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三十二

译耳目的习惯与沾染，难道可以不忧虑吗？因此，有了安抚绥靖的将领，然后才有纪律严明的军队；有了纪律严明的军队，然后才有边疆的稳固。为宣府筹划的人，这就是重大的计策了。至于边防粮储这一项，员外郎杨守谦所论述的大概是权宜之计，附在后面以备一时参考。杨守谦说：曾经听说弘治年间，宣府各城粮食和草料的积蓄，多的有六七年，少的也不下三四年，现在却只有几个月罢了。仓库里仅存瓦砾，场地长满了茂密的杂草，有的被权贵之家租种作为产业。既然这样，那种粮草充足、马匹肥壮的景象，哪里还能再见到呢？边防镇的败坏竟然到了这种极点，依赖国家的威灵，侥幸没有出事。如果遇上也先、火筛那样的变故，将用什么来应对呢？掌管国家财政的人，不能不深深地长远地思考。宣府距离京师只有三百多里，如果有不得已的事情，这种办法终究不可效法，漕运的策略是可以实行的。这大概是前朝已经尝试过的，也是一时救急的方法。又查边防军队月饷的法令说：折色（折现）的有六个月，本色（实物）的有六个月，在边地的折银七钱，在内地折银六钱。又说：本折兼支，这是各边防的通行惯例。然而春夏月份，庄稼尚未成熟，粮食价格飞涨，边防官员苦于积蓄不多，就固定给他们折银。秋冬月份，粮价稍微平稳，仓库稍有积蓄，才开始给他们发实物。当粮价飞涨时，一钱银子，有时只能换到六七升粮食，或者四五升，这是一个月的折银，还抵不上半个月的粮食。像这样，怎么能不饥饿、疲惫甚至致死呢？想要要求他们死守不退的气节，不也很难吗？这是筹划边防的长远考虑。可惜能说的未必能实行。有人说应当在每年的例支之外，每个镇发放银子十余万两。遇到大丰收的年份，就在每年例支招买之外，再购买六七万两的粮食；中等丰收也购买三四万两，都另外储存。每当春夏粮价飞涨，如果每年例支的粮食还足以支撑，就不要动用；只有飞涨得非常厉害，无法支撑时，才借支两三个月。秋收之后，就在每年例支招买的粮食中补偿。补偿虽然好，怎么能始终如一呢？还是另外储存比较好。这样士兵得到实惠，而节省的费用也数倍于前。即使有重大的敌患，征调频繁，紧急时也有所救济。这确实是当今的急务，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应当讲求。

译蓟州镇【蓟州】

蓟州是京师的左辅之地。我太祖皇帝驱逐元朝君主之后，便在古会州之地，设立大宁都司及营州等卫，并封宁王，与辽东、宣府东西并列建立，作为外边防线。又命令魏国公徐达，从古北口到山海关，增修关隘，作为内边防线。太宗文皇帝靖难之役后，兀良哈部落归附，于是将宁王改封到江西，把大宁都司迁到保定，将营州等卫分散设置在顺天府境内，而将大宁全部土地赐给他们，授官设卫，令他们每年朝贡两次，每卫百人，往来互市，永远作为藩篱，这就是朵颜、大宁、福余三卫。辽东、宣府从此被隔绝，声援断绝了。正统以前，夷人心怀畏惧服从，地方安宁平静，只令都指挥或都督在喜峰口、密云等处镇守查验放行，没有多余官员。土木堡之变时，颇闻三卫为也先做向导，于是命令都御史邹来学经略此事，此后因而添设太监、参将等官，而夷人的情况也变得欺诈不同，然而尚未敢公然说为寇。弘治年间，守臣杨友、张曼因烧荒掩杀无辜，边患遂起。正德以来，部落既已繁衍，朵颜尤为强盛，表面顺从内心叛逆，屡次肆意侵扰。花当则胁迫要求增加贡品，把儿孙深入掳掠，动不动声称与迤北结亲，恐吓中国。参将陈干、魏祥，都因重兵前后陷没，其他情况可想而知。所以三卫夷人的情况，难以用往日惯例来论断，祸机潜伏，不待智者而知。黄花镇拥护陵寝，是京师的后门，如今本镇兵员逃亡，只剩二百人，河间等卫的戍守有名无实，这已是极度单弱了。议论者说更应当增派戍兵，而关外闲田可以招募为兵，这也是一策。古北口、潮河川都称要害，而潮河川残户避暑故道尤为虏人冲要，作桥则浮沙难立，为堑则涨水易淤。都御史洪钟虽曾设有关城，但势孤难守，如今必须堵塞川流，大建石墩数十座，令其错综宛转，不碍水落，庶几可以长久。喜峰口是三卫入贡之路，抚赏诸费，久累军丁，近闻取诸马场子粒似乎可行。建昌营自裁革内臣之后，因其兵多于燕河营，于是复添设游击，甚为纰谬。游击之名，谓居中乘便，四面驰击，如今偏在东隅，其谓之何？况且东去芜河营参将仅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参将仅六十里，不仅成为赘员，而且掣肘。我曾说蓟镇在今日应当重视其职权，总兵须与挂印，同巡抚驻蓟，其游击驻三屯营，若燕河、马兰、密云三参将，则仍旧在，以太平寨并入建昌为一参将，则庶几体统正而缓急有济了。况且设关于外，所以防守；立营于内，所以应援。如今关营提调既分为二，则关独当其害，营但肆为观望耳。假令营之提调，即司所直之关，责有攸归，其复将谁诿？又本镇额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余，所在单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设险，修关严烽远谍，选将练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计，不可一日不讲也。

