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九十九

译文章有实质与形式之分，在太祖、太宗以及洪熙、宣德年间，皇帝每日与群臣讨论政事，稍有空闲便延请儒臣探讨经史，考究古今，从容辨析询问，直到深夜几刻仍不知疲倦。这确实是既注重实质，又兼顾形式的做法。如果只是堆砌讲章，沿袭旧例，那么即使近在咫尺面对天颜，也如同相隔万里一般。正统初年，考功郎中李茂弘之所以发出经筵徒具形式的感叹，正是出于此因。陛下试想，今日的经筵是注重形式还是注重实质？臣在刑部任职，未能目睹经筵盛况，但私下听说，讲官讲完退出时，未曾进献一条规劝之言；圣驾听完后进入内宫，未曾提出一个疑问。恐怕是形式浮于实质之上。臣查得弘治初年，少詹事杨守陈上疏《进讲学听政疏》，其中说大小经筵，必须选拔端正刚直、博学雅正的儒臣，侍立班次进讲。陛下听讲之余，凡有不明之处，随即赐予清问。凡是圣贤的宗旨、帝王的道理、臣下谁是忠谁是邪、政事哪些得哪些失、天下因何治因何乱、历代因何兴因何亡，都一一讲解明白，一定要使圣心豁然开朗才停止。凡四书五经、祖宗典训以及历代诸史、百官题奏，都应当聚集在文华殿后。每日轮流安排内阁大臣一人、讲官二人，居住在前殿右侧厢房。陛下在一天之中，在文华殿的时间多，在乾清宫的时间少，那么欲望就会减少而心境清明，疑惑就会减少而事理明了。这番话，正是今日应当急切推行的。又查得嘉靖初年，詹事霍韬上奏札，劝世宗首先召见户部，询问祖宗朝每年赋税收入多少，内府需用费用多少，百官俸禄多少，军士粮饷多少，三边供给多少，藩王封禄多少，与今日相比每年增加多少，然后思考说：赋税收入还像过去那样，但所费所出，不比以前成倍增加吗？年代越久，流弊越极，何不设法处理呢？其次召见吏部，询问中外文职官员多少；再次召见兵部，询问天下军职官员多少；再次召见礼部，询问宗室藩王及内臣多少；再次召见工部，询问各监局每年费用物料多少。各自以祖宗规定的数额，与今日相比，增加多少。命令六部都将大致数目写成揭帖，早晚观看，那么恐惧节俭之心自然不能停止。这番话，也是今日应当仔细探究的。大概君主的心，必定有所寄托。不寄托于经史世故，就必定寄托于声色玩好。这两种意向稍有不同，而治乱安危的关键确实就在此处。陛下试着寻找先朝两位大臣的言论，以追慕祖宗勤学之实质，开始或许稍有不便，久而久之圣虑日益精深，机务日益熟练，将会感到欣然快乐，而自己不知不觉。臣又想到，今日的编检等官以及庶吉士，又是日后的经筵官。太祖、太宗开始选拔庶吉士，都让他们在文渊阁学习，阅读中秘藏书，常常亲自考核测试，检验他们的进修，务求通达国体，熏陶德性，以储备日后的任用。自正统以后，选拔大多不是出于圣意，而是听从阁臣建议举行，也不得阅读中秘藏书，而是以《唐诗正声》、《文章正宗》作为日课。不知将来用来备顾问、赞机密的人，果真用这些糟粕吗？事情确实有以祖宗宏深的美意，反而变成末流偏重的弊习的，此举就是如此。臣认为，从今以后，如果再次选拔庶吉士，就应当寻求太祖、太宗培养人才的初衷。如果只像今日所教所习的那样，现在庶常的选拔已经停止，其他衙门改入的已经很多，那么不如停止这一途径一二十年。翰林院的空缺，也如先朝那样，将各衙门中有器识的人，对品改入，给予时间，让他们熟悉典章，何愁侍奉经筵、典掌制诰以及纂修校士缺乏人才呢？嘉靖年间，曾空缺十余年不选拔，圣虑确实深远。况且如今因偏重而暂时停止，日后因特旨而重新开启，更是效法祖宗鼓舞豪杰的良策。第三，开辟进言之路。建国初年，言路非常广泛，而又专门将责任赋予科道，让他们封驳诸司，风闻言事，凡是用来防止壅蔽而遏制祸源。起初，通过三途类选，给事中等人相当于中书舍人，而御史多升任各部主事。对待他们似乎不甚重视，台谏的品级职位实际上低于部郎，这是为了轻视其官位而要求其效验。如今迁转法则，台谏已经非常尊贵了，失去了祖宗任命官员的微妙用意，而当时却多有直节敢言之士。后来逐渐重视其选拔，到弘治年间，命令在博士、行人、推官、知县、教官中，选拔历练老成者补任，而将其地位提升至部属之上，其重视程度比建国初年加倍。而直节敢言之风，渐渐不如从前。为什么呢？先朝不重视官位而重视言论，所以人们争相在言论上奋发；近代不重视言论而重视官位，所以人们争相保全其官位，这由来已渐。据臣自入仕以来，所有弹劾章奏，不是出自科道，就是出自道台，何尝没有言论？只是看到他们弹劾一个官员，人们必定私下怀疑说：这是有所观望而借以树立名声的。提出一个建议，人们又私下怀疑说：这是无所触犯而借以搪塞责任的。其中固然多有贤者，往往以是非之心，而被利害所夺；以刚直之见，而被雷同所束缚。最终归于与时浮沉，违背其初衷。倘若锋芒稍稍显露，同列便不相容。而修饰边幅，树立崖岸，那么贤与不贤都同被禁锢其中，而

