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九十九
为生财之一术而不知此其为耗民之一孔也臣廵抚衙门自数年前、限解赃罚银两、因揽受多词、臣愚以为一省狱情、有廵按臬司守廵主持于上、有郡县有司分决于下、民之冤抑者鲜矣、赃罚多是悬断不特损民有司尝先以正供应之若廵抚又加多事、则官司纸赎。一两之入。民间有十数百两之费。不啻也。赃罚所得。能几何哉臣今所受词、唯关军情边事、地方利弊、其余民间齿牙之兢、一切不行、凡事关两院者。臣即于批详中委曲数语。以省异同之扰。故臣廵抚赃罚从此免解可也。臣于理财中单提词讼为言者。以民间之词讼。正如有 国家之用兵。一开衅端。此罢而彼不肯休。心欲惜财而势不由巳。此二事最相同也。今山西无矿可开。无钱可铸。以盐法则尽通矣。以屯田则尽辟矣。以耕作则尽力矣。而财用之绌乏日甚臣谓除节省外无策焉。然该部责臣等以言者。葢不止为山西计。为天下计也。臣请陈其迂诞之说、臣惟诗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夫殷之所鉴者夏、周之所鉴者殷、则今之所鉴者宋也、宋自太祖立国。惩唐藩镇、遂欲尽去天下之兵。故于京师置禁军十万。而天下诸路总之亦不过十万。曰以京师十万而制一路有余力焉。当时曹彬潘美等所将以下江南平汉伐蜀灭越皆禁军也。乃一再传而西备宁夏。北备契丹。庆历以来。招募渐多。至八九十万。治平以后。又增十五六万。至熙宁以后。又有女直之备。而兵益不胜纪矣。彼时财用不言绌乏。故佞人得以扇其丰亨豫大之说。是宋之患。不在乎理财以困民。而坐夫驭戎之无策。不独其驭戎之无策也。而坐夫上下之苟安。不独其上下之苟安也。而坐夫国是之不定。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也。而宋恃之。彼其元昊请和。则举朝称贺。契丹寻盟。则边防解严、敌计日密、我图日疏而不悟也、莫大乎国是之不定也。宋人忽之。彼其世方无事、言官请缮洛阳、则目为迂谈、戎及近郊、廷臣言和言战、则终日不决、大计如此、小者可知、而不悟也。议者归咎于王安石之理财、夫敌强则增兵、兵增则食益、欲不言利得乎、而宋计又如此、即无安石、未有能振之期也、我 朝自 成祖北征、至于南望北斗、虏弱极矣、初非若宋人立国之初、即有契丹之邻也、东尽西极、奄有诸险、又不若宋人之仅保中域、弃险资敌也、其始沿边一带、治兵不过四十万人、此后胡孽日滋、叛氓日众、至今增兵益戍稍倍于前、初不若宋人之十倍其初也、舆图广远、二百年来、无弹丸黑子之亏、初不若宋之疆宇蹙迫也、客兵虽增、主兵多缺、初不若宋人军饷之外、又有岁币输邻、缗钱赂敌也、然而自嘉靖年间、即言诎乏岁岁讲求而卒无一效、何哉、臣亦反复思之而不得其说、于是乃以臆揆之曰、宋人虽增新兵。而天下原无养兵之费。我 朝海内皆兵。民处其七、以供旧军之饷而新军一切仰给太仓。此卫所之弊也是旧军之饷不减而新军之饷日增其费一也。前代惟周有丰镐、汉置南都。率有其名而无其实。我 朝留都之设建官立卫。称两京焉。坐食公帑。其费二也。宋人宗室亦有王公之号。而亲疏粲然。或通名仕版。或散处民间。我 朝分封列爵。强支固本。不农不仕。啖民膏脂其费三也。夫此三费者。天下之大费也。皆前代所无。而我 朝独盛焉。又骎骎乎日增也。赋敛安得不日急。储蓄安得不日匮哉。今之计 宗室者、形之章奏、亦屡以烦、而见之施为、则病其窒、此在枢轴之臣、必有达其权而通其变者、非臣愚所能竟其说焉、至于留都官曹备设、军卫林立、是否 圣祖垂统、 列圣贻谋初意、此在馆阁之臣讨论综核必有得其详而言其故者、非臣愚所得预其意焉、臣愚惟有见于耗天下之财者在兵。故敢陈兵说以俟司计者择焉。夫天下之兵有四、曰边兵、曰京兵、曰留都之兵、曰腹内卫所之兵、此四兵者。坐食则同。而缓急之用异焉。又其目有五、曰见伍、曰招募、曰征调、曰清勾、曰充发、此五目者、尺籍则同。而名实之归异焉。
译这是生财的一种方法，却不知道这其实是耗损民力的一条途径。臣在巡抚衙门，自数年前起，规定解送赃罚银两，因为揽受过多诉讼，臣愚以为，一省的狱讼情况，上有巡按、臬司、守巡等官主持，下有郡县官员分别决断，百姓的冤屈压抑就很少了。赃罚所得大多是悬空断定的，不仅损害百姓，有司常常先以正项供应的名义支取，如果巡抚又多加干预，那么官司纸赎一两的收入，民间就要花费数百两的费用，这简直是不止于此了。赃罚所得又能有多少呢？臣现在所受理的诉讼，只关乎军情边事、地方利弊，其余民间细微的争执，一概不予受理。凡是涉及两院的事，臣就在批详中委婉地写几句话，以省去意见不一带来的困扰。所以，臣巡抚衙门的赃罚从此可以免除解送了。臣在理财中单独提出诉讼问题，是因为民间的诉讼，正如同国家的用兵，一旦开启争端，这边罢休而那边不肯停止，心里想爱惜钱财，但形势却不由自己。这两件事最为相似。现在山西没有矿可开采，没有钱可铸造，盐法已经全部疏通，屯田已经全部开辟，耕作已经竭尽全力，而财用匮乏的情况日益严重。臣认为，除了节省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了。然而该部责问臣等人，大概不只是为山西考虑，而是为天下考虑。臣请陈述我迂腐荒诞的说法。臣只记得《诗经》说：“殷商的鉴戒不远，就在夏朝的后世。”殷商所鉴戒的是夏朝，周朝所鉴戒的是殷商，那么现在所鉴戒的就是宋朝了。宋朝自太祖建立国家，惩戒唐末藩镇之弊，于是想完全去掉天下的军队，所以在京师设置禁军十万，而天下各路总计也不过十万，说用京师十万军队来控制一路还有余力。当时曹彬、潘美等人所率领的军队，南下平定江南、汉地、蜀地、越地，都是禁军。但传了一两代之后，向西防备宁夏，向北防备契丹，庆历年间以来，招募逐渐增多，达到八九十万，治平以后，又增加了十五六万，到熙宁以后，又有防备女真的需要，而军队更加多得无法统计了。那时财用不说匮乏，所以奸佞之人得以宣扬丰亨豫大的说法。宋朝的祸患，不在于理财使百姓困苦，而在于驾驭戎狄没有策略。不仅在于驾驭戎狄没有策略，还在于上下苟且偷安。