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五十二

译为了振奋士气，科臣王德完请求罗致豪杰，这确实是济世救时的急务。昨日看见宁夏各堡多被叛军控制，而平虏参将萧如熏唯独能够与之相持，这就是任用将领得当的明证。以臣私下考虑，寻求旧臣容易得到人才。使用有过失的人，不如使用有功的人。除了各边现任将领，以及已经调遣不宜再议的人选外，如果退闲在家的将领可以任用，那么没有比原任辽东总兵李成梁更合适的人了。他屡次经历战阵，纪律严明。李成梁不应当在辽东使用，如果将他调任其他镇守，让他去捕捉反叛者，那么他的威名足以震慑敌人。他的儿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桢，都具备大将之才。李如樟、李如梅又是少年中的豪杰。他们的家丁，除了各自有官职职守之外，还有很多同心协力、敢于作战的人。他们世代蒙受朝廷重恩，必定不会在晚年颓废。虽然屡次被议论弹劾，但更应昭雪他以前的功劳。他年富力强，威名久著，各边将领谁不畏惧信服？上下互相信任，父子同心，不仅勇略足以成功，而且先声可以夺人锐气。如果担心他权力过大，分管的地区并非他历来熟悉的，应当在通晓军情、实心任事的文臣中，公举一人，监督他的军事。谋略与勇力相辅相成，调遣随宜而行。其他如闲住及戴罪的将领，史宸、张应种、麻贵、马孔英，倪敏政等人，或者素来经历战阵，或者胆勇过人，都可以随军使用，让他们自行效力。如果辽东未代旷日持久，或者命令他的儿子原任总兵李如松，先前往料理，限定日期起行。即使未必能立刻擒获剿灭，也断然足以制其死命。天威既已降临，叛军不敢四处出击，如同鱼在锅中游动，势必自行混乱。附近营路，因此无所恐惧。其他地方观望，畏惧而自行收敛。等待首恶依法处决之后，大力赈济抚恤，使朝廷的威严与恩惠并行，纲纪大大端正。这是应当决断的机宜，应当任用的宿将。如果失去这个机会不图谋，臣未见有什么好策略。然而臣又听说，缝隙将要形成时，应当急忙补塞；琴瑟不调时，必须改换重新张弦。如今宁夏的变乱，正是缝隙将要形成的时候，而导致变乱的缘由，则是琴瑟不调的验证。我朝的事情，推论起来颇有渊源：从洪武到嘉靖是一段时间；从隆庆到万历十八年是一段时间；从十八年至今又是一段时间。大概从洪武到嘉靖，敌虏没有一年不侵犯，我们没有一年不防备，各军虽然有战守的劳苦，没有克扣剥削的痛苦。从嘉靖到隆庆，和议既成，不修战守，各军虽然有克扣剥削的痛苦，而没有操练的劳苦。现在情况则不同了。对外实际修好，对内却想要兼备战事。修好则不免仍然克扣剥削，作为讨好敌虏的资财；备战则徒有操练，而没有首功的希望。臣以前的奏疏中说：不加以怜悯体恤而克扣剥削，听说使得士兵生计不给，出身无阶，已经预先知道会有今天的弊端了。即使总兵张维忠奏疏内所列，据臣所知，有记载在会计录中的，有新近题奏批准的，有属于宁夏旧例的，有在各边通行的，诸如此类，都以节省为重，以怜悯体恤为轻。在无事之时暂行，尚且难以得到人心，相沿于用武之日，怎么能免除怨恨？巡抚党馨，不能变通，反而更加严峻，以致叛军借以为名，鼓动众人倡乱。纲纪大坏，人心动摇。应当敕令兵科会同彼处巡按御史，逐款清查，或者属于原来旧有的规定，或者属于党馨作俑，应当沿用的，明确著为定例，应当革除的，立即进行调停。这是应当清理的弊政。又如京营军士，素来被称为虚设，有急事则顾虑他们孱弱而另外调遣，闲暇时则畏惧他们的讹言，而不敢深究。臣以前的奏疏中思考有鼓舞他们的方法，但言论不被采纳。近日看见侍郎王基，条陈四件事，都切实可用。臣叩问他的议论，采纳人情，慷慨敢为，人们乐于为他所用。如果就任命本官为协理，听任他主张，而又明确赏罚，均衡劳逸，体察疾苦，教习技击，那么几个月人心就会喜悦，一年精神就会振作。对内用来护卫神京，对外用来风示远近。仍然通行各边督抚，凡是利益应当兴办的，弊端应当革除的，悉心条议，不要畏惧浮言，不要沿袭旧习。恩惠施行而威令可以实施，政治公平而骄悍自然服从。如果有处置失宜，苟且塞责的，访查实据参奏，另外选拔贤能。这些都是救时的急务，转移局势的关键。伏乞采纳阅览，立即赐准施行。不仅一方的悖乱可以平定，而且各边的人心都会安定，抚督不至于掣肘，外夷也将丧胆了。其余有关大计，先前各位大臣已经说过的，臣不敢再烦渎圣听。

译○第五疏【宁夏情况】

臣奉旨监督官兵，亲自前往讨伐贼寇。除了调遣总兵官李如松率兵前往外，近来观察到贼寇狡诈，依托城池固守，表面上假装谦卑顺从以延缓我军攻势，广泛勾结蒙古部众作为声援，意图等到秋高气爽、蒙古部众聚集之时，再公然肆意妄为。其意图非常明显，局势也十分紧急。臣所立下的誓言，在于披肝沥胆以调和将领们的心意，同甘共苦以鼓舞士兵的士气，宣扬威信以瓦解贼寇和蒙古部众的党羽，体恤皇上的恩德以保全被胁迫跟随者的性命。至于进攻、夺取、前进或停止的军事行动，需要审时度势，广泛收集众人的意见，难以预先确定，这些都是臣能够尽力做到的。那些因形势所限无法尽力做到的，不得不仰仗陛下。恳请陛下敕令有关部门，重新商议并上奏施行：

