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八十五

译大概未曾不寄托治理天下的道理，只在于陛下深思并切实体会罢了。如果陛下常怀“四勿”之心，以此面对百官、裁决万事，闲暇时阅读史书，探究古今治乱的原因，那么善恶的关键就会更加明澈而无法掩盖，这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善恶明辨而好恶决断，好恶决断而主宰确立，主宰确立而四肢通达，这就是所谓的意诚心正而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推而行之，就是一贯之道。做学问与治理天下，体用同源，功效相因，又如此紧密相连。恳请陛下深思并切实体会，以逐渐探究那不言而化、无为而成的盛世，天下幸甚。

译第三札【救弊】

臣听说治理政事在于挽救积弊，挽救积弊在于端正人心，端正人心在于扩充天理以遏制人欲。从大臣到百官，常存天理本心，那么治理政事就不难了。臣谨略举几件积弊的事例来加以说明。

在京的七十二卫，原本军额人数，都有册籍记载。近年册籍腐烂无存，弘治十八年清查的册籍，也大多残缺。军士、校尉、勇士投充人役，有的被势豪影占，有名无人；有的写字军人，包顶数役。近来奉诏书裁革，都没有完整的册籍可考。所以凡是革退的人役，有的诈称首逃而复役，有的诈病故补役。蒙准行查，他们便在内贿赂本司狡猾的胥吏，在外贿赂卫所官吏，朦胧保结。本司只根据结状明白、革册无名、季报有名，便准予收留。因为该卫的革册，有的存在，有的错误陈报；季报文册，又是三个月一换，前后互异，奸弊丛生。即使整天磨砺研究，也不过是开了吏胥一个骗局。几年之后，官员更替，弊病又生，冒名顶替的奸猾之徒，再次钻空子投回，盗骗仓粮。

前日革退军匠，工部具奏为他们收补。根据其咨文称，原额军匠九千名，现在只有一千余名。审问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查究那七千名役，都逃往何处？原籍故绝，何处户口？然后为他们从长计议，或者在原籍勾补，或者查何人影占也可以。却匆忙奏请收留经革的人役。随即据该卫呈称，前项二千余名，都是先年有名无人、包办月粮的虚数。然后才知道奸风未熄，利径犹开，该部官员，再次蒙蔽诳罔如此。

窃以为现在的军士旗校，还得以稍加稽查，因为弘治十八年清查册略存耳。然而各卫册籍腐烂，有的有，有的无，所以在清查时漫无所考。即使现在清革一番，投充虚名的弊病，也能去掉五六成。臣愿乘此机会，行在京各卫，遵照弘治十八年事例，通将查过的军士旗校户口籍册，重新造报，详注军祖充发补伍来历，户下余丁名数，贯址邻佑姓名，用坚厚册纸装写。每卫所三本，一本户部以验支粮，一本兵部以验收操，一本卫所存备查考。册完仍委派科道部官三员，照册点验。如敢作奸，官吏重治。庶几案籍有征，而弊端永绝，人安分义，而奸风可弥。

武选掌管武荫，凡军职告袭，例查祖宗立功、升迁来历，查黄比试，为法最详。然而岁月愈深，事例愈繁，军职承袭愈久，功罪事迹愈多。应袭人员到京，未投公文先请承行吏胥，奉数十金，幸其接受，明日投文，乃免查驳。不然则或将紧切字面，略为洗改，或驳查远年功罪，展转往回，用费空竭。弊源所在，未易究核。一欲澄练群小，翕翕反致官谤。故上下相循，故凡武官袭职，甘心纳贿。儒官初任，政未谙炼，拱手仰成，以吏为师。吏满三年，金箱玉囊，动盈千数。夫职官犯赃，动干行止。今坐视吏员之贪猾污濫而不能禁，何也？旧例繁文之所束缚，凡其进言，动有机括，制之则无术，究之则无迹故也。

兹弊也，吏部考功、礼部仪制皆然。考工则磨勘考满起复官员，仪制则寻穵王府仪宾岁贡换印員役。故凡吏胥顶头索银，数百余两。夫办事云尔，属籍之初，已破数百金之费，则其所图也不有十百千万者乎？京师天下之极，六部百司之表，乃货赂公行如此，何以训天下乎？在别部臣不敢言，惟武选之法，愿陛下命大臣集议，遵照三年一次清黄事例，尽查天下内外武职员数，详其功罪，考其祖宗相承，或叔侄兄弟相继，或洪武永乐年间立功，或宣德以后升授，或内臣弟侄恩荫，或勋戚驸马子孙，或武举取中，分为数等。即今军职冗甚，宜默寓汰省之法。于是或许之世世承襲，或许之止终本身，或许之兄弟叔侄相继，或不许相继。于查汰之中，默寓激劝之典。裁处已定，开具籍册，分布各省，转布各府州县，印刻榜文，在京悬之兵部，在外悬之各都司卫所，俾凡武职承袭皆自今年为始，人人皆知如某者许袭，如某者不许袭，如某者终本身，如某者兄弟叔侄得相继，如某者不得继，画然分明。册黄俱以今年为定，册籍清查，一劳永逸，人人自便，不至祈哀于吏胥之门矣。

其于该司考满官员，仍开具有无送问过受赂吏役，以验殿最。庶贪风先绝于六部，王化首被于京师，然后人心可收，弊俗可回也。

职方主天下征伐功赏，旧制文官不预武爵，武职不滥文阶。世庙初年清核武功滥爵，大有省除，皆诸公之力也，实防闲末世之深虑。柰何天顺以來，始有以尚书窃武荫者，始有各省奏捷。

