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五十七

译贼兵溃败，都争相奔向船只，见没有后续部队，又下船用箭射击他们，万锺射中眼睛而死。贼兵奋力登岸，道统亲手斩杀一人，削去其半张脸才退却。贼兵再次占据船只顺流抵达关口，见山上旗帜排列如城，便转向西岸。西岸山上的人说：“大鼻奴尔，你是贼兵派来在山西沉没我船的，断绝我们的生计，又来作祟吗？”便投下大石头击打他们，贼兵叩头，丢弃所有财物逃跑。这次战斗，亲兵死一人，伤十二人；贼兵被歼灭二人，伤十余人，从此不敢再来了。

癸丑年四月，贼兵怨恨先前未能得逞，又派遣一人叫刘继河的，来侦察兵力强弱，被罗卒抓获。审讯得知各贼党首领的名字，约三四百人，分散在延州、鄜州、绥德等郡县。将刘继河连同那些首领的名字移送陕西，逮捕了四人，发配到延川监狱，恰逢晋边官吏混合审讯，贼兵不敢出来作乱一年了。

起初，贼兵狡猾奸诈，恐吓别人，有时自称回回，即回夷；有时自称延绥边上的精锐士兵，因此各军虎视眈眈不敢靠近。等到道统以十八人对抗三十人，贼兵有什么不同的呢？回贼来侵犯，必定从兴州、岚州以上出发，掠夺船只顺流而下才能到达晋地。然而如果不丢弃船只，就不能进行抢劫；其后如果不掠夺本地的船只，就无法经过陕西返回巢穴。本地的渡船，就是贼兵逃命的慈航。以往船夫多与贼兵勾结，接受他们的厚贿，渡送他们过河，因此军队难以追逐，船只难以断绝。屡次严厉禁止，使船只远离贼兵，该州县甚至派人看守，不久看守者与船夫一同犯法，不以为惧，这是因为厚利诱惑的缘故，熏黑了他们的心。所以本道亲自到河边，打碎船只并流放船夫，重重责打无数。他们以不便当地人往来说为辩解。河流是秦晋通道，应当防守，不止是针对回夷小寇。不考虑国家设置险阻，全在河流，作为东西天堑。潼关开设镇守，往来者必定经过那里，才是正路。如果处处都可以直接渡河，那么潼关就不必设置了。所以孛刘之变，有旨意尽废渡船，这不是近事的明鉴吗？而秦人必定以不便为说，并且说秦不是晋地，怎么能一并禁止渡河？他们在秦地的生计，我不去管了；他们在晋地的盗贼行为，我难道也不去管吗？秦人在晋地监狱中的有多少呢？如果认为秦人不可管，那么回夷也不必抓捕了。往来渡河所关系的小，巨寇行劫所关系的大。近来贼兵到来，跃马攻击村庄，与北虏没有区别。焚烧人的房屋，污秽人的妇女，毁坏人的阴阳，杀伤官军，把总、指挥都受到他们的掳掠侮辱，这还能用渡河的小便利，来换取夷虏的大害吗？而秦人必定想要破坏此禁防，不舍得通回之利。即使禁船不便，也不过是商贾行人的小阻碍，迂曲他们的路径而已。哪里像屠戮盗劫那样惨，惨及沿河的郡邑呢？

有人说，为了渡贼而禁渡贼罢了，何必罢船？大概渡船既多，那么禁防就不便。即使船夫不与贼兵交易，贼兵自己夺取船只而归，处处都是梯航，随在都有便路，即使想要把截逐捕，从哪里施行？只有断绝渡船，那么贼兵的归路既断，而贼兵的垂涎自消。他们在敌境如在陷阱，既无归路，无论胜兵剪除，即使数十人尾随贼兵，前不得食，后又何往？三数日间，不被擒虏，就投河而死。他们怎敢轻易入寇呢？只是乡宁以南，至于蒲州，多有炭船往来，地方久享其利，又有内臣税钱，多系宗室势要人家，有司不肯禁绝。要自贼来自北，多在吉州、大宁之间，下水易行，尤其可虑。若蒲坂以北，是逆流，贼舟无自南而北者，即使归路夺舟，不在此间，犹属稍缓。要之事出所忽，不可不防。平居无事之时，炭船或可容留，但许自乡宁南行，不许北过吉州。一有盗警，则一切炭船，尽各屏绝，不得载渡。该县须将各炭船取有甘结，编定字号，有不遵约束，擅敢抗违者，无论失事与否，以通贼论，没船破家，重遣不贷。其间多有载盐者，仍当呈允盐院转行陕西，一体遵照。大概盐院兼制秦晋，法自易行故也。

