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五十一

译推行变革的政令。人心不感到惊骇，事功才能成功。

一是专门选派委任官员来均衡赋役。我私下考察，国家向百姓征收的制度，不出赋税和徭役两类。赋役的等级，必定要核查丁口和粮产。所以每年一次审核编造均徭文册，计算土地亩数和人口丁数，兼论家产生计，根据贫富状况，分为三等九则，酌情衡量轻重，派定银差和力差。条约法禁，并非不严明，然而有治理的人，没有治理的法，无奈贤良的官吏难以得到啊。况且本府所属州县官员，多是监生出身，举人也少，进士完全没有。而且地处靠近京师，上奏告发容易，借机生事的人多；节制众多，被差遣占役的人多；往来迎接繁杂艰难，因此称病告假的人多。代理官印的半数是佐贰官和教官，严重时甚至是阴医、巡检。偶尔有一两位贤能官员，也被此委彼差，不得停息。即使是本府的佐贰官，也多放弃专职，奔走不暇，何况州县呢。因此往年均徭造册送到本府的，实际没有三四成，大多沿袭旧例、遵循错误，或者又乘机作弊。赋役不均，因而出现缺误，小民怨恨申诉，没有依据进行处分。虽然说是遭遇时势艰难，实际上也是缺乏循良的官吏。幸而当今圣明君主在上，百事革新，往日冒滥职役、占免丁力，以及凭借声势、隐蔽粮产的人，近来都已革除，逐渐知道退伏。供役的丁口，输税的土地，比起往昔，理应增加。应当趁此时机，大力检阅，着实清查。这不是任用得当、事权稍重的人，不能做到的。

臣等又认为，“均”是公平如一的意思。在县级不止按里来论，而应当在县内均衡；在州级不止按县来论，而应当在州内均衡；在府级则所均衡的范围应当更广泛了。考查往年的卷宗，州县里有里数相同而编派差役多少不同的，地丁等则相同而出银多少不同的，差役名目相同而贴丁多少不同的，纷杂错乱百出，难以一一陈述。其中偏重的一方，纵然不能转移到其他地方，难道不能在本府范围内均衡吗？这不是任用得当、权力可以通融的人，不能做到的。

等到查核均徭期限，每年秋收结束后，就应当审核编造文册，该在十二月前送到本府，新旧人户该在正月初接任差役。此前州县先后任情行事，严重违背统一规范，也应当预先告诫约束，以免怠慢法令导致误期。查得本府治中王槐原本没有专职，管匠通判王秉儒本职事务颇简，又都历任州县，熟悉民事，相应可以委用。那王秉儒先前因请假回籍，如今期限已满，可否由本府发文催取前来。等到今秋收获、一年将尽之时，派委本官与治中王槐分别划定州县，前去清查审处。凡是能够除害安民的，允许他们酌情行事；如有重大事件，各自议处妥当，开列上报本府，再加参详，具奏定夺。限定在十一月内通行造定送缴。以后年份，州县都要依限审核编造上报，违者听任本府直接参劾提审。各官既然接受前述委任，责任重大事务繁杂，况且正值革故鼎新，尤其需要心力专一，各该衙门不得再以其他事务坐委，以致妨碍责成。等到事情完结之日，照旧行事。这样选任专一而人得以施展才能，赋役均衡而百姓可以稍得宽慰了。

译一、设立公库以均摊大额费用。查得本府所属昌平州境内，祖宗陵寝坐落其中。正德年间，本州田地人口，多被各陵内宦官、军士占买隐匿，民户稀少，损害日益加深。加上每年派遣官员谒祭，夫马供馈繁多，不在本等赋役数额之内，与其他地方相比，偏累已经很多。去年秋天又有营造康陵的工程，凡督工、管工的内外官员随从，以及各色匠役等人的口粮，寄养的神马，以及各相关人员骑用马匹的草料，装运、搬囤、碾剉、供送的脚价人力，都必须雇佣。其中有亏折，又应当赔补。时间既久，现贮存在茶引所各年的折银二千二百三十余两，又委派官员收过正德十六年春季分皇店遗留的商税银八百两，这些银子几乎被群奸窃取而落入公家，现在空闲，尤其应当动用支取。乞请敕令该部，再行查议，是否参照先年裕陵及大石窝工程的事例，先将前项店税银八百两，命令该州委官赴府领回，以应对眼下急用，有余送回，作为正项支销；不足则具文申报，再从茶引所折银内取给。至于以前用过的数额，除正德十六年十月十三日以前，原本系本州与所属三县正派应付的月份外，其以后的月份，系各州县协助迟误，而该州代为挪借应用的，逐一查明具结开列申报本府，听任在该所折银内支给补还。如果已经协助，不许混列。事完之日，通将用过银数的下落，备造青册二本，送该部及本府查考。其原派协助的九州县，俱行停免。如此，不仅该州稍减独自承受的负担，而各州县也能得以均沾恩惠了。

