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

译堵塞它非常容易，放开它却很难。如今让远近的豪强狡黠之徒，暗中居住在海滨，日夜想着逞强妄为。受雇的劳工和贩卖的小贩，千百人结成群伙，谋生无路，怨恨不满，其势头将有所不可预测。而且还有过冬未归的船只，有越界贩卖畏惧获罪的船夫，那些在吕宋等番邦的人，多得无法计数。他们难道能永远抛弃骨肉亲人，终身沉沦于岛夷之地吗？一旦内外勾结，在海上煽动叛乱，内部祸患的忧虑，真是说不尽的。所以臣等认为放开贸易更方便。如果不这样做，就在放开贸易的同时，申明禁止的法令。日本为例，不得前往，这不用说。凡是前往东洋、西洋的，控制他们船只的多少，严格规定他们往来的期限，确定他们贸易的货物，加重夹带违禁品的刑罚，加重官兵的督责，实行保甲连坐制度，谨慎出海时的盘查，禁止番夷停留居住，丰厚举报首恶的赏格，免除诬告牵连的罪责。然而市舶中的人，没有不安心接受约束而顾全身家的。臣又访得中同、安海、澄龙、漳浦、诏安等地的奸徒，每年在四五月间申请文书凭证，驾驶鸟船，声称前往福宁卸载、北港捕鱼，以及贩卖鸡笼、淡水，往往私自装载铅、硝等货物，偷偷前往倭国。到了深秋或冬天，或者来年春天才回来。也有借口在潮州、惠州、广东、广西等地购买粮食，直接从大洋进入倭国的，没有贩卖番货的名义，却有通倭的实质，这些都是应该严禁的。然而禁止应当有方法，而断绝则难以实行。为什么呢？他们贸易往来，在其他地方购买粮食，用有余补不足，都是小民生存养育所需，不能因为脚断了就废除鞋子啊。不如明确开放市舶的禁令，收回权力归于皇上，有所给予也有所剥夺，那么民众冒死越界贩卖的，本来就会不用禁止而自行停止。臣听说先民有话说：市场通畅，寇盗就会转而成为商人；市场禁止，商人就会转而成为寇盗。禁止商人还容易，禁止寇盗实在困难。这确实不能不急于考虑。而且让中国商货流通于暹罗、吕宋等国，在通商之中寓含控制夷人的策略，一举两得。那么各国的情况常常与我联系，而日本的势力自然孤立，日本的动静虚实也因为我国民众往来各国而侦知实情，可以说是事先的准备。又商船坚固，是兵船的数倍，临事可以资用调遣。商税二万，不烦督责，军需也免去搜刮的劳苦。市舶一通，有这几项利益。不然，防备一个日本，却一并抛弃各国，断绝商贾的利益，开启寇盗的端绪，臣私下认为这是计策的过失。臣又访得铅、硝等货物，接济倭夷，途径不止一条。在广东香山澳，佛郎机番装运贩卖最多，又有奸商在长芦、兴济等地预先隐藏装载，取便过倭，都应一体设法严禁。如果夷国的东甫寨，多产铅、硝，暹罗也有，倭奴每年发船到交趾、吕宋地方买运而去，这又不是禁令所能达到的。那么接济的不全是番舶，而番舶在通商之中寓含禁止的方法，难道能肆意接济吗？或许有人说沿海商民，凭借利权，往来番国，日后将有尾大不掉的祸患。如果处置得当，控制有术，即使番夷也不足忧虑，何况我国民众。如果不然，事变无常，几乎不知道祸患从哪里出来。至于担忧倭奴一旦狂逞，恐怕就会归咎于市舶，那么往事可以借鉴，过去侵犯浙江、直隶、福建、广东，近来侵犯朝鲜、辽东，曾不取决于海禁的开放或封闭，臣等也不必过于规避。

