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八十九

译……罢了。臣私下观察我朝西北边防的处置，可谓周密。然而日久弊生，难免稍有松弛。况且如陕西河套，本是我国内境，建国之初在此设立东胜卫，以控制扼守此地。后来废弃而不守，致使河套的险要之地，被抛弃成为敌虏的巢穴。每年秋冬，敌虏就屯聚其间，成为我边疆的祸患。那宁夏地方，从花马池到灵州一带，地势平坦，城堡稀疏，边墙低薄，易于掏挖，壕堑狭浅，可以跨越而过。敌虏常常拥众从此处进入，肆意杀掠。我军没有险要可据，如果分兵防备，则担心人力单薄微弱；如果聚兵而不解散，则忧虑粮饷难以持续供给。致使一方骚动不安，八个郡县困顿疲敝，都是由此造成的。

以往提建议的人说，这是恢复祖宗故地的策略，并非迂阔，只是不可在没有根本保障的情况下仓促先行罢了。每当想要举用张仁愿筑受降城的旧例，重新守卫东胜，依托黄河作为坚固防线，连接宁夏、大同两镇，作为声援，这确实是上策。但考虑到事情体统重大，不敢轻易议论。

如今的计策，只有将前述的边墙加筑得高厚，壕堑挖掘得深阔，对外抵御敌虏寇盗，对内保卫耕牧，这是最紧急的事务。正德初年，陕西总制都御史杨一清条陈边务，要将延绥定边营以东的石涝池至宁夏横城三百里内的边墙加筑，已经由兵部题奏批复准许施行，动工筑墙，大约计算筑了四十里。恰逢该官员离任，工程未能完成。继任者畏事避嫌，没有人肯承担此事，因循至今，边患日益严重，陕西地方更加凋敝。将来的忧患，恐怕不止像今天这样罢了。

幸遇陛下天纵神武，正在励精图治，修举旧章，边防这样的大事，应当及时经理。况且陕西自从今年六月获胜以来，敌虏受到打击而畏惧，无暇深入为寇，地方稍得安宁，正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难得而易失的是时机，此时不行动，以后想行动，恐怕更难了。

议论的人多言边塞之地，风沙飘击，徐司马在神庙中年间议论在延镇起工扒沙，大概西边墙立起来之后，沙土壅积与墙平齐或高于墙，就失去险要了。所以西边并非不可筑墙，而是沙土不应当让它堆积。版筑之功，难成易坏。然而自正德初年至今二十多年，前述四十里的边墙，依然屹立如故，那么这种说法不足为信也就明白了。

兴事立功要以实心去做，能够极其坚固完整，自然可以耐久。如果像当时原议那样筑墙浚壕，高、广、深、阔都超过二丈，有敌台以便守御，有暖铺以便巡警，有小堡以相互协助，有墩台以备瞭望，处置精详，形势雄壮，选调劲兵，分布要害，敌虏畏惧忌惮，自然不敢侵逼。那些想要来送死的，仍像以前那样填壕挖墙，我军凭借高处，箭矢石块交下，他们的人马损伤必然很多，这是魏武帝、司马仲达的长算。敌虏进不得攻，退无所掠，其势必至奔溃，因而乘胜追击，没有不胜利的。

作为今日守边固圉的计策，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臣曾经询问西部人士，大家都认为便利，并且说有五利：凭借高处俯视低处，以逸待劳，士兵有全力来制服敌虏的疲敝，这是一；畜牧在野外，得以免受驱赶掠夺，每年增加孳息，边民富实，这是二；如今边境缺乏马匹，墙建成则步兵守卫，酌情减少骑兵，减少刍秣的繁杂，免除追赔的累赘，这是三；宁夏地方，大小盐池，每年的盐税常常担心不足，因为守臣担心敌虏不时侵扰，捞取则恐怕惹事而有罪责，招引商人又多畏惧而不来，墙建成则得以按时捞取，商贾流通，盐税充足丰裕，军费更加宽裕，这是四；广开屯田，安心耕种收获，每年收获粮食，以辅助军需，逐渐节省转运输送，宽缓内地郡县的力量，这是五。

议论的人不考察这些，反而以劳民费财为言。曾不想陕西各郡，连年供给边饷，运送粮草，千里不绝，劳费何可胜言。一遇敌虏贼寇入套，声息稍紧，边臣奏请开卖盐引，以及动用官库银两，动辄数十万。如今筑墙仅三百里，先前原拟的人夫口粮等费用，只合银十六万两有奇，再加上其他杂用，总计不过二十万罢了。墙建成之后，使敌虏不敢入套，边疆没有骚扰之患，内地有休养生息之时，计算每年所节省的，比起筑墙的费用何止数倍。所谓一劳久逸，暂时耗费永久安宁，比较其利害多寡，也显然易见。

只是担心边臣偷安，过于畏慎，自生疑阻。这在于圣心独断，委任责成，然后流言不行，人才肯任事罢了。如果蒙皇上俯察愚臣之言，乞请敕令兵部查照先年题奏批复的事理，以及臣僚中有建言及此者，参详议处上报。敕令陕西提督边务大臣，会同彼处巡抚都御史亲赴前述地方，相度整理。其所用银两在太仓动支一二十万，如果不敷，或酌情开卖盐引，或支取陕西布政司无碍官银接济。选派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分守、守备等官，分别督理其役，务必令其十分坚固，不许苟且塞责。春夏兴工，秋冬辍役，一两年间可以完成此事。如此则边防永固，敌虏收敛止息。等到数年之后，我国的财力稍充，士马足用，即使恢复城东胜以收复河套，也可以做到了。