一、普遍征解以均摊雇役。查得在京衙门公差官员，例应由本府拨人跟随使用的，每年应有一百八十二名，共支工食银一千三百一十两四钱，称为长跟皂隶。近年本府因见宛平、大兴二县差役日渐繁多，外属州县也都困顿疲敝，反思前项官员，都是在京公共衙门，所管理的又不是本府专司的职务，却独自出办皂隶，事体似乎不妥。议欲改派畿内七府，兵部未曾允许执行。这是因为本府不出京班皂隶，该办长跟工食是指一事而言，未尽通融之理。查得本府每年额派国子监、京卫、武学、公侯伯下训导等官的膳夫、斋夫，共应纳银八百九十余两；刑部、都察院、光禄寺、太医院共享库子一百一十余名，大约占均徭银一千三四百两。这些都是在京公共衙门，唯独向本府取办。至于本府及宛平、大兴二县官员，都是常朝京职，柴薪似乎应领于兵部，也只在所属内取用，每年共应银九百九十余两。通前四项，共应银四千五六百两。其五年一次点差科道等官，跟随使用的皂隶二十四名，不在此数。而陆续因事奏差，未经题准，以及凡日常公差官员，取用短差皂隶，又不可以数目拘限。但这些差役，在部分各有所属，兵部隔别，岂能周知。当时本府查议不明，导致难以裁决。今若以此比较，则本府所费不赀。本府虽曾派行霸州、东安等九州县就近协助，但各州县在困顿疲敝之余，在本等犹难支持，分外之派，在隔别岂能相济。因此多致迟误，独自累及该州，辱没官员锁拿吏役，揭债赔偿，艰苦百端，屡次申诉。伏思先帝上宾，海内之所共哀；山陵举事，也是海内之所当共赴。以之独累顺天，尚且不可，而可累此一州乎？该州平时被累已不能堪，而更堪此大累乎？汉制徙富民于诸陵，所以奉神灵、填京邑。今昌平重田乃如此，夫宁神在得亿兆之欢心，以陵寝所在，而其民不惟不蒙休庇，而反令其愁怨，亦岂所以安列圣在天之灵哉？卷查正德十三年，奉户部札付，为分豁员累应付、苏民困以安皇陵事，又为便应付以恤穷民事，该昌平州、房山县各称裕陵并大石窝工上人员，廪给脚价，独累本处人民，该部议行本府，将收贮批验茶引所课程折银给领救济。今康陵新造，工大日久，比之裕陵修理及大石窝供应尤难，诚宜急处。查得本府库内岁办各役银数，与真定等七府、山东、山西、河南三省所出京班皂隶，孰多孰少，自不能掩人。但见京班长跟、斋夫、膳夫、库子、柴薪名色之异，而不念取于民膏民脂者之同。此在本府全盛之时，犹为过重，况今州县，人户大半逃亡，里甲日见消并，困极之余，其何以堪？查得前项七府三省所属州县，共四百一十三处，除膳夫等项，本府照旧派征外，乞敕该部再行查议，是否自嘉靖二年为始，将前项长跟皂隶工食银两，改作京班名色，照数分

译派遣七府三省，每一州县，不过加征银两三两有余。其数额已经足够。每年解送户部交纳。听任宛平、大兴两县的委官支领发放。这确实是众人容易做到，长久可以实行。

译一是免除夫役折价，以均沾恩泽。查考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奉工部札付，催促历年在逃及未到官吏甲役夫役之事，该惜薪司揭帖，将正德十五年以前，本府拖欠抬柴夫二千七百七十名，开列清单转行抚按衙门督催甚急。屡次看到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诏书中一款：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各处实征的税粮、马草、农桑、人丁、丝绢、布匹、丝绵、花绒、屯田、皇庄庄田子粒、牧马草场子粒、租银，以及甲兵二库、蜡茶、铜漆、银朱、盐课、厨料、户口食盐、猪羊鸡鹅备用、孳生马骡、山厂柴夫、后府柴炭、军器、沿河军卫有司芦苇茭草夫价，与门埧泉溜洪浅等夫，并桩草等料，及旷役等项银两，一应岁派、岁办、奏派，凡是该纳官钱粮物件拖欠未征的，尽数蠲免，以缓解百姓困苦，钦此，钦遵。窃以为本府派办的有砍柴夫，有抬柴夫。名义上虽是人夫，实际上都是缴纳折价。如今砍柴夫已经蠲免，那么抬柴夫的事理正相同。或许该司认为诏书中不曾明确列出抬柴夫字样，又或许认为这是内府正供急需的人役，难以宽免。却不考虑钱粮名目繁多，诏书岂能全部载录。当时担心有所遗漏，所以又总括说：一应岁派、岁办、奏派，凡是纳官钱粮拖欠的，尽数蠲免。抬柴夫纵然不在山厂柴夫之中，也应当在总括该免的数额之内。如今各项钱粮，并非诏书所载而蠲除的很多了，为何唯独对抬柴夫，竟因一字偶然缺失而不给予蠲免呢？况且砍柴夫、皇庄子粒、光禄寺厨料、甲丁等库料物，都属于内府正供之用，而漕运粮米，更是军国重大需求，都予以除豁，为何唯独对抬柴夫，竟指为急需人役而不得蠲免呢？审据本府委官李佥等人，执称该司每月雇夫扛抬木炭等物，他们及各州县委派人员，都缴纳工价银两，当年已经完纳，如今拖欠的，多是各官名下认纳的常例，并非等待雇夫的急用。若是雇夫急用，日日不可缺，哪有正德十五年以前可以等待至今的呢？详察他们所言，实在有据。况且此项柴夫，先前因为想要就近征收，所以只派顺天等八府，比起别项钱粮，尤为艰难沉重。如今天下逋赋，一切蠲除，而畿内八府，起初迎接圣明，继而奉接圣母，快睹天颜既先于万国，承担劳役也倍于地方，纵然不加恩，岂当亏抑？况且计算拖欠夫价，多达一万一千六百余两，今冬又当本府派办之期，又该银一万六千八百两，若想一时并取，决非疲困百姓所能承受。即使严刑驱赶，不过是挪新补旧，旧的纵然完纳，新的必定拖欠，黄放白催，徒招失信之谤，而旧完新欠，实在无济于事。何不将前项夫价已征在官，或被经手人员侵匿的，本府行文各分管官严督州县，查追起解转送该司上纳；其原系小民拖欠的，伏望明降德音，照诏书事例，一体蠲免。旧逋者百姓既庆幸于宽恤，新征者必将乐于早输，恩信既全，实用亦济了。