译关于筹划处置倭寇首领的奏疏【筹划处置倭寇】

东方的战事正紧急，朝廷内外争着请求封贡的人很多，没有比这份奏疏更详细确凿、有见识的了。

臣在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奉旨巡抚福建地方。刚到任时，据名色指挥沈秉懿、史世用先后拜见臣，都说奉兵部石尚书的密令，前往外国打探倭寇的情报。臣认为沈秉懿年老狡猾，不可任用，随即令他回去向石尚书复命。那史世用相貌魁梧，才气洒脱，于是于二十一年四月，秘密前往泉州府同安县，选取海商许豫的船只，令史世用扮作商人，一同前往日本萨摩州。六月出海后，如今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据许豫回报：去年七月初四日，船抵达日本庄内国的内浦港，距离萨摩州尚远。探得州酋藤义久同许仪后跟随关白去了名护屋地方。名护屋，是关白侵略高丽时屯兵发船出入的地方。史指挥就在内浦分别潜入名护屋寻觅许仪后。又有同伴张一学等人，秘密前往关白居住的城郭，观察那里的山川形势，探听其动静起居。八月十三日，关白同藤义久、幸侃、许仪后等人回家。许仪后跟随史指挥于八月二十七日来内浦，会见许豫。九月初三日，许豫备下礼物，以指挥作客商，许仪后作通译，进见幸侃。幸侃说：“这恐怕不是做买卖的人。”许仪后回答说：“也是大明的一名武士。”幸侃将他自己穿的盔甲送给了许豫。九月十九日，被奸人泄露机密，有大隅州正兴寺的倭僧玄龙来到内浦，向许豫问说：“船主莫非是大明国福建州派来密探我国动静的官员吗？”许豫权且回答说：“是。因为贵国侵略高丽，杀害人民，我皇帝不忍，发兵救援。近听说派遣游击将军沈惟敬来讲和。我福建许军门听说后，想发商船前来贸易，未审虚实，先派我一船人货来到此地，原本没有其他意图。”倭僧将信将疑。十月内，倭酋藤义久派许仪后再次前往高丽。史指挥于是驾着海澄县吴左沂的鸟船先行，不料中途遇风打转。十一月内，藤义久会同幸侃等人又派倭使名叫黑田的，叫许豫复试前情。通事就是倭僧玄龙，与许豫当面书写对答，倭方欢喜认为可信，将许豫原买的硫黄二百余担，准许装载带回，仍奉文书一封、旗刀二件，交给许豫进送军门，以图日后贸易通利之意。拖延到今年正月二十四日，许豫才得以返回，携带同伴商人郑龙、吴鸾，以及先年被虏的温州瑞安人张昂，并倭酋藤义久所上文书一封、旗刀二件，幸侃送给许豫盔甲一副，又庄内国倭酋藤一云送给许豫倭刀一把，根古国倭酋平重虎送给许豫鸟铳一对，逐一呈报。

一、探得关白姓平，名秀吉，今称大阁王，年五十七岁，儿子才两岁，养子三十岁。关白平日奸雄诡诈，六十六州，都以和议夺取。

一、前年侵入高丽，被本朝官兵杀死的，不计其数；病死与病回而死的，也不计其数。那时弓箭用尽，人马损伤，粮草断绝，想逃无处，用诡计讲和，才得以脱身回归。

一、关白令各处新造船只一千余艘，大船长九丈，宽三丈，用橹七十枝；中船长七丈，宽二丈五尺，用橹六十枝。许豫访问各倭，都说等待游击将军和亲不成，就要乱入大明等处。

一、日本六十六国，分为二关，东关名叫相板关，西关名叫赤间关。内称有船数千只，限三月内驾至千大溪点齐，不知向往何处。又点兵，十八岁至五十岁为止，若有奸巧机谋者，虽七十岁也任用。

一、日本长岐地方，广东香山澳的佛郎机番人，每年到长岐买卖，装载禁铅、白丝、扣线、红木、金物等货，进见关白，透报大明虚实消息。仍夹带倭奴，假作佛郎机番人，潜入广东省城，窥伺动静。

一、关白奸夺六十六州，所夺之州，必拘留子弟为质，令酋长出师，以侵高丽，实乃置之死地。各国暂时屈服，仇恨不忘。及察倭僧玄龙与许豫对答的语气，藤义久等人很有厌恶成功、乐见失败的意思。许豫在书写对答间，也微有引诱之机。

