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三十六

译然而仍然下诏征求意见，如此恳切，这正是古代圣王不自满自大的宏大用心。有这样的君主，所有臣子，怎敢不恭敬回应？臣侥幸受禄窃据高位，感激之情非同常人，怎敢辜负恩德，最终缄默不语？所以如今冒死忘愚，日夜思索，得出当今军民利害、时政边防应当兴革的十件事，恭敬地呈上。

一曰：严格考核以端正士风。臣认为士风的邪正，关系到天下的安危。所以晋朝崇尚清谈，祸乱立刻到来；周朝兴起德行，治世教化隆盛长久，这就是验证。如今我国家太平日子长久，朝中士人安于豢养，习惯于因循守旧。他们聚在一起议论所涉及的，心志所向往的，不是谈论升官，就是谈论成家。如果有谈论国家大事应当忧虑、百姓疾苦应当体恤的，就会招致众人愤怒和猜忌，众口排斥，不是说惹事，就是说好名，使得他无处容身，不能说话才罢休。至于公差所经过的地方，就根据有司奉迎的迟速来评定贤否；事故处理完毕回还原籍，就根据官府是否听从嘱托来评定毁誉。因此贤否混淆，是非颠倒。科道官员凭传闻弹劾，因而弹劾不真实；铨选部门误听，因而升降不当。所以如今在外官员，上自巡抚，下至州县，都只迎合送京职官员以媚其口，照顾乡宦以悦其心。大概认为这些人地位尊贵且接近皇帝，能决定祸福。如此则赞誉彰显而得以升迁，不如此则诽谤流传而被罢黜。至于小民早已疏远，只有心里知道，言论不能上达，所以宁愿辜负公家而不辜负私室，宁愿伤害小民而不伤害自身，以致朝廷法度废弛，天下军民疲敝，而皇上日夜担忧的原因，就在于此。臣愚昧地请求敕令吏部，精选各处巡抚、按察司正官，都察院精选各处巡按御史，都要任用刚正有为、不畏强权的人。凡是遇到京官出外或还乡的日子，如果有徇私嘱托公事、倚仗势力在乡里豪横的，暗中将名字上报。以后京官不论科道、翰林、部寺等衙门，也像外官一样三年一次，由吏部、都察院考察。务必激励忠诚勤勉，奖赏廉洁退让，抑制奔竞钻营，淘汰软弱无能。如果有忌妒贤能、曲意避谤毁的，一定公开罢黜以激励其余的人。至于在外巡抚以下官员，不体恤百姓疾苦，不奉行公法，专门以结交京官、违背正道谋求声誉为事的，允许科道弹劾，朝廷商议查实后奏请罢黜。如果在考察罢黜中间，有孤忠被众人忌妒、误被贬官的，又允许公议推荐表扬，仍按原资历破格提拔。这样，升降公正，士风趋向端正，而真正的人才辈出，能为国家任事了。

二曰：崇尚节俭以控制财用。臣认为皇上以恭俭的德行，安抚盈满成功的运势，内无游幸的爱好、射猎的娱乐，外无水旱的灾害、征讨的费用，赡养休息，至今十五年，这应当是货物充盈、公私富足，如同周成王、康王，如同汉文帝、景王一样。为何近日内库空虚，国家财政困乏，边防储备多的没有两年的积蓄，州县贫穷的没有十金的储藏，一商议出兵，就担忧缺乏费用，甚至贱卖散官，已经实行了古代衰乱苟且的法度了。不知道有事之时，更将从何处获取？而且在祖宗朝，同样的土地，同样的税粮，每年常蠲免，而又外讨戎夷，内营城阙，财物常有剩余。如今则上没有前几种费用，下未曾得免一年的租税，而已经财用困竭如此。为什么？唐陆贽有言：用度的盈虚，在于节俭与不节俭罢了。推究陆贽所言，则在昔祖宗朝创业事多而财用充盈的，是因为能节俭；今日守成事少，而财用缺乏的，是因为不能节俭。如今财赋所出，比旧没有增加，然而世庙初年内府供用大有节省，与武宗时不同，而内府供用，不知比旧增加了几倍。中外冗食，不知比旧增加了几倍。上下风俗的奢侈，官员馈送的丰厚，其所费财物，又不知比旧增加了几倍。这都是内侵公府，外剥民资而得到的。百姓怎能不穷，财用怎能不匮乏呢。此事群臣屡次言说，朝廷屡次禁止而不能停止的，是因为内有阻挠法度的人，外无执法的官吏。伏乞敕令户、礼、工三部，通查内府各项供用之物，比国初旧额增加若干，凡此无益于事的，一概裁革。而又申谕左右勋戚之家，各守礼法，各崇节俭，各为国家惜财，各为自己惜福。至于官员馈送的丰厚，查实治罪，而又公开吏部黜陟的权力以在上转移风气。士民奢僭的弊病，立法严禁，而又选拔法司刚正之士，以在下执持法度。这样，臣民内外，节俭成风，而国用自足，民生自遂了。