译○ 效法祖宗恢复旧制以端正治国根本的奏疏【勤召对】

君臣同心是太平治世的基础，所以这部书集中记载了圣祖、成祖朝名臣受礼遇之事以及应制之作，这与贞山的论述相合。臣恭见太祖高皇帝御制《大诰》，以“君臣同游”作为篇首，臣每次诵读，无不暗自赞叹圣虑的深远。大概自古祸乱的根源，往往产生于壅塞蔽障，而壅塞蔽障的危害，常起因于上下不交通。我圣祖制定典章训诫，以昭示万世，从“君臣同游”这一句话开始，正是为了沟通上下之情而杜绝壅塞蔽障之害，其为子孙后代谋划可谓至极。臣听说天下的形势如同一个身体，必须气血周流而没有滞碍，身体才能强健；譬如一个家庭，必须骨肉和睦而有恩义，家庭才能安康。古代善于治理的人，总是把通达下情作为首要任务。君臣之间每日相接见，不仅仅是三代盛德之主如此，从汉唐以下也都是这样。没有像近代这样隔绝不通的严重情况。现在必须首先去除这种弊端，时常延纳臣下，在言论举止间也可以亲自观察，这正是明察之事，不仅仅是宽仁大度。然后天下事务才可以顺理成章。否则，即使兴利除害，日不暇给，也是暂时得到最终失去，看不到有什么益处。仰惟我圣祖创业垂统，正名定分，在君臣之礼上极其严格。然而接待臣下，延纳群情，曾无片刻间断。当时派遣将领出征，都是当面面授机宜，帷幄中的亲信大臣，如刘基、宋濂等人，每日侍奉左右；远方低微官员、布衣儒生，都蒙受引见对答，甚至服役于官府的百姓，也因言事而直达御前。此后如太宗、仁宗、宣宗，都遵守并实行这一制度。一时之间，三杨、蹇义、夏原吉等人，承颜接膝，议论往复，如同家人父子。所以上下交相信任，达到极致的治世。朝廷政权，自然不至于旁落或下移。臣听故老说，近代的朝仪，起自英宗，因年幼即位，未能亲自决断万机，当时诸臣，苟且采取权宜之计，常朝奏事，限定起数，隔日预定，春坊本拟旨意发落，其余政事，都等朝退后具疏封进。沿袭至今，遂成为惯例。每日常朝，诸司引奏，都是琐碎事务，官员谢恩见辞，顷刻而退。此外君臣不再相接，情意壅塞而不通，弊端由此开启，天下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等到英宗从南宫复辟，开始亲理政事，大臣如李贤、王翱，特别被顾问。近孝宗晚年，也多次召见刘大夏、戴珊等人议事。然而仍然未能完全恢复旧制。这似乎是等待今日来做的。陛下以圣神之资御极，总揽权纲，厘革弊政，慨然想要将一世提升到三代的隆盛，这是非常盛大的心愿。然而图治的人，必须端正其根本，如同治病的人，应当探究其根源。如今根本受病之地，正在上下之情不通，所以臣的愚见认为，必须首先去除这种弊端，然后天下事务才可以顺理成章。臣谨按《大明会典》内所载朝仪，华盖、谨身、武英等殿，都可以朝见奏事，又说凡朝退闲居及行幸之处，文职三品、武职二品以上，以及勋旧文学之臣，赐坐。由此可知，内殿是君臣常相交接的地方，而凡是乘舆所在，臣子也可以侍从。又按御制《五伦书》及先辈名臣所著《圣谕录》等书，往往记载当时顾问应对的话语，旧典非常明确，可以作为依据。伏愿陛下遵行太祖的远谋，继承列圣的成法，彻底铲除数十年的弊端，以恢复旧规。每日视朝罢退，在便殿接见群臣。凡政事重大的，有关部门预先上奏，到当日仍据其本末委曲详细陈述，大臣在旁，皇上与他们熟议可否，亲自裁决。事毕之后，泛问当世之务，人材贤否，军民利病，都可以言说。侍从、台谏，轮流奏事，或许允许非时请对。抚按方面等官及诸边将领，廷辞入谢，都引见赐食，询问便宜措施。其余外服庶僚，凡因事而至者，突然召见一二而询问，得以周知民间之疾苦。至于讲学一事，关系尤其重大。如今经筵每月只有三次，寒暑又都间歇。只有日讲最为亲近，然而接对不过片刻，情意尚未完全沟通。乞请像洪熙年间开弘文阁的旧例，精选天下博闻有道之士数人，置于近侍，使更番入直。陛下听政之隙，辄造其间，从容下问，或讲经史，或论治道，亟养渐摩之久，自然有益圣德。如此则上下之情通，壅蔽之害去，天下事将无不可为者。即使三代之治，也可以由此恢复了。

○ 去除积弊以振作人材的奏疏【用人】

臣听说举贤不择途径，是古代的常道，我祖宗朝用人，起初未曾拘泥于一途。近代典选者，专守资格，偏狭固滞，坏尽人材，其弊端已非一日了。如今遇到陛下圣明，庶政日新，旧章渐复，海内延颈，想望太平，臣愚切认为致治没有比人材更优先的，而想要人材兴起，必须去除累年的积弊。冒昧举出数事来说明：其一，选用行取及奏保旌异之类，专重进士，贤才何往无之，岂独进士可用。现在