译部司官员也参与功劳赏赐的。起初有巡抚、巡按混淆事实，上奏捷报以冒领军功的。起初有巡抚官员凭借军功荫庇儿男的。巡抚、巡按本是用来记录功劳、核查实情的，纠举纠正虚报滥赏的。兵部主管文书往来，规划调度，这些都是职责范围内的常事。难道认为这些可以接受赏赐吗？如果别人拼死效力以建立功劳，我也跟随其后窃取赏赐，平日所享用的厚禄又是为了什么呢？赏赐是用来勉励小人的。文臣职业卓异，自有另外的规格越级升迁，循例升至三品，那么恩荫及子也就足够了，却忘记自己是祭祀礼乐的文官行列，而窃取武将的赏赐，可以吗？假如巡抚、巡按、兵部官员都参与功劳赏赐，这种议论如果不仔细推敲，就会有人含糊其辞地奏报捷报，把败绩当作功劳，也有这种情况。谁来矫正核实，使赏罚得当呢？所以往年军功冒滥，羊头狗尾之徒，充满天下，都是巡按御史、兵部官员共同欺瞒的罪过。如今的士人议论，只知道归咎于权奸扰乱朝政，冒滥军功，却不知道军功的滥赏，不始于正德初年，而是始于正统以后，都是巡抚、巡按失于记录验证，兵部失于驳斥纠正的罪过。他们之所以记录验证失实，驳斥纠正不能实行的原因，起初是畏惧小人的威势，最终是同小人分享利益，这是他们的罪过。臣希望陛下命令大臣集议，凡是自正统以后，或是总兵、总镇奏请带兵，或是内臣恩荫，或是巡抚的弟侄，凭借寻常军功升授武职的，都只准许本人终身任职。今后巡按御史、兵部官员，不要参与军功赏赐；巡抚的儿男，不要参与武职荫庇。务必让儒臣各自安守本分，不萌生侥幸的念头，然后内臣自然心服，稍微遏制溪坑般的贪欲，君子小人，各自安守本分，这就是遏制人欲、扩充天理的关键。江西的功劳赏赐，在核实情况的奏疏中另外记载，这更加显示出前面的言论并不苛刻。御史黎龙有话说：“江西的事情，不难于成功，而难于倡导大义。”这个论断简要而全面。大概宁王宸濠刚反叛时，海内震惊，江彬弄权，四方离散，内外人心，大多怀有观望之意。所以像王守仁、伍文定、谢源、伍希儒、刘源清、张文锦、杨锐这些人，必定都肯舍弃九族，然后才肯倡导这次行动。所以论功固应当首推王守仁、伍文定，而谢源、伍希儒则是另外差遣，没有地方守土责任的官员。假如这两位大臣不参与这件事，人们也不会责怪他们不对。谢源刚到南安，还未会见王守仁，就先发檄文给两广，这是臣在家时亲眼所见的。伍希儒也在吉安被王守仁奏请留下。大概都是同心协力，共同奖助忠勤的人。曾经读唐史，看到巡远穷困而死，四邻不救，为此放下书卷唾骂。像谢源、伍希儒两位大臣，不因为自己不是守土之任，超越职分以激励忠节，这正是他们高出唐人一筹的原因。贼寇被消灭，大功告成，江彬、张忠嫉妒王守仁的功劳，首先提出异论说：“王守仁实际上与贼寇同谋。”又说：“宁王的金宝，都被各位大臣满载一空。”随征的纪功给事中、御史，党附奸邪，煽动谗言，附和其后。大概是想罗织王守仁等人的罪名而倾覆他们。后来因为王守仁名望素著，不能玷污，而谢源、伍希儒独自承担了罪责。当时有进表参议、佥事两位官员，经过吉安，也被王守仁挽留，共同图谋举义。两位官员恳求脱身离去，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说：事情成功不过升官，不成功就会灭族。后来看到伍希儒、谢源被罢黜，欣然告诉别人说：“功罪失实到了这种地步，使人愤慨叹息。我当时幸好不参与此事，才有今天。如果参与其中，不知将把我置于何地呢。”祸变突然发生，人们都解体离散，假如忘记家庭倡导大义的人，不认为有功，反而认为有罪，以后发生事变，人们将指着这两位大臣作为前车之鉴，谁肯超越职分以效忠呢？天下之事有常理和变通，君子应对时机有经法和权变。圣人掌握三纲以确立人的准则，如同权衡称量物品，高低变化多次，不失其中正。臣看管仲侍奉公子纠，小白杀死公子纠，大概齐襄公死后，小白、公子纠都是群公子，没有君臣之分，委身事奉谁，谁就是君主，那么公子纠实际上是管仲的君主。管仲不殉公子纠之难，反而侍奉小白，是狗彘之类的人。至于王珪、魏征，只是东宫官属，唐室的公臣，当建成之难时，王珪、魏征在列，以身殉死是可以的；当时不参与难，高祖以二臣辅导无状，赐死是可以的；高祖允许他们不死，那么不死也是可以的。这与管仲，全不相似。后来的君子，却深深谴责王珪、魏征，而孔子特别赞许管仲为仁人，为什么呢？这是孔子不轻易使用权变的精意，宋儒没有人知道。大概天下大义，有父子之分，有君臣之伦，有中国与夷狄的等级。义在君臣，就忘记父子；义重在夷夏，就略去君臣。这是孔子《春秋》称量权衡的原则。荆楚横暴，周室衰微，岌岌乎有将宇宙混同为夷狄的祸患。偶然有才能如管仲的人，辅佐桓公，排斥荆蛮以尊崇中国，使天下摆脱披发左衽的祸患，他救世的仁德很大。所以孔子略去他臣节的缺失，赞许他仁人的功劳，虽然忘记君主侍奉仇敌，行为类似狗彘，都赦免他了。这是孔子称量权衡的准则，是万世的人极。至于谢源、伍希儒，却不考虑他们倡导大义、勤王救国的功劳，听信谗言，以文辞罗织他们的罪名而罢黜他们，这难道是圣贤应对世事、治理万物的权度吗？变乱仓促发生，鄙夫小人缩手观望，只有奋不顾身的人，勇敢以成就大事。变乱平定后，然后腐儒俗吏，

