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六十七

译以自身对比家庭，则自身为重而家庭为轻；以家庭对比国家，则家庭为重而国家为轻；以国家对比天下，则国家为重而天下为轻；以天下对比四方蛮夷，则天下为重而蛮夷为轻。古代的圣明君王，洞察到这一点，必定先端正根本，确立准则，使得我方的态势常居尊贵，而彼方的态势常处卑微。我方尊贵，则威势确立而难以侵犯，没有下属不可测度的忧虑；彼方卑微，则法令推行而容易控制，没有尾大不掉的祸患。这就是所谓审察先后、权衡轻重的道理。

在正德年间，国家权柄下移，王朝气势不振，理应治家没有法度，轻重失去伦常，无法号令天下，控制强臣。因此，第一次变故出现了安化之叛，第二次变故出现了刘瑾的阴谋，第三次变故出现了宁王宸濠的叛乱。幸逢陛下揽权振作，权衡轻重，高低掌握在手中，气势如龙虎般威武，高下存于心间，万国诸侯，捧着玉帛叩头归顺，人们说这是像周武王一样一怒而安定了天下。

近年以来，政令颇为优柔，法纪多有松弛。于是使得奸雄在隐蔽细微之处暗中滋长，威势在积习之外逐渐形成。往年戍卒杀害许都御史而不追究，当时河西、云中戍卒屡次叛乱，朝廷处置过于宽纵，其后天城、辽东等地每有告急。近来又杀害张都御史而效仿前例。往年戍卒捆绑贾参将以立威，近来又捆绑桂总兵以报怨。动不动就聚众啸聚，千百人为一群，包围边城，比狡诈的虏敌更甚。挟制安抚和谈，要求下发招安的榜文，无可奈何，接连上奏停止用兵的奏章。这大概是废弃法度而施予恩惠，损害威势而助长乱事，奸豪得志，谋反之心更加坚定，招抚不来，聚集后又突然散去。所以骑虎难下的局势，逼近于内部祸患（萧墙）。猫鼠颠倒的风气，被外国传为笑谈。东边的妖胡效仿而杀害主事，北边的库役模仿而杀害县官。中间残贼杀害方面大员，妻子杀害丈夫，儿子杀害父亲，接连不断遍布天下，有不忍心明言的。然而这并不是陛下不能修身齐家、端正根本确立准则，只是法令不统一，边防制度用人不当，被浅陋儒生的姑息言论所迷惑，被俗吏权宜之计所牵制，被奸佞欺罔之词所误导，所以九鼎般的威势，不在朝廷而反在边陲，号令不出一人而反出自一二戍卒之口。如果不趁现在治理，那么古镇的祸乱，萌芽于节度使；朱泚的叛乱，形成于泾原兵。难道可以停止吗？这是国家势力变轻的第三个渐因。

第四个渐因是夷狄逐渐强大。臣听说中国有夷狄，就像白天有黑夜，阳有阴，相反相成，没有截然分开而孤立的。看他们的盛衰，是视我国的强弱来决定趋向的。古人说胡虏没有百年的气运，臣也说胡虏没有百年的定数。试着从汉唐以下来说，汉高祖被困于白登，文帝时虏敌入侵云中，烽火通到甘泉、长安，不到百年就有呼韩邪单于来朝拜。到了明帝、章帝、安帝、顺帝年间，上谷、中山的军队，燕然、漠北的战事，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不到百年。东汉末年，匈奴叩关求和，迁徙居住在内郡，多招引部众，帐篷相连，不到百年，就有五胡乱华的搅扰。从此魏分为东西，周齐对峙，杨坚吞并，也没有超过百年的长久。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广学舍，新罗、高昌、百济、吐蕃、高丽，都派遣子弟入学，不到百年而安史发动叛乱，吐蕃劫盟，直到五代，契丹桀骜不驯，陷落我幽燕十六州，于是失去河朔，又不到百年而有宋朝隆兴，澶渊之捷，南北停战，又不到百年而女真扰乱中原，徽、钦二帝北狩，又不到百年，鞑靼灭金，八位君主统治中国，这是天地翻覆、亘古未有的夷狄之祸。又不到百年，正值我太祖高皇帝扫除胡元，纲常再次肃正。等到土木堡之难，曾不到百年。如今距离洪武年间已一百五十八年了。嘉靖时俺答最为强盛，直到投降庆王而内部归顺。推究数理观察，夷虏的势力，岂可轻视？臣询问四方蛮夷，招募强者在北狄，而北狄没有比吐蕃更盛的。大概是古代的回纥，也是匈奴的后代。他们鸷悍骁勇，带甲百万，小王子被他们驱逐逃遁数千里，尽占其地，每当抚创抵掌，志在吞并西河，未曾忘记。过去甘肃之围，只是耀武扬威罢了。至于东胡在辽海徘徊，鞑靼在沙漠践踏，羌戎在西川跳梁，不知有多少族类，多少兆众，都骑着肥马拿着利兵，高大骁猛，动不动就有飞扬跋扈的气势。气数相互参杂，又怎知不会有刘元海、赵元昊、阿骨打那样的人出现在其中，成为我边陲祸乱的开端呢？况且如今承平日久，百姓不懂军事，士兵不懂将领，将领不懂君主。大概自从刘瑾以来，用贿赂更换将帅，而担任此职的，都是膏粱子弟、愚蠢之人，厮役凡流，只知道依附阴险、摧残剥削为事。所以各边军士，苦于饥寒，日渐凋敝。虽然蒙受皇上恩诏优恤，告诫申严，但以七年之病，元气已耗，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平反的。且以松茂一边来说，万山攒簇，大江中流，四面番碉，星罗棋布。因为远离战火日久，人口浩繁，小的也有数千，大的不下数万。而粮运往来，只有羊肠一线之路。一番勇猛，千夫莫当。以此恃险，战乱没有安宁的年份。每年上班的官军，全出自成都、重庆等卫，不下千万。当派遣戍守时，父母妻子

译痛哭流涕地送行，自己料定没有生还的日期。等到到达边境，被强大的外族逼迫，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削减侵夺，衣物粮食和兵器装备，全部供给外族使用。到了轮班换防的时候，死去的士兵超过一半。再加上贪婪的官员和欠债的将领，设立各种名目，巧妙地征收勒索，而用车马装载着财物去贿赂请托之门的人，多得无法计算。因此我们的军队更加困顿，整年劳累不堪，不能吃饱一顿饭，反而给富有的外族当雇工，耕种土地、饲养马匹来自我维持。甚至妻子女儿浓妆艳抹，倚靠在市场门口乞讨食物。像这样丧失威严，一百个士兵抵不上一个敌人，还指望他们赴汤蹈火，驾车争先登城，建立万里的奇功吗？举这一个边境的情况，其他地方可以类推而知。大同兵变，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臣听说兴盛与衰败不能并存，帝王的基业不能偏安一隅，时势极端、处境困穷，按理应当必然变革。那些身居高位的人目光短浅，不能及早预见并预料，为陛下急切寻求控制局势的方法、战胜敌人的方略，反而假借镇静的虚名来掩盖无能的实情，说必定没有事，以此宽慰君上的忧虑。有的人又互相包庇隐瞒，犹豫不决以求苟且免祸，没有见到敌人就回来了，却夸耀百年没有这样的捷报；俘虏了残敌回来，就刻下万世不朽的铭文。甚至粉饰胜利的消息，滥发赏赐，虚报功劳等级，破格提升官职。他们独自坐在穷山之中，放虎自卫，家门庭院的寇贼，谁来扫除呢？这是夷狄强大的第四个征兆。