译由此途径做官的人，即使治理没有善政，上级仍然庇护扶持他们。如果那人不是进士出身，就会指摘他的瑕疵，动不动就加以压制。人们心中没有仰慕的对象，就不能有所勉励。我们既然轻视他们，他们难道不会自暴自弃吗？这等于驱使他们走向不善，让百姓遭受祸害。我认为举人、监生等出身的人，如果确实贤能，应当与进士一起选拔任用。近来言官提出建议，已经涉及这一点，但所论述的仅限于远方，我还嫌其不够广泛。况且庸人拘泥于习见，往往议论说这迂阔难行。如果不确立为定法，经常切实申明，空有言论而没有实际作为，是没有益处的。我担心执行的人不到位，只是取一两个人来应付旧例，终究无法起到激励劝勉的作用。

其二，教职过去备受重视，名臣多出自其中。近来这一选拔日益轻视，有志之士大多不屑就任，像年老昏庸的人，十中占七八，教化无法推行，人才日益败坏。我听说正统、天顺年间，岁贡生还偶尔授予京官职位。现在即使是举人出身的教官，被征召入京的，也仅千万分之一二。如果是进士告老就任此官，实在是不得已，而吏部遇到他们升迁调任，按例不把他们安排在重要职位上。儒官本就落寞，人们难以忍受，又加以挫抑，谁还愿意做这个官呢？我认为这些人如果教学有成效，应当优厚地提拔以示鼓励。即使是岁贡出身，只要不滥竽充数，也应当偶尔提拔其中特别优秀的人，破格任用，使他们知道奋发激昂，并且以此警戒世上玩忽职守的人。适当增加他们的俸禄，使他们能够保持廉洁。巡抚、巡按、布政使、按察使，务必优待他们，免除跪拜之礼，讲书时务必让他们预先就座。并且用这个意思告诫提学官，让他们带头实行。岁贡生除了遵照近例严格考选外，仍恢复旧规：府学一年贡二人，州学二年三人，县学一年一人，全部命令入国子监读书。就从其中选拔教职。这些人之所以年老昏庸，正是由于贡期间隔太远，岁月消磨，逐渐衰颓的缘故。现在实行这个方法，不仅使淹滞不振的人得以进入太学观光，而且年力尚壮的人也能及时发挥作用。这个方法如果实行，所提拔的人才就多了。

其三，各王府长史、纪善、教授等官，过去都由儒学硕彦充任。像杨士奇、周忱，由此得到大用。自他们以后的名臣还很多。现在则按例任用庸碌无能的人，终身不升迁，如同被废锢一样。因此宗室中屡次有放纵违法的人。汉代诸王骄横放纵，全靠国相制约，这是因为辅导官不称职且权力轻的缘故。我请求从今以后，遇到空缺，都选拔有学问品行的人担任。任期届满，一体升迁。平民家有子弟，尚且为他们寻求良师，何况在皇族，能不择人辅佐吗？况且按年资劳绩叙进，是仕途的常理，哪有始终只做一个官的道理。这些人的怨恨不值得吝惜，而让朝廷有厌薄宗室的意思，难道是用来厚待根本、劝勉亲亲之道吗？

其四，边疆州郡，如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地，混杂蛮夷，容易动乱难以安定。长官的选拔比内地更应当谨慎。现在有愿意就任远方的惯例，那些人大概都是日暮途穷，苟且图谋利禄罢了。上级为什么顺从他们的欲望呢？又凡是外官考察，才力不及的，都调往远省。这是轻视那里的百姓，让不贤的人治理他们。如果说想要惩戒那些人，使他们知道策励，那么贬降官职就可以了，何必调往远方呢？这些地方，不幸有抗拒教化的人，兴师动众转运粮饷，耗费巨大。外官任职不宜太近，太近便于经营家业；也不宜太远，太远难以体察风俗。哪里比得上精心挑选良吏，以适合当地风俗的人担任，厚给俸禄，优厚提拔，使安抚百姓的政绩更好呢？

其五，盐法、马政，是国家的大事，不是廉洁干练、强力的人，无法胜任。现在太仆寺、苑马寺、盐运司等官，铨选部门很轻视这一选拔，而士大夫尤其不愿意担任。担任而能自我振拔的，大概没有几个人。近来朝廷正商议疏通盐法，修明马政，然而不择其人而只改变其法，还是没有益处。天下的事，哪一件不是臣子应当做的？挑选华美的职位，选择重要的岗位，每天畏惧繁剧，这是不忠的大罪。这种风气难道可以助长吗？

以上这几项，都是积年已久的弊病，最有害于政事的。请求敕令吏部全部改革，洗刷偏狭固滞的习气，施展鼓舞振作的权力。不过几年，其效果必将显著可观。其他用人方面，切合时宜的方法，我愚昧地陈述一点浅见，在后面条陈四件事。

译计开

一、长久任用使臣。听说《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罢免或提升贤愚之人。”我朝效法古代制定法律，内外官员，都经历九年，考核其功过，以此作为升降的依据。后来稍微改变了旧制，然而弘治以前，做官的人也多经历两次考核才升迁。自从逆贼刘瑾窃弄权柄，开始毁坏旧章，内外官员，调动频繁，人们都想快速升迁，因而因循苟且、草率简略，混日子盼望升迁。即使有人提出建议，也大多不予深究。新旧交替之间，奸邪弊病因此产生。主管选官的人也曾议论过此事，然而立法不公平。比如认为知府、知州应当长久任职，似乎是对的。那么布政使、按察使两司以及府、州的佐贰官，又有什么功劳而年年递次升迁呢？况且官做到布政使、按察使也已经尊贵了，他们的志向也可以施行了，稍微让他们任职时间长一些，也不算很委屈，何必没满任期就调动，来滋生侥幸，劳逸不均，快慢迥异，人心不服，阻碍难行。现在想要实行这个制度，必须内从部院监司，外从藩司郡县一概施行。纵然不能完全恢复九年的制度，也一定要像弘治以前那样实际经历六年。那些贤能卓越的人，与其逐级快速升迁，不如长久任职后特别提拔。比如知府升任布政使、副使，或者升任四品京官；按察使直接升任副都御史、侍郎；布政使直接升任侍郎，或者尚书。凡是京官在任期内，曾经担任过知州、知县的人，从优录用。这样大概彼此适宜均衡，大小官员都竞相勤勉，人们各自在事功上奋发，不敢希冀侥幸进身。民生安定而士风淳厚了。

