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四十二

译这是（郑公）的情谊啊。天子或许会说：“那就用治理边疆士兵的方法来治理京城附近的军队吧。”南北羽林各军，确实是天子的爪牙，用来树立威信、消除祸患，显示根本的重要性。如今法令废弛，将士懒惰，训练只是走形式罢了，对军队的实际战斗力毫无益处。如果一旦有紧急情况，哪里还能用得上他们？况且“大事在边疆，小事在朝廷”，那么又怎能摆正轻重关系呢？隆庆年间，大臣们商议征调边疆士兵进入京城军营受训，边疆士兵进入京城军营受训，京城士兵代替他们去戍守边疆，以此来均衡劳逸、熟悉武备，这确实是好的方法。但是执行不当，就会滋生纷扰。最终导致烦扰不断，毫无益处。我认为边疆士兵稍微能够整顿振作，只是因为督抚大臣的缘故，而大臣们有法度在。现在让像郑公这样有功勋、有威望的人统领七校并护卫众将，申明军令，明确约束，指挥调度，士气自然倍增。既然已经得到了合适的人选，人又能充分施行他的法度，却说没有战士，我不相信。当两位贤王尚未受封时，边疆事务迫在眉睫，那时内部宽松而外部紧急。如今京城局势大体安定，边疆大臣守护关隘、奉行策略，可以几十年没有敌患。而京城附近如果不大力磨砺激励，终究无法振作。那时在边疆镇守容易，在京城军营难；郑公在外部，外部重要；在内部，内部重要。关键在于从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宴席之上，使国家局势像九鼎大吕一样稳固，那么内部重要，外部也就重要了。天子之所以信任重用郑公，用意大概就在这里。郑公的先祖，桓公、武公，世代奖助王室，依靠周京，入朝担任卿士，功勋业绩记载在盟府，声名流传至今。郑公难道是他们的后裔吗？为何事迹如此相符？因此借着各位的请求，陈述这些作为赠言，也用来记录《缁衣》中那种私下的喜爱之情。

译○赠中丞成公移镇蓟辽序

成公出身于循良官吏，因治理太平第一人的政绩，担任天官郎，接连提拔为藩臬，在塞上备兵数年，从永平移任辽左，治理开原，又从开原移镇蓟州，恰逢有虏寇警报。天子赫然命令九侯考察声望与实际，更换文武大吏，朝廷大臣争相认为成公符合诏令，天子于是授予成公金印符节，命令下达后，将士在队伍中警戒，百姓在乡里庆贺，虏寇聚集数万人践踏塞外，却不敢入侵。负责治理军饷的各位大夫，过去与成公同僚的，派遣使者嘱托我写这篇序文。我认为天下的郡国有一百个，而边疆最为重要；边疆有九个，而蓟州最为重要。蓟州左边是辽阳，右边是天雄，建立节度使安抚治理的有三个，而顺天最为重要。洮河之战，从咸阳以西全部依靠城池防守，而中原依然安宁。虏寇即使变化，向东不能越过关隘，向北不能越过三晋而深深成为我的祸患。蓟州自从大宁被放弃，就孤悬在红山、独石之间，如同群兽孤狼。距离京师三百里，越过夹岭、黄花道，就是九庙游历、衣冠所至的地方。往年虏寇以实情侵犯陕西，而我们尚且迟缓；近日虏寇以声势侵犯蓟州，而我们随即紧急，为什么呢？因为陕西远而蓟州近。成公过去治理辽左，辽左不被称为战场吗？蓟州是京畿内的重地，所以守卫者以虏寇不入侵为功劳，不以战胜为功劳。戚总戎守卫蓟州，江陵对此论述得很详细。虏寇没有一年不侵犯辽左，而我们却安宁；近来侦察到虏寇在塞外，我们就戒严；等到侦察到虏寇侵犯辽左，我们随即迟缓，因为辽左远而蓟州近。当虏寇在远处，即使年年侵犯，我们得以以其入侵为信号而防备，所以形势紧急而情势缓和。当虏寇在近处，即使不侵犯，我们不知道其是否入侵，而无所不防备，所以形势缓和而情势紧急。虏寇有形势有实情，有形势的形势，有情实的实情，而我们只凭借一两个间谍的口述，恐吓怀疑则外部乘机，威胁恫吓则内部动摇。他们得以频繁施压来疲敝我们，而我们坐困自困。游移的声势纷杂，蔓延到京师。一人制造声势，十人附和声响。所以蓟州的边事，比起九塞最为重要也最难。虽然在成公那里特别容易。天子任用成公，先治理百姓，然后开始治理官吏；既治理赋税，然后开始治理军队；丈量尺寸然后才重视他。成公效忠职守，如同驾轻就熟，然后引以自任。对于地形险易、虏寇向背，不过一二数而已。谋略预先准备，士兵预先激励，物资预先具备，必定有终年的准备，而没有一旦的紧急。虏寇熟悉成公的威略，不敢再用形势威慑我们，而内部倚靠成公如同长城，也不再以声势扰乱成公。蓟州确实难，在成公那里只是容易罢了。我曾经读《六月出车》的诗，所称城朔方至太原，稍见古人制驭的方略，而他所匡定的，只有王国最为兢兢业业。也只有这京辅的重地，是九塞的根本。王国安宁，夷狄臣服。一大创，则诸部落相视而不动；一负矢，百群奔逃，这就是伐玁狁、荆蛮的说法。由此看来，蓟州不足以难倒成公，蓟州得到成公而重要，蓟州重要而九塞也重要了。嘉奖庸常懿美的功绩，那么我不才执笔等待。

○赠宫保大司空中阳舒公被诏还朝的序

近年淮河泛滥，侵扰泗州，波涛到达寝园之外，天子为此夜以继日叹息，诏令桂阳舒公以大司空身份前往督理。于是成公南浮淮河，北浮泗水，中浮徐州、沛县，疏通荒地水流，拔除茭草、堆砌石头，开辟冈城的防御，疏通戴村的堰，浚深韩庄的渠，而韩庄的工程最大。自从隆庆年间多次议论多次勘察，多次受阻，都说工程费用大，非数十万不可，又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成公毅然承担，费用不及五万，超过时限便告成。天子下玺书褒奖慰劳，赐予金币，加秩太子少保，不久以大司空诏令还朝视事。成公的属官某君某君都祝贺成公有成劳，成公却穆然若有深念。原来成公首先提出腰铺河的议论，未竟而见征召。腰铺河，距离清河口数里，淮河与黄河交汇而入海，黄河怒流，淮河壅塞而溢出，震惊陵邑。成公议论开凿腰铺河数十里，以分杀黄河的势头，那么淮河建瓴立下，清口无沙垫，泗州积水可消，而当时财力不足未能举事。我独自以诚心为河计，建议者难，部覆者易，凡事尽然，不独治河也，那么成公在外难，在内易。举事之难，议论多而视听眩惑。言者一人，覆者一人，勘者一人，行者一人，而总之受命于主者。河，非大司空主之而谁为政者？所以欲善事者，莫若使自言之而自为之，自任之而自主之。自言之而自为之，前日韩庄之役是也；自为之而自主之，今日腰铺河之役是也。成公离开河上而成公的区划在，入为冬官而成公的主持在，这是成公前之治河一而今之治河二。虽然，我又认为成公的举职在外易，而在内难。水故湍悍，其为利害曲折，可得而知也；算计商度功用，可得而言也；决策而从之，山檋泥橇，负薪沈玉，可得而为也；即议论往复，自上出者下可得而覆也；鸠工厘费有时，自下没者上可得而核也。原来水于天地其血脉也，潴而不流，激而羡溢，则血

