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三十九

译这就是之所以没有聚集军队的祸患，没有供养军队的耗费，却能够获得居重驭轻权力的原因。汉代六郡良家兵的制度，大概保留了这种遗意，只是不能长久实行罢了。

国家建都于幽燕，直隶八府之地，就是古代燕赵的区域，杜牧所说的“王不得不为王，伯不得不为伯”的地方。那么今天京师的地理形势，可以说是扼住天下的咽喉而抚按其背部了。

然而塞下的胡人，像蜂群蚂蚁一样聚集依附，边关烽火一起，就窥视我门庭。为什么呢？是因为京畿地区没有军队。

等到庚戌、癸亥年间，胡人骑兵逼近近郊，反而调遣边军入京守卫，而在肘腋、堂奥之间，熟视无睹、犹豫不决，却没有一个士兵可以调发。难道是今天燕赵的百姓，与古人如此不同吗？只是不能起用他们罢了。

为今天的计策，必须在常规制度之外，仿照乡遂良家兵的意图。（如果没有好的将领来统领他们，没有好的法令来督促他们，又何必设立）京畿民兵，然后都城才可以守卫。

译一议裁汰冗将。军队之所以不精练，是因为军饷不足；军饷之所以不足，是因为将领太多。冗将的弊端有二：一是承袭过于泛滥，二是增设过于广泛。什么叫承袭过于泛滥？夏商周三代时，将吏不分，既没有俸禄的耗费；汉唐以后，员额逐渐扩大，也很少有世代继承的官职。祖宗削平僭越叛乱，再造乾坤，伟绩神功，古今无双。当时披坚执锐、拔城陷阵的功劳，都是亲自列阵作战，亲眼目睹记载的，所以评定功绩时，赏赐不吝惜世袭延袭，深厚的仁德恩泽，深入肌肤骨髓，亿万载长久隆盛的命脉，关键在于此。等到承平以后，国家没有大的征伐，不过是边境烽火，即使立功胜敌，又哪里有当时拔城据邑的劳苦呢？况且其中外戚宦官，假名奏请带兵，家丁边将，买功讨赏，亲身不经历阵地的危难，眼睛不看旌旗的颜色，而子孙享受钟石之赏，享有茅土之荣，这是为什么呢？曾经总计天下的官员，文职大小不超过两万，而武职大小，竟达到八万多。一个卫中，甚至官军各占一半。管事的人车马显赫，日日榨取贫军的血汗；带俸的人庸碌鄙陋，坐享国家的禄食。兵部除授选拔，则老弱衣衫褴褛，说起来令人叹息，模样像乞丐的，是指挥千户；幕府行边，则扛轿牵马，形同台隶的，是指挥千户。这样的人想让他们抵御外侮吗？如果不让他们抵御外侮，而只是豢养他们吗？都不是好策略。如果为了报答祖宗的恩德，那么开国元勋，现在已有不知其子孙所在的人了，何况是一级一功的士人呢？宗藩袭爵，从镇国而下，依次递降，祖宗艰难所得的土宇，子孙享受，尚有节制，何况是奔走的臣子呢？况且我所说的滥，又不是指这些人，而是指未经行阵、未见旌旗的人。这些人可以无所顾恋而不任用。怎么做呢？说兵部通查天下卫所将官现在承袭的人数、何时荫袭、是何功次。除了开国靖难的功劳，照旧袭职，有罪就立即革除，无后旁支不续，逐渐裁减。宣德以后的一切功次，从定限之日开始，照宗藩袭爵的方法，依次递降。如父亲是指挥，则儿子是千户，孙子是百户，而世代以百户终结。身为千户，终于总旗。身为百户，终于小旗。这件事如果实行，必然引起大哗，然而不这样，怎么清理军官？非武举不得管事，非管事不得支俸。至于边方有功的将领，设立方略，精核考核，痛除奏带之弊。宁肯厚赏而不可妄升，宁肯超升而不可妄袭。这样冗将就可以减少了。譬如园艺，疏其篱落，则生植长茂。什么叫增设过于广泛？国初设立武将，都司卫所，体统相维，而总兵参游等官，偶尔设置，其员甚少，其任甚重，所以权有所归，而事无所废。近年以来，只为补偏救弊之方，不思拔本塞源之计，官日增于上，军日困于下。自总兵而下，非卫所正官，随在添设，一事而数人治之，不免迭床架床之弊，一卒而数将守之，且有十羊九牧之讥。不仅如此，军士之粮不加少，而贫苦不能聊生，则必有所由去。将领之俸不加多，而富润至于不赀，则必有所自来。譬如群鸱守一腐鼠，其余几何，而胡以责军士之不练哉？曾经考察卫所之制，一卫官军约五千六百员名，今一总兵，所部乃三千耳，是为一指挥之任设一总兵也，而指挥之隶属者，何啻数十。一所官军约一千二百员名，今一守备，所统甚者止五六百名，是为一千户之任设数守备也，而千户之隶属者，何啻数十。夫所谓指挥千户者，而不能统如许之兵也，则当时不必设。所谓总兵守备者，而足以统之，则何不以指挥都司等官名之，而必以崇阶厚俸加之哉？为今之计，宜将添设将领，减其员而重其任。一总兵所统须五万以上，又或有端制之患可柰何？一参将所统须一万以上。其守备以下，即令卫所掌印管事等官带其名色，不必另设。至于边陲阨塞，当添兵守御处所，拨某卫之军，即令某卫指挥统之。拨某所之军，即令某所千户统之。一切冗滥名尽为裁罢。如是则官少而军不困。呜呼，不困而吾可以责其练也。

◆序

贺大司空后山杨公加太子少保序

贺中丞丘泽万公征倭功成序

河防一览序

○贺大司空后山杨公加太子少保序【治河】

天下之事，莫难于兼图其利而无所容其害，两要其益而无所受其损。韩非子言之矣，此非才智之所尽也，事未有万全者也。利有所主而或不能无害，吾从其利而规之。益有所归，而或不能无损，吾

译顺应其益处而谋划轻重多寡，只依据分量才智所能做到的。然而事机交汇，职守陈述。那也是一利害，这也是一利害；那也是一损益，这也是一损益。衡量其轻重，则钧石不相悬殊；估量其多寡，则区釜不相掩盖。在此建立兼利的谋划，奏效两益的业绩，使上下都适宜，公私都依赖。这是古代圣臣皇佐所成就的太平永久信赖的功业，并非退让才智，而是使用才智的方法好罢了，难道不是不完全出于才智吗？