宁夏镇【宁夏】

宁夏也是朔方之地，镇城所据贺兰山环其西北，黄河在东南，险固可守。汉唐旧渠，皆厥田上上，人易为生。成化以前，虏患多在河西，自虏据套以来，而河东三百里间，更为敌冲。是故窥平固，则犯花马池之东，入灵州等处则清水营一带，是其径矣。筑墙画守，始自巡抚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见，而总制杨一清、王曼、唐龙皆常增筑，更益敌台，足御窃发矣。顾兵寡势分，难当大举之寇，岂人谋地利，未有尽邪？今之论者，以固原为堂奥，响石沟至花儿岔为二门，花马池一带为三门，谓有重险矣。不知贼已入大门，则堂奥无用，风雨飘忽之所，及内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无由也。尝闻之，弘治以前，虏住套不常，间有连岁不入者，我边每岁于河冻时决其出入，则戒严，出则解严，盖冰泮后则不复能出入矣。套北黄河浅处可渡者数处，不必编□也。今虏浑脱飞渡，数万立济，经年住套，安为巢穴，逋逃教访，尽知我内地虚实，此可与往日论哉？而花马池一带，适其利涉之境，游骑出没，无日无之。宜乎延、宁、固、靖，终岁不得少息也。试尝筹之，若择花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设参游，移总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兴等营，令三百里之间，旗帜相望，刁斗相闻，其铁柱泉等处，水草大路尽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计，东援榆林，西援宁夏，亦常山蛇势也。又洪武以来，虏出入河套，往来甘凉，皆自贺兰山后取道，自总兵杭

译徐达战败之后。宁夏所面临的祸患反而转向南方防备黄河，这样一来，西路依靠山势防守的地方也变得紧迫了，于是将山前地区变成了通行的要道。赵英、周尚文抵御他们，都失败了。由此祸患不止。我不清楚宁夏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有人说，以前的烽火墩瞭望哨，直接延伸到山外，有警情就能立即听到，容易遏制和消灭敌人，现在都废弃了；又有人说，赤木、黄峡等关口，以前都堆叠石块坚固堵塞，防守有人，现在也不是这样了，因此没有人能抵御敌人。至于败军之法，背水列阵等，我曾听先襄毅公说，成化年间败军之法严厉，没有苟且偷生的人，因此边防大臣知道畏惧，地方上很少出事；弘治年间太平风气开始泛滥，稍微有所松懈；到了正德年间，这就只是一个旧例罢了。现在宁夏屡次失去战机，而过去却安然无事，推求各边防地区，没有不是这样的，这难道不值得为边防百姓痛哭吗？镇城南北仅百里，东西只有二百多里罢了。王琼废弃镇远关而修筑平虏城，放弃的土地大概有八十里，多么轻易啊。现在敌患越来越近，而百姓的利益更加困窘，谋划者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如果在山南挖掘壕沟以遏制从西边来的敌人，那就成功了。中卫偏处在西部角落，虽然地方狭窄容易防守，但是山后的敌人，窥探靖虏的，屡次都有。寻查旧事，说从贺兰山一直向西到镇番，里面都是汉武帝时的旧地，现在都放弃了。如果真如所论那样修筑城池防守，那么庄浪、凉州、靖虏、中卫都高枕无忧了。唉，这难道容易说吗？这难道容易说吗？