译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是对的。但如今并不宽裕于钱财，即使想赏赐也无从下手，要使士兵自己谋求生计，也可以说是无成本的赏赐了。各军在河边的，常常有二百多人，在操练空闲时，大都是坐着吃闲饭，这不虚耗有用的力量吗？似乎应该移交给府里，将他们应得的军饷，特别细心地调度，提前一两个月发放作为工本。本管官旗就根据他们的能力，劝使他们做工，织鞋编巾、铁冶土木，或者沿河屯种荒地，都可以谋取利益。富裕的延长生计，贫穷的娶妻成家。既有获利的喜悦，也免除了长期戍守的郁闷。我在松江时，常以此施用于水哨，一天献出衣甲杂货八十抬，争先恐后地出来，非常痛快。这难道也是已经做到的事吗？

总之，养兵屯戍是迫在眉睫的计策，但回民并非不可扑灭的寇贼，只是地方上玩忽职守，养成了这个毒疮罢了。要地方自给自足办理此事，不需要军队。回民来侵犯，不过几十人，一个县配备，不难有一百人。现有弓兵，已经足有三十人，再增加乡兵六七十人，那么回民有什么难制服的呢？我曾检查马鬪弓兵，原本有三十人，却少了七人，问他们到哪里去了，回答说该县征调去充当书吏了。这是什么名目呢？那剩下的二十三人中，一半是老弱之人，那么弓兵就没有了。乡宁县以六百名门夫，由张典史率领逃跑，就没有乡夫了。举出一处，其他地方难道不是这样吗？赵梧群一村人，击鼓拉弓等待，回民不敢靠近；贺元征以兄弟斩杀贼人两个，受到督抚赏赐，各贼相互告诫不进入大宁。他们难道不是乡民吗？各处捕官、巡检如果能切实加以训练奖赏，培养他们的精锐，他们习以为常地看到回民不值得畏惧，自然能鼓起勇气加强防备。人民巩固自己的防区，各县各自保卫各县。如果有大寇临近边境，形成掎角之势，哪有连几个县的力量，却抵挡不住三四十人的侮辱的呢？这样，那么典史、巡检就是乡甲，乡甲就是兵，守令就是大帅，以本道统领他们，又何必长期戍守呢？由此每年节省军饷二千四百两，二千四百两，这是先生在平阳查核卫籍所得，积累十年可以充作县官重大用途。那么国家官吏百姓，自然足以办理地方事务，另外议论兵将的是多余的赘疣，不是正道。那么就用这件事来进退河上各位官吏就可以了。