三曰：从权宜以充足边防储备。臣听说如今西北二边，防备虏寇军队多，粮储缺少，每年拨河南等处民粮赍运到那里接应。这些粮米，如果责成运送到那里交纳，则路远艰难，百姓劳累逃窜，兵法所谓远输则百姓贫的，就是这个。如果允许携带价钱，在那里籴买上交，则边防储备物价腾贵，人更加困穷，兵法所谓贵卖则百姓财竭的，就是这个。臣念此事，最为难处，乞敕令该部计议，通算山西、陕西近边王府，并将军、仪宾禄米，及各府官僚，并司、府、州、县官员本色俸米，总共

译干、合二卫的俸禄，没有比照公侯伯或京官折色俸禄的先例。每石粮食折银五钱，或七钱。每年就在秋粮折银，或各类课税银中定额拨给，统一解送至各布政司交收，责令在当地分发给缺官的日月，扣除边防费用。却将下一年山西、陕西的粮税，全部派往边防地区，或在附近收贮。敌寇退去、战事闲暇时，抽调军队就地取食；敌寇来袭、战事紧急时，就近搬运粮食。至于当地每年应办的课税物资，也请求留下用于购买边防粮食。如果是京城急需不可缺少的物资，则请求改派其他布政司代为缴纳。如此暂时实行三年，那么转运就不劳苦，而边防储备自然充足了。徐文定也主张这个论点，我想通权达变的要策，没有超过这个的了。

