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九十七

译祯擅长事先参考阅览

潘简肃公的文集（奏疏）

译潘潢

疏

郊祀对

郊祀疏

慎守令疏

申明守令条格疏

覆积谷疏

议京营马匹草料疏

议勘宣府新军疏

议延绥新军疏

郊祀对【郊祀】

臣听说《周礼》中春官掌管治理，世宗制定礼仪、创作音乐的时候，这些议论并非为了迎合时好，而是依据经典传注，确实值得重视。天神、人鬼、地祇，凡是用来赞颂其长官、辅佐君王调和邦国的人，都是臣的职责所在。即使没有明确的诏命，臣也将在早晚恭敬谨慎地观察会通之美好，以推行典礼。臣确实奉诏，怎敢不奉行职守、端正应对？臣听说礼是体现天道的本体。从前圣人创作《易经》，在《说卦》中观察象数，以乾为天、为君、为父，以坤为地、为母、为妻、为臣，并系辞说：“天尊地卑，乾坤就确定了；卑高陈列，贵贱的位次就确立了。”这就是礼产生的根源。因此，顺应天事来侍奉天，在郊外祭祀天帝；顺应地事来侍奉地，在国都祭祀社神。在泰坛焚烧柴火，崇高地效法天地；在泰圻埋藏祭品，音乐和日期不同，不与天帝同牢祭祀，这是以卑下效法地，表明君王以乾为父、以坤为母，礼仪完备而分明，向百姓显示尊上之意。所以孔子说：“天没有两个太阳，土没有两个君王，禘、尝、郊、社，尊贵没有两个至上者。”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对于天下，就像看这手掌一样清楚，这是非常谨慎的。以此来防范百姓，后世竟然还有合享、分郊的说法，像新莽时期的匡衡那样，他们对于至上者，不也是有两个吗？臣愚昧地认为，礼有崇尚多，也有崇尚少，文饰与质朴没有定规，只有适宜才合适。圜丘不建屋顶，是表达诚意的极致；明堂大享，不应该施行。因此，扫地祭祀的典礼，在义理上不可荒废。庄严的郊庙，历代圣祖建立，即位行礼，至今百年，这是神灵所依凭、祖宗精神所聚集的地方。用《春秋》讥讽毁坏泉台的法律来衡量，用诗人“勿剪勿拜”的意思来揣度，既然有设立它的道理，谁敢废除呢？因此，大祀的殿堂，在义理上不可毁坏。查考《尚书》、《孝经》、《春秋》，凡是说“郊”、“不卜郊”、“郊祀用牲于郊”，都直接称为“郊”，不分别说某郊。凡是说“郊”是为了表明天道，郊祭则天神降临，祭天于郊，都直接隶属于天，不再并说天地。由此可知，祭天之外没有郊，郊祭之中没有地，这是很明白的。匡衡只看到孔子有“兆于南郊”的话，就妄意认为祭地应当在北郊，他的言论本于《孝经》，但在经典中没有依据。况且北既是阴方，地象征母位，那么郊配也应当以同类相配了。严母没有比配地更大的了，古代有这种说法吗？因此，北郊的错误，在义理上不可沿袭。君王受命拥有天下，称为拥有土地，所以古代天子的大社，土丘方形五丈，封土五色，祭祀后土。凡是分封诸侯，就各自割取他们方邑的土，用白茅包裹赐给他们，让他们各自立社，在国都祭祀，也说“胙土”。这是天子大社的五土，王社只祭祀畿内。分土给诸侯，诸侯只得以祭祀他们的方土而已。所以说君王有分土祭天地，诸侯只祭土。而《尚书》、《周官》、《礼记》都称祭地为社，有的称后土，称冢土，示称大示，也称地示，又称土示，丘方称方丘，圻称泰圻，天下的社没有比大社更大的了，称大社。社所以表明地道，陈列地利，命令降于社称为淆，地社作为大示是很明显的。自从郑玄等儒生牵强附会谶纬，错误地将泰圻分为祭昆仑，汉代祖典如汾阴、月泉都沿袭古义，将方丘作为祭神州。于是大社自为五土之神，而夏至祭地另在北郊。五土之神不是地是什么？旅祭五帝难道不是祭天吗？《周礼》宗伯师甸用牲于社，大祝大师大会同宜于社，小祝寇戎之事保郊祀于社，大司马搜田献禽祭示，大合军以先恺乐献功于社，大司寇军旅之事泣戮于社，这些都只说社而不提稷。臣认为这是天子大社。张载说大社是王为群姓所立，必在国外；王社是王所自立，必在城内。大社既然在国外，那么小宗伯建国之神位，所谓右社稷、左宗庙的，固然是王自立之社，即现在承天门西的社坛，而大社没有稷了。汉儒却说大社有稷，王社无稷，难怪他们以社为地别体，而杂求于泰圻方丘，最终开启后来纷纷的议论。如果不是胡宏、王炎等臣相继讲正，流惑可胜慨乎。因此，大社的祭祀义理不可废除。《春秋》大复古，但劳民动众，虽义且时必书，重民力也。现在兵荒饥馑相继，各地虚耗，大役烦兴，民廑于食，虽弛力缓征，犹惧弗赡。而去古逾远，时异俗殊，礼乐器度类不应典。一变至道，卒难为力。此周公所以仰思其不合，孔子所为博学而从今也。圣人通变，务与民宜。大易之义中重于正，陛下诚欲举先王之成法明当今之可行，则所谓包荒之量冯河之勇、不遐遺之明、朋亡之公，不可不先加之意矣。趋向既定，修和有常，道洽政乂，时然后动，斯顺天理，当人心，损益之善者。若徒以其事不迹古理须改，不胜欲速之志，取祖宗成宪，一朝遽纷更之，正使尽如往制，未必克当天心，殆

译这不是用来在民众中兴起听闻并思考其相反之处的做法。因此，适时采取的适宜措施、道义不可忽视，《易经》说“经过时日才获得信任，变革而使人信服”，以文明之道使人喜悦，以宏大正道使变革正当，变革得当则悔恨消亡。臣前面说明礼制、审慎是非，是追求文明的正道。后面的论述选择善道、运用中道，是希望获得经过时日才有的信任。兼具这两者，才是恒常的变革之义，符合天德，可以推行《周官》的法度。希望陛下留心审阅臣的言论，谨慎地与大臣谋划考虑，不要固执地追求礼制，以造福天下。

