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二十三

译百姓如同坐在漏水的船上。已经产生了远走他乡的念头。突然听说此举，将会认为税收无处筹措，必定要从百姓身上搜刮。于是辗转相传，惊恐不安，势必导致百姓逃散。偏远地方的孤立城池，谁来充实防守？日后必定出现士兵不战、城门不守的局面，那么一方的局势就败坏了。陛下天资聪颖，必定不忍心用一方的疆土，去换取数千两的税课，或许也是不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随意答应罢了。臣认为贵州的税使应当立即罢免，不要派遣为好。臣身为三方总督，湖广也属于臣的辖区，也有防备播州叛乱的任务，然而那里距离播州稍远，遭受的祸害还不深重，臣不敢多说不一定发生的言论，来惊动陛下。只是四川、贵州距离播州很近，遭受的祸害非常惨烈，民心最为危急，时势最为紧迫，臣如果沉默不言，恐怕祸端暗中爆发，将无法收拾，等到那时再进言就晚了。臣谨会同巡按四川的监察御史赵标、贵州巡抚郭子章、按察使宋兴祖，直接陈述艰难危急的情况，恳求陛下施恩，希望将贵州的宦官税使暂时免除派遣，四川的宦官税使或许可以让他先收完现有的税银，稍微办理一些地方特产，暂时召回京城，等到播州叛乱平定之后再另行商议。这样两省的士民，虽然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尚能避免动荡不安，臣得以用大义勉励他们，让他们为国家效死抵御寇敌，或许平定叛乱指日可待，太平盛世有望实现了。

译再次报告播州土司情况的奏疏

臣观察到，叛逆的土司残害我内地，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了。骁勇的将领战死，坚固的城池沦陷，百姓像受惊的野兽和迁徙的鸟儿一样流离失所，尸骨暴露荒野，性命无法保全。他在三溪陈兵，并用傲慢的书信来挑衅我们。这难道是真的爱护我们而不进攻吗？他越过国境深入内地，翻山越岭渡江，把军队驻扎在坚固的城池之下，他本来也是有所顾忌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没有兵马将领，无法防守，那么严正地行文告知他，以挫败他逞强的心意，迅速集结兵力防守以遏制他嚣张的势头，稍微拖延一些时日，自然可以保全大局。事机关键，间不容发，无奈我们却犹豫不决、惊慌失措，甘心做出失策的事情。

至于阵亡将士棺木的归还，虽然已经详细批准，但是请求给予是直率的，挟持给予是屈辱的，增加赏赐就过分了。至于奉旨交还的人犯，用绞刑处死再交还就更是过分了，连同活着的人的家属一起交还，那就更加过分了。国家体面一旦受辱，就无法再恢复；士气一旦丧失，就无法再振奋。当时城镇、道、府、县的文武官员如林，却把此事看得很平常，漫不经心地交付，究竟是何居心呢？

臣现在正激励率领各位大臣，共同谋划平定叛乱。各位大臣正整顿兵马、筹措军饷、缉拿奸细、加强防守，夜以继日，还苦于力量不足，大概是希望能在晚年有所收获，以弥补早年的过失。臣也想慢慢观察局势稳定，保持沉默。然而川东人心不知有法已经很久了，都是原来的奏报中的百姓。自从合江献出袁子升，黄平献出罗承恩，加上这次一共三次。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明确分辨是非，近来也有收买贼人以求保全全城的，皇上一定要依法处置，这非常正确。从此各位官员于是把女贼当作排难解纷的人，把辱没国家当作通达权变，把迎合上级、压制下级当作委屈自己以安抚百姓。不久就会形成软弱怯懦的风气，豪杰之士解体，作战不尽力，防守不坚固，那些不几乎沦为夷狄的人很少了。

臣认为兵戈扰攘，筹划应对实在困难，固然不可以逐事苛求，导致难以施展。但是损害威严、伤害重大，关系不小，尤其应该在一个地方杜绝后患。合行题请，伏乞敕下吏部、兵部酌议覆请，将献囚送柩以及綦城失守的有罪官员，暂且让他们戴罪管事以责成后来的效验，等到事态平定之日，通盘计算功罪一并论处。一面行文巡按御史，将前后情节通行查勘，分别议处具奏，定夺施行。这样士气可以振奋，国法可以彰显，使过失的效验可以收回，夷狄的侵扰得以平息的日子就不远了。

请求内帑增加将领士兵的奏疏

该臣谨会同巡抚湖广赞理军务都御史支可大，巡抚贵州兼湖北川东提督军务都御史郭章商议：逆贼杨应龙依仗其富强，甘心反叛，杀戮将领、攻破城池，毫无顾忌。近来而且占据内地，修建粮仓储存谷物，依靠我们的粮食，又立石刻碑，杀人祭祀，大概已经没有人心，违背天道了。从前宋襄公用鄫子祭祀社神，子鱼说：“六畜尚且不能互相作为牺牲，何况是人呢？能死就是幸运了。”后来一年被俘，又一年死去。大概自古以来杀人祭神的，没有不死的。这也是逆贼天亡的时候。

然而贼人又狂吠逞强，出没于四川、贵州之间，如鬼如风，又制造了许多船只，打算水陆并进，流毒三省，远近为之震动。人臣没有将帅之才，将帅则必被诛杀，这还可以稍微宽限时日吗？臣等共同商议，必须灭此朝食，才没有后患。然而探听贼人的情形，实在也不是容易对付的。贼人起初用兵时，不过二三万人，而且都是五司七姓五十四里的人。自从连年构陷，安抚剿灭无常，贼人于是内部惊疑，多方设防，招集九股恶苗，给他们杀戮五司的土地，赏赐他们抢掠各省的妇女，又擅自设立三十六统制、三十六巡警、十三亲管，各有头目，各有兵众，每一人名下多的二三千，少的一二千，总之不下十四五万，羽翼已成，居然成为强敌了。我们对待他们，岂能轻视？谈论的人说应该集结二十万兵马。二十万兵马，哪里容易集结，军饷哪里容易供应？然而如果不是十四五万，也不容易相当。

从前成化年间尚书程信剿灭都蛮用兵十八万，四年而没有成功；万历初年抚臣曾省吾平定九丝，用兵十四万，一年而成功。现在播州的兵众，几乎倍于都蛮，海龙的险要，不下于九丝，杨应龙凶狡懂兵法，又非以前的乌合之众可比，可以草率行事吗？近来该臣化龙议调陕西、浙江兵与招募四川兵共二万四千，臣子章议招三万，大概是势穷事急，粮饷不充足，而且是为了目前防守之计，希望从中取得成效罢了。现在贼人更加滋蔓，久更难图，必须大集兵粮，亟图扑灭。臣等熟计四川宜用兵六七万，湖贵二省各宜用兵四五万，总之可十五六万，方能保全胜算。近奉明旨云南、广西、福建、陕西、浙江等处兵各得调用，即十五六万之数，自可取足，无容更渎。

然而调兵不难，处饷为难。兵至十五六万，川楚米菜尚且便宜，若北边更不可测了。即使每人每天给三分，一年须百五十万。三省者非能办此。贵州原无毫厘之积，臣近查其布政司库银称可动支的，仅仅七千，令人心悸。四川先年颇有积蓄，自连年采木事起搜刮一空，今止有当

