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三十九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三十九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四十
华亭陈子龙卧子 徐孚远闇公 宋征璧尚木 吴培昌坦公选辑
杨彛子常参阅
赵侍御文集（疏）
赵锦
◆疏
因变陈言以谨天戒疏
为议处重兵以安地方事
计处极重流移地方以固根本事
○因变陈言以谨天戒疏【论劾相嵩】
世庙时有一本兵名赵锦者以咸宁侯党抵罪免官此又一赵锦也乃台中盖同时人
臣伏见今者正月之朔、日有食之、夫日食之变、虽历数可推、而春秋日食三十有六、亦未有无其应者、故圣人书之以示灾、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谓变见三朝。灾非常有。应为尤重。臣谨按春秋所载、先贤所论、皆以为阴盛阳微之象、或政权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国、或妇乘夫、或臣子背君父、又山东淮徐之间、连岁大水、四方地震、迭见章奏、皆为阴盛之类、书曰、天有显道、厥类惟彰、故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灾、亦未有有灾而无应之理、恭惟 陛下遇灾而惧、同符大禹、必能上回 天心、左右之臣、亦必能极言时政之阙失、以上副 陛下修省之实、臣愚虽身在万里、而志切效忠、谨以天意验之人事、丑虏骄横、时肆侵陵、阁臣怙宠、擅作威福、窃以为有若影响之不谬者、敢昧死为 陛下陈之、伏读 皇明祖训有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 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葢当代政在中官。则有望夷之祸。政在外戚。则有新室之忧。至于委任台阁。最为得策。而用或匪人。犹不能无专权乱政之失。我 太祖高皇帝因胡元之败。长虑远筭。于是始罢丞相。散其权于府部诸司。而总之于 朝廷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僣逼此圣祖之虑。所以独超乎前代也。 成祖文皇帝时、始命解缙杨士奇等七入直内阁。然初皆编修待诏等官。终永乐之世。亦不过春坊学士之职。葢取其足以代 王言。备顾问而职轻员众则无专恣僣窃之虞此则防壅窃之计为得之矣若人多无专责则国家之大事谁其□之此 成祖之制。所以深虑乎后世也。洪熙中杨士奇等始以 东官旧恩兼领保傅。景泰中。王文复以保傅之重。兼领冢宰。于是内阁之权日以重而祖宗之微意寖以失矣。 列圣相承、循为故典、故议者以为今之内阁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非 高皇帝不设丞相本意。然当时诸臣。虽身居宥密。参与谋议。犹未敢招权市宠。贿赂公行于外。故内阁之权虽重。其弊尤为未极。顷者夏言以贪暴之资、厕迹禁扉、今大学士严嵩复以奸佞之雄、继登台鼎、怙 恩宠以张其威权、假刑赏以行其爱憎、事无大小、咸欲禀承于巳、人有少违、则必阴中以祸、于是百官慑息诸司望风天下之事、未以闻于 朝廷、先以闻于内阁、其大者铨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尚书先以白于内阁。必许可而后敢具题。其清要之职、优厚之地、非内阁之私人。与通赂者则不可得。边臣遇有功罪。则必扣克军士月粮行赂于内阁赂人则颐指诸司曲为拟议无功者受赏有罪者免刑。体勘之臣、明知其冐滥、而不敢以 上闻、执法之司、心知其冤抑、而不敢与申理、至于宗藩勋戚之封袭、文武大臣之赠谥、亦惟视贿赂之厚薄、以为迟速予夺、而莫之顾、诸司之章疏、必先呈嵩而后闻、四方之奏请、各具副封以自达、今诸司上章皆具阁揭盖始于此也谓之揭帖、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门者、日无虗刻、请求之赂、辐辏于其室者、不遗微小、其诸中外臣僚之升除、致谢朝 觐进 表公差给由之土物馈遗、大者千百、小者数十、奇珍异彩、水运陆输者、则又视为常例、希宠干进之徒、妄自贬损、称呼非类颂美功德、比拟不伦、奴颜婢膝于其前、而廉耻扫地者、则臣所不忍言也、葢昔者散丞相之权。而分之于
译《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三十九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四十。