一、操练军士，处州有，但处州大都是虚文，到了平阳有军卫设立兵道，而操练的虚文也少。平时领操官员，虽然按期禀请，远远听到鸣炮几声罢了。武备松弛，不在下面而在上面，上面勤勉而下面没有敢懈怠的。但操练的方法，行营校射罢了。近日督抚魏公，仿照边方制度制造火器，开始有校打炮法。这也是射的一类。教士卒，必须先教将领，现在的将领，就是各武职罢了。武职平时，大半没有弓箭，即使偶尔进行操练，如同月食一样罕见，岂能在缓急之时起作用？但考核武职，必须以弓马为标准，如同士子学习帖括。如果士子不懂帖括，即使精于骑射有什么用？武职不熟悉武事，即使擅长杂技有什么用？因此与各武职约定，今后查核注官考核，一律以骑射为依据。骑射精能，即使平时有小毛病，仍然考优；骑射不习，即使其他衙门注优，仍然考劣。由此各军官才开始练习他们的本业。结为伙伴以领操，大吏督促他们，士兵依次校阅，每十天三次。即使不能都百步穿杨，而十中其五。上等命中，其余以空隙校阅。但有罚必有赏，初次校阅费用约五十缗，费用出自府库，该卫归还官月银的积蓄。后来因为赏赐不足，不能经常校阅，再次校阅而赏赐非常优厚不滥及，大概可以经常进行了。从前种世衡在青涧，苦于士兵不能射箭，由此是非曲直，一律以射箭决断，而士兵号称无敌。后来的校兵如大理那样，可以吗？我考核武弁以射箭，暗合种世衡的意思而未竟全功。操练卫军，只可以备调发。至于河上回贼之类，北边靠近石州，震动邻近边警。各处深山旷谷，多有土贼，如岳阳山中，积存在沁源、文水、静乐的流民，常常以数百人计。该县城内居民，不过二百家。往年听任他们啸聚，于是成为各盗的渊薮，劫掠不敢捕，力量不能驱赶。幸好他们只是小窃罢了。假使他们狂妄逞强乘隙而入，以二百家之城抵挡漫山遍野的寇贼，难道可以侥幸吗？该县傅尹秘密揭发此事，号召邻境，逐渐驱赶他们，而先以道檄文，这是从来养痈之祸，幸好不至于决裂，是尹的力量。至于霍州以东，满眼空山，汾西的废墟，四面连接荒峤，垣曲界于河南，岁末分兵防守。然而这些地方平时无事，可以没有桑土之虑吗？各处都有乡兵，多设民壮。乡兵既无专责，而民壮远忧上边。上边修守是旧例，而多逃亡不济一钱事。所以近来各县多议解银，免除他们上边。此议实为兼得。合将余下的壮丁，官给弓矢利器，廵捕官率领练习。朔望之期，长官时常校练。乡间武勇之人，有愿效力的，登记名字在官，免除其丁差。农闲之时，教习保甲，作为领袖。乡邻有急，捕官率领民壮乡兵相机捕捉。有功之人，给赏如格。本道出巡即以校练能否为诸吏之惰勤，四季比校即以盗贼有无为捕官之殿最。若捕官不务练兵捕

译盗贼。如果去干涉其他事务。那么各册中被称为贤能的人，决不能避免在考核中被评为下等。那些指派训练民壮而收受常例钱，指派查访乡兵而向下摊派费用的，一旦有犯法者就立即斥退。因为各州县的士兵，可以作为各州县的防备。如果西北各道都能像这样率领下属，那么各地就都是捍卫国家的干城了。倘若发生不测，联合友邦形成声势，小的可以平息盗贼，大的可以抵御敌虏。泽州、潞州的士兵是各道中最精锐的，正是训练本地人的好材料，难道还要从军籍中征调吗？至于本道的诸快役，大都是瘦弱之人，只知道使用弓箭，只供应邮递文书的差役，不能胜任抵御敌军、冲锋陷阵的任务。以前黄河上有紧急情况时出动，单车轻得像一片叶子，这难道就是所谓“居重驭轻”的道理吗？即使不能增加役夫和费用，但衙门中的诸役，有很多闲人。比如民壮、舆夫、舍人、门皂，都挂着弓箭的名目，可以充当爪牙之才。选拔应当以射箭技艺作为进身的标准，平时闲暇也应当以射箭力量互相竞争。有紧急情况出动，都是能跑能打的武夫。谁说白白吃饭的百人中没有一队的用处呢？从前种君教人射箭，妇女小孩也都练习，因此才成就了强大的军队。我多次有意这样做，却未能成功。