不仅在于上下苟且偷安，还在于国家大政方针的不确定。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下苟且偷安更大的了，而宋朝依赖于此。元昊请求和议，就满朝称贺；契丹寻求盟约，就解除边防警戒。敌人的计谋日益严密，我们的谋划日益疏漏，却不醒悟。没有比国家大政方针不确定更大的祸患了，宋朝人忽视这一点。当时天下无事，言官请求修缮洛阳，就被视为迂腐之谈；戎狄逼近近郊，朝廷大臣有的主张和议，有的主张战争，就整天不能决断。大计的决策如此，小事可想而知，却不醒悟。议论的人归咎于王安石的理财，敌人强大就增加军队，军队增加粮食消耗就增多，想不谈利益行吗？而宋朝的计策又如此，即使没有王安石，也没有能够振兴的时期。我朝自成祖北征，直到南望北斗，虏寇极其衰弱，起初不像宋朝建国之初就有契丹这样的邻敌。东到西极，占有所有险要之地，又不像宋朝仅仅保住中原地区，放弃险要资助敌人。起初沿边一带，治兵不过四十万人，此后胡人孽种日益滋生，叛民日益众多，到现在增加军队、加强戍守，稍微比从前加倍，起初不像宋朝军队增加十倍于初。舆图广阔遥远，二百年来，没有弹丸黑子般的亏损，起初不像宋朝疆域紧迫。客兵虽然增加，主兵多缺额，起初不像宋朝除了军饷之外，还有岁币输送邻国，缗钱贿赂敌人。然而自嘉靖年间，就说匮乏，年年讲求却最终没有效果，为什么呢？臣也反复思考却得不到答案，于是就用主观推测说，宋朝人虽然增加新兵，而天下原本没有养兵的费用。我朝海内皆兵，百姓占其七，用来供给旧军的军饷，而新军一切仰赖太仓。这是卫所的弊端。旧军的军饷不减而新军的军饷日益增加，这是费用之一。前代只有周朝有丰镐，汉朝设置南都，大都有名无实。我朝留都的设置，建立官署、设立卫所，称为两京。坐吃公款，这是费用之二。宋朝宗室也有王公的称号，而亲疏分明，有的通名仕版，有的散处民间。我朝分封列爵，强化支系巩固根本，不从事农业不担任官职，啖食百姓膏脂，这是费用之三。这三种费用，是天下的巨大费用，都是前代所没有的，而我朝却特别兴盛，而且日益增加。赋税征收怎能不日益紧急，储蓄怎能不日益匮乏呢？现在计算宗室费用的人，在章奏中陈述，也屡次因为繁琐，而在实施时，却担心窒碍难行。这在枢轴之臣，一定有通达权变而通晓变化的人，不是臣愚所能完全说明的。至于留都官曹备设，军卫林立，是否是圣祖垂统、列圣贻谋的初意，这在馆阁之臣讨论综核，一定有得其详而说明其故的人，不是臣愚所能预知其意的。臣愚只看到耗损天下财力的在于军队，所以敢陈述兵说以待司计者选择。天下的军队有四种，叫边兵、叫京兵、叫留都之兵、叫腹内卫所之兵。这四种军队，坐吃军饷是相同的，而缓急之用不同。又有五种名目，叫见伍、叫招募、叫征调、叫清勾、叫充发。这五种名目，尺籍是相同的，而名实之归不同。
然四兵之中。边兵为急。何也戎狄日临。所以外捍而内恃之者。非边兵而谁乎。京兵则居重驭轻。弹压四方尔。故次之。至于留都腹内之兵。除驾运差拨京班做工之外。无庸施矣。五目之中。召募见伍为实。何也。应急济事。所与负强劲而当矢石者非召募而谁乎。根生土著。所与长子孙而充营伍者。非见伍而谁乎。征调则虚彼实此。但资摆守尔。故曰次之。至于清勾充发。按册则可观。责实则难必。无益兵数。而专取扰民矣。夫惟边兵为急所谓兵民分而患始大兵与军又分而患更大而边兵之中。又惟见伍召募为实。所谓新增仰给太仓者正此辈也今为计者曰欲言理财。先裁冗食。夫边镇自大小头目以及督抚之臣。其见任在职者。彼或为身谋。或为利计。姑无敢为其说。试使曾见任在职而今罢去者。令之熟计而献之曰。某所某镇兵诚多可损也。食诚冗可裁也。如是而损其数。裁其食。何不可之有。然而臣知彼不敢为是说也。其敢为是说者。必其人未尝居是地者也诚使为计者知缓急之异用也。而酌量于损益之间。以缓之损而益之急。如免班军之役。而征价以解边。非一计乎。知名实之异归也。而通融于因革之际。先其实而后其名。如省充发之解。而量其等以折赎。非一计乎。夫所贵乎兵者。不谓其习号令。闲技击。日走演场而巳。谓其冲锋对敌。旗鼓相当。乃兵之实也。犹之医也。不谓其明素难。究岐黄议论风生而巳。谓其临榻对症。起死回生。乃医之实也。今虏视边兵易与耳。然边兵则犹有战时而以杀人为乐。盗马斩级之事。接踵见焉不独边兵。虽兵民亦有奋死而一跃者。何者。彼固习之而数尝之。虽濒死尚冀一生。若他兵则不能尔。是以边兵则易腹兵。腹兵则易京兵。京兵则易南兵。谓其终世皆不尝寇。皆不足恃也。臣尝有验于此、请试言之臣每见海内。但有山贼窃发之处。多不动用官军。非阴医杂职则丞贰判簿以为之将。非乡夫里保。则义勇快壮以为之兵。在北则有盐矿徒毛葫芦甬脑之借。在南则有狼兵土官之借。观正德辛未壬申之间。刘贼起霸州。无几竖子耳。举中原之卫所而不能当至不免于边军之调是以有郎山之捷。嘉靖中年倭寇发海上。五十余人耳。转掠十余府。至于应天门外。而四十八卫者。无一人出撄其锋。卒见夷于淮扬民兵之手。是以有振武营之设。己巳之役腹内卫所尚实也。而卒无一至。此固年远莫大之验也。郧阳有行都司。汉中有卫所。近日亦何惮而不能图。乃往返数千里外。调边镇之兵以临之。此又么么目前之验也。臣所言者。非谓尽去腹内之兵。谓既名以兵当责以实当试以战欲试以战。当限以轮番戍守之法。彼其或远而不可使。或弱而不愿戍。则优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边。有事则按籍而征之。此事恐亦未可行渐核卫所之空籍而除之亦一策也而馈饷一出于官。无事则任其自便、而耕商无异于民要之无事时多。有事时少也而民籍屯牧。住居部署固在也。人有恒言军强民弱。谓夫正屯之外。又兼余地。余地之外。又买民田。差役不能干。有司不能得制比夫民之输筋膂。竭筐箧。终岁而办官。捐亲戚。去墓坟。随地而占籍者。相什百也。臣又见庚戍以来、山东河南江北等处有檄皆创募义勇余者臣不知、在山东者臣畧知之、山东义勇葢六千人其始一民。征银八十两。而民不堪命、今渐减至三十余两、民犹以为病也、而 国又无赖焉、此盗去关门之计、今皆不敢言去、臣愚以为既不敢言去试六千人者。分为二班卖其马之半而归其值于官。以其半而给三千人。三千人者岁一上班。其下班三千人者。每名于贴户下征银三之二贮库。而优免其身以自便。遇有征发。计日而与之银。其上班者。来岁亦复下班。而交其马于上班之人。三年无事。则计其所贮。以一年者留补不测。以二年者解输于边。其河南江北等处。亦复如是。其于边饷又一计也。臣又见天下腹里民壮。原非 祖宗旧制、亦自己巳以后始、今不过充游手勾摄之差、官府扫除