译用口舌来约束他们的短处，这正是豪杰之士无法舒展志气的原因，也是小人得以多行侥幸之事的原因。我曾阅读历代国史，有记载攻克某州获得多少县、多少户口的，却从未见过记载获得多少财宝的。大概是因为攻破城池、战胜敌人之后，美女和珍宝是士兵们所追逐的，必须等到局势安定、军队收敛，主将才能颁布号令，封存府库，这是用兵的常理。所以凡是誓师，必定说：“尽力战胜敌人，敌人所有的东西，都归你们所有。如果不能战胜敌人，连性命都保不住。”哪有在誓师鼓舞士气之初，就预先申明禁止掠夺俘虏财物的呢？当时省城刚刚收复，强敌还在外面，正是稍微放宽约束、鼓舞锐气的时候，图谋大计的人，难道可以拘泥于琐碎苛刻吗？假如宁王朱宸濠没有被擒获消灭，纵横于南北，天下的府库不知会怎样，贼人的金银布帛，还能计算其多少吗？即使两位大臣确实有贪取金宝的事实，也应当以大义来决断，不要顾虑小的瑕疵，以此作为日后鼓励忠勤的榜样。况且这些流言，都是张忠、许泰所鼓动宣扬，祝续、章纶等人所附和的，不过是名教罪人的邪说罢了，君子难道会相信吗？两位大臣被贬责，无关紧要，只是担心因此剥夺天下忠义之士的精神，使得后世难以产生忠诚公正、敢于任事的臣子。至于南京的守臣、各省的巡抚和按察使，在事变之初，则缩头垂眉，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进退；贼平定之后，则捋袖自称首功，争夺保障之功。其中真正有防范、奔走辛劳的，也是职分内理所当然的常事罢了，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假使城池失守，那么各位大臣的罪过，自然应当斩首示众于通衢大道，以谢天下。幸好贼人没有来，得以无事罢了，有什么功劳可言呢？如果他们自己陈述功劳，我请求质问他们说：“当时，贼人如果逼近城池，你们难道都会磕头投降吗？”他们将会愤怒地说：“贼人没有逼近城池，怎么能预先料定我会失节呢？”那就回答说：“贼人没有逼近城池，怎么能预先料定你有功劳呢？”他们将无言以对。圣上宽大，恩泽超过限度，固然开启了日后滥赏的端倪，受赏的臣子，不自量力，安然居住，虚假的推辞不被允许，怡然自得地接受，他们的心意如何呢？至于南征纪功、主管军饷的臣子，罪人已经抓获，还调动军队出征；地方已经安宁，却杀害平民来奏报捷报。豺虎经过，郡县一空，江西平民，再次遭受涂炭。误导先朝做出过激之举，动摇国家大局于危难之际，抢夺别人的功劳，掩盖为己有，结党营私，助长邪恶，毒害众人，殃及百姓，像张忠、许泰之流，如果不处死，固然失刑了，但公论仍然明白。以此责备他们，他们还有什么借口呢？至于给事中、御史之类，开始时与奸臣同流合污，结束时用诡辩掩饰错误，罪过超过四凶，奸诈超过五鬼，侥幸免于像三苗那样被流放，还蒙受升迁一级，这是为什么呢？恳请陛下大大赐予明断，洗雪谢源、伍希儒的诽谤，以鼓励忠良，其余除了江西安庆的正功之外，都听任群臣极力推辞免除。如果有大臣资历声望已经深厚，应当晋升阶级，则另按规格加迁，不要以军功随群受赏，用以昭示大臣廉洁谦让的风气，或许君子在朝廷谦让，小人在民间谦让，内臣在宫中谦让，边臣在边疆谦让，礼让四方通达而不违背，人心回归正道，天理流行，仁义不可胜用。兴府护卫军士，是从北方调来的，陛下普遍赐予鸿恩，厚加超擢，中外臣工，议论纷纷，大概认为陛下过去在兴王府时，那么一府的官属是陛下的私属，现在统治万邦，那么万邦的臣民都是陛下的所有。扩大王者无外的仁爱，就不应该私厚亲近而疏远对待天下人，他们愿意忠诚的情意大概就是这样。我私下计算认为，军士全部从北方调来，皇父的寝陵宗庙在安陆，不知道守护的人是否还像以前一样？不是的。我见太宗皇帝平定交趾，问尚书夏原吉说：“升赏哪种方便？”原吉回答说：“赏赐的费用在一时是有限的，升官的费用在后日是无穷的。多升官不如重赏赐。”由此知道祖宗虽然有军功，还不轻易授予官爵，像这样。现在护卫军士，如果体恤他们的勤劳，就厚给金银布帛，打发回安陆，护守陵寝，每年厚加抚恤典制，以安慰他们的心。等到陛下日后建立东宫，再生育皇子，就封为兴王，主持祭祀之事，以孙子祭祀祖父，皇父在安陆的寝庙，千万年得以祭祀，使用天子的礼乐。这个建议还参用汉宋的旧制，所谓以天下供养，是供养的极致。现在祭祀祝词，就说“皇帝孝子，敢昭告于皇考兴献皇帝”，所谓做天子的父亲，是尊贵的极致。礼说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诸侯，安葬按士的规格，祭祀按天子诸侯的规格，就是这样。由此所生的不废弃天伦，所继承的不嫌两大，上足以安慰孝宗、武宗、兴献在天之灵，内足以安慰慈寿皇后、中宫皇后托付的愿望，而陛下所以尊亲养亲的孝，也就是帝舜以下一人而已。如果护卫军士都升官爵，那么前日裁革，不能数千，今日升授，动辄数千，固然开启冒滥的弊端，不符合太宗的典制了。这还是小的方面。只有军士都受升级，安于留恋京师，皇父的陵寝在安陆，风木之悲如昨，护卫萧条，圣上的魂魄和内心，不免有凄凉之感。九重万里，难道能忘记恋慕的私情吗？说到这些，怎么忍心让前日的官军都去北方呢？天下赋税，困及小民，我不尽知，姑且以苏州推之，我听说同知廖哻说，苏州正粮一