译关于郊祀的奏疏【郊祀】

臣听说，治理百姓的道理中，礼仪最为重要；礼仪之中，祭祀最为重要；祭祀之中，郊祀最为重要。所谓郊祀，是追溯本源、回归初始，以子女之道侍奉天地，向百姓展示对上天敬畏的道理。自二帝三王直到我朝历代圣君，用来恭敬地答谢神明的福佑、汇聚天下人心的，没有超出这个义理的。如今祭祀之事尚未妥善安排，一年没有进行郊祀，臣愚昧地认为，这不是圣明君主用来为天下后世树立榜样、以尊崇重视根本初始之道的做法。请允许我根据所见所闻，恳请陛下试着垂听。

谨按礼制，在大丧期间，只有对天地、社稷的祭祀可以越过丧绳（越绋）而举行。传文说：“不敢因为地位卑下而废黜尊贵的祭祀。”大概君主虽然尊贵，但不比天尊贵；国家丧事虽然重大，但不比郊祀重大。所以听说在郊祀之日，居丧者不哭泣，不敢穿凶服。没听说过因为居丧哭泣就不举行郊祀的。古代天子居丧守制，冢宰代理朝政，有“代理”的说法，但不是说有代理的人就不祭祀。所以越绋行礼，先儒认为应当让大臣越过丧绳来代理祭祀。后世担心独任一人会造成祸害，南面听政既不得不出于权宜之计，那么所谓郊祀，就不宜只责成代理者一人了。如果能够实行古代居丧守制三年的典制，那么以天子的名义主持，祭祀由冢宰代理，或者像《周礼》大宗伯那样，如果有变故就代理举行祭事，都是可以的。

宋英宗曾问程颐郊祀是否应当举行，程颐说：“现在人居丧，百事都照常进行，唯独在祭祀上废除，不如不废除。人君没有一年不祭天的，人子没有一天不见父母的。如果一定说‘不敢以非礼相见’，难道就不能因为人情变通而进行问安省视吗？所以如果事事都合乎礼制，即使不亲自参与祭祀也可以，但不祭祀是不可以的。”

伏见《大明会典》记载，天地诸神，都由天子亲自祭祀，如果有变故则派遣官员祭告；又说郊祀是国家大事，这是洪武九年所确定的。即使有三年之丧，也不敢废除；又说每年正月，选择吉日行礼，这是每年必须郊祀。派遣官员代理郊祀，居丧不废除郊祀，都是祖宗的定制。如今习惯看到每年正月郊祀，于是认为郊祀不在正月就不可以，固执一端而失去三点，这不是继承发扬祖业的善举。

《春秋》成公十七年记载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祀，胡安国说：“郊祀不合时宜，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讥讽郊祀太晚而不合时宜，郊祀非常晚而不合时宜，并不是说从孟春之后都不是郊祀的时节，而九月是特别严重的。讥讽他在此之前无故失时不举行郊祀，因循拖延到这一步，就不能再举行郊祀了。《春秋》的法度，为了求雨而举行雩祭，即使过了时节也还允许。如果鲁国的郊祀禘祭合乎礼制，并且或许有变故而没有举行郊祀，那么圣人一定会宽恕他说：“有变故而推迟郊祀，这还比完全不举行要好。”如果说“既然过了时节，不如不举行郊祀”，那么《春秋》多次记载过时不举行郊祀，难道真的赞许他们不举行郊祀吗？

《左传》说：“郊祀，后稷用来祈求农事。惊蛰时举行郊祀，郊祀后耕地，已经耕种后再举行郊祀，适宜于不听从。”这是鲁国的郊祀，不是周天子的郊祀。况且舜八月西巡狩，柴望如初，这是春秋两季都可以举行郊祀。《郊特牲》说：“郊祀的祭祀，是迎接长日的到来。”这是冬季也可以举行郊祀。

如今既然已经失去了孟春的郊祀，又不能根据时节斟酌古今，谋划用来修定每年郊祀的法度，那么春季郊祀就不能再举行，也将像汉宋那样，三年举行一次郊祀而已。然而，如果在这三年之内，假设有其他变故，那么就像夏商末代不侍奉天地，恭敬之后才可以吗？况且祖宗之时，先前分设郊祀，后来合并郊祀；先前建立圜丘、方丘，后来使用大祀殿；先前配享仁祖，后来配享太祖、太宗；先前亲自祭祀，后来有时代理祭祀；先前由皇太子代理，后来有时派遣官员。圣人的治理，因时制宜，无所不可。礼以顺应时势为最大。那么先前在春季，后来在秋冬，难道不可以吗？

臣愚昧地认为，如果失去现在的时机，而能遵循古人的道理，纵然有过了时节的嫌疑，还能避免丧失根本的讥讽。况且前日的过错，并未算失时。如今再次举行郊祀，更显恭敬严肃，这符合变通的适宜，不远而复，大概两者兼得，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

傅说曾说：“郊祀天地，是用来修治岁事的。”如今有人认为，既然已经在秋冬举行郊祀，又在明年春季举行郊祀，这是亵渎祭祀，应当等待嘉靖改元，更新正朔，改变服色，然后昭告皇天后土，不应当在先帝遗留的年份再次举行大郊。上古的礼制，不知道一年不举行郊祀，就不成为一年。古代惊蛰、冬至的典制与时节共同运行，没听说过认为这是亵渎的。先帝想要实行而没有完成的，陛下应当早晚访求思考，以代替先帝完成。如果处理得优柔寡断，实行得犹豫不决，凡是应当实行的，只说等待来年，那么从今往后数月之间，天下的事谁肯承担责任呢？

从前鲁国与齐国作战，庄公向曹刿谋划说：“牺牲玉帛，不敢虚报，一定以诚信。”曹刿还说：“小诚信未能使神信服，神不会赐福。”如今国家对于神祇，可以说是大不诚信了。十四年二月举行郊祀，十五年十二月举行郊祀，十六年春季，有关部门选定日期三次，最终都没有举行郊祀。鬼神不亲近人，只依附于诚信。不诚信达三次，神谁与我们同在？如果又增加这种情况，难道只是让神的听闻疑惑，百姓不真心实意，四方君长听说后，都会说中国现在废除郊祀了，这恐怕不是用来极度尊崇国家体统、而向远方炫耀德行的做法。

当时礼科邢寰等人也有奏疏。况且今日精门发生火灾，阴雨连绵数月，雨晴失序，各种谷物腐烂潮湿，上天的谴责警告明显了。怎么能不兴起敬意、兴起孝心，为百姓求福，却还迂缓怠慢，固执己见，这难道不是更加触犯天怒吗？臣愚昧地认为，如今陛下继承先帝，嗣承大位，