译脉管阻塞且腐朽。国家也有这样的血脉。大司空所管辖的金钱、刀币、丝织品、山陵、堤防、车马、毛皮、木材等物资，无不与内廷共同参议，有所依据而支出，下面却无法覆盖（核查）；有所漏洞而收入，上面却无法核实。大概治理河道的蛀虫，不担心不能言说，担心不能作为；不担心不能作为，担心不能知晓。这话说中了中饱私囊难以查考，而治理国家的蛀虫，并非难以知晓，而是难以作为；不仅难以作为，也难以言说。顺从它，就像水流冲刷、茅草倒伏，日渐成为惯例，不可挽回；激怒它，就会阻挠权柄、牵制肘腋，争夺尺寸而失去寻丈。只有老成持重、端正光明的臣子，有谋划而无阿谀逢迎，有主持而无激愤冲动，然后才可以表率同僚而渡过时艰。那么，除了您谁还能担当此任呢？如今治理水土叫做“平”，治理天下也叫做“平”。水阻塞就会泛滥，激怒就会溃决；国家阻塞就会蒙蔽，激怒就会争斗。平定，天下就无事。您既然以治水继承大禹的功绩，而且将要执掌铨选、持守权衡，以继承宰相的伟业，希望您始终用治水的道理来施行。于是说了这番话。

译○赠大司马邢昆田平定倭寇奏凯序【平定倭寇】

当今皇上登基二十年，倭寇才在朝鲜发动叛乱。朝鲜局势危急，向西向天子托付国家。天子出兵救援，历经七年，两次更换兵部尚书，四次更换总督，三次更换大将。无论是进攻还是封赏，都没有成效。天子于是任命邢公以大司马的身份前往视察军队，赐给他剑，说：“大将以下不服从命令的一律斩首。”邢公到达军中后，将剑树立在祭坛上，于是誓师说：“一定要击破倭寇，只有死战，绝无二心。”当时，倭寇已经攻破庆尚道，军队驻扎在晋州，逼近朝鲜国都。邢公催促中丞杨公、大将军麻公，连夜驰入王京城，并随后发出檄文说：“我征调天下的百万大军即将到达。”倭寇望风而逃，连夜遁去。这年冬天，邢公征调的将领都集结完毕，邢公用计牵制行长，紧急攻击清正，三次击败他，压制他们的营垒而驻扎。清正请求讲和，邢公说：“我只接受投降，不接受讲和。”其中隐晦未尽的话语，恰逢天降大雨，我军解围而归。倭寇又收集残兵败将，栖息在岛山。议论的人指责杨中丞，言语侵及邢公。天子不为所动，命令邢公增派军队。邢公用一名将军牵制清正，用水兵包围行长，石曼子率领各路倭寇来援，邢公授予各位将领策略，拦截攻击，大破倭寇，石曼子被歼灭，擒获伪九州都督正成，先后斩首五千级，倭寇投海而死的不计其数，海上的倭寇踪迹如同扫除一般干净。捷报传到天子那里，天子说：“凭借天下的福分，使我得以施行诛杀暴徒的道义，兴起继承的仁德，只有督臣和抚臣有功，各位将士辛苦暴露在外，幕府要赶紧核查功劳上报。”君子认为这次战役，在疆域之内有三项大功，而斩获首级并不在其中。中国所担忧苦痛的，不过是倭寇和虏寇罢了。倭寇紧急攻打朝鲜，朝鲜将要灭亡。朝鲜灭亡，倭寇将要与虏寇相邻。倭寇狡猾，擅长远交近攻、近交远攻。倭寇凭借虏寇的众多兵力，虏寇凭借倭寇的狡猾，突然出击，出其不意，那么我们的各条边防都会遭受兵祸。古人开通西域来制约虏寇，今天救援属国来制约倭寇。倭寇从南面来，虏寇从北面来，即使偶尔发生而零星到达，他们的谋划不能合流，我们的力量不会分散，对于中国来说不过是疥癣之疾。这是万世的第一项大功。大兵，是大役的开端；大役，是大乱的根源。所以度辽横海的战役，天下往往骚动以至于混乱。我们空虚边防以驻兵，空虚中原以供给粮饷。控弦之士十万，粮饷与之相称，器具与之相称。离开农田而运输粮草，沿海而城防守卫，费用也与之相称。几年下来，军队不疲惫，财力不枯竭的，自从邢公击破倭寇，将领回归镇守，士兵回归伍队，农民回归农田，长久劳苦得以休息，长久服役得以返回，父子兄弟夫妇和乐相保，这一生不再见到兵器战事，海内外没有其他忧患。这是万世的第二项大功。朝廷如天覆盖，四夷小心翼翼地遵守臣子的礼节，没有比朝鲜更恭顺的；桀骜不驯敢于叛逆，长久坚持而不解散的，没有比倭寇更顽固的。顺从命令的不能使其生存，违背命令的不能使其灭亡，那么凭什么统御万国？看到这种情况，能不使人有废弃武力的感叹吗？记载以来，也有出兵海外救人的人吗？主上对于朝鲜，是起死回生、使白骨长肉。保存一个亡国，摧毁一个强国，以此风示四夷的君长，无不叩首归向，不敢越轨。天子恭敬地接受重译之朝的朝拜，国势强盛，国体尊严。这是万世的第三项大功。国家击破倭寇的功劳，没有比刘将军更大的。刘将军就是刘江。胡司马、刘将军凭借斩首八百级而封为通侯。倭寇如风火般到来，偶然一战而胜罢了。胡司马安定江南，所面对的倭寇不过数千，半是中国亡命之徒，他们的酋长没有成型的谋略。我们又在他们的土地上作战，吃他们的粮食，这与今天的事情相比，劳逸相差一倍，众寡强弱相差十倍，而功勋相差百倍。有人说倭寇酋长关白死了，这是事实。他的话隐晦而核实，所以各路倭寇都解围离去。我认为成就大功，直接论功罢了，攻坚与攻瑕，摧强与侮亡，不问这些。吕氏不死，周太尉不能进入北军；温不死，李存勖不能进入汴京。成败也是上天所授予的。我们奉天讨贼，仗天诛杀，这是上天赞助我们。即使张良、陈平谋划，卫青、霍去病统将，难道能违背天意吗？当邢公出兵时，关白还安好，议论不回顾，行动不迟疑。我们攻坚而倭寇露出破绽，我们摧强而倭寇灭亡。这不是邢公乘时而时势为邢公所用吗？凭借天子的威灵，扫清境内而归属邢公，讨伐预先确定，土地预先归附，暗中使其魂魄消散而表面上夺取其气势，形势显露，气势屈辱而逃跑罢了。这几句话深为得体。议论的人不致力于宣扬国家的威德，妄自夸大倭寇的形势，贬低各位将领的功劳，瓦解战士的斗志，这不是用来弘扬美好、激励战功、昭示四夷、垂范万世的做法。大概国家的威德深远了。凭借隋唐的全力，君主亲自统帅，不能使已经残破的朝鲜灭亡；主上命令一名司马，能使已经灭亡的朝鲜生存。朝鲜容易对付罢了。元世祖在混一之初，以数万渡海的军队，不能一箭射中倭寇；我们在承平之余，使数万渡海的倭寇不能一箭射中我们。我不暇论述幕府的功劳，远远超越先臣，而颂扬主上的神武，远超前代。倭寇之事初起时，开始议论作战，后来议论封赏，后来又议论战守，议论撤兵，议论功罪，奏章数十上百次上呈。天子下达给廷臣议论，廷臣不能决定的，天子独自决定。关外之事，天子以督抚委任，兵交于原野，议论战事于朝廷。督抚不能坚持的，天子为之强力坚持。进退不符合制度，威福不向下操持，假借便宜行事，放宽文法，期望于尽灭敌人而后返回。下令如