译苏州赋税定额在最初确定时，正粮一百九十九万有零，耗粮一百万有零，正耗合计三百万有零。这是因为沿袭了贼寇张士诚旧有的税制，本来就已经过重了。后来因为漕运的费用，正粮每一石，又额外增加耗粮五斗，这是在沉重的基础上又加重负担。于是，在交纳细粮时，需要三石或者二石八斗，才能交纳一石，这是在加重之中，又加倍加重。所以，凡是粮长私下向百姓索取的，不知有多少倍，小民因此更加困苦。苏州旧有金花银二十五万有零，折合民粮六十万有零；有绵布十五万有零，折合民粮十九万有零，这是为了小民着想的措施。贪官却用来奉承权贵。我私下认为，苏州的赋税居天下之首，苏州的困顿疲敝也加倍于天下，不知道还能变通处理，稍微放宽几分，使百姓蒙受几分恩赐吗？或者细粮上缴，听任户部会同科道官员验收，委派官员转运解送，粮户不与宦官当面交接，可以吗？原额的正粮和耗粮不能减少了。或者在细粮上减少数量上缴，在水次兑运时，增加数量取足，可以吗？折银的恩惠，都归于穷苦百姓，如果成为权贵的资财，允许御史觉察，或者听任百姓自行陈述，可以吗？举苏州为例，天下可以类推；举细粮为例，各监局的解送物料可以类推。天下军士的困顿疲敝，我不完全知道，只听说主事刘漳说，往年边军粮饷接续不上，有关部门建议实行节省的条例。每粮一石，价值银一两二钱，在收受时，只折合八钱，剩余的四钱就被官吏搜刮了。在发给军士时，每粮一石，只给四钱，留存四钱，称为节省。以粮食的实际价值计算，军士一个月得到实际粮食三斗三升而已。近年饥荒，粮运不足，加上守臣极力苛刻，凡是军粮上缴，全部掠夺而归入自家，虚开通关文书，以掩盖其掠夺的罪行。军士的实际粮食，一升一勺都沾不到，只能忍受冻饿罢了。对于节省下来的，每粮一石，剩余银四钱，那么节省一年应当积累一年的储备，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却毫厘不存，大概是守令、兵备、守臣竞相盗窃互相窃取而掏空了。如果稽查，那么各边达贼出没不时，动不动就调遣客兵，随即发给客兵饷银，客兵离去驻防没有固定的日期，主管饷银的官吏因此趁机作奸，或者经过一天而虚报数日，或者屯驻数日而虚报十日，那么边军空腹所留下的，正好资助了他们的鼠窃行为罢了。盗窃边粮的人应受极刑，典章法律都在。近年禁令松弛，贪污如同市场，如果不深切惩罚，那么人心如何能归正，风俗如何能挽回？这应当委派有风力的御史，全面查核三边的库藏，全面查核三边州县，客兵经过屯驻的日期，那么彼此互相验证，日月互相稽查，稍有虚报，自然互相出错，而不互相勾结，虽然想掩盖，也不能掩盖了。然后全面将往年盗窃的徒众，投喂狗鼠，作为贪污的警戒。那些守臣掠夺军粮、剥削军士，更是积年极弊，倘若实行御史觉察上报，陛下断然必诛，不容幸免，大概人们各自畏惧刑罚，而颓废的风气可以挽回。举三边为例，天下可以类推。天下夫役的困顿疲敝，我不完全知道，姑且从天津推论。天津内接通州，外连沧州，上下各三百里，夫役两路都逆流而上，天津原本没有供给，只有三卫军士出办夫役，或者靠课税盈余的点滴而已。我曾经询问他们出办的数量，每支军粮一石，扣取钱十八文，大概是扼住喉咙而夺走食物。况且月粮有限，过客无穷，所以在供需日经常不足。经过的人员，不体恤他们困苦已极，而且有额外的索取。比如拽船夫役十人足够，却责取二十三十名，仍然取军伴数人来供职。夫役的数量，掌握在军职手中，督责的勤惰，权力在兵备手中。权要人员，要求不满足期望，就专门归咎兵备，而谗言诽谤横流，言官随之纠劾，吏部随之罢黜。只有往年得一人，极力斡旋，亲自答应，土人称为金带驿丞，才得以保全升任。其余的不是左迁就是罢去。所以提拔天津兵备，多皱眉而行。我私下计算，如果责成有司奉承权贵，就剥夺军粮；如果绳正有司克减军粮，就取怒权贵。近年言官弹劾方面官员，很少能自我辩白，所以在考劾之年，只写不谨不职几个字，那么其人其官，可以指日计算了。世道浇漓，道德败坏，中人以下，不因得失动心而丧失操守的又有谁呢？何况期望他们曲意顺从他人，而责成他们正直守己，不是更难吗？这应当再制定禁令，凡是经过的人员，查验有关文付与夫役，从十名到十五名为止。该卫按季将应过夫役开具文书册籍，呈送巡按御史，转送都察院兵部互相稽查。因此得以弹劾那些贪求太甚的人。兵备官再不要干预夫役的数量，那么经过的人员无从责求，也将无可奈何了。按季应过夫役，按月减过军粮，部院从实稽查，那么武人的奸利也不能逃脱。由天津向南的弊端，就是进贡折干的酷烈，权豪需索的滥觞，包揽人役的蛀虫，拨夫耆老的奸诈，都是积年法禁所先行的，只是宽纵废弛，视为具文罢了。倘若实行巡按御史严法痛惩