一、慎重考察。我曾经看到已故大学士丘浚所著《大学衍义补》中论述考察的弊端，最为明确切中要害。丘浚的话大略说：“本朝三年一次朝觐，天下司府州县，各携带须知文册来朝，六部都察院进行查核，以及所办理的事务，有未完成的，当廷弹劾奏报以实行升降。近来因为选调积压滞涩，设法疏通，就凭巡按御史开具揭帖，不再核查实际事迹。设立老病、罢软、贪酷、素行不谨等名目来罢黜他们。这大大违背了祖宗的初衷。按照旧制，官员给由到部，考核为平常，以及不称职的人，也都复任，必须等到九年三次考核，然后才罢黜降级。那些因事降职除名的人，也允许申辩。他们爱惜人才而不轻易抛弃，就是这样。那些是什么人，设立这些名目，加上空泛的文字，怎么能让人心服呢？”我按丘浚这话，深深切中近世考察的弊端。现在天下所造的须知文册，只是空文，部院虽然有时查核，也不过是虚应故事。即使设立这些名目，也应当寻找实事来充实它，才不至于没有依据。前述不谨等名目，实行已久，确实难以突然改变。然而以祖宗的良法美意，那些狂妄庸碌的人一朝就改变了它，如同翻手掌一样容易，何况这些弊法，如果想要改革，又有什么难的呢？至于所谓的考语，大抵是骈四俪六、模棱两可难以辨别的言辞。古代的圣贤，尚且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一个人，现在寥寥数语，想要穷尽每个人的情状，难啊。况且未必完全公正呢。如果说官吏的贤否，吏部所知有限，不得不托付给巡按，也应当让他们明确记载事迹。如古人所说，某人是廉吏，有某事可知其廉；某人是能吏，有某事可知其能。仍然计算他们所开报的虚实多寡，以此作为巡按的优劣评定，那么大家都知所警戒畏惧，不敢凭喜怒私心，上下其手。使公道昭明，升降公允，贤者不至于失官，而不肖者也没有苟且容身之地，这对国家的益处就大了。

一、淘汰冗官。我认为官员的冗杂，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一件事设置一个官，几个人管理一件事。况且台省藩司，布满充满，而国家每推行一件事，就议论另外设置官员。那么那些在位的人，只是坐着吃闲饭罢了。为政在于人，不在于多寡，如果贤能自然可以兼理，不然即使多又有什么用处。大抵添设一个官，只是为吏胥等人，开一个骗钱的局，其实对百姓没有丝毫益处。现在天下额外剩员，到处充斥，越接近百姓的，其害越甚。至于布按两司，设置官员尤其过多。他们巡历的地名，有时一起到达，有时先后纷至沓来，有司政事，被送往迎来所耽误，民间财力，被供应所困顿。况且这些官员，贤者所到之处对地方有益，不贤者只取具公文，苟且塞责。比如清军，是最为重要的事，现在不过委派属官，将前任官员已经清查过的，重新抄录一遍造册了事罢了。行伍没有增加，里甲年年受累。又他们的巡历，只限于冲要地方，使公私劳费，那些偏僻州县，有时经年不到，官吏放纵，没有人能奈何他们。劳逸苦乐，非常不均。现在做抚按的，只知道督促两司出巡，足以禁制守令的贪暴，不知道过多为害如此。从前唐代姚崇说选择十道按察使，担心得不到合适的人。举天下才十个人，尚且觉得难，何况现在多几倍呢？我听说旧制只是佥事分巡，其余都坐司管事。由现在看，两司官紧要的，布政司则管粮，按察司则提学兵备罢了。然而兵备的设置，也似乎过多，只是有可推托的说辞，说是为保障地方计。至于词讼既有分巡，钱粮有官督理，那么分守的官，大概是虚设。其他一件事，分属几个人做的也有。至于京官，尤其过冗，大率在

译各部官员过于清闲安逸，专职管理的官员没有提出明确的建议。臣认为，京官减少，俸禄就可以削减，以缓解国家财政压力；外官减少，供给费用就可以减少，以厚待百姓生计。恳请皇帝命令吏部全面查考，凡是不属于紧要职位的，酌情裁撤。节省一分，就有一分的好处。否则，就像十只羊有九个牧人，只会徒增烦扰。官员越多，事务就越混乱，想要天下大治就难了。

译一、关于增设科目的建议

本朝以经学取士，名目最为正统。然而士人专攻一经，无暇兼顾其他；一旦考中科举，便弃置经学不再过问。偶尔有人从事古学研究，也因精力分散于文书簿籍，志向被进取之心所夺，自然无法专心攻治。这不仅导致文辞粗陋，而且议论见识也远远不及前人。科举之法实行了一百六十年，而人才终究愧对千古，原因就在于此。况且天下本来就有高明洒脱的人才，不能迎合主管部门的刻板标准，因此科举选拔之外，并非没有遗漏的人才。前代选拔人才，不局限于单一途径，除了明经、进士之外，还有制科。虽然途径看似繁杂，但能够激励豪杰俊才，搜罗遗逸之士。祖宗朝也有贤良方正、怀才抱德、经明行修等科目。臣愚昧地请求仿照此意，特设一科以等待非常之才，必定要博通经史，兼擅文辞，通晓治国之道的人，无论有官职或无官职都可以应试。每隔几年举行一次，每次录取不过数人。优秀者储存在皇帝近侧，次一等的分派到各官署。先前已有官职的人则依次晋升。这样，天下的士人就会争相奋起，即使已经做官的人也不会荒废学业，不再有专攻一经的陋习了。