译大同

大同是古云中的地方，东到枳儿岭，西到平虏城，平原广阔平坦，所以经常遭受大规模入侵的敌寇。西边有平虏、威远，中间有右卫、水口等地，当初设置大同府，分封代王，对外划分东、西、中三路，在北边设置两道防线，拱卫镇城，都是要害之地。这是因为敌寇向南侵犯，朔州、应州等城池，必定是窥探的路径。东边有天城、阳和，是敌寇进入顺圣等地的要冲。北边两道防线如果都毁坏，敌寇到来就直接抵达镇城。况且敌寇在河套之中，而平虏西边连接老营堡，与偏关相近，敌寇刚出河套，就涉足其境内，所以大同被称为难以防守。

早年间边防政令严明，警戒防备稍微松懈，自从变故多起以来，大边已经失守，两道防线之内，被弃给王庭。守墩的军队骄横懒惰，警报不明确，甚至有与敌寇通商交易，敌寇进入后才上报的情况，其他弊端可想而知了。从地利方面来说，议论的人说，五堡决不能不恢复。高山聚落的戍守，应当增加。从人事方面来说，我认为端正纲纪，严明法令，是当前的第一要务。张文锦的失败，是在世宗时期云中士兵最骄横，屡次违抗王命，那是当地处置不当而激成的。李瑾的事情，则是处理张文锦事件不够妥善而养成的。今天的事情，我又有隐忧了。潜移默化，暗中夺取，不惊动不震动，让天下人回心转意，如果不是豪杰之士、忠义之臣，谁能做到呢？唉，这岂是容易说的吗？

修建五堡有三个好处：藩屏在外巩固，内地获得安宁，这是第一；肥沃的土地茂盛的农田，富庶可以期待，这是第二；两道防线既已恢复，宣宁等县被弃的土地也逐渐治理，这是第三。张文锦处置失当导致变故，后人因为噎住就废掉吃饭，可以吗？高山聚落，两个堡垒大概位于镇城两腋之间，实在是东南敌寇的要冲，招募军队分驻，那么埋伏的费用节省，犄角之势形成，无需再议了。只是招募车队的粮食，应当尽快补充。

北边敌寇的朝贡之路，惯例在大同。先前襄毅公巡抚时，三年三次朝贡，各边安宁了数年。往年榆林请求通好，议论的人说似乎涉及和议，拒绝而不接纳，难道是不熟悉典章制度吗？北边敌寇称通好是困难的，反而自我怀疑阻碍，那么年年侵扰暴虐，而劳民伤财，这是理所当然的吗？河南、山西，每年运输大多达不到定额，而屯田又多有拖欠，所以充足的粮食计划，除了额外发放银两，专门官员购买，我没有别的办法了。至于马匹的衰败损耗，弊端在于各城抢兑，这是军队的祸害，当事者不可不知道。

偏头、宁武、雁门三关，各自称为要害，而偏关逼近黄河，焦家坪、娘娘滩、羊圈子等地，都是河套敌寇的渡口，往来践踏，每年没有空日，尤其难以防守。现在防守的士兵，一半是民壮，马匹又瘦小虚弱，不是太仆寺所兑换的，在扶伤救死的闲暇，却要求他们有同仇敌忾的气概，难啊。有人说己巳年的变故，大同征调山西的军队防御的将近七千人，现在在镇城只供给薪火门户的役务，而坐吃粮饷，分毫没有益处。如果改戍三关，给予太仆寺的马匹，民壮数千全部革除，这不仅边防有赖，而且所节省的也不计其数了。

魏尚、李广都守卫云中，魏尚供给士卒，犒赏军吏，无所不至；李广远设斥候，就水草驻扎，人人自便，所以能使用他的部众，以致匈奴畏惧躲避。现在的边臣有能像这样爱护将士的吗？先前襄毅公巡抚的时候，虽然不敢比拟古人，至于裁减占役，禁止搜刮，体恤调遣，优待死伤，未曾不诚心以求，所以镇城的人至今不能忘记。现在平日恩德既不能结其心，临时节制，又不能宣其威，不幸有变故，于是因而实行姑息的政策。姑息必然产生疑虑，疑虑就会阻碍，威严不能使人服从，恩德不能使人感激，这确实是骄横强悍的习气，即使是魏尚、李广难道能驾驭他们吗？沿着现在的道路，驾驭现在的士兵，把火放在柴堆上，却以为安全，我不知道大同的结局会怎样。

