高城深池，防守坚固，一也；积蓄丰厚，粮饷不缺乏，二也；隆冬严寒，我军难以忍受，三也；亲近藩王，庇护同城社稷，四也；外邻强虏，容易干扰援军，五也；积恶已久，多次叛变没有惩罚，六也。贼人有这六种倚仗，而我军又用不熟悉的士兵、缺乏谋略的将领去对付，这就是贼人之所以坚持到底叛乱，而我军之所以久战无功的原因。辽阳远在广宁三百余里，边城节制金戊，士兵马匹精锐，厚饷积草，坚甲利器，全在广宁。辽阳仅是一副总兵分守的地方，士兵不过五千，粮草仰给远方，城池高广，仅及大同的一半。附近的蛮夷，东面是朝鲜，北面是朵颜、海西、毛怜等卫，都是国家授予冠带效忠的国家，按时进贡的臣属，不像北狄强点无忌，世代作为中国仇敌。外无强虏的援助，内又少有亲藩的比附，大同的六种倚仗一无所有。因此闭门呼噪而最终不敢有其他举动，并非真的有所畏惧，而是自己估量实力。臣不是妄意揣测，确实知道他们无能为力。现在陛下慎重行事，希望与天下休养生息，这不过是一道檄文就能平定的事。如果过分压制士卒，就会挑衅加速祸患，将激起眼前的变乱；如果偏罪巡抚，就会损伤体制威信，将留下久远的祸患。这两者都是安危治乱的关键，不可不慎重。臣愚以为，从今以后，辽东诸臣再有奏报事状，陛下应当以镇静来安抚，开阔地看待，以无事对待，好像边境常报一样，全部交付巡按御史公正勘验，深思熟虑，听其查清实情详细上报。陛下权衡事变，观察时机，慢慢谋划并公平评议。罪在巡抚，就惩罚巡抚；罪在军士，就惩罚军士。使刑罚公平而法令昭明，务求足以成为国家久安的依靠。兵部不得过分姑息，远程判断是非，曲意偏袒，偏向军士，过分压制巡抚，令其名分错乱，法典废弛，显露张皇之形，显示懦弱之迹，使天下不能最终窥探我国，而没有畏惧。如果以无事对待，那么反侧之人不疑；以镇静示之，那么国威不受亵渎；交付给边臣，那么罪状可查；得情而慢慢评议，那么开合在我。即使有一二委曲不尽法之处，也说是边臣的缘故，而朝廷的体制，依然自尊。这样，不仅足以安定反侧之心，而且足以保全国家体制。十几天之内，军士不投降请罪的，臣不相信。

正名罪慎举用以杜奸萌疏【辽东叛卒】

近来该镇守太监王纯等人，上奏称根据广宁军民状告吕经苦害军民十一件事，请求转奏皇上钦定施行，再请求派遣总兵官邵永，

译侍郎周叙、前来抚安等因，又说兵部上奏奉圣旨：“吕经已有旨革职闲住，还着锦衣卫差官校持驾帖拿解来京问理，袁璘并地方有罪人犯，都着巡按御史查提问拟来说。韩邦奇也不必去，吏部另推可以抚靖地方的两员来看。”钦此。臣等伏读明旨，仰见皇上好生不杀，体权达变，推诚矜物，与古之圣人宁失不经，同一至仁也。臣等敢不将顺，以纾至怀。惟九重严邃，君门万里，边城变故之状，军士骄悍之罪，臣工愤懑之气，不彻于聪睿者，犹多也。至陛下所睹者，又皆危城之疏，一偏之语。议者且复抑扬轻重于其中，陛下何所度衷而裁之乎？传曰：“肤受之愬，智者惑焉。”文致之罪，即皋陶之德，以为有余辜矣。今日之事，非赖陛下之圣明公虚洞烛，镇静遐思，若遽听边臣之奏，从军士之请，则所以处此，又不独如今矣。

军士挟奏之词不足为据。近有山海关守臣帖报兵部，开称本月二十五日，吕都御史进广宁，总兵劝说不必久住，军士恐生他变，吕经不从。二十六日，呌写字进，各军闻知云：“你将我贴丁不与，又将粮银减半，今还写本害我。”各呐喊撞钟打鼓齐入，将都察院门打开拥入，将吕经踼打肘镣送监，又将都察院并文卷尽行烧毁，着太监总兵奏本讨赦等因。臣等于兵部借观之，乃知危城之疏，未可尽信；壅蔽之弊，不可不深察也。

