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八十九

译大约共有六万军队，分驻在三个地方，所有的训练工作，都归臣一人负责，这是臣的能力所必然无法胜任的。也是今天必然无法办到的。况且目前和日后，都有危险的形势，不得不冒昧地向皇上陈述。

自从天下太平已久，军备废弛已经到了极点，而突然要求训练精锐部队，是不容易说成的。戚继光过去是名将，亲身经历过百战，他在浙江时，只能选拔训练三千人组成鸳鸯阵来战胜倭寇。然而倭寇也没有大部队。后来总理蓟镇的谭纶担任总督，两位贤才提携合作，司道、偏裨等将领，都是一时之选，又用浙江旧练的精兵三千人作为基础，想要训练六万军队进行出塞的行动，最终也没有成功。只是增募南兵二万人，月饷一两五钱，训练三年才成。又利用主兵、班军的力量，建造三层敌台一千二百座，所以蓟门得以安宁，直到今天。然而以“匹马不入”作为功劳，未能与强大的敌人决一死战于两军之间。

大概训练军队之初，困难就是这样。臣没有谭纶、戚继光的才能，没有久经战阵的经验，没有惯战的精兵良将，想要以一个老书生奔走操劳，在岁月之间，统率乌合之众训练成六万精兵，这能做到吗？这是臣的能力所必然无法胜任的。

户部新旧两笔军饷支撑辽东，尚且苦于供给不足，新兵的粮饷如果给得微薄，与没有军队相同；即使按照中等标准，六万军队，每年也需要支出一百二十多万两银子。工部的器械铠甲，除了内府的大炮外，没有一件堪用的，都需要新造，制造得不精良锋利，与没有军队相同，应该需要支给材料费用一百多万两。即使得到了材料费用，一套铠甲、一把火铳都需要几十天的工时，何时才能齐备，足以对敌？

至于营房这一项，三卫二州各自应该建造两千多间，又必须在目前半个月内完工。过了这个时间，严寒一到，土木工程难以完成，士兵就没有安身之处了。这三项都是今天必然无法办到的。

大军所在，食用供给不足，衣服不完备，人心会怎样？数万军队，全部让他们暴露在寒风朔雪之中，人心会怎样？既然这样饥寒交迫，救命都来不及，怎么能够朝夕训练？万一敌寇到来，又辜负了六万军队的虚名，必然要责成他们作战，腐朽的铠甲、钝涩的戈矛，赤身裸体、赤脚奔跑，胜负将会怎样？这就是目前和日后危险的形势。

把天下重征迭募的军队，全部交给臣，把索取军饷、制造器械、建立衙门、安插士兵的事情，全部归属于臣，而且前面有抵触，后面有险难，正像一个没有做过重活的人，偶然遇到主人家事情急迫，勉强承担，即使是一个人的担子，还不知道能否胜任，突然把五千人的担子全部委托给他，又让他履危涉险，这个人只有跌倒罢了，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一个人不值得可惜，但如何能完成事情呢？

希望皇上立刻命令户部、兵部、工部会同九卿、科道官员商议妥当，必须用六万军队在三处安插的，户部应当预先估计需要多少饷银，从哪里筹措；工部预先估计需要多少器械、车辆、火药的材料费用，从哪里支给；兵部预先估计需要多少马匹、料草，从哪里取用。一卫二州三总迅速命令预先估计，每处两万士兵，有没有房屋栖止，没有的话如何安顿，建造营房，如何筹措，可以迅速完成，一一妥当，然后仿照谭纶、戚继光的先例，分别命令朝廷大臣三人，各自设立副贰、饷司、赞画，以及应用的员役，分驻训练，臣不才，愿意担任其中一人。

虽然如此，既成之后，也只适合制造大炮，分守近畿各城罢了。先前所招募的不过是入府四省的寻常之人，必须让练兵者自己招募才可以。如果一定要与奴贼的军队交锋接刃，除非广泛选拔天下奇才一二万人，制造极其精良的器械，一人吃数人的军饷，训练多年，否则必不可用。

