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四十五

译就像儿戏一样，这是从前患难中得来的教训。年老的人不记得往事，只贪图眼前的安逸；壮年的人不考虑其他，其威严不仅在于去除爪牙，连皮肉都不相附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建立搜捕讨伐的议策，确信斩首示众的法度，设立难以预测的防备，在苟且求安无事的日子，谁会认为可行呢？

江西土地贫瘠，百姓强悍且喜好争斗诉讼，桂文襄公陈绛已经记载了这一点。崇仁、乐安、德兴、乐平各县，一旦有争执，往往聚集数百人，其气势不彻底夷平对方的宗庙并杀死仇敌是不会停止的，这可不是能高枕无忧的。如果让他们像报私仇那样进行公战，这就是秦人能够兼并六国的原因，只是缺乏倡导的人罢了。

过去镇守太监邓原提出建议，以赣州巡抚兼管四省来制约上游，而南昌知府李公承勋，甚至联合民众安抚以制约突发的寇乱。他们难道不怕改变旧制、动用民力吗？也是有所惩戒，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所以为今天谋划，不过三件事：训练、招募、调兵。训练为上，招募次之，调兵为下。大凡用兵，不过是日常守城和野外作战。野外作战最难，守城次之。那些调来的军队，在野外作战时的不足，以及退却时不能尽数依法处置，是众人所共知的；而不知道这对守城也毫无益处。他们暴虐掠夺的惨状，以及供给的费用，是众人所共知的；而不知道这还不仅仅是无益而已。

奔命百里的人就会跌倒，趋利千里的人军队只能到达十分之三。他们远离家乡亲戚而驻扎在这里，哪里还会有爱护田地、邻里、居所的心思呢？所以凡是依赖调兵的人，元末杨完者在临安的情况可以借鉴，这不是国家的长久之计。如果一定要说依赖调兵，那么田单最终不能靠强兵打败齐国，少康也不能靠一支军队复国。

国家海寇作乱已经八年了，征收赋税的命令，全部落在编户齐民身上，焚烧掠夺的惨状，毒害入骨髓。练兵的请求，台谏的奏章，堆积在宫门，朝廷也曾破格提拔知县，又设立专官作为名义，但最终没听说有精锐的士兵，足以担当一场战役的重任。难道不是因为士气不加以振作，就把柔弱脆弱的弊病，归咎于天生；法令不加以严明，就把掣肘的责任，分摊给旁侧的官员？

如果不是断然决疑、信任法度、预先奖赏、任用有功、明察细微并兼顾这些方面，而只是说练兵练兵，这是徒然委曲于虚文罢了。郊外有营垒，尚且这样说，那么说在这块土地上实行实兵的人，本来就应该认为这是支流了。然而观察往事，则清晰得像指掌一样可见。

自古谈论治兵，没有超出几件事的，每次倡导谈论，也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然而事情决断后才行动，那么言论虽然浅近却能得到便利；机会拘泥而不奋起，那么谋划虽然深远却很少成功。在大顺之地潜伏险阻，在未然之时考虑祸患，何况浙江、直隶连成废墟，福建、广东尚未平定，四邻遭受创扰，正独自处于中间，能不有一旦的忧虑，而直接这样做太平盛世的样子吗？

太史公说：教鞭和责打不可废弃于家庭，刑罚不可松弛于国家，兵器甲胄不可停息于天下，使用它有巧妙和笨拙，施行它有顺和逆罢了。世俗的儒者不明大体，轻率地谈论德教，于是固执不移。宋国的向戌请求晋国和楚国弭兵，他跟随两国相见以为功劳，而请求封赏，晋国给了他六十个邑，他展示给子罕看，子罕削去并扔掉说：“天生五种材料，百姓都使用，谁能去掉兵器？兵器是用来威慑不法行为并彰显文德的，圣人因此兴起，乱人因此废弃，废弃兴起、存亡、昏明之术，都源于兵器，而你要求去掉它，不也是欺骗吗？”

凡是愚昧和欺骗，不是别的，是因为人情容易安于现状而难以变动，习惯久了而害怕初变，所以安于房室的人难以和他商议资斧的需求，藏匿瓶罐的人不可和他谈论海陵的积蓄，喧嚣的治理，不是用来切实事而考虑深远的。所以贵在断然决疑。

自从正德己卯年以来，江西安逸四十年，往往抚臣也曾练兵，又挑选其中的精锐另立名号，人人自信，不至于以为儿戏，唯独因为生死之法行于其间罢了。李光弼代替河阳，不是更换地方，而用济之斩杀，则旗帜为之更加鲜明；世宗驾临潞州，不是更换军队，而爱能离去，则三军为之警惕。上面的人有断然的意思，而不牵制于左右顾盼，那么下面的人，有毅然的心志，而不敢于偷安。朱虚侯行酒，则满座都肃穆；项梁治丧，则宾客都办理。驱使人于锋镝，习人以杀伐，而寄托于空言吗？所以贵在信任法度。

军队出行而粮食跟随，法度严明则奖赏依附，有定额的经费，不可以给出格的需用，有限的工食不足以奖赏不凡的气概。现在江西的财物，出自库藏的，如赋书所具，已经不能再有所增加了。兵食相互需要，而即使韩白那样的将领，又怎么能单独靠斩首的法度，得到人人死力呢？

过去在赣军门刚开始创建时，曾经具奏请求让广东盐行销湖西。在正德年间王公守仁之所以能收取浰头、桶冈的功劳，也是因为费用出自这里而足以自给。近来峡江设桥，则广东盐不下，而税且少，巡抚副都御史范公钦，经略练简，几乎有头绪了。还担心徒手无策，假令万一将大有所用，那么现在官府往往告乏的，将如何善后呢？