辽东总论

辽东是禹贡青州、冀州两个州的区域，舜划分冀州东北为幽州，就是现在广宁以西的地方，青州东北为营州，就是广宁以东的地方，三面濒临夷狄，一面依靠大海，只有山海关一条绵延的道路，可以内部相通，也是形胜的地区。历代以来，土地都设为郡县，我朝全部改置卫所，唯独在辽阳、开元设置安乐、自在两个州。辽左土地广阔肥沃，可以成为一个省会来安置内附的夷人。其外附的，东北则有建州、毛邻、女直等卫，西北则有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分地世袭官职，互市通贡，事情虽然是羁縻，形势形成藩蔽，所以边疆没有迤北的祸患。

只是东北各夷，屋居耕食，不专门射猎，警戒防备稍微松懈，而西北则风俗仍像迤北，偷袭发生很多，如果大规模入侵，那就很少了。所以辽东夷情，与各镇不同，关键在于随势安抚，处置得当，事先申明严令，防守不废弛，使恩威并立，足以制服他们的心，这是上策，而俘斩论功，则是第二义。

开元、广宁，都占据咽喉要地，金、复、海、盖，颇称沃野。海上自从刘江的胜利后，倭寇绝迹，弘治年间曾出现过一次，未到岸边就离开了，如果现在则长久安宁了。三岔河南北绵延数百里，辽阳旧城在那里。草木丰茂，更富有鱼鲜。自从国家把它交给敌寇，于是就进据腹心，隔断东西，守望劳费，道路迂远，辽人常常愤慨。

译愤然不平。自明宪宗成化年间以来，议论此事的人大多主张截断（敌寇）的掠夺路径，但屡次实施又屡次中止，最终未能推行，这难道是有识之士担心此举会开启边疆战端的顾虑吗？至于其他如革除马市交易中的奸诈欺骗、纠正验收过程中的压制勒索、堵塞请求开放贡道的途径、禁止驿站传递造成的骚扰、增加台军每月的供给、教导百姓储备物资，这些方面，专权治理一方的人，不得不承担其责任了。