译秉承天地、宗庙社稷的祭祀，作为天下神灵与人的主宰，道义上不可忽视高皇帝的命令进行祭祀，应当大致仿效古代圜丘报答根本的礼制。近来遵循祖宗一年一次郊祀的法度，在今冬十一月举行郊祀。至于亲自祭祀还是派人代理祭祀，因为大礼的议定尚未确定，所以要看陛下如今服丧的礼制如何，这不是臣所能参与决定的。陛下不认为臣卑贱鄙陋、平庸狂妄，决断施行臣的建议，那么礼制通达、诚心沟通，阴间阳间协调顺遂，美好的名声和深远的福泽，与上天一样没有穷尽，臣即使死去也不后悔。

译慎守令疏【慎守令】

臣听说，天子用来安抚百姓、施予恩惠、建立国家大业的，不过是那些有道的长者，即郡守和县令罢了。如今天下设置府一百三十五个，设置县一千一百一十八个。知府一职，选取年资深的给事中、御史、郎中、寺正、同知等官员，其来源广泛，选拔严格，想要求得合适的人选，尚且能够胜任。唯独知县由进士、举人、岁贡担任，进士科三百人，除去留任京官的，常不足百人。举人、岁贡自经历满假之后，往往年迈志衰，不适于任用。因此随大流晋升或罢黜，如今考察应退职的，不下三百员；任期届满、丁忧、事故等项，又当二百员。此外，有廉洁而无才能的，意志坚定但力量薄弱的，文辞可观但政事并非长者的，弃之可惜，留之不宜，不免循例改任闲散衙门的职务，又当数百员。因此，在员缺极多的时候，如果仅仅照常依次铨选补充，将来平庸谬误之人混杂进入，苟且充数，陛下所赖以寄托百姓休戚的，将依靠谁呢？

臣听说，古代郎官出任百里之地的长官，对于繁难的大邑，有保举超格任用的法令，关键在于为官要得到合适的人，而不是为人去选择官职。请求如今进士，特别赐予宽取，除了酌情留任馆职外，其余都出外治理百姓。会试结束之日，本部仍将上选举人，宽取甲科而严格考核他们，可以逐渐减少科贡，这是重要的方法。不分年月远近，精心挑选年力强壮、才识通敏者三百人，与进士相兼授职，那么即使是偏远下等的县邑，也都能得到真正实用的人才，天下的官吏焕然一新。陛下又降下敕谕，命令以劝课农桑、兴起孝悌、敦厚根本、改善风俗为要务，选拔任用监司，表彰善人、辨别恶人，时常选取政绩最显著的，宠赐并超格提拔，明确推荐贤才的奖赏，彰显遮蔽善行的惩处，实行连坐之法，严明承奉的戒律，那么天下的高才良吏，没有不精诚洁白、恭敬应命的，德行下降，百姓归心，仁恩昭显于上下了。

臣又听说，如今进士定额如旧，而任用多不效验的原因，在于守选等待，失之过于停滞。从前周公营建洛邑，只让现有的百官前往新邑，汉唐旧京，都只设置京兆留守，没有南北抗衡、同时建立补官的情况。近来稍微裁减了南京的冗员了，如今本部有文选司，南京吏部也有文选司，而终年不选任一个官员；本部有验封司，南京吏部也有验封司，而终年不封授一个爵位。设官分职，冗滥如此，却动不动以旧制为借口，哪里知道迁都之初，所谓行在府部，是神圣的谋略庙算，本来有所等待，而后来沿袭不改，恐怕不是祖宗的旧制吧。如今如果略加省并，进士可以不增加，而官职使人员充足，而且户部节省经费，工部节省修缮，节约财用、富裕百姓，又是更大的益处。

国初，举人、岁贡坐监历事，即可取得选任，后来或三二年而止。自从纳粟、纳马等例一开，太学生徒，日积月累，于是监生从注选直到授官，多的二三十年，少的十余年。岁月既久，齿发尽衰，在得到职位的告诫下，人情不免懈怠，期望他们有所建树，怎么可能呢？如今如果明确立下法令，自今虽有边储急缺，不得卖爵取盈，违者治罪。数年之后，仕途稍清，拣选可不必实行，而常次自然足以选出精敏堪用之人。而且进用之途正，教化之严，任使之重，广泛接受并施行，难道没有古代循吏出于其间吗？何必只有进士得人为盛呢？然而这些事都是端正风俗、得到贤才、通变适宜百姓，实为光明俊伟大业。世变既下，学术不明，畏难苟安，人求自便，非大圣人精义熟仁、力行不惑，很少不被流俗因循之论所牵滞的。惟陛下存心天下，加志元元，手敕部院大臣会奉举行，那么知人之哲、安民之惠，端与尧舜并盛，不只是建立一事、任用一人小小补塞而已。臣不胜惓惓之诚。

申明守令条格疏【守令条格】

文选司案呈：该司礼监太监常霦、傅奉圣旨：朕以为百姓的休戚，读二诏旨，慎选守令、鼓舞人才之道尽矣，后王所当法也。系于守令，而知县于民最亲，所系尤重。近日议者又多取进士补知县之缺，但为途亦狭，岂能使天下之人，皆被其泽？且今之用人，偏重甲科，抚按旌荐，吏部取用，多系进士一途，举人、监生，虽有才能，难与旌擢之列。夫人才相去不远，进士作官，虽多，廉能而贪懦纵肆者不无；举人、贡士中，岂皆庸常苟且之流？惟待之既轻，取之不广，中人多改节自限，无怪其然也。计今天下县分一千一百有余，若必以进士补之，方为得人，然不及十之一二，其余县分，岂不择其官而轻视其民哉？今朝觐考察之后，知县缺多，吏部便查照祖宗朝故事，除进士铨补外，将听选举人、监生相兼考选，随才选用，通行各处抚按二司等官，凡知县不拘何项出身，俱要礼待，不要轻意摧辱，举人、监生有治行得民心的，一体旌荐，吏部

译查访属实，举人与进士一同被征召选拔，授任科道、部属等官职；监生与举人一同被推举升任府佐、州正等员缺。如果确有政绩卓异者，也允许推任京官。如此补偏救弊，各尽所长，人们知道有晋升的途径，自然乐于修明职守。官员中得人多，百姓自然安定。卿要体察朕的心意去执行，钦此。