臣又听说，人各有能，也各有不能。现在天下本来就有研习兵书、精通术数，但案牍文书不是其长处的人；又有沉毅勇敢之人，胸中明白却无法写于纸上的人。这类人做官没有门路，心中常常自负，每当有战事警报，就想着参与其中。即使一无所成，也能引发祸端。唐朝的黄巢、王仙芝，宋朝的张元、吴昊，都是因为流落不遇，于是陷入凶逆，其事可以作为鉴戒。大抵人有才气而不得施展，其末流会走到什么地步呢？如果驾驭得法，那么狡猾奸诈之人也都可以驱使。请求命令各地官府，凡是各类人中不习科举而才艺可称道的，允许他们推荐上报，量才试用。其中有了解边情、精通武略、体力骑射过人者，或编入京营，或送往各边随军效力。这样既以收拾遗漏的人才，以备缓急之用，又可以暗中遏制祸变，消解奸雄。至于荐举的途径，近来也稍显狭窄。请求命令文武官员，凡到任后各自推荐一人作为自己的替代者，以及查复洪武十五年朝觐官员各自推荐所知一人、正统年间方面知府有缺时在京三品以上官员保荐的事例，斟酌举行。这样或许能够广开朝廷的耳目，辅助选拔官员的明察，这或许是补偏救弊的一条途径。

○弹劾太监阎洪疏【马政】

臣等奉敕清查各马牛等房的牲畜，会同御马监太监张鼎以及户部分管委官，亲自前往各仓场，将现有的马、牛、驼、驴逐一查验。膘壮堪用的留存，其余拣选不堪用的，依照户部题奉钦准的事理，就送交本部与兵部，分发给军民操练备战、耕种田间。准兵部车驾清吏司手本，该御马监太监阎洪等题称：在外埧上等各马房，马匹中有曾经御用、驮过金鞍、赏赐名选记、披甲成对等项的；内有患病倒死的，尚且具奏埋葬；牛有耕田挤乳的，驴头以及瞎瘸马匹，听候圣驾冬节茶饭取用。如果一概给军队骑操，恐怕内外马匹印号相杂，真伪无别。乞求只按数过实在数目，会计料草，其点退马匹，免行送部等因到臣。

臣等查看，马房的设立，始于永乐年间。当时司牧得人，畜产蕃息，确实有助于军国之用。自从法令久行弊病滋生，人情玩忽懈怠，虚增数目，冒破钱粮，积有岁年，浩无纪极。兹遇圣明在上，深欲节省虚费以资实用，特敕臣等清查。臣等点视之际，酌量情法，再三详审，定其去留。据该管官旗人等重甘结状，见在马匹数内，并无前项驮鞍披甲等名目。其马匹春冬二季倒死的，送光禄寺；夏秋二季，付马户开剥皮张，送顺义等县贮库，亦无埋瘗事例。所有耕籍挤乳牛只，并马驼堪备取用者，俱已量为存留。其饿损矮小、老癞瘸者，方行拣退送部。

今太监阎洪题称一概给散骑操，恐内外马匹印号相杂，思得臣等初奉明旨，因恐马牛旧印模糊，是以奏请再印。比及点视各项头畜，除三岁新俵马驹外，其余有印者，仅千百之一二，亦多细浅不真。臣等据该监造报文册内，开环吉三尖等字号，逐一分别荡烙。其拣退者，止是剪记骔尾，原无印号，又何相杂之有？

切照阎洪系该监掌印官吏，司牧政亦既有年，马匹在外，印号不明，漫无稽查。既不能及时奏请处置，使奸弊日滋，迨臣等拣退，乃复假此为辞，希望存留，其敢为欺罔亦甚矣。

洪又称此时马匹数少，若复加拣退，厩牧将无孑遗，是又为危言以动圣听，冀其所请之必行也。夫腾驹考牧，贵在精良。若多留恶马，适足为同群之累。譬如治田者，不先去狼莠而望嘉谷之蕃，乌可得哉？况见在马匹，不下数千，使司其事者，能加意饲养，假以数年，自可渐至蕃息。

译如今竟然想要留下这些瘦弱病残的牲畜，指望它们繁殖生长，以壮大国家的畜群，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内官局监管钱粮，其中不可查核、坐吃空饷的人很多，所以不肯清理淘汰。阎洪的用心，实在是担心马匹被拣选淘汰后，草料也会随之节省。既然分摊的数额减少，那么侵吞克扣的利益必然微薄。他指望今天多留存这些马匹，正是为了日后冒领开销的余地。

仰承皇帝敕谕说，各地输纳的钱粮都是百姓膏血之余，官府没有实际用途，利益归于奸贪之人，积弊已深，实在令人痛惜。臣等诵读至此，私下赞叹圣上鉴察高明，洞察奸弊。阎洪虽有言论，又怎能迷惑圣听，使国家耗费有用的钱财，去供养无益的东西，从而严重成为民生国计的蛀虫呢？

然而，阎洪巧饰虚词，万一朝廷误信了他，那么侵吞渔利之徒，因此得利，仍然沿袭旧习，将来会更加肆无忌惮，其危害岂可胜言。臣等私下担心，圣上节约财用、富裕百姓的至意，反而被奸邪之人阻挠败坏，而已经施行的明旨，将于是成为空话，又怎么能使当今信服、流传后世呢？