积蓄储备是国家的重大命脉，转运输送是军队的上等事务，竹头木屑，在厌弃之日收取，食羊投醪，在迫切之时分发，这怎么能不预先奖赏呢？王者操持励世的权柄，就只在于明察考核；大臣有分统的责任，就只在于区别偷懒和勤勉。

译那些平常的事务、文史方面的学问，可以凭借从容儒雅的道理来处理；而在军旅之间，则只有怀抱才志、不习惯于寻常事务的人才能胜任。然而，违背时势的人会受到独特异类的讥讽，担任职务的人常常显露出被怀疑的迹象。机密的事情不可以告诉别人，那么意图难以普遍传达；功业成就而不能自我隐藏，那么忌妒到来而不能全部平息。因此，当权的臣子，常常陷入不正确的境地；即将成功的业绩，每每因为嫌疑而废弃。如果不是在上位者清楚地辨别、保护他们，那么即使年岁适宜也会突然改变，刚刚安定就会迅速变化。这怎么能不依赖功劳呢？乌附用来去除疾病，却也用来引发疾病；讥关用来抵御暴乱，却也被认为是暴乱。那些穿靴子、戴头巾而称雄的人，难道是低头耕作的人吗？也不过是埋没才能、不得志的人罢了。使用他们就必须有所优待，优待过度就会骄傲不可再控制；优待他们就必须有所节制，节制过度就会怨恨不可再消除。所以有在马厩中叫喊的人，也有横躺在民房中的人。触犯这些的人，即使有震惊世人的功劳、燃眉之急，不仅别人将不再食用他们的剩余，自己也将不能享受他们的利益。因此，观察细微如秋毫，而行为以公平宽恕为原则；法律宽大到能容纳吞舟的大鱼，而将以必定惩罚为准则。这是对待事物的方法。光武帝之所以说每次出兵，头发就变白，这就是谨慎细微的原因。聚集这些众人的效力，训练自然就会精良；不足就继续招募，几乎需要调动的人，只是苟且眼前。如果引盗入室不顾主人，那就可以这样。现在天下的卫所名额都取自罪人，近年来，曾下令让他们赎罪治理。他们不杀人就盗窃仓库作奸，他们不能持戈从事于军队也是明显的。所以军队的损耗不可恢复，而取足于民兵；民兵不能全部使用，而又有精兵。时代变迁，不可全部知晓，而有备无患，这是千古的律令。不然，桃源的奔突，忽然到达衢州和信州；宸濠的微贱，怒目而破南九，难道还有守卫吗？前车之覆，后车将倾，我写这本书，所以反复告诫。

译险书【设险】

臬史氏说：查考江南地域延伸割属的情况，历代都不相同，难以详细陈述。如今制度所划分的隶属关系，大致境内南北长一千九百里，东西宽一千二百里。中部是南昌，北面背靠大江依傍湖泊，东北是饶州，直到浮梁，东面下延广信府直至玉山最远端，南安被山岭阻隔，稍转向西，袁州与萍乡接壤，西北则是九江与瑞昌交界，这就是五大门户。

国家刚平定天下时，改设卫所作为藩屏，凡是自西向南都设置卫，如袁州、九江、赣州。而东面都设置所，如信州、饶州。这难道不是因为楚地有洞庭、长沙、郴州、衡州等地的险要，作为长江上游，是盗贼盘踞的根源；而东面则是浙江与福建都平安无事，可以稍微简略防备吗？

我撰写实录，记载历朝兵事，那些军队出入的道路与防御的地域，都不是平常耳目所能触及的。然而治理天下国家，强干弱枝、居中制外，才是根本大局。至于守卫险要、设置防备，虽然不能全部凭记忆周密排列，但对其剪除萌芽、留意于敌人必攻之路的，也不能独自缺失。

邾城不可守，所以陶侃放弃它以保全自己；汾北是必争之地，所以韦孝宽重视它并想要防备。他们向来熟悉当地地形的险易利害，可以守御，以及出奇制胜，并且衡量敌人的将领与形势来揣度，那么敌人已经在眼中了。所以，地形有险而将领愚笨的，就放弃地形；地形平坦而敌人逼近的，必定坚守。对我有利的就胜利，对敌人有利的就失败，双方相持的，胜负各占一半。这是用地的道理。

如今江西没有战事警报，百姓安居乐业，四境如同一家人，万姓如同一个人，没有什么需要利用险要的地方，又何必用藩篱守御作为堤防呢？然而地形不同，利用险要有两种：不过是用它来取胜，或者占据它来作乱罢了。

四邻相接，防备侵犯掠夺，敌人揣度我的险要，就要花费百倍力气，这是用它来取胜的，比如狄青快速渡过昆仑关就是这样。

当百姓像婴儿一样无辜，忽然像龙蛇一样，依傍岩石竹林，制造动乱，这是占据险要来作乱的，比如武陵蛮依仗九溪叛乱就是这样。

这两种情况在天下，其势力常常相互克制。俗话说：短棒抵挡猛虎，奋力呼喊并操持击打；穿着铠甲拿着兵器睡觉，童子弯弓射他，意外仓皇失措，周全考虑的人不会遗漏，关键在于事先控制它罢了。

鄱阳湖固然是一片大泽，压制四郡的边界。春夏水涨，渺茫万顷，波涛汹涌，无法靠岸；秋高水落，田埂微微露出，却又千条万港，船只一旦进入其中，鬼伏神藏，无法全面查究。而奸民聚居其中，商贾风舶不能安全到达，甚至有时抢劫大户，肆无忌惮，追捕紧急就躲入其中。