译各省每年的额定粮饷各有正项，只能暂时借用，难以长期拖欠。湖广的数额尚未查清，但大致应在四川之下、贵州之上。这三省的财力不过如此，拿什么来供给数万人的口粮呢？近来看到太仓空虚，户部大臣束手无策，臣等不敢直接请求，臣化龙只求留下陕西所需的军饷，归还借给云南的数额，仅仅三十万两罢了。然而太仓中的军饷今年已经解运，云南的银子恐怕不能立即归还。臣子章只求向各省借给，总之也是捕风捉影，不能保证一定能得到。近来看到邸报，兵部覆奉圣旨：“军饷着户部悉心议处给他，不要等待再来请求，不许敷衍了事。”钦此。仰见圣心垂念，遥远的边陲贼寇不足以平定了，只是恐怕户部计无所出，只令各省搜刮，万一各省又缺乏，请求得不到回应，往返乞求，便历时数月，倘若出现粮饷断绝的呼声，岂能让贼寇听到且看到吗？臣等认为今天的事，在四川宜先发放五十万，仍留下陕西的饷银，以及催促云南归还的银子作为接济；在湖广宜先发放三十万，仍等臣可大查本省各项钱粮，有应留用的，直接上奏请求；在贵州原本没有积蓄，也没有可留可借的，姑且先发放三十万，以上应发的钱粮，一半取自太仆寺，一半取自河南、淮安、南京、福建、两广等处，作为半年的军饷，限期解到，或许能够有所济助。至于各处调到的军兵月粮，仍在原籍支给。四川、湖广、贵州三处，每日只照近日援辽事例，给予行粮。即每兵日给三分，而前项解发的数额，仅够支撑半年就完了。至于以后，如果事情不能立即结束，或者再行请求，或者酌情征派，统一等候兵部议定遵行。这是三省粮饷的大致方略。

而将领与士兵也有应当重新商议的。如今邻近播州的总兵，四川有刘綎，贵州有童元镇，各自控制一方，无需再议了。只是湖广的清平、偏桥等四卫都临近播州边境，沅潭一路，更处在逆贼狂锋的冲击之下，连年逆贼招诱生苗，多从偏桥往来，肆意抢掠，无可奈何。近来臣等商议将贵州总兵移驻偏桥，顾念偏桥离贼巢近，然而离贵州省城远。贵州离贼巢不到三百里，渡过乌江，一天即可到达，与偏桥相望四五百里，中间隔着平越、兴隆，都是通往贼寇的道路，潘汝资、杨国柱之所以失败，就是由此。今春飞练之役，确实发自平越。贼寇如果分犯各路，直逼省城，这不是一员总兵的力量所能抵御的。况且贵州总兵对于偏桥，本是兼制的地方。湖广的兵饷，宜得湖广总兵会同湖广巡抚调发，方能精神贯通，应付如期。然而贵州的巡抚、总兵，都以兼制的头衔使用，这在平时还可以，寇敌已在门庭，出动大军，发放大饷，想要求手臂手指如意，鼓响槌落相随，不也很难吗？先前湖广原本有总兵，且以侯伯担任，后来因为承平日久，暂议裁革，如今不是无事的时候了，原本没有的也应当议增，何况原本有的，自应议复。臣等认为武昌距离南界，远在二三千里，即使声息也难以相通，何况调度。臣可大宜移驻沅州，该省仍设一总兵，无事时驻扎沅州，有事时移驻偏桥。其贵州总兵，无事时驻扎省城，有事时移驻平越，统一等待事宁后再另议。或许两地能紧密张罗，而逆酋已坐在井中，这是万全之策。

湖广原本没有兵马，如今却创设四五万，召募既难如期，土兵也难以完全依赖。臣等查得近年备倭沿江一带，都设有南兵，如扬州二千、镇江二千、新生洲二千、淮安三千、江北、庙湾二千、南京新设陆营也可拣选三千，这些都是现有粮饷，无需召募的。如今海氛久息，备而不用，宜行交各处抚臣，量给行粮遣发，即以原将统领，赴偏桥一带，听总兵分布防守，不足的才调湖省各土司，及武冈、麻阳等处民兵杀手，务必足三万以上的数目。其外处调到的兵月粮，仍于原籍支给。湖广也照前例，只给行粮。事宁后仍各归原地防守。将领只恢复其原有，士兵一半取自素练，是很便利的计策。

臣等又查得贵州所属石阡、思南二府，婺州一县，离贵州省远可千里，而各府县邻近播州贼巢，各一二日程罢了。各府县从来无一兵一将，只有龙泉一守备，领兵千余，控制其冲要，而兵微将寡，又无城可守，贼寇每每想聚集而焚烧它，没有龙泉，则思州、石阡、婺州、川后随之矣。臣等认为宜于石阡设一参将，婺州设一游击，各领兵三千，一以为本城之防守，一以为龙泉之声援。其兵将不必另设，即以新设湖广总兵调来之兵将移驻，这都是贵州地，然而在偏桥之西，离湖广总兵近，而离贵州总兵远，防守之事，宜全听湖广总兵提调，贵州总兵亦得遥制，或许体统事势，两得相安。至于偏桥四卫，向虽属贵州总兵兼制，今既有湖广总兵，自有专属，不必更属贵州总兵了。况且臣等还有话说

译近日看到邸报中兵部的覆奏，里面说广西总兵陈璘在马上催促，从湖广取道直趋粤西听候调遣救援，不许绕道粤东，以免耽误“缨冠”（指紧急救难）的道义。估计陈璘应当不日到湖广了。陈璘向来有威名，近来征讨倭寇更显战功。如今粤西无事，将领就没有紧急的任务，臣等认为应当立即改任他为湖广总兵。就命令他在湖广等候圣旨到任管事，广西总兵一职另行推举补任。将领一旦到位，逆贼听到消息，会以为将军从天而降，他们能不魂飞魄散、丧失士气吗？至于云南总兵应当移驻沾益州，广西总兵应当移驻泗城州，这样声音传闻能够相互接应，救援夹击才方便。以上事项体制上应当题请，恳请圣旨下达户部、兵部斟酌商议覆奏，将前述粮饷急速解送发放，将领急速增设，兵马应当调动的，命令各该地方巡抚调发，总兵应当移驻的，命令各处总兵早日移驻，新设将领应当给予敕书、印信等项，查照条例商议给予，应当得到的廪俸等项，臣等直接商议处理，这样粮食充足、士兵精锐，同仇敌忾的勇气自然加倍，前后夹击，像蝼蚁一样的逆贼性命难以逃脱，逆贼不足以平定，安宁的日子可以计算日期了。