译消除盗贼，没有比保甲制度更好的办法了，自古以来人人都这么说，各衙门也屡次申令告诫。然而法令归法令，盗贼归盗贼，从未见有获得丝毫益处者，而且点查骚扰、失盗牵连之害尚且不在此列。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法令难以取信于人，而众人不能一概而论。保伍连坐，是商君的法令。有商君的威烈，然后法令才能必然施行。没有那种威烈却使用那种法令，就难免被人轻视而敷衍应付。盗贼是最凶暴恶毒的，捕盗是最危险惨烈的。让农夫平民去从事这种不可预测的差役，死伤就在眼前，又不用斩杀首级的法令来催促他们，谁愿意乐于前往？不仅不乐意，也不敢去。那时即使有连坐重究的条文，他们哪里顾得上呢？等到事情败露，逮捕责打是有的，即使想要连坐重治，他们既没有捕盗的职责，又没有从官府领取俸禄，凭什么可以穷究治罪呢？既然不能穷究治罪，那么连坐重究的条文就成空文了。面对盗贼时没有斩杀首级来相迫，事后又难以用重法来取信，用空喊来要求人承担实际的祸患，用犯难来轻率期望路人，这是必然行不通的。无论是对付捕盗，还是对侦察纠举，在本保伍中也不易施行。如果一个村中，谁善谁恶容易知道；如果说某人去了某处，某人秘密做了某事，怎么能全部知道？如果说必须侦察跟踪他们的踪迹，那些盗贼奸徒踪迹诡秘，远近不常，谁有空闲常常陪伴跟踪呢？即使是善良的人，也多经商远出，难道因为出入不常，就能断定他在外面做盗贼，一概纠举吗？这在势态上必然困难。如果失于纠举，又连坐同保，谁能都不经营生计，终年闭门，而坐着等待施行保伍法呢？大体上这种法令，只可轻缓施行，不必用峻厉的法令；只可作为一策备用，不足以完全依赖。用轻缓的法令施行，那么责打逮捕牵连，就可以取信于人；守望犄角，或许可以辅助防范。然而富室是患盗的，驱使贫民为富室服务，人情不乐意；孤村是患盗的，强迫众人保护孤村，势态遥远难以施行。那些积蓄丰厚而势孤的家庭，也应当早为自己打算，何必等待把性命托付给官府呢？州县捕盗的人，没有比守城民壮更多的了，各处多的有五百人，少的也有二三百人，巡逻缉捕，正是他们的职责。然而往日让这些人巡逻道路，城的四方，每役一人，让一人负责捕一路的盗贼，这是儿戏之事。这些人领受差役，完全不过问盗贼，只与地方火甲通同罗织事端，骚扰骗诈，或者报告喧闹，或者呈报厮斗，作为捕官的心腹，搞得鸡犬不宁。不如就法为法，去除他们的危害，而增加他们的利益。然而一人捕一路，被盗贼嘲笑罢了。每路都各增为十人，该州县挑选其中精壮武勇的人，给予弓刀大杖，系上年貌姓名的木牌，选择忠实稍长的人，编为头领，让他统领十人，日夜巡逻一面。只允许结伴而行，不得分散，因为结伴则有统纪，势众则盗贼畏惧；分散则势孤难保，人便其私。吃紧之处，全在于此。遇到逃贼则齐力捕获，遇到行劫则纠众救援。获得贼赃一半用来充赏，只允许一心缉盗，不得丝毫干涉他事。只要有吃人一物、骗人一钱、呈报一杂事、殴打侮辱一乡民的行为，重责八十板，枷号示众，追究罪责。巡逻要在不测，忽此忽彼，遍历乡村。食宿无常，风餐野宿。迎接官员听候差遣，决不许夺取。这些人两月一换，以均其劳。武职的庸劣不良，也在于考核的失误，这可以通行。武职官的考核，与文职又自不同。文职年年去来，人各一考；武职一生在任，少有迁移。从来注考率是记录旧例，即使府道也认为无甚关要，沿袭而仍之。不仅材技无以自见，一经劣考，终身责打。告诫官员邪恶，希望他们改正，不问是否改正，而常年告诫，他们即使有改过之心，自知无益，不如纵任，不过是告诫人方而已，这是阻止人迁善，而助长其不肖。这是积习造成的。我常见百户张国用、李时春，都年六十了，还犯县女孽之罪，问其事说，幼时不知法，确实有之，三十余年了。淫秽之行，委实玷污官常，顾经戒十次尚不尽法，其人巳老，告诫何用？有人说，如此之类，也不忍波及各位武弁，宁愿以巳破之甑当之，这倒是对的。岂是考官的本意呢？凡武职取其技能勇力而已，故曰材官。洙泗誾誾，中林赳赳，乃公侯干城，在此不在彼。亦何必过责诸曹以不必然的法令呢？大悖伦常，重于操守，法无赦；尺寸之朽，可以略之；巳然之玷，不复再追；而一以骑射材力为主。夫主在材勇，是其本科。凡乡曲睚眦，送访奸徒，不得胁而枉之。所取在大，不细过，则连抱之具，有以自奋，而疆场得用。其经戒而惧者，亦思及于宽政，而洗垢可期矣。指挥冯承祖诸人，千户黄元庆诸人，百户秦世雄诸人，命中穿札，其皭然者也。崔天胤虽陷于贼，而独力难支；谭世辅、何义元，引避不前而知过自奋，武健矫捷，殊是空群，故亦戒而用之，以责后功。其诸类此，难以名尽。盖武职非同

译对于文职人员，必须有人举荐提拔，就像河上有事，谁站出来取得成功，便是自我推荐，谁能掩盖得住呢？所以希望各位世袭武官自我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