又，该司礼监黄伟传奉圣旨：仰承天命，君临万民，日夜勤勉，想要寻求安民之道。州县官是安民的官员，州县官得人，则政令彰明而百姓自然安定；否则，朝廷虽有良法美意，恩惠不能下达于民间，百姓便无法安定。如今正值朝觐述职的时期，各处知州、知县，吏部已会同官员考察，罢黜昏庸、提拔贤明，都有常规典制。朕广泛考察典籍，古代守相称职，入朝担任三公；郎官有声望，超迁居于禁近要职。我祖宗朝，知府有升任侍郎、佥都御史、少卿、府丞的，知县有升任知府、佥事的。现在只是按资历等待次序，恐怕终究无法激励人心。今后州县官除照常推升征召外，其历任五六年以上、治绩品行卓异者，知府允许升任佥都御史、按察使，知州升任参议、知府，知县升任知府、佥事等官。如果知府有历任八九年以上、始终如一者，允许超升侍郎、副都御史等官。资历是用来等待平常之才的，破格提拔是用来选拔英杰的，这是帝王激励英才的方法。都察院仍要严令巡按御史公正举荐弹劾，精于激励扬善，按历查核其是否修明职守，不许任意作威作福、折挫凌辱。知府相见，不许行跪拜礼。每逢三年述职之期，吏部将贤能官员分别等第，开列奏报上来，让朕知晓。优等官员，查照旧例，奏请赐宴、赏赐，给予诰敕，以宠异之。只要简拔精当，则人心自然信服。如此施行，或许人人有所奋发勉励，各修职业，州县官自重，民生自然安定。部院大臣要体察朕此意，推广施行，不得徒应故事，钦此。

钦遵。传奉案呈到部，除已补本覆奏外，臣等仰惟皇上存心天下，关怀穷困百姓，思得循吏以兴化理，于是举用旷典，广布德音。臣忝居宰司，掌管铨选之职，目睹此盛美，敢不敬承？切见当今州县官选任卑微，正坐选任太轻、选序太密、旌举太滥、体貌太卑、职务太弛。必须深探弊本，严申禁制，使内外上下，一归至正。或许主恩可以下流，奉行不为故事。臣等查据祖宗成宪，仰惟圣谕，参酌时宜，逐款申明，条为五事，伏乞圣明采择施行。

译计开

一、精选任。查得郡守县令，即是古代侯、伯、子、男的职任。选拔贤良，其责任非常艰巨。因此两汉时期，选拔各州刺史中成绩优异者，担任相职、尚书令、仆射；选拔孝廉、贤良方正、茂才，担任能治理繁剧事务的官职；选拔郡吏中积累功绩者。其慎重程度就是如此。如今从知府以下，大多依照簿册依次录用，苟且凑数充任职位。一旦不符合资格，即使有高才良吏，也不敢越级破格授予。选取的范围既狭窄，选择又非常粗略，想要求得合适的人才，不也很难吗？查得宣德七年，知府有缺额，命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员举荐保任，酌情授予职务，这道命令历代都有，近来不过是重新推行旧章，而朝廷大臣却共同指责为异常恩典，他们不学习前代制度到了极点。犯赃罪者连坐，正统元年，知县有缺额，命令在京四品官员及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员外郎、掌科、给事中、掌道御史各举荐一人，但所举之人若犯贪淫、暴虐、苛刻及罢软不胜任等罪，举荐者连坐。正统十四年，方面大员、郡守，命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员举荐保任。又查得嘉靖五年八月，御史朱豹奏报，本部覆奏题请，奉圣旨：在京在外有堪任知府者，着两京文职三品以上官员，各举荐所知，列名上奏推荐，钦此。这些都曾奉旨遵行转达完毕。虽然其间滥保的弊端，不能说没有，但众人意见所汇聚，终究是有依据的。可否今后知府、知州、知县有缺额，除本部照常铨选补任，更加详慎外，乞请敕令两京文职四品、翰林院五品、在外三品以上官员，各举荐所知，不拘进士、举人、监生、吏员出身，并详细开列实际政绩奏报本部，登记查访，若情况相符，遇有缺额请旨酌情授予实职。近日保举者应授予试职，或试职任职后举荐其才能，其官员若举荐非其人，以及不举荐者，都按后开旌举令赏罚。但查得近来嘉靖五年，本部虽屡次奉明旨限定荐举期限，而远近观望，与近事无异，终究鲜有应诏者。这是虽然各官有艰难慎重的意思，然而天下之人，未曾缺乏人才，荐贤为国岂宜自我回避。且以无德怀疑他人，又以不知诬蔑自己，用三代的法律衡量，都得到蔽贤的诛罚。伏望圣明严加戒谕。

一、重迁转。查得长吏频繁更换，人心苟且简略，今昔同患，而久任之法，节该言官及本部尚书廖纪等屡次建议阐明，竟没有统一的规制。这是虽然人情厌恶旧人喜好新人，利于迅速变化，也缘于自来官级太繁，上下联络，循序渐进，此资历次序太分明的缘故。义同贯鱼，势自不能独止，而外任前后俸历，又加不准通理，常致快的更快，慢的更慢。以此劳逸不均，有碍经久。向使皆如翰林等官，编修检讨九年序迁，学士谕德，径升卿佐，初虽小滞，终得超资，则何久任之不可行哉。今奉明旨，既许知府推升佥都御史、按察使，知州升参议、知府，知县升知府、佥事等官，知府历任八九年，始终一节者，超升侍郎、副都御史等官。况查有宣德九年等知府张顺升侍郎，翁世资升左布政使等例。又考得汉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迁为郡守，高第入为九卿，从九卿即迁亚相、相国。是自六百石吏而至台辅，其间所历三四转耳，久在其任，所以为宜，正与钦定条格，先后一揆。合无明着为令，自今知府高等三年以上加俸，六年以上，推升按察使、佥都御史，八九年以上，推升布政使、侍郎、副都御史。知州高等三年以上加俸，六年以上，升参议、知府，九年以上，升参政、副使。大约与二甲出身主事相等。知县高三年以上加俸，六年以上，升员外郎、寺正、佥事，九年以上升郎中、知府、参议。大约与三甲出身行人、博士、评事相等。若知府升少卿、府丞，知州升员外郎、郎中，知县升给事中、御史者，许通理外俸序迁。若同官到任在先，通算历俸日浅者资次，仍序各官之后。庶几为守令者，皆思为百姓建久长之策，施必世之仁，一切怀私内顾，苟欲求全，见利欲速，重内轻外之习，可以渐除。不止省送故迎新之费，绝吏掾为奸而已。

一、严旌举。窃照旌异之典，不惟贤才进退所关，亦以立为善者风声，为天下吏大劝。其机甚微，其用甚大，而近年以来，可否依违，是非大谬。今有荐墨方新而弹章已露者，尤当核实。至有荐剡未下，贿赂已彰者。是虽人心难知，然既亲按其行事，为之表章，不明之误，岂应至此。昔汉宣帝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徒以一不察胶东相之伪，是后俗吏竟为虚名。今伪增受赏，不止胶东，综核之政犹未信必，将来荐法大坏，岂啻虚名为害而已哉。查得弘治十三年，本部奏准，今后各处贤能官员历任三年之上，