译风。持议如山。所以您能够舒展四肢，无所顾虑，从而成就平定叛乱的功业。倘若不是皇上独自决断，议论不知要更改多少次，军队不知要退却多少次，您的身家性命也不知会落到什么境地。唉，世间的议论哪有尽头！功业尚未成功时，就说这本来就不能成功；既已成功，就说这并不难。不仅不难，而且没有功劳；不仅没有功劳，甚至有罪。这话也可叹：倭寇不退，就以“不退”治罪；倭寇退了，就以“退”治罪。从开始办事直到今天，如果不是英明的君主决断，还有谁能决断呢？由此说来，那么前面所称的三大功劳，不是邢公的功劳，而是天子的功劳啊。您既然整顿军队凯旋，举行饮至礼，天子必定亲临殿前延见功臣，随即问您凭什么击败贼寇，您先前详细陈述全是天子的威灵、神圣所及的缘故，稍后便以范文子、山太傅的说法进言，说皇上料敌，有什么幽深之处不能洞察；说皇上决策，有什么事情不能果断裁断；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做到内外无忧，也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接受忠言，只有您和几位大臣谋划此事。您的部属，无论是部、道还是镇，都拿着酒器承接酒浆以慰劳凯旋的统帅，而项公命令我作辞，我就按次序论述此事以表祝贺。

译○赠御史大夫少泉郝公入理戎政的序【戎政】

此前，岛夷侵犯顺从朝廷的属国，扬言扬帆向西，边防官吏多次告急。天子考虑到蓟镇位于京畿门户，选拔才德声望俱重的臣子持节统领金戈铁马加以控制，就将此重任托付给郝公。郝公到任后筹划策略，调配兵员粮饷，遏制虏骑不使其牵制我军，使我军能专心对付东面，捷报再次奏上。天子考虑到六部羽林卫的军备长期废弛，几乎不能成军，就命令郝公以右都御史的身份入京掌管军事政务。郝公先前安抚辽东，辽东的面积不过是蓟镇的九分之一。蓟镇又是京师的九分之一。天子逐渐将郝公调离近畿，寄托的期望愈发厚重。而我私下对天下大势有所感慨。如今天下大势，辽东最危急，蓟镇稍缓，京师又更缓。这也是事理情势的自然结果。兵力方面，辽东最强，蓟镇不如它，京师几乎无兵。局势危急的地方担忧用兵，局势缓和的地方担忧不用兵。用兵苦于法令太急，不用兵则苦于无法度。不仅无法度，而且没有意志。自唐宋以来，京师都屯驻重兵，京城内外占据天下兵力的一半。如今京营军队不过十二万，老弱不能胜任的占十分之三，仆役车夫占十分之五，背负版筑及百工杂役占十分之九。名义上虽为十二万，实际上抵不上边镇三万人。近来我军西破贼寇，东破倭寇，都依靠边镇的力量，禁军不能分出尺寸之功。我们与倭寇在边境对峙，大将军请求增援，征兵遍及江南，西南少数民族振奋想要请战，而京师的士兵，没有伸出左脚响应的。这是京城人士的耻辱。假如边镇衰弱，就无法保卫京师；边镇强大，京师也不能控制而摆弄它的尾巴。这种危害日后必定有人承受。所以京营士兵早晨起床草草进食，击鼓集合成行列就停止。刺击不必合乎法度，即使合乎法度，也不能用于作战。近来议论的人想先稍微增加军饷，然后用法度来约束其后。这就是京营士兵训练困难的原因。军饷增加就不能减少，而长期无法度终究也不能有所增加。稍微约束得急一些，就会闹事而起，众口喧腾。大臣尚且不安。大臣也大多在一两年内调任他职，于是互相因循，只为一两年的打算罢了。即使有后患，我也不去知晓。所以说不仅无法度，而且没有意志。郝公出身于边塞，熟悉军事，智谋深沉而勇毅沉稳，意志坚定而行为方正。他的威名足以平息群嚣，满足众望，而他的精神足以推行法度，打破几十年的积弊懈怠而为千百代做打算。千百代的打算不是一两年可以完成的，但不可以不由我来开始，由我来终结。由我开始而他人终结，都是无可不可的。关键在于有这种意志罢了。天下无事，常苦于不作为；有事又来不及作为。论事最得机要的，只有既已发生事变之后而稍无事时，然后可以凭借警惕来振奋激励，凭借从容来整顿闲暇。今日京营所谓千载一时，不指望郝公又指望谁呢？郝公离开辽东而到蓟镇，离开蓟镇而到京师，各位大夫茫然若失，都将赠言托付给我。郝公在蓟镇，那么辽东就像在屋檐下一样安全；在京城，那么蓟镇就像在屋檐下一样安全。各位大夫担忧什么呢？世间哪有腹心和适，而肩臂股肱，至于手拇毛脉，不接受其滋养的呢？郝公能胜任其官职，天下都受到他的明赐，岂止是各位大夫？请记载这些话以观察郝公的成就。

◆策

兵变策

欵贡策

京营策

○兵变策

问：自古兵变，没有像唐朝末世那样的。议论的人认为唐朝政治的败坏，始于藩镇权重。藩镇确实权重，那些偏裨士卒，怎么能轻易替换他们呢？宣武之乱、泾原之乱、河东之乱，陕虢之乱，一时智谋之臣，方略各异，而都能平定，然而对天下的败坏没有挽救。明朝兴起创立治理立法，上下相互维系，超过两百年而有臂指使唤之势，尾巴没有不能摆动的忧虑。其所超越前代，大效可以看见。一两次脱巾之变，稍见于嘉靖年间大同，最为严重。当时经略的得失，也可以指出来吗？唐朝的各位大臣，我不敢说都失策，而无救于乱。嘉靖年间的各位大臣，我不敢说都得策，而无害于治。其原因是什么呢？近来郧阳之事，甚至犯上甚至亡等。天子诛杀两三个首恶，豁然与更始，恩德至深厚。如今虽然小定，而尚有讹言流传，彻于朝听。而且在三年之中，变乱者数次兴起，纪废维弛，忧患不独在郧阳了。各位士人有没有制止已然、防范未然的方法呢？【兵变】