何也？盖危城诸臣，寄命军士，白刃在前，死生在念，苟可以免于戮辱，则蒙蔽之罪无爱矣。故先后奏辞，所以伸彼抑此者，非有所恩怨厚薄也，自全之道，在于此也。且今之官府所得行威虐者，以陛下之委任权久在己也。吕经奉命取回，则权任固夺矣。纵欲为虐，谁复与用命者？况其受侮辽阳，滨死者屡，彼纵自愧，宁复不畏死耶？若曰往政之虐，则辽阳已发之；苛政刻令，御史又悉除而更之矣。此其为情，亦大可察也。

夫今日边境之祸，平心反本而论之，抚镇苛刻之过，军士骄悍之习，国家数有之，积三者实相因而成之。是酷吏乱卒，厥罪惟均，法固不得以轻重之也。明旨已下，命使已行，吕经之罪，臣等不敢复言矣。至于军士之多辜，不正名晰义以昭示天下，窃恐奸雄之窃笑，而乱臣贼子之接迹也。

尝闻投鼠者忌器，狐穴于城，则灌者避焉。何也？以其所托者重也。巡抚者，天子所命大臣也。即其有罪，朝廷法度月典固在也。军士诚檄于朝，陛下英明刚果，其治经犹腐鼠耳，岂当以麾下小卒，辄自猝辱如此？虽经所自致，如朝廷何？经不足道，独不畏陛下耶？臣等请得数其罪：夫执辱抚臣，残天子命吏，罪一；焚毁公廨，擅闭城门，罪二；欲易抚镇，则执名易以请，要君废置，罪三；既执抚臣乃以状诉，先发后闻，罪四；词曰请转奏皇上，而不具姓名，傲君无上，罪五；决堂陛之等，倒首足之序，裂名分之防，蔑视王章，轻玩宪典，罪六。此岂薄于吕经者哉？若不获真正元恶数十人，数其罪而责之，则将来军士，无复严惮，自是国家纪纲愈不立，法令愈不行，边境效尤，循环而动，陛下之忧，日滋以大矣。

兵部议曰：“军士被毒虽浅，积怒实深。中间恐有三五奸徒，幸祸乘机，鼓扇愚军者。若曰无与于军，而二三奸徒为之，是欲示勘官意也。勘官职在地方，志幸苟安，而庙堂所议，又复云然。他日不过诬执二三乞丐，锻炼成狱，以报陛下，以姑塞明诏。如此，胡不直宥悉赦之，犹不使无辜被兹刑戮也。”

臣等近又看得巡按御史曹达，题称：“臣奉命巡视居庸关，四月十九日赴教场阅操，见行伍纷乱喧嚣不肃，弓不知操，上马辄坠，废弛殊甚，欲据法行罚，却被官军人众，环坐号呼，大噪不服，臣恐激变，只得姑息。”夫御史陛下观风之臣，搏击之司也。今其为词乃甚卑，其为情亦甚畏矣。岂本心哉？时事如此，将来亦大可见矣。夫旬日之间，中外三变，虽大小或殊，固可以觇人心无畏也。如此犹谓法令为立，纪纲为立，此非愚则谀，皆非审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往岁宽大，识者当逆推今日之事，告