译然而四支军队之中，边兵最为紧急。为什么呢？因为戎狄日日逼近，所以对外抵御、对内倚仗的，不是边兵又是谁呢？京兵则是以重兵控制轻兵，弹压四方罢了，所以排在其次。至于留都及腹地内部的军队，除了供差遣拨派、在京班做工之外，没有别的用处了。
五类兵源之中，召募和现伍最为实在。为什么呢？应急救急，能够承担重任、抵挡箭石的，不是召募兵又是谁呢？土生土长，能够繁衍子孙、充实营伍的，不是现伍兵又是谁呢？征调兵则是虚此实彼，只供摆饰守卫罢了，所以说排在其次。至于清勾充发，按名册看似乎可观，但要求实效则难以保证，对增加兵数没有益处，反而专门扰民罢了。
只有边兵最为紧急，所谓兵民分离而祸患开始变大，兵与军又分离而祸患更大。而在边兵之中，又只有现伍和召募最为实在，所谓新增的、仰赖太仓供给的，正是这些人。现在谋划的人说：要想谈论理财，先要裁减冗员。边镇自大小头目直到督抚大臣，那些现任在职的人，他们或许为了自身谋划，或许为了利益计算，暂且不敢提出这种说法。试着让曾经任职而现在罢免的人，让他们仔细考虑并献计说：“某地某镇的兵确实多了，可以裁减；俸禄确实冗杂，可以削减。”像这样减少兵数，裁减俸禄，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然而臣知道他们不敢说这种话。敢这样说的人，一定是未曾在这个地方任职过的人。
如果谋划的人知道缓急有不同的用途，而在损益之间斟酌，用缓急的“损”来增益“急”的方面，比如免除班军的劳役，而征收价款解往边关，这不是一条计策吗？知道名实有不同的归属，而在因循变革之际通融，先求实而后求名，比如省去充发的解送，而根据等级折算赎买，这不是一条计策吗？
军队所宝贵的，不是说他们熟习号令、擅长技击，每天在演武场跑动罢了，而是说他们冲锋对敌、旗鼓相当，这才是军队的实在作用。就像医生一样，不是说他们通晓《素问》《难经》，研究岐黄之术，议论风生罢了，而是说他们临症对症，起死回生，这才是医生的实在作用。
现在敌人看待边兵，觉得容易对付。然而边兵却还有在战时以杀敌为乐，盗马斩首的事接连发生。不只是边兵，即使是兵民也有奋死一跃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就习惯并多次经历，即使濒临死亡还希望有一线生机。而其他军队则不能这样。因此边兵轻视腹地兵，腹地兵轻视京兵，京兵轻视南兵，是说他们终生都不曾经历寇患，都不足以倚仗。
臣对此有过验证，请试着说说。臣每当看到天下，只要有山贼起事的地方，大多不动用官军，不是阴医杂职就是丞贰判簿担任将领，不是乡夫里保就是义勇快壮担任士兵。在北方则借用盐矿徒、毛葫芦、甬脑，在南方则借用狼兵、土官。看正德辛未、壬申年间，刘贼在霸州起事，不过几个小子罢了，举中原的卫所却不能抵挡，以至于不得不调动边军，因此有了郎山之捷。嘉靖中年，倭寇在海上起事，不过五十多人罢了，转掠十余府，直到应天门外，而四十八卫没有一个人出来迎击，最终被淮扬民兵所灭，因此有了振武营的设置。己巳之役，腹地卫所尚且充实，而最终没有一人到达，这确实是年代久远、最大的验证。郧阳有行都司，汉中有卫所，近日又有什么忌惮而不能图谋的，却往返数千里之外，调动边镇的军队来对付，这又是眼前微小的验证。
臣所说的，不是说要完全去掉腹地的军队，而是说既然名为兵，就应当责以实效，应当试以实战。想要试以实战，应当限定轮番戍守的法度。他们如果太远而不能使用，或者太弱而不愿戍守，就优待他们让他们自便，而转移他们的俸禄解往边关。有事时按名册征调他们。这事恐怕还不可行，逐渐核查卫所的空额而除去，也是一条计策。而饷银全部由官府供给，无事时让他们自便，耕种经商与平民无异。总之，无事的时候多，有事的时候少。而民籍屯牧，住居部署本来还在。
人们常说“军强民弱”，是说除了正屯之外，又兼占余地，余地之外，又买民田，差役不能干扰，有司不能控制，比起平民输出资力、耗尽积蓄，终年办理官务，捐弃亲戚，离开坟墓，随地占籍的人，相差百倍。
臣又见庚戌年以来，山东、河南、江北等处有檄文都创募义勇，其余的臣不知道，在山东的臣略知一二。山东义勇大概六千人，起初一个平民，征收银八十两，而平民不堪承受，现在逐渐减到三十多两，平民还认为是负担，而国家又无所依赖。这是盗去关门之计，现在都不敢说去掉。臣愚以为既然不敢说去掉，试着将六千人分为两班，卖掉他们一半的马，将价值归给官府，用这笔钱供给三千人。这三千人每年上一班。那下班的三千人，每名在贴户下征收银三分之二存入库中，而优待他们让他们自便。遇到征发，按天给他们银两。那上班的人，来年也复下班，而将马交给上班的人。三年无事，就计算所存的银两，用一年的留作补应急之需，用两年的解往边关。那河南、江北等处，也这样做。这对于边饷又是一条计策。
臣又见天下腹里的民壮，原本不是祖宗旧制，也是己巳以后才开始的，现在不过是充当游手好闲、勾摄差役，官府扫除