国家定都燕冀，漕运转运东南，大概是其襟喉要会。所以在河淮之交。嘉靖、隆庆以来，两三位大臣，亲自拿着畚箕铁锹，在那片土地做事。到了赈济的时候，戊子年的战役，现在的大司空杨公实在淮浦镇守，已经上疏借箸，请求疏浚河道引导淮河，使泗上陵园免于洪涝。当时没能采用。其后几年，黄河水流日益淤塞，淮河水流日益阻塞，陵园受水，左右石头每年变成池沼，利害相互制约，真难下手。于是泗人告急，请求宣泄其壅塞；而淮人防患，请求加固其堤坝；转运漕粮的臣子担忧其妨碍运输；煮盐的使者忧虑其泻盐。甲可行乙不可行，左方右圆，发言充满朝廷，没有人能决断。

皇上侧身而坐咨询，这实在警醒我，谁去治理。廷臣举荐杨公以前的谋划，于是从南台大夫晋升为大司空，建节河堤。杨公因此日夜疾驰，环绕视察陵泗，周遍涉足河淮，广泛询问博采意见，分条上奏便利益处。认为泗水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淮河不能流出；淮河之所以阻塞，是因为黄河没有削减。确实开辟海门的出口，治水以分为上策，那么黄河有所削减，疏浚黄河的水流，那么淮河没有阻塞，而陵下无恙了。便利一。两条水道遵循轨道，不相侵扰，运船越过淮河，容易逆流牵引。便利二。河淮既分开，游波宽缓，三洲之间百城安居，百姓不遭水患。便利三。黄河通到海口，盐船出场，道路径直容易，国家赋税应当充足。便利四。奏疏上呈，赞同的有五六人，怀疑的有二三，而皇上独自说：“司空的议论是对的。”于是派遣一名给事中，前往视察那工程，让他尽快完成。四部吏人听从司空，任凭他调度。杨公因此有了成功。

他宣泄淮河，建立五墩的闸，坝高良的涧，开周桥的堤，疏浚金湾的渠，以到达湖泊。他分流黄河，疏通黄坝的决口，通鱼沟的渎，会合鲍王的口，下五港的陂，以流入大海。郑端简称徐元玉治理张秋也是这样。作工不超过期限，费用不超过预算，而陵园周边、运道、民居、盐政，没有不像最初谋划的那样。杨公于是向北叩首，手持玄圭以报告皇上。皇上喜悦，为他举起万年的酒杯，玺书褒奖慰劳，进爵太子少保，赐给他世延的赏赐。徐兖吏士相互吟叹鼓舞而说：“伟大啊，杨公的功绩！兼利而两益，为什么没有遗漏的策略呢？陵园周边是国家的根本，运道是命脉，民居是腹心，盐政是脂肪肥肉。这可以利而彼不可以稍害，彼可以益而此不可以稍损，谁能胲而成之而无所枘凿于其间？这不是有盖世之才、绝人之智，他将能吗？以后议论多带儒生气习而文气遒劲，使人不觉得岱亩生说固也。杨公之所以底绩，其不在是。势之轻重，才之短长，数之多寡，智之大小，皆有所极，皆有所限。惟精诚之至，神天神地，无所不极。解在吕梁丈夫之厉水矣，其言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从以忠信。忠信错吾躯于波流而不敢用私，故不必巧而有道术也。’彼才智之士，世岂少哉？其所谋虑经营，虽出于公，而不免有用私之心。此是实论巧殙于金，注力殚于墨守，故弗全也。惟精诚之至，知国之有利害而不知利害之在己，见事之有损益，而不知益损之在人，故能定必然之画，砺百折之锋，兼利两益而计出万全也。天下尊大舜之功，目以为神，若弗可企矣。及综其实，亦唯克勤克俭，劳身焦思，非真有珥蛇乘龙、役鬼沉符之也。用志不分，疑于神焉尔矣。此杨公所为缵禹之绪以有成功。杨公投河不能如徐武功王三原之精敏有声，而持重过之，故于杨公此文屡以不尽出于才智为言，而岂才智之所可尽哉？东省藩臬大夫分司兖土，皆有事于河功，快睹盛美，将旅进为杨公贺，闻之言也，以为有当，书诸大帛，庸告典谒，备外史焉。”

译○ 贺中丞丘泽万公征倭功成序【征倭】

属国的存亡，不在于国家是否去救援；然而去救援是正确的，说属国不足以作为屏障藩篱因而可以不救，这是错误的。金、元时期的战事，有时远取甸夏，有时近扫临德，大概都是拖延很久之后才大规模出兵。如今失去朝鲜，有人认为这与国家大事无关，为什么呢？

自从壬辰年以来，岛夷丰臣秀吉倚仗其险恶地形，像大猪和毒蛇一样屡次侵食朝鲜的土地，朝鲜君臣流离失所，向天子请求救命。朝廷下诏派遣文武大吏，大规模征调军队，深入险阻之地。倭寇再次北犯，无法支撑，表面上假装请求议和，暗中却运送军队，驻扎在海边，骚扰不停，必定要得到三韩之地才肯罢休。朝廷商议长期驻军，主张罢兵的人也有理由，但认为这对国家大体略有损害，请求暂且搁置罢兵的提议。皇上更加震怒，认为这样微小的害虫，不迅速消灭，我作为万国的君主，于是任命御史中丞万公，辅佐大司马邢公出征讨伐，赐予符节斧钺以行使命。万公接受诏令后，迅速渡过浿水，在王庭陈列军队，传檄各路将吏，各自竭尽忠心，全力整顿熊离的军队，施加国家的重罚，敢有不听命令的，就处以常刑。恰逢倭寇首领秀吉伏受天诛，敌人心态松懈，望风披靡。于是派遣将军李一元，要挟其酋长石曼，扼守泗川；派遣将军李贵，逼迫其酋长清正，困守岛山；派遣将军李綎，攻击其酋长行长，使其败于栗林；派遣将军李璘，呼喊余皇而进，逼近其水军，在海上将其歼灭。乐浪、玄菟之间，顿时平定清净，朝鲜又成为完整的国家。只是驻军颇不收敛，朝鲜深受其苦。朝鲜国王及其臣民震惊佩服，感激喜悦，叩首称颂万岁，歌颂再造之恩。皇上为此告祭宗庙，推荐功勋，在明堂接受捷报，用策书任命万公晋升爵位为右副都御史，赐予御府的钱币，世代延续赏赐。