译陛下啊。如今已经有左证了。然而群臣仍然玩忽职守，不加警戒。只是温和顺从以侥幸求得眼前的安宁，不知道这是在蓄养祸乱、积蓄变端。将来灾祸由谁造成呢？莫非是担心国家举事困难吗？臣请求允许我陈述。回顾唐朝中期，京城两次遭遇危难，皇帝流离迁徙，天下多事，外族侵扰。所以藩镇大臣乘虚而起。宪宗发愤图强，振作累世的衰弱，选拔贤能，训练军队，赏罚分明，果断且广谋善断。最终淮蔡平定，各藩镇再次归顺，赫然被称为中兴。然而这还可以推托说是异代的事情。臣请求用本朝的事来证明。正统年间，大虏入侵，直逼京城，驻兵德胜门外，可谓危急了。而叛贼叶宗留等六七人，又都趁机并起，各自拥众数万，占据土地称王。七省之间，骚然震动。内外交变，视此万万烈矣。然而朝廷谋略先定，群臣效忠，最终丑虏悔祸，叛贼全部平定。一个月之间，天下安宁。当今圣上英明威武，群臣勤勉辅佐，哪里不同于祖宗之时？兵部却唯独被数十个小卒掣肘结舌，竟然不说一句话去问罪人。这是臣等所不解的。近又传闻当事之臣，商议想要听从军士的请求，用周叙代替韩邦奇巡抚。陛下之所以罢免韩邦奇不派遣他，大概是察觉韩邦奇不是安抚宁静的才俊，所以想要换人。这固然是陛下知人善用的意思，并非因为军士的请求而想要用周叙替换。当事之臣，过分迎合圣意，于是想要派周叙前往。如此，又与唐朝藩镇的行为有何不同？臧武仲凭借防城请求在鲁国立后，孔子认为这是要挟君主。大概废置予夺，是君主的权柄。军士得请而废置官员，那么主上的权柄，操在士卒手中。大同倒持，这不是顺理成章的做法。而且将来边镇效仿，纷纷请求，陛下听从则难以持续，不听从则军士已有借口。失体损威，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更是臣等扼腕不平的。伏愿陛下敕令兵部，再加详议，特别派遣大臣一员前去查勘，务必得到真正的首恶，列举其罪责而问责，以昭示天下，不要立即听从边臣，取二三小卒，苟且了事。以及敕令吏部另推廉靖大臣一员，前往代替巡抚，不要擅自听从军士的请求，于是派周叙前往，以开启将来废置的端绪。那么未尽之法，还有存留的。庶几可以示后而昭来。若或冥顽不悟，首恶不款，陛下问罪兴师，言顺名正，胜负曲直，非所与论矣。今中外臣工私相告语，罔不愤然为国不平，然不以告陛下者，彼自计其身，得事陛下之日，远或十余年，近或三四年，非罢即死耳。自幸身荣亲显，使国家渐安无恙，彼得以安食坐享，以遂其肥家保妻子之计，即他日安危，责固不及也。谁肯为国家出长治之谋，画久安之策，以自取疏弃之罪哉？臣等诚愚昧，往岁妄论大同事，辽东再叛，以大同勘议事体未足以服人也。至今大同之民，怨入骨髓，即大臣亦恶臣为异己，谗毁构议，无所不有。赖陛下天地之恩，曲赐保全，日夜思惟，冀效涓埃，以答高深。而圣恩深重，仰报无用，又兵戎边镇，实臣该科之责，非若异科事，自有司存。忘其愚陋，复陈覼缕。