之役、无事时多、有事时少、亦终岁无战鬪之事者、臣请亦如义勇分班之例。其于边饷。又一计也。故曰臣非欲尽去腹内之兵。以此兵二百年来而未尝见敌。如边兵之一年及偶一见敌。而往验又章灼如此。今乃与不可一日缓之边兵。同一坐食焉。孔子尝言不得巳而去兵。今当去何兵。不得巳去食。今当去何兵之食。今日固不得巳之时也。司权度者可容忽焉。一不至较哉。或曰惩噎废食不可、夫是其食虽日一遇噎、不可恃以为疗饥之资也、若乃京兵、臣言其次者、非谓京兵虚设无谓冗无一也、谓京兵依托 辇毂。涵育太平。比夫边兵之日临锋镝滨危亡者有间也。若乃求其食。则京兵视边兵。乃以心视臂。主临仆焉。为系甚重。乃今怀生顾养。销软积弱为边兵所易也柰何望其控制四方。以慑羌胡威蛮夷者哉。臣愚以为欲京兵强。亦宜试以战。欲试以战。亦宜责以轮番戍守之法。夫京师去宣府蓟镇。纔数百里耳。以京营九万之卒。岁以一万而戍二镇。是九年而一戍。京卒未为苦也。不数年而成编。而京卒之怯。亦与边兵同其劲矣。此法可行胜于边兵入卫也又以畿辅之卒。填京戍之空。其部伍号令。月粮犒赏。亦与京卒同焉。不数年而畿辅之卒。皆亲军之兵矣。夫出京卒以戍蓟镇。则延固之费可省。出京卒以戍宣府。则宣府之势益强。宣府之势益强。而大同之气自倍。逆胡虽众。即敢扣巉巗而摇根本。则畏宣大以全力而制其后。京卒之劲当其前。而仰攻深入之事鲜矣。臣所谓耗天下之财者在兵。在京与边犹当倍其数而责其实。何敢言耗也。乃在腹内留都征调清勾充发之兵。则缓急名实。居然指掌之间。而通融斟酌。斯其时矣失今不为。臣见夫内外并耗。三费交加。而区区于今日罢一役。明日裁一员。泄之以尾闾。而益之以畎浍也。何益于计哉。臣又见近世之言理财者曰、财无从生也、惟有节费而巳、臣以前代生财之法、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臣举此一大政、何谓其无从生哉、而钱法是巳、臣闻人之所由生、衣食为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此出于天时地利人力、相待而共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即有此布帛五谷、增亏相乘、有无相贸、而非有水旱之灾、兵革之夺、疠疫之妨、以一岁之功、而供一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居慑处、不胜其束湿之惨、司计者日夜忧烦遑遑以匮乏为虑者、岂布帛五谷不足之谓哉、谓银两不足耳、夫银者。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尔。而铜钱亦贸迁以通用、与银异质而通神者、犹云南不用钱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则一焉、今独柰何用银而废钱惟时天下之用钱者、曾不什一、而钱法一政、久矣其不举矣、钱益废则银益独行。银独行则豪右之藏益深而银益贵银贵则货益贱。而折色之办益难。而豪右者又乘其贱而收之。时其贵而粜之。银之积在豪右者愈厚。而银之行于天下者愈少。再踰数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则钱法不行之故尔。计者又欲开矿。夫矿不可开。开葢无益也。一禁而不可弛。弛则乱矣。臣试根极钱说而司计者择焉、臣闻钱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废者、一日废、则有枯槁之虞、从成周而汉唐宋以来、见之史籍、一一可覩、未有用银废钱。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钱之多、铸钱之盛者、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集钱至五百万而赎山后诸郡于辽、靖康中赵良嗣奉使岁加税银一百万于金、其平时赂契丹宁夏也、岁币率有常额。其外国亦用钱可知。又宋之饶州处州江宁等处。皆其鼓铸之地。今江南人家尝有发地得窖钱者。则无南北皆用钱可知。其余书史所尝言几百万。无虑巨万累巨万之说。率多以钱计。臣亦不暇枚举。今去宋不远。故所用钱。多宋之物。夫用钱则民生日裕。铸钱则 国用益饶。此裁成辅相之业。惟人主得为之。故曰圣人之大宝曰位。因位而制权、因权而制用、故又曰钱者权也、人主操富贵之权、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兴则
译出征作战时兵员少，无事时兵员多，甚至终年没有战斗的情况，臣请求也按照义勇军分班轮值的例子办理。这对于节省边防军饷，又是另一条计策。所以说，臣并不是想要完全撤除腹地的军队。因为这些军队两百年来未曾见过敌人，不像边防军队一年甚至偶尔就能见到敌人，而且以往查验的情况又如此明显。现在却让它们与一刻也不能延误的边防军队一样，白白消耗粮食。孔子曾说，迫不得已时要去掉军队，现在应当去掉哪里的军队？迫不得已时要去掉粮食，现在应当去掉哪里的军队粮食？今天确实是迫不得已的时候，主管财政的人怎么可以忽视这一点，不去仔细核算呢？
有人说，因为怕噎住就废掉吃饭是不行的。然而，这种食物即使每天遇到一次噎住，也不能依赖它作为充饥的资本。至于京兵，臣说它是次要的，并不是说京兵是虚设的、无用的、没有一个是冗员的，而是说京兵依托在京城附近，沉浸在太平环境中，与边防军队每日面临刀枪危险、濒临灭亡的情况相比，是有区别的。如果要考察他们的粮饷，那么京兵相对于边防军队，就像心相对于手臂，是主人对待仆人的关系，关系非常重大。然而现在他们贪生怕死、只顾保养，变得软弱积弱，被边防军队所轻视，怎么能指望他们控制四方，震慑羌胡、威吓蛮夷呢？
臣愚以为，想要京兵强大，也应该让他们尝试作战；想要让他们尝试作战，也应该用轮番戍守的方法来要求他们。京城距离宣府、蓟镇才几百里罢了。用京营九万士兵，每年派一万去戍守这两个镇，这样九年轮戍一次，京兵并不觉得辛苦。不出几年，就能形成编制，京兵的怯懦也会变得和边防军队一样勇猛。这个方法可行，胜过边防军队入京护卫。又用京畿地区的士兵填补京兵戍守的空缺，他们的部队编制、号令、月粮、犒赏，也都与京兵相同。不出几年，京畿地区的士兵都会成为亲军了。
派出京兵去戍守蓟镇，那么延绥、固原的费用可以节省；派出京兵去戍守宣府，那么宣府的势力就会更加强大。宣府的势力更加强大，那么大同的气势自然倍增。敌寇虽然众多，如果敢冲击险要之地动摇根本，就会畏惧宣府、大同全力制约其后，京兵勇猛抵挡其前，从而仰攻深入的事情就很少了。臣所说的消耗天下财力的是军队，在京师和边防尤其应当加倍数量并追究实效，哪里敢说消耗呢？