第一，晓谕各位大臣以急公好义为重。往昔廉颇与蔺相如同心协力，秦国不敢侵犯，是因为他们把国家的急务放在前面，而把私人仇怨放在后面。如今讨伐叛逆的大臣们，从总督、巡抚到将领，都负有重任，权力各不相同。万一各自坚持己见，不能和谐合作，那么败坏大事的后果将不轻。必须严加晓谕，务必以国家大事为重，一切嫌疑和礼节上的细微之处，都不必介意。臣到达之日，与他们歃血立誓，若有二心者，天地祖宗将予以纠察和惩罚。至于用兵之际，不分彼此，有的当面抵挡，有的后面策应，有的攻城，有的阻断险要，互相配合，首尾呼应，都应论功行赏。这样军队就能因和谐而成功，战斗就能必胜，攻城就能必取。

第二，奖赏坚守城池者以鼓舞忠义。宁夏发生变故时，各城堡纷纷瓦解，唯独平虏堡完好无损。像这样，人们自然会受到鼓励。评定功劳时，应当以萧如熏为首，其他偏将和各军用力者，以及全城同心协力的士民，都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应当查核功劳的大小，及时给予奖赏。城内的居民，全部加以赈济抚恤。那些在战斗中死去的，更应优厚地抚恤其家属。这样人们才知道忠厚的好处，从而各自奋发努力。

第三，区分顺逆以瓦解蒙古部众。贼寇所依赖的，只是勾结蒙古部众，而蒙古部众之所以被贼寇利用，并非有骨肉亲情或旧日交好，不过是贪图他们的子女和财帛罢了。论受恩惠，朝廷最为厚重；论计算利益，安抚赏赐更多。蒙古部众未必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只是如果不区分顺逆，他们也就无法表明自己的立场。应当派遣通晓蒙语的官员查问晓谕，将原本不帮助贼寇，或者起初帮助后来停止的，列为第一等，立即给予嘉奖；那些归顺并能擒获献出贼寇首级的，列为第二等，按照钦定的赏格，厚加封赏，并将各贼寇的资财全部给予他们；那些晓谕后仍不悔改，甘心追随叛逆的，列为第三等，这是自取灭亡，罪在不赦。容臣会同各位将领，严整军队以歼灭他们，分派精锐以捣毁他们的巢穴。这样蒙古部众的势力既已分散，贼寇的胆量自然就会畏缩。

第四，明确责任以控制蒙古部众的祸患。蒙古首领靠近的镇城，各有总督、巡抚、总兵、协理等官员。如总督魏学曾亲自驻扎花马池，非常得体，那么清水、兴武、横城一带就可以保证无事。至于延绥，应责成贾仁元；固原，应责成沈思孝；甘肃，应责成田乐，以及各该总兵、镇守将领等官员。如果蒙古部众不行动，就相安无事；如果举兵内犯，就严整军队巩固边防，以遏制其锋芒；如果蒙古部众前往宁夏，就出兵捣毁其巢穴，以牵制其势力。必须多方侦察，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我军就能专心对付贼寇，而各镇将领的功劳，就不必等到讨平叛逆之后才体现了。

第五，预先储备物资以供给士兵和马匹。宁夏的粮草运输，不止千里之遥，砍柴做饭，无处获取。近来听说偏关之外，完全没有干草。如果不先行置办，恐怕随时会缺乏，人心就会不安。必须行文给司道及管粮府佐等官员，或百里或五十里，指定一位官员，常驻那里经常拨运，务必保证有余。仍多发太仓及马价等项银两，解送到军前。不仅行军犒赏不可拖延，即使贼寇平定之后，除了奖赏功臣外，修理城堡、安抚人民、招募补充军丁，花费巨大。用剩的银两，就存入库藏，以抵补日后从京城运来的款项，不得胡乱花费。如果等到临期再请求调拨，怎么能济事？这是万分紧急，不可延缓的事情。

第六，禁止滥杀以安定人心。查验贼寇首级，与蒙古部众不同。蒙古部众有烤痕、头巾痕迹等种种可以辨别，贼寇是中国之人，如果滥杀冒功，不仅辜负陛下好生之德，而且讨伐贼寇本就不宜割取首级，这反而会使跟随贼寇的人更加坚定死守的决心。臣请求只有临阵斩杀的，才允许以首级报功；其他四处不时剿捕的，必须生擒，准许与斩首同赏。容臣会同各官员审实，或立即诛杀，或监候待奏，或权宜释放。至于攻破城池之后，仍应严禁，有滥杀一人及擅自进入民家的，立即斩首示众，以正军法。这样功劳就不会冒滥，百姓也知道有活路了。

○第八疏【宁夏情况】

宁夏的情况，已经两次上奏。从此以来，总督魏学曾相信臣的忠诚，而臣也怜悯魏学曾的艰难，相约立誓同心灭贼。臣感激他的忠诚，尽心谋划，魏学曾每晚露香跪祷，愿以余生赎取全城百姓的生命。魏总督在讨伐叛逆上很有功劳，因为行动迟缓被逮捕，不到十天西部战事就平定了。新任总督叶公不像他那样。双方布置，事情有了头绪。除了一切琐碎之事不敢烦扰陈述外，自七月二十一日开闸放水，城墙被浸泡损坏，四面各数十丈，军心振奋，认为必定能攻克。三十日夜，贼寇驾驶十一只船，偷偷挖掘参将达云所守的堤岸，擒获并捆绑了军士。