第五个征兆是国家的根本逐渐动摇。臣听说《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孟子也说：“得到百姓拥护的人才能成为天子。”那些小民虽然极其愚昧柔弱，没有担任官职，没有拥有土地，似乎与国家无关。却不知道上天的聪明，来自百姓的聪明；上天的威严，来自百姓的敬畏。只有天是最伟大的，却只向细小的百姓征验民意，这就是国家的根本，不可轻视的原因。然而用什么来聚集百姓呢？只有财富罢了。财富是百姓的心，心受到伤害，根本就受到伤害；顺应百姓的心意，就是保全国家的根本。所以晁错说：“人的本性没有不想长寿的，三王让他们生存而不伤害；人的本性没有不想富有的，三王使他们丰厚而不困窘；人的本性没有不想安定的，三王扶持他们而不危险；人的本性没有不想安逸的，三王节制他们的劳力而不耗尽。”这是恳切地为汉文帝所说的。如果晁错是个愚人，那就不值得相信；如果他确实是智者，这难道不是切中要害的言论，可以凭借权术稍微轻视吗？

我们太祖高皇帝扫荡胡元，拥有天下，收容胜国那些土崩瓦解的百姓，汇聚于朝廷，可以说是得到了帝王驱除旧势力的福分。等到他治理国家，没有别的特殊技艺，常常把《论语》中“节用爱人”的一篇，书写在宫殿的廊屋上，把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专门致力于用恩德结人心，用财富养民命。因此培植的根本，日益深厚；保卫国家的土地，日益牢固。虽然内部祸乱偶尔发生，百姓没有叛离的志向。等到进入正德年间，逆瑾、锐宁等人招揽权柄、贪污财货，一时之间文武士大夫中无耻的人，像蚊蝇聚集、蛆虫丛生，搜刮天下的膏脂骨血，用车马装载着财物输送给权幸之门，动不动就以万计。因此财用日益枯竭，民心日益背离，怨恨诽谤交织兴起，海内动荡不安。大寇刘七等人在东北乘机作乱，鄢、兰等人在西南煽动祸乱，手持木棒一呼，穿囚衣的数万，所到之处焚烧抢劫，没有遗留。直到调集勤王的军队十多万，奔走七八年还没有平定。上天厌恶这种混乱，厚赐生下皇上，起来安定他们。新的诏书刚颁布，痛惜体恤百姓的疾苦，积年的拖欠赋税，全部免除，百姓用尽心意，含泪思奋，认为今天又看到了汉朝的官制，可以说是像文王那样怀保小民了。

才过了多久，事情还没有统一，命令有时反而反复，黄纸免除租税，白纸却征收催逼，冗杂人员的征调，下至鸡猪，制造纺织的需求，如同商贾一样。江淮地区困于赤旱，母子相食；兖豫地区苦于剽掠，盗贼纵横。而川陕湖南的百姓又整年辛勤劳作，疲于供应军队，竭尽于禄米。从此销骨饮恨，田野间哀号不断，不再有乐于生存的心了。以现在来看，形势拘束、处境困窘，心意违背、迹相分裂，父子兄弟不能互相保全，君臣上下不能互相维系，国势摇摇欲坠，如同惊涛怒浪中不系之舟，舟中的人脸色不变，反而认为水流平稳。臣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思。这是国家根本动摇的第五个征兆。

第六个征兆是人才逐渐凋零。臣查考孔子处于乱世之末而感叹人才难得，郭泰哀伤汉朝衰败而感叹人才消亡。以成周时期乱臣十人，像太公、散宜生等人，都是稷、契、皋、夔一流的人物，确实难得其人。至于东汉的人才，像李膺、范滂等人，都不过是一节之士罢了，为什么说他们消亡了呢？不知道天生人才，自然足以供给一个朝代的使用，不一定借才于异代，人人都是稷、契、皋、夔才叫做人才。那些李、范之徒，确实是一时的贤人君子，上天把他们留给君主以共同渡过时艰。汉室不知道重视他们，宠信奸邪，残害正士。此时重视虔议礼诸臣，所以言论急切。而李膺、范滂等人也不自爱，互相标榜，激成党锢之祸，身受酷刑，祸延朋友，而国家因此衰败。郭泰怎能不哀伤呢？

臣认为人才的消亡，不只是君主抛弃他们，也是他们自己抛弃自己。如果委屈他们的才能而使用他们，那么职位或许不匹配他们的才能，才能或许不称职他们的职位，压抑他们未尽的才能，困扰他们难以知晓的事情，事务委靡琐碎，最终陷入后来的艰难。虽然有人，却和无人一样，说人才消亡也可以。怎么证明是这样呢？三代以后，天地之气分散，士人没有全节，熟悉民事的人，或许不熟悉吏治；通晓武略的人，或许不懂文谋；才华可取，节操品行不如。在十乱之上求士，确实很难。