一、浙江、福建、广东三省人民被虏到日本，生长杂居在六十六州之中，十有其三。住居年久，熟识倭情，多有归国立功之志。乞请朝廷思谋策略，令其回归等情报到臣。本月十五日，又据许豫同伙商人张一学、张一治将到关白城郭侦探的事情开报，中与许豫相同的不再另开，

一、称平秀吉起初以贩鱼为生，醉卧树下，有山城州倭酋名叫信长的，居关白职位，出山打猎，遇吉冲突欲杀之。吉能舌辩应答，信长收留令养马，名叫木下人。又吉善登高树，呼曰猴精。信长渐渐赐与田地，改名曰森吉。于是助信长计夺二十余州。信长恐吉造反，加奖田地镇守大堺。有倭名呵奇支者，得罪信长，刺杀信长。吉统兵乘势

译平秀吉杀害了参谋，随即占据了关白的职位。如今，信长的第三子御分正处在吉的部下。一旦征伐高丽兴师动众，吉手下有三位将领，名叫石田、浅野、大谷。大大小小的谋议，都由这三位和吉共同决定。吉下令出兵，要求各州自行准备粮船、干米船，运输接应络绎不绝，导致家家户户哀愁忧虑，处处含冤抱屈。

丰后州的酋首野柯踏，统领军队在朝鲜，听说大明出兵援助，吓得丧胆逃回。吉探知后将其全家剿杀，随即更换了总督。

军队进入朝鲜，在内浦港抽选七十人，近期回来的只有二十人；日向国有大船装载倭寇三百人，近期回来的只有五十人，损失非常惨重。

萨摩州是各地船只习惯停泊的地方，如今从这里出发，有前往吕宋的船三只、交趾的船三只、东埔的船一只、暹罗的船一只、佛郎机的船二只，进行贸易往来，出没无常，这里是咽喉要地。

兵器不过是黄硝、乌铅造成危害。硫黄是日本出产，焰硝随处用恶土煎炼也很多，只有乌铅是大明出产，有广东香山澳发船前往那里贩卖。炼成铅弹后，各州都很充足。那些番枪、弓箭、腰刀、鸟铳、铁牌、盔甲，确实也不缺乏。

城池依附在山城，州里建造了四座，名叫聚乐、映、淀，都在大堺等地。每座城周长三四里，大石高耸三四层，护城河深阔二十多丈。城内建造高楼大厦，楼阁有九层，高危的瓦板上装饰黄金，下面隔出睡房百余间，将民间美丽的女子拘留其中，供其淫乐。又常常东西游荡卧宿，让人不知去向，以防暗害。

日本对于有罪之人，不论轻重，当场杀戮。壬辰年，吉有一个孩子病故，妄杀乳母十余人。癸巳年十一月，吉在各护屋返回，听说家中女婢通奸，将男女四人活活烧死在大堺野外，追究杀害知情的婢仆七十多口。凡是盗窃，不论赃物证据多少，当场杀死。因此六十六州水陆平安宁静，任由他们通行贸易。

吉自从丙戌年擅自执政以来，倭国山城君懦弱无为。壬辰年征伐高丽，将天正三十年改为文禄元年，吉自称为大阁王，将关白的职位交给义子孙七郎。七郎字见吉，年纪将近三十，智勇无闻。

掳掠朝鲜人民，多是良家子女，吃糠咽菜，宿在草堆，受尽万般苦楚。有秀才廉思谨等二十多人，被掳到日本，吉命令厚给衣食，想拜他们为征伐大明的军师，廉思谨等人誓死不愿等情。

据此，臣又屡次阅读邸报，关于商议倭酋封贡一事。该兵部经略大臣与台省部属诸臣持论不决，已经一个月了。如今总督顾养谦抄录倭表呈样，议论更多。该山东道御史甘士价上奏请求派遣官员确切勘查，奉圣旨：“这倭情未定，着等待顾养谦再有奏报，就派遣风力科道前去，兵部知道。”钦此。