陈愚忠以裨郊议疏【天地分合篇】

近来看到明诏下颁，想要更改合祀天地的礼仪，以遵从周人分祀的说法，旨意所指，似乎已有定向。然而仍然责成大小臣僚，各陈所见，不许隐默，岂非因为事体关系至重，圣心尚有所不安，想要求得众论一致吗？臣等踪迹虽然疏远，忠爱之心却相同，况且诏谕如此恳切，怎忍辜负。窃以为合祀之礼，是我太祖高皇帝在洪武十一年亲自制定的，考虑到后世或许轻易更改，永远作为定礼的训诫，垂戒恳切，这真是大圣人的作为，得于精神心术之微妙，验之于天人感格之际，观之于古今会通之典，合乎因革可久之宜，万世应当遵行，不敢轻易议论，群臣所言至矣尽矣，岂容再赘言。然而臣等一得之愚，又认为此礼，有不可改者二，有不忍改者一，有不当改者三，有不必改者一，有不易改者一。都是就天理人情、事体时势之切实处而论，不像昔日诸儒争是非的危言，计较祸福。陛下幸垂听焉。往年明伦大礼初议时，诚孝本切乎天衷，典制无愆于祖训，当时群臣不能将顺德美，遂致圣虑独劳，久而后定，臣每每恨之。如果今日之事，所系稍轻，有可将顺，臣等又何敢故生异议，自蹈欺罔，使后之恨今，亦如今之恨昔呢？但事体与昔大异，昔宜将顺，今宜匡正，所以反复思之而不能自已。臣等又以为陛下仁孝恭勤，聪明睿知，清心寡欲，好学右文，凡所躬行，自皆足以比隆尧舜，垂耀简书，何用先见先闻，在此一事，必欲模仿成周，然后为慊哉？伏望圣明将臣等此章，付之廷臣，详议上请，俯赐允从。

译万一圣旨已经下达，也恳请陛下不吝惜收回成命。就像往年议定大礼时，三次更改诏书也不以为嫌一样。那么我皇上侍奉上天如同侍奉双亲，侍奉圣祖如同侍奉献皇帝，盛大的德行将愈发显耀，昭示于无穷无尽的未来，宗庙社稷有幸，天下百姓有幸。臣等学识浅薄，愧对通晓经义，才能平庸，并非博古通今，只是被忠诚恳切之心所激励，无法自我裁断，冒犯天威，罪该万死。不胜恳切期盼圣命，战战兢兢，等待治罪的极致惶恐。

译计划如下：

一、不可更改的理由有二：我私下认为，周朝人在冬至祭祀天神，在夏至祭祀地祇，圆形祭坛和方形祭池，只设坛而不建房屋，这是依据古书中的礼制，哪里敢随意议论。但是，这种礼制在周朝实行是可行的，在当今却不可行。因为周朝历法以十一月为正月，冬至就是岁首。他们在岁首祭祀天神，苏轼曾经论述过，这是先于祭祀地祇，次序是顺的。我朝采用夏历以正月为岁首，冬至时岁末将近。现在如果在夏至祭祀地祇，那就是先于祭祀天神，次序是逆的。有人说历法以冬至为岁首，这只是谈论阳气生发罢了。至于祝告的文书，必定说“嘉靖某年某月夏至，某月冬至”，夏先冬后，截然不可改变。如果后天先地，对于礼制来说如何呢？这是不可更改的第一条理由。我圣祖在大祀文中记载，常常以临祭时遇到风雨为忧虑，所以创立大祀殿作为防备。从此以后，即使遇到风雨，礼仪也没有受阻违。这说明对于天象，圣祖尚且不能必然保证，陛下能必然保证吗？况且如今定都在北方，风沙雨雪，比南方更加严重，恐怕不能像成周泰和盛世那样风调雨顺、海不扬波。现在如果拘泥于周朝的制度，设立圆丘方泽，撤去殿宇，最终遇到风雨，该如何处置呢？况且古代天子出入，兵卫非常严密，仪仗器物不繁杂，又因为人心礼教向来明白，习惯劳苦易于驱使，所以即使郊社祭祀一年中并行，费用也不至于奢侈；在极寒极暑时举行典礼，人们也不抱怨劳苦。不知现在的事体人情，也能像周朝那样吗？这是不可更改的第二条理由。

一、不忍心更改的理由有一条：我听说父母去世后，儿子不忍心读他们的书、用他们的杯盘，凡是用来扩大孝道的。读书用杯尚且不忍心，何况忍心毁坏呢？小事尚且如此，何况大事呢？现在两京大祀殿最初创建时，我太祖、太宗都竭尽心思，很久才告成。当时只担心它不够坚固长久。陛下如果考虑到堂构的重要性，缔造的艰难，那么修缮还担心会滞后，追思慕念尚且急切得来不及，却怎么忍心有其他议论呢？现在人们议论纷纷，说如果实行分祀的说法，那么圆丘方泽必然要恢复，而殿宇难以再保存。万一发生这种情况，于心安吗？当掀揭撤毁的时候，在震撼击撞之余，即使路过的行人看见，也会感到心酸鼻酸，何况作为圣子神孙的人呢？这是不忍心更改的第一条理由。