译留任总兵刘綎征讨播州的奏疏【刘綎征讨播州】

臣认为，统率士兵的人，期望在于平定祸乱，不嫌弃将领有瑕疵；统率将领的人，关键在于鼓舞豪杰，不妨碍用人不拘常理。刘綎是将门之子，他的父亲刘显是当时的名将，功名显赫于蜀中。刘綎自幼从军，多次经历战阵。征讨播州的战役，他特别奉命专遣，对上是为了报效国家，对下是为了继承家业，刘綎本应竭尽全力奔赴，应当是多么急切的事。然而他拖延在路上，几个月才来，以逗留之罪责罚他，即使依法处置，也不算过分。但陛下仍然念及他东征的辛劳，授予他南迁的荣命，议论的人认为对他的处置尚且太轻，这是对的。然而刘綎是个武人，连年东征西讨，动不动就参与，如果说天下有变，一天也不能缺少这个人，于是自夸功劳，按自己的方便行事，快慢随意，从人情上来说也是有的。即使在事的其他大臣，也认为他似乎已经不可使用了。当时臣也轻视他，只是认为吴广未到，按例必须留他等待接替的人。但自从他等待接替以后，人们又大多说他可以任用。认为可以任用的理由有二：一是他颇为骄横，所养的多是奇材剑客，后来平定某地的功劳，他是首功，这是其一；二是说刘綎父子久在蜀中，蜀人和播州人很畏惧他的威名，现在平定播州也不可缺少他，这是其二。说刘綎未改任南路以前，他的气势很盛，将领骄横士兵懈怠，这是兵家所忌讳的，必不可用。自从改任南路以后，他害怕失去战机，又害怕蹈入危机，恐怕损害功名，又恐怕触犯议论，于是后悔从前，顾虑以后，希望一旦对抗逆贼，就能洗刷平生的污名，以此痛快。大概以前是让他立功，现在是让他赎过，都不可缺少。臣很赞同这种说法。等到臣到重庆，见到刘綎，观察他的士兵和器械大多精良锋利，似乎很用心。接着与他深入交谈，告知留用他的意思，刘綎于是感激流泪，说半生奔波效力，颇有些微劳，现在没想到背上不好的名声而被罢免，如果真的能对抗逆贼，愿意吃他的肉，睡在他的皮上，借机反驳人们的议论，稍微洗雪官场的诽谤，死也无憾。臣这才知道刘綎果然可以任用。天下的将才多了，也何必一定是刘綎。但刘綎有可以任用的才能，又有报效的志向，况且四川边境的播州，分东南两路，得到两位大将分管进兵，成功更容易，那么刘綎又怎么可以不留下呢？但臣还有话说，即使这奏疏让刘将军看到，他既高兴又害怕，驾驭将领也不能没有文饰。刘綎想报效而臣不留下他，那么臣辜负刘綎；臣既然已经留下刘綎，而刘綎不能为臣平定播州之事，那么刘綎又辜负臣。臣辜负刘綎还可以，刘綎辜负臣，而且让臣辜负国家，这是最大的不可。

参奏楚省剿灭苗人失律官员的奏疏【剿苗失律】

该臣认为，上皮林的事情，在众苗人确实无法逃脱罪责，但追溯事情的开始，只是截路杀死两人，这是白昼抢夺的盗贼。后来因为士兵挟持勘察而敌杀八九人，这是抗拒捕杀人的盗贼。如果真按盗贼治理，悬赏捉拿首恶，离散他们的党羽，一个狱吏和几个巡逻的力气就够了。即使想要问罪伸张威严，一劳永逸，也必须等播州之事平定后，鼓动剩余的勇力，也自然从容有余。何必急急忙忙灭掉他们才吃早饭呢？详细考察事情的始末，祸患大概独自起源于该府推官丘献可轻易言兵，而参将黄冲霄轻举妄动，侥幸求功而留下祸患。苗人有数万，不算不多，三千士兵岂能轻易敌过，却贸然深入，多么急躁啊。近来卫所士兵疲惫脆弱，各省都是这样，现在所依赖的，是该卫的款兵一千五百人，以及其余零星乌合之众，而且撤去征讨播州的士兵三百人，并停止偏桥上班的士兵来增加兵力，多么轻率啊。陷入埋伏中，毫无知觉，多么愚蠢啊。二十代官员，三千甲士，并头就戮，多么懦弱啊。主将奔逃回来，城门白天关闭，棉花千匹，银子七十两，在城下盟誓而给他们，如果不是穿衣戴巾的土生人缓颊，几乎有牵羊系颈的屈辱之事，又是多么极尽丑态啊。大概黄冲霄自以为恶苗无几，一鼓之下，张扬武功而接受上赏，也足以表明得意了，而不知道自己士兵不可用，与自己不能用兵，拿数千人的性命，尝试来博取功名，于心安吗？将领中有懦弱的，常常畏惧敌人而不出战，但尚足以保全军队；也有勇敢的，有时率领士兵同死，但尚足以树立节操。黄冲霄在这两者中属于哪一种呢？这应该完全失掉机宜，依法处置，才足以偿还二十位武职的冤命，而安慰三军的幽魂。至于丘献可，不懂军事，又不懂将领，侥幸一掷以快雄心，而不料流祸到这种地步。但事情在将领，将领不足以胜任，他也无可奈何，这应该酌情议处，以警戒文职中喜欢生事的人。永从县知县龚一麐，事情开始时缺乏周密筹划，临事又失去驾驭，损害威严贬低体统，留下一方怨恨，也应该一并议处惩罚，以警戒庸懦的人。至于该道副使王应霖，地方是他管辖，士兵是他统辖，失律纳侮，怎么自我辩解？起初他持议，原本只是挟持勘察而未到征剿，继而举事，正驻扎在偏沅而不在行间，当该参仓皇苗警的时候，正是该道拮据播州之事的日子，应该酌情惩罚治理，以警戒失职，仍等播州之事通论，以责成后效。但臣还有话说，臣得以督理三省，是因为征讨播州，那么除了一个播州之外，其余应该不问。用兵于一隅必须顾全全局，所以能成功。现在的督抚只

译希望各方划定防区以求自保，这难道是联合出兵的道义吗？况且征讨播州，岂是轻易可以说得定的。士兵战马不精锐强大，就不能征讨；钱粮不充裕，就不能征讨；人心不统一，地方不安宁，就不能征讨。这应当举三省远近上下，同心协力从事，然后才能成就功业。然而臣于二月初三日誓师，十二日进兵，而该省却在初四日剿灭苗人了。不久便宣告失败。这对于征讨播州，难道没有妨碍吗？臣所督理的是三省军务，汉地土司的官兵，按例得以管辖；大小军机，按例得以知晓。敕谕明白清楚，屡次申饬，奈何各院道都有详文上报，却唯独没有一字详报给臣呢？既然不详细上报，就应当始终不详细上报了。为何在失事之后，才仓促慌忙地详报给臣呢？大概此事上下互相观望，认为苗人容易对付，以为一举消灭他们，应当以功劳上报，却不料事态决裂至此，才不得不相告，然而已经晚了。臣请求制定法令，从今以后，两省的兵事，除寻常强盗窃贼不必琐碎相告外，但凡土司、郡县、卫所、汉夷一切有关兵马钱粮的重大事情，应当详报的详报，应当核验的核验。即使事情在当机立断之际，难以远请的，也应当一面举事，一面报闻。这样臣得以参酌赞成，或许未必毫无补益。臣生平在职掌之外，不喜欢多事，只是有感于皮林寨之事，如黄冲霄不能胜任专征，以及卫所军队不堪剿苗，了解得颇为真切。在征讨播州之时，不适宜另有举措，以扰乱大谋，筹划得颇为预先。假使有一字相闻，也未必没有一言相助。幸好事情止于此，如果更大，那么此省进兵会有阻碍，等到那时再加重参处，已经来不及了。

