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四十四

译竹篓等物料、本部供应的器皿，以及修船物料的规定，都摊派给苏州、松江等府，大约需要银两十万两以上。如今屡次催缴，都未能完全解送。这固然因为官吏违抗怠慢，也因为百姓贫困，缴纳不上。如果操江损坏的战船、巡船一百八十一只，再行摊派，深恐民力难以承受。该司所担忧的，拟合议处理。查得永乐年间，定额设置的战船，只有一百三十一只；宣德以后，逐渐增加到三百一十九只；到成化年间，只存留一百四十只，这些都记载在《会典》中，当时并未听说误事。如今却增加到四百只，比永乐年间多了三倍有余，应当酌情减少一半。这样得以稍微宽缓修造，不至于连年摊派，从而严重困顿疲惫的百姓。有人说这是有备无患，操江船只不可轻易减少。臣等商议认为，兵家的法则，虽然称有备无患，更应当估量敌情、审度时势。如果强敌大盗在江湖之间出没，必须用水战决胜，那么战船不得不多。如果强敌大盗，或者在北方想要渡江南下，或者在南方想要渡江北上，那么战船只用于巡逻把截，自然不需要太多。因为敌人一旦登岸，战船就都无用了。况且如今四方宁静，没有强敌大盗的警报，在江上出没的，不过是盐枭小盗，如果设置战船、巡船二百只，加上府县巡司等船只，已经足够使用。那些多余的战斗、巡逻等船只，实在无用。即使有大盗突然兴起，兵部的马快等船只不下四五百只，也可以暂时借用，并非没有准备。如今却用多余无用的船只，连年摊派，严重困顿疲惫困苦的百姓，似乎不是好计策。

又查得欣江口的战船、座船、巡船、哨船等，旧例是五年一修，十年一造。先前损坏的，都由操江官军自备物料修理。天顺三年，南京内守备上奏，会同外守备，以及本部商议，将座船二只，先尽用旧料，不足的部分，会同有关支取，会同无买办，动用官钱给还。战船该用的物料，以五分为比例，二分由官府出资准备，三分由原船官军出资准备，会议题准，一向遵行。到成化二十年，外守备上奏，要将损坏船只，只由南京工部修造，本部备查题准事例上奏，仍然准许照旧，官二军三。到成化二十三年，内外守备又上奏，巡军比操军辛苦，巡船损坏，要由南京工部修造，工部覆题备行本部查照，如果没有别的异议，将该用物料查会同关支买办，仍委派官员一员，严督龙江提举司官吏匠作，以及南京中军都督府差拨的官军，与原船旗军相兼，用工修造。本部既失于查照题准的现行事例执奏，又失于查照原奏情节，于是将巡船和战船全部予以修造，从此遂成惯例。弘治十八年，又由本部奏准，将改造战船、巡船等，会同无物料，摊派直隶苏州、松江等府州县办理解送，沿袭至今，遂为定例。各船旗军，因为战船损坏，都由本部修造，利害不切身，于是将战船视为官物，不仅不加爱惜，甚至暗中糟蹋。往往不到年限，先已损坏；等到年限到了，又移文本部修造。这种弊端已经很久。臣等商议认为，运粮官军，劳苦万状，运船损坏，尚且与官府各出一半银两修造；操江官军，安逸已甚，战船损坏，反而不出分文，只由本部修造，已经很不公平。又导致战船迅速损坏的弊端，深为不便。乞请敕令该部会同兵部计议，如果臣等所议万一可取，将战船、巡船酌情留用二百只，其余都送交龙江提举司拆卸堆垛。等到留用船只损坏，即用此修造。不足的料银，或者查照题准旧例，以五分为比例，官二军三；或者比照运船事例，官军各出一半。战船既然减少，那么修造自然减少。操军知道爱惜其船，那么损坏必然迟缓。修造更少，修造更少，那么物料本部可以办理，不必摊派各府，以严重困顿疲惫的百姓。事体似乎非常便利有益。