译牢不可解。就像拾遗这一项。京堂和方面大员，都是品秩高于科道的官员，由他们来拾遗是对的；部属与科道品秩相当。然而科道不拾遗京堂，京堂也不拾遗科道，却只拾遗那些容易动摇的部属。难道言官应当互相掩盖吗？这还说是同负言责，不想互相残杀以扰乱士气。至于科道中已经升任京堂、方面大员的人，自然应当遵从公论了。然而他们又彼此约定，人数多寡相互牵制，凡是六科拾遗御史中已升任的人一人，那么十三道也拾遗给事中中已升任的人一人。表面上像是调停，实际上是争夺门户，难道言官应当长久庇护自己的党羽吗？这还说是言路互相攻讦，不让一方偏胜以留下奸邪。至于平时论劾，凡是官员从科道升迁出来的，从方面大员直到侍郎，纵然有过错罪恶，科道因为同僚的缘故，永远不纠察弹劾。这是宁愿辜负朝廷，也不辜负同僚。御史巡视地方，从府佐直到州县正官，一经保荐，就终身尊称他为老师，而自称门生，有以厚利相酬谢的，这是宁愿辜负朝廷，也不辜负举荐自己的人。还有更严重的，如高拱在先皇帝朝，独揽吏部大权，而在科道中广泛布置心腹，于是有替他排挤攻击同列辅臣的，这不几乎就是律法所说的奸党吗？有替他上奏章称颂解救的，这不几乎就是律法所说的上言大臣德政吗？虽然依靠圣明迅速驱逐，暗中杜绝这种风气，但言路是非难以凭信大概可见了。这没有别的，大臣只害怕言官能弹劾自己，而轻视其他各官署；言官只倚仗大臣能庇护自己，而蔑视公论。臣阅读卧碑，有允许众人直言无隐的条款，祖宗朝内外大小臣工，种种嘉谋谠论不可尽数记载，臣姑且举出外僚中最卑微的，冯坚只是一个典史，洪武年间条陈开国政体，而太祖嘉奖采纳；潘叔正只是一个州同知，永乐年间建言会通河事宜，而成祖采用，难道只有科道的言论重要吗？自隆庆以来，各衙门议论政事的人开始减少，而科道的言论，又未必都出于公道，臣担心耳目逐渐壅塞。以陛下的明达，确实应当追慕祖宗朝的盛事，开阔圣听，广泛寻求谠言，仍然命令大臣公正心地参订，言论如果不恰当，不因为出自科道，就于是议覆施行；言论如果恰当，不因为出自各衙门，就于是搁置不覆。如上所陈的一切积弊，严厉敕令言官洗心革面，有不悔改的，听任各官核实举发定罪。至于奏疏下发该科，不问其覆议与否，施行与否，限定日期都送史馆编辑，敢有隐匿一疏的，也听任检举定罪。使公论大明，朋比永远杜绝，难道不是荡荡平平，称为皇极之世吗？如果能这样，敢言之人也自然不怕廷杖。臣又认为不废除言官的廷杖，言路终究不能开通。人臣进言谁不是为了国家，言论虽然过当，心意也可原谅。纵观祖宗盛朝，未曾有杖责言官的。忠臣确实不爱惜自身以报国，而他的身体，则是父母妻子兄弟所仰赖的身体，怎么忍心让他万死一生，在棰楚之下呢？这不是保全天地之和，而安慰祖宗在天之灵的办法。愿陛下永远不要用廷杖加诸言官，而镇抚司也不是拷掠言官的地方。即使有因言获罪的，下交法司审问情实，如果他的罪不可饶恕，律例自有明条，死也瞑目，何况活着的人呢？这样不仅言路大开，而且和气且熏蒸宇宙间了。四曰公铨擢之法。国初用人，不拘资格，而每于内外虚实之间，寓防微杜渐之意。有当事任而实授之权者，六卿分行丞相事，方面官专制一方是也。又防其专断，而使不当事者参之，故大学士以五品，科道以七品而得以可否是非于其间。有不从事任而虚假之权者，编检之入阁办事，科道之参劾大臣是也。又防其放肆，而使当事者压制之，故近臣闲出为外僚，而言官序迁常不得先于部属。盖二祖长虑却顾，唯恐威福渐移，人怀趋避，以成偏重之势，故予中有夺，抑中有伸，或朝炎而暮冷，或久淹而骤迁，颠倒豪杰，莫知端倪。臣不敢谓悉便于今日，即如正统中刘永清，翰林院侍讲也，以才堪繁剧擢为广东左布政；景泰中徐有贞，春坊左谕德也，以智能治河，擢为佥都御史；而嘉靖中欧阳德，则以知州而累迁礼部尚书，魏校则以副使而召为国子监祭酒，盖犹内外通融也。近乃专以内阁及礼、部、詹事府、国子监堂上清秩为迁转翰林官之地，别衙门不得与焉。即有自翰林出为方面者，亦以备考察之遗，与左迁无异矣。又如宣德中，初设巡抚官，则郎中赵伦、员外郎吴政、长史周忱等，与御史于谦，同擢为各部侍郎；弘治中大理寺丞缺，邹鲁以御史谋升，而吏部竟从何乔新之荐以郎中魏紳补之，盖犹择人不择官也。近乃专以给事中、与文选司郎中，占提