译只有君主平日加以培养，选择时十分谨慎，量才使用而各得其所罢了。如果君主既不选择合适的人选，又把权力交给奸邪之人，指使张桂等人让邪恶离间正直，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欺凌抛弃他们，甚至将他们流放迁徙，还说国家有人才吗？我朝培养士人时间长久，并非没有足以任用的贤才。自从刘瑾、江彬扰乱朝政以来，士大夫遭受祸患，死亡流窜，搜刮剥削几乎殆尽。恰逢皇上哀怜并录用他们，死者追赠官职，生者恢复职务，甚至破格提拔，不限定资历。当时海内士人无不感动流泪，思奋发图强，愿意像田横的门客那样效死很久了。为什么狂妄无知的言论，有不符合圣心的，一发声就喝斥赶走，以前已经降职外调的，现在或许被编管发配到偏远荒凉之地；以前已经终身禁锢的，现在或许在殿阶下被杖打致死。大概自从吕柟、邹守益等人离去后，翰林院空缺；顾清、汪俊等人离去后，六部与都察院空缺；张源、胡王爫曼等人死后，六科与十三道空缺。偶尔有一两位英杰，名籍在官署却羁旅在外，又被安置在不相称的职位上，或者往往被权奸排斥禁锢，嫉妒他们忠言能唤醒君主，才能胜过自己，多方排挤刁难，曲意安置，违背常理使他们不能通达。因此忠邪混杂、牛马骥匹不齐之士，都能盘踞对峙其中，而陛下耳乱目眩，也混杂在楚人咻声、齐人言语的市场中，熏陶销蚀，忽然不知不觉自己已在卖鱼的市肆中了。怎么能说秦国无人呢？怎么能说鲁国多贤呢？这是人才凋零，其征兆六。其七曰言路逐渐堵塞。臣听说夏禹、商汤，接受进言改正过错，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夏桀、商纣，拒绝劝谏掩饰错误，他们的灭亡很突然。以一代之兴亡，系于一言的听从或违背，其迹象虽然细微，而其祸害却很显著。君主对于进谏之言，怎么可以忽视呢？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兴起王道，明察事端于萌芽之前，事情没有细微而不察明的，言论没有细微可以忽略的。苦口的药比作良药，严正的话比作准绳，采纳以平抑其志向，听闻以拜谢其自身，还担心骄傲懒惰容易滋生，而忠诚不能上达。于是设置敢谏之鼓，树立告善之旌，悬挂戒慎之鼗，树立诽谤之木。还防备其弊端，又设置以进言为常职的官，说话时左史记录，行动时右史记录，工匠诵读箴言劝谏，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述言论，平民批评议论。又担心其废弛，每年孟春，遒人拿着木铎巡行于道路，官吏互相规劝，工匠执持技艺以进谏。如果有不恭敬的，国家有常刑。因此求言更加迫切，圣德更加光辉，俞咈之风，通达于上下。那些末世之朝，浅智之君，不喜欢正直之言，偏爱阿谀奉承，如同护疾忌医，宁愿保全自身而不醒悟，哪里值得效法呢？我祖宗以来，内设置六科十三道，外设置按察司等官以负责纠举，虽然寓含专责之意于科道，起初不以谏议命名官职，大概想让海内人人得以尽言，而不只是科道如此。自从逆瑾等人相继窃取权柄，深深忌惮忠言揭露自己的奸私，专门选取一种软熟易制之徒，作为他们的鹰犬，互相堵塞言路，蒙蔽君主之心，以苟图眼前的富贵，不顾早晚的危亡。一旦有正直之士，稍微触犯忌讳，不是远远贬谪流放，就是痛加杖打，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已。恰逢皇上起而录用他们，各正其位，于是台谏兴起敢言之风，庙堂揖让都俞之美，凡是温旨嘉答，不说所言有理，就说看了来说，听纳如流，略无抵触。当时海内翕然观望，思见德化之成，没有几天了。近来降心未惩其忿，逆耳或动诸颜，不剿说而折人以言，即臆度而虞人以诈，朝进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本囊头，九泉含泣，即今朝野以目，无复汲黯张纲之流矣。臣听说唐相李绛有云，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昼度夜思，始欲陈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将以闻，又惮而削其半，大概恐怕不测之祸及于身耳。由此言观之，则今之谏官，奖之使言，尚恐不及，况又诃责贬斥而死徙之，谁肯不为自便之计，而务为危言以取辱哉。此言路塞，其渐七也。其八曰邪正渐淆。臣闻天下之事有是非，天下之人有邪正，必实见得是，实见得非，而后人之邪正，不为其所混淆也。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邪正之人，独不可辩乎？顾惟吾性有所偏，情有所溺，是以虽知某为邪，而吾非邪之志不笃，虽知某为正，而吾是正之心不坚。况夫其人便辟侧媚之态，人主不能辨，邪正皆始于多疑，既足以蛊心志，胥史狡曾之术，又足以昡聪明，熏灼既久，则与之俱化而不觉，其谁为邪，谁为正，孰是而孰非矣。今夫孔雀鸾凤，天下所共知也，高德孺指孔雀为鸾而隋帝信之，是岂真不知哉，盖其心悸目眩，而无见于雀与鸾耳。世之是非邪正，无辨于前者，何以异此。臣以为邪人自有奸邪之情状，正人自有刚正之气象，阴阳各以类分，是非明白易见。彼忠言逆耳，违众持立，轻富贵，重名检，舍生取义，不避斧钺之诛者，必正人也。正人之言求其是，媚眉承睫，伐