译关于织造丝料的议奏

查得《诸司职掌》规定：凡织造供用的袍服段匹，以及祭祀用的制帛，必须在内府设立局所进行织造。其所用的蚕丝、红花、蓝靛等原料，应在产地从税粮中折价征收，每年派人送往仓库支用。由此可知，织造制帛所需的丝料，应当由丙字库支用，这是祖宗制定的正法。嘉靖四年，织造制帛一万五千段，本部疏忽未予查照，将应使用的丝料不按“会有”（即有库存）由丙字库支用，却按“会无”（即无库存）行文给应天府，由铺户购买使用，这确实是违法行为。参照铺户何辅所告之事，其情状值得怜悯，道理也很正当。既然丙字库申报有堪用的细丝，理应将原拟行文应天府铺户买丝一事，改正为由丙字库支用。已经行文神帛堂，遵命选用，并条陈送南京礼部拟议上奏。如今接到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高某等人的揭帖，其中称神帛堂堂长禀报说丙字库的丝不堪织造。臣等参看认为，丙字库内外官员、吏典等人，职责专司收支，却将税粮折收的串五细丝，滥收粗丝，导致不堪织造支用。这并非受贿徇私，也是失职误事。查得《大明律》起解金银足色条规定：凡收受各类课程变卖物货、起解金银，必须足色。如果成色不及标准，提调官吏、人匠各笞四十，责令均摊赔偿给官府。所据该库内外官员、吏典等人，相应比照前律，查提究问。但该库申报所收丝堪用，又经守备官选中，如今神帛堂却称其丝不堪用，参看铺户的告词，中间恐怕另有隐情，乞请敕令该部计议。是否将该库内外官员等人，比照前律提问，还是另有定夺，一并奏请皇上裁决，等候有圣旨后，遵照施行。再查揭帖中又称神帛堂急缺织造丝料，要求从长议处。参详其主意，不过是要照旧行文应天府铺户买用。臣等议定，买丝违法且损害百姓，而且使折收的丝最终归于无用，公私两害，深为不便。本部既然知道弊端，岂可再行此法？但本堂执称该库所收的串五丝，都不堪使用，如果不急忙议处，往来驳难，难免误事。乞请敕令该部移文户部，转行南京户部计议，是否将明年以后湖州府解到的串五丝，直接送本堂收用，仍行文丙字库知晓数目，公私两便，或许可以长久施行。又查得《诸司职掌》规定，蚕丝出产在浙江湖州府，每年应折收六万斤。如今每年折收串五丝、荒丝，各止二万两，合计各止一千二百五十斤。神帛堂每年应用的丝数，屡次行文查问，都坚决不准行，因此不知确切数目。据守备平日口称，每年织三千段，需用丝二千八百一十二斤八两。又查得内织染局所织诰敕的丝料，也应在丙字库支用，每年织一千道，计需用丝若干斤。查得如今折收的串五丝数量少，支用不足，不免又要费心议处。也乞请转行南京户部，计议再查。神帛堂如果每年织制帛三千段，则串五细丝，再加派二千七百五十斤，务必够两衙门支用，这是旧制，不算多事。再查丙字库，近年存的丝已有三万五千余斤，远年存的不知其数。既然各衙门都不支用，都将化为灰烬，似乎也很可惜。也乞请转行南京户部议处为宜。

制帛一段，长十八尺，用料串五丝十五两，每尺该用丝八钱三分三厘强。诰命一品文职，长一丈二尺，用料串五丝一斤十一两六钱一分二厘五毫；二品长一丈，用料丝一斤六两八钱六分二厘五毫；三品长八尺五寸，用料丝一斤四两一钱八分七厘五毫；五品长六尺，用料丝一斤五钱一分二厘。敕命用料丝十三两六钱九分二厘五毫；诰武职用料丝十三两一钱三分八毫。此料数是织造原数，如今以制帛的分两丈尺计算，似乎至多，当时也想奏请减省，后因迁官未及上奏。

关于民财空虚弊端的议奏

天下的财富，不在官府，就在百姓。去年因为陕西、四川、河南、湖广、山东、山西等地发生凶荒，各该抚按官员屡次上奏，王府禄米、军士月粮，多有欠缺，无从补充，军民等人，饿死很多，无从赈济，那么官府和百姓的财富，都空虚不足，可以想见了。臣私下认为，官府财富不足固然可虑，然而不如百姓财富不足可虑得更严重。因为百姓财富不足，冻饿死亡的忧患，迫于内心，而剥削差科的祸患，又迫于外边。事势穷极，盗贼必起。这是宗庙社稷的忧患，不是小小的利害。去年凶荒，幸赖皇上圣明，急忙实行蠲免，大力赈济，民心稍安。然而死者已经很多，万一不幸连年荒歉，不知百姓如何能忍受。这是不可不预先有所安排的。臣备员户部，负有理财之责，私下计算官府财富之所以空虚不足