如今天下一尉候，家胡越，将吏櫜弓卧鼓，无烽燧之警，而士卒往往脱巾而呼，噪于浙，噪于宁武，噪于粤，噪于蓟，噪于郧，今神木孤山又见告矣。夫干纪乱常，命之曰变。三年之间，而变者数起，则是以变为常也，非所以习天下也。生楚人耳，目郧事，第以郧对，而借唐事为征。说者以为唐之败，始于藩镇太强，权太重。综其实不然。当唐之季，偏裨凌主帅，士卒凌偏裨。凡后之矫命雄行，与天子为难者，皆其故扼主帅吭而夺之位者也。强在卒，弱在偏裨；强在偏裨，弱在主帅。由此言之，吾方以为轻，何重之有？凡唐之所由败者，不在有事权，而在无纪纲。纪纲之失，自干元始，而其后遂陵夷不可振救。

译然而深谋远虑的人才并非缺乏。平定变乱、匡正倾危的策略也并非没有值得记载的。所以有紧急时平定的，有缓和时平定的；有用武力彰显威势而平定的，有不用武力、不彰显威势而平定的。李窅作乱，韩充率兵进入其境内，凭借作恶的一千多人，全部驱逐他们，说：“敢在境内稍作停留的斩首。”所以紧急时平定的，韩充是也。田希鉴作乱，过了一年李晟也不追究，假出兵援助泾州，趁机与他并辔而行，结交欢好、叙说旧情，供给张设三天，埋伏甲士而逮捕他，全军股栗不敢动弹，所以缓和时平定的，李晟是也。杨弁作乱，朝廷且商议赦免他了，马元贽游说以阻挠军队，李德裕说：“宁可舍弃刘稹，不可舍弃杨弁。”最终擒获杨弁并歼灭其党羽，所以用武力彰显威势而平定的，李德裕是也。陕虢作乱，李泌请求不授予节度使，而兼任转运使前往，宾客佐吏请求屏退旁人议事，全部谢绝不听，刑罚一人、械系五人，而反侧之人得以安定，所以不用武力、不彰显威势而平定的，李泌是也。这四位都智能应对突发事变，决断能当机立断，像锋利的刀刃斧斤，豁然立刻解决。然而无法挽救败局的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议论治理的大道理，他们能治理一军而不能治理天下，能制止叛乱而不能使人不叛乱。我国家修内攘外，纲举目张，兵将之势，容易如指挥手指，上下之分，顺如高屋建瓴，所以二百年而天下安于覆盂。嘉靖年间大概曾有一两次变乱了。五堡之变，天城之变，议论者认为没有重诛所以相继而起，而抚臣仿者说这次战役，苛刻的将领导致祸患，请求一切不要追究叛卒。廷议则早已纷纷非议仿者了，督臣源清请求增派军队，意图未尽非是。但不深入思考所以绥定匡服的策略，而虚张声势，顿兵城下。诸叛卒内凭城墙而外与虏人交易，最终智勇都困顿，没有尺寸之功。大概抚臣无论有罪无罪而安抚他，督臣无论有罪无罪而剿灭他，当事者习惯于安抚，习惯于剿灭，事机已转移而没有变通之计。旁观者忽言安抚，忽言剿灭，情形未睹而少有成功的算策。一时的经略事迹，曾不能与唐四君子并列。最终所以帖然平定的，则是肃皇帝的英明决断，实在灵验。肃皇帝以一道诏书，胜过十万军队；以一位使者的责任，胜过百将的策略，则朝廷威灵振作而纪纲肃然。唐代的诸臣，我不敢说失策而亡救败，是因为纪纲废弛。嘉靖年间的诸臣，我不敢说得策，而不妨害治理，是因为纪纲尚存。那么郧阳之事，可以预料了。郧阳之事，并非有五堡之役，弃给虏人；也并非天城之役，鞭打不堪忍受命令。那些人又不是唐代列镇坐享饷银而奉为骄子的。而至于犯上至亡等，天子即使芟夷蕴崇之，又有什么推辞的呢？天子如果说这是故吾爪牙赤子，不制止则叛乱，制止则仍如吾爪牙赤子，不要剪弃而旷然与更始，如天之福，岂有量哉。近来诸军也稍收敛而服从抚臣的约束，即使郧事无虑了。执事之忧不惟郧，策诸士曰：制已然、救未然，愚则以为天下之事未有不制已然而可救未然的。治贼非治所发也，用法非治所刑也。乱行必诛，非为一卒也；奸命必诛，非为一镇也。法者用少而怵者众，施近而禁者远，所以观示天下也。今诟抚臣罢抚臣，辱监司罢监司，当其乱时，当事者不能无逊词以谢，索金钱不能无予而不敢以闻。夫人情意有所激，不惮以死易之；利有所昏，不惮以死尝之。人得其所利，而除其所不便，以快其意所欲逞。及朝廷索首恶，然后驱一二驽下以代之死，人亦何惮而不为者。且夫以兵变而削籍者十人不一免也，以变正法则千人而一耳。下操不必罪之心而挟上必罢之势，则安能无骄其上，而上安能无妪煦狥之。然则坏国家之纪纲，必自此始矣。夫所谓纪纲者何也？张弛操纵而有条理，是之谓纪纲。造父之御，齐辑之于辔衔，迟速之于唇吻，正度于胸臆，而执节于掌握，内得于心，外调于马，故能取道致远，而无泛溢。大概治军亦犹是矣。夫上下非素相信，乱者与定乱者又两相疑。处相疑之势，急之则乱，缓之亦乱。彼方缓而吾急之，是趣之使乱也；因其缓而遂忘乎其为急，则又养乱也。故缓急之势，不可不审也。凡人之情，急之则合，缓之则离。离则易披，合则难解。今之乱者，固向之奔走服役而称一夫者也。合则可以于国法，丧师纪，而辱天子命吏，治乱兵法当如此；既合而离，则故一夫也。使无罪者自别于有罪，而有罪者不得胁无罪以逞，则一狱吏治之足矣。故离合之端，不可不揆也。法行则知恩，恩穷则伤法。今即讹言烦兴，冲风之末也，恫疑相恐。