一、不应当更改的理由有三条：我听说现在的制度，大祀殿内正位设置昊天上帝和皇地祇，配位设置太祖、太宗，共同在一堂之上，精神常常相通，就像子女与父母朝夕常相依附一样。现在如果听从周朝圆丘方泽的制度，除去殿宇，那么上帝、皇祇以及我两位圣人的神主，必将请出撤下而各自收藏。这就像子女与父母一旦分离，恐怕不是两位圣人在天之灵所愿意的吧。这是不应当更改的第一条理由。古人举行大事，必定顺应天时，估量人力，时运困顿时举事却求胜，作为深刻的警戒。现在各地凶荒接连发生，京城附近的百姓，以至于父子相食，发放赈济则内库难以接续，免除赋税则年度用度无法支撑，近来计策出于无奈，而卖官免役的命令已经下达了。如果再更改郊祀礼仪，那么兆域的开辟，圆丘方泽的修治，以及从祀百神坛壝的分合，仪仗器物的增改，纷然百出，决难中止。不知耗费多少万钱财才足够，劳民多少年才完成。这是什么时候，却为此增加繁文缛节来加重公私的困顿，自我消耗元气呢？这是不应当更改的第二条理由。《周礼》一书，所载的经制很多，如封建、井田、肉刑、宗法都是其中的大项。现在都不能恢复，却唯独选取分祀这一件事来实行，这既不能纯粹复古，又不能慎重从今，在义理上有什么可取的呢？这是不应当更改的第三条理由。

一、不必更改的理由有一条：自从合祀以来，假使天道不顺，人心不安，不得已而告于圣祖，更改是可以的。现在实行了百十多年，汉朝每次更改甘泉、汾阴及南北郊，都是因为国家有大变故。如今帝祇享答，百神景从，海宇安定，宗支昌盛繁衍。大典完成而甘露降下，虔诚祈祷而瑞雪呈现，吉兆屡次应验，功效更加显著。正应当遵循实行，万世不厌倦，有什么不得已而想要更改，来自取纷扰呢？这是不必更改的第一条理由。

一、不容易更改的理由有一条：我听说经典说，大礼必定简约，又说礼是为了可以传代，可以继承。我圣祖亲自制定合祀天地社稷的文书，一则说去繁就简，二则说永远作为定礼。对照经典，如同符节相合。过去在武宗朝，郊庙常礼，尚且未能一一按期自行举行，圣祖的远虑，到这里更加验证了。现在如果大祀一分，礼文必然增加一倍。陛下励精图治复古，实行确实没有什么困难。但是想要圣子神孙可以传代继承，那么我圣祖的训诫，是应当深深考虑的。不然怎么知道后来没有畏惧其繁难，而又改从简易的人呢？那么一王的大典，先后不伦，恐怕不是用来昭示万世的。这是不容易更改的第一条理由。

应诏陈述时政以辅助修省疏【时政利弊】

一、公举推荐：我认为治理好国家的道理，在于得到人才，但必须先了解人然后人才才能得到。我私下看见近年吏部推举任用各官，旨意有时未尽允准，有再推三推以至于四推而后任用的。难道

译这难道不是考察古制、任用人才，以及慎重对待这一重任的意思吗？臣愚昧地认为，如果不把了解人作为首要任务，而是把当今的弊病仅仅视为通过多次推举来表现精诚，恐怕吏部会突然难以应命。只是凑足员额后的推举，未必比之前的更好，而任用与舍弃反而可能失当。

了解人的关键，不需要广泛地搜罗。众多官员，也不可能全部顾及，只要在推举任用之间，选择责任特别重大的职位去寻求合适的人选就可以了。

可否今后内阁辅臣及两京部院的正官有缺需要推补时，吏部仍然会同各堂上官一起具本上奏；六科十三道则另外具两本会题，使各自充分表达所见，都遵照钦定的员额，推举能够胜任的人。吏部只遵循旧章，叙述其履历；科道各须指出事实，标明其长处。如果可以被器重使用，不必苛求完美，务必让同日进呈奏本，不得先后观望。

陛下对于所举荐意见一致的人，果断任用；意见有异同的，斟酌任用；如果差异很大，才令另行推举。公论所在，谁敢始终违背？不过再推举一次，事情就确定了。又何必在吏部过度防范，而一定要等到多次推举呢？

其间内阁及吏部尚书，近来多有特旨升补的情况，也请求定下会推的法令，以彰显合众之公。至于京堂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在外地的藩臬正官，都是日后内阁部院的人选。会推的先例，虽然难以一概适用，但其人品应当预先了解。

请求敕令上述各官，今后在升转之初，即推荐一人来自我替代，不允许避忌形迹，也不拘泥于固定的衙门，务必要求资历声望相应，符合公论。如果徇私情而谬滥，听任科道纠劾。被推荐的人有多有少，所推荐的人是否得当，那么推荐人与被推荐人互相参考，贤与不贤就都可以知道了。

更希望陛下对于前吏部及科道所推举的人，以及各官所推荐自代的人，特别在宫中设置名册登记名字，时常翻阅，比较其异同。以此了解人，所了解的必定精当；以此任用人才，所任用的必定恰当。将看到君子在位，像拔茅草一样成群征召。所谓公卿选择庶长，庶长选择僚佐，僚佐又各自选择其下属，辗转相知引荐，哪里还会遗漏人才？官吏称职，百姓安宁，并不难达到。这确实是抓住关键以应对繁杂，从简约中寻求而获得广泛的效果。

有人怀疑用人是吏部的职责，似乎不宜参杂科道。臣说：会推的，内阁及吏兵二部尚书，科道都参与其中。现在特别推广到两京部院正官，而且所推举的也自有限度，为什么不可以呢？