译这其中的弊端有四种。关于民间财富之所以空虚不足的原因，其弊端也有四种：宗室人口日益繁衍，武官职位日益泛滥，无功受禄者太多，不必要的开支太广。这四种弊端，是官府财富之所以空虚不足的原因。而征收赋税拖欠的弊端，则又在这之外。官吏盘剥，徭役赋税繁重，风俗奢侈僭越，人口繁衍过多。这四种弊端，是民间财富之所以空虚不足的原因。关于官府财富不足的四种弊端，户部先前已经详细上奏；至于民间财富不足的四种弊端，臣谨分条列举上奏。

译一曰官吏剥削。大概官吏贪赃受贿，必定剥削小民；小民穷困不堪，小则沦为盗贼，大则发动叛乱，而国家的治理就败坏了。我太祖高皇帝起自民间，深知这种弊端，所以在建国之初，严厉惩处贪赃受贿的官吏，情节严重的立即诛杀，以慰平民之心。既制定《大诰》《醒贪录》等书来告诫训谕他们，又规定官吏枉法受赃满贯者判处绞刑的律法，使他们心生恐惧。因此当时官吏畏惧法律，小民得以安宁。晚年因为看到法令已经施行，贪风已经革除，于是在洪武三十年规定官吏受赃满贯者定为杂犯死罪，允许收赎。大概是不忍心因为财物的缘故伤害人性命，这是圣祖宽厚体恤的仁德。奈何官吏无才，不能体察圣祖的心意，逐渐开启贪赃受贿的习气，积累到正德年间，弊端达到了极点。官员靠贿赂升迁，罪过靠贿赂免除，京城之内，贿赂公然盛行；郡县之间，搜刮勒索毫无顾忌。小民受害，几乎不忍听闻。百姓困穷，盗贼蜂起，国家大事，几乎到了极度危险的地步。臣不胜忧虑愤慨，在正德六年上奏言说：首先想敕谕大臣，让他们坚守廉洁奉行法律，以倡导百官；其次想将贪赃害民的官员，凡是犯取受入己赃满贯以上的，都籍没财产，轻则贬为平民，重则充军。军职犯赃一律归断。希望法令严明，则贪官知道畏惧，民困可以缓解，国家可以保全。当时议论的人都说臣的话苛刻，难以施行。臣私下认为，要求人做难以做到的事，那么才能智慧有限，不可勉强；如果一概加罪，那确实算是苛刻。至于贪与不贪，在于肯与不肯，并非有高难之事。况且他们掠夺民财，而法律籍没他们的财产，情理法律似乎相对。而且未曾伤害他们的性命，似乎不算苛刻。议论者的意思不过是说士君子在仕途上辛苦，有所取受，也是常情，罪至籍没似乎值得怜悯。况且官吏贪赃受贿就剥削小民，小民困穷就遗祸国家，情理既可恶，关系尤其重大，这与其它无才误事的人不同。这怎么可以过分姑息，不加重惩治？自从皇上即位以来，选用忠贤，禁止贿赂，京城之内，号称清明。然而府县之间，贪风犹在，搜刮剥削，至今未止。上司多事姑息，不施行严治，严重的甚至交通贿赂，纵容行私。民财日益空虚，民生日益困顿，弊端的大端在此。这种风气不革除，而希望小民安宁，国家治理，大概断无此理。臣愚昧私下听说治疗久病用毒药，革除久弊用重典。首先申明戒谕天下百官，让他们坚守廉洁爱护百姓，命令下达之后，敢有仍像从前一样贪赃害民的，凡是犯枉法赃满贯以上的，都籍没财产，照例充军；犯不枉法，以及侵盗赃至银一百两以上，以及其他物品价值银一百两以上的，也籍没财产，照常贬为平民；军职犯赃一律归断。如果上司官接到官吏贪赃的告发，不给予受理，以及虽然受理，但拟断不符合法律的，就以无才黜退。有赃的也从重论处。每年年终巡按御史及法司都将审问过的赃官数目，造册具奏，以便查考。此法也不可缺少，不然奸民有乘机生事的，那些奸顽妄捏赃私排陷官吏的，除了以诬告罪名问罪，仍迁徙到边远地区。贪官所爱的是财罢了。如果只免去他们的官职，不夺取他们的财产，他们还不失其富有。既然不知羞耻，岂肯改行？如果籍没法施行，则虽不判处死罪，他们顾虑并失去原有的财产，必定知道警惧，则贪风或许可以革除。民财不耗损，民困可以缓解，而国家的治理，或许可以保全于无穷了。