译被提督李如松冲退，斩获十六名。至八月初一日，参将来保所筑堤岸，被水冲决，遂弃前功。幸初六日，贼据教场，麻贵奋勇占夺。初七日贼修东城，俞尚德亲往擒斩，自此丧气，不敢复出。城中粮尽，树皮败靴，悉以充食。饥民拥贼，早求招安。贼因绐之曰：“朝廷已有铁牌招安，奈诸将匿之，欲尽杀尔辈。”愚民尽为所惑，我军亦以为言。臣知其然，于十二日大出榜示，略云：许朝等既求招安，先将城内饥民开报，限三日内迎大兵入城，分别赈济。如有疑畏，先将饥民赴河西寨给领。至十五日，又出一示云：三日已满，既不开门，又不放出支领，显是各贼原无求招实意，要将阖城饿死，又令我军劳苦。军民之心，始共恨贼。十六日，魏学曾遣千总潘宗、把总刘禄到城，跪称铁牌已到，诱其出迎，暗约诸将，出即擒制，或进而图之。叶梦熊亦差标兵百余，暗伏接应，事机可成，谋泄而止。二十日，着力兔打正把都儿合党助贼，先该魏学曾调有防堡人马，李如松又遣游击李宁往镇北堡剿杀。二十一日，虏又渡河，从李刚堡进入，离城仅三十余里。臣见事急，欲待督抚传示，远不及事；欲自行调遣，又嫌侵越。惟令标下把总张泽等领导兵百人，先往埋伏。后臣中军李如樟挺身愿往，臣壮而遣之，令其约会麻贵、李宁、王通、李有升等，领兵三千。李如松恐其有失，亲领千人，手馘虏首，虏众大败。各贼失望，我军欢声雷动，皆云希有之捷。原任总兵刘承嗣又将决堤修补，水复到城。督臣叶梦熊许约抚至期亲督攻打，以贼势度之，内绝民食，外无虏援，水一到城，必多颓坏，万无不克之理。倘不如意，惟有坐困。但恐军民尽为饿莩，各贼尚支一年，边地早寒，八月已雪，三军野宿，何能久存？不彻则恐生他变，势必散屯各堡，无奈将心渐离，皆称有病。臣与蔡可贤、萧如熏再三调停，尚不能挽。倘人心一弛，则虏贼复合，着打已被杀败，庄吉求抚未得，贼知其有恨于我，而以重币购之，东西并进，腹背受敌，不惟丧其前功，抑且有后患。此臣之所甚恐也。

虽事权与臣无干，而狗马之心，不能自已，谨条为六议，惟陛下察之。

一议恩泽。昔越王投醪，而三军心醉；楚庄拊循，而十人挟纩。盖诚意之感人深，而衣食之及人浅也。陛下端居九重，虑周万里，何尝一日忘西征将士哉？顾屡蒙皇赏，皆视为常例，不知所自。似宜特发纶音，念将士寒苦，即以在军银两，各给冬衣，容臣等宣谕，使人人明知圣意，则一时鼓舞，奚啻紫貂裘帽之赐哉？

三议塘报。删第二条。从来各边军情，皆据将官塘报。臣在军中，极知其弊。如虏本数十，则曰数百数千；本未见虏，则曰彼此砍杀；止获一二首级，则曰杀死数多，尽被扛去；军士多被杀掠，则曰中伤军丁，尚未查数。如臣在营中，查问我军有无被擒，皆曰无有。忽贼放回窦元等十一人，皆节被擒缚，独非军乎？问贼徒有无出城，皆曰无有。及捉获奸细王羊数人，皆从城内出边，其未获者，尚有数十，独非贼乎？诸如此类，难以枚举。此臣之具奏，必查核明白，不敢止据塘报，自同欺罔。如沙湃之败，虽在河东，与臣无与，但御虏军士，皆讨贼之数。据报麻贵损兵一百八十，今未到者三百余名；苗兵死者六百五十，今全军未见一人。即如李如松张亮堡之战胜，从来所无，因臣未查实，未敢报。盖无功之罪小，而欺君之罪大也。宜专委贤能官道，亲在军中，专查功罪，庶欺蔽无所容，而赏罚亦得其实也。

四议赏罚。将帅之所以鼓舞人心者，惟赏与罚。必赏当功，罚当罪，而后人心悦服。诸葛亮罚二十以上，必亲览焉，诚恐以不当而失人心也。行罚如此，则行赏可知。今之人才，不知视诸葛何如，而所谓赏罚皆非亲见，或主以偏系之私，而决之于左右之口，多置伺察以为耳目。不知诸将巧于弥縫，小人易以利动，耳目愈多，而是非愈乱。似宜亲在行间，不厌详慎。若行之任意，恐有功不赏，已难示劝，况不赏而反罚，谁不怨望？

译有罪而不加惩罚，已难以起到惩戒作用；何况不惩罚反而给予奖赏，正好开启了侥幸获利的途径，这不能不严格加以防范。

第五条，关于冒领军功。军中欺瞒舞弊之事，并非只有一种，但最令人痛恨的，莫过于冒领军功。有的人通过圆满升迁、赏赐或赎罪，购买他人的首级来冒功；有的人实际上并未出营门，却将名字混入督战名单中冒功；有的人畏惧对方的势力，将别人的功劳夺过来据为己有；有的人把百姓当作贼寇，把中原地区当作夷狄之地来冒功；甚至有的人看到别人获得战功，就将其杀害并夺取战功，连同被夺走的首级，以及被杀害的立功者的首级，凑成两项军功。等到委派官员查验核实，不过完全依赖塘报（前线快报），即使反复核查，也以初次勘验的结果为准。别人冒着生命危险获得军功，自己却安然坐享其成，甚至妄杀无辜平民，不抵命已经算是宽恕了，反而还给予奖赏，这如何对得起天理？人心离散，导致军队覆灭失败，大率都源于此。这种弊端沿袭已久，难以彻底革除，只能随着案件被发现而用严刑峻法加以制裁，或许可以起到警示一人而惩戒百人的效果。