译这也是挽救弊政、扭转颓风的一件事，以天津为例，天下各地都可以类推。天下征税的弊端，臣不能完全知晓，文敏是广东人，所以详细叙述那里的风俗，暂且从广东推论：南雄设有抽分厂，这是旧例；清远则例外增设了。梧州设有抽分厂，这是旧例；肇庆则例外增设了。禁止宰杀耕牛，这是旧例；近年宰杀耕牛不再禁止，而是对其皮革征税。清远、肇庆两厂，对竹木征税，对鱼盐征税，对草束征税，对挑担的柴薪征税，百姓被榨取骨髓、剥去骨肉，哪怕是一文钱的利润，也不逃避税收，每年收入数千，这似乎是合理的。皮革税，听任宰杀耕牛，诱导百姓成为盗贼，天下的皮革，两广占大多数，估计其年收入数以千万计，这也是合理的。然而这三项额外的税收，巡抚、巡按不核查收入的数目，文书档案不详细记载支出的缘由，剥削百姓的膏脂，充实自己的口袋，欺骗上天谋取私利，人们却不知道。倘若让巡抚、巡按详细稽查，拘捕原来负责此事的人，质问其收入和支出的账目，使剥削百姓的人警戒，而奸贪的人受到惩处，就可以了。南雄允许对盐、椒木征税，这是旧例；近年杂货有税，牛羊有税，对鱼苗征税，对猪畜征税，对鸡犬征税，各有牙人（中介）负责此事，不知道税收归谁所有。如果椒木的税就尤其严重了。凡是胡椒百斤，使司（省级官署）征税银一两，南雄征税银五钱；木材百斤，使司征税银五钱，南雄征税银二钱，这是地方官员加重税额的惯例。商人因为税额过重无法承受，图谋逃避的方法，有的贿赂权贵豪强依附其船队运输，有的贿赂牙人隐瞒欺骗以免税，对于使司完全不纳税，直到南雄才图侥幸，倘若被发现，然后自首纳税离去。在使司徒有重税的名声，完全没有货物税的收入，所以椒木税在南雄，每年盈余万千，军饷进入使司，百无一二。现在为此谋划，哪如减轻税额而严格禁令。凡是胡椒百斤，使司征税银五钱，南雄征税二钱；凡是木材百斤，使司征税银二钱，南雄征税银一钱。按照行帖禀报，都由使司发给。从今以后南雄方才开出首的惯例，凡是无使司照帖的，全部没收归官。倘若漏网，当地人觉察，一半给予赏赐。漏税商人，仍比照私盐论罪。那么他们纳税，花费不过数星（极少），图谋欺诈，全部资财没收。我看商人宁愿缴纳毫末之税以保无虞，不侥幸锱铢之利以遗后悔。所税虽轻而所入者众，这是所取虽寡而所获反多。况且将剩余的利益惠及商人，不驱使厚贿归于贪猾之人。由此权贵豪强没有附载的私利，当地人没有牙行的利益，郡守没有贪黩的诽谤，使司充裕军饷的资财了。其余杂税，都从禁革。牙人奸贪，遇到诏令也不改正，倘若让巡抚、巡按抓捕处以重刑，这也是惩处贪风以扭转颓俗的一件事。以广东为例，天下可以类推。天下的冗官，臣不能完全知晓，暂且说其大概：苏州水利，以都御史的权力，选择守令佐贰中不畏强暴、不避诽谤、肯任怨的人，相机督率其役事，足够了。然而冗设郎中二员，可以说是错误的计策。为什么呢？都御史的督责，不能必然行于郎中，而郎中的威令，不能必然行于各郡守。御史对于郎中，又势相倾轧而职责不相维系。调遣官员，甲可乙否，十羊九牧，徒见纷纷罢了。况且以都御史尚且不能督率郡邑，那么郎中将手足胼胝地从事吗？都御史不能有为，须要郎中然后集事，那么将焉用彼为乎。寺部卿丞，带俸添注，日益日甚，不知设官将何为乎。如果为政事设官，那么一官宜任一职，今一职添注数员何为者乎。从郎中、司务以至主事，竞求外差，为家乡便利之图也。然而建官一员，将任一职也，苟一员差出，一职无缺，何不遂并此员省去之乎？外省钱谷，出郎中、员外督速之，则藩郡有司之职废矣。夫今日之部京官，即他日之地方官，曾谓部京官则能督速钱谷，为地方官遂不能乎。故夫赏罚不明而姑息成习，虽增官百倍，愈纷纷如也，何益乎。藩臬则添设管粮参、议提学副使、海道副使、兵备佥事、屯田佥事，一事添设一官，则原额官员何为者乎？原额两司年换一道，由是地方盗贼，互相推延，惟期苟且一年，不复留心急务。新旧迁转，吏弊由滋。不知于原额参政、参议、副使、佥事之选授，即定注其某员管某道，某道兼某职，则事固不废，专职原额遂不加增，可乎。郡县佐贰，或添注四员、三员。凡此冗员，俱老耄监生，艰难省祭，或纳粟入监希图厚获者。故于末选则揭债以往，受任则携孥以行，举十数口以仰食一官，责望一官，以富厚一世。则政何由不弊，民何由不穷？是将添官以任事实，因官以生事也。识治体者，宁不深远思虑，为国家分忧乎。今日之官，可谓具备矣。乃政愈不修，何也。曰：阘茸老弱，徒取充位之弊也。曰：官增事冗，人循巳私之弊也。曰：虗文陋习，大坏士风之弊也。今之选任，由贡途者，四十