二曰差科繁重。传称按时役使，薄取赋敛。治理国家不能不役使百姓，但役使百姓要合乎时令，而不竭尽其力，这样就可以了。不能不取用民财，但征收赋税要微薄，而不耗尽他们的财物，这样就可以了。仰惟本朝役使百姓的法令，除了里甲正办外，如粮长解户、马头、船头、馆役、水夫、马夫、祗候、弓兵、衙役、门禁、厨斗之类，无所不役，本来已经很多了。但建国之初法令严明，编派征发有定数，所以民力未至于非常劳苦。近年以来，则在常役之外，杂派夫役纷纷而出，如砍柴夫、抬柴夫、修河夫、修仓夫、运料夫、接力夫、站夫、铺夫、闸夫、浅夫之类的，因事编派征发，大概有不可胜数的了。本朝取用民财的法令，除了田土税粮外，如盐课、茶课、金银课、铁课、渔课、税商船钞、户口食盐、皮角、羽毛、油漆、竹木之类的，无所不取，本来已经很重了。但建国之初对于公用物料，还让税粮折纳，或者官府出钱收买，所以民财未至于非常耗费。近年以来，则在定额征收之外，杂派物料，又纷纷而出，如供用库物、料甲、丁库、颜料，光禄寺厨料，太常寺牲口，南京则又有供用器皿物料、战巡船只物、内府各衙门应用物料，随时坐派，大概有不可胜数的了。以上夫役物料，是臣所知道的。不知道的，尚不止这些。例皆取办于民，上司只务事行至

译对于民力是否堪任，民财是否充裕，都来不及考虑。贤能的守令，纵然有爱民之心，迫于上级命令，也不能自行其志；不才的官员，则又借此谋利。加上吏典里胥，卖放多科，小民受害，惨不忍言。民财的耗损，民生的困顿，这也是大问题。臣私下认为，前项杂派夫役既然不可免除，只有编制有定数，使用有时限，或许可以稍微宽缓民力。百姓每受一分恩赐，就应当下令各州县，全面查出人丁，略仿古代使用民力，每年不超过三日的意旨。人丁除役占优免外，每五人编夫一名，每年服役不超过一个月，每丁各该六日。不能服役的，贴补工食银一钱二分。南方以田地起夫的，则每百亩田地，折算一人丁，计数编夫，都准照前例。如果本处工多夫少，如果工程可以缓办的，令按年份次第举行。如果紧急不可缓办的，令将邻近州县的夫役，通融协济。大略是远者出银，近者出力。如果百姓自愿赴工，不愿出银的，听从其便。如果本处及邻近都没有工程的，则宽免给百姓。至于杂派物料，则宜仍照国初旧例。属于远方州县出产的，或令税粮折纳，或以该征税课钱钞收买，派人解送应用。属于京师近地产出的，则直接用各处解到的税课钱钞收买，不必坐派。通通不许令百姓出办。各项物料中，有不系紧用的，仍令各该衙门查出，酌情裁减。这样则民财少省，民困可苏，而国家之治，可保之于无穷矣。

译第三点说风俗奢侈僭越，《易经》称“节以制度”，不伤害人才，不危害百姓；又说“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大概是因为用度奢侈，百姓的财力必然受损；上下等级不分明，百姓的心志就不安定。仰思我太祖高皇帝，在开国之初，凡是官民的房屋、衣服、器皿之类，都制定了制度。上级可以兼用下级之物，下级不得僭越上级之物。违者各按罪行治罪，其中居处僭越使用上级物品的，甚至处以死刑并没收家产。立法的用意，大概非常严厉。那时百姓刚脱离战乱流离之苦，各种用度，仅求满足基本需求即可，奢侈僭越的情况很少。中间有奢侈僭越违犯礼制的，不过两三家豪门大户，圣祖已经严厉禁止约束如此。