有客人乘车经过，将此事告诉我，我说：“中丞的征伐伟大啊，确实像霍去病那样显耀，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功业，真是辉煌盛大！我隐居在荒野，私下听说岛夷的灾难，星纪快要一周了。那些掌管枢机的大臣，为此周章失措，借箸筹谋而犹豫不决；那些拥旄建旗的将领，为此忙碌不安，跟随白羽箭四处奔走；那些慷慨忧国的士人，为此干上颍而陈述游谈；那些好议论的闲人，为此磨破舌头而议论。这些都是这类人。圣上超然远览，毅然独断，彻底驳斥首鼠两端的谋议，从众人中选拔，得到万公而任用他。于是使像蜂群蛇行般的倭寇，在嵎夷的险阻中溃败；像口黾作鳄吞般的众敌，在海若的都城中化为灰烬。将枭獍悬挂在藁街，将鲸鲵筑于狼望。这种特殊卓越的功绩，响亮辉煌，绣青缕玉的简册，不能铺陈；锡鬯铭钟的酬答，无法概括。”

客人说：“是的，是的。您羡慕万公的功劳，但没有看到其重大意义。那么朝鲜的有无，对朝廷有什么关系呢？倭寇猖獗而来，难道只是为了濊貊、高句骊那样的弹丸之地吗？朝鲜如果被吞并，倭寇必定越境进入辽海；辽海如果被占据，必定像疯狗一样进入卢龙，那么忧患就在左辅了。左辅作为肩背，形势上不能没有辽海；辽海作为羽翼，形势上不能没有朝鲜。因此，功绩在遥远的异域，利益归于都城。这是宗社的福气啊。”

我低头思考说：“客人的话似乎有理。虽然如此，仅仅说万公的功劳大，怎么能说明为什么大呢？鸿钧播撒万物，细微之物无不遗漏，不是出于思虑而施予；大亲呵护婴儿，病痛痒痛必应，不是出于利益而仁爱。王者覆盖华夷，消除疾苦，遏制寇虐，不是有所为而为。所以说‘大德不德，是以有德’。凭借统一天下的盛况，借唇齿之助给琐尾的废墟；以太上的恩德，权衡臣仆之国的利弊，这不是用来称颂的理由。况且自三代以来，征伐四夷，代不绝书。如汉建元年间平定朝鲜，就将其地纳入四郡；唐显庆年间平定百济，就将其地纳入二府。没有不因为穷极威武，从而兼并土地。哪有摧毁社稷、填平城池，取而不居，为而不有，计算国家兵势难道能拥有朝鲜吗？这不过是宏大的论调罢了。如今天的盛况，还以利害来商议，多么狭隘啊。况且衡量情势，难道真是这样吗？国家际天极地，经纬万里，吴越闽广的郊野，以海为池，与鱼服之民共享；倭寇从俘廓登陆，如同出窦穴，谁作为藩篱，最终被歼灭，无一遗育；即使辽左卢龙的边塞，只是一堵墙，东胡鲜卑，鸣笳盈耳，毡裘匝地，又谁作为藩篱，而自受拘束，羁縻至今呢？为什么山海无闾的险要，丸泥可塞，却一定要以属国为藩篱呢？他们痛苦呼天，选择什么声音？我们弘扬字小之宜，怎么能不借声屏翰以激励士心，其实未必如此。救援朝鲜的战役，不太有功而有所损，以不借屏藩为论，圣上作为华夷共主，宠绥四方，也是箕封之国，世代在怀保之中，比内诸侯。蠢动的岛夷，敢为虿尾以螫我东服，伤害鸿明之化，所以不惮倾庾扫境，拯之鼎沸鬲之中，岂有较计哉。夫患切同舟，则胡越明其一体；鬪关异室，则比邻重于缨冠。此人情也。而在此施不报之恩，霈无心之泽，起白骨而肉之，此涿鹿之征，让其晔煜，亦巳侈矣；而有苗之格，谢其铿訇矣。故知今日出师之名义，而后上之威德益弘明；上之威德，而后公之勋庸益大。子何算其渺小，而捐夫赫赫者哉？”