译这是虚张声势的余威。凭借强风的余势，与虚张声势的余威来顺势顺从他们，之后就可以训导安定了。那些士兵难道心中没有悔恨吗？同时也有忧虑之心，希望自己能免于灾祸。趁着他们悔恨与忧虑之心相合的时候，稍微用法律来裁断他们。用法律裁断他们，并略微暗示他们是可以避免惩罚的。等到局势已经安定，就稍微用恩惠来笼络他们；用恩惠笼络他们，但一定要使他们不能存有侥幸逃脱的念头。所以恩威的运用，不可以不权衡。法律是一样的，却因顺逆而有差别。因此，这次士兵的暴动与大同之变不同，与唐代的乱卒又不同。为什么呢？那些人是抗拒朝廷、违抗诏旨，而这次只是侮辱朝廷命官罢了。所以他们的罪行较轻。与浙江、蓟州、广东、宁武的兵变相比，又有所不同。为什么呢？那些是因为削减士兵名额、克扣军饷，而这次是因为争执琐事喧哗而起。所以他们的情况更恶劣。天子固然时常有非常之恩，但骄横的将领和悍勇的士兵，不可以让他们有一天不在纪律约束之下。所以法律应当在下层明确，恩惠应当归于上层。法律在下层明确，恩惠归于上层，纲纪就端正了。所以轻重操纵的运用，不可以不估量。那伯国的军队，尚且说老少有礼，栾纠、荀宾之类的人，用礼来训导他们，按时役使他们。现在即使得不到这样的人来任用，难道怎么能表面吸收、暗中煽动，亲自成为叛乱的首领，实际成为祸乱的阶梯，在这次事件中吗？那些因为一个副将用言语激怒，尚且能使异军突起。现在如果真的得到良将，遵循恩信来抚慰他们，部署他们的部众，士兵的心意有不预先归附的吗？奸邪的萌芽有不提前被挫败的吗？所以将领和副将的任用，不可以不选择。虽然如此，这不仅仅是将领和士兵的罪过。现在天下轻视武备到了极点。主帅不被官绅所尊重，士兵不能填饱空虚的肚子。边疆死守，祖传的家业，其中能够率领精锐士兵，在困顿中相依为命，能不怒目于市井，想着有一天在陇山首级上酬报志向的有多少人呢？况且国家每年储备数百万，难道全都用来犒赏士兵吗？财富耗尽于上层，力量耗尽于下层，然而中间却饱满了。唉！法律的施行，难道仅仅在于军士吗？

译○款贡策

问：自从北虏请求通好，边境百姓二十年没有遭受战祸，近年却违背盟约，西部边疆动荡不安，通好的利弊，已经显而易见。当初商议通好时，主张可通与不可通的各占一半；到了今天主张开战，主张可战与不可战的也各占一半。他们的说法究竟哪个正确呢？北虏请求通好已经很久了，肃宗皇帝不许，是为了震慑北虏的阴谋；庄宗皇帝允许，是为了修筑边防。震慑他们，北虏的祸患反而更加严重；修筑边防，边防反而更加松弛。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拿唐朝的事情来说，突厥入侵雁门，当时中原刚刚平定，朝廷大臣争着请求和谈，为什么反而采用战争？等到突厥入侵陇渭，有了可乘之机，消灭他们易如反掌，各位将领争着请求作战，为什么反而采用和谈？最终通过战争取得了和谈的效果，通过和谈取得了战争的效果，这又是什么策略呢？现在的决策也很难啊。北虏的向背，怎么推测？兵力的强弱，怎么估量？士气的怯懦，怎么振奋？边境奏报的虚实，怎么衡量？朝议容易纷乱，怎么核实？朝廷谋略容易动摇，怎么确定？各位士子要竭尽思虑，拿出策略来回答。考察策论的人，是观察各位士子的见识罢了，恰当与否也各自体现其志向，只是抄袭旧说毫无可取之处。【款贡】

北虏请求通好进贡，庄宗皇帝确实决策接受了它，但议论是从肃宗皇帝十九年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北虏请求通好，总督大臣史道、翁万达上报此事，议论未定，边境百姓却再次杀死北虏使者作为首功。北虏愤怒，侵犯泽潞，侵犯宣府大同，随后深入内地，逼近都城，又上书请求通好，皇帝下诏不许。第二年，大将军仇鸾掌权，主张通好互市的议论。北虏因为屡次获胜而轻视边境大臣，稍微不如意，就喧哗闹事。仇鸾被诛杀后，又严格禁止与北虏通好的禁令，边境大臣不敢再议论，但私下里却与北虏交易，暗中用汉地物品供给他们。大抵是希望早晚无事，把邻镇当作祸水罢了。到了隆庆年间，北虏因为孽孙的缘故，抓住我们的叛臣来请求通好，边境百姓二十年没有遭受战祸，但近年却违背盟约，导致西部边疆艰难。这是互市事情的大概。我曾经总括议论，这两种议论完全包含了当时的得失利弊。嘉靖年间的大臣们不善于作战而善于通好，隆庆以来善于接受通好而不善于利用通好。既然闭关排斥北虏，又不稍作防备，又斩杀使者来挑衅他们。他们愤怒，我们懈怠，他们乘虚而入，大举入侵就大获利益，小举入侵就小获利益。二十年间，寻求一次战胜的功劳都不可得，难道不称为拙劣吗？然而和戎的议论，边境大臣不能从朝廷大臣那里得到，朝廷大臣不能从皇上那里得到，多次议论都被搁置，稍微显示一点利益就停止。北虏请求通好，就像小孩子看着鹌鹑，蹲着好像即将得到，但最终得不到。人之常情，当得不到时，追求更加坚定；一旦得到，就长久持有而不忍放弃。那么之前的失策就是之后的便利计策，所以说“不善于作战，善于通好”。北虏已经叩头称臣，我们安抚并接受他们，事情顺理成章，体制尊贵，每年节省的运输费用数以万计，几年生息，塞下的百姓数以百万计，难道不称为巧妙吗？然而当初的议论，本来说可以谋划作战，可以谋划防守。现在谋划了二十年，作战和防守一无可恃。今天增加互市，明天增加赏赐，已经成了惯例，又在惯例之外索取。给予他们，又把它当作惯例。就像供奉骄纵的孩子，有所索取不满足就啼哭，害怕他啼哭就给予，给予越多啼哭越不止。那么之前的便利计策就是日后的隐忧，所以说“善于接受通好，不善于利用通好”。通好是边境大事的大利大害。智者用它来牵制北虏，愚者用它来讨好北虏。智者用它来修筑防备，愚者用它来松弛防备。智者用它留下数十年的利益，愚者用它留下数百年的祸害。为什么？智者能利用通好，愚者被通好所利用。请先说北虏的情势。北虏没有得到通好，就请求通好；我们既然得到通好，他们就向我们厚求；得不到，就稍微以不通好要挟我们。既然从通好中得到利益，又想从掠夺中得到利益，就借抢劫番族来借道；既然借了道，就趁我们不备侵犯我们。已经侵犯了，就假装惩罚顺从来谢罪。我们兵力弱，就向我们逞志；我们兵力稍集，就用欺骗言辞来延缓我们。这些事情在初通好时就已经这样了，但也不至于造成大害。既然在掠夺中得志，又不能忘记通好，才开始拖延离去，打算再次向我们厚求。北虏的罪过已经极深，谋略已经狡猾。一时朝廷大臣，争着扼腕谈论北虏事情，大抵不出作战、防守、和谈三端，但没有决断。看到北虏罪过应当诛杀，而不醒悟我们没有破除北虏的方法，就是错误的。看到今天没有制约北虏的方法，又不为日后制约北虏创造条件，那么北虏最终没有制约的时候。缓和它，一个镇紧急；紧急它，七个镇都紧急。用一个镇的紧急换取七个镇的紧急，智者不这样做。处理它，变化快而小；不处理，变化慢而大。用今天的变小换取日后的变大，智者又不这样做。作战两相伤害，但有时有利；通好两相有利，但有大害；防守没有大利，也没有大害，但总之北虏不利，就已经有害了；我们不失败，就已经胜利了。所以防守是常道，而作战和通好都可以用来作为权变。圣人必定有所屈，有所伸，有所取，有所予，然后才能运用天下的权变。将要紧急却故意缓和，缓和牵制却紧急防备。我们如果号令严明，士卒振奋，干戈修治，守备设立，北虏应该不敢桀骜。即使桀骜，也有制约它的方法，然后互市可以罢免。断绝必然愤怒，愤怒必然侵犯我们。入侵就收兵保卫，内靠城墙，外固