从建国初至今一百六十年，太平日子久了，风俗日益奢侈，从贵近大臣开始，蔓延到富豪百姓，一切都以奢侈互相攀比。一座宫室台榭的费用，高达数百两银子；一套衣服宴请的费用，高达数十两银子；车马器具，务必极尽华丽靡费。财力有余的人，以此互相夸耀；财力不足的人，也互相模仿。上下等级的分别，荡然无存。风俗既已形成，民心迷惑，致使街巷贫民，习以为常地看到奢侈僭越，在婚姻丧葬的仪式、宴饮馈赠的礼节上，畏惧亲友讥笑，也竭力操办，甚至借贷来做。官府习以为常，毫无禁止约束。偶尔有一两位贤明官员，想要实行禁止约束，议论的人大多说奢侈僭越的人，是自费其财，对治理无害，反而讥笑禁止的人不通人情。众口铄金，法令怎能施行？殊不知风俗奢侈僭越，不仅耗费百姓的财力，而且可以扰乱百姓的心志。大概风俗既以奢侈僭越互相夸耀，那么官吏俸禄的收入、小民农商的所得，各自都不多，怎能满足用度？所以官吏就务求贪婪，小民就务求欺诈掠夺。由此推论，奢侈僭越这一件事，实在是产生各种弊端的根源，大概是耗费百姓财力的根本。

臣愚以为风俗既然败坏，不严厉禁止治理，弊端就不能革除。应当命令礼部查照祖宗旧制，再次申明，如婚姻丧葬、礼物妆奁、祭祀宴饮之类，旧制未具备的，也各自制定制度。其中僧道死丧、追荐灾祸、祈禳之类，或者通行禁止，或者命令比照祭祀制度执行。制度既定，通行天下，刻榜禁止约束，犯者除了问罪外，都将违法之物没收归官。如命令食用之物，不可没收的，则按照所费罚款，以十分为率，都将三分给告发人充作赏赐，七分备作赈济，以及补助贫民粮差拖欠之用。再犯加倍罚款，三犯不分官民，都迁徙到边远地区。如果该管官员，接到告发官民奢侈僭越的事情，不受理，以及虽然受理，不照例处罚治理的，都依照违抗制书的罪名治罪。完全不管理的，就以不称职罢黜。大概出令在于君主，承受君主的命令而传达给百姓在于臣子。臣子既不奉行君主的命令，不称职太严重了，处罚罢黜有什么可怀疑的？

有人说告发人给赏，就会兴起告讦的风气；犯人罚没，或许成为贪官的营私之地，都不符合治理体制，难以施行。臣私下认为，命令贵在必须执行，禁止贵在必须停止。命令不执行，禁止不停止，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因为官民奢侈僭越，该管官员必须知道，才能处罚治理。如果告发人没有赏赐，那么人们都会说奢侈僭越的人，自费其财，对我没有损害。有告发的条文，百姓自然畏惧而不敢僭越法律。有不必完全执行而执行的，出名告发举奏，徒然结下仇怨，对我有什么好处？下面的人既不告发举奏，上面的官员从何得知？想要命令执行而禁止，难啊。圣祖在清除奸邪革除弊端时，都赏赐告发人，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至于将违法之物没收归官，以及物品不可没收的，按照所费罚款备作赈济，或者补作贫民粮差拖欠，那么损有余而补不足，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官吏侵吞欺诈，自有正法，为何预先算计顾虑，就将禁止治理奢侈僭越的良法，搁置而不施行呢？

又听说京师是四方的极致，君主是万化的源泉，所以教化从上推行，法令从近处执行。伏望皇上敦行节俭，为天下表率，严厉告诫内外官员，节约用度珍惜福分，不许过度奢侈僭越，败坏风俗。违者听任科道官纠举，一体处罚治理。这样百姓的财力不耗费，百姓的心志不迷惑，而国家以礼教民的治理大概可以成就了。

均徭私议【均徭】

有人问近日有司审编均徭，以田土为主，其方法如何？回答说：祖宗的法令，具备在诸司职掌中。户部职掌田土项下说：凡是各州县田土，必须开列豁除各户多少，以及条段四至，属于官田的依照官田则例起科，属于民田的依照民田则例征敛，务必编入黄册，以便征收税粮。这时私自诡寄可以清除，如果有出卖的，买者听令增收，卖者就应当过户，不许私自诡寄，犯者律法有常典。户口项下说：凡是各处户口，每十年各布政司府州县攒造黄册，编排里甲，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户，遇有差役，以便点差。赋役项下说：凡是各处有司，十年一造黄册，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户，仍分军民匠役等籍，除排年里甲依次充当外，其大小杂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户点差。由此看来，那么田户纳税粮，户

译百姓应当承担差徭，这二者不相混淆，是很清楚的。如今却按照田土来承担差徭，这难道是祖宗的法度吗？

有人说，人户分为上、中、下三等，大概是因为贫富不同。贫富难以明确，田土多的必定富裕，田土少的必定贫穷，那么按照田土来编派差役，大概是法度之外的变通之意，似乎没有不可行的。