译榆林镇【榆林】

榆林的旧治所在绥德，而将米脂、鱼河等地弃置在外，相距将近三百里，敌虏轻骑兵得以轻易入侵掠夺。镇守的军队出城抵御，往往来不及赶到就返回，敌虏得以乘虚而入。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议将镇治迁至榆林堡，占据了咽喉要地，内地于是得以安宁。边墙东起黄甫川，西至定边营，绵延长达一千二百多里，连接墩台和营堡，横截河套的出口。内部又挖掘山沟、填平山谷，这叫做夹道，地利也得以充分利用。那时敌虏很少渡过黄河，军士得以在河套内耕种放牧，再加上砍柴狩猎的利益，地方丰饶富庶，被称为雄镇。自从敌虏占据河套以来，边防禁令逐渐严格，我军不敢擅自进入，各种利益都丧失了。而镇城四周望去全是黄沙，不产五谷，不通商货，于是所有的草料粮食开始依赖内地供给。弘治年间，布政使文贵奏请将西安、延安、庆阳三府原本属于本镇的税收，改为折色（货币或实物折算）的二万余石；正德年间，侍郎冯清又将三府的本色（实物）全部改为折色。从此军需开始窘迫，于是有了“米珠草桂”（米像珍珠一样贵，草像桂木一样贵）的民谣。况且还招募新军，而粮饷没有增加，还有定额内支给的折色，加上灾荒减免和拖欠的，又有一百多万，怎能不穷困到今天的极点呢？嘉靖七年，镇城饿死的人有几万，说起来令人心痛。唉，这里的将士怀着忠诚、畏惧法纪，死而无憾，九镇中以延绥的士兵最为强勇敢战，是敌虏一向忌惮的，然而他们年年空腹不得一饱，可悲啊可悲啊！如果有狡猾的敌虏窥探到虚实，以重兵压境，等到客兵（外地调来的军队）集结，每日费用更加庞大，再加上大将军驻扎在鱼河之地，粮道一旦阻断，不用两三天榆林就会坐困。现在掌管财政的人，不担忧积薪之火，像猫等待燃眉之急那样去救援，哪里知道这个镇迫近寇门，粮道险远，紧急时就会束手无策。临时即使给予像山一样的金钱，也不能吃啊。况且现在盐法已经败坏，转运的计划失误，官府籴买，费用增加数倍。戊子年，一束草的价格达到二钱有余，其他可想而知了。我因此认为，谈论榆林，榆林最贫瘠，非恢复河套不可，急务在于草料粮食，其他不是所考虑的。我又认为，如果不恢复本色供给，那么榆林的前途就难以预料了。至于招募军队的粮饷，以及灾荒减免的部分，由户部补发，这是理所当然的，为何让边臣不停地乞求哀怜呢？事情有经过改革而后完善的，不能固执一端来论断。现在三边的草料粮食，最难处理了。我认为黄河从陕州而上到绥德近境，春初时都可以行船。如果计算沿河郡县，用山西的粮食转运供给，也是一条策略。改征本色，水路接运而上，那么榆林或许能稍微缓解吧。再在延安、宁夏、甘肃、固原适中的地方，另设仓场，各由户部官员一人主管。每镇每年，给予盐银十余万，让他们籴买储蓄，专门预备客兵使用。出入稽查考核，统一归户部管理。边官不得挪用借贷。如果客兵一年不来，就有一年的积蓄。像这样几年，或许可以稍微宽裕。看今天各边有事，然后征兵请粮，甚至动用内帑，等到粮食到达时，粮价正高涨，锱铢必较地使用，所节省的又当以万计了。河套地区长将近二千里，宽达数百里，也是汉武帝朔方郡的地方，唐代还属于内属。韩公在河外修筑三城，史书称颂他的功绩。既然以黄河为守尚且不能稳固，却能遏制敌虏于河外，设置烽堠一千八百所，所需万人，而史书说减少戍卒，这都不可理解。近来有恢复河套的议论，说应当遵循唐代的旧制，又说应当恢复守卫东胜，那么榆林东路就可以无忧。审时度势，我不知道计策从何而出。西路最称要害，而安边、定边连接花马池，更为冲要。修筑城墙设置险阻，事情有不能停止的。如果沿边困苦的县邑，唇齿相依，应当选择贤能的县令，以特殊的等级表彰他们，让他们安抚招徕，或许可以保全吧。榆林地势险要而防备严密，将士勇敢善战，敌虏称之为骆驼城，人马见到就畏惧。四方征调所向有功，更多将才，有节气，比其他镇最为突出。只是镇城地处不毛之地，军队依赖内地供给，生计既难，粮道又远。如果人事不修，那么大边的废弛，首先就在这里吧。我所以说榆林，急务在于草料粮食，其他不是所计算的。

甘肃镇【甘肃】

甘肃，是指甘州和肃州。甘州在汉代为张掖郡，设置金城属国以安置归降的蛮夷。宋代被西夏占据，本朝设置甘州五卫，后来命将领镇守。肃州在汉初为匈奴昆邪王的领地，后来归降汉朝，设置酒泉郡，隔绝匈奴，与羌人首领通路。宋代被西夏占据，本朝洪武二十四年，开设肃州卫，后来命将领分守。甘肃在黄河以西，所以又叫河西。抵御戎狄的得失，没有比汉史更详细的了；而屯田的便利，没有比赵充国更好的了，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哈密夷人，在肃州以西大约千里处。永乐年间，封西夷酋长为忠顺王，赐给金印，让他居住在哈密，羁縻西域诸夷，通贡往来。弘治五年，忠顺王陕巴被土鲁番掳去，哈密城失守，命侍郎张海前往经略。张海到了那里上言说西夷不可征讨，来了就安抚他们，叛了就抵御他们而已。朝廷采用他的策略，事情果然平息。弘治十一年，土鲁番送回陕巴，恢复职位，他的儿子速坛拜牙即袭封。正德

译嘉靖八年，哈密国王弃国逃入土鲁番，土鲁番趁机占据哈密，并写信企图侵犯肃州，借此要求丰厚的赏赐。朝廷商议派遣官员整顿军队，以应对他们的要求；认为此事缺乏正当理由，不可轻易给予赏赐。没想到奉命出使的官员想要谋求眼前的功劳，派遣哈密都督彭陈事也写亦虎仙等人，携带两千匹绢帛，直接前往敌营讲和，并答应增加赏赐，取回金印。虎仙等人尚未返回，而奉使者已经回到朝廷，未能履行约定，于是引发了土鲁番侵犯肃州的祸患。《宋史》说：“如果和议的主导权在对方，那么和平可以长久；如果和议的主导权在我们，那么和平就容易破裂。”这难道不是可信的吗？《易经》说：“差错毫厘，谬误千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如今想要守卫甘肃之地，施行灵活变通的策略，除了赵充国，我再也看不到合适的人选了。