译督理四夷馆、誊黄通政司的职位空缺，由监察御史占据；大理寺丞的职位空缺，也由监察御史占据。其余的人，即使德行像颜回、闵子骞那样高尚，才能像张良、诸葛亮那样杰出，也不能得到任用。当事者为此辩解，必定说：“翰林词臣原本是根据才华选拔的，言官原本是根据贤能推举的，所以确定他们的任职资格，不让其他途径的人得以觊觎。”却不考虑这种偏重带来的弊端，使得天下人根据官阶的显赫或卑微来决定趋附或背离，而不以人品的高下来衡量轻重。贤能的人因坚持正道难以容身，常常依附于明哲保身的道理；不肖的人依顺迎合以取悦上级，完全丧失了是非羞恶之心。国家怎么会乐于看到这种风气呢？

幸好仰赖皇上英明圣哲，采纳辅政大臣的谋划，曾经允许礼部、国子监引用其他衙门的官员；然而积习已经形成，他们内心终究不能坚定。又曾经严厉敕令巡抚、巡按从公保荐所属官员，于是举人、贡生出身的推官、知县，按例可以选任御史并补任部曹；然而以政事著称为最优者，终究不能与翰林文学之臣同样显达；以官职推举贤能者，终究不能与台省言责之臣同样升迁。只是在“行取”这一环节保留虚名，这大概就是所谓不衡量根本而只整齐末节吧。豪杰之士，对此抱不平已经很久了。难道主持铨选的大臣考虑不到这一点吗？只是害怕违背翰林、科道官员的心意，而不敢彻底打破束缚罢了。又用责备的心态对待其他衙门的官员，恐怕他们不足以承受特殊的待遇，而只会招来谗言嫉妒的口实。如果不是独自奋起依靠皇上的圣明决断，谁肯以抛弃生死、聚集枯骨的见识，去招致众人的怨恨呢？