四曰：建立简便的方法来收取盐利。臣听说各边防军的军饷，都依赖盐税。近来只有河东盐由官府自卖最为有利便利。那淮盐、浙盐，向来是招募商人中纳，但如今法令久行弊端丛生，商人中纳不便，弊端有多方面。臣请求详细陈述：盐引的价值高，商人中纳的粮食数量少。比如民间二月卖丝，五月卖谷，急于应用，贵物贱卖，这是一弊。中纳之时，权贵买窝，奸豪作弊，所纳的粮料大多不是真正的边防储备，无法实际使用，这是二弊。盐容易融化，听任支取的日子久了，催征的目官难免多收，灶丁数倍加纳，日益贫穷，盐课亏欠，这是三弊。客商中盐，缴纳的官钱粮虽然少，但经过各衙门的私费使用则多。等到后来守支，则被权贵压制，临卖则滞销于私盐。甚至有父亲死了儿子代替，却未能支到盐；财产散尽、亲人亡故，而不能回乡的人。他们既然失利，以后再次招募中纳，恐怕不会立刻前来，势必应当减价，失利更多，缓急难以倚靠，这是四弊。商人利润既然微薄，大多夹买余盐，以及权贵、盐徒私贩的盐。朝廷为此三事，设立官秤掣盐，委派官吏巡捕。世宗皇帝时曾派遣都御史整理盐法，所指的钦敕大臣就是这些人。严重的，甚至由钦敕大臣为之整理，而这三者终究不能禁止。下至秤手、逻卒，旁午纷纭，徒增扰民，这是五弊。私贩之徒，贪利畏捕，沿海沿江，招引逃犯，窝纳盗贼，出去手持兵器，回来肆意抢夺，官军、逻卒，不敢触犯锋芒。这种势力如果不散，臣担心淮浙切近南都，又临近运河，又会有黄巢、张士诚那样的人出现在其中，这是六弊。古代迁徙豪强充实塞下，如今山西、陕西的富民，大多为了中盐迁徙居住在淮浙，边塞空虚，这是七弊。只有这七种弊端，应当分别处理。臣查得淮浙水乡，灶丁盐一引，折纳价银六钱，或四钱。又听说客商中盐边防储备，每一大引，不过价银三二钱。是盐课收银比之收盐等待中纳，获利加倍。又听说灶丁畏惧盐难缴纳，大多愿意缴纳银两。近年两浙盐课内，将一半折银，民情称便。请求敕令户部计议，今后淮浙盐课，通令从便折银。其银数请求照水乡旧价而略微减少，比商人中纳粮价而稍增，酌定中制，定立每盐一引，纳银几钱。逐年立限征收，解往边防购买粮食。或如臣前所言，准作俸禄价银，却换彼处粮米，派作边防储备。仍查客商盐引未支若干，尽数拨给各场，或从愿改拨长芦盐价贱之处，许令每盐一引，自买私盐二引，或三引，准作官盐发卖。各场置集，凡灶丁有盐、客商有引者，会集一处，委派官员监买。仍令把截临场总路，不许零碎私卖。期以一年或二年，通买完足，即绝商中。以后灶丁煎盐，听令自卖，或转卖与客商。其出外贩卖者，止于州县给引，限以地方，不禁私鬻。贫灶无力煎办的，即拨富灶余丁，或佥有力愿煎，及有罪该徒之人而代之。如此立法，则国家得盐利自多，而不必多方整理；灶丁得煎鬻自富，而不必更免粮差；盐可通卖，人无争夺；势豪专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西、陕西射利之民，可驱而渐归；边境渐实，边储可充；巡逻秤掣之官不必设，盐徒意外之患不必虞。待后日久事定，盐课岁额，止令州县征解，而理盐衙门，渐可裁减。其为公私之便，省上下之费，盖不一而足矣。

五曰：淘汰冗食以选拔将校。臣以为天下军职，有罪者不革除，有功者日增，俸禄日多，民财有限，将何以供给？窃闻英宗睿皇帝，曾与大学士李贤忧虑议论及此，圣谕云：此事诚可虑，当徐为之。惜乎当时大臣，多为身计，无肯为国忠谋，奏行祖宗之法，以将顺睿皇帝之美者。昔我太祖高皇帝优厚功臣，虽定军官子孙，皆得世袭，然必比试得中而后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养无能之人也。钦定大明律有云：若军官有犯私罪该笞者，附过收赎；杖罪，解见任，降等叙用；该罢职不除者，降充总旗；该徒流者，照依地理远近，发各卫充军。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以朝廷爵禄，赏有罪之人也。既后法司奏征讨功当论功定议，我太宗文皇帝圣谕

译有人说，朝廷秉持大公至正的原则，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刑罚与奖赏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不因功劳而掩盖过错，不因私情而废弃公义。这些人的征讨功劳，既然已经用爵位和赏赐酬报了，如今他们犯罪却不加惩处，这是纵容恶行。纵容恶行怎么治理天下？他们的罪行应按律法论处。这正体现了我祖宗厚待功臣、立法严明的精神，这就如同天地春生秋杀，并行而不相悖。