译外而后贡。五十岁以后才出仕。由杂流出身的人，四十岁经历事务，五十岁接受官职。由捐纳粟米入仕的人，则耗费数百的资财，谋求千百倍的利益。由科举途径出身的人，则敦厚崇尚廉耻、刚强正直坚毅，处处都有这样的人，然而精力在晚年消耗殆尽，志节被家庭拖累所削弱，也是难免的。所以由这几条途径出仕的人，大多自己盘算说：“从今往后还能活几年？”别人的盘算也说：“从今往后还能活几年？”人没有长远的打算，先怀着近处的忧虑，还未进入官场，先经营家庭生计，贿赂馈赠，令人失魂动心，事情委屈百姓冤屈，如同聋哑一般。差役得以肆意施展豺虎般的威势，吏胥得以张开设陷阱的手段，小民遭受祸害，不可言说。所以说这是庸碌之人充塞职位的弊端。暂且以一个百姓来盘算，令丞几员，能够治理他了；守佐几员，能够治理他了；藩属几员，能够治理他了；臬属几员，能够治理他了；御史几员，能够治理他了；都御史能够治理他了。用几十名官员来治理一个百姓，用一个百姓来听从几十名官员的命令。所以诉讼不平，原告向县衙申诉，被告向府衙申诉，原告向司衙申诉，被告向院衙申诉。县衙判决说某方理屈，府衙翻案；司衙判决说某方理屈，院衙翻案。案卷文书反复更改，奸吏借此牟利。政令反复变更，令说应当如此，守说应当如彼，司说应当如彼，院说应当如此。官员各自为政，人人逞私。小民的耳目，因此迷惑。吏胥案卷，因此混淆。这是原定额内的正式官员，不秉持公心，弊端尚且达到如此地步，何况额外添注，冗员之外再加冗员，只是为自身谋利的人呢。所以说这是官员冗杂徇私的弊端。御史到学宫，两司平坐。府州守倅拜见御史，没有跪拜的制度。近年两司拜见御史，屏息曲身，御史出入，守令在门口跪拜，这是陋习。臣观察大臣接受圣旨，只是低头而已，这是礼制。两司拜见御史，曲身鞠躬，比驼背的人还要厉害，这是敬御史过于敬陛下。群臣在郊外等候陛下视察牺牲，拱手站立两列而已，这是礼制。守令在门口等候御史跪拜，比差役还要厉害，这是敬御史过于敬陛下。藩臬守令这样做固然足以感到耻辱，御史安然接受，也不知他们心里怎么想的。早晨起来仓促，跑去等候御史，几乎到了正午，才敢退归。如果有巡盐御史，又去巡盐的门；如果有清军御史，又去清军的门；如果有巡抚都御史，又去巡抚的门；守令又去两司的门。沿河当路，又勤于迎送过客。头低气短在奔走之时，志乱神昏在退归之后，还有精力顾及民事吗？所以耳目寄托于吏胥，威权转移于差役，百姓祸害更加严重，官政更加乖谬。所以说这是虚文陋习大坏士风的弊端。现在想要谋求治理，没有比去除冗官更紧迫的了。总论几句话作为致治的要领：想要去除冗官，在于清理仕途，在于端正士风，在于省略虚文，在于明教化，在于久任职务。仕途清理而后官治理顺，士风端正而后真才出现，虚文省略而后积弊消除，教化明而后习尚美好，职务长久而后众志安定。官治理顺，则一个官员足以兼任数事，不分开一事任用数官了。真才出现，则一人足以兼任数人，不必数人仅供一役了。积弊消除，则纪纲端正而职守确定，禁令明确而案卷清晰了。习尚美好，则士行敦厚，而民心淳朴，刑罚不用了。众志安定则人怀长远打算，不计近利，尽心其职，不草率谋划了。这样之后冗官可以省去了。这样之后天下可以治理了。现在守选候缺，人数满多少，可以知道；杂流捐纳，人数满多少，可以知道；贡举进士，人数满多少，可以知道。没有忙碌滞留，选法阻塞的吗？没有奸邪侥幸，攀缘钻营的吗？想要禁止其末流在既进之后，哪里比得上清理其本源在未进之前。捐纳入监，不是廪膳生员，都冠带荣身，言官的请求可以实行。或者在应授职任，加级闲住，杂差照常优免，也是满足其愿望的一件事。吏役严加考选，次等以下，冠带荣身，丞簿之类，留任岁贡可以。贡例不要再多开，进士之选，或者二百名，或者三百名，偶尔实行，也是可以的。中书官属，冗员很多，近年寄俸寺部，还尸位中书，也太厉害了。攀援乞哀者裁汰可以。这是清理仕途的方法。陛下先务，在于任用内阁。内阁先务，在于任用吏部。吏部先务，在于任用十三道巡按御史，两京十三省督学宪臣。内阁吏部，诚意正心修身以广风化，大本立而达道行，淳风回而正气复了。这是端正士风的根本。部属官进朝，则衣锦绮，谒吏部，则不衣锦绮，这是畏吏部甚于畏陛下。巡抚考满，走揖四司门外，尊官重臣，还屈体吏部。官员初选，投亲供于文选，还说惯例。遍投四司，做什么呢？授任既定，文选付行三司足够了，乃四司俱必索要。鄙夫因此起吏部权要之心，士夫因此有屈体求媚之丑。虚文之用至小，心术之害极深，罪人就戮。

译供养一位亲人就足够了，儒官却供养四位亲人，这是对待儒官不如对待罪人。外任的守令尚且畏缩不前、弯腰曲背，像兔子一样左顾右盼，像老鼠一样拱手缩手，不敢大声喘息。这是士风正气在吏部初设时就大坏的原因。