又有人怀疑推荐官员自我替代，是唐宋的制度，今日似乎不容易实行。臣说：先朝及近时大臣往往推荐替代者，在法令上起初并没有禁止。而且前代已经有过试验的效果，为什么说难以实行呢？

从前皋陶谟以知人为首要，禹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古今治道，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伏惟圣明留意。

译一、辨别国家大政方针。我私下认为，国家事务的是非，取决于臣僚的邪正。然而邪与正的区别，本来相差悬殊，但外在形迹相似，容易混淆。其大致要点有四个方面，在于君主深入考察并明辨罢了。这几句话真是君主的镜鉴，然而英明刚毅的君主往往也不能避免，因为君主从臣下那里所期望的是：能承担怨恨、能担当事务、恭敬顺从、没有私人交结。而邪臣中那些放纵强横、喜好频繁更改、善于逢迎、肆意攻讦的人，其形迹与君主所期望的相似，君主如果不加考察，就会信任他们。君主所厌恶于臣下的是：逃避事务、沽名钓誉、结党营私、矫饰违逆。而正臣中那些遵守成法、体恤公议、体谅群情、规劝君主过失的人，其形迹与君主所厌恶的相似，君主如果不加考察，就会怀疑他们。怀疑与信任一旦差错，邪正就会颠倒，其危害将有不可胜言的。恳请圣明的君主在百官之中审慎考察，在邪正的辨别上格外谨慎，不怀疑那些不该怀疑的，使正臣能够实行他们的志向；不信任那些不可信任的，使邪臣不能施展他们的奸谋。这样国家大政方针自然确定，太平盛世可以期待。否则，正人指责邪人为邪，邪人也指责正人为邪，官场邪气就会炽盛，国家事务日益败坏，这是因为没有及早辨别造成的。

一、审查免除积欠。积欠赋税的顽固户应当重罚，怎么反而用赦免来助长他们的奸恶呢？因为朝廷原本不肯赦免当前征收的粮食，只是将那些积欠且无力缴纳的数额作为名义罢了，而地方官吏也从中获利。他们不知道预先赦免来年的赋税，可以量出为入，国家不会有财政短缺的计策；只赦免积欠，百姓得不到实惠，而税课大多缺额。我目睹洪武年间，赦书广施恩泽不止一次，而免除赋税占多数，有将本年税粮在正月免除的，有将明年税粮在隔年免除的。这是因为我们圣祖起自民间，洞察民间疾苦，所以不赦免过去的拖欠，而特别免除未来的征收。为什么呢？夏税秋粮，以及每年摊派的定额赋税，官府催督有期限，公役催征很紧急，小民没有权势，想拖欠也不能；良民爱惜自身，畏惧拖欠而不敢。那些拖欠的大多是豪强大户。现在如果赦免他们，这是奸顽之人偏偏得到实惠，贫民只得到虚名，激起不均的怨恨，长久养成效尤的风气。其中危害治理更严重的是，经手征收的人，趁此作弊，将已经征收的捏称为拖欠，任意侵吞欺诈。而贪污的官吏，又或许勾结作恶，剥取百姓的脂膏，装入私人的口袋。虽然有严明的上司，悉心查考，想要依据账簿质问，但篡改隐匿、诬陷捏造，巧伪手段百端，账簿不能完全相信。想要审问纳税户，但人多难以齐集，或者害怕拘禁骚扰，纳税户不能完全审问。所以古人指赦免为偏枯之物，不是赦免本身的过错，而是议论不审慎。臣以前在京府任职，首先承接登极赦书，亲身知晓以前的弊端，常常为之浩叹。幸好赦书中，近来也是这样，但地方官吏没有奉行。有将已经征收在官的钱粮，抵作本户以后年份应缴纳的数额。臣那时多方筹划，稍微符合事宜，但终究不如洪武年间预先免除，简要易行。恭敬听说前星发祥，大赏赐在即，恳请皇上以圣祖为法，敕令有关部门，将来年实际征收的税粮，以及一应摊派的钱料价等项，斟酌比例，预先诏令免除，务必考虑可行，不要中途更改。这样小户良民，都能沾受恩泽，大公至当，不再有偏枯。以前的拖欠，照旧征收解送，使已经缴纳的人，奸人没有理由侵吞欺诈；未缴纳的人，豪强顽固者不能侥幸免罪。官府省去检查的烦扰，民户免除拘审的骚扰，一举而百弊革除，众人便利随之而来，这是善中之善。

一、疏通盐法。我们国家租赋之外，获利没有比盐更大的，而盐利没有比两淮更大的。现在议论两淮盐法的很多，大都有各自的见解，选择而采用，没有不可行的。臣愚以为，盐法设立，其重点在于充实边防，其关键在于宽待商人，其根本在于体恤灶户，其作用在于惠及百姓，而其最终目的在于平息盗寇。请先陈述各位大臣的议论，然后参以臣的一点浅见，那么所谓疏通盐法的大致情况就可以看见了。近年詹事霍韬上疏说：“淮盐除了正额七十万引之外，还出产余盐三百万引有余。现在正额已经不能多取，余盐又禁止灶户私自贩卖，这三百万余盐，哪里能消化呢？两淮行销盐的地方数千里，人民亿万家，所依赖食用的盐只有七十万引，饮食哪里能取足呢？这就不奇怪私盐泛滥而盐价昂贵了。必须让各商人中正额盐一百引，允许携带余盐二百引，听任与灶户议价购买。”户部议题上疏说：“灶户煎制的余盐，多于正额两倍，相应增加盐引一百四十四万道，召商中纳。如果原来在边中正盐一千引，允许申报中纳余盐二千引，每引淮南纳银九钱五分，淮北七钱五分，都到运司上纳领取盐引，自行买补。”巡盐御史李佶上疏说：“增加盐引，使盐都有引，市场没有高价，确实是良法。曾经以掣过的数量计算，大约正盐一引，得到余盐二引，应当命令今后商人在边中纳正盐一引，照旧派场关支取上纳赈济银米，其盐二引，自行买补，每引只允许二百五十斤，也照旧规秤掣。每盐二百斤，淮南纳银八钱，淮北六钱，免除没收。”户科都给事中蔡经等上疏说：“近日边方盐引虽然开放，但召商不至，良由开放中纳不时，科取太过。应当在每年正月预先派定各边，但遇到收成之时，听任其召商，照……”