国家设立巡司，一省有一百一十三所，而沿湖的有十四所，大概是因为谨慎的缘故。

其他各岭北面靠近广东，建宁、信州连接福建，都是万山盘绕，官府捕吏足迹不能到达的地方。百姓贫困或背负罪责逃入其中，教唆他们吞食掠夺，出入无常，事情牵连数省，则彼此相持，无可奈何。他们正倚仗这些窟穴，而有司又因拖欠赋税紧急征收，无罪的人容易因虐待产生愤恨之心，聚集起来得逞，这种隐忧，岂能一一数清呢？

这种形势如果不加以剪除、查究，就会聚集而不分散。这并不是没有显露形迹端倪，却说无害的人，只是希望苟且安枕罢了。

所以江西大势，凡是四邻有警报，都是可畏惧的，而湖口尤为咽喉；境内有警报，都是应当忧虑的，而赣州尤为枢机。大概长江的船只，从湖口进入，就乘风南指，不只是惊动四郡，倏忽上下，一省都震动。赣州占据上游，方舟向北，犹如从高处倾倒水一样，那么数郡都糜烂了。

正德初年，巡按御史臧凤上言四件事，第一说假借兼制来安定地方，南赣二府，接连三省，流贼出没，东西北方，不相统摄，公文往来约会，动不动就拖延旬月，以致盗贼多散逸，事情难以就绪。现在命令都御史兼制四省，接境府州，随宜调度，那么盗贼可以平息。奏请获准施行。

而后御史杨必进也上疏略说：南京是根本重地，淮扬诸卫，都屯驻重兵，所以防备淮海。荆蜀江汉会合于九江，而赣、吉、抚、饶汇聚于鄱阳湖口。国家在九江开府置卫，九江设置兵备，这是马钧阳建议用来屏障江南的，又设置兵备来专门守卫。而湖口曾无一卒戍守，不是周全的策略。请在湖口增设一军，而以九江钞关余积各置战船百艘，使相互应援。以南康、黄州二府隶属九江兵备守备，而巡江御史，得以往来巡历，那么荆蜀诸盗不敢窥视九江，赣瑞诸盗不敢窥视湖口。

如今南京江口，虽然有水操，不过是虚文，请求命操江都御史，将水操事宜详细商议举行。其安庆、九江、芜湖三处，各按时演习水操，那么水路可无忧了。

江西、福建、广东的盗贼，泛舟鄱阳湖而登陆，那么池州的建德、徽州的祁门，昼夜兼程，五日可至金陵。宜拨新安卫一所屯驻祁门，池州卫一所屯驻建德，复于要害隘险，守以弓兵，谨以烽堠，那么陆路可无忧了。

下达兵部覆核，令南京内外守备官，及抚按官会议上报，事情最终没有施行。两位公的忧虑确实深远，对于金陵的形势，还有关联，而杨议最终没有实事，难道不是所谓希望苟且安枕的人吗？

难者说：百里之邑，虽

译狭窄的地方必定有边界。一座环绕的山，虽然低矮也必定有山脚。边界与山脚就是险要之处，你为险要之地作记述。对于平坦承接之地，没有用处且暂且搁置。如果选择之后才防守，那么变故就无法预先谋划。如果一定要全部防守，哪里能得到足够的兵力来供给呢？况且像过去的赣石滩，是虔州的险峻阻塞之地，李迁之最终败亡；生米渡是南昌的平坦道路，岳飞凭借它打败了贼寇。十四地的地形，孙武子也不能穷尽，穰苴和白起也不能完备。你全部谋划它们，难道能穷尽吗？不谋划的话，你的记述就没有用处，那你凭什么筹划呢？唉，这不是我的本意。我为险要之地作记述，也只是告诉主管官员和在此地的官吏罢了，并不是认为将领应该这样做。从兵法来说，选择险要之地出奇制胜，名将也有不足之处；凭借险要之地预先防备，平庸的县令也能使其有余。从治理之法来说，在盗匪已经形成时攻克他们，巡抚也有不足之处；在盗匪尚未聚集时分散他们，县尉也能使其有余。从前先王确定国都，他们难道一定要全部寻求作为抵御敌人的屏障吗？公刘刚到达邠地时，必定观察它的阴阳向背，查看它的流泉；文公迁徙到楚丘时，必定与中星相协调，登上景山。他们之所以如此眷顾而不怕麻烦，大概是为了选择土地让百姓居住，处于阴阳风雨交汇的地方，以协调他们的性情，而寒冷温暖干燥潮湿，必定避开它们的危害。所以燕赵人的慷慨，不仅仅是轻生；齐人的诡诈，不仅仅是无情；淮南多瘿病，长沙多眼疾，他们不仅仅是不能调理身体。食用那里的土地出产，又因此习惯成自然。从小到大相承，就认为理所当然，这就是风俗形成的原因。一旦形成就不能再改变了。百姓确实重视迁徙，眷恋故土，然而对于刚出生的人，逐渐改变就不会惊恐，这其中的利害，与穿着铠甲取得胜利相比，相差万倍。所以好的主管官员，观察他们刚开始居住时，考察土地的贫瘠肥沃、平坦广阔，不让他们居住在险峻阻塞之地。如果已经居住在险峻阻塞之地，既然居住并安于土地，稍微开垦形成风俗，就用计谋分散他们，不让他们聚集保卫。邻居有跳梁小丑，而我们的百姓恰好处于他们的肘腋之间，就明确保甲制度，不让他们联合，又防止他们争斗。地势险要而声音传不到，呼喊的地方达不到，就时常联合聚集他们，用象魏警示他们，夷平他们依赖的地方，不让他们自行其是。如果不幸习惯已经形成而事情迟缓，事端萌发而机关卡住，就暗中谋划秘密计策，解除盟约，判明仇敌，深沉幽暗，不松懈也不惊恐，不让他们突然发作。像这样而又能按时征收赋税，减轻剥削打击，让他们休息，教育他们的子弟，种植他们的田地，团结融洽，坚固牢固，繁衍众多，变化兴盛，那么他们也就各自爱护自己的妻子儿女和房屋，以求老死，这是人情所共同的。虽然有高城深池，也比不上人和，何况深林大泽，也能庇护他们生存。他们怎么肯舍弃他们非常有利的东西，而在安全的日子寻求必死呢？这就是我告诉主管官员和在此地的官吏的原因。