译客人听了这番话，神情恍惚，急忙告辞。恰逢渔阳各道的大夫前来拜见，祝贺新官上任，于是我将与客人对话的内容记录下来，以应付这次接待的使命。

译○河防一览序【河防】

潘公因江陵侯的推荐，得以获得便宜行事的权力，又事后在黄河岸边居住，赏罚严明，顺应水势加以引导，因此能够取得成功。

《河防一览》是什么？是宫保印川潘公记录治理黄河功绩的书。潘公从乙丑年至今，奉三朝皇帝的任命，在黄河与漕运之间任职，前后长达二十七年。他的功业艰难而巨大，他的谋划详尽而深远，他耳目所熟悉、精神所寄托的，仿佛与水相忘，国家万万年大计就在其中。记录它来昭示后人。同时涉及漕运却专门谈论黄河，为什么呢？因为防御黄河是为了治理漕运。黄河是漕运的凭借。如果谈论古代，不仅漕运，而且用来灌溉的也有。那么古代防御黄河是为了避开它的灾害。现在防御黄河，是利用它的利益吗？回答说：是，也不是。漕运凭借黄河，从《禹贡》以来就有，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大禹划分九州，冀州作为都会。黄河从碣石流入大海。兖州漂浮在济水、漯水上。青州漂浮在汶水、济水上。徐州漂浮在淮水、泗水上。扬州漂浮在长江、汉水上。豫州漂浮在洛水上。梁州漂浮在潜水、沔水上，流入渭水。雍州漂浮在积石山，直到龙门。没有不通向黄河的。汉朝、唐朝都建都关中。汉朝从山东漕运百万石粟米，经过砥柱的险阻到达渭水。唐朝漕运江淮的粟米，由汴水进入黄河，由黄河进入洛水到达渭水。也未尝不凭借黄河。难道只有今天这样吗？那么潘公防御黄河是怎样的呢？回答说：二十七年中，在黄河上有三次大工程。他的功业都成功于顺应自然。辅助这三次工程治理黄河、漕运、黄河、清水的是：起初飞云决口，就开辟南阳往后的新渠二百里，以避开黄河的险阻，这是顺应它而避开；接着清口工程，就汇合黄河、淮河的水流趋向大海，这是顺应它而汇合；后来铜瓦决口，就在大名上游筑堤以防溃决，这是顺应它而筑堤。凡是潘公的成功，都是顺应自然。而淮河方面的功绩最为显著，即使万世也不能改变。唉，古代的圣人，看到转蓬而发明车，看到落叶而制造船，观察列星而划分四季，观察月亮运行而推算晦朔，没有不顺应自然的。何况四渎的水流，呼吸吐纳，关乎天地的本性呢？大禹能疏通九道，筑堤九泽，分流九河，疏导九川，向东注入大海，但不能使水向西流，这是顺应水势。所以说三代所珍视的没有比得上顺应自然的，顺应自然就无敌，这就叫做做无事之事。自从河淮议论兴起，谋士满朝，有人认为应当疏通海口，不考虑海口堵塞是因为黄河、淮河分流；又有人认为应当开挖故道，不知道黄河、淮河分流是因为堤防溃决。因此高堰的堤坝建成，淮河不向东流；崔镇的堤坝建成，黄河不向北流。把黄河给淮河，把淮河给黄河，把黄河、淮河给大海，又哪里需要疏通海口，又哪里需要恢复故道？这就是所谓的顺应自然。顺应自然是水的规律。漕渠的关键，话语得到要领在于黄河、淮河的交汇处。而潘公的功绩，也以此最为显著。所以特别记载。后来防御黄河的人，只凭借潘公的成例而时常修缮防备，那么智慧也就很大了。所以说记录它来昭示后人。

◆记

宣府巡抚大中丞新城王公生祠记

甘肃开府少司马侯公纪功碑

○宣府巡抚大中丞新城王公生祠记【抚宣功迹】

新城王公温和诚恳，以恩惠安抚远方夷人，怀疑他是长者，不见锋芒锐气。等到考察他的行事，则胆识谋略过人，有武夫悍卒所不能及的。德行以施行威势，威势以彰显恩惠，确实如此。

庄皇帝朝，虏酋求和，至今云中、上谷，熄灭烽火，放下兵器，将近四十年。世人都知道襄毅王公的谋略，却不知道襄毅之后，又有两位王公，一位是广平王公，一位就是现在建生祠的新城王公。新城王公，是琅琊王氏的后裔，门第在齐鲁甲天下。祖父泺川公在嘉靖年间，以山西参议的身份分守口北。其后将近四十年，到万历己丑年，王公以山西参政的身份分守口北，宣府人大喜。当时镇守的将吏，长期习惯于求和而嬉戏游玩，士兵且产生异心。王公到任，感慨地说：“新城主张求和，而平生的议论却像这样，他的意图深远啊。求和，是缓和。本来是为了缓和虏人，趁机整顿武备，却竟然习惯而忘记警戒之心吗？”于是下令增设亭障，精简营伍，将领中智勇的给予不同的官秩，士兵中骁勇健壮的给予不同的粮饷，私自骑马而役使士兵的依法惩处，请托书信一概谢绝。实行不久，全军将吏，凛然改观。恰逢广平公以中丞的身份开府到来，与王公相处融洽。凡是所谋划的都听从决策，王公更加施展抱负，自我担当，挑选骁勇突击的作为亲兵，亲自驾驭臂鞴，悬挂金钱教射，区别优劣，施行赏罚，得到能拉硬弓的士兵二百人。与都护在郊外校射，驺发辄中的都是王公部下。又想到上谷原本是沙碛之地，百姓缺乏储藏，士兵有紧急情况，粮价飞涨，士兵且脱帽呼喊。在秋时预先借库银二万，买粮并收取利息，反复多次，得到利息银三万两，盈余粟米一万六千石。用来修缮兵甲，招募补充邮骑，挖掘西路壕沟而防守，绵延百里，以阻挡虏人入侵。而先前襄毅王公与虏人求和，唯独俺酋因为孽孙的缘故回心向内，而老把都、永邵卜等各部落直逼宣府边境，所以利于掠夺而不愿求和，就委托俺酋要挟他们，并且用厚利引诱，才稍微肯来。而每年恐吓要挟没有止境。当时主持互市的人，惧怕祸患起于身边，都姑息忍耐听从，以为常事。万历辛卯年，阅视科臣，开始提议裁减市抚，每年不超过二十三万余两，计划已定