译异端与正统混同。看重爵位俸禄。轻视名誉节操。贪生怕死。不顾天下利害的人。一定是奸邪之人。奸邪之人的言论粉饰其错误、肯定其不当，在于君主能否虚怀若谷。去除偏见。清空心中的衡量标准。静心观察罢了。如果只把阿谀奉承、顺从己意的人当作忠臣。把冒犯威严、直言顶撞的人视为逆子。那么奸人就能用正当的言辞来粉饰邪恶的行为。导致是非颠倒。邪正混淆。这几乎就要把麻雀指认为鸾鸟了啊。正德年间，刘瑾等人蒙蔽皇上。引用奸邪小人、排斥正直之士、国家政事日益败坏、正是由于这个弊端、皇上兴起并裁抑他们、表彰忠良、邪正得以区别，彰善惩恶。是非得以明辨、百姓都清楚地知道该趋向什么、避开什么了、近年以来、言论看似笃实、小人趁机钻空子、都指责新贵诸公利用六艺来文饰奸邪之言。假借周官来夺取汉政。混淆是非、模棱两可。他们是君子吗。还是外表庄重的人呢。这大概是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王莽在下士之日隐藏真情。王安石在初任宰相时故意弄脏面容。周公孔子。谁能分辨他们呢。臣担心邪正不能并存。是非不能同途。天道阳刚为一而阴柔为二。最终正气敌不过邪气。像牵制帷帐的体制。将使陛下陷入成为群阴之主的地步了。这是邪正混淆的征兆，这是第八个渐弊、第九个渐弊是君臣逐渐疏远、臣听说皋陶陈述安定百姓的谋略说、要共同恭敬、协调恭顺、心意和谐啊、宋儒蔡沉解释他说、君臣应当共同怀有敬畏、协调恭敬、真诚无间、融会贯通、从而使百姓的常道和事物的法则、各得其正、这就是所谓的心意和谐、虽然君主尊贵如天、臣子卑微如地、像雷霆的威严、似乎可畏而不可以言和、但不知道上天生出君主是为了百姓、生出臣子是为了辅佐君主、有一代的君主、必有一代的臣子，像云龙风虎那样相互追随、像股肱耳目那样相互依存、地位虽然尊严可畏，但感情却亲密融洽而和谐。然而和谐岂是容易做到的呢。高宗告诉傅说说、如果酿酒、你就是曲蘖、如果调和美味、你就是盐梅，大概调和的资材没有臣子就没有指望了。所以臣子对于君主。一定要以柔济刚。以可济否、在左右规劝纠正以成就君主的德行。君主对于臣子。一定要以诚心感化内心。以心意推测志向。殷勤开纳以实行臣子的言论。这样然后上下一心、宫府一体、恭敬而没有过失、和谐而不相同、这才算是和谐吧、如果说我是君主、你是臣子、这是天地的名分、一定要大声色而用威严来威慑。一定要逞辩才而用言辞来折服。一定要炫耀聪明而用诈术来揣度。肆意猜忌。过于狐疑。以被正论折服为耻。忘记被奸佞欺骗。那么偷斧头的人的嫌疑。举动即成真。弓蛇之影。恍惚成疾。于是君主日益疏远。臣子日益背离了。还指望他们共同恭敬、心意和谐。来共同成就兴王的大业吗。恭敬地想到陛下像帝尧那样钦明、成汤那样勇智、从即位以来、恭默思道、寤寐求贤，敬重大臣而体恤群臣、视如手足腹心、万万不会有这种过失了、自从大礼之议、言论人人不同、所以有不合圣心的、就谴责斥责他们、死刑流放配役、甚至网罗尽捕、这固然陛下笃于至孝、有见于尊亲。而没有看到聚讼之家的情况。却不知道奸佞互相观望、巧发奇中。来污坏陛下名器纪纲的不少。何渊等人就是这样。而陛下既然以先入之言为主。投合它自然没有不合的。触犯它自然没有不焦灼的。从此大臣观望。小臣畏惧懦弱。脚想前进却犹豫不前。口想说话却吞吞吐吐。上下隔绝。内外乖戾。渐渐疏远孤立到载鬼张孤的地步。这正是贾谊所说的天下之势、正患大病、一个脸颊之大几乎等于腰、一个手指之大几乎等于大腿、血脉不能周流、行动不能屈伸、现在不治、将入骨髓、臣担心肩鹊望见桓侯而逃跑啊、和谐之道。难道是这样吗。这是君臣疏远的征兆，这是第九个渐弊、第十个渐弊是灾异逐渐到来、臣听说汉儒董仲舒说、天人相互感应之际、很可敬畏啊、国家将有失道的败坏、上天就先出现灾害来谴责警告、不知道自省、又出现怪异来警惧、还不知道改变、而伤害败坏就到了、由此看出天心仁爱君主、而想要制止其混乱、上天积聚气罢了、没有瞻仰没有回顾、为什么告诫如此详细、仁爱如此笃厚呢、不知道人的所作所为、其善恶的极致、确实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精祲之气、也与天地摩荡、而上下相推、事感应象动、是一阴阳自然之理、不是安排布置而然的、何况人君是天之子、父子之间、喘息呼吸尤其真切呢、所以父亲对于儿子、高兴就抚摩他、固然是爱、生气就鞭打斥责他、也是爱、上天对于君主、高兴就责备他、固然是爱、生气就谴责警惧他、也是爱、上天既然无往而不爱君主、儿子应当无往而不敬父亲、如果狎恩恃爱、认为天怒不足畏、天爱不足惜、敢行暴虐、戏豫而驰驱、这是恒君悖子、天必割爱而改看他人了、唉、天啊、怎么可以忽视呢、在从前正德年间、崇信奸回、背弃天道、上天垂爱也累次了、至于迅雷烈风、日食星变、山崩地震、水旱、见龙之妖、曾无虚日、而尚不自省、晚年谪见寝宫、一炬煨尽、才且啜泣、何嗟及矣、只有天没有私亲、眷顾有德之人、

译回想皇上降生之时，黄河水清亮了三天。从此京城之上云气郁郁纷纷，萧索轮因，出现了宋太祖紫云般的吉庆征兆。又有龙冈旧地的断口，土脉隆起，仗下的小儿突然长高了几尺。帝王的兴起，难道是偶然的吗？等到皇上继承皇位，初期政治清明，山川升腾起祥云，和暖之气葱郁弥漫。南山听到了凤凰的鸣叫，华村产下了麒麟的幼崽。即使是古代帝王受命的符瑞，也不比这少。

近年来，胡人愤怒，天灾接连兴起。往年东南洪水淹没了都城，西北千里赤地，淮海波涛汹涌，皇上驾临三江之上。京师发生地震，再次出现十月阴寒的异象。凶恶的盗贼纵横肆虐，兴起于山的东边，饿死流离的人充满了江以北的地区。以至于兄弟母子分食骸骨，这是古今罕见的灾难。

近年来，雨雹杀害禽兽，雷风摧毁树木房屋。辽阳军中的妇女生下长有两个头的婴儿，无极县出现赤风，白天昏暗如同黑夜，并且地震三次，数月间屡次出现，报告灾异的文书接连不断，都是从西北向东南蔓延。然而不知道这是什么祥瑞或灾异。况且阴霾之气，向上逼近太阳精华，白天昏暗，很少有光彩，尤其值得忌讳。

这些灾异的出现，其渐进的征兆有十种。凡是这十种征兆，天子有一种，就无法保全四海；诸侯有一种，就无法保全社稷；大夫有一种，就无法保全宗庙；士人和百姓有一种，就无法保全自身。何况兼而有之，十种征兆都具备了。现在陛下纵然拥有尧舜那样的圣人之资，乘着汤武兴王的气运，上天眷顾正盛，人心刚刚拥戴，各种福瑞之物，可以招致的吉祥，应该没有得不到的。然而为什么从天上得到这些灾异呢？臣不知道。

唉，难道不是宰相招致的吗？如果不是，臣认为君主谋划治理，没有比安置宰相更优先的，没有比内阁更重要的。因为宰相担任师傅的职责，处于宾友的地位，讨论大道以调和阴阳，宣扬教化以平衡四时。言行关系到君主德行的得失，措施关系到天人的去留。不是其他小臣和百官可以在其中随意进退的。寻求古人，像稷、契、伊尹、周公那样，是天下万世的第一流人物，才配得上这个职位。现在无法见到了。即使以一代之才，供一代之用，也必须慎重选拔，寻求像汉代周勃那样的厚重，唐代房玄龄、杜如晦那样的谋略决断，宋代韩琦、范仲淹那样的救时之才，才能避免倾覆，不仅仅是在簿册上呼唤名字，按资历等级坐等空缺，凑足人数罢了。

然而不知道现在内阁中作为宰相的第一人，究竟是稷、契、伊尹、周公那样的辅佐，还是周勃、房玄龄、杜如晦、韩琦、范仲淹那样的辅佐？当时徐阶已经离去，大概指的是夏言。臣见他正直不如周勃，厚重不如周勃，谋略决断不如房玄龄、杜如晦，而救时之才更远远不如韩琦、范仲淹。只是凭借奸佞伴食，依仗宠幸，对上激怒天变，对下鼓动民怨，在中间失去物望。臣早已预料到他绝对不是天下的第一流人物。

身居天下第一等的职位，却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正是臣所说的有圣君，没有贤佐，时运不相逢，功业不能成就，还不如贞观、庆历时期。那么还要那个宰相做什么呢？进言的人有的冗杂，有的浮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观望畏惧懦弱，又不肯为陛下倾吐真情，使得陛下不能自我察觉，错误地信任他，正依靠他来成就大事。哪里知道在冥冥之中，元气日渐消耗，上天眷顾日渐疏离，寇难日渐兴起，必定要等到黄河决堤、鱼烂而亡才停止。这是阻碍教化的根源，奠定祸患的基础。臣有幸与陛下同舟共济，早已预料到这一点，不忍心坐视一起沉沦，所以趁着求言的诏令而敢于提及此事。