译筑起壁垒。敌人前进不能交战，后退无法掠夺。等他们疲惫之后再交战，就可以取胜。敌虏贪恋汉朝的财物，但进攻和作战都无利可图。既然不能坐享其成，又不能起身索取，他们的形势必然再次转向求和。能够拒绝他们，也能够给予他们。拒绝他们显示威严，给予他们显示恩惠。只有这样，求和才能长久。养马的人起初没有不踢咬的，踢咬而受到惩罚，就会终身受伤。商人想要获利，没有不想急于出售的。然而我们急需时，他们的出售反而更慢。事物本来就有越急越慢、越慢越急的情况，不可不仔细考察。所以善于驾驭外族的人，以防守为根本，以作战和求和为权变。以求和作为防守，以防守作为作战，以作战再转为求和，以求和再转为作战和防守。像手握车毂独自运转，像圆环游动无穷无尽。意图有所出自，谋略有所依托。怎么证明这一点呢？唐高祖时，敌虏入侵雁门，朝廷大臣争论说应该议和，封德彝说：“敌虏轻视中原，不应该显示软弱，请求与他们作战，战胜之后再议和。”皇帝听从了他的策略，颉利可汗逃遁，不久后又和亲。我由此知道古代善于作战的人，是为了求和。唐太宗时，颉利来朝贡，众将争请作战，皇帝说：“战胜则他们恐惧，难以得逞，暂且与他们和亲以骄纵他们，他们骄纵后再乘势攻击。”没过几年大破突厥，突厥因此灭亡。我由此知道古代善于求和的人，是为了作战。所以善于作战的人不轻易作战，善于求和的人不轻易求和，他们的作战和求和都有用途，作为权变。至于作战就只作战，求和就只求和，那就已经低下了；至于想作战而不能作战，想求和而不得不求和，那就更加低下了。关于贡市，肃宗皇帝不许，这是震慑敌虏雄强的决断。然而敌虏祸患之所以充斥，过失在于边臣不善于作战。庄宗皇帝允许，这是控制敌虏的大计。然而武备之所以废弛，过失在于边臣不善于求和。现在主张求和的人，看到眼前的利益，却忽视后来的危害；主张不求和的人又不致力于考察求和的过失，反而指责接受求和的错误；主张罢求和的人，鉴于宋朝和议的危害，却忘了汉唐和亲的利益；主张求和的人又只看到汉唐允许和亲的事，却不致力于寻求汉唐运用和亲的策略。总之，这是班固所说的“偏见于一时的利害，而没有探究匈奴的始终”。求和是边事的大利大害。即使敌虏今天违背盟约，前日的利益依然存在；即使敌虏今天悔罪，异日的危害依然存在。所以敌虏求和不求和姑且不论。控制敌虏的机要，请让我借箸筹谋。用利害参详敌虏的情势，那么向背就可以知道了；用分合衡量兵势，那么强弱就可以预料了；用死生激发士兵的力量，那么怯懦就可以振奋了；用虚实考核边报，那么功罪就可以明确了；用见闻核实朝议，那么纷扰就可以减少了；用赏罚确定庙堂谋略，那么权衡就可以掌握了。敌虏贪利，大概是他们的天性。敌虏利益在于求和，反而败坏求和，是边臣显示破绽而教唆他们掠夺。求和比掠夺好，为什么苦于不求和？求和不如掠夺，为什么爱惜而求和？我能控制敌虏的生死，敌虏凭什么反叛？我不能控制敌虏的生死，敌虏凭什么害怕而不反叛？所以用利害参详敌虏的情势，向背就可以知道了。敌虏称臣以求和中原，却称王以统领各部落。东面结交属夷，西面掠夺番邦。番邦和属夷，折服而投入敌虏，而我们不能禁止。从各镇来说，各镇已经分散；从一镇来说，各部将又分散。蓟镇安抚夷人而祸患转移到辽东，宣大开通贡市而祸患转移到陕西。敌虏合并求和与掠夺而两收其利，我们分离求和与掠夺而两受其害。所以用分合衡量兵势，强弱就可以预料了。敌虏自从求和贡市以来，利益在上不在下，下面的人都愤恨，一旦有变，就像饥饿的人趋向食物一样。在边地，利益也在上不在下，下面的人都愤恨，一旦有变，就会挺而走险，就会喧哗而挟持上级。没有恩惠就难以用法，没有法度就难以用兵。所以平时应该给予他们生路，临事应该给予他们死路。前进战死敌手，不一定还有余荣；后退死于法度，一定还有余辱。即使是披甲的士兵，不转身就知道死所了。所以用死生激发士兵的力量，怯懦就可以振奋了。朝廷所凭借的，是督抚的奏报；督抚所依据的，是将吏的公文。难道他们建牙专阃，就公然欺骗吗？然而候尉欺骗偏裨，偏裨欺骗大帅，有不及察和不欲察的，这也是常情。邀击而致敌，有时被认为输诚；尾随而送敌，有时被认为血战。朝廷既不得不信，士论又不能不疑，那么为什么不执言作为契约，考事作为证据？输情效实，虽然大也可以原谅；张虚驾伪，虽然小也必须定罪。那么谗言就不生，功罪就立见。所以用虚实考核边报，功罪就可以明确了。兵交于野，议战于朝。言论盈廷，谋略如同筑室道谋。看涂司马论顺义续封事，知道这话确实。边臣的话确实，但不一定肯尽实情；廷臣微闻其情，但不免并失其形。处事甚难，论事甚易。百闻难执，一见易凭。战守机宜，当以边臣为主；功罪情状，乃以廷议相参。所以用见闻核实朝议，纷扰就可以减少了。兵难预度，事难中制。所以当两阵而决机者实也，踰千里而请战者声也。现在的边略，动辄借指麾。事成既可以归功，事败则因而避罪。边疆之事，唯战守和三策。朝廷之事，惟