译海运详考【海运】

敬所担任山东左副使时，恰逢有开凿胶莱河的议论，于是条陈上海运事宜。此事本集未载，见于《海运详考》一书。该职查得，胶莱河的开凿始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七月，总管姚演上奏此事，下交丞相阿合马，与百官集议开凿，以万锭钞作为工价，仍供给粮食，世祖采纳了此议。十八年九月，丞相火鲁火孙又奏请免除益都、淄、莱、宁海三州一年的赋税收入，折算为工价，作为开河之用。三十一年，御史台言称胶莱海道浅涩，不能通行，于是废弃。而当时所依赖以通达京师的，只有阿八失所开的济州河。其后，漕臣囊加、角孙伟言称海船快捷且便利，而右丞麦木丁也言称阿八失所开的河弊多利少。这时，漕臣忙兀角遂招集南人运达万石，与囊加、角孙伟的话相合。众臣请求用军队试验，于是调移阿八失河所用的水手，及军队万人、船只千艘到扬州省教习漕运，以平滦船从利津出发，专事海运，而济河也废弃了。

大抵元人虐待其民开凿胶莱河，史臣称其所费无数，而最终没有成效。本来就不能强行以全盛之力，与河流争利。这是它最终不能成功的明显验证。既然邳河未能迅速疏通，而胶莱河又恐怕不足以济事，所以以愚见看来，不如直接开通海运。现在如果得到二万两银子，用六千两造船六只，用余下的银子招募登州、莱州海岛居民，约定船只大小，先小规模试验。每船须五十人上下，以三只船自登州向北至直沽，三只船自登州向南至淮安，每船都发给公文及携带重物，到彼处官府交投作为凭证，返回登州。凡是能往返两三趟，即证明海道通行无阻，然后全面商议造船派运之法，完全沿用元人的规制，详见后条。银子发给海右守巡及海道督造招募，每船给一大牌，通写船上水手姓名，又每人给一小牌，都写明年龄籍贯，以防替换。仍每船给画工一人，以便图录标记停泊山崖之名。那么明年春天，就可以用所造的船，先赴淮安兑运，仅数万石，如元人初年的例子。此事必定可成，以及详细查考历代成算，与较量本朝河运利害，逐款开载于后。职认为有十二利：

自古建立漕运以建立都城为方向。以往汉唐都长安则通渭水，宋都开封则通汴水。我朝定都幽燕，地势极北，所依赖的在邳河一线之路。近来又淤塞，有识之士寒心。现在所费不多，虽通海运不废漕运以备缓急，而另通海运，两漕并输，国计益足。彼不来而此来，先臣丘浚固已言之。这是国家至深至远的计策，一利也。

漕河河身狭窄，闸座联珠，漕船势必立帮以防争越，挨守日久，则百弊生而军食费。现在海运开洋，不必挨帮，二利也。

查据议单，每岁漂流挂欠不下数十万。挂欠由于人，漂流由于天。然而即在漂流之中论之，有人船米俱在者，有人在而船米亡者，有船坏而米尚可捞于湿者，情态万状。报入户部，不过行勘。然而有司的勒停，与吏书的隐匿，有实漂流而以为虚，至死狱中而责偿不获；有不漂流而以为实，各分其利而亏损在官。现在海运既通，则虽有漂流而无挂欠，而漂流亦不待于勘报，稽违以误总计，三利也。

现在漕河浙江、苏松、常镇、宁国、太平，共粮一百八十六万石，每石扣过江米七升，共该费米十三万二百石，而入淮以后，遇浅盘剥脚价之费不与焉。现在海运既通，则过江米与夫盘剥之费，省者不下数十万，四利也。

漕河运军，兑米已毕，惮于空归牵挽之劳，往往将船凿沉而逃，每岁计费不赀。现在海运无船将不能归，则沉船可省，五利也。

这是宋人的得策。愚谓漕盐当令为一人，如刘晏故事，则可以言叉此矣。宋人运船归则带盐，丘浚亦有此论。其事体未敢遽议，然今各军有行粮，有赏钞，有安家。现在诚通海运，舟大而人多，许其稍带南货，免其抽税，而渐减行粮诸色，每岁之省亦不可计，六利也。

漕河运军行粮，有派在水次随支者，每每征收不齐，其后改征本色四五钱不等，而官给不时，守候颇艰。现在通海运，则须尽给而后开帮，凡一应料价轻赍月粮等项，有司皆不容缓，料理自齐，七利也。

议单浙江、江西、湖广随船耗米，每石至七斗六升，其余道里渐近，虽有递减轻赍，然其费亦不赀矣。所以然者，为其行日久而耗多故也。现在海运乘风，势甚汛急，则耗米亦可稍议裁节，其嬴亦多，八利也。