希望陛下敕令吏部，不要拘泥于近来的成例，而彻底废除旧的定额；不要迎合华贵显要，而轻视忽略才德贤能之人。翰林官与各衙门通融转调，不让以辞藻华丽压制实际政务；科道官与诸部司一体按序升迁，不让以虚势助长傲气。凡是铨选提拔，常使内外均衡，没有欣喜或厌恶，虚实互相配合，永远杜绝诡诈随俗之风，而长期任用、越级升迁的法度，仍然并行而不冲突，豪杰之士就会思虑奋发了。

臣又认为，如果不问行荐举的条例，那么实干之风必定不能振作；如果不永久停止纳粟入仕的成例，那么仕途必定不能清朗。进士难道一定要限定三百人吗？举人、贡生必须让他们及时发挥作用。文职自正统年间以后，添设的官职可以酌情裁减，但不要折损众僚属的实际俸禄。武职自靖难之役以后，承袭的官职应当严格进行比试，而另外收罗额外有特殊才能的人。不过实行要有渐进，处理要有权变，不可以轻易议论罢了。

五、说厘清巡察的弊端。地方长官贤良与否，责任在监司。现在的巡抚、巡按，是监司的领袖。而巡按御史实际上是代替天子巡视，人们尤其重视他们。他们的流弊大致有六种：一是民情过于隔绝，二是案牍过于繁杂，三是趋承过于过分，四是耳目过于偏颇，五是名实过于混淆，六是宪纲过于严峻。

古代天子亲自巡视，尚且让太师陈诗以观察民风，让司市收集物价以观察百姓的好恶。现在让七品使臣巡视四方，体貌庄重严肃，叩问如同面对天子的宫门，所依靠来沟通民情的，不过是投递文书、发布告示罢了。风俗的盛衰、民间的疾苦，与他们遥远而不相关。即使有像中牟县令那样的三件奇异政绩，他们能知道吗？所以说民情过于隔绝。

洪武年间，敕令县清理里甲，州清理县，府清理州，布政司清理府所属，按察司清理布政司所属。直到按察司耳目所不及、精神所不能到达的地方，遗留下的贪官污吏以及无籍的顽民，巡按御史才去清理。公文往来既已烦杂，反而不能尽到稽查的责任。所以百官各司其职，而公文往来也减少了。后来巡按御史不懂大体，而喜欢揽取各衙门的权力，大小刑名案件，都令申报详文决定。于是文书堆积如山，而精力疲于检阅。况且充军定卫，自有巡抚官；遣徒定驿，自有分巡官。如果他们不公，为什么不弹劾？为什么要用辗转的公文来困扰地方官呢？只有真犯杂项死罪，应当由按察院详文批准。然而这也稍微简化了。用阅览案卷批驳的余力，去详查激励表扬、举荐弹劾的实际政务，不是更好吗？所以说案牍过于繁杂。

朝廷设置巡抚、巡按，本是为了纠察百官的职业操守，考核职业操守与观察趋承，也在于巡视地方的官员贤良与否。现在却把职业操守当作次要的事，而只从事趋承。巡按御史巡视所到之处，分巡、分守两道官员必定跟随。两直隶既有巡抚、巡按，又有巡盐、巡江、清军、屯马等诸察院，那么兵备等官员，东参西谒，早送晚迎，碌碌奔走，直到没有安宁的日子。而各府推官，不再审理本府的刑狱，专门应付巡按御史了。府、州、县官员出城迎送，远的到几十里外。当巡按御史来临之日，百事都废弛，多方逢迎。臣做诸生时，亲眼见到一个县官谄媚侍奉巡按御史，甚至用貂皮装饰溺器，用茵褥铺在厕所中。巡按御史接受并安然处之，泰然自若。既然已经用谄媚引导地方官，又怎么能期望他们举劾公正呢？所以说趋承过于过分。