译于是无人敢与虏人交谈，公毅然亲自前往。恰逢集市期限，大量虏人如暴风般聚集，恫吓喝斥如故。公露出冠冕，袖藏刀刃，坐在市台上，呼唤各酋长前来当面晓谕：“现在有旨意严厉责备边境官吏，不要助长你们横暴的索取。我来重新订立约束。酋长若顺从命令而结盟，我便施行治理。”酋长愤然起身，咄咄逼人地责问：“那颜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穹庐千帐，投鞬与汉家城墙平齐，难道能让我们退让吗？”公厉声说：“酋长众人有什么可惊诧的？虏中事务，我全部知晓。如今集市通道旁，有金钱如雪，有布帛如云，听从我便都是你们的旧物，不听从我便关闭边关断绝往来，并用这些招募瓯脱杂夷，与你们为难，你们又怎能安然无事？有什么可惊诧众人的？”酋长听后神色变动，便呼唤众人围住公请求。王公本是英杰，也能描绘出公故作不可测度的样子：高兴时就分食物给他们吃，愤怒时就叱咤坐在那里拉弓，在二百步外射中靶心，应声命中。酋长惊服，认为他是神人。集市距离镇城二舍远，公早晨坐在大堂，傍晚带着两名健儿疾驰，天亮时又已在市台。虏人高声议论说：“中国大概想断绝我们，不然为何用这样的人掌管关隘，而日日磨砺兵器以待？若不赶快顺从，汉人的东西就不是我们的了。”于是顺从公结盟。计算公在任十年，节省司农水衡的金银已达四十余万，而以往虏马入市，几匹马就给予相应的价值，公命令劣马的价格不与骏马相同，小酋那户儿坚不听命，露出刀刃争夺，公将他斥逐关外，三天不让他进入，最终他匍匐接受命令，于是成为定规，节省的费用也不计其数。公又决策收服史、车二夷，二夷是虏人的别种，以前泺川公时所商议安抚的。世代居住在龙门塞下，力量能与虏人抗衡，为我所用，虏人畏惧厌恶他们。归顺后迁入内地，稍被边吏侵扰，而史氏原本与虏人小酋安兔联姻，安兔乘其怨恨，诱骗他们，于是挟持车夷归附虏人，互相勾结侵扰边境。公与广平公商议，听说史酋有谋略，夜间常坐在地俯身画阵图，仰观天象。史酋老于兵事，诸子都骁勇敢战，现在被安兔利用，边境没有安宁之日了。不制服安兔，无法显示威勇；不收服史酋，不能制服安兔。于是借顺义王西猎之机，商议革除对他的赏赐，并命令他缚献史酋以谢罪。俘虏到达后，朝廷议论想将他悬挂在藁街，公考虑酋长已老，杀他无益，他的壮子和劲兵都在塞北，今日杀酋，明日虏骑必大量聚集在塞下，并且以史酋为借口，折而入虏，这是失策，会被虏人嘲笑。于是急忙禀告广平公，驰书政府，请求中旨，从轻发落。酋长的诸壮子于是大为感动，争着拔帐来归。虏人开始惋惜后悔，而安兔多次侵扰边境，也多次战败，各降夷又时时抄掠他们，窘迫至极无路可走，于是借虏王之名请求，愿意像以前一样归顺边塞。当时公已接替广平公巡抚，于是责问晓谕虏人，命令安兔全部归还所留的史酋部落，能控制而后能放纵，并送回车夷，才允许上奏恢复集市。安抚至今，属夷驯服，边境借以利用，控制归顺的机权，实在在于此。公既开府，更加致力于风纪激励和安抚巡行，壁垒一新，耕耘遍野，所奖拔的部下，往往从偏校累代升至大将军，那些懦弱贪婪贪污的，一律用惠文冠治罪，毫不宽贷，而每日以恩信蓄养虏人，虏人时常从城下问大太师何在，能抵御湩酪黄羊吗，相传报以为欢，带叙得体，而镇人又津津乐道公拒绝矿税之事，认为布德宣镇，不在控制虏人之下。宣府原有牧马场，归顺后无警报，营卒稍开垦其旁，课入当作刍秣，诸将校也各自开辟并塞闲田以供给私费，称为养廉。榷税太监听信奸人言论，都想将其籍没入少府，而畿甸税额共八万金，宣大占其二。太监先到大同，大同人说：“我看宣府”，于是趋向宣府，盛气对公说如何。公正色说：“宣府是贫瘠的镇，而镇城是诸路的旗帜，听说贵人将在化居市肆罢市，罢市后四方粟刍皆不至，环甲鸣镝之徒，无所得食，将蜂起与贵人为难，将奈何？其他如张家口坌道诸处，稍有贸易，征收也不堪重负。贵人如能调剂，不要鱼肉吾军民，吾则戒军民不敢违抗贵人令。至于牧马场，则有高皇帝制书在，非守吏所敢遵循。军中自大将以下，皆食其故俸，诸椎牛犒士，一切供亿，尽出养廉地中，而榷以为税，令此曹枵腹而持兵乎？且皇上睿圣不测，贵人即使工于逢迎，如有以饱橐受疑，又且奈何？”太监无以难，竟听公指挥，岁以四千余额解送。太监采矿，则先熔精镠杂砂中，谬言其穴，砂一升可得银若干，以令有司，必中程乃止，稍忤，辄罗织被逮。公约部司及大将，皆遣一使偕往，各以砂至，面熔而验之，亦不得逞而去。以故矿榷之使，貙攫虎搏，几遍天下，而宣镇独不甚苦，以有公也。公由分守建节，居镇十有三年，会播州初平，以威望廷推，擢川贵督府去。盖自归顺后任上谷事，无如公最久，先后所当，亦无如公最难。难者则将吏之以归顺狃也，大虏之以归顺挟也，持文墨议论者之欲以节缩见功也。重以属夷外叛，敕使内纷，殆哉乎，衡石桴鼓之间，智不及谋。

译勇猛不如决断，倏忽间失去着落，局势便随之改变。而公岳峙渊渟，顺应时势而坐断，消除祸端，厌弃战乱，对外显示威严，对内保持和睦。最终使数十年来厚待的敌虏，一旦从其怀中夺取，并以统一的政策安定下来，使他们俯首于郊关，如同听从功令。又收编史车部落，以制敌虏的死命，和议始终不渝。这难道不是所说的安定国家、保全军队，谋划多而善于行善的人吗？至于在防备边境的闲暇，创建洋河石桥，长千尺，宽窄都能容纳五辆车并行，便利渡河，抵御祸患，以此作为北门锁钥，成为边防要险，详情见郭少宗伯的记中；在大营万全学宫，建立尊经阁，藏书万余卷，以振兴文教，详情见叶宫庶的记中，以及公自己写的记中。文事武备，由此可见。公的业绩英毅慷慨，智谋汇聚，而沉着机敏、雅正度量大，不轻易发作，发作必中要害，因此能够光昭泺川公的基业，以劳绩安定国家，而留给边疆数十世的安宁，是有原因的。公离去后，五路的变故就发生了。适宜镇民更加讴歌颂扬、思慕，愿意祭祀他而无疆。祠在城南五里，就是公所建的广济桥北。这次举动，从大帅到文武将吏、诸生军校，不约而同地聚集。落成后欢喜呼喊，不久又肃然思慕。新城的功绩可以企及，他的恩惠却不可企及。即使敌虏也时常询问大太师何时来开设制府，像广平故事那样。守道张君、副戎王君，想要将公的事迹刻在石上，以压制塞内外，作为后事的师法，嘱托我作记。我不才，扼腕叹息世儒拘泥于见闻，至不能彰明国家盛美，而轻率引用汉宋陋规，来比拟今日疆事，又浅薄才识讽说之徒，不见今昔情形，只看到史车之类散处龙门，意欲剿灭江统绪论，谬想为徙薪。唉，边事大概难言啊。自襄毅和戎后，上谷得广平及公，更加建立无穷之利。而公当事更久，且处其难，功在社稷，岂独边氓之卫。故不辞而论其大，使筹边者考镜焉。