京师王畿四方走集，近者累岁，为行户市买民间负累，辅臣曾形章奏。现在海运既通，百货合凑，则物价稍轻，行户亦宽，自成富盛。往唐陆

译贽遭遇德宗时的战乱，因为京城米价低廉，上奏请求开仓粜米，关中地区因此物价平稳。如今国家太平，绝不会有这种情况。然而用货物来推高米价，这是深谋远虑者所不废弃的，这是第九个好处。

建国初期开通海运，是为了向辽东输送粮食。辽东孤悬海外，粮饷运输极为艰难。往年遭遇灾荒，天子为此日夜忧虑，向东眺望。海运一旦开通，辽东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得到粮饷供应，如同洪武三十年的旧例，这是第十个好处。

历代漕运都是雇佣民夫，只有本朝使用军队；历代漕运都是中途转运，只有本朝直达目的地。军队没有轮换休息，而直达路途遥远，在途中更换时间，拉船拖拽十分疲劳。刚回到家还没坐热席子，官府已经点名再次运粮了。如今海运开通，每次五更天开船，巳时就能停泊。每年只在春初兑粮，到夏末就休息。疲惫困顿的士兵也能得到休养生息，这是第十一个好处。

兑粮运输的时候，军队弊端百出，盗卖侵吞，甚至有的官军都逃跑了。那些有军市而官府不知道的，拖欠粮款的官员，在刑部监狱里往往比邻而居。如今海运自从出海之后，想盗窃却找不到买家，已经盗窃逃跑又能到哪里去呢，这是第十二个好处。

国家太平已经两百年了，我私下担忧，实在不胜恳切。前些年长期隐居山林，详细考察了相关情况，现在借着胶莱河开通的议论，陈述始末，用来向上安慰朝廷，不惜耗费国库资金，为国家建立长远稳固的宏伟志向。这属于元朝和建国初期已经享受到的成熟利益，就像耕种熟田一样。而我的见识迂腐疏浅，又认为必定可以成功。所有考证的利弊详情，都记载在后面的条目中。恳请朝廷裁决选择，如果可能转达听闻，再加以斟酌商议，付诸实施，那么宗庙社稷就幸运了。

译计开

一、关于海运在先前朝代的始末，查得海运的提议，始于唐代咸通年间，当时议论而未详尽。到了宋代神宗熙宁七年，京东路访察使邓润甫等人上言，称山东沿海州郡地域广阔，丰收年份谷物价格低廉，招募人员进行海运，可将山东的粮食转运至河朔地区，以资助军需。朝廷下诏让京东、河北路转运司考察筹划，最终未能实现。此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伯颜图谋灭宋，当时他携带地图典籍，认为海运可以通航，极力向朝廷请求，于是任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人，建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送粮食四万六千余石，从海道运至京师。然而初次在海洋航行，沿着山脚深入曲折处，风向时机把握不当，次年才抵达直沽。朝廷尚未知晓其便利，这年十二月，设立京畿、江淮都漕运司两个机构，并各自设置分司以督促纲运。每年命令江淮漕运司将粮食运至中滦，京畿漕运司从中滦运至大都。至元二十年，又采纳王积翁的建议，广泛开凿新河。然而新河需等待潮水才能进入，船只多有损坏，百姓也深受其苦。于是废除新开河，大力推行海运，设立万户府两个，任命朱清为中万户，张瑄为千户，忙兀角为万户府达鲁花赤。至元二十四年，开始设立行泉府司，专门掌管海运，增设万户府两个，总共为四个府。至元二十五年，在内外分别设置漕运司两个，其中在外的那个在河西务设置机构，统领接运海道的粮食事务。至元二十八年，又采纳朱清、张瑄的请求，将四个府合并为都漕运万户府两个，只让朱清、张瑄二人掌管，其下属有千户、百户等官员，分为各翼，以督促每年的运输。至大四年，派遣官员到江浙，商议将嘉兴、松江的秋粮，以及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年办理的粮食全部用于海运，海运的利益，至此才变得广泛。而运抵京师的粮食已达三百多万石。起初海运的路线，从平江刘家港入海，经过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着山脚曲折处行驶，抵达淮安路盐城县，经过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边界，放洋灵山，转向东北路，因多浅沙，行驶一个多月才抵达成山。计算其水路里程，从上海至杨村马头，共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人说这条路险恶，次年千户殷明略又开辟新道，从刘家港入海，到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驶，进入黑水大洋，取道成山转向西至刘家岛，又到登州沙门岛，在莱州大洋进入界河。当船只行驶风向时机有时，从浙西到京师，不过十天而已。比起前两条路线最为便利。只是风浪难以预测，粮船漂没沉溺的，偶尔也有。然而比起河运的费用，其所得利益大多了。经历岁月既久，弊端日益产生，水旱灾害接连不断，公私都困顿疲敝，三省的人力，用来满足每年运输的固定数额，而押运监临的官员，以及掌管出纳的吏员，借此贪婪腐败，脚价不能按时发放，收支不得公平，船户贫困匮乏，损耗损失严重，加上风浪难以预测，盗劫翻船覆没，因此每年运输的数量，渐渐不如从前。至正元年，增加河南的粮食，总计江南三省，所运的只有二百八十万石。至正二年，又命令江浙行省，以及中正院财赋、总管府拨赐给各人寺观的粮食，全部起运，仅得二百六十万石而已。等到汝颍地区倡乱，湖广、江右相继陷落，而方国珍、张士诚窃据江浙东西之地，虽然用好爵位笼络他们，作为藩屏，但贡赋不供给，剥削百姓以奉养自己，于是海运的船只，多年不到京师了。至正十九年，朝廷派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儿、户部尚书齐履征海运于江浙，由海道到庆元抵达杭州，当时达识帖睦迩任江浙行中书省丞相，张士诚任太尉，方国珍任平章政事，诏命张士诚输送粮食，方国珍准备船只，达识帖睦迩总督此事。既然传达了朝廷的命令，而方、张互相猜疑，张士诚担心方氏装载他的粮食而不运往京师，方国珍恐怕张氏牵制他的船只而趁机乘虚袭击自己。伯颜帖木儿向丞相禀报，用严正的言辞责备他们，用委婉的言语晓谕他们，于是消除了两家的疑虑，先率领海船在嘉兴的噉浦等候，而平江的粮食，辗转运到杭州的石墩，又走了一舍才抵达山敢浦，于是装载上船。海滩浅涩，亲身经历艰苦，装载上船的粮食，为十一万石。次年五月才抵达京师。这年秋天，又派遣户部尚书王宗礼等人到江浙，至正二十一年九月，又派遣兵部尚书彻彻不花、侍郎韩祺前往征收海运一百万石，至正二十二年五月，运粮赴京，比起上年的数量，仅增加两万而已。九月，派遣户部尚书脱脱欢察尔、兵部尚书帖木耳到江浙，至正二十三年五月，仍然运粮十三万石入京，九月，又派遣户部侍郎博罗帖木儿、监丞赛因不花前往征收海运，张士诚托辞拒绝命令，从此东南的粮食供给京师的事，就停止在这年。这是《元史》所载的大略。又考证元臣罗璧传说，罗璧与朱清、张瑄首先统领漕船，由海洋抵达杨村，不到几十天进入京师，赐予金虎符，晋升为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兼管海道运粮。二十四