译当时规定，巡抚、巡按官员举荐人才后，若被举荐者日后犯有贪赃淫乱等罪行事发，由各问刑衙门查明该人任职期间曾由何人举荐，直接上奏弹劾；需申报的，则抄录供词缘由转达部院参奏，以风宪失职论处，降调外任。若有隐匿不报，吏部查出缺官缘由，即将原问刑官吏参劾，治以重罪。弘治十四年，又经本部会同官员议定，今后抚按官员举保官员，此法应当遵守，以免窒碍，均以旌举的日期为准。若所举之官日后有微小过失，有碍公议者，由本部自行黜陟，举主不论。若犯有贪淫革职重罪，经查所犯在旌举日期以前而事发在后的，不论升迁改调别任，仍降调外任。若所犯在旌举之后的，均不连坐。若有徇私作弊、受人嘱托等项，故意违制妄举者，事发从重治罪。又查得嘉靖五年七月，给事中林士元上奏，本部议定今后抚按官员举保官员，职务不修及赃私败露者，听本部及科道查参举主，职务不修者，酌情罚俸，赃私败露者，酌情降级，因此推避不行荐举者，以故意违犯宪纲论罪。题奉圣旨：是。钦此。均节行钦遵，着为定例。因未着实举行，况且奉旨荐举连坐事例，前后不一，以此人不知警戒。可否申敕天下，自今在京在外官员，奉旨荐举所知，于曾经一任以上，巡抚巡按官员旌举所属，于历俸二年以上，各不拘何项出身，备开实行，奏下本部籍记。日后犯有贪淫革职重罪，查系保举日期以前者，听问刑衙门查出参奏，或申呈部院转参，俱降调，京官外任，外官别任。隐匿不报者，本部查参问罪。若所犯在举后，亦从问刑衙门。举后职业不修，及奉旨违限不举，从本部。抚按官员任内旌举不及数，从都察院。俱查参，请旨切责，止于罚俸。罚及三次者，罢职不叙。其徇私受嘱妄举者，事发从重问罪。应查参而不查参，听科道官员劾奏，罪坐所由。若举能其官，显有卓异政绩者，三年朝觐后，本部一次类查奏请特旨褒谕或增秩，赐金以宠之。如此则自公卿以至百官，人人劳心，求贤见善，惟恐不举，举惟恐不先。而所谓宦官宫妾无名之人，与夫无书抵政府者，皆将起而服在大僚，一切奔竞谄谀之风，不禁而自息矣。

译一、尊崇体貌。切闻守令，是天子托付专管一郡的守臣，寄托百里之地的性命，面向光明而治理，有长远的大道。因此，古代天子重视他们，拜授刺史、太守、国相时，总是亲自接见询问，诏书每次下达，都不让二千石官员放纵，实在是因为国家有急事，需要依靠长吏来辨明处理。长吏地位尊贵，面临危局时才能驱使下属。所以给予尊贵的礼遇和厚重的俸禄，不苛求他们事事完备，这是用来辨别上下等级、安定民心志向的。如今从监司以上，大都喜欢摆弄声势，虐待下属官吏。公文告示的言辞，表面告诫要趋附承顺，但风旨严峻，动不动就想迎合。承舍的虐待，郡邑大可痛恨。下至吏卒随从，也能依仗权势需索财物，不按礼制折辱狎侮。像这样，怎么能让他们尽心呢？查得《宪纲》内有一款：知府、知州在问答之际，不许行跪礼。又有一款：凡是风宪官员纠举，必须明确年月，指陈实迹，不许用虚文泛泛而言；如果挟私搜求细事，以及纠举不实者，抵罪。钦此。又查得弘治八年，郎中喻宗府奏请，要求各处抚按二司，今后接待守令正官，各务大体，依照京堂大臣对待所属官员的礼节，不要轻易接受跪拜；如果有小过错，不得加以侮辱，挫伤其刚正耿介之心。本部复议认为符合所言，上奏奉孝宗皇帝圣旨：是。钦此。弘治十六年，按察司佥事任汉上奏，本部覆题，节奉孝宗皇帝圣旨：府州县官卑贱谄媚逢迎，上司官员非礼凌虐，败坏士风，今后一律治罪不饶。钦此。正德七年，本部题准，各该抚按所属府州县官，不许作威凌辱，镇守等官，严禁下属不得需索科扰，构陷贤良；如违，允许抚按及科道官指实弹劾上奏。钦此。又查得嘉靖元年，给事中解一贯等上奏，本部议行各抚按二司，今后知州、知县等官，犯罪依罪参劾提审，其余无故不许随意加以凌辱；如果各官自处卑污，专事逢迎，趋承逾越礼制，称呼过当，要痛加戒饬；如果再不悔改，上奏提问治罪，或者注明贤否揭帖以便退黜；其上司官员好人承奉，甚至因为礼貌不至，就随意沮抑荐举考语，导致枉法公道者，在外听抚按官，在内听科道官举劾，或者本部访察得出，参奏处治，上奏奉圣旨：是。钦此。又查得永乐二十一年，本部题准，各处上司并差出京官，有将掌印正官一概差遣占用的，以及掌印官见事务繁杂冗杂，因而阿附投托上司差遣的，听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合奏拿问；如果按察司坐视不举，纵容差占，由都察院弹劾问罪。钦此。正德七年，本部题准，今后公差官员奉有成命，应接委官的，但出本府州县境内，及百里之外，拖延时日，不许将州县正官一概滥差，违者听抚按参奏；顺承差委官员，应提问的提问，应参奏的参奏；如果重大事情，非正官不能辨理，也要会同抚按择委无事地方的正官。钦此。又查得嘉靖七年八月，尚书王琼上奏，本部议行各处不得差委州县正官，致使耽误本职职务，如违指实参奏，奉圣旨：是。钦此。都曾经钦遵通行禁革，至今余风未除。可否由本部移咨都察院，转行各抚按二司等官，查照前项《宪纲》及历年题准事例，今后接待守令，依照京堂对待所属官员的礼节。人不喜欢去外地，虽然贤者也不免专为此等屈辱。知府、知县在问答之际，仍不许跪拜。但奉公私等罪，依律参劾提审。其有别因小故，随意加以凌辱沮抑，荐举考语不公，搜求细事，弹劾失实，非有重大事情，一概差占正官出百里之外，以及听令越境迎送参见，妨碍职务，如果勘事理词，好人迎合己见，导致冤枉，并纵容官吏卒门隶镇守随从需索构陷，以及府州县官自处卑污，专事逢迎，或者避难营差者，在外听巡抚巡按，在内听都察院科道官纠举，或者本部访察得出参处奏治。如果上位者能以礼自处，那么体统更加尊贵，褒贬自然公正。守令中的贤者，固然能够安心实行其志向；其不贤者，也有所敬畏忌惮，不敢不勉力修习其职业。报答礼遇之重，有必然的道理了。