如今论处官员的私罪，判处徒刑、流刑以下的，直接拟议恢复原职；即使是杂犯斩绞的重罪，也仅发配到卫所服役；而且又规定立功达到一定年限，即使没有功劳也能恢复原职，这完全违背了太祖皇帝制定律法的本意。再用太宗文皇帝的圣谕来衡量，纵容恶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臣认为圣皇效法祖宗、顺应天意，这件事确实应当处理。况且如今新袭职的军官，按例不比试武艺；旧军官比试，也只是虚应故事。因此这些人自恃世袭官职，不需要才能，不怕因罪被罢黜，肆意贪婪骄横，不习武艺，不体恤军士，所以如今军职动辄数以万计，每年支出的俸禄何止百万，而其中没有一人能胜任将领、能出战阵的。凭借全盛的天下来坐困于夷虏的跳梁，真令人痛哭流涕。

臣愚昧地希望皇上特别敕令兵部会议，凡是如今军官的私罪，都依照《大明律》拟断，该降级的降级，该罢职的充军，那些降级充军的人，如果不是真有战功，不许提拔任用。圣恩如果念及他们的祖辈功劳，不忍心抛弃他们的子孙，也等到有罪之人死后，才允许其子孙袭职。至于内外卫所现任的军职，也请求先下达明诏，令其本人及户丁都预先习练武艺一年，选派忠诚勤勉、刚正不阿、识大体、懂武略的朝廷大臣各一人，分头前往，会同抚巡等官，当面考试。从都指挥以下的军官，不能跃马弯弓、持枪舞剑、通晓一种武艺的，立即罢黜；如果有儿子在考试中能代替的，就让他袭职；没有儿子或儿子不能胜任的，就让他立功。一个祖辈的子孙，有武勇的借袭，没有的暂停，或者减发俸禄优待。以后军官子孙袭职，或者弟侄借职的，不分新旧，都要比试，武艺熟练、身强力壮的，才能袭职，否则暂停，或者减发俸禄优待。这样检阅，那么天下军职中冗食的人逐渐减少，而所任用的都是能胜任将领、能出战阵的人。平时就督促他们训练军士，有事就责成他们身先士卒，而只选择主将统领他们，严明军令督促他们，将会看到战无不胜，守无不坚，而夷虏不足平定，盗贼不足忧虑了。

第六条，检阅军实以修武备。臣认为如今天下卫所，原额军士，逃绝的多，实在的少。以逃绝的人来说，早年丁尽或埋没的，年年清查，既无踪迹；近日病故或逃亡的，年年勾解，随即又逃回，白白累及里甲造册劳费，贴解艰难，这是民间清军解军极苦而无益的地方。至于以现存的人来说，在卫军士，被差役占用的多，操练备战的少。至于论及操练军士，又只是虚应故事，教场虚设，而听不到金鼓声；或者金鼓声虽闻，而武艺不习。在边境遇到敌人，就环城固守，而坐视乡民被掠夺；在内陆有警报，就奏闻后派遣，而先累及民壮被杀伤。这是民间空出力养军，而又代替军士去死，非常痛心。

至于论及役占的弊端，尤其不忍言说。比如漕运京粮，通论民间加耗脚米，以及卫所船料等项的费用，大约费米三石到京，而军士的劳苦不计在内；至于运边储，劳费又不止于此。如今每月粮米一石，一军支给，而又加上马匹草料，投奔跟从权贵买闲，只纳银三二钱而已。这是以民间三四石米的费用，而只为权贵卖三二钱，天下怎么能不穷困呢？况且往昔充军的户，或由垛集归附，未必都是有罪的，为何如今贫绝而不免清勾？如今充军的人，全是奸豪巨恶，未必都是值得怜悯的，为何数年而屡次蒙受赦宥？因此轻重不均，人越发玩忽法纪。况且如今东南力薄的人，充军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边的人，充军东南，也常逃回，彼此无益，理宜通处。