译年，乃颜叛乱，璧再次率领漕运船只抵达辽阳洋海，到达锦州小凌河，又至广宁十寨，各路军队依靠这些船只得以渡河济事，因此加封他为昭勇大将军。二十五年，疏浚漕运河道直至直沽仓，潞河决堤，洪水泛滥，几乎淹到仓库，璧树立栅栏，率领部下用畚箕运土筑堤抵御洪水，因此升任昭毅大将军。

《王艮传》说：王艮调任海道漕运都万户府经历。当时，绍兴的官粮通过海运入京的有十万石，城池距离海边十八里，每年命令有关部门拘集民船以备短途转运。官吏借此机会盘剥虐待百姓。等到运粮船到达海边，主管运输的人又不立即接收，导致粮食有折损短缺的祸患。王艮坚持说：“运粮户既然已经缴纳了官府的赋税，为什么还要这样纷纷扰扰？”又责令运粮户自行将粮食装载入运船，因风浪受损的应当核实扣除其数量，公文往返不断。王艮取出官府文书翻阅，立即扣除受损的粮食与钞币，运粮户于是免于破家亡业。

《王克敬传》说：王克敬升任湖南道廉访使，调任海道都漕运万户。这一年正值天历之变，海运漕船有迟到直沽的，未能完成输送，又漕运向南返回，回到行省，行省想要治督运者的罪，勒令他们返回直沽。王克敬认为：“如果他们在当年脱期，往返如此，确实可以治罪。如今冒着万死之险，保全所运粮食而返回，难道是不得已吗？现在漕运米岁入不足，明年也可以补充。”于是请求按石数附在次年漕运的船只上送达京师，行省大臣听从了他的建议。

《黄师泰传》说：黄师泰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二十年，朝廷任命他为户部尚书，让他分部在闽中，用闽盐交换粮食，通过海运转运供给京师，总共粮食数十万石，朝廷依赖于此。

《张思明传》说：起初在江浙设立海道运粮万户府，被任命的人害怕涉险不肯前往，张思明请求提升官阶以优待他们，于是定为法令。又查得《宋史》记载，建隆年间，女真曾从本国的苏州泛海到登州卖马，故道尚存。到重和元年，汉人高药师泛海而来，说女真建国，屡次击败辽军，登州守臣王师中将此事上报，诏令蔡京、童贯共同商议，于是派遣武义大夫马政，同高药师由海道前往金国。金主与粘没喝商议，派遣渤海人李善庆、女真散睹持国书，并携带北珠、生金等物，同马政来修好。诏令蔡京等告知攻辽之意，善庆等连连答应。住了十多天，派遣马政同赵有开携带诏书及礼物，与善庆等渡海回访。行至登州，赵有开死去，恰逢间谍说辽已封金主为帝，于是诏令马政不要前行，只派遣平海军挍呼庆送善庆等返回金国。

职惟元人开国幽燕，享受海运之利，已经近百年。其全盛之时，固然不用多说。等到至正末年，天下分崩离析，还能使张士诚运粮供给数年。至于宋代的赵有开、马政，又凭借孤舟开辟新道，由海往来传达使命，那么海道可以通航，又不必等到元代才开始可信了。