译参劾失职官员的奏疏【天事官员】

查得逆贼首领虽然狂妄狡诈，但其地盘不过弹丸之地。如今且集结各省兵马，环绕包围而谋划攻取。这是以八面服制一隅，大概是十拿九稳必胜的方法。只是要观察时机而进军，等待时机而发动。以敌人无处不守，抵挡我军无处不攻，即使有勇有智，将领又能施展到哪里呢？起初臣誓师进攻时，期望进军则一齐进军，攻打则一齐攻打。然而各路因远近不同，以及阻塞道路的零星贼寇，坚固与薄弱不一，自然不能如期抵达关隘。臣随即写了一份清单，列出几项条款授予各总兵与监军。其中第二款说：“贼人常说各处防守，如今放任贼人进入四川，或许也是这个道理吧？何时才能结束？不如放一支贼人入关，与之合力一战，攻破其一路，各路自然畏惧。现在适宜到达关隘时，扎设一个大营作为依托，然后用轻骑兵侦察。各路都到达关隘，才一齐杀入，贼人自然不能分身应对，必定被擒获。”各路镇守、道员坚守此策不要失误。如南川路破关在初九日，龙泉路破关在十五日，各自坚守至今，会师并入，这是谨慎的表现。这是黔中童元镇的兵马。然而乌江路在十一日破关，称病足矣，据关自守，称得势矣，说应当深沟高垒，坚壁以待。又须瞻前顾后，扼守要害防备奸细，这才称得上是有纪律的军队，成就无敌的功业吧。唯独为何玩忽不戒，一败涂地呢？臣认为乌江之败有六个失误。起初臣估计贼兵，动辄号称数万，我军虽然分八路不能一时到达关隘，如果夺关之后，据关而守，敌人或许以全力冲击，众寡不敌，不是没有可忧虑的。所以臣所派八路兵马都是三万余人，这不需要再分了。该路兵马只适宜聚集在乌江，其河渡则张设疑兵防守即可。分兵四处防守，这是怯懦且不懂兵法的人所为。于是分兵为二，相距遥远，我军分散而敌军集中，众寡悬殊，被贼人轻视很久了，这是第一个失误。兵马既已分散，侥幸夺得关隘，应当合兵等待敌军，不需要再进入，而河渡方才攻打囤积，乌江也未修筑营垒，这是第二个失误。关隘在前，江水在后，这是背水阵，法理上应当死战，却看见贼人就走，这是第三个失误。想要寻找退路，必须守桥，这样才可能前进或后退，这是田悦在马□失败的原因。然而没有一人防守，奸细得以切断它，这是第四个失误。更换旗帜合并哨所，不是仓促间能办到的事，既然知道有奸细，就应当整顿准备，却悠悠忽忽，遇敌先乱，岳家军大概也不至于这样，这是第五个失误。土兵与汉兵混杂，缓急时指挥不一，一旦失去驾驭，怎能调和？积怨成争，各自像吴越一样敌对，符离之战的教训，近在眼前，这是第六个失误。这六项是兵家所忌讳的，有一项于此，足以导致失败，而全都犯了，应当招致祸患了。

初次报告捷音的奏疏【报捷】

该臣查得贼人自从攻破綦江以来，他们正志得意满，散布虚张声势以恐吓外地，而我方也转运粮饷集结兵马，不动声色以专门等待大举进攻。大概是两相持久而没有人先发动，过了很久直到冬月行程结束，贼人看见臣移镇进入重庆，自知罪在不赦，剿灭势在必行，狡猾地表现出鸱鸟张翼、野猪突进的样子。因为四川有防备，不敢长驱直入，于是贵州地区尚虚，就肆意猖狂，东坡烂桥，已遭受狂锋，龙、婺、思、石，日传警报。臣于是一方面移文贵州巡抚、总镇剿灭苗人以清除兴、黄之道，集结兵马以加厚龙、婺的防守；一方面催调施州卫、平茶司各土兵及建、越兵马共一万三千人从四川进入贵州，协助防守；一方面行文沿边防守的土汉官兵相机剿杀，以牵制贼人的势力，而解除贵州的围困。然而不久捷报纷纭而至。贵州的斩获，虽然不多，切断招引苗人的路是最关键的举措。当时水西兵三万守黔，但从此生苗不再进入播州，官道得以无阻，我能专心一意进行剿灭，这不是小补益。而四川南川之役，起初斩首三十，攻破其金竹等寨塞，继而斩获三百，于是攻破其官坝大营。虽然兵力不齐，不敢深入以形成破竹之势，但在积弱之后，初次有此建树，才知道贼人不足畏惧，各有战心，贼人也知道外兵渐强，或许可以稍减其猖狂之势了。这次战役，巡抚、总镇、司道筹划多方，汉土官兵感激效命，至于南川两次建树，都是推官高折枝监督鼓舞所致，他们的功劳都有不可磨灭的。但臣现在正传檄三方，约定日期夹击剿灭，大事未成，怎敢先叙述微功。只是逆贼半年来，如火烧水决，竟然有燎原焰天的气势，一旦并首就戮，像那样多，也足以稍宽皇上西顾之忧，而暂快海内念乱之志，所以不敢不上报。伏乞敕下兵部，等事情完结之日，统一议覆施行。

第四次报告捷音的奏疏【报捷】

查得贼人自从先世以来，雄踞播州，绵延千里，以山为关，扼守西北的要害，以江为池，断绝东南的通道，自以为是天险不拔的根基，谁能轻视他们呢？所以放纵其雄心，日益猖狂，东南则攻破五司的废墟，掠取黔、楚的境界，乌江内外，湖、贵四十八屯，都侵吞为播州之地，招引红脚、黑脚生苗居住，设立四牌、七牌统制诸所，名为硬

译手，用以战胜攻取，所向无前。西北则侵凌綦合，百里之外，皆以自封，立碑定界，以为永业。娄山、崖门诸关，皆极力凿削，陡绝天成，自谓可出而不可入也。乃诸文武将士慑于陛下之天威，激于讨贼之大义，智谋勇功，殚竭无余，竞胜争奇，感激用壮，坐使畏诛者投戈乞降，逆天者骈首就戮。夺其关隘，捣其腹心，大水田、永安庄、桃溪衙，皆贼所为世修庄院、僣拟侯王者，今且据之焚之，盖已侵侵乎及白田坝、海龙囤矣。查各路有据关者，有入关者，祗有偏桥一路，见攻长坎等三囤未下，其余业已扫清。惟是环播之地，山大箐深，未易合哨，故不能一拥而至贼巢。要之，合哨夹攻，当不出旬日之内。且臣按阅图谱，贼地关外十六，关内十四，今之形势，已觉穷促。傥所谓其亡也，可立而待者乎？惟是兵形无定，兵机多端，蜂虿有毒，困兽犹斗，日慎一日，曷敢为全？盖即疏内所陈擒斩数多、招降数万，各路之功如指诸掌，而臣一不敢为之叙功，祗欲责其成、观其后耳。先是臣有军令，以应援合哨为急。贵州乌江之失，安氏之不敢接斗，则黔抚之力也。安氏之兵，居然无恙，贵竹人多咎之，口语籍籍。臣已飞檄切责之，而会报功之檄联翩而至，臣亦且勉以后功，而不深求其前事。盖亦责其成、观其后之意也。