真正消耗的是腹地留都征调、清查勾补、充发的那些军队，那么紧急与缓和、名义与实际，显然就在指掌之间，通融斟酌的时候到了。如果现在不这样做，臣看到内外同时消耗，三种费用交加，而仅仅在今天罢免一个差役，明天裁减一个官员，像从尾闾泄水一样，却从田间沟渠增加水源，这对计策有什么益处呢？
臣又看到近代谈论理财的人说，财富没有来源，只有节省费用罢了。臣用前代生财的方法与今天比较，还缺少一项重大政策。臣提出这项重大政策，为什么说财富没有来源呢？钱币法就是这样。臣听说人生存的原因，衣食最为重要。君王利用资源、使百姓富裕，必须首先考虑这一点。这出自天时、地利、人力，相互依赖共同成就三才的作用。有了这三才，就有了布帛五谷，增减相乘，有无相交易，如果没有水旱灾害、战争掠夺、瘟疫妨碍，用一年的功夫供给一年的日用，自然是充足的。
现在天下的百姓，忧愁居住、恐惧生活，受不了捆绑潮湿的惨状，主管财政的人日夜忧烦，惶惶不安地以匮乏为虑，难道是布帛五谷不足吗？是说银两不足罢了。银子，冷了不能穿，饿了不能吃，又不是衣食的来源，不过是用它来交易以通衣食之用罢了。而铜钱也是用来交易通用的，与银子性质不同但作用相通，就像云南不用钱而用海贝，三者不同，但致用则一。现在为什么独独用银子而废弃铜钱呢？当时天下用铜钱的，还不到十分之一，而钱币法这一政事，很久没有推行了。铜钱越废弃，银子就越独自行使职能；银子独自行使职能，那么豪强权贵的储藏就越深，银子就越贵；银子贵，货物就越贱，而折色（用实物抵税）的办理就越难；而豪强权贵又趁货物贱时收购，趁银子贵时出售。银子在豪强权贵手中积累得越厚，而在天下流通的银子就越少。再过几年，臣不知道情况会怎样。这都是因为钱币法不推行的缘故。
计策制定者又想开矿。矿不能开，开了也没有益处。一旦禁止就不能放松，放松就会混乱。臣试着穷究钱币的说法，供主管财政的人选择。臣听说钱币像泉水，像水在地中流动，不能一天废弃。一天废弃，就有干枯的忧患。从成周到汉唐宋以来，在史籍中可以看到，一一可睹，没有用银子废弃铜钱像今天这样严重的。而用铜钱多、铸钱盛的，尤其没有比得上宋朝的。所以宋太祖想要聚集铜钱达到五百万来赎回山后诸郡给辽；靖康年间赵良嗣奉使每年增加税银一百万给金；他平时贿赂契丹、宁夏，岁币都有固定额度，外国也用铜钱可知。又宋朝的饶州、处州、江宁等地，都是铸钱的地方。现在江南人家常有挖地得到窖藏铜钱的，那么南北都用铜钱可知。其余史书所说的几百万、不计其数的说法，大多是用铜钱计算的，臣也不暇一一列举。现在距离宋朝不远，所以所用的铜钱，多是宋朝的物品。
用铜钱则民生日益富裕，铸铜钱则国家用度日益丰饶。这是裁成辅相的事业，只有君主才能做。所以说圣人的大宝是地位。凭借地位制定权柄，凭借权柄制定用度。所以说钱币是权柄，君主掌握富贵的权柄，来役使天下人奔走。所以一代之兴起就
制之。一主之立则制之。改元则制之军国不足则制之。此经 国足用之一大政也柰何废而不举臣窃闻江南富室有积银至数十万两者、今 皇上天府之积、亦不过百万两以上、若使银独行而钱遂废焉。是不过数十里富 之积。足相拟矣。 皇上试一举其权而振之、则彼富室者、智勇豪俊者。将奔走于吾权之不暇。彼敢冐万死而盗铸吾一文者哉、故曰权也。权者立之乎无形而达之乎无穷。用之则天下举有求于我而有余不用则日扰扰焉以求之于天下而不足为验甚明也。且夫富贵其权一也。 皇上今出数寸之符。移片纸之檄以匹夫而拜将相焉。又能使同姓王异姓侯焉。于 公帑未有损也。此驭贵之权。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与人以千金焉。明日与人以万金焉。曾不踰年而太仓告匮矣。夫何驭富之权。若是乎其不侔与。诚以有其权而不用。与无权等尔。昔汉文帝之宠邓通也、曰吾能富之赐以蜀山之铜、而邓氏之钱满天下、夫邓氏之钱满天下、则天下之货。萃于邓氏明矣。吴王濞擅铸山之利、而辄称兵汉廷与之抗、亦不过窃汉廷之权明矣。夫以窃一日之权。尚足以得民而抗汉、况以万乘而自振其权。可胜用哉。今之为计者谓钱法之难有二。一曰利不酬本。所费多而所得鲜矣。臣愚以为此取效于旦夕。计本利于出。入葢民间之算非 天府之算也夫 天府之算。以山海之产为材。以亿兆之力为工。以修洁英达之士为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谓本。犹不免用银之说尔。臣所谓本葢无形之权是巳。何则铸钱之须。一□铜料。一曰炭。一曰转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间计之。银一分而得钱四分。诚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计之。皆可不用银而取办者。诚将天下出产铜料之处。赎军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则以收铜于西山产煤之窑。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纳炭。其运铜则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临清带砖之例、通陆路者。资以驿逓之力。而给之官库之钱。其运炭。则请出府库见 之钱。或于京城。或于近县。或于营军。如系官身。则量给以工食。如系民户。则平给以脚价。如是而患无材。与夫转致之难。臣不信也。至于人工取之见役而皆足则又不烦银两而可办也。臣不知工部及宝源局原额匠役若干。见今坐食与否耶。即以营军九万人论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谓妨训练耶。今京城之内锻金剌绣。声技力作之徒。与夫靠衙门而衣食者。孰非营军奚啻一二千也。而未尝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银而可以成务。