巡抚、巡按会同举荐弹劾，他们的耳目必定有所寄托。不是不委派司、府、州、县互相觉察，而实际上都起于他们所亲信的一个官员。一个官员既已判定贤否，其他官员辗转雷同，而流言已经传到京城了。至于访拿凶恶之人，则宪臣把耳目委托给推官，推官把耳目委托给胥吏。各处水陆要冲，多有卖访窝家，这也是胥吏的耳目。早上通贿赂买入，晚上通风报信卖出，大奸逃脱法网，良善被诬陷，酿成的祸患不小。臣去年经过淮阳，听说理刑厅积年的狡猾胥吏威势熏灼，县佐官甚至以侍教生的身份投帖拜见，他们欺压百姓可想而知了。这些人像城狐社鼠，

译不可轻易发动攻击，又比如吴中的打行、齐燕的响马贼、江淮楚越的豪侠巨盗，官府担心激起民变，大多放任于耳目之外，这哪里还重视宪法的访察呢？所以说耳目太偏。古时所称的循吏，大多以平息盗贼、安定百姓、务本抑末为首要任务，如今贤能的守令被推荐者不绝，但百姓贫困、盗贼兴起，风俗日益败坏，难道政事与民俗不相关吗？臣深感疑惑。大概如今宪臣督责有司，除了送迎参谒之外，不过征收钱粮、审理词讼罢了。有司正忙着补救过失、弥缝漏洞都来不及，哪里有空顾及百姓的长远谋划？偶尔有务实政者，有的因刚直而得罪人，有的因质朴而招致侮辱，多被置于下等；而善于讨好上官、博取赫赫声誉者，不久便占据要路，得以凭此决定是非荣辱了。此风不息，天下事，臣不知最终会怎样。所以说名实太淆。

建国初年，巡按御史拥有纠察之权，又担心其官阶低微而被方面官压制，所以令其与都、布、按三司分庭抗礼，知府则相对长揖而让左，体制也很尊崇了。如今两司穿素服谒见，知府屈膝参拜，这难道是宪纲的旧制吗？方面官到京师参加大计，必定穿素服参拜部院堂上官，这是仿效成周时期穿冕服朝见天子、穿囚服归司寇的意思。至于王官出使，虽然排在诸侯之上，也没听说诸侯穿素服去见他们。太守等相当于古代的诸侯，建国初年最不轻易授予。自从知府向按臣屈膝之后，京朝官才开始轻视郡守了。况且两司穿素服，不是因为听候举劾的缘故吗？然而御史何尝不举荐致仕官和弹劾京朝官，难道他们也穿素服去见吗？知府屈膝，不是因为听候考察的缘故吗？然而五品堂卿、翰林、六科等官，何尝不受吏部考察，为什么没有跪参的惯例呢？虽然礼数末节不必深究，但因此助长谄媚曲从的风气，摧残正直之气，且使人不愿久居其官，吏治渐渐不如古时，危害岂小哉。又抚按官出巡，不分府州县正佐官，都在道旁迎跪，倘若遇到风雨，即使知府也陷膝于淤泥中，尤为不合体制。臣认为宪节过驿，则驿递官迎接；抵达郊外，则府州县首领官迎接，足够了。掌印官以民事、库狱为重，等他们进入公署后再参拜有什么不可？却让他们奔波于车尘马足之间，这难道是向众人展示的样子吗？所以说宪纲太峻。去除这六弊，然后慢慢恢复建国初年的法制，大概可以责成百司实行实政了。