译五报捷音疏【报捷】

看来贼人甘心造反，是自以为拥有千里辽阔的封地，占据山河极其险阻的地势，加上邻近部族相互帮助，关系深厚如狐兔之亲，即使朝廷大军进剿，又能把我怎么样？以为朝廷军队只要一次战胜，就会灰心丧气，从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像鹊鸟一样突然兴起，天下局势将变得不可预测啊。没想到如今却不是这样。自四月初三日以前，各关隘都被攻破，蜀军进入关内，关外尚未攻下的只有长坎、码碯、青蛇三大囤而已，保子等囤不足挂齿。如今这些囤寨都被陈璘攻破了。施州兵早已攻破扳角关，一直等待陈璘到来一同进入，平越兵也因孤军难以深入，且在黄滩关外被贼军蚕食，如今黄滩关也被攻破，并且擒斩了多名贼人。估计这三关不久将相继被攻入，关以外已没有贼人立足之地了。于是蜀军自入关之后，轮番交战，贼军每次都不能支撑。初八日，永合兵在水牛塘击败贼军；十二日，南川兵在高坪击败贼军；十七八日，蜀军全部会师于南川路，冲锋夺关，綦江、合江两路军队紧随其后，因而攻破了龙囤、养马城、海云囤，直捣铁柱关，并在其下连营驻扎以逼迫贼军。估计贼人所有地盘，只剩下海龙囤，直接占据它来苟延残喘罢了。起初贼人与水西结好，等到事情兴起，时时用唇齿相依的道理去打动水西。水西心中不能没有疑惑，但畏惧于天威，又不敢不出兵相抗，只是他们作战并不尽力。乌江之事，众说纷纭，臣移文诘问责备他们，水西便不自安了。恰逢贼人偶然杀了水西摉山的头目陈起礼，陇澄对此非常痛恨，贼人还派人备礼谢罪，陇澄于是立即在营门斩了他们的使者。贼人愤怒至极，随即整顿军队相攻，大败而归。先前臣命令安强臣断绝与播州的交往，强臣勉强答应，实际上并未断绝。臣对监军杨寅秋说：“如果强臣真的断绝与播州的交往，可以捉拿尚义、黄继枝来。”治理西南夷，以讨伐为首选策略，因为这两人是沙溪的头目，是贼人用来与安氏沟通的人。至此，强臣想捉拿他们以取信于人。交战之后，强臣因说些好话谢罪，请求重修旧好，贼人虽然怀疑，但心里几乎以为可以再次达成和议，于是派遣两人及二十余人前往，强臣将他们全部抓获。从此两家交往断绝。这也是上天所以要灭亡杨氏，而保全水西，使其以忠顺世代延续的原因。

播州善后事宜疏【善后事宜】

议论认为，播州改土归流，分置郡县，以此来彰显圣朝一统的版图，而刷新海内万年的耳目，是非常盛大的举措。查该州地邻三省，然而楚地只到偏桥，道路仅通一线，蜀地与黔地，几乎无处不接壤。蜀地不依赖播州，黔地土地贫瘠。如果趁此时将播州土地割让给黔地，那么对蜀地没有损害，对黔地有好处。况且臣等另有奏疏，又请求将楚地的四个卫所一并割让附属于黔地。从此黔省疆域扩大，得以与十二省相比量长短大小，非常便利。但如果全部归属于黔地，那么地方千里，各种建设劳费尚多，也是黔地所不能承受的。因此商议设立两个府，黔蜀之争从此开始。分别隶属于黔蜀，或许建邦开土，各自经营，聚集于成都，指顾之间就可完成。除了宽恕胁从者、撤除兵马、招抚流民、厚加赈恤、抑制兼并、平定横行恣肆等项，凡是圣旨所叮咛而兵部所条陈议定的，都已陆续举行，以及见到之后开列的款项外，谨收集众人意见列为十二件事，进呈御览，伏乞敕令下复议施行。

计开

一、恢复郡县。播州南接牂牁，西连棘火道，东西宽一千二百二十里，南北长一千四十里，汉唐时期本是郡县，在川贵之间，也是一个都会。到唐僖宗干符年间陷落于南诏，杨端夺取并占据它。如今逆酋既已平定，应当改土归流，以改变夷俗。又查播州白田坝沃野数百里，即是播州遵义县故地，应当恢复府治，设置县附属于它。桐梓处于綦江、南川的冲要，是通往川贵的道路，旧为夜郎县故地，应当恢复一县。望草南接婺思，北达真培，是绥阳县故地，应当恢复一县。仁怀濒临播州，枕靠永宁，襟带合江、泸州，是怀阳县故地，应当恢复一县。真州即古珍州，川原平衍，商贩周游，应当恢复一州。以上都隶属于川省统辖。黄平是川贵要地，旧设抚苗通判一员，列衔重庆，驻镇彼中，其与播州势力相互控制，并为重地，应当设置一府。湄潭、龙泉，地域广阔遥远，各应建设一县。瓮水、重安，合设一县。余庆、白泥，合设一县。并草塘、容山二司，应割隶各县。以上地方距离黔地很近，相应改隶贵州统辖。总计增加府二，州一，县八。大概因为乱流初平，地阔人稀，姑且建立数座城池作为系属。以后地阔民聚，不妨增设。其二府治与附郭县的正佐首领各应照例全设，外州县正佐首领都应当酌情减少。以上拟定的郡邑，并府治仓库，准今酌古，应当新定其名，统祈钦定。至于新设各官的廪粮等项，暂于征播剩余的军饷银内支给，俟播地田赋起科接支，议行停止。伏候圣裁。

一、设置屯卫。近日所称有费用而无益处者，莫如卫所官军。然而也不可完全废除。播州地方千里，山川险恶。

译夷汉杂居，又逼近两个强大的土司，时常有逞强好胜的志向。必须设置官军、建立屯卫，以彰显居重驭轻的态势，从而消除他们窥伺跋扈之心。至于时常操练、淘汰冗弱，使军队成为有用之师而非无用之卒，则取决于当权者如何强力推行，固然不能因噎废食。

应在白田坝设置一卫，与府城同城。设指挥一员，同知二员，佥事二员，镇抚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所属前、后、中、左、右五所，每所设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百户四员。每所军士各一千，共五千。卫所官员从征有功者，酌情升授；不足者，从邻近愿意入伍者调取填补。

在边隅逼近土司的地方，各设屯田。每军依照祖制授田二十四亩，再加六亩作为冬衣布花的费用，共三十亩。士兵自种自食，不必向官府缴纳粮税，以免再次出现领取混乱、滋生弊端的情况。各开屯之处，除供养屯兵之外，其余田地仍按民田征税，上缴本色或折色至各州县，作为卫官的俸禄以及不时军兴之用。

每年冬十月、十一月及春正月、二月农闲时节，各屯官时常加以操练。又在十月十五日和二月十五日，齐赴兵备道进行为期三天的盛大操练，检验武艺，比较强弱，明确赏罚。老弱者予以淘汰，一屯老弱多者，一并革除其官职。军人的田地，则另募壮丁补入军伍。这样军队才能得到实际效用，日后即使募兵散尽，这五千军与主兵三千，自有八千可用之兵了。

至于贵州卫所已经很多，况且黄平原本已有一所，不必增设，以免滋长冗滥。伏候圣裁。

译一、关于设立兵备官：播州之地三面环绕着夷人。战事刚刚平息。正值治理初创、局势未定之时。设立行政官员，可以招抚流亡百姓。但或许难以实现长远驾驭而谋求永久安定。布置将领，可以防备突发变故。但或许容易滋生事端、邀功取宠，从而开启边境争端。播州安抚流民、设置兵备官的初衷，是想对内修治军事防备，对外震慑夷人之心。整肃群僚，使众人畏服，作为地方长久之计。那么兵备道官是不可不设立的。是否可增设分巡兼兵备官一员，隶属四川按察司。请颁发敕书和关防，驻扎在播州白田坝新建的府城，专门整饬新收复郡县的军务，并兼管重庆卫、忠州、黔州两所，以及永宁、酉阳、石砫、平邑等土司的军务。同时兼理行政官员的钱粮、狱讼事务。重庆府所属的巴县、綦江、南川、涪州、武隆、彭水等邻近地区，全部听从其管辖，以便行事。黄平新设一府四县，虽然划归贵州管辖，但人心刚刚归附，田地相连，与贵州水西宣慰司一并听从其节制。至于该道官的俸禄等项，查照叙州、马湖、泸州兵备道的惯例，暂时由重庆府所属州县分摊。等到播州田赋确定后，再改由新设州县分摊。凡是该地方一切招集兵民、修筑城堡、布置边防、储备粮饷、疏通驿站、禁伏豪强等事务，听其随时督理。等到两三年间，田地均分、粮食充足，军事治理、百姓安定，政教修明，远近怀柔，就破格重用他以酬谢其功劳。这样重要的地方就没有忧患，安内攘外有所依靠。恭候圣上裁决。