译赏罚这两个方面，赏赐必须诚信，惩罚必须坚决，驾驭必须得当。这样，那三种策略就可以虚己而听从，拿着券契来要求罢了。所以用赏罚来制定朝廷的谋略，而权衡就可以掌握。这六项是制胜的关键，而事情不仅仅在于敌人，大概也是敌我双方相互参杂的。所以胜利有关键，失败有阶梯。掌握关键，堵塞阶梯，然后才可以不败。不修筑防备而依赖议和，是失败的途径；不训练武备而轻率作战，是失败的途径；忽而说议和，忽而说作战，议和与作战两方面都看不到利益，却两方面都遭受祸害，是失败的途径；边臣的心意不在作战，而朝廷的议论催促他们作战，对外害怕敌人胜过害怕法令，对内害怕议论胜过害怕敌人，是失败的途径；戍守选择便利，任用顺从请托，对外强横而向内部借援，内部输送而向外部索取补偿，是失败的途径；边臣不把边境事务的利害作为自身的利害，那么他为国家必定轻率，浅薄地谋划事情，深深地寄托祸患，是失败的途径；边臣把议和的成败作为自身的利害，那么他对于媾和必定重视，表面安抚边境，暗中讨好敌人，是失败的途径；边境的百姓，出去与敌人勾结，小的成为尉史，大的成为中行说，外部输送而内部计谋泄露，是失败的途径；穿毛皮衣服的习俗，进来学习中国，小的成为匈奴、突厥，大的成为契丹、女真，意图没有极限而敢于深入，是失败的途径。这九项，是导致失败的阶梯，而不仅仅在于敌人，大概也是敌我双方相互参杂的缘故。所以揽括内外，审察敌我，明察六种关键，戒备九种失败，然后那三种策略，才可以被采用。虽然如此，使用策略容易，而使用人才困难。现在天下武备疏漏，文网严密，调动频繁，责成很少，议论事情的人多，担当事情的人少，当事的人轻率，核查事情的人严厉，没有事情时就把苟且容身当作贤能，尽忠节操当作愚蠢，有事情时就把轻率锐进当作勇敢，详细审慎当作怯懦。譬如病人，病轻就听庸医，病重就听急躁的医生，医生见效就可以作为功劳，不见效就夺去俸禄罢了；推荐医生见效就可以作为恩德，不见效就站在一旁斜视罢了。这在医生方面没有什么不利，而唯独主人承受病痛。那么所说的三种策略，能够自己使用吗？而那六种关键、九种失败，谁让去审察呢？谁让去戒备呢？边臣不能竭尽他们的才能，也是由于庙堂议论的烦杂、处置的失误罢了。如果真能得到天下的才臣而任用他们，才臣又竭尽他们的才能用于边境，那么那三种策略兼而使用是可以的。

译○京营策

问：京营的设立，是为了重视根本、强化中枢，威慑不臣服者、防备意外变故，向天下展示威壮。汉代的南北军，后来改为七校；唐代的府兵，后来改为彍骑。这两个朝代，都是在太平盛世时讨论变法，大概如果不这样，就无法刷新耳目、激励武德吧。然而武备没有更加整饬，而一代的制度却因此败坏，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国家统兵于五军都督府，练兵于三大营，权衡轻重、强弱、虚实之势，是非常熟悉的。后来改为十二团营，又改为东西官厅，后来又恢复为三大营，到了嘉靖、隆庆年间，议论就更多了。有主张裁减士兵以精简训练的，有主张招募士兵以充实伍队的，有主张合并三营而授予一位大将的，有主张仿照五府而设立六位提督的，有主张京兵戍守边疆以熟悉行军布阵的，有主张边兵入卫京城以强化根本的。这些说法，谁对谁错呢？增加与减少是两个极端，分散与合并是两个极端，外出与入卫是两个极端。况且讨论增减、分散合并、外出入卫，却毫无成效，过错在哪里？现在想要使将领不怠惰，士兵有纪律，以大致符合两位祖先立法的初衷，那么有什么办法可行呢？各位士子请借助前箸来筹划吧。【京营】

统兵的人，不要轻易议论祖宗的制度。有祖宗的制度，有祖宗的法度。法度是制度所依托以施行的。勇猛精锐的士兵宿卫京城，左翼右翼，中军后军，这是祖宗的制度。整顿阵型，严明纪律，赏赐不偏袒亲近，惩罚不偏袒权贵，这是祖宗的法度。所以国家不徒然拥有重兵，军队不徒然取得胜利，百姓不徒然被征用，命令不徒然执行，因为有法度在。法度存在，制度就依托它来施行。如果不能施行祖宗的法度，那么法度就败坏；如果不能维持祖宗的制度，那么制度就败坏。因为不能施行祖宗的法度而因此议论祖宗的制度，那么法度和制度就都败坏了。怎么证明是这样呢？过去汉代设置南北军，南军保卫宫城而调派于郡国，北军保卫都城而调派于三辅，两军互为表里，互相制约，为后世考虑得非常深远。自从汉武帝增加京城兵力，设置期门、羽林、七校等，又废除二尉，全部隶属于大将军，南北军的制度就改变了。唐代设置府兵，无事时轮流上京宿卫，有事时任命将领出征，事情解决就解散，这也是古代寓兵于农的意思。到了唐玄宗时，卫士不能不损耗废弃，过错在哪里？不只是说彍骑的失误，而是卫士逐渐损耗废弃，于是全部招募士兵来充实，号称彍骑，府兵的制度就改变了。在改变制度之初，精神足以施行法度，难道不是也光辉灿烂、刷新了一时的耳目吗？然而后来逐渐损耗废弃，大概到了汉元帝、成帝和唐天宝末年，才看到它的危害。为什么呢？制度有所兴起，弊端有所开始。法度是制度所依托以施行的，法度不能施行，就是弊端开始的地方。将领如果遵循高帝的法度，南北军一定不会败坏；将领如果遵循太宗的法度，府兵一定不会败坏。假使汉武帝、唐玄宗思考弊端产生的原因，追溯其根源，弥补其漏洞，填补其缺失，而又不在其中侵扰，那么南北军、府兵，即使百代不变也可以。不致力于此，却轻易顺从一时的见解，一个人的议论，所以起初是因为不能施行祖宗的法度而议论祖宗的制度，后来是改变了祖宗的制度，却还保留一时的法度，最终是祖宗的制度败坏，一时的法度也败坏。所以统兵的人，务必不要轻易议论祖宗的制度。我们太祖高皇帝设立五军都督府，将权分散而容易控制，古今善于驾驭将领的人没有超过他的。成祖文皇帝设立三大营，兵力分散而容易训练，古今善于统率士兵的人没有超过他的。洪武、宣德之后，战争不用，士兵不能不因此懈怠玩忽。土木堡之役，几乎不能成军，所以于谦改为团营，武备也稍微振兴了。这就是所谓精神足以施行法度。到了正德年间，设立两官厅，法度和制度都没有可取之处了。大体上兵制开始未曾不善，后来稍微出现弊端，有弊端就不能不变，变了又出现弊端，后来一定有承受它的人。汉代的法度到了文景时期出现弊端，到了武帝时期改变，变了又出现弊端，元成帝承受它，正值汉代末年，所以不能再振兴。唐代的法度，到了高宗时期出现弊端，到了开元时期改变，变了又出现弊端，天宝年间承受它，正值唐代中期，所以不能再振兴。我朝的法度，到了正统时期出现弊端，到了景泰时期改变，变了又出现弊端，正德年间承受它，恰逢肃皇帝中兴的运势，而彻底改变积习的陋弊，恢复三大营，天下才开始再次见到两位祖先的制度。他驾驭诸将吏，早晨发布命令，晚上奖赏有功，也与两位祖先驾驭将领、统率士兵的宗旨相符。而天下懈怠玩忽，久弊深重，两位祖先的法度有所施行但不一定完全施行。到现在二十多年，京营又出现弊端了。议论的人看到士兵的弊端是不精锐，于是说：裁减冗兵。冗兵何尝没有裁减呢？挑选精锐为团营，而裁减冗兵为老营，不久团营也像老营一样。挑选精锐为正兵，而裁减冗兵为备兵，不久正兵也像备兵一样。嘉靖年间，曾经议论挑选精兵四万人，反对的人说：选拔十人得到四人，那六人又有什么用呢？况且用现在的将领，施行现在的法度，那么士兵是不能裁减的。因为裁减不可行，于是说：充实伍队。充实伍队，不过清理勾补和招募两端。招募