固无本利之足较矣。其二曰、民不愿行、强之恐物情之沸腾也。臣愚以为历代无不用之、至称为钱神、我 先朝又用之、祗见其利、不闻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犹盛行之、葢五六百而值一两、今七八十岁人固多、尚可一召而讯也、独至于今屡行而屡废。甫行而辄辍焉何哉、臣窃详之、钱比钞异。于小民无不利也。独所不便者。奸豪耳。一曰盗不便。一曰官为奸弊不便。一曰商贾持挟不便。一曰豪家葢藏不便。此数不便者。与小民无异也。臣窃闻往时但一行钱法。则辄张告示戒厂卫、不先之于卖菜之佣。则责之以荷担之役。愚而相煽。既闭匿观望之不免。而奸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从旁簧鼓之。以济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闭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务大计者。宜若是其易动哉。臣闻施 恩泽者。自无告始行法令者。自贵近始。岂惟贵近。自 朝廷始可也。钱法之不行上尝出之而未尝收之也如收放兼用则钱有定价不独利源可广滥恶私铸亦可息矣请自今以后。追纟氐赎者。除折谷外。而责之以纳钱。上事例者。除二分纳银外。而一分以纳钱存留户口。则兼收钱谷商税课程则纯用收钱此谓自 朝廷始又因而 赐予之费。 宗室之禄。百官之俸。则银钱兼支又因而驿逓应付。雇夫雇马。则惟钱是用又因而军旅之饷。则分其主客量其远近或以代花布或以充折色此谓自贵近始矣此数者有出有入而民间无底滞之患诚以上下交会血脉流通故也轻敛轻散。官府有余积之藏
译制定制度。确立一个主导原则，就制定相应的制度；改换年号，就制定相应的制度；军国用度不足，就制定相应的制度。这是国家财政足以供给的一大政事，为何废弃而不施行呢？
我私下听说江南富户有积蓄白银多达数十万两的，如今皇上国库的积蓄，也不过百万两以上。如果让白银单独流通而铜钱于是被废弃，那么不过数十里富户的积蓄，就足以与国库相抗衡了。皇上试着举起权力的杠杆而振作它，那么那些富户、智勇豪俊之人，将忙于奔走在我们的权力之下都来不及，他们怎敢冒着万死之险来盗铸我们的一文钱呢？所以说这是权力。权力，确立于无形而通达于无穷。使用它，则天下人都向我有所求而我还绰绰有余；不使用它，则每天纷乱不安地向天下人索取却仍感不足，验证这一点非常明白。
况且驾驭富贵，其权力是一样的。皇上现在拿出几寸的符节，移动一张纸的檄文，就能让平民拜将封相，又能让同姓为王、异姓为侯，对公家库藏并没有损害。这驾驭贵人的权力，竟然如此容易。如果今天给人千金，明天给人万金，不到一年太仓就报告匮乏了。为何驾驭富人的权力，竟然如此不相等呢？实在是因为拥有权力而不使用，与没有权力是一样的。
过去汉文帝宠信邓通，说我能让他富有，赐给他蜀山的铜，而邓家的钱遍布天下。邓家的钱遍布天下，那么天下的货物都聚集在邓家，这是显而易见的。吴王刘濞擅自铸造山铜获利，就起兵对抗汉朝朝廷，也不过是窃取了汉朝朝廷的权力，这是显而易见的。凭借窃取一天的权力，尚且足以得到民心而对抗汉朝，何况凭借万乘之尊自己振作权力，哪里够用呢？
现在谋划的人说钱法难以实行有两个原因。一是利润不能补偿成本，所费多而所得少。我认为这是追求旦夕见效，计算成本与利润的出入，大概民间的算法不同于国库的算法。国库的算法，以山海的物产为材料，以亿万民众的力量为工匠，以修养高洁、英明通达的人为役使，究竟有什么成本和利润呢？这所谓的成本，还免不了用白银的说法。我所说的成本，大概是无形的权力罢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铸钱的需求，一是铜料，二是炭，三是转运，四是人工。这四样，在民间计算，白银一分得到铜钱四分，确实十份成本不能补偿五份利润。从我愚昧的计算来看，都可以不用白银而办理。确实将天下出产铜料的地方，赎买军徒以下的罪人并确定准则来收取铜料；在西山产煤的窑口，以司法部门有罪的人抵罪来缴纳炭。运输铜料，通水路的，附在官民船只上，如临清带砖的例子；通陆路的，借助驿递的力量，而给予官库的钱。运输炭，则请求拿出府库现有的钱，或在京城，或在近县，或在军营，如果是官身，就酌情给予工食；如果是民户，就平价给予脚价。像这样还担心没有材料以及转运困难，我不相信。至于人工，从现有役使中取用就足够了，又不烦劳白银而可以办理。我不知道工部及宝源局原额匠役有多少，现在是否坐食白饭呢？即使以九万营军论，抽用其中一二千人就足够了，还说妨碍训练吗？现在京城之内锻金刺绣、声技力作之徒，以及靠衙门衣食的人，谁不是营军，何止一二千人呢？却未曾担心妨碍。所有这些都不需要白银而可以成事，本来就没有成本利润值得比较了。
二是民众不愿流通，强迫恐怕民情沸腾。我认为历代没有不使用的，以至于称为钱神，我朝先前又使用它，只见其利，不闻其弊，正德嘉靖以前，还盛行，大概五六百文值一两银，现在七八十岁的人固然很多，还可以召集询问。唯独到现在屡次实行屡次废弃，刚实行就停止，为什么呢？我私下详细考察，铜钱与宝钞不同，对平民没有不利的。唯独不便的，是奸恶豪强罢了。一是盗贼不便，二是官吏作弊不便，三是商贾挟持不便，四是豪强囤积不便。这几个不便，与平民无关。我私下听说过去只要一实行钱法，就张贴告示告诫厂卫，不先让卖菜的佣工使用，就责罚他们承担荷担的劳役。愚民互相煽动，既不免闭匿观望，而奸恶豪强、依托城社的右族，又从旁煽动鼓噪，以成就他们不便的私利。第一天下令，第二天就闭匿，不三四天就中途受阻了。谋划大计的人，应当如此容易动摇吗？