一、关于设立将领：查得播州沦陷于夷人手中，历经八百多年。风俗粗野强悍，法令难以推行，由来已久。如今地方虽然已经平定，但逃匿的奸贼潜藏，汉夷混杂，招引苗人结党，越界侵占田地，是时常会有的事。不能便说是太平无事的时候。倘若没有一位大将率领重兵镇压，想让他们低头顺从，只听从我们行政官员的约束，能做到吗？现在议定播州留兵一万，黄平留兵三千，大致足以防守。但必须有一位大将镇守，才能无事。查得先前平定九丝时，议定留总兵一员镇守该地。如今建武相比播州稍缓，一位参将或游击足以统领。是否可将军门标下新添设的练兵游击一员，改驻建武防守。原设总兵，移镇播州。应留各兵挑选家丁三千，购买马匹三百。其中总兵标下家丁二千七百，马二百七十，由坐营千总、把总统领。兵备道官属下家丁三百，马三十，由一中军统领。有事时都听从总兵提调，称为正兵。此外七千士兵，酌情分布在白田坝、真州、桐梓等县及播川等驿站防守。其中由一位游击统领三千，由两位守备各统领二千，分别由千总、把总分领。有事征战，无事就用于筑城挖池、建立郡县、修治邮驿。用粮银照旧例支发。慢慢等到建置竣工之后，除家丁三千、马三百外，其余军队依次议定撤除。有愿意附籍当兵，以及为民当差的，听其自便。千总、把总都在附近卫所官员中选用。黄平留兵三千，仍设一位参将统领。全部听从防播总兵官节制。这样将领士兵部署得当，边境的奸邪萌芽自然平息。恭候圣上裁决。

一、关于紧急选调官员：郡县既已收复，应设置正职和佐职官员，分理各种事务。因为地方刚刚平定，急需人才。如果不就近选拔，对眼前又有什么帮助呢？臣等反复咨询，如龙安府同知刘安仁，可胜任新设播州知府；重庆府同知王升、乌蒙府通判刘澜，都可胜任新府佐贰官；剑州知州陈应桢、溪县知县寇顺、彭山县知县何珩、原资阳县知县詹淑初、宜宾县县丞科，以上各位官员，都可胜任各州县正官。但初创经营，人们不愿就任，应从优提拔，以示激励劝勉。况且刘安仁任职州郡十年，长期以廉洁能干著称；王升、刘澜转运军饷有功；陈应桢资历俸禄已久。应让刘安仁直接担任播州新府知府；王升加运同衔，管理同知事务；刘澜加同知衔，管理通判事务；陈应桢加同知衔，管理真州知州事务；知县寇顺改任附郭县；何珩改任桐梓县；詹淑改任望草县；县丞科升任仁怀县知县。臣又查得附近地方佐领等官员，颇有才干，可以成事的，如经历杨体宽等数员，都应作为新地佐领之用。重庆府经历杨体宽，应改任新府经历；本府知事何迟，应升任新附郭县县丞；长寿县县丞刘学可，应改任桐梓新县县丞；定远县主簿李爱宗，应改任仁怀新县主簿；壁山县典史萧时宽，应升任望草新县主簿；忠州吏目吴从周，应改任真州吏目；原播州长官司吏目、今升资县典史的徐里，应改任新附郭县典史；松坎驿驿丞张二南，应升任新桐梓县典史；湄潭驿驿丞朱化龙，应升任新望草县典史；合阳水驿驿丞徐懋功，应升任新仁怀县典史。臣已经命令各官员一方面权宜任职。凡是勘察地形、建立衙门、修筑城池、清理疆界、丈量田土、招民定居、按籍编户，一切安抚禁止事宜，只要有利于百姓，有助于新镇的

译都听从公同在职的文武官员悉心办理，务必达到实际效果。离任后，仍请任命他为县令。如果三年之后，政绩显著，没有其他过错，就按照制度破格提拔，以酬谢他的辛劳。黄平新府以及所属各县的正佐官员，除了贵州巡抚、巡按奏报有应补人员外，不足的部分，以及播州新府的推官、新卫的经历、知事、附郭新县的主簿等官，应当立即选拔补充。至于兵备官的空缺，臣查得兵巡下川东道佥事徐仲隹，先前委派他负责南川一路的粮草运输，当时正值战事繁忙之际，该官处理夫役和军饷，转运调度极其得当，现支折支，会计方面多有积蓄，不动声色，大事得以成功，卓越地成为四路之首。又查历来新平定的夷地，兵备官员，都是在地方办事人员中，考察贤能卓越的人，破格提拔补充。应当将该官加升为四川按察司副使的职衔，管理分巡及整饬播州等地的兵备，以便于弹压。至于总兵的托付尤其重要，臣等查得镇守贵州总兵官李应祥，应当改为镇守四川总兵，驻扎在播州，以安抚夷地。又查得军门旗下守备江万化可以升任游击职衔，前往播州统领军队；建越提调刘胜宜授予领兵守备的职务；还缺少一人，容臣经过时考察委派。一并请求敕令吏部、兵部，酌情商议就近推举补充，恭候圣上裁决。

译一、关于田粮：播州方圆千里，田地不计其数，约有数千万亩。查考其旧时的额定粮税，每年仅以五千八百石输往贵州。这是因为夷地的赋税，原本就轻减。直到杨应龙出现后，才巧取民财，定为新法，名叫“等賨”。每亩田地，征收银数钱。起初还只是敛取钱财来招抚苗族，后来甚至夺取土地来供养苗族，致使赋税制度荡然无存。如今既已改土归流，自然应当纯用汉法来定田赋。应当责成新任的道、府官员亲自率领州县官员，划定疆界，沿着山丘、踏遍田亩，逐一丈量，分为等级，造册呈报，以此确定赋税制度。只是额定粮税的轻重，四川没有固定的规矩。查考克平九丝时，丈量田地，分别上、中、下三等，每亩上田征四升，中田征三升，下田征二升。现在适宜仿照此法来清理播州田地。播州土地山水混杂，不止三等，还有上上、下下等差别。应当逐项分析，最上等的田一亩可抵上田几亩，最下等的田几亩可抵下田一亩，这等待临时斟酌确定，难以预先估计。丈量完毕，总计田地有多少，粮税有多少，征收实物多少，折银多少，等候两年之后开始征税。除去足够支付一年夏秋两税、银两、力役、差徭及一切杂费外，余下的解送布政使司，作为边防军饷支用。那些负责丈量的官员，如果能执法不阿，精确核算无误，事情办完后从重优厚提拔。如果乘机作弊，委派的人不称职的，由兵备道不时参奏呈报，以便追究处理。这样赋税一旦清理清楚，公私双方都受益。恭候圣裁。