译关于端正名分以杜绝边患、评定功罪以保全国家体制的奏疏【大同军变功罪】

我私下认为，推究隐情、详尽言辞的，是明察法度的臣子；思虑深远、保全体制的，是洞察微妙的君主。因此，审理案件、判决刑罚，必须穷尽实情；执掌法典、定罪量刑，不遗漏任何隐情。这并不是为了苛刻，而是为了彰明法度、完备审判。《尚书》说：“刑罚在上位者要完备”，有合并两种刑罚的情况，就是这个道理。审察时势、估量变化，根据轻重来评定功绩，宽恕可疑之处以彰显国家的宽厚，这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思虑深远、保全体制。《尚书》说：“各种刑罚的轻重有权变”，刑罚随着时代轻或重，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圣人观察时势来制定刑罚，根据人来裁断罪行，那么朝廷就不会有失刑，天下就不会有争议了。臣愚昧，不懂治国的大体，但对于大同的变乱，曾经反复思考辨析，私下看到其关键有四，都对内关乎国家体制，对外联系边防，对内示于天下，对外昭示后世，是不可不谨慎对待的。因此，叛逆的罪人不诛杀，就无法彰明法度、警戒后人；败坏事务的臣子不追究，就无法惩戒懈怠、激励忠诚；窥探衅隙的臣子不罢免，就会使自身受辱、辜负国家，而大义背离；招降的赏赐太厚，就会损害威严、伤害体制，而朝廷轻贱。因此，必须知道这四点，然后才可以议论大同的功罪。臣私下观察礼部侍郎黄绾查勘的奏疏，叛徒逆党，间或有擒获诛杀的，二立（指大同叛乱中的两个首领）遗留的祸患，黄公的查勘当时也有议论其未尽善尽美的。黄绾固然有才干，所处理的措施大体简便易行，也议论调遣，虽然未尽法度，但比之前要好一些。刘源清议论诛杀，虽然或许过于严酷，但郄永、武镗的罪过，则符合公论。潘仿、孙允中叙用（任用），虽然不合训导，但参劾赵镇、戴廉，则大义彰明。楚书、詹荣、樊继祖的功劳，虽然颇为浮夸不实，但升赏说酌情办理，则国家体制也尊贵了。至于穷究奸邪、推究隐情，辨析功劳、端正罪过，不再保留余力的，则是臣所说的明法之臣，体制本来应当如此。不如此，那么黄绾就不称职陛下任用了。至于观察时势、审察变化，权衡轻重，议论功绩、宽恕可疑，以彰显国家宽厚，为朝廷爱惜大体，为边境防备远患，这固然是圣明君主独自决断的，不是执法官吏所能在状文之外越权拟议的。如今大同终了事务的时期，各镇观望的时候，陛下更始善后的一个契机。看到黄绾参奏称大同军士只应判处谋杀的律条，不得随意称为谋叛，以至于兴师动众。折服奸邪没有比声讨罪过更先行的，诛杀贼寇没有比端正名分更大的。名分不正，罪过不彰，那么多杀不足以威慑，全部宽恕不足以仁爱。谋杀与谋叛不加辨别，那么大义背离而国家准则随之动摇。臣谨按律法，谋杀与谋叛，轻重显然不同。所谓谋杀，或许三数人暗中计谋诡图，趁众人不及防备，而将人杀害，随即解散的。必定不是指聚集数十人，操弓挟箭，大声呼噪，从夜晚到天亮，与主将格斗的。必定不是指劫杀良民、焚毁官府、逼迫流窜安抚大臣、驱逐亲王而久久不解散的。这并非国家所习见的，本来不易言说。臣请言说习见的。假使二三人暗中谋害他人，杀之而夺取其财物，又数十人明火执仗，强劫人杀人，不知将判处谋杀人律呢，还是判处强盗律呢？事情本来应当有辨别。何况大同的士卒，屡次倡导叛乱，两次杀害大臣，占据城池违抗命令，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恶行积久、蓄谋已久，无君无父很久了。其与愤怒的士卒、一时偶然聚集作乱的，万万不可同日而语。何况律文谋杀，只说指挥、千百户，而不涉及大臣、总兵，难道是遗漏吗？其微意，大概可以知道了。引用此条深得制定律法的意旨。大臣，是天子改容以礼相待的；总兵，是朝廷推举派遣的。这都是仅次于主上一等的。廉堂（指朝廷）的分别确实不近于此。这如果可以杀，是不知有朝廷了。如此而声称为叛逆，难道不是法典彰明吗？因此制定律法定罪，不得与指挥、千百户同议，将加重安抚镇守以防微杜渐。国家对于安抚镇守，加重其权任，尊崇其位号，隆盛其礼数，而士卒还时常执而杀之。如今既然不能正法声罪，以为安抚镇守增重，至使再次减轻杀者的罪过，以与杀指挥、千百户同议。从此以往，安抚镇守的威仪体制，下等同末属，士卒看待他们，没有大的尊贵显赫，安抚镇守稍不如意，想杀就杀之，应当比之前更轻了。虽然安抚镇守也将自视卑下，心中惴惴不安，有死生首领的忧虑，又何暇为国家严法振武，以整顿边防呢？这其中的错误，确实不是小事了。传曰：水弱而人轻慢它，所以多死在其中；火烈而人畏惧它，所以少死在其中。这固然是先王严法重令，使民容易避难、难以触犯的意思。先王岂是乐于制定重法呢？况且圣人立法创例，都因时救弊，止息天下之乱的。如今士卒杀安抚镇守，也已经数见不鲜了。使律文果真轻，陛下还应当乘时立例以加重其法典，以树立天下的规范。如今律有重条，而故意降示以轻典，这是剥夺主将的尊贵而引导民容易触犯。不是所以彰明威严、区别等级、端正名分、杜绝渐染的道理。考虑的人认为不如此，就没有借口来赦免大同了。臣愚昧认为固不必然。歼灭首恶、释放胁从，实在是陛下神武之义、不杀之仁，与古之圣人宁失不经，同一好生