回答说：人户分为上、中、下三等，是综合考量其田宅、资财、牲畜来确定的，并非专门指田土。如果专门指田土，那么施行于农民是可以的，但工商之家以及放债囤积者，就都涉及不到了。古人立法，原本是为了抑制末业（工商业）。今人立法，却是厚待末业而抑制本业（农业），这难道是懂得治国之道的人吗？

况且差役以人丁为主，根据上、中、下三等来比较其贫富，以此作为派差轻重轻重的依据，这是法度的本意。如今舍弃人丁而谈论田土，大概是失去了根本。

又有人说：田土不应当起差，祖宗的法度确实如此。近来听说外县有寄庄人户不应当差役，向官府申请免除的，巡抚批复说：种田而不当差，违背了租庸调法，命令他们按照田土认差。那么，计田当差，虽然不是国法，或许是古法吧？

回答说：这是巡抚没有考证而误批。唐代的法律，有田则有租，即本朝田土纳税粮的意思；有身则有庸，即本朝户丁当差役的意思；有户则有调，即本朝农桑丝绢的意思。种田而不纳粮，称之为违背租庸调法，是可以的。种田而不当差，称之为违背租庸调法，则是不可以的。如果田土既纳税粮，又当差役，那么有田的人不仅有租，还有庸，而有身的人，于是就没有役使的了，这不是错误得很严重吗？

说按照田土当差，唐代法律知道是不对的。或许是先王的法度吗？孟子说：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有布缕之征。粟米取自田土，即租法；力役取自人力，即庸法；布缕取自园宅，即调法。由此看来，计田土以当差役，既不是古法，也不是国法，而有司却有这样的行为，为什么呢？

我的家乡出产布，所以周文襄公以布代米，如今却加重成为百姓的负担，法律没有长久不变的，在于后人通达变通罢了。

说这是周文襄公始作俑者的过错。宣德年间，周文襄公巡抚南畿，苦于民间起运税粮的不便，于是命令在税粮正数之外，多加耗米以补足。除了办理纳税粮外，有余剩的，称为余米。又恐怕百姓因为加耗太多而怨恨自己，于是命令凡是民间户丁的差役、料物的科派，都从余米中取用。这大概是朝四暮三的手段。本传说小民虽然多出耗米，但耗米之外，再无差科之扰，深以为便利，东南多遵用其法。后来又从税粮变为田亩，所以东南有田差、粮差的说法。南方士人做官到西北的，逐渐推广使用其法，所以西北近年也有田土当差的说法。

有人说：文襄公的法度也未可完全否定。文襄公的法度，虽然不是国法，既然百姓以为便利，那么使用它，似乎没有不可行的，何必拘泥于旧法呢？

回答说：这不对。差役出自户丁，士农工商之家，除了例该优免外，其余户丁，大概没有不当差的。如今只命令从耗米中取用，那么士工商贾的差役，由农民独自代替承担了，这难道是均平之道吗？况且驿递马牛车船的役使，都出自田土税粮，那么农民已经偏受累赘了，怎么又用杂差再次累赘他们呢？

如今议论的人都知道东南的百姓，困于税粮；西北的百姓，困于差役。却不知道东南之所以困于税粮，是因为差役也出自税粮的缘故；西北之所以困于差役，是因为既有丁差，又有粮差的缘故。

有人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寄庄人户不应当差役的都幸免了。

回答说：这是有司不知道守法的过错。假使有司知道遵守祖宗之法，审定三等户则，当时不论士农工商，凡是田土、资财、市宅、牲畜多的，都定为上等，派与重差，那么寄庄人户，虽然买了别州县的田，也难以逃避本县的差役了，有什么幸免的呢？如今只是不遵守祖宗之法，审编均徭，然而舍弃田土之外，家赀的多寡又很难查核，舍弃户丁而计田土，所以寄庄人户，有躲差的弊端。想要革除其弊端，何不寻求其根本呢？

有人说：祖宗差役之法，如今也有实行的吗？

回答说：北畿州县，审编均徭，起初只审定三等、九则户门，并不注定差银多寡数目。审定户则，然后通算三等人户，除去役占优免外，该当差的共有若干丁，再算本州县银力差，该用银共计若干两，才令三等、九则户丁，按差等出银，期望足以供给银差力差之用而已。这大概是遵守祖宗之法，而又通达变通的。