臣在寺中，强义均休戚，且社稷生灵安危大计所系，不容无言。谨会同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刘芳誉，看得平秀吉此酋起于厮役，从丙戌至今，不过七八年而篡夺国柄，诈降诸岛，拘禁其子弟，臣服其父兄，不可谓没有奸雄之智；兴兵朝鲜，席卷数道，若非我皇上赫然震怒，命将东征，则朝鲜君臣几乎尽为俘虏，不可谓没有攻伐之谋；整造战舰，以数千计，征兵诸州，以数十万计，都是过去所没有的，日夜图谋，思得一逞，不可谓没有窥视中国之心。

如果让他的长酋率领众军，乘风扬帆，侵犯我沿海省郡，备御兵力容有未完，一时胜负得失，是未可知的。然而臣等私下料想，平秀吉不过是一个狡诈残暴之徒罢了。本以人奴身份，篡窃至此，彼国诸酋，想效仿秀吉所为而思攘夺者甚众，阴谋伐国，构怨亦深。如结萨摩州将幸侃，逼令州官义久杀其弟中书以自证清白，义久不得已，而佯为降顺，其心未尝一日忘记秀吉；夺取丰后州官之妻为妾，民间妻女充塞卧内，淫虐百端；诸州质子，禁若囹圄，父子兄弟不能相见，共同不胜其仇雠忿恨之情。

日本原本没有征收赋税的骚扰，如今却令各州远道输粮；原本没有兴大兵动大众之举，如今则征发骚然，举国鼎沸。倭之人民，何以堪命？日事杀人而担心其噬咬，多行不轨而顾虑其毒害，所以出门则蒙面，睡觉则迁徙。他也自知其不免于祸，以事理策之，秀吉之自底灭亡可计日而待。

如今谋划动干戈，驱无辜之苍赤，而欲尽置于死亡之地，此为神明之所不与。恃其取诸州之故智，以袭朝鲜；凭其破朝鲜之余威，思犯中国；尽起国内之兵，将为无前之举；怒臂当车，不量彼人兵骄者败，岂可久长？且彼虽有数十万之众，航海而来，我沿海舟师，以主待客，以逸待劳，随至随击，胜算在我。而又绝其引导，乖其所之，彼未可以遽入吾地也。战舰虽巨而多，离船则不能守，守之则不能登陆而战。兵以数万计，日须数百石之粮，我坚壁清野。