请求敕令兵部会议，选派两京能臣，分查各卫军籍，现存多少，又在卫住有家业的多少，然后以今改编，并在卫原有家业的，通算各卫实在多少。其有缺伍的，则另选军余、舍余，愿报食粮，及犯罪例该充军的补充之，以后不再赦宥。其见年五十以上，该问充军的，即许子孙家人替当。军士在逃二次三次的，悉依《大明律》科断。其情重人犯，例该边卫充军的，望体祖宗立法之严，责卖家产房室迁发，使绝归念。其或一时难卖，则令里甲乡邻，各依乡例，认佃租课，每岁除夭荒及代纳粮税外，其余本处官司上纳，三年一次，亦如军装，类解该卫分给本军，以为盘费，庶几军士在卫，皆有土著，各畏法律，而逃者少矣。至于卫所管事之官，犹望并省势要役占之弊，严加禁革。于是分

译委派将领进行校阅。教习武艺，武艺既已精通，一人便可抵挡十人。然后教导他们团营走阵的方法，使他们懂得坐卧进退的节度。这样，军队就都可以使用了，为民出力，供养他们就不算虚掷了。

七、广泛收罗蓄养以储备将才。臣想，国家自正统末年以来，未曾与敌虏进行过大决战，所以敌虏日益骄横，天天肆意侵扰侮辱，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干的将领罢了。朝廷屡次下达明诏，访求通晓韬略、弓马熟练的人，举荐试用提拔，然而这种全才世上不多有，所以到现在并没有一人应试成功。臣愚昧地又想，古代的才勇之人，未必专门熟悉弓马，有的甚至不识文字，如果考试他们可能不能中选，但任用他们则必定可以成功。况且如今天下太平，只是夷虏跳梁作乱，文武大臣中，并非没有能发号施令、指挥调度的人，只是缺乏偏裨骁勇之人，所以不敢出奇取胜罢了。论当今最紧急的，正在于偏裨将领。如果臣前面所说的淘汰冗员以选拔将校，那么武职中固然都是可以担任将领的人了。然而天生智勇之人，应当不专门在这类人中，所以自古国家用兵常常缺乏将领，民间盗贼兴起多是豪杰。臣愚昧地认为，不如就从这类人中收罗他们，这样既获得了将才，又平息了盗贼，这是上策。乞请敕令兵部计议，通行天下军卫有司，精心访察，凡是军民中膂力过人、武艺精熟的，全部选入官府。其中良民不愿意的，不必强迫。选入官府的，军人则任命为把总、管队，平民则授予总甲、教师等项名目，略加优厚供给，让他们随军操练，遇到盗贼就擒拿。积累功劳多的，酌情授予职事以表彰奖赏；犯罪重的，立即发配到边方以立功。至于兵部，也乞请比照工部，添设主事等官十员，精选朝廷大臣。这最储备边才的重要策略，应当广泛搜罗而精心选择，又何必一定是进士奏名之人呢？或者进士中才略明敏的人担任，平时让他们起草奏章以练习运筹，有事时让他们出差以熟悉边务，才弱不称职的，改选到其他部门；才能称职的，专门升任兵备道及边郡知府等官。只有这两条途径中，收养的人既多，其中必定有真才出现被任用，而能为国家消除大患、建立大功的人。

八、确立常制以抵御外侮。大概淘汰冗员以选拔将校，校阅军实以修治武备，广泛收罗蓄养以储备将才，这三件事如果真的能够施行，那么各军卫的将领，固然都是能战的人了。臣认为，自古京军最害怕远征，客兵尤其忌讳长期屯驻。所以隋末盗贼起于征辽，唐末叛卒起于戍守广州。现在调发京军远征延绥，经年不归还，割裂心腹来救助四肢，确实不是好计策。况且边境有急，请调京军，往来奏报批复，迟缓不及事。臣愚昧地认为，不如从今以后分定在京直隶卫所官军，只应援宣府、辽东；山西卫所官军，专应援大同；陕西卫所官军，各自就近策应延绥、宁夏、甘肃。量度出征都不远，屯戍都不久。平时无事，就只令边军操守；有事紧急，除了辽东、宣府必须奏请京畿官军出援外，其余各总兵官，一面奏闻，一面直接调遣该卫官军前去策应。固然不必命令朝廷大臣来掣肘他们的权力，调出京军来分夺他们的粮饷，而常制已经确定，缓急有所倚仗，外侮就不能侵越了。