译按照原价缴纳实物粮草。那些极边地区，如甘肃两镇，或许可以酌情减少价值，以促使商人乐于缴纳。又说：在地方丰收的时候，粮草价格低廉，商人容易缴纳，所以一引盐，常常能获得两引的作用。定价每引不过三四钱，而没有处置科罚的费用。这并非不知道商人每引的收入，不足以抵偿给予盐利的损失。是因为认为如果利润不丰厚，商人就不愿前往，而边储便无依靠，哪里有空闲去计较微小的利益，与商人斤斤计较呢？巡盐御史朱廷立上疏说：一年之间，抽取的余盐价银，已经达到百万，前面提到的增加盐引数量的方法，即使实行得尽善尽美，也不过如此。现在户科又上奏称不便，应当停止，照旧秤量抽取。又说：官府没有高价来损害商人，商人没有高价来损害百姓。购买补充的人日益增多，而勤劳的盐户日益受到鼓励。官盐既然流通，私贩自然平息。先前整理盐法的都御史王璟上疏说：两淮的税课有固定的额度，开中应当有确定的数量。然而各边开中，数量有时超过额外，所以有两人同时领取勘合前往运司，而当年的监课，只够前一个人的数量，后一个人，便因为额度用尽而守候艰难。以上各位大臣的论述，摘取其中切中要害的如下。臣请求斟酌宽严以运用其中道，衡量事理以求得当，兼顾彼此以会通全局，考察今昔以通达变化。请求命令今后各商人在边地，每开中一引正盐，允许带开中两引余盐。正盐仍恢复旧规，每引六钱，根据当地时价的贵贱，以及道路远近险易，拟定斗头斤数，缴纳实物粮草。正盐引搭配两浙、长芦等盐，照旧缴纳赈济银米。余盐则是他们自行购买补充，应当酌情减少，每引五钱，就随着正盐在边地缴纳折色，免除缴纳赈济。前述正盐，每个商人，开中缴纳不许超过三千引。正盐和余盐引，每引都不许超过二百五十斤，统一秤量抽取。超出数量多一斤的，如同私盐一样，以私盐论处，问罪没收充公。正盐每年只开中七十万引，使之与定额税课相当，不得多开超过额度，以致商人手持盐引到场却没有盐支给，遭受久候的困难。余盐则开中一百四十万引，使之与正盐成倍，不得或多或少，以致正盐和余盐引，带中参差，引起不均的怨恨。如果能够实行前面的说法，那么正盐不减旧时的价格，可以广开粮草的资财；又加倍获得余盐的银两，可以储备和籴的本钱。况且就在边地缴纳，不等待运司收解，户部转发，从而节省脚费的虚耗。每年开中，不等待边镇告急、道路阻塞、年成荒歉，而措施滞后。臣所说的足以充实边储的就是这样。商人获得余盐盈余的利益，以弥补正盐多费的亏损，没有运司加倍索取余盐银两，以避免一时借贷那借的痛苦。况且正引的开中，不浮于定额税课，那么到场之日便能得到盐，所说的宽待商人就是这样。勤劳的盐户余盐，既然允许通商，官府和地方，不再阻扰，只要能穷尽煮海的力量，都可以成为养生的资财，所说的体恤盐户就是这样。商人有利息，那么盐价自然平稳；盐价既然平稳，那么百姓就能得到便宜的食盐。况且盐户既然获得通商的利益，必定不肯冒禁卖给私盐贩子；小民既然乐于官盐的便宜，也必定不肯冒禁购买私盐。那些私盐贩子，贩卖两难，图利无获，逐渐改求生计，其势力自然衰退。所说的惠及百姓、平息盗贼就是这样。有人说：运司余盐银两，每次巡盐期满，可以获得百万，现在改为在各边带中，一年只得到银七十万，所失去的难道不多吗？殊不知运司得到银两虽多，而商人亏折资本，如今陕西等处，减价开盐，无人报中，所失去的恐怕不少。万一边储缺乏，耽误军情，关系地方，孰轻孰重？况且巡盐交接，多是半年，才能得到银百万。现在如果按年例开中，一年可以得到银七十万，就从利益计算，大概也相当。况且商人自行输纳到各边，官府可以节省脚费。与其在转运到边镇奏讨之日，兵荒交作，一倍或费数倍之多，哪里比得上在平常无事之时输纳，随宜储籴，一引可获两引之用。查考弘治以前，余盐银极多不过三十万，而边储足以供应。近年以来，余盐银百万，数倍于前，而边储告乏。这其中的利弊得失，比较起来尤为明显。至于革除虚中卖窝的奸弊，清除劝借科罚的弊端，严格便场买补的禁令，确定秤量抽取疏数的适宜，核实盐总岁课的征收，均衡上下派场的法则，都是用来维持这盐法的。其余条目繁多，难以枚举。在运司的，应当责成巡盐御史，而由都察院考核；在边镇的，应当责成巡抚都御史，而由巡按监察。这样那么臣愚昧所论述的前述盐法，可以实行得尽善尽美，而流传永久了。