一、明确职务。查得郡守县令之所以作为百姓的父母、师帅，长养教训，是他们的职务；如果簿书期会，是用来实行这些的罢了。如今郡邑日夜从事，只急于催科，严令勾摄征夫马，装饰厨传，钩隐衒奇，纳交要誉，作为首要事务。至于王政的根本，如闾里休戚，风俗厚薄，一切视为细故，略不经意。而且如追征租税，慢令致期，专以督逋及限为能；剖决词讼，则文致人罪，以苛刻取名。不知道权以父子之亲，君臣之义，而风纪之司，举刺得失，也常以此为次。求才于事迹多少之中，考成于法度难为之外，所为风教纪纲，曾未识为何物。由此观之，如今做有司的，未曾有意为民；如今司风纪的，未曾有意督察守令。都是称为不知。

译务必如此。幸好有那些奉公守法、遵循理法，且能在其中自立的人。然而，他们又难以承受那些名目繁多、不合规定的苛求，以及不合时宜的骚扰。即使他们怀有仁爱之心、享有仁爱之名，百姓也得不到他们的恩泽，难怪民众不得安宁。

查考得知，洪武年间生员叶升上书，论述求取治国的方法，没有比端正风俗更优先的；端正风俗，没有比让地方长官知道应致力于什么更优先的；让地方长官知道应致力于什么，没有比让监察官员知道应重视什么更优先的；让监察官员知道应重视什么，没有比让朝廷知道应崇尚什么更优先的。

那么，朝廷必定认为公文簿册、定期集会、诉讼案件、钱粮赋税未能及时上报是可以宽恕的，而世俗风气败坏、世道沦丧则是不可不追究的。这样，端正风俗的方法就找到了，天下没有不治的道理。他的话最为切中要害。

恳请皇上颁布诏令给天下的地方长官以及巡抚、按察使等官员，晓谕他们朝廷设立官职、分配职责，都是为了百姓。仍然命令部院衙门，从今以后在选拔官员、管理钱粮、礼乐、车马、诉讼、力役、举荐、效验、出纳等各项事务上，都应一心体恤国家、为民着想，作为地方官员的表率。陛下又在上位恭敬节俭以垂范照耀，那么所谓监察官员、地方长官的纲纪，朝廷、监察官员的根本，就没有不归于端正的，而亲近百姓的官员，自然就知道应致力于什么了。

周朝有仁人，汉朝多循吏，都是运用这个道理。

译覆积谷疏【积谷】

前项事宜，查得先前户部奏请推行天下府州县官，各自按照里社积谷以备荒年，设立标准以劝善惩恶，措施不可谓不周密。但是，如果每个小县十里之地，在三年之间，不论贫富丰歉，一概命令积谷一万五千石，限额既多，要求见效又太急，导致中等才能的官吏剥削百姓以凑足数目，贪婪之人借机谋利。往往年岁还未到饥荒，百姓已因弊政而受害。等到遭遇荒年，公私储备都枯竭，困境更加严重。臣听说，田野乡野是财富的根本，墙垣仓廪是财富的末节。古人说救荒没有奇策，等到荒年自然就没有办法了，何不事先治理其根本呢？与其聚敛百姓的脂膏来充实仓库，不如尽力开凿沟渠以兴修水利。从前宋代儒者朱熹赈济浙东，所到之处原野极目萧条，只有见到有陂塘的地方，田苗茂盛，与丰年无异。于是更加感叹水利不可不修，说如果逐村逐保各自修治陂塘，民间可以永远没有流离失所、饿死之患，国家可以永远没有减免赋税、平价售粮赈济的费用。这是救荒不如讲水利，其明显功效和显著验证可见于此。可否由本部备文行文都察院，转行各处御史，申明宪纲，严格督导所属，凡是境内应有的圩岸坝堰，土册缺失，陂塘沟渠壅塞，务必趁时修筑坚固完整，疏浚流通，以备旱涝，不要耽误农时，伤害庄稼，以及因此扰害百姓。每季结束时，预先将疏浚修筑的完坏情况详细缘由开报御史，以及总督水利官员，不时巡视勘验。如果有申报不实，以及损坏长久不修，修筑不牢固，或因此害民的，都定为不称职，据实查勘施行。遇到考核期满，务必查核水利无损坏才允许上报起送。有能为百姓兴利，如白起灌溉邺地、郑国开渠那样利益者，具奏破格提拔任用。该管官员也按照所辖地区完坏的多寡分数，评定贤否，一同表彰区别。那八分纸价、赎罪赃罚银钱、香钱、引契、鱼盐茶酒等税，如今用来供给搜括补上司赃罚尚且不够，反而借用到正赋，怎能办到这不解送户部者，全如御史王重贤等人所言，全部籴谷入仓备赈，不许额外分毫科罚侵吞克扣。大概藏富于民，利用地利，虽有旱灾水灾，百姓也没有饥色。《管子》所说的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用的就是这个道理。

议京营马匹草料疏【京营马匹草料】

批准兵部咨文，兵科抄出成国公朱希忠奏章，节奉圣旨：兵部看了来说。钦此。查得营马草料，本色折色兼支，每月耗费一万五千余金，比起旧例，已经极为优厚，而成国公朱希忠还说折色银数，只值草料的三分之二，喂养不够二十多天，想要马匹强壮，必定不可能。虽然意在求牧草与饲料，但自古以来蓄养马匹，都以追逐水草，让马驹游动交配，为顺应马性，容易滋生繁殖。而束缚拴系，用枯草喂养，坐致马匹瘦弱，虽多也无益。所以永乐、宣德年间，近京牧地多为贵戚内侍所占，巡青的差事徒具文面，马匹都在夏秋下场收牧，兼令采青御冬，到春天原本没有支给草料的惯例。虽然正统十四年北虏内侵，也只暂时给马草两个月，而豆料还有不支给的，价格也随时高低。当时国马只有一十二万四千余匹的盛况，已是旧规。自从给事中夏言倡为不必下场的议论，武定侯郭勋继以草料全支的说法，于是每年动支太仓银两，常至一十八万，营马的损耗全在军士私雇骑领刍豆以谋私利，而喂马糟糠，廪藏因此空虚，而营马于是日渐消耗，仰视旧额，十损六七，因此得失，确实也不在于刍豆的丰约了。况且京折牧放草场，现奉钦依踏勘，所据草束料价，似难再议加给。那声称近年来关领动辄超过一个月，草秤也不及数，料豆或有潮湿腐烂不堪，则各仓场出纳的弊端，确实不能没有。相应依拟禁革，合候圣命下达，本部一面移咨顺天等处巡抚都御史，以及咨都察院转行各巡按御史，放青的惯例虽然在，但是军人典雇庄家骑用或耕田负重，马匹倒坏专门因此，作急踏勘牧放草场事宜奏报，本部仍札付各管理仓场主事，今后召买秤收草豆等项，务要及数足色，不许滥牧低劣之物，以及安顿无法，以致潮湿腐烂不堪，兼行应支草料该管衙门，限每月终造册，同该府照会一齐送部查算明白，转发各仓场委官依期放支，每月不许超过初五日，违者通行参究，罪坐经办人。既受上物，又不误期，军人苟无侵渔其间，营马也自肥壮足用，伏乞圣裁。