译如果让倭寇无处掠夺食物，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因困乏而死亡。过去倭寇侵犯浙江、直隶、福建、广东等地，虽然百姓遭受其荼毒，但最终都被歼灭，没有生还者。昨天入侵朝鲜的倭寇，不下十几二十万人，遇到我大明王师仅两三万人，一战便显得胆怯。如今侦察得知他们死亡者已过半，其伎俩可见一斑。那小小的夷邦，首领不过是一介匹夫之勇，身边的亲信羽翼，并非一向亲近信任之人，更没有韩信、白起那样的谋略，有的甚至怀着豫让那样复仇的阴谋。所以以臣等看来，这个倭酋必定不能在我大明得逞，反而会因不收敛而自取灭亡，很快陷入败局，这也是情理势之所必然。如今内外人心惶惶，有像害怕蜀地那样害怕倭寇的想法，都是过虑了。至于封贡的说法，台省、礼部各位大臣已经说得非常详细，臣等无需再多嘴。私下认为日本有山城君在，虽然他懦弱，但名分尚存。一旦将天朝的封号加在僭越叛逆之人身上，那么又将山城君置于何地呢？推崇奸邪、怂恿作乱，违背纲纪、废弃伦理，这不是用来号令百姓、昭示四方夷狄的做法。北虏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来投奔我们，我们扣留他作为人质，而北虏低声下气地请求，于是我们归还了把汉那吉，并与他们商议通贡互市，假借王爵封号。先帝有不杀之恩，北虏没有要挟的迹象，这是当时有机会可乘。但现在情况并非如此。平秀吉无故兴兵，扬言入侵内地，陷我属国于危境。东征的军队，相持日久，损失也很多。碧蹄战后，倭寇暂时退到釜山，尚未离开朝鲜境内，而我们却听信小人计谋，允许他们往来，谈论封贡。如果说朝廷允许封贡他们就退兵，不允许封贡他们就进兵，这是要挟吗？不是要挟吗？近来朝鲜国王李昖上奏称，倭寇正在金海、釜山等地筑城造屋，运送粮草器械，焚烧攻掠，没有停止的时候，直到屠杀晋州，死者六万余人，这还能说是退兵乞和吗？请求封号固然不是平秀吉的本意，但借此名号来威慑诸夷，更加放纵他狂妄逞强的志向，那么秀吉也就暂时顺从。行长、小西飞等倭酋，慑于平壤、王京之战，既未能长驱直入，又因军队进入朝鲜后死亡众多，恐怕无法向秀吉交代丧师的罪责，于是也姑且假借封贡之说，来欺骗秀吉而缓和他的怒气。因此沈惟敬等人侥幸苟且的计谋，得以在其中施行。如果我们经略、总督等大臣，不过是因为沈惟敬等人而过分相信行长等倭酋，又因为行长等倭酋而错误地看待平秀吉，不知道秀吉有豺狼的暴虐、狐兔的狡猾，变化欺诈、反复无常，必定不能用信义来对待他。现在看总督所呈请封的表文，末尾说：“世代做藩篱之臣，永远进献海邦之贡。”因封及贡，其意图已经在此显露。大概秀吉狂妄的图谋蓄积已久，一次封号必定不能满足他的欲望，索要封号后必定又会索要贡品、互市，得陇望蜀，进而侵凌我大明，朝廷又将如何处置呢？朝鲜李昖的奏章，也说贼兵依旧屯留，扬言等待天朝准许封贡才退兵，又放出臣下两个卑贱的儿子，无非是为了暂时延缓天兵，而谋求逞凶之计，那么倭酋的意图，朝鲜君臣已经知道了。如今当权者的议论，想要让倭寇全部退回岛屿，不在朝鲜留一兵以听命，然而他们正在进兵攻掠，肆无忌惮，又怎肯收兵回国，突然顺从呢？揣度情理、估量形势，臣等恐怕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这样的结果。即使暂时退兵，随即又会入侵，背弃盟约的罪责，又将归咎于谁呢？议论者大多认为封贡不成，倭寇必定大举入侵。不知道秀吉妄图入侵，情形早已明显，封贡也来，不封贡也来，只是早晚之间的差别罢了。六十六州，与朝鲜一国，先和而后取，这狡猾的图谋非常明显。奈何堂堂天朝，竟然与夷邦小国的愚昧相同呢？臣等恳请皇上大震天威，罢议封贡，明诏天下，以倭酋平秀吉干犯天诛、必不可赦之罪，同时敕令文武将吏，并诏谕日本诸酋长，以擒斩秀吉，则有非常之赏、破格之封，朝廷不封凶逆之人而封能除凶逆之人，以此明确昭示天下。然后奸雄丧胆，豪杰振奋。平秀吉这一倭酋，不久当被歼灭，并不难。臣等迂腐的筹策，认为今日之计，没有比使用反间计更妙的，没有比备战防御更急的，没有比征讨剿灭更重的。为什么？倭酋倡乱，只在平秀吉一人。各州酋长多表面投降而内心异志。中间有可以用义理感化的，有可以用利益引诱的。秀吉原本没有亲戚子弟，股肱心腹之人，倘若能派遣非常奇士秘密前往图谋，五间俱起，神秘莫测，那么不烦兵戈而元凶可擒。一旦抓获元凶，倭乱顿时平息。所以说没有比用间更妙的。备战防御的策略，连年屡次奉明旨，申饬当权诸臣，也已经很严厉了。臣等私下认为辽阳、天津两地，紧邻京师，一由朝鲜渡鸭绿江而上，一由山东海面乘风疾趋，如果有疏忽，让倭寇长驱而入，震惊朝廷，这不可以不忧虑。应当将东征的军队挑选或增至二三万人，派遣大将二员，分屯两地，以防不测。各省直水陆兵防，更应在今天严加整备，等到他们入侵我国境，或犄角之势，相与戮力歼灭他们。这不可以依赖他们不来而一日可缓的。所以说没有比备御更急的。然而用间虽然妙，恐怕未必能得志于彼。备御