以上六条，删去第六条，都有事实依据。但在用人之际，不宜轻易泄露，恐怕激起其他祸害。恳请陛下敕令相关部门，查核商议，采纳施行。这不仅对西夏战事有益，对于整个军政管理，未必没有小小的补益。

译加包边堡疏【修堡】

以下公文为担任宣大总督时所上奏章。

该臣认为，草垛山建在极边之地，与敌虏仅隔一道墙，而境内赵家口、灭胡口、驴皮窑各处，都是极其冲要的道路，在未议和之前，敌虏内讧，必定由此入侵。近日虽然已经建堡设兵，扼守险要，但土壤沙质盐碱，似乎难以固守，而取水的水泉距离城堡三里，若不加以保护，必定成为敌人的资用。又如，水泉营突出边外，距离敌虏不足一舍，而红门隘口，又是华夷互市的场所。旧堡建立在平旷之地，逼近土山，常有放弃险要的隐患。近来添设附堡，占据上游，虽然足以拒守，但旧堡与新堡既然合为一城，旧堡原为砖砌，新堡皆为土筑，形势上有坚固与脆弱的差异。因此，这两座堡都应砖石包砌，才能一劳永逸。如今该道所议定的两座堡的工程，除合用的军壮在该界原额之内拨发，无需另外商议外，只有食米、盐、菜银两，在草垛山并护水砖墪，合用银三千一百八十两四钱五分，除该道自理纸赎四百两外，打算将平阳等处民壮免班二百余名，征收其工食以充此用。臣认为，平阳今年荒旱，征收银两也难，查得布政司现收贮臣衙门赏功银两，从中可动用二千两，再从臣衙门纸赎内扣除解抵年例外支剩者，续发五百两，连同该道前银共足二千九百两，只少银二百八十两四钱五分，数目不多，听任该道临时设法筹措。在水泉附堡合用银两，已有职节发西路修墩支剩的酒课等银，足以支用。人力既不借于别界，钱粮又不烦于内帑，安边设险，确实不容迟缓了。

请罢榷税疏【宣府榷税】

批准巡抚宣府都御史王象干会稿，据山西布按二司守巡口北道左布政使孙维城、副使张国玺会呈，查得本镇所属张家口堡，设在极边之地，极目荒凉，诸物不产。自隆庆五年，北虏议和进贡以来，才开始设立市场。每年互市，布匹从江南购买，皮张与湖广交换。这是王鉴川所定的通夷而不费国且收其税的两利之道。当时督抚因各部夷人众多，互市钱粮有限，于是广泛招引四方商贩，使他们自行贸易，这是民市的开始。间有商税，就用来充作在市场的文武官吏一切廪饩、军丁犒赏的费用。到万历十九年，该阅科给事中钟羽正，清查市本，题准每年从市税内凑支二千两，一切廪粮悉从减削，也已无遗利了。如今百户刘思忠，又奏请抽税，以助大工。其本镇原立课税，若令停止，则市本他无所出；若照旧抽取，则商税难以重征。况且如今虏王听说陕西大捷，颇怀疑畏，传示东西部落，拔帐北徙，接连在上西路膳房、新开新河，及大同天城、杀胡、助马、山西偏头关等堡之所传报者，历历可据，情形正在叵测。倘若榷税之使，一旦委用匪人，秉性颛蒙，毫厘必较，万一激成他变，关系匪轻，相应亟请停止。呈到职，谨会议得，宜镇市场，惟是张家口一处，华夷封疆，界在咫尺，黄沙白草，满目萧条。盖向来商贾舟车，足迹所罕到之地。议和之后，当事诸臣因市本有限，金缯所可羁縻者，诸部酋首耳。引弓之民，种类繁多，欲使安于无事，必使人遂所求，于是又广泛招引商贩，令与诸夷自相交易。除钢铁、羽毛违禁货物无敢奸阑，其余一切布、菽、粟、马尾、杂货，听其有无贸迁。此项税银自不当为别項移动，况且设税使乎？间有税银，即充在市场的将吏廪粮、防护军丁犒赏的费用。自十九年，科臣清查钱粮，括及市税，并将廪犒减削，以补市本之不足，在市场的商人，固已喋喋诉其不支了。如今刘思忠又请特遣课使抽税以佐大工。夫供御之课，既欲加添，市本之课，别无补凑，必且重抽于市商矣。商不支，必且加派于各城堡之居民矣。宣镇军人多而民少，市口绝无居民，必且加派于屯住防护之贫军矣，此臣等所大惧也。其何能以无言？臣等窃惟，市商布、狐皮一切杂货，来自苏杭湖广，由临清以至天津芦沟、通湾，其税不知凡几。及至市口，又重税之。彼富商大贾者，操其厚赀，孰肯远出塞上，寄迹穷荒？惟是机利鴈民，市井无聊之辈，乃始称贷出息，跋涉山川，蒙犯霜露，担负重茧，以与胡儿争杪忽之利，以为蔽体餬口之资。权其赀、债、子、母、僦、质、聚粮之费，与夫涉历关津、阅课之征，所余几何？今一货一人，税而又税，朘膏咋髓，一羊十皮，熙熙而来者，无所牟其利，抑且有其害，是重困商也。彼登龙射利之夫，孰肯复逾关北出一步？夫商人者，非