译这是臣的心意。借此向天下昭示，流传给后世，难道不是极其光明俊伟的吗？又何必借轻典来施恩于奸恶之人，曲解法律条文来给后世留下祸患，从而写成这篇奏疏呢？这只会让陛下赦免他们不算恩德，杀了他们也不算罪过，开启了奸雄轻易犯上的道路，开了抚镇官员不自我谋划的端绪，给边境留下无穷无尽的祸患。臣确实私下担忧。臣不是为律例争辩，这个道理一旦明了，国家的方针和王法，都由此确定；后患隐忧，都由此消除。大概东隅之失不可追，将要谋求桑榆之救。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敕令兵部及法司各位大臣，从长计议，申明律例，张榜告示各镇，让他们知道大同没有尽诛，实在是蒙受陛下不杀的仁德。此后如果有敢聚众称乱、劫杀抚镇官员的，都按谋叛已行论处。重的则起兵声讨，轻的则依法追治。又让天下人知道陛下义理之怒，不再有屡次赦免最终宽恕的侥幸，或许能有所严惮而不敢触犯。这固然是明法救时、反重折萌的方法。

又看到黄绾弹劾称总制侍郎刘源清贪赃枉法、勾结交通，贪功坏事，轻率请兵，激变良善，按《春秋》之义必诛，国家法典难予宽贷。刘源清受陛下任命，担任总制大臣，负有兵戎之责，不能观察机宜以图进退，致使军队久驻耗费钱财，最终毫无成功，让敌虏深入，几乎危及羞辱朝廷，奉行职守无效，罪确实万死。然而听说“八议”的法典，有功有贤者必议，这是先王用来显示厚待广施仁爱的。过去宁王宸濠谋逆，刘源清任进贤县令，坚守孤城，独自以忠义激励士民，曾大书“誓死报国”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号召众人死守，又堆积柴草围住自己的私宅约定，贼兵到来就全家自焚，一同死以报国。有家人请求弃城逃跑的，刘源清立即捶杀以示众。宸濠派遣伪将率领百余人经过进贤，刘源清伏兵杀之，活捉伪将在市集斩首。宸濠于是派人送伪诏召刘源清，刘源清大骂说：“我岂能跟随你造反？”立即斩了送伪诏的人。宸濠最终也不敢对进贤用兵，邻近县城闻风，才开始都有固守的志向。如今兵部尚书唐龙，过去以御史身份巡视江西，首先上奏刘源清的功状，说他是首先挫败宸濠锋芒、夺其气势，使贼兵不敢向东窥探湖东各郡，成为闽浙巨大防线的，是刘源清的功劳。由此看来，刘源清确实是贤能且有功的，即使做事稍有不当，尚且应当蒙受“八议”的宽贷，何况今日的罪过，或许还有值得怜悯怀疑的地方。

臣又查考律法所说的“激变”，大概是指管理百姓的官员，在安抚上失职，非法行事，激起良民造反。刘源清未用兵之前，士卒已经杀了总兵，诛杀良善，逼迫亲王出逃造反了，固然不能以良民论处。刘源清本是奉陛下命令，宣扬天威，执行王法，不能说非法行事，这又很明白了。只是他屡次失掉机宜，处置乖戾，使得事态扩大罢了。这是刘源清的罪过。陛下即使因此诛杀他，不仅天下人会信服陛下的公正严明，而且知道奉行职守无效的人，责任如此，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至于治军行旅、纪律号令，都是主将的责任。刘源清过去与郄永不和，又权势相当、职务均等，不相统属，妄杀的罪过，比照郄永也应当减轻。至于贪功坏事的辩白，那是心术隐微之处，不容易从表象窥探的。县令是小吏，族灭是大祸。刘源清身为小吏，能不爱护家族免遭灭祸而报答先帝，如今在圣明之朝，身为国家大臣，受专权之托，反而完全抛弃平生操守，辜负圣主，臣确实私下怀疑。现在想要与郄永一同处死，不仅他内心或许不死心，恐怕后世臣子不究根底，不自省察，将产生怀疑畏惧，不敢为天下出力任事了。即使叛逆之徒也必定快意泄愤，借以为借口。天下后世，将会认为国家因为大同的缘故，杀了一个非死罪、素来忠义的大臣，这难道只是小过失吗？刘源清罪确实可诛，应当不在叛逆者之上。如今马升、杨林亲自造反了，尚且能因后来的功劳请求保全，议定升拜，刘源清唯独不能因旧日的忠诚宽贷一死吗？