译情况紧急，恐怕不能使他们对我军胆寒。臣等认为，他们如果不入侵内地也就罢了；如果果然入侵，大肆猖狂，恳请皇上与几位重臣商议征讨，特别从内库拨出百万两银子，分发给各省。打造两千多艘战舰，选拔训练二十万精兵，在朝鲜布防，不如直接利用乘虚而入的军队，这是良策。趁其空虚，出其不意，会师上游，直捣倭国。顺从命令的宽恕，违抗命令的诛杀。那个秀吉酋长，怎能逃脱？这就是所谓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名义上称其为贼，敌人才能被制服。所以说，没有比征剿更重要的了。

有人会说，兴兵远涉，费用巨大，在国家财政匮乏的时候，怎么能承担得起？臣等计算，山东、浙江、直隶、福建、广东等地防备倭寇的军饷，每年不下二百万两。积累十年，就是两千万两；再积累三五十年的话，费用无穷无尽。现在征剿的费用，不过一年的军需就足够了。如果倭寇被平定，海防就可以稍得喘息，各地每年拨付的饷银，可以节省一半。一劳永逸，事半功倍，没有比这更好的举措了。

臣等又听说，元世祖曾用水军讨伐倭寇，导致十万人在五龙山下溺亡，谈论的人常以此为借口。臣私下揣测，世祖虽然雄才大略，但实际上蒙古人不熟悉海上的形势便利。当时的将帅，必定多是高官。他们让不熟悉波涛、不懂风向潮汐的人去驾驭海洋，自然颠倒沉没，即使有百万大军又有何用？现在在东南使用水军则大不相同，必定熟悉波涛，必定知道风向潮汐，顺应时机前往，不用担心翻船溺亡。试看沿海商民，到各国贸易的，百次中很少有一次失败。所以元朝的事，不能作为今天的论据。

人们畏惧倭寇，担心他们来犯，又只主张固守，害怕出击。因此倭酋得以恐吓并向我方提出要求。如果真知道防备的策略，以及攻伐的谋略，不担心他们来犯，反而制伏他们前往，那么他们即使狡诈百出，也无计可施。兵书所说的“先声后实”，又说“未战而在庙堂上计算就能取胜”，这次行动就是如此。

臣等并非不知道兵部、经略、总督等大臣，值此艰难时势，不得已而采取权宜的羁縻之术，怎敢轻易提出不同意见，阻挠其间？只是侦察得知倭寇的情况既然如此，而审度控制他们的机宜又如此，深知封贡并非有利，不封贡并非有害，才敢效尽愚忠，仰助皇上的谋划。只希望皇上奋然决断并施行。

至于广东香山澳佛郎机番（葡萄牙人）交通接济一事，确实有原因，恳请敕令两广总督军门，设法禁止惩处。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居住在倭国的人，不论时间长短，有罪无罪，只要有归国的意愿，诏令他们跟随派遣出使的船只返回。这样顺逆就分明了，华夷的界限就确定了，四海人心，都感到痛快，而社稷生灵的长治久安之计，也可以从此得到了。