我听说施恩泽，从无告之人开始；行法令，从贵近之人开始。岂止贵近，从朝廷开始也可以。钱法的不行，上面曾经拿出而未曾收取。如果收放兼用，则钱有定价，不仅利源可以扩大，滥恶私铸也可以平息。请从今以后，追缴赎罪者，除折谷外，责成缴纳铜钱；上纳事例者，除二分纳银外，一分以纳铜钱；存留户口，则兼收铜钱谷物；商税课程，则纯用收取铜钱。这叫从朝廷开始。又因而赐予的费用、宗室的禄米、百官的俸禄，则银钱兼支；又因而驿递应付、雇夫雇马，则只用铜钱；又因而军旅的饷银，则分其主客，量其远近，或以代替花布，或以充作折色。这叫从贵近开始了。这几项有出有入，而民间没有停滞的祸患，诚以上下交会、血脉流通的缘故。轻敛轻散，官府有余积之藏。
。诚以正赋之银。既以无减于常额。而一切之费。又取办于一权故也。此权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启盗权之衅。请于宝源局。或西仓专设侍郎。或即用左右侍郎一员督于上。以十三司员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于下。以科道各一员监之。铜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敛散。悉照分司先之以区画条议。计定而行。而又轻重适均。无骇于俗。仍以唐宋以来旧钱兼之。或 上有施于下。或下有纳于 上。着之以必行之令。迟之以岁月之效。久之而本末兼利。公私循环。可以辍鼓铸之劳。而罢工作之使。臣愚不揣。窃谓千虑一得也。昔我 祖宗初制钞时。下令甚严。有以金银货物交易者。辄没给告者。然不徒责之下也。后又令各处税粮课程赃罚。俱准折收钞。则 圣意渊微可测矣。此固血脉流通之意。所谓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谓权也。臣又闻之、边鄙强固则夷狄怵服中原又安、则边鄙倾向、故中原者。边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闾阎之细民。有终世无银而不能终岁无衣宁终岁无衣而不能终日无食。今百司夙夜宰卿不遑者。乃在银而不在谷。臣窃虑之。夫以 国家建都于燕。东极齐。西尽秦。南阻江淮。 神鼎之重。金瓯之固。此万世不拔之业也。而臣窃有虑焉。何哉诚以 京师北据幽都更无郡县而守在强狄。虽有东齐西秦。其形势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 京师以南。绝无名山大泽之限强藩与国之资。 皇上南面临之。所恃以为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东江北里八府之人心耳。此数处之人。率鸷悍而轻生。易动而难戢游食而寡积者也。一不如意。则轻去其乡。一有所激。则视死如归。臣固视之熟矣。八府遭歉。则走山东。山东遭歉。则走江北。又未巳也。匹夫作难而于人向应。往事葢屡验。然其弭之之计无他。不过曰恤农以系其家。足食以系其身。聚其骨肉以系其心而巳今试移文于此数处者。而核其官舍之所藏。每郡得谷十万焉则司计者可安枕而无虑矣得三万焉犹可以塞转徙者之望设不满万焉真寒心哉臣窃意其不满万者多也即有水旱。何所赖焉即有师旅之兴。何所给焉。臣观自古中原空虚。未有如今日者也。汉以前有敖仓。隋以前有洛口仓。唐有义仓。宋有常平仓。皆随在而贮不专京师今徐临德州。皆有官仓本为寄囤。至于存积几何哉。臣近日有疏为山西积谷、荷蒙 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言为荣、而所虑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无序、辄以为无益有损焉、臣且不堪其任咎也、臣前疏谓一曰官仓。葢发官银以籴者。此必甚丰。乃可以举。一曰社仓。葢收民谷以充者。此虽终岁。皆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虚不但谷少而银亦甚少。其官仓一节。今岁巳不能举。又闻有灾变。则社仓一节。今岁亦不能行。但能以今岁始讲求其条件。加意于积储。即明岁举而后岁效未晚也。此二仓者。社仓举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于上。则其事终不能成矣。夫社仓即义仓也。葢始于汉耿寿昌。而盛于隋长孙平唐戴冑之徒。唐又最盛。计天下积至数千万以上。及推其故。唐义仓之开。每岁自王公以下皆有八。是以其积独多。臣所谓法令之行自贵近始也宋则准各民正税之数于二十分而取其一以为社。葢富贵者必田多。田多则税多。税多则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则中歉赈极贫。大歉及中户。又大歉焉乃沾及于富室。所谓恩泽之加自无告始也今之言官仓者。今年曰库无银焉。明年曰库无银焉。如是除八分纸赎之外无几耳。言社仓者。此曰官户当优免我也。彼曰占役何科扰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愿赈于后。亦不愿出于今也。如是不过贫民下户之输。无几耳。是二法终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虚加故也。夫民之饥也。必至于转徙。不巳必至于盗盗必先诸官户与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辈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终空言耳。臣请下之各省。以唐宋敛谷之法。为则。而就土俗。合人情占岁候以通其变。限明春以里尽报各府巳前见贮之