议勘宣府新军疏【宣府新军】

查得宣抚镇原额官军一十二万六干三百九十五员名，祖宗朝以江淮以南诸省供朝廷之用，以江淮以北诸省供九边之需。其后边屯盐法都败坏，而各省起运钱粮，不为贪吏侵吞，即为解官花费，边粟既日渐昂贵，边饷又日渐短缺，以至各边督抚专门依赖向内请求，而大司农仰屋内帑，水衡冏寺都耗费。

译嘉靖年间，九边地区的年度例费高达二三百万两，如今更是增至九百余万两，东南地区的民力也因此枯竭。潘公的诸多奏疏并非有什么奇谋妙策，只是详细记载了当时各镇经费的收支情况，因此保留下来，以供世人观察世道的变迁。

如今存留的名册中仅有九万零五百零四名；嘉靖二十四年，给事中李文进等人查盘册上记载，实际在役的官军为七万七千八百四十八员名；嘉靖二十一年等年份招募的新军有八千五百九十九名；总计八万四千四百四十七员名。加上河南操备官军、本镇的军站，以及摆边、守墩、烧荒、按伏等各项用途，月俸、粮饷和赏赐，共需银九十万六千六百一十四两二钱八分有余。

原额马、驴、骡四万四千四十匹头，近年倒死二万二千六百二十五匹头，现存马、驴、骡二万四千四百一十五匹头，所需料草银十三万六千五百六十六两四钱二分。总计本镇年度用度需银一百零四万三千一百八十两八钱。

又据宣府郎中张习呈缴的二十八年冬季边储簿内记载，实际在役官军八万二千九百七十四员名，比先前查盘册少了一千四百七十三名；而实际马、驴、骡二万八千六百九十三匹头，比先前册内多了四千二百七十八匹头。通融抵补后，大致年度用度相同。

又查得本镇年度定额钱粮：河南布政司银十四万六千七百二十六两四钱，山东布政司二十四万四千二百一十一两，山西布政司八万七千一百五十五两，真定府二万四千四百七十两，保定府二万五千五百五十两，大名府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二两，河间府一万五千九百七十五两，顺德府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两，广平府二万九千九百五十两，顺天府三千五百两，本部年例银八万两，河东运司盐价银八万两，盐引银十一万五千六百四十五两，共计银九十三万八千五百八十四两四钱。

加上本镇屯田粮六万二千三百二石，草十六万七百三十二束五分；地亩原额并新增起科细量粮七万二千七百九十八石三斗六升七合七勺七抄七撮六圭五粒，草十万二千二百九束七分五毫；团种粮九万五千六百九十三石九斗六，草四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包六分七厘；新增团种粮二万一百九十二石二斗，草一万七千七百四十三束；公务田粮一万二千七百四十九石五斗五，草四千二百八十二束；新增稻田粮一千一百七十八石九升二，驿传田粮一千五百八十四石，草六百六十二束；牧马草场子粒四千七百八十三石五斗七合七勺。年度共计粮二十七万一千二百八十一石六斗七勺七抄七撮六圭五粒。每石以七钱折算，需银十八万九千八百九十七两一钱六厘四丝四忽三微五纤五；草三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五束七厘五毫。每束以三分折算，需银九千八百七十四两三钱六厘二毫五丝。

总计年度收入需银一百一十三万八千三百五十五两九分六毫九丝四忽三微五纤五。比较其支出数额，尚多银九万五千一百七十五两一分六毫五丝四忽三微五纤五。

如今奏称招募新军六千名，分拨至永宁、四海冶、滴水岩等处防守，以及本镇城操备，相比旧额名册尚未足数，而年度粮饷赏赐，查得奏内开称永宁每石折银六，年度需银三千六百两；四海冶、滴水岩两处，与宣府操备新军，每石折银七，年度需银二万一千两；本色粮银三万六千两；赏赐冬衣布花银七千六百五十两；马匹料草银二万五千九百二十两；共计银九万四千一百七十两。

如今计算本镇年度收入，多银九万五千一百七十五两一分六厘六毫九丝四忽三微五纤五，相应拨补新军粮饷赏赐马匹料草支用，此外尚余银一千五两一分六厘六毫九丝四忽三微五。

又近该宣府管粮郎中张习呈报，山东二十八年分银二十四万四千两有余，并无分文解到。及查嘉靖二十四年科道等官李文进等人查盘册开，山东、河南等布政司，大名、保定、顺德、顺天等府，拖欠宣府镇年度定额银五十六万六千二百两，逐渐催解，尽足接济。案呈到部，看得都御史李等人奏募新军六千名，已经分发至永宁、四海冶、滴水岩等处城操防守，所有月粮、冬衣布花，以及现计马匹料草，皆应随数支给。但查该镇原额官军十二万六千三百九十五员名，现在开报止有八万二千九百七十四名；原额马、驴、骡四万四千七十匹头，现在止有二万八千六百九十三匹头。据今招募六千之数……