译关于处置海坛的奏疏【处置海坛】

海坛是倭寇入侵的门户，因此应当加以治理并屯驻军队以占据它。

臣查得海坛与福清相对，相距四十里，距离很近，是福州的门户。南日山位于莆田和福清之间，是兴化府的上游，向来被称为险要之地。而这两座山，开垦已经很多，土地成熟，可以借此作为治理疆界、保障安全的计划。除了南日山已行文分守福宁道转行福兴两府会同勘查，尚未上报外，只有海坛勘查了一年多，已有定议。据该县丈量，田地八万三千八百多亩，数目尚未完全统计清楚，难道可以荒弃而不耕种吗？所议定的税银，上等田地不过五分，下等地仅止三厘，民情已经无不顺服。所议定的酌情追缴地价，似乎也很轻微。然而据该司参议陈应芳覆查详述，确实很有道理。山泽的利益，本来应当与百姓共享。他们既然有开垦的费用，难以责成他们缴纳地价，全部予以减免以示大公无私，也未尝不可。至于建造城池、营房，建立粮仓、官署，该县逐一查议，颇为详细准确。各项公费，不过六千多两，就用本山田地税银三千两充抵，可以不劳民伤财而办成。趁现在议定之日，该司先动用税银，发给福清，责成知县丁永祚，趁时兴工，那么一个月之间，就可以就绪。城池既已完工，营房又已建成，海坛游兵一支，就可以常年屯聚其中。有田可耕，有兵可守，即使有寇贼到来，也可以无忧无虑。海坛屹立，足以成为雄镇。那么福州门户就坚固了，寇贼没有越过海坛而直接抵达福州城的道理。对外抵御盗贼，对内护卫省会，向下保护兵民，这是这一方千百年长久之利。那南日山，仅比海坛小三分之一，等勘查明白后，将来也可以作为屯守的计划。又查得澎湖属于晋江地面，遥峙海中，是东西二洋，暹罗、吕宋、琉球、日本必经之地。其山周围五六百里，中间多平原旷野，肥沃的田地，估计可达十万亩。如果在此设置将领屯兵，筑城置营，且耕且守，占据海洋的要冲，断绝诸夷的往来，那么更是长驾远驭的良策。但澎湖距离内地稍远，现在没有民居，不易轻易议定，须待海坛治理已有成效，然后依次查议施行。又查得嵛山属于福宁州地面，中间可耕之地不多，不必费心规划。如果浙江的舟山，设有两个卫所，田地已经编入缴纳粮差，不必多言。其陈钱、金塘、补陀、玉环、南麂等处，或在宁波，或在台州、温州，似乎都可以查议治理。再查沿海各岛屿，民间私自开垦很多，他们相率归于豪强之家，一经官府查理，就编造谣言阻挠，因此常常搁置而不实行。先前臣在二十一年九月委派官员勘查，至今二十三年二月议定尚未决断，如果不是臣临期督促该司，以及该司议定捐出地价，那么海坛之事且将成为画饼了。所以沿海诸山，想要议定开垦，公利于民，并且设置将领屯兵，作为地方防御的策略，如果不是委任得当、断然不惑的人，没有能够成功的。恳请敕令该部，再次斟酌议定上奏，行文令福建抚按诸臣，遵照督行，并行令浙江抚按诸臣一体查议，庶几海边闲田不至于荒弃，而东南门户，更加坚固严密了。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终

《皇明经世文编》（401～416）/五百八卷（明）陈子龙等 选辑

卷四百一 宋经畧奏议一（奏疏）

卷四百二 宋经畧奏议二（奏疏 书柬 咨 檄）

卷四百三 支华平先生集（议 序）

卷四百四 郑经畧奏疏一（疏）

卷四百五 郑经畧奏疏二（疏）

卷四百六 郭中丞三台疏草（疏）

卷四百七 萧司农奏疏（疏）

卷四百八 张洪阳文集（疏 揭帖）

卷四百九 沈太史文钞（书 序 议）

卷四百十 华中丞奏疏（疏）

卷四百十一 赵司农奏议（疏）

卷四百十二 曹给谏奏疏（疏） 锺□□奏疏（疏）

卷四百十三 王太仆集一（论）

卷四百十四 王太仆集二（论）

卷四百十五 吕新吾先生文集一（疏）

卷四百十六 吕新吾先生文集二（疏 议 书）

卷四百十七 沈龙江文集一（疏）

卷四百十八 沈龙江文集二（疏）

卷四百十九 郭青螺文集一（疏）

卷四百二十 郭青螺文集二（疏 杂着 记）

卷四百二十一 李修吾奏稿（疏）

卷四百二十二 李襄毅公抚辽奏稿（疏）

卷四百二十三 李襄毅公平播全书一（疏）

卷四百二十四 李襄毅公平播全书二（疏 书）

卷四百二十五 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