译一、关于本朝海运的始末，查得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食七十万石供给辽东军饷。永乐五年，礼部会议认为，北京所需的军饷，本处的税粮子粒以及黄河漕运都无法满足急需，必须依靠海运，然后才能充足使用。当时海船数量少，每年运输不过五六十万石，况且没有设立专门衙门，事务不归统一，不如在苏州太仓城内，专门设立海道都漕运使司，堂上官在文武官员中挑选公正、勤勉、廉洁、干练的人来充任。当时没有设立巡抚、巡按，所以说其行文移会与布政司相同，即是外台重任，行文移会与布政司相同。各处卫所现有的海船，以及出海官军，都归其提调，按时点检，依法整治。奉太宗文皇帝圣旨：“运粮的事再议了来说。”到永乐九年，济宁州同知潘叔正进言，命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等人，征发山东丁夫十六万五千，疏浚元代会通河，从济宁到临清三百八十五里，于是漕船才到达通州。十年，宋礼认为海船制造太紧迫，提议制造浅船五百艘，由会通河运输淮扬徐兖等处的岁粮一百万石，以补足海运一年的数量。十二年，平江伯陈瑄等人，开始提议原定额太仓的岁粮，苏州及山东兖州送到济宁仓，河南山东送到临清仓，各自交收；浙江及直隶卫分官军，在淮安运至徐州，京卫官军在徐州运至德州，各自设立仓廒收囤；山东河南官军，在德州接运至通州交收，名为支运。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浅船三千余艘，海运才开始停止。遮洋船，是海运设立总所的地方。每年在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兑运粮食三十万石，其中六万石在天津等卫仓收储，二十四万石中十四万石连同损耗折银六钱，都从直沽入海，转运蓟州仓收储。其后巡抚侍郎周忱进言，里河民运多耽误农时，请求像永乐初年那样，让百姓在淮安洲补给脚价，兑给军队，军民两便，卫所出给通关付缴，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宣德八年，参将吴亮进言，江西、浙江、湖广、江西的船只各自回附近水次领兑，南京江北的船只在淮安领兑，那淮、徐、临、德各仓，仍然支运十分之四；浙江、苏松等船，各自在本司府地方领兑不完的，仍然在淮安交兑；那北边一带，如河南彰德府在小滩，山东济南州县在济宁，其余水次仿照此例。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提议罢免淮安兑运里河官军，让江船在江南水次交兑，百姓增加过江的费用，视远近为差别。十年，提议淮、徐、临、德四仓支运粮食七十万石，就在水次，兑给军船，名为改兑。每年议派多准其数，但不作为常例。又查得平江伯陈瑄传，记载永乐初年充任总兵率领舟师海运岁米百万石供给京师辽东，请求在直沽尹湾城建立百万仓，天津卫籍兵万人戍守，船只经过海岛下令交易，人不敢喧哗，两便之。江阴侯吴祯传，记载戍守定辽时，总领舟师数万由登州转饷，海道险远，吴祯善于调度，兵食充足，不久召还，从此就罢免了海运。然而山东登州卫海船，还设有一百只，正统十三年，减免后只存十八只，每年拨五只装运青、登、莱三府布花钞锭一十二万余斤到辽东，其余停泊海滨以备海寇。弘治十六年，又减四只，那十四只，分派湖广、江西各四只，在当地制造，浙江、福建各三只，每每解银五千两赴部买料制造。正德四年，题请革除，各布政司每三年征价解部，三府布花准收折色。正德五年，仍旧打造。嘉靖三年，本部议得海船的设立，本为装运布花、防御海寇，现在布花已收折色，如果借此作为战舰，恐怕遇风则奔驰莫止，临阵则重难回旋，题请停罢。那登州船到嘉靖三年才革除。遮洋船到嘉靖四十五年才废除。现在漕河浅船也是由海运四百料钻风船改造。那么海运虽然罢免不行，而其余规制尚有考查。所以职以为，譬如耕熟田者，诚以二祖的神谟不可终废也。

一、漕运既久，势必变通。查得开国定都，必通漕运，运法既久，势须变通，故历代漕法，因时改张。汉人尚矣。唐都关中，江淮漕租米至东都陆运，至陕而水行。至开元十八年，裴耀卿始一变而为转搬，自江淮漕者皆输河阴仓，自河阴仓西至太原仓，谓之北运。韦坚二变。迨汉隋运渠起，关门抵长安，通山东租赋，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与渭合。刘晏三变，由润州陆运，由扬州簿送至河阴。李泌四变为入渭船，方五板输东渭桥，遂罢南路陆运。牛仙客五变为和籴，而其后终唐世。宋人都大梁，初开四河以漕，而汴为重。开宝八年，一变而为纲运。嘉佑三年，二变而为造船补卒团本路纲。熙宁二年，薛向三变而为募客舟，与

译官船分运，元丰五年，陈佑甫四次变革成为汴河重纲；崇宁三年，曾孝广五次变革成为直达纲，而直到宋朝灭亡，我朝初期仰赖海运。永乐十一年，才开始海陆兼运，接着变为支运、兑运、改兑。如今不仅运粮在官军手中的弊端百出、损耗折损数量众多，而且黄河逐渐南移，决口壅塞不常，梗塞成为弊病。斟酌时事的紧急，以求必定成功的常法，除了海运还能向哪里寻求呢？

通盘计算河运与海运两种运输方式，都不能没有利害。然而圣人制定法度，不能使天下纯粹有利而无害，只是斟酌其多寡的比例，而决断其权衡，使不可穷尽罢了。河运的利益在于腹地没有盗贼的警报，在于安流没有风涛的危险。然而近年风水漂流、官军侵吞盗窃，每年也不下十余万石。在户部不过扣除羡余起存各项，以补足四百万的定额。然而直达纲旷日持久，则军队没有安宁的岁月；洪河转徙无定，则期限难以保证。何况侵盗而逃跑，利益归于刁钻奸诈之手，摊派及众，偿还出自运粮之人。因此官军交相受害，岁渐凋敝。