一、关于限制田制：播州旧民，自从逆酋杨应龙屠杀之后，大军征讨之余，仅存的只有十之一二罢了。遗弃的田地，大多没有主人。只是册籍不存，疆界无法考证。恢复产业的百姓，往往凭空侵占，原本少的报多，原本贫瘠的报肥沃，甚至一人占田一二千亩。还有异省流民，假冒播州籍贯而企图占田的。大王的军队，慰问百姓，讨伐罪人，罪人既已抓获，幸存的百姓，自然应当抚恤。然而无知的小民，哪有满足的时候。如果任由他们侵占，而不加以限制，不仅诉讼纷扰，徒增事端，恐怕将来田地多而人口少，不能形成府县的规模。况且自从杨应龙掌权以来，予夺任意，生杀自由，强凌弱，众暴寡，凡是产业丰厚、田地肥沃的，都是倚仗杨应龙的宠信，而鱼肉小民所得。这些人起初掌权，后来获罪，有的逃往他方，至今才出来；有的身为奏民，挑起事端酿成祸患；有的本人已死，家族已灭，而一两个远亲，还想继承产业。谁是罪魁祸首，导致如此纷扰，最终让朝廷出动二十万大军，耗费百万军饷，杀死数万人，才平定这片土地，却还让这些人窃据田产以自肥，即使杨应龙在地下也不服气。现在应当将播州旧民，号称杨保子的，查明确实是真正的，无论原产业肥沃贫瘠，每人给田三十亩，上中下等搭配均匀给予。如果一处全是上田或全是下田的，临时酌情给予。大致纯下田不得多过一百亩，纯上田不得少过二十亩。那些原本不是播州百姓的，一定不能说杨保子的话，也容易辨别。不问他们是否曾寄居，都不得妄认。这样欺诈就不能施行，争竞可以平息。至于遗留的无主民田，应当另行招人承种，纳粮当差。杨应龙的官庄以及杨兆龙、田一鹏、何汉良等被擒斩的有名头人的庄田，全部没收归公，听任三省百姓愿意在播州落户的承种。那些领种的人，查照时值，量行缴纳，以充当下建立城池、衙门、驿站等费用。也定为限制，平民不过得五十亩，指挥、千户、百户不得过百亩。都在丈量时定粮定价，令不得挪移。州县官收到绝产价值，给付印契，登入循环簿，听任兵备道稽查转报，抚按查考。经手的官吏，如有侵吞，从重治罪。这样在确定经制之中，又得到充裕财用的意思。恭候圣裁。

一、关于设立学校：播州原有学校，宋元时期俊杰辈出，如冉从周、犹道、明白镇之流，都考中进士，闻名于朝廷。自从逆贼杨应龙禁锢文字，仇视儒生，以蒸煮烹杀为礼义，视剁肉成泥为名教，每自称为秦始皇，大概坑儒焚书以愚弄百姓，也略相似。他身为鲍鱼（比喻恶人），是有原因的。如今干戈既已停息，文教应当优先。只是新遭大军征讨，不仅士人废弛沮丧，而且物力也未充裕。如果纷纷建设，徒然放纵虚费，开启奔竞之门，对于弘扬文雅教化并无益处。现在按照府治纲纪，各邑实为风化之首。白田、黄平，旧有学官，修补也容易，只是师儒久缺罢了。应当在二府原学各补教授一员，增加训导二员，以联络生儒。至于博士弟子员，无论附郭外县，只要入学使之选拔者，四川新四县隶属白田学，贵州新四县隶属黄平学。待各县人文渐盛，物力稍宽，随后各自立学也不晚。真州既改为流官治理，其地方殷富，人物俊秀，也须建一学官，设一学正，以显示维新之化。学校既立，振铎有地，明以人伦，风以礼让。那些才能崛起者，足以备国家征辟之选，而移风易俗不难。不然，即使身披章服，手执简编，也足以潜消邪心，兴起善念。月磨岁渐，不知不觉间就化于礼让之内了。用华夏文化改变夷狄，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恭候圣裁。

译圣明的裁决

译一、恢复驿站。播州各驿站，自从逆贼闭关据守，驿官不敢赴任，过往行人不敢通行，站户逃亡迁徙，馆舍沦为废墟，已有十几年了。如今地方平定，道路畅通，设立驿站，势在必然。查得播州旧辖松坎、桐梓、播川、永安、湘川、乌江、昌田、沙溪、仁水、湄潭、鳌溪、岑黄、白泥共十三座驿站，都位于四川、贵州的交通要道。所有各驿馆，应当分别命令领兵的千总、百总，会同现任驿丞，率领防兵，在当地采办水石，烧造灰瓦，趁时开工。所需的工匠役夫，也在兵丁中查寻有熟练技艺者直接拨用，不足者从附近州县征调。工食银米，计算从该边剩余军饷中支出。仍责成新设的府佐官一员，往来稽查督促，不许虚报钱粮，旷废时日。工程完工后造册上报。又查各驿夫马支应，以及官吏俸薪，旧例由上司供给。如今既改土归流，似乎应与内地驿站一样征派。但流民授田刚开始，难以立即买马服役。目前一切站银暂由官府出资办理。待里甲制度稍定，即行编派。至于夫马数额，应当根据交通繁忙或偏僻程度为准。湘川驿靠近县城，为四路最繁忙之地，应设马四十匹，夫八十名。松坎、桐梓、播川、永安四驿，地处要冲且道路险峻，应各设马三十匹，夫五十名。乌江、仁水、湄潭、岑黄、鳌溪、白泥各驿都较偏僻，应各设马二十匹，夫三十名。昌田、沙溪仅通往水西，较为偏僻，应各设马十匹，夫二十名。伏候圣裁。

一、修建城墙。既然设立了郡县，就必须有城墙，以便明确保障，防备意外。播州的一府一州四县，与黄平的一府四县，都应当建城。城墙宜用石头，石头少的地方用砖代替。其兵备道、总兵府以及府、卫、州、县衙门公署，仓廒、库狱、城隍庙、演武场，以及两府一州儒学文庙的殿宇、厢房、斋舍等项，都应当依次修建。而各官刚到地方，安身最为紧急，衙舍的建造，尤其应当首先筹划。一切应用木石、砖瓦、灰钉各若干，工匠、兵夫各若干，应支帑廪钱谷各若干，分委督工员役各若干，城墙高宽丈尺若干，城楼、城门、敌台、垛口若干，衙门、仓库、庙学房舍殿宇若干，都应当由兵备道督同各府、州、县正官，选委勤勉明干的佐贰、首领、杂职等官，带领工匠估勘，务必周详呈报抚按衙门。在可动用的银两中，应当购买的购买，应当召集的召集，限期开工，多方稽查督促。大约城墙以二十九年二月内开工，限年终落成，其余各项依次修建。其中员役有怠惰的，钱粮有亏空的，工力有草率的，都应当由该道参详拿究。事竣之日，造册报抚按衙门奏缴。这样险要之地可资利用，防御有所依靠。伏候圣裁。