又看到黄绾弹劾称潘仿、孙允中，都应当叙用，楚书、詹荣都应当升赏。潘仿职务重要，巡抚责任关乎安危，从现在看来，不杜绝祸乱根源，何以显示威严？见到危难不救援，何以显示智慧？翻墙躲避，何以显示体统？敕符都丢失，何以显示操守？降低志向辱没自身，伏在叛卒之下，何以显示节操？观察衅隙保全自己，何以显示忠诚？冒功请求叙用，何以显示羞耻？昏惑草率上疏，为贼兵请求宽贷，何以显示法度？陛下以礼法廉耻对待群臣，而潘仿等人以此报答陛下，这如果不加罪，后来的臣子，以苟且受辱为上策，以观察衅隙为良图，养乱蓄殃，造成国难，而且使大义日益背离，臣节日益败坏，确实不是用来教化后世、教导臣下忠诚的方法。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不改变初命，仍然罢免潘仿等人，或许能稍存廉耻以激励顽劣懦弱之人。至于楚书、詹荣的功赏，臣前疏已经具陈。在国家全盛之时，大同一个镇的叛乱，不能明法正罪，使朝廷诛贼讨乱的道义在边境伸张，反而让两三个小臣，得以凭口舌趁时立功。陛下不胜好生之仁，俯听他们如此，天下人还尚未……

译这是为了探明陛下内心的真实意向。如果奖赏与功劳不相称，不仅人们不会受到鼓励，国家的体制轻重也会随之改变。以臣的愚见来看，詹荣身陷贼寇之中，本没有守卫疆土的责任；楚书奉命出使修筑壕沟，也没有统领军队的托付。然而他们却愿意超越职权去谋划，凭借时机而成功，并且胆识足以包围敌阵，口才足以说服贼寇。陛下记录这些事迹而稍微给予特殊的奖赏，也可以作为对臣子出使边境奔走、身处危难中谋划挽回、敢于趋赴事务者的鼓励。

如果说大同的功劳非这两位大臣不能完成，臣私下担心天下人借此窥探朝廷的意图，将会认为朝廷过分看重大同的强劲强大不可制服，所以招降诱伏的人，就夸大为奇异的功勋，张扬夸大，赐予上等的赏赐和尊贵的官职，这非常不利于彰显威严、尊崇体制、尊奉朝廷。所以臣认为楚书、詹荣不宜厚赏，并非为国家吝惜，而是真诚地爱护体制。如果不这样，就稍微等待一段时间，两位大臣的资历按例应当升迁，吏部另外选择美好的官职，在常规等级上加一两个等级，请求按制度升迁，足以显示优异，那么体制保全、功劳叙录，两者都能保存而不废弃。

至于都御史樊继祖，在城下挫败了威势；侍郎张瓒，在军队终结时接受命令，也贪图天恩、依赖他人，冒昧地掠取美名，这又不是臣所知道的。如果像这样，那么赏罚完全协调，而大义彰显，规矩宏大深远而国家体制尊贵，奸邪之人暗中折服而边境安宁，近可以示天下，远可以昭示后世。

只是臣之前的议论与查勘事务的大臣稍有不同，然而并非臣故意不同，也并非大臣的见识达不到这里。大概法臣的体制，贵在详明；朝廷的体制，贵在宏大深远，本来各有其应当遵循的原则。臣作为言官所论述的是朝廷的体制。况且国家善后的策略，边镇长久安定的图谋，追鉴覆车的教训，议论就在今天，必须让智者和愚者都陈述意见，葑菲（比喻微贱之物，指各种意见）都得以传达，广泛延请博大的议论，然后圣明的选择才有基础。

臣如果内心回避不同意见的嫌疑，外面畏惧郡县小人的诽谤，缄默不语，辜负了兼收并蓄的期望，那么不忠的罪过，死也无法赎罪，这也是臣所大大恐惧的。况且天下的事情，不是某一家的私议就能决定的。臣的话如果是对的，恰好足以帮助大臣，这也是大臣集思广益、广纳忠言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