九、加重将权以责求成效。军队粮饷虽然充足，常制虽然确定，然而将权不重，那么威令就不能推行，士兵不听从命令，也难以成功。臣听说赵将李牧守边，得以便宜行事设置官吏，市租都进入幕府，每天犒劳士卒，数年不战，赵王始终任用他不怀疑，所以能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兵，单于奔走，不敢靠近边境。等到宋朝失去险要之地，戎狄最强，宋太祖命令李汉超、郭进等人防备他们，都长期任用专制，厚待他们的财帛，像赵国的李牧一样，军校有控告郭进的，送交郭进自行处理，所以当时诸将感激，都能以一郡之力，抗御强虏，宋太祖得以没有西北之忧，专力于东南，削平诸国，这是古人任用将领的明显效验。臣愚昧地伏读我太祖高皇帝命将的制词有说：“古云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者胜，汝等其识之。”又说大将军蓝玉有说：“阃外之事，汝实任之。”又说：“将者，三军之司命，立威者胜，恃势者强，威立则士用命，势重则敌不敢犯。”又谕征南将军胡廷瑞有说：“何文辉为尔之副，湖广参政戴德从汝调发，二人皆吾亲近之人，勿以此故废军政，凡号令征战，一以军法从事。”这是我圣祖命将的成法。现在各边总兵、巡抚，见到一个敌虏，出动一支军队，奖赏一个有功之人，诛杀一个不用命之人，都不能自己专断，必须奏请，事情由朝廷控制，敌虏得以推托拖延，所以难以责求成功，常致误事。朝廷难道认为这些人不足以委任吗？固然应当改委其人，只求忠勇历战之人，作为总兵；遴选壮毅有谋之士，担任巡抚，惟才是使。虽然是小官，授予节度越级之权而没有嫌隙；惟诏敕是遵，虽然是崇高爵位，听其指挥而没有阻碍。固然不应当拘泥资格，而任用已经衰老之人；也不应当骤然给予崇高官阶，而奖赏无功之士。选任既得当，又应当体察圣祖的成法，效法古人的命将，假借威权，使得专断刑罚；多给金帛，使得厚赏。至于临期应变，

译观察敌情，出奇制胜。只期望我方能够主动行动，而不被敌人所牵制。朝廷只需掌握指挥将领的权力，有功就升迁奖赏，有罪就诛杀罢免。这样，将士就会尽力效命，事情就不会失误，从而能够取得成功。

第十，使用间谍来侦察敌情。我认为，虽然将领和士兵训练有素，但如果不得地利、不了解敌情，那么行动就会违背常理，被敌人乘虚而入，只有失败没有胜利，这就好比盲人射箭，即使拉开强弓，射出利箭，对命中目标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仔细估算，各边防军士不下数十万，而敌骑能拉弓射箭的不过数万。然而他们常常侵扰我们却游刃有余，我们常常抵御他们却力不从心，大概是因为他们善于使用间谍，事事得手，符合兵法所利的原则；而我们不会使用间谍，事事触犯禁忌，符合兵法所忌的原则。所以他们常常掠夺我们的粮食，让我们因长途运输而困顿；他们常常深入我方，驻扎在我方重地，而我们则因兵力分散难以作战；他们常常显露形迹而我方却无形可察，我方却被他们看清形迹而无法窥探他们。因此，当他们想要专门攻打大同时，就假装要移兵攻打宣府的样子；他们只是分派少数骑兵，却谎称将出动大军的言语，让被他们俘虏的人听到看到，然后暗中放他们回去向我报告。所以我们既怀疑又相信，各边防的屯戍兵力越分越少，越久越疲惫。而他们则专门攻打我们一处，力量常常有余。况且他们又时常派出几骑，有时出现有时埋伏，半进半退，来迷惑我方。我方将领如果相信而攻打他们，就会被他们诱饵所骗，从而遭受惨败；如果怀疑而不攻打，他们又会牵制我方而肆意抢掠。这就是他们常常在我方得逞，都是善于使用间谍的好处。