臣恭敬地推演陛下老师的卦象，得到《易经》同人卦变为屯卦。四爻持太师的权力，但形势不能自我克制；五爻隔强臣的抗拒，但情感无法向下同心。又屯卦飞伏鼎卦，当经纶重任，却没有济难之才，将有折足覆餗的凶险，不可以不谨慎。臣又推演陛下朋友的卦象，得到《易经》姤卦变为剥卦。一阴生于下，君子的朋党将按类别离去；一阳剥于上，小人的朋党将按类别聚集。像这样，王顺长息是我的使者，注训惇卞是我的仇敌。尚友的说法虽然如此，但接着是剥卦，剥卦是复卦的隐藏；夬卦接着姤卦，姤卦是夬卦的伏藏。祸福相互依存，治乱相继出现，没有剥而不复、姤而不夬的。防备再防备，国家才能长久，子孙才能昌盛。臣希望陛下谨慎未然的防备，而推进将来的阳气。如果说士人处在民间，寻求他们为这个时代效力，而不必像范升那样诋毁讥讽；士人出仕，寻求他们顺从我的意志，而不必像张楷那样责备期望。人们说杞人是奸邪的，自己却不察觉；人们说外面有变故，内部却不知道。这就是重阴压抑阳气，结党营私陷害正直，虽然有金柅的坚固，也无法阻止了。难道不会激成天变吗？

臣听说大地是坤道，是臣道，是夷狄之道，法理上适宜静止不适宜运动。现在京师发生地震，而且在十月，这叫重阴。相臣妨害政事，天下不安宁。在三边，君主和宰相不能制服夷狄，而夷虏侵犯中国。积阴成为水，雨水不时，指告灾祸不减刘向，水潦造成败坏，大水淹没都城，这是阴气侵凌阳气，小人在相位，兵起之兆。雹毁瓦片杀害禽兽，是国家任用小人而不怀疑。雷霹雳大风摧毁房屋折断树木，是小人在高位，贤人逃跑躲避。人生有两个头四个眼睛，这叫人祸，政令出自多门，宰相扰乱职位，四夷来侵的象。赤风主火灾，贤佞不分，官员无序，所以火失去本性。灾异不会无故发生，变故不会凭空产生。

译人感应天，反应比敲鼓击槌还要迅速。那么，今日的变故，难道不是由于宰相之臣长期积累逐渐形成的吗？《易经》说：“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而是由来已久的渐变，因为辨别不早。”这位宰相，侍奉先朝，毫无寸功补益，却常以奸邪谄媚，骗取宠信荣耀。既然前车之覆已见，却不及噬脐之悔，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的。如今他又曲意经营虚名，再次欺骗陛下。如果不早加辨别，后车便不会警戒，祸患将到了什么极点呢？

臣认为，此臣不去，则法纪纲常更加颓废，而风俗更加败坏；此臣不去，则国势更加轻弱，而夷狄更加强盛；此臣不去，则国家根本更加动摇，而人才更加凋零；此臣不去，则言路更加堵塞，而邪正更加混淆；此臣不去，则君臣更加背离，而灾异更加频仍。越是这样就越严重，不仅仅是渐变而已。

臣请求陛下赶快罢免他，另外寻求才能兼有文武、应变近乎神妙、可以共同渡过时艰的人，如昔日大学士杨一清，德行深厚早成，质朴刚直厚重，可以共同面对患难；如当今大学士石珤。如果有这样的人，一同安置在左右；如果不能兼得，宁可空着职位等待，也不求全责备。这样弊政可以除去，人才可以任用，必定有上天暗中赐予良辅，兴起以符合梦卜的求贤之意。

臣身处偏远荒凉之地，是如粪土般的微臣，平生未曾识得宰相一面。距离京师万里，岂有深怨积怒于这位宰相，而固执地攻击他以快慰私心呢？之所以反复开导劝谕，不避斧钺诛杀之罪，是因为臣的一点心意，认为宰相论道关乎教化本源，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必定成为祸乱的根源。况且这位宰相又是宰相中的第一人，关系到中兴治乱，尤为至关重要。而明诏所说的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正在于此。所以为国家长远考虑，而不敢为自己身谋，其愚昧也可见一斑了。愿陛下息怒详细察验。

至于杜绝渐变的办法，没有别的说法，由此就可以观察其缘由；图谋终局的要点，不必用巧术，由此就应当返归本初。臣请求陛下静坐澄心，试着回想前日新政，法纪纲常是怎样的？如今为何逐渐颓废？必须寻求贤相，与他讲明道理，总摄伦理要点以统一体制，整齐条理以警戒频繁变更，端正名分而定上下之志，公正赏罚而谨慎予夺之细微，使天下之人，各自承受教化而没有不归于约束的，各自服从命令而没有敢超出范围的，这样法纪纲常就振作了。然而这可能只能振作于一时，其长久未必能保证不颓废。必须如宋儒朱熹所说，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私邪曲，然后法纪纲常有所依托而建立；必须如《诗经》所说周王长寿，广泛培养人才，然后法纪纲常有所凭借而施行。因为君心是法纪纲常的根本，而人才又是法纪纲常的作用。根本不立则作用不能施行，所以君心不能自我端正，必须先培养人才以聚集人才。人才既得，然后可以亲近君子，疏远小人，讲明义理的归宿，闭塞私邪的路径，这样法纪纲常就恒久振作而不颓废了。

前日新政，风俗是怎样的？如今为何逐渐败坏？必须寻求贤相与他讲明，严厉抑制奔竞以奖赏恬淡退让，表彰善恶以表率乡里，使天下都知道立志求利是可慕且必行的，嗜利是可羞且必去的，这样风俗就端正了。然而这可能只能端正于一时，其长久未必能保证不败坏。必须如宋儒程颢所说，修治学校以崇尚教育，那么不久就可以复古；尊崇礼遇师儒以风劝养励，或许可以统一道德而同风俗。因为师儒是贤才的准则，而学校又是风俗的源头。师学不正，则道德不齐，所以人君必须慎重选择师儒督学以造就人才。人才既成，然后孝悌通达于乡里，行义显著于朝廷，卑弱之气可变而盛大，萎靡之势可起而直立，这样风俗就恒久端正而不败坏了。

前日新政，国势是怎样的？如今为何逐渐轻弱？必须寻求贤相与他讲明，申明国宪以肃清军令，开列原格而穷究谋逆，剿灭叛军，务必全获枭獍之首，简选整饬抚帅，必须痛革姑息之恩，使人皆知京师为重，而四方为轻，这样国势就尊贵了。然而这可能只能尊贵于一时，而不可以持久。