译一、充实边境储备。如今筹划边防的人，常常将粮食充足和兵员充足并列讨论。臣愚昧地认为，兵员充足容易，粮食充足困难，粮食是首要的，兵员可以稍缓。这是因为边境的百姓，能吃苦敢战斗，有事时厚加招募，都可以成为士兵。现在所担忧的，只是边境储备不足罢了。各镇大致都是如此，而陕西独自控制三边，接连遭遇荒年，其弊端尤其严重。以屯田来充实边境，是务求根本的上策，但衡量当今形势，难以轻易推行。如果可行的话，就应当多方面筹划，怎么能固守一条途径而拘泥于常规呢？其一，应当放宽对商人的处置，招募盐引，让他们缴纳实物以扩充粮草储备，缴纳折色作为和籴的本钱，就像臣之前论述通盐法那样。其二，应当开设纳粟授监生的条例，不必拘泥于地方名额，凡是愿意缴纳的，听任他们各自在甘肃、宁夏、延绥三镇缴纳实物粮草，根据当时物价的贵贱以及道路远近险易，拟定斗头斤数，务必使其公平合理。户部仍要斟酌年限予以停止。固然知道这不是善政，免罪的条例也可以实行，但用来辅助边境救济急难，而且所开设的仅限于陕西，事情出于权宜，数量并非浮滥，似乎也没有害处。至于军职、义官、承差吏役等条例，虽然开设却很少有人响应，内地尚且如此，边境各镇可想而知，不必白白耗费文书，徒然挂在墙壁上。其三，应当命令陕西巡抚及各镇巡抚都御史，将盐商缴纳的折银，以及一切调拨的官钱，在丰收之年与民间和籴，宁可比时价稍加，使他们乐意遵从，不可强行压制。其四，应当将官军粮料，总归采用平准之法，如果遇到丰年，略微增加价值，给予折银，他们既然乐于得到籴买之余价，而官府又能存积现有的粮储，比起和籴更为简便。然而这四种方法，不是在几个月之间所能接济的。传闻陕西地方，如今一两银子只能籴米四五斗，收成之后，已经到这种地步，来年春夏，更加应当昂贵。如果不幸年份再次荒歉，又该怎么办？那时即使发放官银数十万，不仅所费加倍，荒边所患在此，恐怕更没有粮食可籴。万一愚民迫于饥寒而在内部窃发，外敌乘隙而在外部侵扰，地方安危所系，实在令人寒心。即使如救火救溺，还担心迟到，怎能再玩忽时日，重遗后悔？查访得知成化年间，曾因陕西饥荒，摘拨江南漕运粮米数十万石来赈济，就用粮船从徐州溯黄河抵达偃师县的孙家渡，再从陆路运至陕西州的上河头，计程仅三百余里，又雇船运输，可以直达西安、凤翔等地。当时所费虽多，如果不省汉唐，何不就在关中籴米而转运江南呢？然而比起太仓发银在当地籴米，却节省数倍，实惠及民，其旧例可以考察并实行。然而等待来年漕运，必须到秋后才能到达，恐怕也来不及。何不将在该解南京仓粮，现在陆续运到水次者，免除其上仓，命令漕运都御史查拨回卫粮船，南京户部差官监督，对船交兑，如果数量少，则将南京在仓粮米挖运，或者将该部收贮折银，差官和籴，今年江南收成颇好，大约四钱银子可得米一石，都依照漕米正耗体例，作为水陆运输费用，务必凑足二十万石为止。又查南京各仓现有六七年之积存，而今年折银又多，不妨挪用。其嘉靖十三年、十四年，不论陕西地方有无丰歉，却在漕运内，每年摘拨米二十万石，如前转运，总计三年为止。以粮运救济于目前，而以盐引等四项措施相继实行，等到三年，边境困顿可稍得缓解。然而臣又听说，兴一利不如除一害，乞请敕令各边镇巡抚兵官，端正自身率领下属，严禁所属官员，凡军士粮赏财物，分毫不许克扣，并时常审探边情，不要听信将官虚报声息，轻易发军，冒支行粮草料。更敕令兵部今后遇有边报，不要辄议派出京军到边，徒增浪费，无益实用。凡一切损害边境储备的，全部停革。既然兴利如彼，又去害如此，实行几年，将见到边境有余储，人有固守之志，然后择遣才望大臣，巡视边地，可以耕垦之处，修复亭障，多招募土著百姓，逐渐兴起屯田之利，永为根本之图。其长远效验可期望于将来，而其事机实在在于今日。

一、扩大宽恕。臣见往年妄议大礼，以及勘问大狱的各位大臣，沿袭弊风，自招罪戾，上干天怒，威谴有加，这就是雷霆肃物的意义。各位大臣甘愿受罪无词，又还奢求什么？但臣私下听说，天地没有抛弃之物，王者重视不绝人之路。如今各位大臣幽禁已久，悔悟必定深切，况且其中情罪轻重不同，而才识也多有可用者。倘若蒙恩分别差等，容许他们自新，或量移近地，或放免生还，或稍复旧衔，或渐加录用，这就是雨露生物之仁。近来建论的大臣，屡次提及此事，天听未回，而臣仍冒死进言，实在是因为关系到治体，群情所切望。臣又听说，齐桓公对于管仲，唐太宗对于王珪、魏征，都是他们的仇敌，却能赦免并用他们，最终得到他们的效力。