译那么嘉靖年间的民兵就是这样。不到三年就消亡了一半。他们之所以容易聚集也容易解散，解散后便无法再次聚集，是因为没有户籍和符信可以核查。可以核查的是正规的备兵，然而清查勾补的命令一下达，官吏就借此牟利，一个兵还没补充上，百姓已经受到骚扰了；征调解送既已到达，军尉又借此牟利，国家还没得到一个兵的用处，军尉已经饱食了。况且用现在的将领，施行现在的方法，那么军队就无法充实。因为减少不行，增加也不行，于是顺着文势连贯地提出说法说：要加重将帅的权力，合并三个营交给一个大将，就像嘉靖庚戌年的制度那样。把全国的六军交给一个人，不是小事。将领如果不贤能，哪里能取得这样的信任呢？如果将领深得军心并掌握兵权，旁观的人难道没有议论吗？即使国家推诚相待任用他，他难道没有震动君主的恐惧吗？况且用现在的将领，施行现在的方法，那么军队就无法合并。因为合并不行，于是提出说法说：要分散将帅的权力，把三个营分给六个提督，就像隆庆庚午年的议定那样。然而用三个营设立三个提督，用三个武臣配合三个文臣，多指使人就乱看，多听言论就乱听，军队没有统一的命令，即使人多有什么用。况且用现在的将领，施行现在的方法，那么军队就不能分开。因为分开不行，合并也不行，于是提出说法说：京营兵力薄弱，不习惯作战。于是开始有京营士兵戍守边疆的议论。边疆难道需要这样做吗？如果是为了迎战，这是把敌人委托给京兵啊。如果不这样，又何必让两军士兵嬉戏，而京兵靠着车轼观看呢？几十年来，曾经有大举旗鼓进行一场血战的人吗？战事还没有发生，训练又有什么呢？况且用现在的将领，施行现在的方法，那么士兵就不能出戍。因为出戍不行，于是提出说法说：入卫京师以加强根本。于是开始有边兵入卫的议论。各边的士兵，排列屏障防守，现在挑选他们入卫，空虚了门户墙垣，去守卫堂奥，空虚了必然被攻击的地方，守卫了不会到达的地方，这不是好计策。正德年间边将曾经入卫了，所谓“四外家”的人，勾结隐秘深奥之处，祸患之机不可预测。议论的人说他们看到京兵脆弱就肆意横行。况且用现在的将领，施行现在的方法，那么士兵不能入卫。所谓现在的将领是什么？谋划军事一定从勋贵子弟中选取，那么他们的选择太狭隘了；协理官员以旬月迅速更替，那么他们的权数容易变化；副将的选择太轻率，那么他们的命令不能执行；部将的属员太泛滥，那么他们的弊端难以核查。所谓现在的方法是什么？盛大地为它制造声势仪容，而不符合实际，那么事情就玩忽了；多制定禁令，而不考察最终结果，那么法令就松弛了；明显地进行举荐弹劾，而不考核他们的职务，那么听闻就纷乱了；一概进行赏罚，而不鞭策其后，那么权力就弯曲了。所以用现在的人，施行现在的方法，必然拘束牵制，必然掣肘，必然玩忽时日，必然看重荫庇，必然剥削军队以自肥，必然利用文书以自保，必然在法令之外安逸，必然在法令之内舞弊。于是两位祖先的制度才开始全部废置搁浅而弊端滋长兴起。于是议论的人看到一方面，看不到另一方面，看到末流，看不到本源，于是于是议论增加、议论减少、议论分开、议论合并、议论出戍、议论入卫，喧嚷着兴起，不知道是因为这些人、这些方法。改制振兴弊端，这件事确实艰难，议论增加则更加冗杂，议论减少则更加削减，议论合并则权力太重，议论分开则权力太轻，议论出戍则增加劳苦，议论入卫则削弱实力，只是每天把成制的制度纷乱更改，而营务更加不振。所以我认为用现在的将领，施行现在的方法，没有哪里可行的。如果用两位祖先的方法，驾驭现在的将领，就没有哪里不可行的。五军，是高皇帝所厘定的；三大营，是文皇帝所操练的。那么如果没有我们两位祖先，应当效法谁呢？高皇帝告诫武臣说：“用兵的道理，先稳固根本，内部要充实，充实了就难以攻破，武备不可一天忘记。”所以用来整顿武备，高皇帝的法度在。告诫陆龄说：“军旅的事情，申明严令，不可姑息，号令严明，那么士兵有勉励之心，姑息施行，那么人怀懈怠之志。”所以用来申明军令，高皇帝的法度在。告诫赵宗说：“军队出行，行伍不可不整齐，进退不可没有节制，检阅骑兵的弓弩，各自分为部分，将士私自乘坐战马的，罪不赦免。”所以用来肃清军纪，高皇帝的法度在。文皇帝告诫兵部说：“将士为国家愤恨敌人，一定要平时养育，然后缓急能得到他们的力量，不要因为四方无事，将士家恩不周。”所以用来体恤将士，文皇帝的法度在。告诫行在兵部说：“听征将士，多因罢弱应付数量，所简选的官员必须治罪，军士逃逸缺伍，应当剥夺所管官员的俸禄。”所以用来核查军伍，文皇帝的法度在。检阅武营内，指挥诸士卒，坐作进退，无不如手指所示，顾谓方宾说：“节制之师，差不多可以用了，然而我每次御驾亲征，未曾依赖他们已经习惯，停止操练。”所以用来勤勉训练，文皇帝的法度在。所以议论法度的人，与其自己议论，不如取大府的记载而条奏；执掌法度的人，与其自己制定，不如取象阙的宪章而申布。有所遏止佚失，我使之明察；有所废置搁浅，我使之施行；有所未备，我务求完成；有所太过，我务求平正。这样那么两位祖先的法度必定施行，两位祖先的法度施行而制度可以不议论了。一篇大意在此。唉，现在只是得不到两位祖先的臣子来和他们施行法度罢了，为什么呢？

译那些喋喋不休议论制度的人啊，大体上，祖宗实行法律很容易，确立法律很难；后人改变法律很难，遵守法律很容易。祖宗不畏惧困难而留给后人，后人却舍弃那很容易的事而去谋求那困难的事，那么为什么不引用汉唐的事例来观察呢？汉武帝、唐玄宗，他们的精神足以推行他们的法律，尚且成为祸乱的阶梯，何况那些法律无法推行，却议论祖宗制度的人呢？大概洛阳有凌云台，众多木材的轻重没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台虽然高峻，随风摇动，但最终没有倾倒。魏明帝用大木支撑反而破坏了它。然而坐视而不采取措施，那么营兵就不能被使用了。议论的人说是因为轻重力量偏斜的缘故。那些通过增减、分合、出入来议论营制的人，都是支撑凌云台这类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