往年长夏驻扎在我方大同，这已经犯了兵家的大忌。如果我有间谍，了解他们的虚实，熟悉他们的道路，那么大同的军士就会坚守壁垒，有时出兵制止他们的抄掠，或者暗中计谋毒害他们的水草。又会与宣府、延绥约定，合兵策应，有时从左边出击，有时攻打右边，有时直捣他们的巢穴，有时先截断他们的归路，有时虚张声势使他们动摇，有时潜军出其不意。他们将会进无所获，退无所归，求死乞降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再成为边境的祸患呢？这就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年他们入侵我方河套时，前有延绥的抵抗，后有黄河的阻挡，左边有大同，右边有宁夏，形成掎角之势，也可以施行前面的策略。然而我们都坐失良机，是因为不会使用间谍的弊端。所以我认为，现在的边防准备，没有比先使用间谍更重要的了。然而古人使用间谍，不止一种方法。现在我们的军队外出，往往被他们抓获，他们身边的左右亲信，我们也不知道，那么生间和内间，暂时不能先用。只是他们中有掠夺、探听并进入我方境内的人，被我方抓获，我们只要不逞一时之快，免除他们的诛杀，不惜厚赏，使他们心满意足，从而利用他们。那么他们中有心慕中原的酋长，我们得以知道并招抚怀柔；有互相猜忌的，我们得以知道并离间他们；有暗中做间谍的，我们又得以知道并欺骗迷惑他们。由此，五种间谍可以依次全部使用，而他们内部的情况，我们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的军队出动，都能抓住机会，没有不成功的。

译关于地方利害的奏疏【盗贼篇】

自古以来，盗贼兴起，就应当在萌芽状态予以扑灭；如果拖延日久且人数众多，那就不得不采取安抚与捕剿并行的策略。这是因为从情理上讲，被胁迫跟随的人应当不予治罪；从形势上讲，盗贼势力蔓延，难以彻底根除诛杀。所以，像汉武帝那样，凭借南征北伐的威势，也不能将盗贼尽数杀绝；等到后来颁布轮台诏，停止战争、体恤百姓，盗贼便不见踪迹了。又如汉代的龚遂，在宣帝强盛之时，被派往渤海郡，下令持有农具的人都是农民，官吏不得盘问，固然没有听说他诱导释放兵器而将他们全部杀尽。先前山东、直隶、河南、江西各地的盗贼动辄数以万计，如果不是皇上洞察治理国家的要领，降下恩诏安抚解散被胁迫的人，随后命令将帅诛杀首恶，怎么能如此容易地平定呢？

自古以来招抚的失误，有应当引以为戒的。比如唐宋金元末年，任命盗贼头目为官，授予他们土地，借给他们兵权，甚至有时因为他们松懈，就顺势诱导杀害；看到他们跋扈，又再次姑息纵容。因此威信两失，纲纪大坏，坐致国家衰微。如果现在委任得人，安抚处置得当，万不会有这种失误。

如今江南的盗贼，华林、码碯一带，剿杀分散已无剩余；东乡旧日招安的人，遗留的党羽还有上千人；桃源据说人数是东乡的三倍，但我不能确切知道。其他还有赣州旧日招安的人，新淦刚起事的众人，动辄都以千人数计。至于乐安、建昌等县，也有余孽观望，反复无常之心尚未完全消除。

现在从事理上讲，在东乡的人，都是原本被胁迫跟随的人，旧日招安的人，也已经愤恨首恶陷害自己，而协助官府擒杀首恶了。其他另有违犯法纪的人，也都陆续送交官府治罪，不敢隐匿。那些在桃源的人，旧日虽然听任招安，不曾流窜叛乱，近来因为王重七等人杀官焚县，大肆凶恶，他们起初担心被滥及，而有观望之罪，后来自己洗雪冤屈，而有协助讨伐的诚意。这两处的盗贼情况，应当商议招抚与剿杀的案卷。