以我前面所述的十二项利益详细筹度，则利益在海运方面较多，而所担忧的，不过是风涛漂没罢了。实行既久，海运之事因长久运输而开始详尽了解其利弊。如今敬所建议实行两年就废弃，实在可惜。湾泊得地，占据风顺之时，就可以保证自身完好归来。而每年早定兑期，必定在初春时节开洋，那么又不待规避，猛恶的风涛也不相及了。

况且又计算，如今运河梗塞，现在储存在邳州之下的，已经三十余万石，而停滞两年。即使海河二运利害相当，尚且应当询求，以纾解南顾之忧，更何况其利害相差十五倍呢？伏惟筹划国事的人，希望加以注意。

译一、起初探讨海运的建议，查得海运已近两百年没有实行，所以不敢贸然造船运粮而长途前往。从闽浙到苏松，从苏松到淮安，从淮安到登州，其间虽然没有直达，但本境往来，本来不曾断绝，只是从登州到直沽，则已经断绝，北海路途遥远而利益微薄，百姓或许不常经过罢了。如今春半，从登州发船尚未南北分行，北到直沽，南到淮安，就像以前招募人造船，可以探寻航道而试验，稍涉初夏，则只能北行而南向的船不可出发，势必从淮安发船探寻航道到登州，现在登州、胶州之间往往有淮安货物，民间小船不曾不通，所以职认为招募人初试，仅二万金就足够了，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招募的人自有船，则兼给以船的价钱，携带百物供给都应当优厚，只是想要使人乐于应募而通行。凡是中途礁石阻碍之处，停泊的岛屿都加以标记，往来三数次，则就可以载粮以试船为引导了。以试船的水手，分布到粮船，也可以长久。又实行两年，则人更加熟悉其险，而粮船因此可以云集，这以知道长久实行的利益，即使刘晏的漕运也是这样。所以元初只有四万，而后来甚至达到三百万余。我朝统一，而南运为富，即使现在扬州以及江西、湖广，都仍旧由仪真入河，而只是浙江、苏松、常镇、宁国、太平从海运出，则本来已经一百八十六万了。从此进退损益，惟我所愿，而还有什么难的呢？起初造试海船，人与费用都不多，无庸设专官，及估算费用，所以不详细说。

一、海道既通，造船通运的建议，查得海道，前已试验通行，因此可以造船开运，但山东登州，颇据海道之中，北入直沽，而南至淮安，约量适中，但登州无木舟，只能小试，而不可供载粮，登州人寡募，只能初试而不可以满足漕运数额，则须于江淮间再造船只，而另选水手，这是应当商议的第一点。元初，水道称刘家港，在今嘉定县，元末贡师泰则出福宁州，我朝永乐间，则漕粟都屯太仓州，现在河漕，则淮安为聚集，拟通海运，则须定起帮之地，这是应当商议的第二点。漕舟既通，南货渐富，则盗贼出没，势不能无，所以元有仙鹤哨船，而国初环海列有备倭屯戍巡察的官兵，所必修复，这是应当商议的第三点。运船带盐，始自宋人，其后丘浚也有此议，然而于盐法不无稍碍，而运军航海冒险，非有以稍酬之，又无以使之鼓舞而尽其力，非盐则货，这是应当商议的第四点。河运用军，则各卫自有官统押，所以可以只用都御史纠绳而已，若海运风涛，官非久习，则辄眩吐不支，所以元人设专官为都转运司，秩正三品，而朱清、陈瑄，只加职而不易职，这是应当商议的第五点。海行习险，必海旁之人，所以元人雇募水手，移置扬州，尤须教习，而丘浚也说，招募闽广之人，招募则有费，是移用河运的军粮以充募呢，还是宁可教习水军呢，这是应当商议的第六点。河运因近多淤塞，所以求海运，而元人也以江南诸郡粮充运额，如果必以淤塞为虑，则湖广、江西、淮扬、真庆，都在黄河之南，以及白粮船、禄米仓、府部等衙门粮米，将并归海运吗，这是应当商议的第七点。江南海运粟输太仓开洋，这是永乐间故事，计亦以避丹阳、奔牛一带浅涩也。并归淮安出海，则船厂总运，都聚于一处，如果江南仍自刘家港、太仓启行，则厂官势必分建，这是应当商议的第八点。海运粮船，至直沽交卸，元人于此置广通仓，停顿转搬，各有经费，拟今河运议单桃花浅以北事体，或官另设船，或雇民经纪，这是应当商议的第九点。元人分荥阳等纲为三十，每纲都设押纲官二员，每船三十只为一纲，船九百余只，运粮二百余万石，船户八千余户，纲官以常选正八品为之，这是元人全额。现在截淮北之粮，归于河运，则船之大小，与户之多寡，差有节裁，这是应当商议的第十点。事当新建，则百议俱出，规条纷拏，必当究尽利害，始可以久，自十事之外，有未详者，俟通行议运之日，博采群策，以成画一，固不得惮于更张而坐失大计也。夫海运之利较着如此，而久不及者，夫岂狃于河运之安行，且惮于更张之烦费哉？此言海运所以不举之故，乃无任事者悉心料理耳，非不可以行也。户部总司天下之大计，而必得在外任事之臣。漕淮虽居运道之中枢，而未悉登州以北之路，谈风涛之险，则听者易容，戒首事之端，则言者咋舌。然不知久而狎之，自当益习。

译这就是赵充国所说的，屯田长期驻守，是从枕席间完成用兵的道理。如果不是这样，元朝建立国家，固然也有六宫和百官的供给需求，而从至元年间到至正年间，享受这种利益已经近百年了，即使两位开国皇帝成就超越百代，尚且不能放弃这一成功之举，而舍弃眼前的利益。所以我认为，想要切合时务且考虑深远，认为足以充实国家资财，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