译【甘肃】

河西地势辽阔深远，难以设置险要关隘。如今守御的策略，必须仿效赵充国留兵屯田的办法，这才是上策。

甘肃即汉代的河西四郡，是汉武帝开辟用来切断匈奴右臂的地方。大概从兰州为金城郡。渡过黄河向西，经过红城子、庄浪镇羌、古浪六百余里，到达凉州为武威郡。凉州向西，经过永昌、山丹四百余里，到达甘州为张掖郡。甘州向西，经过高台、镇夷四百余里，到达肃州为酒泉郡。肃州与前四郡都隶属于甘肃。向西出嘉峪关，为沙州、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地，则都是敦煌郡的地域。

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攻下河西。荒远之地虽然难以防守，但怎能轻易抛弃？于是以嘉峪关为界限，遂放弃了敦煌。从庄浪分路向南，三百余里为西宁卫，古称湟中。从凉州分路向北，二百余里为镇番卫，古称姑臧。这是河西地形的大致情况。

凭借一条线状的道路，孤悬近二千里，向西控制西域，向南隔绝羌戎，向北抵御胡虏，制定长久的策略，自古以来就难以做到。何况如今在凋敝之余，如果不是豪杰担当大任的臣子，谁能做到呢？

况且哈密是甘肃的藩篱，是诸番的领袖。自明宪宗成化年间以来，陷落于土鲁番。恢复哈密的议论，多令历代朝廷忧虑。但在今天，有两点困难，有四件事应当暂缓，不能照搬往日的做法。为什么呢？

哈密在屡遭败绩之后，损失殆尽。好比垂死之人，身体无法自持。纵然让他复国，岂能固守？这是第一个困难。恢复之计，晓谕不从，必然烦劳声讨。虚张声势恐吓，难以震动对方。深入不毛之地，虽然说是长远谋划，万一损害威望、令人失望，不仅无益，而且有辱国家。试问今天可以恢复，去行先襄毅公深入之事吗？这是第二个困难。

以往建立哈密，是因为它能制约诸夷，作为藩屏。现在不能了，立它有什么益处？所以哈密，过去是重要区域，现在是散乱之地。盛衰的时机不同，强弱的形势各异。这是应当暂缓的第一点。

哈密辗转迁徙的民众，已经繁衍子孙，亲身侍奉仇敌国家，给我们留下祸患。这是他们无共同尊奉天子之义，我们有同舟共济之急，这该怎么办？这是应当暂缓的第二点。

历代朝廷因为哈密的缘故，劳费万端，议论不止。因此夷人视之为奇货，认为中国一天也不能没有哈密。今天索要金币，明天请求进贡，今天送还金印，明天归还城池。好比用果子逗弄小孩，玩弄于股掌之间。假使从今以后不再谈论哈密恢复之事，他们会怎样呢？以为将要最终占有哈密吗？那么难道要等中国抛弃它之后才去夺取吗？以为不能占有吗？那么哈密还是老样子。况且闭关绝贡可以制约诸夷的命运吗？这是应当暂缓的第三点。

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卫，也都是中国的藩屏。赤斤等卫被土番攻破，安定卫被海贼攻破。为何不听说为他们恢复，却对哈密如此急切呢？这是应当暂缓的第四点。

以上两难四缓，都是得中肯綮的议论，恢复的议论可以自行平息了。在这六点之间审慎考量，那么哈密可复不可复，宜复不宜复，通权达变之士，必定会破除众说而建立长策。

至于亦不刺，是迤北的逃寇，盘踞西海，吞并属番，成为西南的祸患。近年已允许其内附，随即因其败弱而抛弃它，颇为失策。为什么呢？

甘肃的祸患，北虏忽去忽来，南番是坐守的夷人罢了。只有土鲁番自两次侵犯甘肃以来，屡次肆虐，渐不可长。乘其内附，顺势利导，这才是安边的善术。议论者反而怀有边方启衅的忧虑，大失机会。