对于起复和摈废的官员，原来是吏部的就还归吏部，原来是给事中和御史的还归给事中和御史，让朝中士人指着他们说：“某人离开朝廷多少年了，某人离开朝廷多少年了。”如今得以逢遇圣明的君主，这些人自我庆幸，也说幸运了。再次遇到圣明君主得以重见天日，那么忠贞刚直的人会更加坚定他们的节操，懦弱卑劣的士人也会稍微激发他们的志气，这帮助不小。

如今像前给事中刘臣、御史高公韶、范辂、员外郎戴冠、主事李中等人，都升任外官，低头受制于人，只有平庸碌碌、只求保住职位的人，才能养足资历等待年限，升任京官。那么懦弱的人有什么可激发的，贞洁的人有什么可劝勉的呢？这是士风正气在变故之后大坏的原因。

吏部如果反过来端正内部的风化，巡按御史禁止两司官员的曲意逢迎，禁止守令在门前跪拜，以申明外部的风化，然后人们才能敦厚节操，士人才能知道廉耻，这是端正士风的方法。

如今的做官的人，把奔走应对当作公事，把治理百姓、处理政务当作无暇顾及，把拜谒勤快当作恭谨，把挺直腰杆坚守职责当作违背世俗。所以那些得到贤能表彰的人，往往是奔走快捷的人；那些被弹劾不称职的人，往往是朴实直率的人。审理案件以严酷为能事，催缴赋税以峻急为功劳，处理公文以掩饰弥缝为巧妙，驾驭众人以狡猾欺诈为权术。所以名声显赫的人往往是暴虐嚣张的人，禄位稳固的人往往是智谋深沉的人，这是政绩虚文的弊病。

那些解送到县府的册籍，每年有几十册；解送到府司的册籍，每年也有几十册。每解送一册花费几两银子，称为扛解脚价，不知道纸张不过百页，实际上袖手即可携带。所收取的册籍，只是让蠹鱼吃饱，只有扛解银才是实际利益。判决案件的公文，申请公文的移文，提出建议的章奏，反复掩饰弥缝，所以废纸堆积如山，官府不能遍阅，吏胥借此作为牟利的媒介，这是案牍虚文的弊病。

生员的文章课业，请人代写，呈给教师，也只是让蠹鱼吃饱。只有每月初一、十五奔走于官府之门，习染软弱靡烂的姿态，熟习趋利的权术罢了。偶尔有自认为通晓事务的，也只是诵读那些浮华的词藻，志在利禄名声，内心如同商贩炫耀。身心性情的实学，经纶济世的实功，没有人知道。这是心术在教养之时大坏，志业在效用之后完结，这是学校虚文的弊病。

反过来纠正这些弊病，就是略去虚文的方法。政令发出而人们迅速服从的，没有比督学宪臣更有效的了。所以督学如果喜欢谄媚阿谀，那么一省都是谄媚之舌；如果喜欢文辞藻饰，那么一省都是华丽辞藻；如果喜欢实学，那么人们就会反躬自省；如果喜欢实行，那么人们就会改变道路。为什么呢？如果不这样，就不会被看重，所以不被容纳。况且做官有官职操守，朝廷悬挂目标以示于人，人心有不向往的吗？

如今的人耳目口鼻，还和古人一样；声音笑貌，还和古人一样，为什么唯独对心怀疑呢？尧舜之所以圣明，纯粹是天理，断绝人欲罢了。学者希望成为圣人，扩充天理，遏制人欲罢了。扩充天理，遏制人欲不在于其他，在于觉悟之间罢了。所以觉悟了，那么应试所做的学问，做官所行的行为，都是天理至中的准则。所以说到心身，就求问自己的身心如何；说到齐家，就求问自己处理家事如何；说到治国平天下，就求问自己致用如何。不在于其迹，而在于其心；不在于其事，而在于其理。实心实力，从容积累久了，大觉悟就产生了，这就是圣贤的门徒。督学的职责，寻求这样的人作为先知先觉者来充任，这是明教化的方法。

任用官员的人厌恶他不才，就急忙罢免他，继任的又有不才的人，不胜任罢免；厌恶他贪污，就急忙罢免他，继任的又有贪污的人，不胜任罢免。所以官员可以按日计算，那么人就没有长远谋划。不才的人急忙罢免，有才能的人最终难以自我表现，有才能的人也变成不才了。贪污的人急忙罢免，不贪污的人最终难以自我表现，不贪污的人也变成贪污了。因此宁可容忍小瑕疵，不要施加大苛政。凡是各选授，都限定九年，才进行升降黜陟。除非贪污严酷显著闻名，不要轻易废弃。政绩卓异的，贡举超擢，与进士相同。那么人人都有远大的期望，自然没有苟且的念头。历练久了，不才的人将变成有才能的；温饱久了，贪污的人将变成不贪污的。这与急选急免的人相比如何呢？这是责久任的方法。

清理仕途以闲适其开始，责久任以要求其最终，端正士风以确定其趋向，明教化以确立其根本，屏除虚文以挽救其弊病。然后人们修习职业，政治有纲纪，不劳智力，天下就治理好了，而冗员可以省去了。

国家初年用人，荐举为重，贡举次之，科举为轻。如今则科举为重，贡举次之，荐举不行了。所以有行为如同盗跖，内心劣于商贾的人，能够挥毫写文章，都进入仕籍，这是士风更加苟且的原因。孔子告诉仲弓为政说：“举贤才，举你所知道的。”大概意思是人举荐所知道的，那么天下就没有遗漏的人才了。如今的人对于所知道的，不敢举荐，是避嫌。这与圣人的心意相差太远了。天下遗漏的人才，臣不尽知道，臣所知道的，乡里有两个人，雄才多能，早知趋向，所荐举的乃及诸生，公的智识度量过人远矣，臣不如广州府学生员甘学，患