臣认为我朝定都燕京，只凭形胜要害为固，原本未设立三镇之兵。后来虽调两直隶等处官军人京操备，每当防备狄人，率皆虚应故事，未免顾此失彼。作法于凉，禁兵虽设有十二卫，死亡差占，日见孱弱，殊不足以备非常。而边兵生长于虏界，习与性成，世变风移，强悍百倍。近年以来，内寇频作，莫可谁何，往往起调边方，仗以成功。是以内轻外重，此辈势成专一，得以窥伺，玩弄我京兵。甘肃、大同兵变由此而起。为今之计，莫若罢直隶等处上班操军，就以宣府、大同为北镇之兵，西以近紫荆州郡为西镇，东以近山海州郡为东镇。北镇因其在现地，不必添兵，止于东西二镇垛积精兵各二三万，在此屯守操练，以扼紫荆、山海等处关隘。仍各听京师有事，调发应援。而北镇骁勇者，即后来边兵入卫之意，尽籍其名以送团

译营。协助操练的数额。每半年内，将东、西两镇的兵力挑选拨出一半，兑换北镇的兵力若干，轮流更替到北方戍守，以便让北方的士兵来到京城操练。口粮只供给本人，月粮则供给其家属。轮转循环，每年以此作为常制。这样，对外既不失防备狄人的准备，对内也不必担忧突然发生变乱的忧患。他们专一的态势，由此而瓦解；我们强干的威势，由此而坚固，国家的气势便永远尊贵而不会轻慢了。前日的新政，夷狄的情况如何呢？如今为何逐渐强盛？必须寻求贤相与之讲明。宫门以内，只有陛下与群臣治理；宫门以外，责成总制杨一清清理。不要轻率与之交锋而贪天之功，将百姓的性命投入饿死的口中；不要轻率与之通和而失去事机，将百姓的血汗填塞在虏地的阴间。搜刮衣粮的人必定罢黜，虚报战功的人必定诛杀。宁可我方防守有余，而敌方进攻不足，这样夷狄便受制了。然而这或许可以制于一时，却不可以持久。臣认为备边的方法，不过是攻与守罢了，而攻守的器具，必须先有准备而后没有祸患。如今胡虏侵犯边境，动辄号称数十万，出于意料所不及，而我军数量少，只能分守保卫关隘，不敢轻动以等待他们来犯。他们来了却不离去，才开始听说朝廷请求供给兵粮，公文往来，动辄经过十天一个月，迟缓不及事，以致于失败，这正是金人所说的“等你家议论定，我已过河了”。应变的时机岂能如此呢？臣认为虏人的到来必定有其处所，某处可以通虏常行的，料想也不太多，我在那些地方预先准备草料粮食，挑选设置精兵，或者招募土著，共同充数。缓急之处可数千，紧急之处可数万，屯守于此，任命一位大将统领他们，不时训练作为战兵，专门伺察敌人的到来。如果敌势迅猛，我方暂且据险按兵，不与迎战，坚壁清野，使虏人无所掠夺。他们必定不能持久，可以坐待其困而势自分崩。然后我方士兵奋力，追击其后。他们如果又再次聚集，再图反拒，我方则乘其未合，勾呼各处战兵，四面夹击。那么我方以逸待劳，敌方以老当锐，没有不克捷的了。至于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平凉等处的边地，均入化内，岂无山川险易、林木疏数、虏骑趋避、可守可屯可牧之处？近年以来，因循怠弛，斩木捕兽，自拆其藩篱，壅水决沙，自填其沟堑，虏人得以驰骋，肆无顾忌。为今之计，莫若敕令各边巡抚大臣履亩周巡，务求某地可以屯种，必得赵充国之金城万斛；某处可以牧放，必如王毛仲之云锦成群；浚若干堑隧以谨禁防，增何处墩台以明斥堠；凡榆桠要径，可植可塞，可以分据而参修者，靡不条具，听总制杨一清料理以责成功，如往年经略花马池等处故事，则攻守有具，临事无仓皇失措之虞，而夷虏可恒制矣。前日的新政，邦本的情况如何呢？如今为何逐渐动摇？必须寻求贤相与之讲明，择守令而重农桑，黜贪残而清府库，减织造增添之需以宽民力，罢工兵冗食之费以裕民财，水旱预备，无致流离而缓不可救，盗贼先弭，无致滋蔓而急不可图，屯田子粒，固可实征而助军供，山泽附余，亦可查给而充禄米。是皆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斯邦本固矣。然而这或许可以固于一时，而亦未可以持久也。臣认为自古救荒无善政，弭盗无巧术，惟在预足衣食，使不为饥寒之所迫耳。然衣食有限，莫能以户给也。要之可行于今，其惟朱熹社仓之法为良乎，而其条件班班具在，乞敕户部颁布各郡县，择贤能守依，责限施行，未必无补也。此法既行，则饥寒有备，而贼盗可弭。仍敕兵部查两直隶捕盗御史，亦敕各处巡守等官，严捕预剿，每年终将所在有无盗发，及擒斩多少，造册奏缴以凭论功陟降，兹亦遏盗之机，有不可缓者。至乃屯田足边，宽民之要务，如在汉赵充国留田金城可二十顷，得粟数十万，唐韩重华开代北田三千八余亩，得粟二十万，元自京畿海涯萑苇之地，立军民万户府，募南民耕佃，岁可收粟百万石，此皆古人已试之成效，而其地固在也。造化之气，本无停机，安有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乎？臣请陛下责各边该道等官，募壮士愿屯边者徙塞下，与步兵杂耕其间，若直沽通州沿海等处，亦募南民与东镇兵筑堤捍水为土，俱官给牛种器具，劝之播莳，须一岁后，使之自给。海涯之地，多在腹里，无事哨守，凡在塞下者，当草生之期，发骑就草以为耕者，游兵防其寇钞，仍于田所乘塞列隧，部曲相保，虏虽大举，攻之不能害，则战守有备，而耕者不变，收获有利而边储可充矣。是在陛下干断力行，不为

译横议的阻挠或许会中途使你受挫。禄米难以供给，是由于宗室繁衍。我国家承受天命，将享有亿万载无疆的福祉，方兴未艾，以后拿什么来供给呢？时局极盛而势态穷尽，理当必然变革。考察汉唐宋以来，宗室子弟无不授学，有入仕的途径，有科举的选拔。一时得到人才，如汉代的刘向，唐代的李勉、李石，宋代的赵汝愚，都是名儒重臣，为万世所瞻仰。本来未曾对国家无益而有同姓的嫌疑。请敕令礼部集议，如果能开辟这一途径，那么帝室神明的后裔，其才能必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如果真能得到周公、召公、毛公、原伯那样的人来辅佐周室，不仅宗庙的寄托可以绵延巩固万年，而且官府的常例，也可以节省十分之五的禄米，国家的根本就能恒久稳固而不摇动了。