译他们，就是皇上中原地区缴纳赋税、服徭役的百姓。思忠为何偏偏想要重重地困苦他们呢？宣府镇地处极边，万物不产。如今已进入夏季，麦子还未出土；刚到八月，就已经降霜。布帛豆粟，无一不依赖四方供给。商人不到，则物资匮乏，物价飞涨，靠什么来支撑呢？那些士兵，扛着兵器登城瞭望，冲锋陷阵，冒着箭矢，以身殉职，每年的军饷不过六七两银子罢了。一家八口，全靠这些赡养，即使是丰年，尚且不免于啼饥号寒的苦难。即使思忠怜悯贫苦士兵，毫不加派赋税，但一旦物价飞涨，无所依靠，难道不会导致士兵逃亡不止吗？上谷地区从居庸关到怀安，从市口到广昌，绵延不超过四百里。地方狭小，对御府毫无贡献。国家每年蓄养十万兵马，耗费百万经费，一年供给布花，三年供给棉袄，真夷通丁，供给肉菜。难道是看重珍惜这片砂碛之地吗？无非是养活这一方的穷苦百姓，保卫这一方的亭障，作为陵京的屏障罢了。马虽然出自敌虏之中，胡人从小在马背上长大，以马代足，爱惜马力，甚于爱惜自身。他们怎肯将名马拿到市场出售？臣等不敢妄自推测，去年兀慎朝台吉宗种贵落所乘的马被盗，重金悬赏寻找，不惜百金。马找回后，他抚摸马匹，涕泗横流地说：“这马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臣等奇怪他如此悲痛。夷使说：“在危急时刻寄托性命，如同养育生命一般。”夷人爱惜马匹到了这种地步，哪里能得到名马？思忠既然以进献名马为借口，夷马进入市场，夷使乘势必将轻慢侮辱夷人，必定引发边患。呵斥诋毁欺骗，压低估价勒令降价，无所不至。夷人性情狡诈强悍，高兴时像人面，发怒时如兽心，哪里能承受这种待遇？其势必然导致拔刀相向，何谈名马？即使是劣马，谁肯驱赶到南边市场呢？吴楚的祸乱，始于卑梁。思忠为何偏偏要与维持三十年和平贸易的敌虏，争夺微小利益而滋生祸心呢？臣等庄重诵读明旨，不许扰害地方，圣意并非不恳切。只是无知武官贪婪逐利，表面上借口大工程，暗地里满足私欲，他们看待地方受到的扰害，哪里在乎秦越之间的肥瘠差别？边庭是何等地，关市是何等市，利害安危，系于呼吸之间，怎能容许他们横征暴敛，鱼肉华夷列肆之人呢？伏望皇上，体恤军国大计，慎重宗社长远规划，考虑到夷人的衅端切不可轻易开启，怜悯贫瘠地方的穷苦百姓，切不可再次扰害，恳请收回成命，暂免榷税，或许夷情相安，塞下得以安宁。

译○请求恢复战马疏【大同战马】

依据冀北道右布政使白希绣等人联合呈报，并蒙受职宪牌示，查得本院到任以来，询问考察边防政务，大家都称战马数量太少。正值如今虏王及各酋长，因为延镇出兵河套地区使虏寇受创，他们如同狐兔般互相怜悯，率领部众迁徙至山后，蓄谋不可测度。万一他们背弃盟约，在紧急时刻我们依靠什么？牌示仰各道联合核查，各营马匹，明确缘由详细上报，以便施行。各道遵命联合核查，认为大同一镇，对内屏障神京，对外直面虏寇巢穴。其形势险要且重要，不同于其他边镇。其他边镇有城墙作为屏障，而大同则是毡帐聚集之地。各边防御虏寇，有的适宜用步兵，有的适宜用骑兵，大同则适宜应用骑兵。然而又没有高山深谷的险阻来限制他们，虏寇有变就轻易进入，进入后就轻易深入，不是徒步的士兵所能抵御的。虏寇的雄酋巨部，骑马射箭的群体，聚集时如林莽般密集，突袭时如风雨般迅猛，不是单薄弱小的骑兵所能接近的。所以用来壮大军威、遏制虏寇锋芒的，不增加马匹固然不行。过去在未达成和议之前，本镇战马大约有三万八千多匹，尚且不足以备用于冲击作战。和议进贡之后，到万历十八年，就裁减劣马四千匹，将马料充作市赏，这是沿袭旧习导致防备松弛的弊端。用马料抵充主饷，十九年该阅视少卿曾干亨又复议裁减战马四千匹，将马料抵充市本，仅以三万匹为定额。于是导致堡垒中多为步兵，士兵没有兼骑的战马，甚至有一个参将或游击而马匹不满三百的，一个守备或操守而马匹不满十几的。本镇与宣府，并称为重地，其边境长度相同，所面对的虏寇强盛程度相同，其军士都是八万也相同。而宣镇马匹不下四万，当时因为征讨倭寇马匹损耗废弃，所以还不及三万之数，本镇却才两万多匹。宣镇东征的马匹，全部购买补充，本镇未补充的，尚有三千三百多匹。相邻的边境，虚实截然不同，这足以引起轻慢而招致侮辱。况且近来虏寇因延绥之战受惩，日夜枕戈待旦、拉住缰绳，在沙漠之外震惊骇惧。倘若一旦背弃盟约，以我两万多骑兵，分散在数百里之间，面对数十万如波涛奔涌、如蚂蚁聚集的虏寇之势，凭什么振作威势而决胜呢？所有前述裁汰征调的马匹，都应当紧急商议补充，呈请俯赐联合上奏。该臣会同巡抚大同都御史房守士商议，认为大同孤悬重镇，直面虏王巢穴，一切防御机宜，比其他边镇尤其紧急棘手。查得早年原设定额军士十三万五千多，马匹五万一千多。嘉靖年间，偶尔因为一两年边事稍安，于是商议销减士兵节省军饷，军士仅以八万八千为定额，马匹仅以三万八千为定额。从此武备单薄，虏势猖獗，往往乘虚而入，攻城陷堡，惨状不可言说。如石州失守、朔州残毁，足以作为深刻的鉴戒。至今谈论边防的人，还对销减的议论扼腕叹息，认为大为失策。等到隆庆初年，把汉投降，俺答请求和议，从此二十多年，虽然边境安然无事，正应当对外表示羁縻，对内修习战守，固不应苟且贪图旦夕的安宁，而忘记长远的忧虑，于是轻易商议减兵省饷。奈何万历十八年，奉议停汰劣马四千匹，所节省的马料改充主饷；十九年阅视少卿曾干亨，又议裁战马四千匹，所节省的马料改充市本。所存定额马匹，止于三万。当时在事的督抚诸臣，心里知道不可，然而因为那时内廷议论，崇尚节省，想争辩也争不过。次年东倭发难，一切增兵增饷，都意在东方，本镇更加缄口不敢言恢复定额马匹的事。况且调去征倭的马匹七千九百八十七匹，中间又有倒死、变卖、买补不全的数量，据今实在马匹才两万多匹，三云边备单薄至此极点了。伏乞敕下户部、兵部，再加查议，是否将本镇战马，暂准以三万四千匹为定额，其余四千匹，待后另行议复。应用马价，就在二十七年客兵年例内移动四万两，仍查刷椿赃、朋合等银二万，通融买补。应支马料，即在军门标兵节省行粮马料银内动支。其未补征倭马三千三百一十七匹，俯准于寄养马内照数兑给，或照宣府事例，准发太仆寺马价五万三千七十二两买补，事完造册缴查。为此具本谨题。