六曰，处置宗室之繁。臣认为天下有三大忧患，而宗藩居其一，其二则是边防和河患。这三者若不在这几年内处理，日后必然溃败决裂，不可收拾。然而边防河患，人臣还能言说，也能治理；至于宗藩，如果不是独出圣断，谁敢冒离间之嫌呢？嘉靖年间，采纳言官林润等人的奏疏，降敕令诸藩各自条陈存留情况，因此下交礼部会议，定为《宗藩条例》一书，其中议定袭革、定本折、禁花生、限妾媵等项，无不详细可行，但都是一时小补之规，并非百年无弊之法。如今之时又与嘉靖时不同了。各王府将军、中尉，动辄以万计，假使再过几十年，即使捐出内府的积储，竭尽天下的全税，又哪里足以赡养呢？这是势之必不可通的。天潢之派，既不能自营生业，又不按时供给禄米，饥寒切身，艰苦万状，这是情之必不可忍的。谋国之士，瞻前顾后，计无所出，于是有主张限封爵之说的人，认为除了嫡长子袭封之外，不令众子都得尽封。然而兄弟同体，兄为郡王、将军，而弟不得入中尉之数，可以吗？又有主张摊禄米之说的人，认为将禄米总付亲郡王，而令其均摊于将军、中尉等。然而禄不加增，而宗无定数，将使亲郡王不得实享中尉之禄，可以吗？有想听任其自谋生计的人，而城禁既不可开，则谁为之营运？有想容许其出城自便的人，而官法既不可施，则谁为之制伏？有想分徙郡王于别城的人，不过是嫁祸之术；有想迁将军、中尉等以就滨海闲田的人，不思滋蔓之忧。凡此皆是一偏之论。然而岂无善后之法呢？臣请以周制论。如今的亲王，即周之鲁、卫、曹、滕诸国，所谓百世不迁的大宗。如今的郡王、将军，即鲁、卫、曹、滕之公子、公孙，所谓五世则迁的小宗。听说诸侯得世为诸侯，没听说公子、公孙得世为卿大夫的。臣由目前难处之势，以推太祖必至之情，窃谓亲王以府制统宗，不可以降；至于郡王，名虽尊而其实与将军无异，则递降亦可议行。亲王视周之大宗，世世袭封无疑。自郡王而下，其当从递降之议乎？自奉国中尉而下，其当开四民之例乎？倘若认为郡王不可以递降，则起自镇国将军可也；中尉不可以遽绝，则量给其长子孙之月米以干祀，可也。在宗人秩内者，王府统之，与之入宗学而不与之开城禁；在庶人数内者，有司治之，与之开城禁而不与之入宗学。盖虚膺世袭之名，而

译没有实际的俸禄。哪里比得上逐级降等却能全额领取俸禄那样快乐呢？虚列宗室的人数，却让他们无法维持生计。哪里比得上编入平民户籍从而允许他们入仕做官那样痛快呢？这是条例中没有涉及到的，而在当今应当急切谋划的事情。祖宗在天之灵，对陛下不会没有期望。然而事情属于机密，谋划贵在众人共同同意。请求下达手敕，普遍晓谕各王府，说明时势已经极端危急，不得不变通的意思，仍然让他们虚心深思，各自陈述自己的意见，然后交给各位大臣会议，务必制定可以长久施行的法规，所谓像磐石一样稳固的宗室，大概就在于此吧。

第七，确定治理黄河和漕运的策略。近年淮河、徐州一带水灾严重，皇上采纳言官的建议，特别敕令一位重臣负责管理，如果河运便利就堵塞海口，着令查办先年海运的事宜，考虑得很深远。臣认为治理黄河最宜精专，而海运似乎难以轻易议论。从前大禹治理黄河，上游只有一条主流，下游分为九条支流，奔向大海如同从高处倾倒水一样，所以没有泛滥的担忧。如今将西域和中原汇聚的水流，拘束在一条河道中流入大海，海口又堵塞，能不泛滥吗？泛滥不停止必定决口，决口向北，毁坏金堤，侵犯张秋，那么漕运通道确实令人担忧了。如果仍然向南迁移到赵皮寨、新集等地，那么顺势引导它，避开它的冲击，利用它的便利，也就是漕运通道了。漕运通道虽然畅通，但水势没有分流，海口不利，两淮的百姓，终究会成为鱼鳖罢了。如果因为河工难以完成，而迁就海运，那么令人担忧的尤其严重。因为元朝人虐待驱使中国的百姓，轻视江南的粮食，而又没有担忧敌国和外患，大概王敬所有海运的议论，而此疏辩驳它。然而也各自有一种见解，所以实行海运。建国初期，乘着百战胜利的威势，奸邪之徒慑服，而且漕粮只有数十万石，所以仍然实行海运。如今京城专门依赖江南四百万石粮食，而驱使它们冒着不可预测的洪涛巨浪，那些军队和百姓中稍微爱惜身家性命的人，必定会转而雇佣海滨亡命之徒来应付差役，这些人本来神出鬼没，与贼寇内外勾结，这何异于借给寇兵兵器，送给盗贼粮食，而且向人展示了从海上窥探燕京的道路。所以海运如果畅通，眼前未必没有益处，但祸患必定潜伏在数年之外，不需要智者就能知道。臣认为黄河即使决口泛滥阻塞漕运通道，不过一两年，幸好如今西北尚且安宁，京城储备可以支撑数年，而东南的民力已经竭尽了。何不趁着这个机会，广泛施行权宜之计，暂停一年的粮运。约定用多少资金用于河工，用多少赈济饥民，留存多少以兴修三吴的水利，免除多少以救济浙江、直隶的穷民。这话让主管国家财政的人听到，必定认为迂阔。然而这是平息动乱、保护百姓的第一策略。倘若次年漕运仍然没有畅通，那么酌情征收十分之五，暂时转运搬运，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只是臣私下忧虑过度，不是担心河漕没有道路，而是担心有不轨之徒，出现在江淮河海之间。自古以来没有百姓穷困想造反，而天下可以长久安定的。近来盗贼兴起，禁令条例非常严格，官吏害怕惩罚，千方百计掩盖。有揭发的人，反而责怪失主，监司也担忧朝廷的督责，而乐于官吏的掩盖。万一酿成大祸，南北道路阻塞，能不为之寒心吗？臣认为国家建都燕京，不宜专门依赖南方的赋税作为命脉，即使漕运延误期限，而北方也足以自给自足，才没有后患。话说到此，那么西北水利屯田的说法，恐怕不可以认为迂阔而不加讲求。