前日的新政，人才怎么样呢？如今为何渐渐衰败？必须寻求贤相与之讲明，严饬铨选而谨慎任用，综核名实而提拔幽隐之士。量能授职，不因为谗言而埋没其才；度德定位，不因为私恩而滥授官职。顾清、汪俊、吕柟等人召还京职，以备省院部台之用；张源、胡王爫曼、王思等人量加赠禄，以慰其忘身殉国的忠诚。权奸嫉毁忠良，再参酌舆论，吏部承奉内阁，必须决断于圣心。这样遴选周防，任用专信，那么人才就兴盛了。然而这或许可以兴盛于一时，却不可以持久。

臣认为今日选拔人才，没有比学校更优先的；而学校的教育，没有比确立师道更重要的。古代大司徒用乡三物教化万民，而举荐其中的贤者能者，其得人之盛，无可比拟。汉唐以下，虽然有太学、郡县等学以养士，贤良、孝廉、明经、进士等科以取士，但都要么师道未立，名实乖谬，未曾得到古代人才的十分之一，怎么能想效仿周官的治理呢？我圣祖立国之初，最重视师儒的职位，不是明经宿儒，不得充补此选。所以师道尊严，一时得人在此最为兴盛。近年以来，进士增多，不以此职为重，一旦强令甲科下第举人担任，有不愿就任的，只以一种无学术、无节行的岁贡老生充数罢了。所在上司，每每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他们，这还叫老师吗？至于督学之臣，虽然经过选拔而来，也多不称职，况且自己口耳昏昏，却用圣贤的昭昭来要求别人，谁会信服呢？而且所督地方，动辄数千里，虽然徘徊二三年，未能遍至，有终年勤苦，灯火翱翔，不经品题就迁走的，都是模不模、范不范，士人无所依归，竟然流于下流罢了。政令的祸患在于不能禁止其不进，中间也有剽窃华词，侥幸登科第的，凡是以这些献给天子之庭，也不过是前日所培养的，这怎么能得到人才呢？

请今后学校的教官，不必广授滥设如此之多，只精选耆儒宿学、才行之士，试中而后授职，略仿宋元丰故事，天下郡县学，不过五六十或七八十员罢了。仍责成内外大臣、藩臬等官，一律以师礼相待，不使他们奔趋跪拜，至于奴贱，那么他们都以道自尊，而人也尊重他们，乐于教育，不辜负其老师了。其督学宪臣，选拔也不仅仅看学行优秀，又必须求其年力精敏、甘淡薄、耐辛苦者为之，责成抚按官督催巡历，无间险远，每年一周。如得异才，加人数等者，每年终将试卷封送礼部勘实，通其姓名于朝廷。而师儒督学，率以九年为断，考核其德业，径升京秩，以酬其劳。如是常才及不称职者，先后查黜，也不许妄呈礼部，以致有冗滥之失。其果累试异等，曾无过犯，或困于时命，累科不第，以致岁月蹉跎者，量授一官，如今待诏文壁故事，尚幸诸生中甚少雄杰，无使后日贻黄巢、李振落第之患。这样储贤有素，取才无穷，人才恒盛而不衰败了。

前日的新政，言路怎么样呢？如今为何渐渐堵塞？必须寻求贤相与之讲明。他当面指责难以容忍，我必有不公之事；我对甜言蜜语容易接受，他必有曲甚之情。不然，为何他不乐于生，宁愿拂逆我而离去，这是无求于我的人了，不也很贤吗？为何此人不肯死，宁愿顺从我而留下，这是有求于我的人了，不也很佞吗？于是降情以纳其面折，正色以拒其甘言。辩者不以言辞折服，狂者不以威严厉行。有因言而谪如吕柟等人者，还其官职；有秉直而死如张源等人者，录其子孙。或恢复唐代轮对之制，或申明宋代辱台之罚。这样，则下无不尽之言，上无不知之事，而言路通了。然而一或可以通于一时，未能保其久而不塞也。

臣闻汉人有言：“弯如钩得封侯，直如弦死道边。”自古枉道易合，直道难容。那些直臣，是奸佞者眼中的钉子，必欲拔去而后已，岂容久于其位，得尽所言哉？且如汉张纲埋轮直使也，而为梁冀所恨，使之刺广陵，几为贼张婴所陷；唐颜真卿三朝耆直也，而为卢杞所嫉，遣之使许州，竟为李希烈所杀；更又阳为推重，阴加排沮，如朱异间侍读徐擒愿补郡守，李林甫啖侍

译郎卢绚自请担任宾詹之职。凡是这类阴谋，不可胜数。如果不是那人刚直出于天性，卓然不被利害所动摇迷惑，怎能自立于朝廷呢？纵然有这样的人，但或许学识浅薄，缺乏才辩，不足以揭露那些难以显见的情状；有这样的人，又或许本性奸邪，心思闪烁不定，不肯稍作退让或当面折服。要像唐代陆贽那样精忠辩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三百年间能有几人呢？这又是求贤者不可不深入考察并尽力成全的。臣请求陛下从今以后，遇到科道官员，一定要根据人来测试他的言论，根据言论来考察他的内心，务必求得贤与不贤的准确判断。仍命令吏部查考成化、弘治年间，这种方法适宜实行，以言官章疏的多寡作为考察升降的标准。如果有直声震动朝廷、英名显赫的人，一定要让他常侍左右以完成他的职责。如果无故将其列入铨选注籍之外调任，以及因反间被贬谪、私自假借差使者，这就是权奸互相勾结欺骗蒙蔽，陷害忠良，企图重演卢、李旧计的故智。那么就要反坐其罪并抵偿其罪。这样忠臣就能实现其志向，奸臣难以遂行一己私欲，言路就能恒常通畅而不被阻塞了。前日的新政，邢正如何呢？如今为何逐渐稀少？必须寻求贤相与之讲明。那些邪人的行为虚伪而说辞巧妙，巧妙是喜爱的由来；正人的行为实在而言辞笨拙，笨拙是厌恶的由来。巧妙喜爱容易投合，我暂且不喜爱而观察其行为，虚伪就得以识破了；笨拙厌恶容易触犯，我暂且不厌恶而反省其行为，实在就得以得到了。又必须讲学穷理以增进知识，广泛询问延访以辨别才能。不轻易显露脸色而让他们窥测，不轻易泄露辞令而让他们逆探。杜绝胡广式的中庸，诛灭味道式的模棱两可，这样邪正就区别开了。然而这可能在一时得以区别，不能保证长久而不混淆。臣认为天下的道理只有两个：正与邪而已。出于此则入于彼，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邪正之间，治乱就判定了。如果不是在察识人伦、明晓物理上达到极致，确实不被其他歧路所迷惑的人，几乎不会流于杨朱为我而无君、墨翟兼爱而无父的地步吧。这样的人，世上也不少。曾经见过褒衣博带、戴巾而傲然自得的，今世号称道学，招收生徒，宴饮众多党与，或者隐匿踪迹于古僻幽深的寺庙，或者栖身于宽闲泉野的厅堂，开口高谈，穷搜天外，穿凿附会，妄自诋毁圣贤，海内慕名，从风而靡，以致优仕。于是持此来谋划王政、断决国事，论其危害有不可胜言者。臣认为王安石是宋室名臣，文章节行高出一世，并非不可仰慕而可惊奇。只是由于学术的偏颇，变更新法，耗尽了宋家三百年的元气以至于灭亡，能不引以为戒吗？臣请求陛下留神明察，务必得到合适的人，申明我圣祖学规的告诫。今后儒学科举之士，以及选授进纳之臣，务必应当从正道敷陈王道，不允许纵横曲说，稍有偏邪，违者治罪罢斥。如果有以其言论纂集成书，眩惑人心，遗害无穷的，就毁坏其版并焚毁其书，仍以非圣之罪治罪。这样邪正就恒常区别而不混淆了。前日的新政，君臣如何呢？如今为何逐渐背离？必须寻求贤相与之讲明。拔除骨中的芥蒂，庆幸千载的明良，鼓励大臣以体恤股肱，体察群臣而通达耳目，推诚抚御，使彼我之性情融洽，虚心听纳，使上下之血脉周流。仍命令吏部通查前日因谗言去位的十数余人，召还馆阁部台，宽恕其过去的狂昧，期望其将来的策励，以显示我的能容，以表明我的不校。这就是帝尧的任贤勿贰、成汤的改过不吝，而君臣就和谐了。然而这只是一时允谐的盛况，而不是可久之道。臣认为明良之歌，唐虞之所以喜起于股肱耳目；鹿鸣之诗，周王之所以燕乐于群臣、嘉宾，大概取永言讽咏，以协调上下之情，饮食聚会，以诱导忠告之益，并非仅仅在于势分之尊严而只追求口腹之好乐。汉唐而下，如高祖宴于长乐，群臣依次起立上寿；武帝宴于柏梁，群臣即席赋诗；唐太宗丹霄积翠之宴，君臣得以询问贞观治要，其雍容气象，可想见于当时。至于上元观灯观稼，较猎苑中，赏花钓鱼之类，这又是宋之君臣，不知和会之庆也。祖训首载此条，我圣祖万机之暇，也有君臣同游之语。文皇以后，早晚一日三朝，每御便殿，访求治理，庆成腊八端午诸宴，稠错交举，未闻有间。这难道是轻于狎昵，不知省费之经吗？大概是想君臣常常接见以考虑治道罢了。故一时君臣，如三杨三刘诸学士，情款日密，嫌隙不生，得保令终以全功名。迩年以来，早朝之外，已废午晚，虽庆成经筵盛大典礼，间亦举行。近见邸报，又称地方多事，明年庆成宴免办。臣不胜骇异。所谓庆成者，以君臣共成太平，所以簪花啜酒而庆之也。今惜小费而废大典，是庆不可成，而天下无太平之期矣。岂不贻四方觀笑。昔逆瑾时，庆成簪花，偶天下太