如果收编海上的虏人，安置在哈密近境，以恩德结交，向西制约土番，向北制约瓦剌，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倘有成绩，就让他职掌西域的贡赋，有什么不可以的？议论者只恐别起事端，而不思虑远方无干系；只说夷人心思难测，而不知穷困的虏人容易使用。看今日他们自据西海，散处河岷，怎么样呢？况且以虚耗换取实用，借虏地为干城，得失利害，不用比较便可知晓。

又如今河西屯田弊病严重。二千里内，统计丁口仅一万七千罢了。防守不设立，耕种困难。屡遭残破，人口繁衍困难。剥削不止，休养困难。所以人日益贫困，口日益耗减，粮食日益歉收，兵力日益衰弱，而屯田日益不兴盛了。

近日派遣官员添筑新堡，广泛招徕佃户耕种，似乎是对的。哪有旧堡未充实，而更能充实新堡的呢？哪有不为防守，而敢远出耕种的呢？哪有将不休养，而人能繁衍聚集的呢？又譬如家政，农桑、薪水、宾客、祭祀之类，动辄相互关联，哪有其余事务皆废，而一事独举的呢？

所以有将领而后有士兵，有士兵而后有人口，有人口而后有土地，有土地而后有财富，有财富而后兵力更振作，屯田更兴盛了。

其他如李淮的议论说：“兵农相辅，缓急有赖，效仿五丈原的故事。”此议真可谓老成谋虑。打算将现有城堡量给马匹，无事时让他们瞭望并耕耘，有事时得以联络并驰逐，救溺救焚，这是近期的策略了。

兰州旧有管粮郎中，但不负责支放，与宣府、大同的事体稍有不同，已失事宜。或者又令其历在催征，不是更远离本务吗？如果以省参一官专驻兰州，以督理边课，如近时山东、河南、京运事例，而将郎中移于甘州，如宣府、大同例，则稽察归于户部，催科便于本省，这或许是一条道路。

西宁控制十三番族，四

译堡设六千户所。近来又因海寇侵扰，这里也成了要害之地，不令其隶属庄浪，而另设参将，易瓒的建议是正确的。至于我太宗皇帝以夷治夷、建寺立僧的法度，大概有深意在其中。西僧被延请入中国，带来种种骚扰，像大□法王这一辈人，究竟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有谁能讲清楚其中的缘故吗？西域进贡，番文动辄数百张纸，欺诈冒领接连不断，骚扰而无益。如果颁发符信限制年限，强制规定人数，这大概是长久可行的办法。唉，因边塞生病而寻求疏通，因受困受伤而思谋振作，今日甘肃的弊病，难道只有一件事吗？列举其中重大的，姑且用来表明事情的轻重缓急罢了。

译固原论【固原】

固原位于宁夏以南，虽然说是靠近番胡的要害之地，但向东可以照应榆林，向西可以照应甘肃，因此近来总督、参将、游击等官全都驻扎在这里。如果镇守、巡抚在中间运筹帷幄，参将、游击分兵各自镇守，在外抵御敌军，处置得当，粮饷不缺，整个陕西也可以自恃无恐了。弘治十五年，秦襄敏公总制三边，修筑内边一条，从饶阳界起，向西到徐斌水三百里；从徐斌水起，向西到靖虏花儿岔止，长六百里。至今每年二月、八月各修筑一次，巍然成为关中重要的险要之地。嘉靖十八年，将总制移镇花马池，仍以陕西巡抚、总兵提镇此边，朝廷的谋划与恭襄公的方略若合符节。

固原本是开城县的地界。成化以前，河套的敌虏尚未猖獗，平凉、固原、安定、会宁之间得以休养生息，所防备的只是靖虏一面罢了。自从弘治十四年火筛入侵掠夺之后，这里便成为敌虏冲击的要冲，于是开始改设州卫，将固原、靖虏、甘州、兰州四卫隶属其中，设置总制、参将、游击等官，巍然成为一个巨大的镇守之地。固原与宁夏互为唇齿，花马池一带的边人称之为大门。如果合力坚守花马池，那么固原自然可以无忧，而响石沟到靖虏一带的修筑就可以暂缓了。因为兵力分散则势力薄弱，敌人已经进门，主人却束手无策。所以我认为，如果总制不驻扎在花马池，那么固原就不能卸下重担。靖虏一带每年黄河结冰时，一望千里都像平地一样。如果贺兰山后的敌虏踏冰奔驰，那么兰州、靖虏、安定、会宁之间便成为祸患的阶梯。调兵防守，等待冰冻，而西凤、临巩的士兵大多没有经过战阵，怎么能抵御呢？我又认为，如果不增添沿河的堡垒，不屯驻常备的戍兵，那么固原又无法卸下重担。征调客兵，其他镇有事时如此，无事时便停止。如果固原防守的戍卒，每年长达四个月，而草料粮食没有安排，还在兵部的定额内支取，怎么能不告急匮乏呢？小盐池的批验旧在固原，大概是让来往商旅缴纳货物贿赂，期望以此充实此地，而王王爫曼将其移置下马房，他的见识偏颇。固原是中枢之地，总制所在，军务关键。这只是一方面的议论罢了。至于任用将领官员、足食足兵的计策，谁不知道呢？谁不能说出来呢？权衡利弊、穷尽变化，在于其人罢了。