臣等责任所在，不敢缄默，恳请皇帝敕令户部、兵部仍照前旨施行。那些马匹，除了供给骑兵操练外，有十分老瘦、患有疮瘸的，既然难以供应膳食，又不堪军人骑乘，可否连同牛驴，都听任该部酌情处置，酌情变卖，将银两收贮，以备购买马匹等项支用。

仍恳请皇帝叮咛告诫阎洪安静守法，不要轻信下属的挑拨离间，以共同成就充实国家、爱惜百姓的举措。这样法令得以施行，积弊可以革除，而臣等也能得以奉行敕旨，稍微免于失职的罪过了。

译○关于陈马房事宜的奏疏【马政】

先生所陈述奏报的内容都练达详明，竟因直言而触怒中秘，被改为省臣；省臣出任县令后，又因意见不合而离去。

臣等奉敕令清查坝上等马、牛、羊房及牲畜，会同原差太监张鼎，以及户部分管委官、主事贾璘等人，亲自前往各仓场，行文通知该管官员和旗人，将现有的牲畜，如实分别毛色、齿口，立即记录来历，开具清单上报，共同逐一查验。除了拣选退下不能使用的，已经多次经户部、兵部题奏奉旨批准变卖，并分给皇城四门等处用于摆队应用外，现在实际存在的马、驼、驴、骡、牛、羊以及驹犊共计三千九百七十七匹头只。查得嘉靖六年，在未奉明旨清查以前，户部原会派各仓场的料草、大麦、豌豆、黑豆等饲料共计一十八万二千一百九十石，草四百九十六万三千束。如今臣等查点各项牲畜都有实数。总计一年，该用饲料三万九千三百一十五石七斗八升，草九十万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起原数，该减饲料一十四万二千八百七十四石二斗二升，草四百六万一千四百十六束。已经造册奏缴，以及造青册送凭会计。所据内外官员虚增妄报、滥冒侵欺的情弊显然，论法都难以轻纵。因屡次奉敕旨，都免予查究外，臣等认为自设立马房以来，至今百数十年，耗费侵吞，不知有多少。根深蒂固，势大权重，莫敢谁何。中间虽然一度清查，旋即又被阻挠破坏。如今遇到圣明君主在位，正励精图治，虚心纳谏，不再有往日掣肘的祸患。所以臣等蒙受任使，得以粗略效尽愚诚，勉力完成此事。但目前弊端虽已稍除，而将来的忧虑未能预料。如果不深思远虑，确立经常一定之法，这是堵塞水流而不治理源头，岂是久安之道呢？查得弘治年间，给事中许天锡等清查事毕，曾条陈十四件事，该部题覆准行。不幸正德初年被权奸阻挠，未能实行完毕。臣等今据所奏参酌时宜，谨陈十事上渎圣听，乞请下该部看议采纳施行。

计开：

一、核查实数。臣等私下认为，畜养马匹是为了资助军国之用，乃是为了卫护百姓，而不是为了祸害百姓。如今各马房输纳的钱粮，都是小民膏血之余，而典牧官员任意侵欺，浪费无极。计算一匹马豢养的资财，何止破费中产人家十家的财产。这是因为会派不核查实数，发放支取全由内臣决定，所以弊端至此。乞请敕令该部通行各马房经手官员，将臣等这次查过的实在牲畜，逐一开写毛色、口齿、印记、来历，置立文簿，送部用印钤记，付该管委官收掌。遇有孳生、倒死，以及该监取回发下等项马匹，养马官旗先行呈报。委官验过，以及报本仓，附簿明白，方准收除。各官攒每月赴部注销之日，就将收除实数，呈报巡清科道官。其草料每月或五日，或十日一次，委官亲自下仓，眼同内外官员，明白放支。候至年终，科道官会同委官，亲诣各仓场，通行查点造册送部，以凭会计钱粮。这样实数有核查，宿弊可革除，贪冒之徒，无从而上下其手了。

一、节省虚费。臣认为，引重致远，是马牛的常性。如今所畜养的，老死槽枥，徒费豢养，而无一日之用。然而使所支取的刍料，尽为马食，还罢了。顾念钱粮的糜费不计其数，而马牛的耗损更甚。一举而两失，岂不更可惜吗？访得各马房马有支料八升，牛有支料一斗及草二束的，以一马牛而兼数马牛之食，诚为浪费，皆由内外官员假此多支，以为侵克之资耳。臣等查照该部复题及弘治年间给事中许天锡奏内事理，参酌损益，除耕籍牛曾经上用，其草料合行照旧关支，及三牛房牛只，现今每只日支料三升、草十斤，别无议处外，其西儿骡马并挤乳马匹与料五升，余马俱各料四升、草一束，骆驼一只与料六升、草一束。其各马房存留牛只并驴骡，俱照三牛房例，定与料三升、草十斤。已经照数造册进缴。合无定为定例，通行遵守。仍查弘治年间该部原题事例，申明侵盗钱粮之禁。敕令御马、尚膳二监，转行提督太监等官，严督各该官员，今后马牛在房务要加意饲秣。除了天行时气外，平时一月之间百匹之内倒死三匹以上者，将内外官、军、医、兽参究送法司，治以重罪。如提督等官故纵容隐者，听科道官指实参奏。使人知警惧，则钱粮不至虚费，而马牛亦免横死了。