第八，杜绝边境的争端。马市的议论，修边广屯的方法，朝廷事先已有成算，边臣依次施行，而款贡不可依赖，战守不可忘记，主客兵应当事先调停，屯马政应当乘时核实，以及一切九边事宜，言官多有提及的。臣不曾熟悉边务，怎敢妄加议论呢？只是在开始议论马市的时候，就听谋士说，安定宣府、大同，那么九边就安定；制服东虏，那么西虏就畏惧。私下认为他的话可以采纳。不久朝廷的谋略果然出于此，俺答请求封赏，就顺从请求封赏；土蛮邀求，就商议坚决拒绝，这确实是制服虏人的大机要。然而宣府、大同的安抚驾驭缺乏权术，辽东的兵粮不足，似乎谋划还有未尽善之处。等到听说三镇马市年例之外，各酋长超过期限请求，督抚担心挑衅，就克扣军士的粮食，来交换快要死的马。我军既困于追赔，又疲于工役，人心日渐离散，士气日渐衰竭，虽然偷得数年的安宁，但痈疽已经结在喉肺之间了。万一马市的时候，乘虚而动，用什么来制服他们？议论的人说，如今趁着争端尚未萌发，一方面储备人才积蓄锐气以备不测，另一方面也用计谋约束俺答酋长，不让他违时而请求，挟众而要求，来扰乱我们疲惫的士卒，可以吗？土蛮多次侵犯辽东，往往得志而归，先前也屡次奏捷，虏卒未曾遭受重创，传闻且说是捡拾零散的贼寇，掠夺建州田地，杀其他夷人来报捷。近来据塘报，斩获四百余级，可以说差强人意。然而胜负是兵家常事，贼寇习惯于屡次胜利，愤恨于新败，必定再有求逞之心。不在他们来寇时用重兵挫败他们，辽人终究得不到喘息。趁着军威稍振之日，聚粮训卒，预先制定捣巢的计划，可以吗？东虏气势受挫，西虏也寒心了。如今督抚总兵难道没有这个意思，而仍然严重担忧的，恐怕功业未成而争端先起。臣又听舆论说，一切抚赏修边的银两，两边臣互相克剥，以此责备边臣确实是对的，但也应当加以分辨，一半入私囊，一半用于馈赠，世上哪有怀着贪利钓名之心，而能实行

译处理边防实务的人，况且挑起事端有惩戒，而弥补过失却没有处罚。边境事务臣不知道最终会怎样，如果不是圣明的陛下深入探查隐藏的忧患，痛下决心清除积久的弊病，每天召见负责事务的大臣，讲求边境地区的利害关系，怎么能妥善地处理后续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