三边四镇图序【三边四镇】

陕西绵延三边，建立各镇以守卫，叫做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因此延绥镇东起黄甫川一直到定边营一千二百里。定边营向西连接宁夏花马池，从花马池到横城三百二十里。横城也是宁夏的堡垒，而通达黄甫川，共一千五百二十里，都在黄河之内，边墙之外全是河套了。河套长几乎两千里，横向从边墙到黄河，远的八九百里，近的六七百里，最近的二三百里，只有黄甫川八九里罢了。黄甫川南面的焦家坪，两岸夹山，冰先合后解，以及娘娘滩、羊圈子渡口，入冬水涸，所以胡虏每两三年或四五年大举，从坪或滩或渡口进入河套，驰骋践踏，祸害于是蔓延。又每年派遣零散骑兵三四千，或六七千，潜伏林中追逐水草，驻牧不绝。所以河套中的敌虏，年年都有。从横城渡河向西，是镇城。从镇城到镇远关二百四十里，中卫四百里，这是在黄河之外，贺兰山蜿蜒环绕，山后的敌虏时常驻牧，警报屡次到来。又从镇城渡河向东，则进入灵州一直到韦州三百四十里。韦州南接固原，从预望城到固原镇城三百里。从固原出靖虏、兰州又七百三十里，河州九百二十里。这又都在黄河之内。往往河套中的敌虏，秋天从花马池破坏边墙而入，山后的敌虏，冬天从靖虏卫踏冰而入，那么临巩、凉庆等郡县都骚动了。从兰州渡河西出庄浪，一直到甘州镇城一千二百里，又到肃州、嘉峪关六百里，共一千八百里。又都在黄河之外。西海、刺刺山、江零口有敌虏寇掠，土鲁番、天方、西域有回夷，西宁、庄浪、革咂、章咂等族有番落。那么酒泉、浩舋之间，环绕居住的，谁不是犬羊的巢穴呢？况且山后的敌虏，从芦塘、松山而入的，又屡次如此。所以延绥镇一千二百里，宁夏镇一千二百里，甘肃镇一千八百里，共五千六百里，遥远极了。古代谈论军事的人说地利，说地机，又说知道作战地点的可以千里而会战。先前四镇有图可阅，但因为沿边地势本长亘而概括为方形，相连而却分割，所以观看的人有的感到不便。近来因为军督、战将出入塞域，就其所到之处，按部就班，所未到的，则询问将官什伍，于是总括演变为图，疆场比次，延袤不绝，凡营堡疏密、斥堠远近、城堞高深、山谷险易、道路迂直，以及河的内外、山的前后、境的東西，以及敌虏往来出没的要冲，无不详细记载，希望筹边君子，衡量形势，巩固封守，有所考证，并且使元戎甲士，在这里揣度山川沼泽的形状，计算险隘远近的利处，掌握通达交错的要机，或者画地而屯守，或者处高而待敌，或者塞隘而遏突，或者冲隙而破敌。

译包围敌军。有时加倍行军速度随即交战。有时快速穿插进行偷袭。有时绕道而行以引诱敌人。有时依托山丘布置奇兵。有时凭借山谷设置伏兵。凡是用来占据险峻地形进行防御，审察形势以谋求胜利，从而扼住敌人的咽喉，击打其背部，切断其右臂并掌控其命运的方法，都清晰明确而不迷惑了。《周礼》中记载职方氏掌管地图、辨别物产，周知各地的利弊得失。何况边疆地区的利害形势，怎么可以不了解呢？这就是绘制地图不可废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