译况且先前获罪的各位大臣，都是陛下的臣子，就像儿子得罪了父母一样，父母难道忍心像仇人那样看待他们，最终断绝关系吗？更何况圣德如天，无所不包容覆盖，远远超过前代两位君主万倍的陛下呢？臣现在不敢奢望陛下立即施行赦免，只恳请此后，或者由陛下特别下旨，或者借其他恩泽之事，让天下人知道各位大臣长期被贬斥，并非完全出于陛下仁慈的本心，而今天这种委曲保全的做法，也不是由于臣下的请求。这样恩惠出自朝廷，事理体统才恰当合适。

译一、端正宪台体制。臣认为，治理国家有体制，不得互相侵越。对于宪台官员，尤其应当端正。近来见本院审问完案的囚犯，有上奏辩白的，都察院有时改派巡按御史审问处理。臣愚昧地认为，本院是台官之长，原先审问的也是御史，审问允当又有南京大理寺。却因犯人想要改派巡按就立即听从，似乎不符合宪台体制所宜。可否今后都察院将前项上奏辩白的囚犯，仍交本院，与之详细审问；若审问完毕再上奏，要求调往其他衙门，则交南京刑部重新审理；若该部审问完毕又上奏改调，由都察院参详，确实涉及值得怜悯怀疑、案情重大的，才上奏交南京三法司会审；其本无冤枉、捏造词状上奏骚扰的，不论次数，不予批准；或咨文来本院详审属实，也立案处理以杜绝侥幸免罪的奸邪，以节省拘传证人的骚扰，可以吗？又见近年各地巡按举劾巡抚及方面等官，因被劾之人反劾，往往一并令御史回籍听候勘问。臣愚昧地认为，纠劾官员邪曲，是御史的职责。却被人所劾，也不符合宪台体制所宜。可否今后各官被劾，事轻的吏部立即斟酌去留，覆请皇上裁决；若系贪酷重情，只令被劾者回籍听候勘问，御史照旧行事，待后勘问报告不实，反坐御史以罪，可以吗？又见近日操江都御史、巡江御史职守事情，有时交巡按御史访察查究，及巡江御史参奏官员，有改交巡按提问的。臣愚昧地认为，御史是同官而疑信不同，都御史是尊官而抑扬失伦，也不符合宪台体制所宜。可否今后操江都御史失职听两京科道官员纠举，巡江御史失职听本院考察，其操江、巡江行事不必受巡按制约，使各自得以施展效力，可以吗？然而这三项，仅据臣所闻见，恐怕此类情况尚多，乞请敕令都察院查议，如果臣言不错，即一体改正；内有奉旨施行的，具奏定夺，仍通行各衙门知会，今后务要遵照旧制及宪纲而行，这样则体统端正、分义明确，而为宪台官员的各得以履行其职责了。

一、先务实务。臣听说治理天下的道理有实有文。图切要而有益于国家称为实，美观听而无关于治乱称为文。往昔君主以务实致治的，汉文帝、景帝，宋仁宗是也；以虚文自败的，汉武帝、宋神宗是也。仰惟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相继立极，垂六十年，不仅政教王纲，广大悉备，而且典章文物，也兼举无遗，不像汉高帝马上为治，礼文多缺，宋艺祖终身征伐，万目未张那样。此后列圣垂拱守成，先后一致，逮我皇上当积德百年之期，行稽古三重之道，议礼考文，益明益备，无以复加了。然而臣子责难之义，苍生厚望之心，似乎于《大学》所谓理财用人，《诗》《书》所称安民讲武，切时要务，或犹有缺焉。伏愿时世宗多兴礼乐，故言及之。陛下辍声容之繁节，略太平之美观，屏好动喜事之徒，斥虚夸诞谩之说，回运神谟，专务于此，博谋而审择，持久而力行，必期于吏称民安，兵精食足而后已。则上以实求，下以实应，既有实事，必有实功，文景仁宗之治，不足多也。况天下之事，吉凶悔吝生乎动，纷扰劳费出于文。若陛下以静制动，以实先文，将见省事则省虑，安恬内守，既可以上培万寿而皇储笃繁衍之祥；省事则省费，经用惟常，亦可以下纾万民而薄海感绥宁之矣。臣不胜惓惓。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五十一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五十二

华亭陈子龙卧子、宋征璧尚木、徐孚远闇公、李雯舒章选辑

朱灏宗远参阅

董文简公集（疏）、魏恭简公集（论）

董文简公集（疏）

董玘

疏

较勘实录疏

慎重祀典事

较勘实录疏【改正孝宗实录】

臣认为，今日的实录，即后日的史书，所以传信于天下万世。这岂容以一人之私意参于其间哉。昔者武宗毅皇帝即位之初，中峯与修实录，一时不能争，其后尚能极论泌阳，求改其史，可为不远之复。胡今之修要典者，一与名其间，遂终身力护此书耶？盖中峯与其名，而今人与其实也。纂修孝宗敬皇帝实录，臣以菲才，滥与其末。于时大学士焦芳，依附逆瑾，变乱国是，报复恩怨，既已毒流天下矣，而犹未足也，又肆其不逞之心于亡者，欲遂以欺乎后世。其于叙传，即意所比，必曲为掩互。泌阳最恨华容，浮乃大即夙所嫉，辄过为丑诋，又时自称述，甚至矫诬敬皇而不顾。凡此类，皆阴用其私人誊写圈点，在纂修者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