一、免除会派。臣等认为户部年年会派各马房料草，俱行山东、河南、直隶、顺天等府办纳，动以数百万计，实用无几，虚费居多。如今臣等清查明白，头畜已

译有定数。那么钱粮应当从减省。况且前项地方水旱灾伤，科役繁重，何不敕令该部，将嘉靖七年会议派征的数额，除去已经征收在官的，其未征收的，酌情予以停止，或通融计算，准作以后年分的数额，用以纾解长久困苦的百姓。

况且臣等又有想要陈述的：各马房草场地土，本为饲养马匹的资财。近年常派遣官员核查，计有土地三万三千余顷。其子粒收入，姑且以一亩三分计算，已超过十万两的数目。假使每年只收取一半，也自足使用。

近来奉明旨，差官勘用处置，应当等到完报之日，令该部计处，每年刍料从此处取给，其会议派征的数额，全部免除。以后更不必重复征收。

惟愿皇上不被群议迷惑，断然施行，凋敝的遗民，不胜庆幸。

译一、关于裁减旗军。查得各马房的旗军，都是从腾骧寺卫所抽调，拨入马房专门喂养牲畜。近来户部覆奏，主张将多余的人员依照先年事例，发回原卫所服役操练。臣等查得各马房现有旗军共四千四十九名，其中被役使占用、花钱买闲的，比比皆是。例如坝上马房，仅有马、牛等牲畜共二百三十三匹头只，却有军士六百六十一名，冗滥到了极点。设置军士是为了养马，如今马少军多，这些人有什么用呢？又如湖渠马房，先前有牛、马等牲畜共七百五十四匹头只，现在除去减退的，还有四百九十九匹头只，然而军士只有九十二名，也没听说有缺人的忧患。举这一个例子来类推其余，那么空闲人员之多就可以知道了。国家供养军士，每年耗费粮饷赏赐，不知有多少，岂能让他们处于无用之地，以供私人役使呢？如果蒙皇上敕令下达给相关部门，将各马、牛、羊房的军士全部查出，参照湖渠马房的例子，根据马匹的多少，酌情留用，其余全部依照原议，发回卫所服役操练，使军队充实，牧养专精，对双方都极为便利。

二、关于牛羊。查得弘治十七年给事中许天锡等人的奏疏中说，西琉璃厂羊房的牲口不多，用一个乘田小吏和几个五尺孩童放牧就足够了。如今本房增设管事官员众多，草场地土被占种殆尽，每日支取的料草被克扣得干干净净。养牲的旗军以及民户被私人役使、花钱买闲，连年耗费财力，养着这些瘦小的牲口，直到倒死，才送往光禄寺，皮肉溃烂，不堪供职侍奉。本房官员又担心牲口死尽后没有凭证来支取料草，便以此作为侵吞克扣的媒介，偶尔让军民私自购买补充，或者有孳生的，也冒顶旧数，大多瘦弱，羔羊小牛日渐死亡。牲口既无实用，钱粮又虚耗，深可痛惜。请求敕令相关衙门，将现有的牛羊赶紧取用，以免倒死，损害公私利益。草场地土，参照牛房的例子，给军士佃种，银两交付司局收贮，以备光禄寺支买牲口应用。民户发回该县当差。又查得司牲司、司牲局都在一处，事务最简单，应当将衙门合并，或者裁减官吏，命令带管等。臣等这次查点，本房现有牛羊四百七十七只，据司局官吏开报，都是光禄寺历年发下寄养的。臣等亲眼目睹其瘦弱状况，甚至有刚出围栏就僵仆死去的。审得其中的情弊，确实如给事中许天锡所说。除了将牛羊酌情拣退，依照兵部题准的事理，送顺天府变卖外，存留的将来瘦损倒死，势所必然。应当令光禄寺及时取用，仍告诫本寺，今后遇到解纳牲口，务必拣选膘壮者收用，不堪用的退回变卖，或者仍责令原户领牧，不必发下寄养，以滋生耗费。其余如给种地土、发回民户、减撤衙门官吏等，请求下达给相关部门查议，全部依照原奏施行，这对于国家财政，确实不是小补。

三、关于严格买补。据蕃牧千户所官苏镛呈称，东直门所里外牛房以及吴家驼牛房，养牲挤乳，供应膳食。先前遇到牛只倒死，累及军人赔补。成化十四年，该所千户郝端题准，将外牛房以及吴家驼牛房的草场开垦，给军士耕种，每年征收子粒银一千二百五十两，都由本所收贮，遇到牛只倒死，就进行买补，只保留汤山草场作为牧放之地。正德三年，尚膳监太监张裕题准，将汤山牧羊草场开垦一半，征收银两，修理公廨。随后太监王诚又将外牛房以及吴家驼牛房两处地亩的银两，都征收在监内收贮，本所官员并无干预等。臣等查点过三牛房现有牛四百五十只，其中瘦损的，不可胜计，徒费粮草而无实用。因为前项子粒银两归内监所有，输纳既无簿籍可查，领买又有克扣之弊。内外官员历年买补牛只，专门选取瘦小的，以充数，既贪图其价贱可以花销，又庆幸其倒死可以重复买补。这种弊端，确实不可不严加禁革。请求敕令相关部门，仍依照先年事例，将前项地亩以及汤山草场的子粒银两，都令本所自行收贮，建立卷宗，从今年开始，将征收并支用过银两、买补过牛只的数目，明白开写。科道官每年年终查点头畜之时，通行稽查。如有侵吞克扣、挪用等情弊，从重参究。买补牛只，今后务必令收粮主事会同本所掌印官，择取膘壮有乳的大牛，不许将瘦小的抬价收买等。又查得坝上、坝南、坝东、金盏儿、甸义、北高、湖渠七马房，各有牛只，除拣退不堪的外，其中略有膘息的，留用七十只。但马房本为畜马，而用来养牛，既不合适，况且这些牛又不挤乳供应，确实无用。可否行令前项马房，将存留的牛只拣选，其中有可以挤乳的，送里牛房，其余都送光禄寺应用。以后但有牛