○再请罢榷税疏【大同榷税

依据巡抚大同右副都御史房守士联合起草，近准户部咨文，关于按比例征收税银等事，该锦衣卫上后所百户刘思忠上奏等因，奉圣旨：“这所奏芦沟桥等处往来旱路货物，及名马税课，有助于国家用度，就着通湾督店御马监右监丞张炧，不妨碍店务，带管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处，会同抚按等官，照例征收银两及马匹解进，不许扰害地方，写敕给他。”备咨到臣，一闻之不胜忧惶，谨会同巡抚大同都御史房守士，商议认为国家榷税近商，原有定制。在各省四通八达的路口，商贩聚集之地，则设有部臣监督各钞关税务；在各府则设有税课司征收税银，法令非常详备。不但为一镇立言，原本就没有渗漏不征的地方。两项所征税银，属于钞关的则尽数解

译部，即户部；济边，即接济边防；腹里，即内地。

内地的府分，将税银的十分之二三留在本地作为公用，其余十分之七八都解送户部以接济边防。

若是边防地区的府分，则直接留在当地作为边防公用，免除解送户部的程序。

总之，税银大多是为了接济边防而设立的，即使在内地，尚且要解送户部转发，那么在边郡，又怎么能不留作边防使用，而可以征收后解送内地呢？

这是国家征税的定制，二百年来未曾改变。

现在查得大同镇，设在极边，原有税课司一处，设一官一吏，征收税银，每年大约少则五六千两，多则六七千两。

已故前任巡抚朱笈在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巡抚贾应元在万历九年六月，曾上疏题请，奉旨允准，听任充作赏赐功臣、操练等项的支用。

万历十九年，户部奉旨清查剩余税课，又由前任巡抚邢玠、巡按连标，将前述公用款项造册上报，税银准留本镇公用。

屡次奉到明确的圣旨，如同日星般光明，缴送的册子在户部可以复核查对。

各项公用支出，大致如下：

赏赐功臣，每年用银二千余两；

操练赏赐，每年用银一千余两；

鼓舞将士勇敢，用银三百余两；

优待犒劳归降的哨役，用银一百余两；

总督、巡抚、巡按及司道等衙门的心红（印信纸张）和供应，用银二千六七百两；

各道的旗帜、家活（仆役）、书办、工食、蔬菜，用银五百余两；

官员承领的廪粮，用银二百余两；

奖励文武官员的花币，用银一百四十余两；

互市文武官员的犒赏，用银三百余两；

解送工部的羊皮折价银，一百三十二两；

举人、监生、生员参加会试、科举的盘缠，用银一百九十五两；

将官守操的月纸、月炭等项，用银四百一十九两二钱；

贫困宗室的米布，用银四百四两五钱；

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及各州县所首领等官的俸粮、家活等项，用银一千八十一两九钱八分；