华亭人陈子龙（字卧子）、徐孚远（字闇公）、宋征璧（字尚木）、吴培昌（字坦公）选辑，杨彛（字子常）参阅。
赵侍御文集（奏疏）
赵锦
◆奏疏
《因变陈言以谨天戒疏》
《为议处重兵以安地方事》
《计处极重流移地方以固根本事》
○《因变陈言以谨天戒疏》【论劾宰相严嵩】
世宗皇帝在位时，有一位兵部官员名叫赵锦，因为依附咸宁侯的党羽而获罪免官，这是前一个赵锦；现在这位赵锦，乃是御史台中的官员，与前一位赵锦是同时代的人。
臣私下观察到，今年正月初一，发生了日食。日食这种天象变异，虽然可以通过历法推算出来，但《春秋》中记载的三十六次日食，也没有一次是没有相应人事征兆的，所以圣人将其记录下来以显示灾异。至于日食发生在正月初一，这是古人所说的“三朝出现变异”，灾祸非同寻常，其应验尤其严重。臣恭敬地考察《春秋》所载、先贤所论，都认为这是阴气盛而阳气衰的征兆，或者是政权落在臣下手中，或者是夷狄侵犯中原，或者是妇人压制丈夫，或者是臣子背叛君父。再加上山东、淮河、徐州一带，连年大水，四方地震，接连出现的奏章，都指向阴气盛这类问题。《尚书》说：“上天有显明的道，其同类现象必然彰显。”所以自古以来，没有不招致而自然到来的灾祸，也没有有灾祸而没有应验的道理。恭敬地希望陛下遇到灾祸而恐惧，与大禹相符，必定能够上回天心；辅佐左右的臣子，也必定能够极力直言时政的缺失，以符合陛下修省的实际。臣愚笨，虽然身在万里之外，但效忠的志向急切，谨以天意来验证人事，认为丑虏骄横，时常侵凌；阁臣依仗恩宠，擅自作威作福，私下认为这与天象的应验没有差错，敢冒死为陛下陈述。
恭读《皇明祖训》有说：“自古以来，三公讨论治国大道，六卿分担职责，并没有设立丞相。从秦朝开始设置丞相，不久就灭亡了。汉、唐、宋沿袭这一制度，虽然有贤能的宰相，但其中所用的人，多有小人专权乱政。如今我朝废除丞相，设置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各种事务，彼此相互制约，不敢互相压制，事情都由朝廷总揽，所以稳妥得当。大概当代政令在中官手中，就有望夷之祸；政令在外戚手中，就有新室之忧。至于委任台阁，最为得策。但如果用人不当，仍然不能没有专权乱政的过失。我太祖高皇帝鉴于胡元败亡的教训，深谋远虑，于是开始废除丞相，将权力分散给府部各衙门，而总揽于朝廷，上不失去权柄，下不嫌于僭越逼迫，这是圣祖的考虑，所以独自超越前代的原因。成祖文皇帝时，开始命令解缙、杨士奇等七人入直内阁。但起初都是编修、待诏等官，整个永乐年间，也不过是春坊学士的职位。大概取他们足以代拟王命，备顾问，而职权轻、人员多，就没有专横僭窃的担忧，这是防止壅蔽窃权的计策，算是得当的。如果人多而没有专责，那么国家的大事谁来决断呢？这是成祖的制度，所以深虑后世的原因。洪熙年间，杨士奇等开始凭借东宫旧恩兼任保傅。景泰年间，王文又凭借保傅的重任，兼任冢宰。于是内阁的权力日益加重，而祖宗的微妙意图逐渐丧失了。历代圣君相承，沿袭为旧典，所以议论的人认为现在的内阁没有丞相的名号，却有丞相的实权，不符合高皇帝不设丞相的本意。然而当时的各位大臣，虽然身处机密之地，参与谋议，还不敢招揽权力、沽名钓誉，贿赂在公开场合通行，所以内阁的权力虽然重，其弊端还没有达到极点。近来夏言以贪婪暴虐的资质，跻身禁中门户；如今大学士严嵩又以奸佞的雄才，继任台鼎，依仗恩宠来张扬其威权，假借刑赏来施行其爱憎，事情无论大小，都想禀承于自己；有人稍有违背，就必定暗中加祸。于是百官恐惧屏息，各衙门望风趋附，天下的事情，没有先上报朝廷，就先上报内阁。其中重大的，如铨选部门的升降、兵部官员的任用，尚书先向内阁禀报，必定得到许可后才敢具题。那些清要的职位、优厚的地方，如果不是内阁的私人与通贿赂的人，就不能得到。边将遇到有功有过，就必定克扣军士月粮，向内阁行贿；行贿的人就颐指气使，各衙门曲意拟议，无功的人受赏，有罪的人免刑。体勘的臣子，明知其冒滥，而不敢上报；执法的部门，心知其冤抑，而不敢为其申理。至于宗藩勋戚的封袭、文武大臣的赠谥，也只视贿赂的厚薄，来决定迟速予夺，而没有人顾及。各衙门的章疏，必须先呈给严嵩然后才能上报；四方的奏请，各自准备副本以直达。如今各衙门上章都具备阁揭，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称为揭帖。白事的官员在门前等候的，一天没有空闲的时候；请求的贿赂，汇聚到其室内的，不遗漏微小的。那些中外臣僚的升迁除授、致谢朝觐进表、公差给由的土物馈遗，大的有千百，小的有数十，奇珍异彩，水运陆输的，则又视为常例。希宠干进之徒，妄自贬损，称呼非类，颂美功德，比拟不伦，奴颜婢膝于其前，而廉耻扫地的，则是臣所不忍言的。大概从前分散丞相的权力，而分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