译只。都按照之前的办法处理。或许能不浪费有用的钱财。去供养无益的东西了。

译一、裁减冗员：查见各牛马羊房，都设有宦官管理，马匹钱粮方面，每年或七八人，或十余人，多的甚至二十余人，马少官多，如同十羊九牧，徒增烦扰。况且如今牲畜比从前更少，钱粮不多，官员也应当裁减。请求敕令有关部门，查考正统等年间各马房原设宦官的名额，如果有马少官多的地方，酌情裁减。养马的指挥、千户、百户员数过多的，一并查明，发回原卫所听候差遣操练。那些宦官之中，难道没有贤能且有志向上的人吗？应当让提督以及巡视仓场的科道官员，考察其中勤勉、能干、廉洁、沉静的人，上奏表彰提拔；懈怠玩忽、贪婪刻薄的人，据实上奏惩处。每年年终仍要统计牲畜的增减情况，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奖惩分明，人们就会知道自我激励，这也是整顿马政的一个助力。

二、禁止馈赠：访查得知，提督等官每年点验马匹，所到之处内外管事人员，大摆酒席款待，以及馈赠茶果钱，多的达到百数十万，那些跟随的识字人役，也各自分得例钱，习以为常，从上到下，互相索取。如果不是搜刮侵吞，他们的钱财从哪里来？因此征收租粮，就苛刻剥削佃户；收纳草料，就勒索商人，虚增妄报，千方百计侵吞渔利。其根源都起于此。现在马匹钱粮既然有了实数，这种弊端或许不禁止也会自行革除。然而应当在积弊严重破坏之后，进行改弦更张的举措，立法不可不严厉，虑患不可不周全。应当敕令有关衙门普遍禁止约束，今后敢有仍蹈前弊的，科道官及缉事衙门据实参奏，处以重法。臣等又访查得知，每年马匹下场收放时，承委官员在各州县向寄居的户民需索银两，连年危害不浅。可否今后每逢下场时月，由该部先行奏请，出榜晓谕，有像以前那样需索的，严加惩治。那么人心就会知道警戒，弊端就可以杜绝了。

三、谨慎防范：臣认为，给马牛印烙，是为了区分公私，防止欺诈伪冒，关系不可谓不重大。近来臣等查点各房马牛，虽然声称有“环吉三尖”等字样，其实都没有印号。偶尔有一两个，也多细浅模糊。而太监阎洪奏请存留，竟以假印号混杂为借口，臣等常根据所见来驳斥他。近来听说在天闲监在内的，也有偷换的弊端。如果防范果真严密，怎么会有这种情况？现在现有的牲畜已经由臣等奏请，重新加盖印烙，此后如有各处进贡祝贺，以及新收孳生的马匹，都请求及时印烙。每两年或三年一次，由提督官普遍点验，只要有印文细浅的，就照前例再次印烙。这样真假就可以辨别，奸邪弊端就不会产生了。

四、设立公署：查见各马房的钱粮，户部设有主事分管。因为仓场距离京城，有的在百里之外，都没有公署可以居住。各官每月下仓，寄宿在宦官的私宅，本仓的官攒也没有官署，每逢收粮，跟随主事到那里租赁民房，或两三天事情办完，随即回京，以至于钱粮的出纳，完全不经过手，马牛的肥瘦，也毫不相关。衡量事理，非常不便。切见近日在京，尼寺拆毁很多，变卖未尽。可否稍微拆卸，前去马房建造公廨，作为各官的住所。并为官攒也各自建造房屋，让他们在那里居住，以便收支。这样就不必往来路途，导致耽误公务。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八十九完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九十

华亭宋征璧上木、陈子龙卧子、徐孚远闇公、李雯舒章选辑

宋存标子建参阅

陆贞山集二（状）

陆粲

◆状

拟上备边状

诏修浚通州闸河议

书大理卿胡公遗诗后

○拟上备边状【备边】

这是贞山馆的课业

臣认为，近来敌虏无道，骚扰我国边境，将士出战有时全军覆没，屡次使者告急，以至于劳烦圣上忧虑，特别敕令兵部搜罗挑选士兵，简任文武大臣，等待报告出兵，作为应援。臣私下认为，国家设立镇戍，委任将臣，凡是用来防备遏制敌寇，保卫巩固边疆的。宣府重地是国家的北门，靠近皇宫，尤其不同于其他镇守之地。事先预防，临机应对，实在是守边者的责任，不可推诿他人，这是显而易见的。况且以古准今，中原的形势，确实没有比本朝更尊贵的，而敌虏众多不能抵挡我国一个大县。自从有匈奴以来，也没有比今天更衰弱的了。以全盛的形势，抵御极衰弱的敌虏，理应战胜攻克，所抵挡的就会破败。但事情却大谬不然，他们稍微进行抢掠，我们就已经支撑不住。如今百姓遭受创伤残害，边疆侵扰惊骇，这难道只是一时边臣的罪过吗？祸患的来源已经很久了。臣听说《尚书》说：“只有做事，才有准备。”有准备就没有祸患。《兵法》说：“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要指望我们有准备；不要指望敌人不进攻，要指望我们有不可被攻破的地方。”自从近来边防废弛，将领士兵苟且偷安，平时就懈怠荒废时间，有事就惊慌失措。等到事情解决兵事平息，就恢复安然，不以为意。譬如住在河边的人，不能预先修筑堤防，一天洪水突然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