因为祖宗之法，只命令按照三等户则点差，但差少丁多，用之不尽，点差之时，不及差者幸免，见当差者偏受累赘。如今命令丁皆出银，差之重者，明合应当，那么人丁没有不差的了，这大概是均徭的善法。

河南旧例，审编均徭，虽然没有以田为主，也没有以丁为主，其人丁差银增减，听从审官的意思，多寡没有一定之法，少有不到两的，多有三五两的，有十余两的，甚至有至四五十两的。

译人口众多的家庭，缴纳的银两多也不算过分；只有单丁的家庭，银两多则一项差役也用不完，必须分成几项差役，这就成了一个丁承担多项差役的情况。这哪里是按照户等来摊派差役的方法呢？近来听说巡抚吴公所制定的均徭条例，每顷田地出银四钱，每个成年男子，上上等户出银一两二钱，其余各等户按照户等出银数额不等。如果该县银两多而差役少，就依次递减；银两少而差役多，就依次递增。比起旧法，颇有确定的规章。只是对农民有偏累之弊，尚未完善罢了。一定要改行北直隶的方法，上不失祖宗的法度，下无偏累百姓的弊端，这才算是尽善尽美，这大概是明智之士深切期望的。有人或许说，现在的富家，有的田地连片，有的资财累积巨大，比起小民岂止十倍。如果只按照三等户等来计算丁口来承担差役，丁口多的出银固然多，丁口少的出银很少，难道不是侥幸免除了负担吗？回答说：古人治理国家，将财富积蓄在民间，因为民间的富人，是官府应对紧急情况的依靠，是小民贫困时的依靠，是遭遇灾荒、战乱突然兴起时的依靠，这是国家赖以立足的根本。平时让他们承担上户的重差，法律这样规定就足够了。如果不得已，那么参照北畿的成例，上户丁口少的，酌情出些门银，也是可以的。难道一定要取尽他们所有的财产，使他们仅仅与小民中的穷人相当，然后才感到痛快吗？

译关于均粮的私下议论【均粮】

有人询问丈量土地、平均赋税的方法，田地有优劣之分，那么赋税就有轻重之别。《禹贡》中的田地分为九等，赋税的轻重往往依据此而定。天下的田地，我无法全部知晓；但河内的田地，上等田每年收成，每亩不少于两石，多的甚至达到三四石；下等田每年收成，每亩不足一石，少的甚至只有三四斗。大致上等田一亩的收成，抵得上等田五亩。建国初期确定赋税时，未能区分优劣，一律定为每亩赋税八升五合。后来官府因为百姓缴纳不及时，于是商议让起运的赋税，重税多派给上等田所在的里分，存留的赋税，轻税多派给下等田所在的里分。这大概也是取多补少、根据物产公平施行的意思。近年上级官员担心里书（基层吏员）挪移作弊，于是命令不分起运和存留，都统一规定一个价格，那么上等田和下等田就没有区别了。虽然可以说能杜绝里书的弊端，但下等田的百姓深受其害。然而坐派（按户摊派）的方法，每年都有变化，百姓的祸害，有时还能得到缓解。如果丈量土地、平均赋税，起初不审察上等田和下等田，一律平均摊派，赋税额度一定，就不能再改变。那么下等田受害的情况，大概有说不尽的了。田地有优劣之分，那么赋税就有轻重之别，这与犯罪有大小之分，那么受刑就有轻重之别，道理是一样的。犯大罪的人，即使被绞斩也不算苛刻；犯小罪的人，即使受笞杖也不算放纵，大概是因为各自得到适宜的处理。有人担心吏员舞文弄法，于是统一规定为徒刑和流刑，认为这样可以杜绝弊端，却不考虑应该绞斩却只得到徒刑和流刑的人，固然算是幸运了；应该受笞杖却得到徒刑和流刑的人，不也是冤枉吗？现在不论田地优劣而一律平均摊派赋税，这与上述情况有什么不同呢？过去曾与巡抚徐公讨论过这件事，徐公深以为然，所以命令丈量田地，分为三等，平均赋税的额度，起初以中等田为标准。下等田则稍微减少，上等田则稍微增加，以下等田减少的数量作为上等田增加的数量，大概也是所谓根据物产公平施行的意思。如果其他县的田地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还可以说通；河内的田地，果真不分优劣，一律平均赋税，这就名义上叫均粮，实际上却是不均，这是利害的大事。听说巡抚的公文说除了河路以外，大概是指河路不是可以耕种的田地，所以排除在外。而执行命令的官吏，不明白这个意思，于是命令河流只排除沁河两条河，新开的河道，引水浇田的不排除，河道所占的田地，都让两岸有田的百姓包纳赋税。有人问其原因，回答说引水浇田，百姓得利，所以不应该排除。我私下认为引水浇田的利益，是众人共同的，不只是两岸有田的百姓。却让他们包纳赋税，年年没有休止，这是什么道理呢？道路只排除驿站大路，其余通行的古路，都不排除，其赋税也让路两旁有田的百姓包纳。我私下认为路两旁有田的百姓，人畜往来践踏，本来已经受害很多了。古路是众人往来的，与驿站大路没有不同。却还让他们包纳赋税，这是什么道理呢？至于田内的坟墓，虽然上级官员没有明文规定，我私下认为丈量土地、平均赋税，也不过是丈量实际耕种的田地，而平均摊派实际拥有的赋税罢了。坟墓不是可以耕种的田地，不应当征收赋税，大概是不用说的了。现在却命令坟墓不排除，有主人的按照土地数量平均摊派赋税，无主人的听任百姓向官府缴纳银子，平整为田地，按照数量平均摊派赋税。我私下认为先王有掩埋尸骨的法令，本朝有漏泽园（公墓）的设置，而平整他人坟墓作为田园的，法律有明确禁止，这大概是朝廷恩惠及于死者的仁政。却一切不顾，只说我要均粮。不知道均粮的初衷，果真像这样吗？这三点也是利害的大端。有人怀疑田地的优劣难以确定，我说这不难。某乡的田地上等，某乡的田地低下，县里的百姓大概没有不知道的。现在应该命令丈量土地的官员，在所丈量的田地各区之下，明确列出水田旱田，以及位于什么地方，然后集合县里的老人，在堂上共同审察，某处是水田上等，或中等，或下等，某处是旱地，或上等，或中等，或下等，各自亲手填写在下面。当面审察确定后，水田上等的，就统一定为上等地，中等的就定为上等地五分、中等地五分，下等的就定为上等地三分、中等地七分。旱地上等的，就定为中等地七分、下等地三分，中等的就定为中等地五分、下等地五分，下等的就定为中等地三分、下等地七分。田地的分数确定后，就斟酌增减，平均摊派赋税，自然人心信服，事情就能成功了。田地的优劣如果不由官员亲自审察确定，而委托给里书，那么弊端就会多种多样，人们也不信服，事情怎么能行得通呢？