译端正志向、在困厄中坚守节操更加坚定，臣不如从化县学生员林克忠以及上述两位臣子。将这两位臣子与天下的贤才相比，固然不足以称为贤才；但与诸位庸碌的臣子相比，还显得略有长处。古代用五百金购买死马的骨头，不到一年就有三匹千里马到来。像这两位臣子，固然不敢称他们为贤才，但如果陛下让有关部门任用他们，天下的真正人才就会因此涌现出来。并且应定为法令：凡是巡按御史，每年举荐两位有实际德行和才能的被遗漏的人才，那么人们的实际品行就会更加敦厚了。这也是恢复古代“饩羊”（象征性礼仪）精神的一件事，也是振作士人风气的一个契机。

现任官员自立碑刻，上报称颂大臣的德政，这是被禁止的。这是为了防止阿谀奉承、盗取名声的奸邪行为。近来有关部门多勾结奸猾的乡老和徒有虚名的腐儒，把他们当作心腹来宣扬虚假的声誉。那些奸猾无耻之徒，为了阿谀奉承、谋取私利，为之鼓动煽惑，聚敛钱财贿赂，为他们修建生祠，逢迎取悦。无耻的官员借此盗取名声、欺骗世人，窃取美官；奸险的小人借此笼络官员，希图财利。一人带头，群奸效仿，所以凡是地方长官多这样做，听任愚弄；狡诈诡谲之徒，多借此抬高或压低官员的地位；庸俗的士人和官员，受其胁迫；奸人的诡计，于是横行无忌。贿赂公行，政治体制大坏，上下互相欺骗引诱，邪佞成为风气，士人麻木不仁却披着官服，活人变得像鬼一样。

夫人诚心为善，自然不求被人知晓；别人如果过分赞誉，反而会增加羞愧之感，何况这些荒诞无稽之事呢？阴间与阳间不同，是天地的巨大界限。好名的人僭越窃取鬼神的职权，不也太过分了吗？耳目口鼻，还算是世人；意态精神，已入鬼录，不也太丑恶了吗？饮食不废，早晚有鸡豚，又兼有香火供奉，不也太有利可图了吗？淳朴的风气沦丧，世道日益苟且，竟到了这种地步。恳请陛下命令天下的巡抚、巡按，全面查访所在地的生祠，不管那人是在世还是已故，是贤是愚，一律拆除毁坏。

古代的良善官员，以毁坏淫祠为美事。不知道淫祠的祭祀祈祷，只是鼓动煽惑愚昧之人，败坏风俗罢了。而生祠则蛊惑高明之人，暗中败坏人心，即使是豪杰也会迷惑而不自知。大概淫祠之中，危害最烈的就是生祠了。如果清除它们，也是端正人心的关键，振作士风的助力。

东厂行事，冤陷平民，极其严重。近日军校横加干预朝廷礼仪，不也太过分了吗？天下的军卫本是一体的，锦衣等卫唯独自称亲军，备于禁近，不也太过分了吗？锦衣卫又兼管刑狱，不也太过分了吗？天下的刑狱，交给三法司就足够了，锦衣卫又横加干扰，超越甲胄武职的范围，侵夺司法文书的权力，不也太过分了吗？

光武帝崇尚高洁的节操，名节之士充满东都，以此扶持汉朝基业。宋太祖敦厚廉耻，刑罚不加于士人，衣冠忠义之徒，争相为国死节，至死不渝。江西事变，死者只有四人而已，足以验证如今丧失廉耻、轻视节义的人很多。这难道不关乎平时的教养吗？节义之士，在太平盛世看似无用，但在变故发生时却求之不得，国家大事于是落空。所以保养士气，敦崇节义，是治理天下者的深远谋略。

士大夫有罪，交给刑部已经是一种侮辱了。却让官校当众逮捕他们，脱去冠服戴上枷锁，屈辱身体以听命于武夫，早晨还是朝廷清贵的班列，晚上就幽禁在污秽的监狱，刚正之气由此折尽，不也太过分了吗？如果有重罪，废黜或诛杀都可以。于是晚上脱出污狱，早晨又立于清班，解除拘禁，便披上冠带。让武夫悍卒指着他们说：“某人是我侮辱过的，某人是我得以侮辱的。”小人于是肆无忌惮，君子于是昧着良心。豪杰之所以多有隐居山林的念头，变故之所以少有节概之士，原因就在这里。

从前汉文帝因为贾谊的一句话，士大夫就不再被杀戮侮辱。难道陛下圣德，肯让位于文帝吗？恳请陛下从今以后，东厂不要干预朝廷礼仪，锦衣卫不要审理刑狱。士大夫有罪，应该贬谪就贬谪，应该废黜就废黜，应该诛杀就诛杀，应该赎罪就赎罪，不要施加鞭打，不要施加枷锁，以此来培养廉耻，激励节义。这对于社会教化，绝非小小的补益，大概是挽救人心最紧急的事，振作士风最紧急的事。

虽然如此，还有更紧急的事，那就是君臣之间的交往。我太祖高皇帝谆谆教诲，只说君臣同游。宣宗皇帝曾召尚书夏原吉同游西苑，泛舟射鸭，饮酒甚欢。英宗皇帝每日召学士李贤，当面决断政事。孝宗皇帝每日召尚书刘大夏，咨询密谋。这都是唐虞三代，君臣相和，和气满堂，在殿陛上是君臣，在闲暇时是师友的风范。陛下不必远法三代，只需近法祖宗，首先恢复君臣同游的盛况，六部大臣、讲读学士，允许不时进谒，有时赐坐赐茶，有时讲论经史，像古代的君臣师友那样，那么凡是圣德神功，优游日久，自然有不言之化，无为而成了。这是二帝三王的事迹。臣冒犯天威，不胜恐惧，等待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