年终赏赐通丁，用银二百两；

孤老口粮，用银三十六两。

总计不下六七十项，每年用银大约一万两有余。

这些都可以屈指列举，毫厘之间不容虚假捏造。

每年收入常常不足以弥补支出，于是又要东挪西借。

甚至如先前请求发放兵部的马价银来补助功赏。

现在如果将这些税银解送以助建大工，只让通湾内臣带领征收，收入内帑，不再另派使者到镇抽税，所以祸患稍微减少，不像辽东因内臣高淮而激起变乱那样。

前述公用款项，都是必不可缺的数目。

是将分派给极边穷苦的百姓呢，还是再向内帑请求呢？

臣等实在想不出办法了。

况且九边之地，无不称穷苦，而最穷最苦的，大同居首。

土地濒临穷荒，土质沙瘠，而且风气寒冷异常。

农事每年仅能成熟一次，稍遇旱灾荒年，就连一次成熟都得不到。

除了谷、豆、稷、黍之外，百物不产。

自从与虏人议和以来，一应互市货物，缣帛布匹则取自吴越，狐皮、水獭等物则取自蕲黄。

每年给予帑银，委派专官督办，都要跋涉数千里之外，经过一年才能到达。

原奏官却说本地出产狐裘、布匹，这两样东西本地何曾出产过呢？

镇城军余等人不下数万，大都扛着戈矛防备胡虏，不习耕桑之业。

各种日用蔬菜、布匹、器具，全都依赖内地供给。

而内地经商者纷纷为利而来，也都荷担负囊，登山涉水，不惧怕险远而来与边民争利，只求十分之一的利润。

所以穷边军士，借此存活，以捍卫边疆。

现在抽税的命令一下，商贾闻风惊逃，不敢赴边，那么贫军衣食从何置办？

这岂不是断绝他们的生计，驱使他们逃亡，从而空于行伍，抛弃边疆以资助敌人吗？

又其所称得胜等市口，查得本镇有三处市口。

其一得胜口，与虏王大部相对；

其一新平口，与五路奈等酋长相对；

其一守口，与兀慎、摆腰等酋长相对。

这三处市口，一墙之外都是虏人的巢穴。

那地方比镇城更加苦寒，更加险恶。

是贡夷出入的要冲，互市的场所。

每年开大市一次，每月开小市一次。

每次市期不过两三天。

虏人穿着铠甲在市口之外，官兵穿着铠甲在市口之内，两相警戒防备，无异于对阵。

各夷人或用羊皮，或用马尾，或用板木、谷米等物，与口内军余互相贸易。

原本没有奇货异产。

每年所收税银，少不过二三百两，多不过四五百两。

都辅助前述赏功等项支用。

这点涓滴之水，对用度有何帮助呢？

至于其所称名马，更为奇怪。

本镇每年交换夷马数量有万余匹，全属驽弱，不堪骑征。

我方偿还的价钱不过数两。

这是因为中国原本依靠议和进贡以示羁縻，他们哪里会有名马入塞？

我方如果深求名马，他们就会狂妄悖逆，势必激怒而背弃盟约。

这所关系到的事情，实在不是小事。

偶尔有番僧持马来卖，其中有堪任骑征的，才用官价购买，以供给军士。

卖马的是番僧，从来无向夷狄取税的先例。

买马的是贫军，军士买一匹马，甚至有倾家荡产、卖儿鬻女以赔累者。

怎么能加重税收来困迫他们呢？

原奏官称选名马解进，臣等不知解送什么。

臣等蒙受重任，寄托于安抚、抵御外患。

假如坐视不言，他日中使到镇，前税既已用于济边，名马无从选取，而狐裘、马尾之类，又不是本地所产。

那时原奏官计无所出，势必畏罪怀奸，怂恿中使，在事外滋生端绪。

译（他们）横行霸道，征收赋税，用来证实所上奏章中的言辞，希望免除因荒谬妄为而受到的惩罚。其危害不在军队和百姓，就在商人身上，地方受到困扰，人心动摇。皇上不许侵害骚扰的明确旨意，竟然遭到违背。况且豪强宗族和凶悍士卒混杂居住在镇城之中，在骄横的敌虏中间横行，轻视四方边疆。而敌虏自从延镇用兵之后，营帐向北迁移，蓄谋不可测度。目前人心惊惶，处处戒严。草色青绿，马匹健壮，又不知会呈现何种景象。倘若在内激怒凶悍士卒，在外挑拨强悍敌虏，酿成大祸，或者草野间不得志的歹徒，窥伺空隙而动，天下心怀二意的民众，闻风响应，这难道仅仅是一个镇守封疆的利害吗？其所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安危，哪里还忍心再说呢？到这时恐怕边境税收未必能进入内库，反而难免请求内库来资助军需，这种后悔莫及的情况，叹息又有什么用呢。昨天看到辽东开矿的右监丞高淮因为征税的事，奉有明确旨意：辽东是边疆重镇，还要按照敕书谕令，所有事务共同商议办理，不得偏执私见，各自分彼此，导致开启弊端，争辩渎职，烦扰不安。臣等庄重地诵读皇上的圣明言论，知道边疆事务关系到敌虏情势，命令宦官与巡抚、巡按商议办理，真是远见万里。那辽东还在山海关之外，大同距离陵寝京城近在咫尺，其所关系的重大，何止辽东。所以臣等不避斧钺之刑，敢将边疆征税的利害为皇上陈述，恳请皇上立即停止派遣宦官，封疆大臣幸甚，宗庙社稷幸甚。

译○辨析撦酋不援助套虏的奏疏

题为：西虏合谋大举入侵，局势已极危急，恳请敕令负责边防的各位大臣同心协力，共同谋划平定，以保全边疆万无一失的事。

近日接到邸报，兵科都给事中张辅之等人就此事上奏，大意说：套虏入侵延绥，当地揭报称撦酋派兵三万五千协助，宣府、大同的各位大臣落入其掩耳盗铃的计谋之中。臣读后不胜惶恐，不胜惊异。事件的始末，不敢琐碎地陈述以烦扰圣听，但关系到边防大计，不得不略加陈述。