碑

追封郑定王碑铭

追封郑定王碑铭【藩王追封】

嘉靖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宗室郑王殿下，派遣审理副周廷兰来告知我说：“我的祖父东垣端惠王，是我的曾祖父简王的儿子，伯祖父僖王的弟弟，伯父康王的叔父。弘治十六年去世，承蒙朝廷赐予谥号、祭祀和安葬完毕。正德二年，康王去世，没有儿子，我先父懿王按照伦常次序应当继承，承蒙朝廷授予册宝，进封为郑王。先父随即上奏请求追封祖父为郑王，有关部门以前没有先例，搁置了他的奏章没有回复。正德十年，祖母李氏去世，承蒙朝廷钦赐祭祀和安葬。”

译也仅遵循郡王妃的礼仪。先考懿王在位十三年，于嘉靖七年驾崩。我母亲妃子追念先王志向未能伸张，又援引唐王府的先例，上奏请求追封祖父为郑王。蒙受圣恩准许进封为郑王，改谥号为“定”，祖母也进封为郑王妃，各自赐予金册。在已告祭宗庙谢恩之外，现在想在墓前立碑，以彰显圣天子的恩德、母亲妃子的孝心，以慰藉我祖父、祖母以及先王在天之灵。有幸让我撰写始末，刻碑示后。塘拜受命令，私下认为人子的孝道，没有比尊崇双亲更大的了。然而有时受限于名分而不能实现，有时受限于时机而不能实现。所以人子能够完全实现尊崇双亲之孝的，非常困难。仰望圣天子由宗藩入继大统，起初商议追尊考兴献王为皇帝，因廷臣争议不决，也是过了一年才确定。其艰难大概就是这样。我东垣王追封郑王的恩典，先前懿王奏请而未得，如今母亲妃子奏请才得到，这固然是一代代孝心相继所致，然而如果不是圣天子在上，推己及人，将尊崇双亲之心推广到臣下，又怎么能如此容易地得到呢？那么圣天子的恩德，怎么可以忘记呢？在墓前立碑，昭示后世，现在王的心愿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