译○甘肃开府少司马侯公纪功碑【驾驭番虏】

侯司马有无形之功，朝廷奖赏他不算滥施，臣子颂扬他不算阿谀。

大凡臣子抵御外敌、建立绝世功勋，确实有非常艰难之处。当四方夷狄像害虫一样侵扰，边疆官吏拿着弓箭抵御他们，敌我长短形势容易看清。等到他们回头向内，剖开符节通过关隘，中原不吝惜金帛的费用，来休养生息士民，那么疲弱屈服的数目也容易估量。唯独对方的情势忽然变得不可知，而我们的计策突然来不及使用，那么劳臣竭尽全力，谋士竭尽精思了。

虏寇自从先帝时拱手叩关，归顺下级官吏，近来圣天子威灵显赫，他们更加亲近依附边塞，保卫关塞非常谨慎。而吉囊旧部落居住在汉人夺取的河南地区，号称“套虏”，向西与蕃夷接壤，又径直穿过陇西塞，驰骋到西海，去与瓦剌为难，直到战败不能支撑，愤懑失算，想归附大酋长，于是创立礼佛的提议，欺骗西游酋长。酋长长期停止兵势，不能没有迁徙，又羡慕仙佛，欣然希望遇到，于是通过边吏请求。这也是不可知的事，朝廷听任他们算是失策。审察他们无能为力，又何必听任他们呢？朝廷估计他们无能为力，听任他们随意前往，于是率领二十四位头目，全部出动拉弓的民众，沿着边塞向西，借道酒泉、张掖之间，将领官吏惶恐惊愕，不知如何是好。恰逢少司马侯公镇守甘肃，愤然承担此事说：“人臣的职责在于守卫封疆，如果事先做容易的事，那么谁来做难的事呢？”于是规划方略上奏，策划他们进入的路径，部署材官骑士分屯要害以显示武备。侯公处理此事真是得当，暗中做好准备，官吏准备缯絮、米麦、食物在道路上供给，召见王将以下全部慰劳赏赐并驱赶他们。虏势像蜂群聚集、鸟群飞起，前后络绎不绝。侯公所布置派遣的事有成算，最终出境没有听说有其他变故。天子嘉奖他的功绩，下诏慰劳，恩宠赏赐优厚，将领官吏都受封金爵。

虏寇向西，其设下的变数有几端。起初请求在甘肃开市，输入马匹而接受中原给的番茶，这是确定的道理。侯公策划认为虏兵和番人不能使他们联合。朝廷用茶控制番人的命脉，却把柄交给虏寇，这是驱赶番人依附虏寇。于是派使者告诉虏寇：北边市费达十数万，甘肃饷银才万金，开市也没有必要。于是虏寇的计谋受挫。酋长先派一队去试探瓦剌，瓦剌不出兵，而套虏日夜譬解说，一定甘心才罢休。侯公又策划，认为虏寇与瓦剌不能使他们构陷，构陷虏寇中间是得策，但也有不可行的地方，于是知道时势惯常如此：瓦剌破败则骄傲，骄傲则我方受兵；瓦剌胜利则愤恨，愤恨则我方受兵，都不是好事。又派使者告诉虏寇：现在越过数重险阻、数千里去攻打别人，控弦之士有一个不备而归，难道不像鲸鱼失去水吗？话没说完，酋长脸色变动，计谋又受挫。酋长既不得逞，无法向诸胡解释，又借与土鲁番媾和，以哈密为地。又惧怕哈密的小阻碍，就派使者出玉门关，以中原要挟。侯公又认为关门是用来限制羌虏的，怎么向他们展示锁钥，就暴露军队在哈密拖延，计谋又受挫。套虏倚仗酋长为重，不想让他向东，酋长也不是有大志向的人，酋长也喜欢西海，正且筑宫事佛，没有归意。侯公又认为这不是西边的利益，就委托给锁南坚参。锁南坚参是乌思藏法王子，酋长所谓的佛，常稽首侍奉他。侯公计谋只有他能操纵酋长的进退，于是假装向往他的话，宣扬朝廷威德，让他顺从酋长的意向。酋长于是决策东归，上书谢罪边吏离去，计谋又受挫。酋长离去，侯公又念及套虏修怨的志向，不能让他们蓄积，蓄积则西方无一日安宁。于是召见他们的头目切尽台吉以下，赐给绨缯等杂物，安抚借给他们，虏寇感激而拜谢离去，不再以瓦剌为言，计谋又受挫。

这次战役，虏寇以四十万众，停留在门巷之间，事变迅速，情势昏暗，呼吸之间转移，快如迅霆，而侯公测度深远，揣知情势，披开缝隙引导款待，最终使内部没有隐谋，外部没有匿形。大事怯懦者恐惧而示出空隙，轻率者试探而失利，进退如运诸掌，况且又不请内帑一金。与披甲战斗、用金帛媾和虏寇相比，颂语也有体面，其劳与功未可以上下论，但难易之势不也相去辽远吗？

以往汉时，空天下之藏，设置河西四郡，以隔绝胡与羌通的路，又西通月氐大夏，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所以到宣帝世，呼韩邪入献，见比内侯王。然而郅支以一旅西走，击城郭而臣服，易于折梃，何况其甚盛者哉？国家依汉故事，以西域为属国，关玉门而护之，而乌思藏在巴蜀徼外，北与羌接虏右方，或斗辟入其中，酋挟数筴而西，假使诈中国之操柄，以役使番夷，西求瓦剌而并之，属其地于青海，而南注之巴蜀徼，是朔方陇右不相有也，以之乘利败约，即代云中，安得如今日，何言张掖酒泉间哉？赖天子圣神，持断受成，一二巨公，相与翼宣庙谟，而公以深识远见，握筹制胜，一举而绝虏之要，其为万世之计，宁在战与媾之间乎？诸将军大夫相与勒石纪功以示来远，乃次第其事而系之辞曰：维天降佑，皇缵

译鸿烈之声教广布深远，四海之内秩序井然。那些胡人狡诈粗野，上古时期未能归顺，如今却仰慕教化、归顺天命，成为朝廷的外臣。天子圣明，不沉溺于安逸，大力选拔卿大夫，分封藩镇，授予兵权，正值丑年之秋。