译确实是因为正赋的银两，既然不能减少常规定额，而一切费用，又都依赖这一种权宜办法来筹措的缘故。这种权宜办法不可推行于天下，以免开启盗用权力的祸端。请求在宝源局，或者在西仓专门设置侍郎，或者就任用左右侍郎中的一员在上面督理，由十三司的员外郎或主事分别管理十三省的事务在下面执行，由科道各派一人监督。铜料和工材，各有专人负责。各省的征收与发放，全部按照分司的规定，先进行规划条议，计算确定后施行。而且轻重适度，不使百姓惊骇。仍然兼用唐宋以来的旧钱，或者上面施予下面，或者下面缴纳给上面，用必须执行的命令来确立，用岁月的效果来延缓。久而久之，本末兼利，公私循环，可以停止鼓铸钱币的劳苦，而罢免工匠的差役。臣愚昧不自量力，私下认为千虑中有一得。从前我祖宗初行钞法时，下令非常严厉，有用金银货物交易的，就没收给告发的人。然而不仅仅责罚下面，后来又命令各处税粮、课程、赃罚，都准许折收钞币，那么圣上的深意就可以测度了。这固然是血脉流通的意思，所谓“泉”（货币流通）就是用法律来辅助，所谓“权”（权宜办法）就是用手段来支持。臣又听说，边境强固那么夷狄就会畏惧服从，中原安定那么边境就会倾向归附，所以中原是边境的根本。百姓是中原的根本。衣食是百姓的根本。街巷中的小民，有终身没有银子而不能终年没有衣服，宁肯终年没有衣服而不能终日没有食物。现在百官日夜操劳、卿相无暇顾及的，在于银两而不在于粮食。臣私下担忧。因为国家建都于燕京，东到齐地，西到秦地，南以江淮为阻，神鼎之重，金瓯之固，这是万世不拔的基业。而臣私下有忧虑。为什么呢？确实是因为京师北靠幽都，再没有郡县，而防守在于强狄。虽然有东齐西秦，其形势都足以隔绝中原而自我巩固。京师以南，没有名山大泽的阻隔，强藩与国的凭借。皇上南面临视，所倚仗作为腹心股肱重地的，只有河南、山东、江北里八府的人心罢了。这几处的人，大多勇猛强悍而轻生，容易激动而难以安抚，游食而积蓄少。一旦不如意，就轻易离开家乡；一旦有所激愤，就视死如归。臣对此看得很清楚了。八府遭遇歉收，就逃往山东；山东遭遇歉收，就逃往江北。还不止这些。匹夫作乱而众人响应，往事大概屡次验证。然而消除这种祸患的计策没有别的，不过说体恤农民以维系他们的家庭，充足粮食以维系他们的身体，聚集他们的骨肉以维系他们的心罢了。现在试着移文给这几处，而核查官舍所储藏的粮食，每郡得到十万石，那么主管计量的官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得到三万石，还可以堵住流亡者的希望；假如不满一万石，真是令人寒心啊！臣私下认为不满一万石的很多。即使有水旱灾害，依靠什么呢？即使有军队兴起，供给什么呢？臣观察自古中原空虚，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汉朝以前有敖仓，隋朝以前有洛口仓，唐朝有义仓，宋朝有常平仓，都是随地储存，不专在京城。现在徐州、临清、德州，都有官仓，本为寄放囤积，至于储存多少呢？臣近日有奏疏关于山西积谷，承蒙皇上通行各省。臣不是不知道以用言为荣，而所忧虑的是人心意向不同，或者执行不力，或者施行无序，就认为无益而有损，臣而且不堪承担这罪责。臣前疏说一是官仓，大概是用官银来买粮的，这必须非常丰裕，才可以施行。二是社仓，大概是收取民粮来充实的，这虽然终年，都可以施行。臣知道中原空虚不但粮食少，而且银两也很少。官仓这一条，今年已经不能施行。又听说有灾变，那么社仓这一条，今年也不能施行。但能从今年开始讲求其条件，加意于积储，即使明年施行而后年见效也不晚。这两仓，社仓施行很容易而效果很迅速。然而不是官府在上面主持，那么这件事终究不能成功。社仓就是义仓，大概始于汉朝耿寿昌，而兴盛于隋朝长孙平、唐朝戴胄之徒。唐朝又最兴盛，计算天下积粮达到数千万以上。推究其缘故，唐朝义仓的开设，每年从王公以下都有定额，所以其积蓄特别多。臣所说的法令施行从尊贵亲近的人开始。宋朝则按照各民正税的数额在二十分中取一分作为社仓，大概富贵者必定田地多，田地多那么税就多，税多那么社仓收入就多，也是唐朝的意思。总之，其支出，中等歉收赈济极贫，大歉收及于中户，又大歉收才沾及于富室，所谓恩泽的施加从无告者开始。现在说官仓的，今年说库中没有银两，明年说库中没有银两，像这样除了八分纸赎之外没有多少了。说社仓的，这说官户应当优免我，那说占役何科扰我，又田地多的，说我不愿以后赈济，也不愿现在出资。像这样不过贫民下户的缴纳，没有多少了。这两种方法终究不可行，而中原的空虚更加严重。百姓饥饿，必定导致流亡，不止于流亡必定导致盗匪，盗匪必定先针对官户与夫役占有力之家，而这类人多不醒悟，不是官府主持而鼓舞他们，终究是空话罢了。臣请求下达各省，以唐宋敛谷的方法，作为准则，而就地俗，合人情，占岁候以通其变，限明年春天以里尽报各府以前现存的
数。以品其虚盈。于明年冬末。通计一岁二仓新收之谷。验其功能。着而为令。岁岁修之。在官仓者。时其丰歉。而敛散之。利归于官。民有大饥。则以赈之。在民仓者。时其丰敛。而敛散之利归于官。虽官有大役。亦不许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官呈上所谓南面而恃以无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计者。不忧谷之不足。而忧银之不足。夫银实生乱。谷实弭乱。银之不足。而泉货代之。五谷不足。则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宝金玉而宝五谷。伏惟 圣明垂意。
译统计。根据等级来评定其空虚与充盈。在第二年冬末。全面统计一年内两个粮仓新收获的谷物。检验其功效。制定为法令。每年修订它。在官仓中的粮食。根据年成的丰歉。来征收或发放。利益归于官府。百姓遭遇大饥荒。就用它来赈济。在民仓中的粮食。根据年成的丰歉。来征收发放，其利益归于官府。即使官府有大型工程。也不允许借用。这种将财富藏于百姓即等于藏于官府的做法，正是上面所说的君主南面而坐而无所畏惧的原因。其根本就在这里。现在谈论计策的人。不担忧粮食不足。却担忧白银不足。实际上白银滋生祸乱。粮食平息祸乱。白银不足。可以用货币代替。五谷不足。那么有什么可以代替的呢？所以说英明的君主不珍视金玉而珍视五谷。恳请圣明的君主垂注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