一、顺应夷情。播地都是夷人。大军之后，为贼效力者，夷人根基已被铲除，已无遗种。现在存在的，叫做各司土官，叫做七姓奏民，叫做投降夷目，都应当妥善安置。但其中情况不同，也应当分别对待。如八司：播州、真州、白泥、余庆、草塘、黄平、重安、容山，内有安抚使二员，长官六员。又一司瓮水，原无印信，也称长官。又有宣慰同知罗氏，这些都有世袭官号，与播州同时建立的。播州长官王积仁，因依附播州被擒献俘，这应当与杨氏一同消灭，不必多言。真州依附播州多年，綦江被破时，助兵三百，众所周知。同知罗氏与江外五司，首先挑起事端，招怨速祸，且上奏改流，致使激起应龙之怒，殃及坟墓，流祸邻封，导致今日之事，海内震动，流血千里，那么这些司就是罪魁祸首。所以说真州应当治其依附播州之罪，而江外诸司，应当以挑起事端为由断绝关系，并非没有原因。但王道如天，惩罚宜轻，奖赏宜重。真州在进兵之初，率先归附，正副长官，各以千人从军。江外诸司，各招兵聚义，充当黔楚向导。这些人即使不足以决定轻重，但一念诚心，自应酌情酬谢。合将真州正长官即为该州土同知，副长官即为该州土判官。江外诸司的安抚使与正长官，即为该县土县丞，副长官即为土主簿。同知罗氏任新府土知事。荒远之地应当以夷汉法律参合治理，给予官职以便羁縻。不然的话，安南之事可鉴。这就略去其大罪，记录其微功，且让那些戴头巾、穿毛皮的人，居然跻身于衣冠文物之列。诸夷何其有幸。此外尚有投降夷目，原非长官，本无冠带，但赏格曾点名开谕，他们就先事归诚，也应当稍示眷顾酬谢，以明恩信。如上赤水里头目袁年，父遭酷祸，投降最早，宜授以所镇抚职衔。下赤水里、头目袁鍪、仁怀里、头目王继先、安罗二村、头目罗国明、罗国显、安銮，以上五名，在王继先临时观望，在袁鍪等人兵进方才投降，即使待以不死，也是正法。但他们返邪归正，自宜酌情酬谢，应各授以冠带总旗。诸人的田产，只将本身的照册拨给。应纳税粮，通附州县官

译安置于上等户籍。其余乡里百姓，都令其附入户籍，缴纳粮税，承担差役，不许再仍以“家人”为名，肆意横行霸占。违者追究他们之前的罪责。至于那七姓奏请的平民，起初助长杨氏的恶行，后来又倾覆杨氏的家族，尤为祸乱的根源，天下人都憎恨他们。但逆贼造反，罪大恶极，自然难以让余波牵连他人。除在军前作恶、有显著证据、正在审讯定罪的人，依照法律定罪外，其余一概不论，全都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仍沿袭旧习，豪强横行，危害百姓，由该道官员直接逮捕审讯处置。以后各地百姓也不得借指以前的事端，将已受处分的人视为播目、播民进行控告陷害，从而挑起事端。官府也不得受理，违者一并治罪。恭候圣上裁决。

译一、端正疆域。播州土地东北与三省相连，各县、卫所各有明确的边界，不容混淆。西南左侧连接水西，右侧逼近永宁，虽然边界犬牙交错，未能整齐划一，但划分疆土，自有沿袭下来的界限。只是夷人习性如犬羊，互相争强好胜，强盛时便侵凌他人，衰弱时便遭到削减，甚至出现一块土地被甲乙两家共同管辖，一个人同时侍奉齐楚两家的情况。例如儒溪、沙溪、水烟、天旺等地，都是播州五十四里的辖区，现有黄册可以考证；缉麻山、李博垭、仁怀、石宝、瓮平等处，也都是播州的世袭产业。只因为早年杨氏势力衰微时，曾被永宁、水西侵占。后来杨应龙掌权，率兵攻打，恢复了旧业，各边地的头目也已经承担粮马赋税，双方共同维持。这在土司制度下或许可以容忍，如今既然改土归流，自然应当各自恢复原状，怎么还能混淆界限、争夺占领呢？于是水西只求清查，如今这两家土司竟然发展到叛乱灭亡的地步，永宁却屡次进行侵扰，并且动不动就提出瓜分土地的说法。不知道朝廷赏格中所谓的“瓜分”，是指不动用朝廷的兵马钱粮，土司能凭义举自行夺取。如今兵粮的费用，骚扰遍及全国，土司出兵一旅，不过像背上的毛、腹下的绒毛一样微不足道，朝廷还多发放本折银两，优厚地议叙记录功劳，这又哪里亏欠了他们？却还垂涎土地，那么这一番巨大的劳苦和耗费，仅仅是为了替土司经营家产吗？土官如果明白大义，必定能引咎自裁。只是那些边隅的头目把总，往往蒙蔽上级、徇私舞弊，希望扩大自己的产业。如果现在不查明，将来难免生出事端。应当由播州所属的道员会同邻近的道员，清查一切相邻的地方，原来属于播州的归播州，原来属于永宁、水西的归奢氏、安氏两家，刻石立碑，永远遵守。那些邻边的头目把总，如果不安分守义，妄肆侵争，要重行追究治罪；如果牵累土官，一并参奏处理。因为朝廷讨伐暴乱、拯救百姓，原本不是为了利益。如果土地欲望没有止境，逐渐滋长不可遏制。况且杨氏的祸乱，只是因为下面骄纵恣肆而上面姑息纵容，于是酿成滔天的灾难。如今如果再苟且迁就，助长争夺、培养祸乱，不仅对地方不利，也不是土司的福分。伏请圣裁。

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二十三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二十四

华亭陈子龙卧子、徐孚远闇公、宋征璧上木、周立勋勒占夕选辑

夏完愚民古参阅

李襄毅公平播全书二（疏、书）

李化龙

疏

播州地界疏

题为：播州边界多年来相持不下，微臣义不容辞，恳请圣明早日赐下决断。这是襄毅公从蜀中停止扫帚（指停止军事行动）后，在河□时所上的奏疏，旨在避免纠缠不清，以安定地方。臣最近看到邸报，四川按察使李时华因安顺臣之事，论列先后参与此事的各位大臣，臣读他的奏疏，觉得他对新疆的补益不小。只是关于边界之事，似乎双方持不同意见，尚未统一。播州的地界，是臣所确定的；清理疆界，是臣所建议的。然而自从臣忧归以来，已经五年了，至今没有定论，臣怎么能默默无言呢？如今清理播州边界所牵涉的，是永宁、水西两家土司。这两家土司的事，都城的议论，往往与地方情况不同。大概是因为赏格中有瓜分土地的说法，这两家土司是平定播州的参与者，所以常常把赏功和清界合并来说。不知道这自在臣原题善后疏中已有说明，只是历年已久，人们不了解罢了。臣原题善后疏中“端正疆域”一款，有云：赏格所谓瓜分者，谓不动朝廷兵马钱粮，土司能建义自取之也。如今兵粮之费，骚及海内，土司一旅之师，不啻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犹且多支本折，优议叙录，此亦何负于彼？乃复垂涎土地。唐世讨叛藩者，时为邻镇求割，而于朝廷不益尺寸，是以叛易叛也。则此一番大劳大费，止为土司营家事乎？据此，则赏功自是赏功，清界自是清界，必两事不混，而后可以言二司之事。臣请先言永宁。夫永宁无难处也，臣记平播之初，永宁即具文申请，将仁怀、赤水、儒溪、瓮平、石宝、桃红村、安罗村、缉麻山、李博垭各地方赏给永宁，提调粮马，下南道参议刘一相也为之转文，且说这是他们的故土，应当给予，以免开衅。臣查儒溪等里，是播州五十四里之数，后虽被奢氏侵占，杨应龙在位时，仍恢复之。其头目如袁初、袁切等，皆两下任纳粮马。至于安罗、桃红等村，其头目罗国明、罗国显等，则都是从杨应龙巢穴中投出归降的。缉麻、李博等地，则是官军随处斩级报功取得的，记载在塘报中。因此逐一驳斥。过了很久，刘一相对臣说：“在军中不知来历如此，几乎误事了。”从此奢氏也具文认罪辩豁，说不敢有希望瓜分之意。其后河西一带，照旧属播州，都经过督臣王象干查核明白，处置已定，这没有再议的必要了。臣又记得臣临行时，刘安民有一疏条陈五六款，其中一款说永宁所求之地应当给予，臣认为这是被土司欺骗了，批行该道查议，未报而臣离去，大概是被刘一相等误了。当时如果按他的说法，从播州夺取，送给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