译既然在额定编制之内，就应当用原额中因逃亡而空缺的军马所对应的粮饷赏赐和草料来供给他们。况且本镇每年的收入应为白银一百一十三万八千三百五十五两，扣除年度支出后，剩余白银九万五千一百七十五两用于供给新增加的军马，尚且还能剩余白银一千五两。然而本镇刚一遇到招募补充的情况，便请求每年增加白银十万两。如果不是过度准备以防万一，必定是近来官有的田地、正税亏空数目没有进行清理，各省边境粮饷起运超过期限没有催征，导致年度用度不足，才提出这样的请求。这些都应当查究处理，应当等待圣旨下达，由本部备文通知总理粮储郎中张习，查核近日运发的年例银两，购买完粮料草束，核实新补充军马的实际数目，按月支给；同时咨文都察院转行巡按御史胡宗宪，调取历年军马钱粮的文书案卷册籍，以及各该仓场库藏出纳、廒纳的号簿，亲自督促清廉干练的官员参验核对，务必弄清该镇原额兵员、粮饷、田地各有多少，为何先前军马额定足额时，用度常有盈余，如今缺额众多，反而声称不足。以及招募的各军马匹是否精壮足数，有无影射冒领的情况，以及近年屯田田亩、团种草场、各省起运的岁开盐引有无交纳，税粮子粒是否一一明确足额，应有侵夺占有的埋没情况，如何追究纠正，侵吞欺诈拖欠的情况，如何追征，方才足以征收费用。连同另外开列的事项，逐起查明，会同彼处的抚镇郎中等官员商议，将所新增的军马，或者照常召买，随缺抵补刍粮，或者申明旧章，分派屯牧自给，仍准许按照弘治、正德年间的定额料简，务必不追求数量多，或者兼采固原、山西督抚的建议，减少骑兵而增加步兵，都要规划得当，查明后酌情处理，奏请圣上批准后由本部议请施行。其山东、河南、顺天、保定派有起运该镇钱粮的地方，行文各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严督司府州县掌印管粮等官员，查催历年拖欠的钱粮，已经征收的截数起运解送，未完的严格限期追缴，若有侵吞欺诈花费的情况，即将领解人员监禁并追完，照例问罪发配，故意违抗的各官员，查照历年题准的事例，提问参究。关键在于旧额钱粮得以清理，将来兵员粮饷各自充足，伏乞圣裁。

译关于延绥新军的奏疏【延绥新军】

查得延绥镇原定额的马步骑兵操练官军为五万八千六十七员名；弘治八年为二万五千四百二十三员名；正德十三年为二万四千五百八十九员名；嘉靖十八年以后，分批次招募，现今春季边储簿册上登记的实在官军为四万四千三十六员名。除了原有的税粮、马草、盐斤之外，近年额外增加招募军士的银两为十一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两六钱五分，每年费用不足，盐银短缺四万八千八百二十三两五钱。灵州盐课司大小两个盐池，每年盐引银大约五千两。嘉靖二十六等年，开设山东、陕西、河南三省事例银的纳捐，每年大约四五万两。又因请求敕令朝廷大臣会议钱粮以紧急救济边务、防止虏患一事，由本部等衙门联合上奏：今后修筑边防、招募军士，应首先动用本处各衙门可支配的钱粮具奏支给；如果不足，才允许请求内帑接济。如果有故意违抗的，听任总督、巡抚、巡按官员核实参奏施行。题奏奉旨批准。各边巡抚、巡按、司府衙门，原有的赃赎及均徭等项银两，先前都用于修边，近日未见存积支用，动不动就请求内帑，显然是侵吞浪费。责令各该巡按御史从实查明回奏，不许拖延，钦此。通行遵行完毕。

现在根据前述原因，通查案卷呈报到部，查看巡抚延绥都御史杨守谦等人题称：东、中、西三路，招募堡军一千一百六十一名，自嘉靖二十九年二月开始，无闰月的年份，需银一万七百九十七两三钱；有闰月的年份，需银一万一千六百一十两。后续招募军士五百五十四名，自本年四月起，无闰月的年份，需银五千一百五十二两二钱；有闰月的年份，需银五千五百四十两，各项均按数额发给。这一节，军士既然已经招募完毕，粮饷应当拨给。但查得该镇春季册籍上登记的实在官军四万四千三十六员名，比起弘治、正德年间的军数已经多了一倍，似乎不必再增加兵力。如果以原额五万为基数，现在所招募的还在原额之内，自然应当就用原遗留缺额的月粮来供给，不应当再请求增加粮饷。况且查得本镇主兵，先前京运只有年例银三万，现在连同各项增加到二十余万。如果真的不足，也应当依照惯例，首先动用本处可支配的钱粮具奏支给。现在一切仰赖太仓，每年请求增加银两一万五千九百余两，这违背了年例，既不可减少，京储又难以擅自增加起运。即使权宜奏请补充，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相应勘处，等待命下，本部备行本部管粮官郎中王太平，一方面动用主兵钱粮复核勘验新募各军的实数，按月暂行支给；另一方面移咨都察院转行巡按御史，调取历年军马钱粮的文卷册籍，以及各仓场出纳的廒经号簿，亲自督促清干官员参伍磨勘，务必查清该镇原额的兵马、钱粮、田土各有多少，为何先前军马额足用有余，现今缺额反而称不足，逐起查明。如果年来税粮子粒、引盐等项，被埋没侵欺、拖欠过多，导致如此亏乏，作速追完征纳；或者各卫逃亡缺伍，也查遗下的粮赏，随数补支。如果原派续添确实不足岁用，查照近例，首先动用本处可支配的钱粮具奏给发，以及遵行祖宗旧制，淘汰老弱，只保留精壮，直接分派屯种自给，不要取充数，徒耗军资。各条画分明，会同彼处巡抚、镇守、郎中等官，计议妥当，具奏施行。

再查国储边饷，起存本折，各有定额。先前太仓银库，岁入一百四十九万，十分之三常存，作为蓄积。成就兵荒，还拿出内帑。即使有征发，役事也不逾期。现在一年所入，仅够支用一年经费，已无盈余。而各边主客兵马年例等项，额外奏发，乃至二百八十余万，都出在正派之外。频年不足，就请求开例纳粟接济；又不足，就派遣部使分道诛求，以及计算寺租香钱，搜取司府库藏。大概竭尽天下财力，全部用来供给边兵，士兵日益增多，百姓日益受损。玁狁未平，而海内已经虚耗了。于是太仓外库，久无兼年之储，而所在督府，还请求增兵增骑，交相上奏不已。修边摆边，十年不停。岂只是师老财匮而已，日朘月削，皮尽骨见，腹心之危，恐怕有不胜忧虑者。这是天下大计，凡分职为民者所宜究心。希望诏令廷臣各输忠悃，量入以为出，约己而致人，使统纪常明，公是常定，兵不久暴，粮不再籍，边饷不待求常赋之外而足，务为国家建长久不拔之策。奏下臣等会同官员议拟上请定夺，庶几戍有劳还之期，民获息肩之所，一切暴征横敛，可以次第蠲除，臣等也得以逃避鳏旷之诛了。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九十七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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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简肃公奏疏二（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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