酋长于是率领西部的胡人前往青海狩猎，将羌人裹挟于胡人之中。他们的部众如云般密集，行动如风雨般迅疾，骑兵手持弓箭，共有四十万之众，还有弩手。

天子说：“唉，此时并非对我有利。”于是命令司马：“你去平定他们。”

威武的司马，才华谋略天成，谋划时如深渊般沉默，决断时如雷霆般迅疾。于是挑选材官，朱红色的牙旗和金色的兵器布满道路，戈矛上装饰着虎螭图案，藏于衣中而不显露。于是计算毡裘的数量，以恩德安抚辑宁，胡人叩首屈膝，享用我们的饮食。他们的部众聚集在一起，驯服得如同垂耳累胁的牲畜。韩文公的一草一木，我们不敢随意折损。

胡人派使者通辞，诡计万端，公洞察沉机，应对如涌泉般流畅。胡人部众接连居住，祸患将蔓延远方，公将他们驱赶向东，如同弹丸从禾阪滚落。胡人退回穴居之地，羌人在西部宴饮，那些狂吠的异族也不敢出兵。陇山以西，烽火熄灭，战鼓停息，重关不再上锁。公镇守在门户。

天子说：“唉，如何酬谢你的功劳？”于是三次赐命，官秩晋升至上公，丝帛从箱中分出，黄金从府库中取出，盛大的赏赐辉煌灿烂，光辉覆盖西部土地。公拜谢叩首，说：“臣有什么力量？全靠皇帝圣明神武，群臣效忠职守，也有统帅之臣，文武官吏和士兵，协同忠诚，宣力效力，才能取得这样的成果。”

从前炎汉治理西戎，大概是为了制服胡人，折断他们的右臂。如今胡人的支系，断绝羌人而占有，如果不切断他们的要害，怎能善后？功业若不彰显，利益便无保障。威武的司马，是国家根基的忠诚守护者。边疆的官吏和士兵，歌颂公，舞蹈公。各位大夫，来互相告诉：从前南仲，前往北方筑城，文辞典雅古朴，有昌黎的门风，大难得以平定，颂声于是兴起。何况我们的司马，武功赫然，既已刻录在鼎上，不铭刻在边疆，于是篆刻在坚硬的石头上，志之无穷。不是为了炫耀公的功劳，而是为了作为典范。

译◆考

太庙祧迁考

○太庙祧迁考【太庙祧迁考】

君主讨论礼制，见识超过其所学，而臣下顺从而附和，往往委屈自己以顺应时势。如昭穆之辨，晋、唐、宋都有定论，道理本可不劳而定，然而世庙时诸位公卿无一人能纠正，难道是不学习吗？圣明天子可以理据驳斥，援引前事，传述经义，有根本有枝节，何愁不被听从？一时因循守旧，致使后人感慨。以癸卯冬敕令礼部、工部恢复太庙合祭，以甲辰夏敕令礼部言明“义同堂异室”的制度，与言明义理者，严张主之。

嘉靖中年，孝烈皇后升祔，奉仁庙祧迁；万历改元，穆宗升祔，奉宣庙祧迁，都不合礼制。大礼已成，不敢追议，姑且备查旧典，以等待议者考证。谨按我朝太庙，本以同堂异室，分别昭穆。及世宗创建九庙，奉太祖为太庙，成祖为世室，而以仁、宣、英、宪、孝、武六庙为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共七庙。九庙既遭火灾，仍恢复同堂异室之制，而升祔睿宗。此后寝庙藏主，则九室南向；前殿祫享，则太祖南向，成祖西向北上，七宗东西相向。大概虽左右分列，无昭穆之名，而昭穆之伦常，世次固未减少。及孝烈升祔，本与武宗同为一世，则仁宗一庙尚在三昭三穆之中，却遽然议定奉仁庙祧迁。因此穆宗升祔，又祧迁宣宗。于是今日太庙之中，三昭三穆代数始不足了。《礼》曰：“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韦玄成、郑康成则认为周以后稷为太庙，文、武二庙百世不迁，其下高、曾、祖、祢亲尽而毁，则文、武不迁之庙在三昭三穆之中，这是七庙之制。刘歆、王肃则以高、曾、祖、祢并五世、六世，无服之祖为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文、武世室百世不迁，不在三昭三穆之中，这是九庙之制。如今九庙分建，既以成祖为世室，不在昭穆之列，而同堂时祫享，又以成祖北上，出于七宗，亦不在昭穆之列，则仁、宣以下犹当有三昭三穆可也，却遽然祧迁仁、宣。于是英宗一世，宪宗一世，孝、睿二庙一世，武、世二庙一世，穆庙一世，是昭穆之数五也，与太祖而六矣，岂是七世观德之义哉？本是炳然明白，何至昏昧不明？《礼》曰：“父子异昭穆，兄弟昭穆同。”是昭穆之序，所以别父子，非以传位为世也。请言其义。古人之制，庙皆南向，主皆东向。及其祫于太庙，则唯太祖之主东向自如，而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大概群庙之列，左为昭，右为穆，即今太庙南向之位，太祫之位；北为昭，南为穆，即今成庙与七宗东西相向之位也。故文王称穆考，则鲁、卫、毛、日、冉皆曰文之昭；武王称昭考，则邗、晋、应、韩皆曰武之穆。是昭穆者，父子之名也，非以传位为世也。如以传位为世，则兄或为昭，弟或为穆，子孙何以别？故曰：“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迁之庙也。”父为昭，子为穆，万世不刊之典也。两汉以来，宗庙之制，固不相沿，然皆以同堂异室为主。其昭穆之秩序，固未必尽如《周礼》，而其世数祧迁，则皆用昭穆之法，未有以兄弟相传分为二世者也。晋武帝追尊七庙，则景皇、文皇兄弟同为一世，故当武帝之时，六代而七室。其后惠、怀、愍、元兄弟四主同为一世，故当成帝之时，七代而十一室。此不以兄弟为世也。唐三宗、睿宗同为一世，故开元之时，八世而九室。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世，故开成之后，九世而十室。此不以兄弟为世也。北宋太祖、太宗同位异坐，故当徽宗之时，九世而十室。其后哲宗、徽宗又同为一世，钦宗、高宗又同为一世，故当宁宗之时，九世而十二室。此不以兄弟为世也。大概同堂分庙，制不必同，而父昭子穆，则一定之序，未有以兄弟相传即为二世者也。今自二祖之外，庙所谓“下升一世，上祧二世”也，虽七室，其实五世，揆之七庙之制，世数不足，而况云九乎？然祧迁之失，始于祧仁庙，而改正之举，在于复宣庙。何也？在隆庆时，仁宗不当祧；在今日，则仁宗当祧，而宣宗不当祧，以其在三昭三穆之内也。孝之于睿，武之于世，二庙可也，以当二世非也，以其昭穆同也。然则何如而可？曰：姑以宣庙未祧，轻权相应，设为次叙明之。寝殿藏主九室南向，则太祖居中，成祖以下一代各居一室，孝、睿二庙同