从人情上讲，现在地方上的大户，重视自身家业的人，鉴于往日的教训，决不肯与他们同居。又有一种豪强光棍，起初以协助官府杀贼为名，实则与盗贼勾结寄放赃物以获利；后来诬陷拘捕平民，只有这类人不利于盗贼平定，以恐吓诈取财物为业。他们只怕事情平定后回乡，新招安的人告取财物，良民告偿人命，乡里虽然安定，他们独自受罪。于是对外则鼓动流言，挟制官府；对内则仇杀恢复产业的良民，以及听招的新民，各以罪名诬陷，使他们不得安宁居住，必定导致变乱而全部剿杀，以消灭他们的踪迹。这类事情，官府往往因为流言，各自树立意见，有的认为是罪，有的认为是功。即使有为地方深谋远虑的人，彼此牵制，也不能禁止。

现在民间所苦，第一是光棍，第二是贼盗，而军队骚扰次之。作为父母官，应当急求安定，以保全百姓生命。而那些豪民光棍，搬居城市，才能从事技艺，想要图谋拖延岁月，累死贫民，荡空乡土，而罪名可以掩盖，兼并可以肆意，好像置身风波之中，众人都失色，急于寻求岸边，唯独做水手的人，傲然歌唱停桨，乘时射利，而过客不知道风涛利害，或许相信他们的言论以为正确，这真是令人痛心啊。

现在姚源请求出兵，势必要讨伐，没有可议论的了。其他盗贼有人说应当招抚的，说他们既然被胁迫跟随，听任招安已定，朝廷的恩信，岂可轻易失去。只等待以诚意，治理以法度，严禁光棍，不许擅自杀害，对于以前的过错罪恶，永不追究，以后再有犯法，决不再姑息。那么他们知道一人的罪过不连累众人，今日的刑罚不同于昔日，自然心悦诚服，顺从协助。不过锄治数十人，安抚治理三五月，事情就平定了。如果诱导杀害一处，那么处处惊疑而起，在这民穷财尽之时，兵连祸结，该怎么办呢？

有人说应当剿杀的，说现在地方的大祸，都想杀贼，众口一词，把招安当作诱导，安抚盗贼的人为国家忠谋，而对自己大为不利。看这几句话，可以知道大概。流言既然不可解释，擅自杀害又不能禁止，他们本来就是贼，怎么能保证上下激怒他们最终不变乱呢？变乱的话，招抚的人独自难以抵挡，所以不如剿杀，那么成败利钝，与众人共同承担，地方的祸患，自然是由地方造成的，与我有什么过错呢？这就是招抚与剿杀两种策略，没有定见的情弊。

我愚昧的意见则认为，旧日招安的人不杀，再次叛乱的人不招，而新起事的盗贼必定在萌芽状态予以扑灭，只要这三句话，事情就平定了。我先前追剿开化贼，贼势很强，两省商议招安，我独自认为不可。现在在东乡，贼方信服，想让我诱导杀害，心里也不安，是为了坚守前面的说法罢了。但不敢自以为是，只是不敢欺骗隐瞒而不陈述，以备采纳选择罢了。

朝廷怜悯现在地方，屡次派遣官员体察勘验盗贼情况，以及群臣的功罪。我认为功罪一时难以确定，大概是因为事目繁多，文案堆积，巡视难以遍及乡邑，采访或许谬误于传闻。又何况忠臣有的远离有的离去，而又耻于自我宣扬；智士日益亲近，而又善于挑拨离间。即使有至公至明的人，必须借助岁月，才能查实。否则一时轻信误听，未免有伤公正之体，以孤立忠义之心。如果先前盗贼势力的众寡，盗贼情势的向背，就早应当勘验上报，以定招抚剿杀统一的论断，希望官员有固定的操守，百姓有固定的志向，而地方早日得到安宁。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三十六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