今年正月，撦酋派遣使者来谢恩，说：吉能等人依靠前任总督萧大亨、王世扬以及臣的力量，和议已经确定，马匹已经进贡。臣告诫他：既然答应和议进贡，就应当尽心报答朝廷，不可再产生异心。到了二月，他又报告说：不知延绥为何捣毁巢穴，原本居住在那里的部落宰牙气等人何在，一并被剿杀，请求臣讲理处置。臣告诫他：套虏一方面请求和议，一方面又要争夺松山，反复无常，以致延镇杀了他们。如果请求援助兵马，决不可听从。你的部落帐房与套虏相近，兵马一出，各方都要争功，谁与你分辨？夷使再次来禀告说：王子决不会援助他们，但延镇惹下事来，屡次诬陷我援助兵马。我既然不援助，就将今年的贡马比往年提前，以表明心迹。臣答应了他，他便离去。

后来又报告小佛僧想要前往西番落番，臣派遣通事骆勇等人持书信告诫他。撦酋回信说：佛僧坚持要去，如果不听他的，恐怕草地不安宁，只从边外远行，不靠近中国，去时仍派好人发誓，请求通事同行，以表明没有援助兵马之事。其后土骨赤、武天祥等人来领取钦赏，臣责备说：佛僧西行，我派遣通事告诫阻止，这是你的大事。如今人们正说你援助兵马，如果人马送佛僧西去，正好应验了他们的说法，我必定革除赏赐并问罪。土骨赤等人传达臣的话，再次来禀告说：三娘子听到臣的话，很说王子不对，现在已经非常后悔，不让佛僧西去，只希望不要怪罪他。

这些是众人所共见共闻的，夷人的禀报现存，臣曾将虏人不援助兵马、佛僧不西行的情况上报兵部，兵部也回信称赞过。后来看到总督李汶的奏疏中说：赵总兵有人当面告诫夷使，不许援助贼寇，夷使不听，昂首而出等语。各位将领为臣不平，说：夷使在守备面前尚且畏惧，哪有军门告诫他而不听，昂首而出的道理？意欲让臣辩白。臣解释说：他们既然开启这个衅端，知道必定报复，力量不能抵御，不得不预先找借口，推卸罪责于人，才可以保全自己的功劳。我们应当各尽其道，不可揭发别人的隐私，只应严格命令各路密加侦探。如果撦酋有一人一骑渡河，立即飞报，一方面上报朝廷，一方面革除赏赐并出兵剿杀，不许隐匿，自欺欺人。

大概臣派遣通事告诫撦酋，只是为了佛僧西行这一次。他不援助兵马，是出于他本心，并非臣阻止他。至于抚镇等官，在山西，按例应在八月防秋，抚臣魏允贞，因为逼近延绥，知道必有变故，五月就赶赴代州，多方督察。大同抚臣房守士，地邻撦酋，屡屡派遣官员禁约申饬各道。宣府抚臣王象干，相距稍远，秣马厉兵，以备变动。镇道将领，修缮防守派遣侦探，接连揭报，不敢赘述。

如今套虏自七月十六日分路入侵，到八月初七日出境，二十天之间，撦酋无一骑渡河，佛僧也没有西行，宰牙气等原本住在附近的人，也时常在水泉市场交易，安静如故。套虏每天驱赶所虏掠的男女牲畜货物回巢，撦酋没有丝毫所得，虚实非常明白，众人共见。哪有知道套虏进兵，却不知道撦酋渡河；知道被虏掠的人畜多少，却不知道虏众有三万五千的道理？这是夷狄盗铃，尚知掩耳，中国难道有不掩耳公然盗铃的人吗？

臣虽然不才，平生想着以功业报答圣明，宁夏叛乱时，自请为陛下之将，叶梦熊等人强迫臣同住灵州，竟然不听，孤身行间，冒犯矢石，总督魏学曾上疏说：臣不是监军，而是用兵。臣岂是偷安畏战之人呢？只是因为人情险薄，欺罔成风，是非倒置，功罪混淆，所以数年以来，忍默避祸，不敢发一言，任一事，而一念耿耿朴忠，付之仰屋窃叹，谁复知臣心乎？

如果撦酋果然阳顺阴逆，告诫他而不听，自当明正其罪，先革除市赏，作为鼓舞士兵的费用。即使不能堂堂正正，声罪致讨，而乘虚捣巢也可以像其他镇那样立功，这比起诱杀来，尤为有名。虏人即使报复，也不过毁坏边墙，破坏窨寨，践踏禾稼，尽数虏掠人口财畜而已。虽然各边知道，陛下从何得知呢？

如今报功者如此荣耀，制虏者如此受辱，臣并非不知道而不做，其原因有三。九边处处骚动，只有宣大山西凭借陛下威德，稍安堵耳。一旦开启衅端，则羽檄交驰，重烦宵旰，这是不可一。宣大密迩京陵，非他镇比。和议进贡以来，军民乐业，时和年丰，宗禄粮差，多出本土。一旦遭受虏患，军虽得赏，民不得耕，必请发内

译国库空虚，各种费用纷纷支出，将从哪里筹措？这是第二点不可行。撦酋虽然是夷狄，但既然接受了朝廷的封爵，就是臣子。臣子有过错，然后才加罪。如今指责他不提供兵员，指责他不送佛僧，况且吉能借兵，用言语激怒他，本酋以大义责备他，他宁愿与你结为仇敌。夷狄如此，应当嘉奖，以鼓励忠顺，怎忍心诬陷他犯罪呢？这是第三点不可行。心中情感激荡，不顾忌忌讳，不考虑利害，不胜惶恐，等待治罪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