译宗室与别室不同。武庙与世庙，同处一室却分坐不同位置。在前殿举行袷祭时，太祖面向南，成祖面向西，位于北边，不在昭穆的序列之中。宣宗面向西，属于昭位；英宗面向东，属于穆位；宪宗面向西，属于昭位；孝庙与睿庙面向东，属于穆位；武庙与世庙面向西，属于昭位；穆庙面向东，属于穆位。这样，祖功宗德的祭祀，既有依托而可以长久，父昭子穆的次序也有条理而不混乱。

有人说：根据郑玄七庙的说法，文、武世室位于三昭三穆之中，那么现在的太庙是七世，成祖不在昭穆的数目之中吗？回答说：郑玄的说法不对，大概他是凭空揣度一时之事，而没有深入思考罢了。为什么呢？文、武二世室之所以可以在昭穆之中，是因为他们父子相继，两代都不迁毁，所以昭穆不乱，伦常秩序依旧。假使文王因功德不迁毁，而武王因亲尽而轮替毁弃，即使文、武二室都保留，但在相隔数代之后，又谁与文王对应为昭呢？昭穆是父子的称谓，不能隔着数代来论说。刘歆说：“宗是变通的。”如果有功德就尊奉为宗，不能预先设定数目。汉朝不迁毁的有五庙，宋朝不迁毁的也有五庙，如果都列入昭穆，那么祖、祢的庙也有应当祧迁的了。所以说世室在昭穆之中，是不对的。世室既然不在昭穆之中，那么三昭三穆的数目，怎么可以缺少一个呢？所以在仁宗未祧迁时，成祖本来就在昭穆之列；仁宗既已祧迁，成祖就没有人与他对应昭穆了。没有人与他对应昭穆，而又百世不迁，就不得不列在昭穆之外。成祖既已列在昭穆之外，那么三昭三穆的数目怎么可以缺少一个呢？条理辨析明确恰当。

有人说：昭穆的制度，是为九庙而命名的。既然恢复同堂异室的祭祀，就已经不以昭穆命名了，为什么还要以世来论说？回答说：不是这样。古礼中昭穆的名称，正是为同堂异室而有的。为什么呢？当神主藏在群庙时，各庙都面向南，神主都面向东，各自保全其尊贵，不相凌越，这是当然的。只有到袷祭太庙时，太祖的神主向东如常，而群庙的神主，列在北边的，取其向明而称为昭；列在南边的，取其向幽而称为穆。这正是昭穆名称的由来。为什么说同堂异室没有昭穆的名称呢？汉、晋、唐、宋以来，都采用同堂异室的制度，而室有增加盈满，代没有减少。大概是以一世为一代，而不以一帝为一代，这正是父昭子穆的区别罢了。三代的制度，或七或九，都是根据汉儒的臆测，没有定论。但如今治理的方法，后王沿袭汉、晋、唐、宋，既然都以九世为数目，现在怎么能降为七世呢？既然都以父子为昭穆，现在怎么能以兄弟为二世，而使代数不完备呢？

有人说：宗庙的议论，在嘉靖年间如同聚讼一样了。世宗制礼作乐，讲求完备周到，当时的礼官，为什么不言说？回答说：不是这样。那时议礼的大臣，都有迎合回护之心，未曾完全依据礼经上奏。礼部尚书夏公，本来以同堂异室为主，等到宫允廖公请求建立九庙，上合圣心，礼官理屈而顺从，并非本意。九庙既遭火灾，于是恢复同堂异室的制度，而昭穆的庙名废除了。总之，两位公的意思，固然都出于附会，而他们或分或合，也无不各有考据。只是到升祔的礼仪，直接祧迁仁宗，就不是两位公的意思了。况且世宗初祔孝烈皇后时，曾想奉祧仁宗，这也是严嵩以术行正，不可埋没他的善举。等到阁臣有“阴不可当阳位”的话，于是将神主藏在慈孝献皇后之侧，以表明祔姑的议论，只是袷享殿座设在面向西的第五位罢了。大概那时虽然议定祧迁仁宗，但孝烈皇后实际上未曾当一世，世宗的心也还有不安。祔在辛亥年冬天，等到庚戌年升祔，礼部尚书徐公，因严旨责问，不敢执奏，于是奉成命而行。然而到升祔世宗之时，仁宗即被祧迁，还来得及改正，而议礼的大臣，漫不经心不加省察，徐公在位，又不肯随即改正前说，而人们也不觉得他的错误了，能不惋惜吗？

有人说：同堂异室，又以昭穆为世，那么祧迁的方法如何？回答说：古代的祧法，不能确切考证，只说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大概祔昭则群昭都动，而穆不移；祔穆则群穆都移，而昭不动。因为各自为一庙，而不相凌越，况且群昭群穆的后裔，在庙中助祭，各自跟随其世为列，所以祔必以班次。至于同堂异室，则以昭穆代父子之名，而不是以昭穆为一定的位置。如守祔各以班次的礼仪，那么孙子居祖父之位，反而向左移一；父亲居本位，反而向右移一，对于伦常秩序如何呢？所以必须实行递迁的方法。如奉祧仁宗，则宣宗在左而英宗在右；奉祧宣宗，则英宗在左而宪宗在右。这是前殿袷祭相对而坐的位置。奉祧仁宗，则成祖在左而宣宗在右；奉祧宣宗，则成祖在左而英宗在右。这是寝殿藏主面向南的位置。这就是今日已经实行的规制，自然可以沿袭，何必再论说。总之，九世七世的说法，固然不必相同，但必须都以代为数目，而不以一帝为数目，这是万世不可改变的。所以认为仁宗、宣宗的庙，在嘉靖、万历之初，都不应当祧迁，祧迁了，是不合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