译平定四字，不假借余年的宽限，当时人认为这是先兆，何况现在一并废除宴会而全部停止呢？恐怕这不是太平的征兆。臣请求陛下从今以后，在早朝闲暇之时，于午时和晚间，用来访求治国的道理；庆成经筵，凡是大型宴会，时常举行而不废弃，用来亲近群臣。那么上下就能交相信任，恩威并用，而始终不背离了。至于灾异逐渐到来，是由于九种弊端没有杜绝；九种弊端既已杜绝，那么天地就能交泰，万物和谐通畅，以和召和，那么上天的福佑必然到来，可以十全十美了，还忧虑什么灾异呢？虽然如此，图谋终局的关键，不外乎这十件事；十件事之中，尤其没有比人才更重要的。大概人才是天地纲纪，万般变化的源头。当今盛世，何愁没有人才？只是时入后天，一阴当午，精醇之气有限，人才的出不常。像顾清、汪俊、吕柟、丰熙、邹守益等人，虽然不能与伊尹、周公媲美，但在当世寻求，也没有能超越他们的人。偶然因为谤言不实，学术不同，或者议礼不当，就立即将他们置于闲散职位，编配流落之间，恐怕这不是中兴的征兆。现在幸蒙明诏，求取言论，以及未用的人才，臣认为帝德光照上天，感通上下，万邦的贤才，都认为是帝王的臣子，哪里还会有遗贤的感叹？臣愿陛下扩大包容荒秽的度量，怜悯救时的才俊，召见并任用他们，以图谋终局。他们的言论政事，一定会有可观之处。臣不胜恳切之情。臣又认为，帝王的孝，没有比以志养更大的了。臣在先朝，世宗至孝，所以以此感动他，得以目睹我恭穆献皇帝治国，专以勤学好问为本源，容物好贤为先务。每次退朝闲暇，绝迹寝宫，留神书馆，每日召见纪善等官，讲解经义。一旦有不明白的，亲自书写条目，拿出来审问，直到再三，务必在心里得到答案，然后才停止。不喜欢宴饮游乐，虽然阳春白雪之台，未曾登临一次；不好声色，虽然楚腰莫愁之丽，未曾选入一次。临朝端庄肃穆，礼遇士人殷勤，也未曾有轻慢的言辞脸色，让人得以窥测。他涵养本源如此，所以智虑日益精明，美好的声望日益隆重，虽然河间王的大雅不群，东平王的为善最乐，也不能独占前美了。至于对待豪强兼并之家，接待粗厉强悍之士，大都含污纳垢，只质询朝廷，交给有关部门罢了。起初未曾有丝毫显露在言语面容上，就凭借刑威势劫，使人无处安身。他恕人容物又如此。惟其积累深厚，所以其发达深远，诞生皇上以为圣子，继承文武以拥有天下。现在尊有圣号，特称皇帝，可以说是尊崇的极致了。庙号观德，以天子之礼祭祀，又可以说是奉养的极致了。圣孝如天，虽然帝舜的至孝、武王的达孝，怎么能超过这个？只是对于议礼的臣子，言论偶然不合，就立即加上悖逆的罪名，贬谪配死流放，朝廷因此一空，似乎不是我献皇帝平日好贤礼士的至情、恕人容物的圣志。如果不得其志，虽然以天子之贵尊崇，以天子之富奉养，哪里能安心呢？那么陛下何不兴起而任用他们，各自归还其职，以在观德庙中奔走效劳。众多士人，秉持文德，升歌于堂，依我磬声以使我献皇帝含笑于九成。文武臣民在四海腾欢，那么正是孟子所谓事亲可以像曾参那样养志，扬雄所谓宁亲没有比得四海欢心更大的，不也是纯孝至极，史书万古，超出虞帝周武之上吗？然而其根本不在乎远求，而惟在效法我献皇帝的清心寡欲；其道不在乎多言，而惟在效法我献皇帝的勤学好问；其术不在乎泛泛而为，而惟在效法我献皇帝的容人恕物。在此而又下贤相以师之，屏奸邪以守之，进科道以扶之。如此而旧章不恢复，井政不废除，人才不任用，生民不安，边将不整饬，军储不充实，十渐不杜绝，五事不遵循，天变不消除，中兴不成功，臣未曾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