臣先后四道奏疏，语意都相同，先前的言论，不敢有二心。然而臣陈述虽然很多，没有一个是当时能用的，但仍然敢于冒受恩命，是希望出身任事之后，能够实行自己的言论，侥幸成功。现在臣被任用了，而臣的言论却坚决不被采纳，明知灼见，没有侥幸的可能，却仍然因循时局，勉强支撑，今天知道事情不可为却说是可为，这是欺君之臣；他日知道军队不可战却命令他们作战，必为败军之将。这两者臣不忍心做。

如果最终不采纳臣的言论，请求皇上另外选拔才贤来承担这个重任，臣不敢接受事务，并且请求一并剥夺原职，作为本无才略、轻言冒进的警戒。臣只有隐居草野，感戴圣恩罢了。

译实录纂修官董其昌评论说：臣查阅宋代史事，岳飞的军队能够以少胜多，从未遭受挫败，这是因为有五百背嵬军作为先锋。这些人都是所谓价值百金的勇士。招募他们，关键在于先得到几个人，让他们以同类互相招引。就像一盏灯的火焰，分散成一千盏灯，河朔的少年、荆楚的奇侠，难道还愁没有人吗？现在的募兵，每人以二十两银子为标准，还有克扣，而弓刀衣甲都包含在内，实际到手不过十几两银子。乡间的健壮男儿，从事背负、屠宰、卖酒等工作，不出乡里，几两银子就能得到，怎肯远赴沙场戍守，拿头颅去侥幸求生呢？只有那些卑贱、游手好闲、无以为生的人，才定计逃亡，然后才来应募。即使招到数十万人，也只能像水一样漫溢，无法控制。这奏疏中所说的“如果不广泛选拔天下的奇才，训练一两年，决不可用”，确实是实在的言论。

又查现在的士兵都不能作战，现在的主将，是知道士兵不能作战呢，还是不知道呢？然而都命令他们作战了。这完全是因为主将自身不在军队行列之中，别人的生死，与自己无关。哪有自身不在军队行列中，不与三军同生共死，却能掌管三军命运的？如果真的与三军同生共死，就一定会考虑如何生存，一定会考虑如何避免死亡，一定会考虑我抵御敌人、制服敌人的方法，这样作战就能胜利，防守就能稳固了。不论说古代，即使是近代的文臣，如王靖远在云南，王威宁对抗虏寇，王文成平定逆藩，阮中丞、谭襄敏对抗倭寇，都是身在军队行列中的。何况武将呢。

《巡历已周实陈事势兵情疏》【兵情】

臣本来平庸愚笨，误蒙特别恩宠，在军旅之中，军队的大势与臣的本心，说起来令人叹息，完全不相符合。前后的各道奏疏，言辞穷尽，意思详尽，不敢繁琐陈述以冒犯圣听。只是随着时势，自巡历以来，所推行的事宜，按理应当上报，况且有事机关系，急需斟酌，以求得当，不得不向皇上控诉陈述。臣在三月二十日以后，先后巡历通州、昌平两处，根据山陕、河南三营的册籍，原额民兵一万零六百名，除去三月以前沿途逃亡、病故，以及选拔援助辽东的上等民兵外，实际在役的只有六千八百三十七名。以往行文清查勾补，陆续解送到逃亡士兵，以及臣所招募补充的教师家丁等，共新收八百三十九名，现在七月在役吃粮的民兵七千六百七十六名，这是臣所辖三营的兵数。臣自三月任职以来，先后逐一点选，核实年龄相貌，测试勇力，除去以前选拔去援助辽东的，现在营中没有上等兵，只在中等、下等中选出中上等七百一十五名，中中等一千一百九十三名，以上两等，稍可训练。其中下等二千一百二十二名，可作火兵杂役。其余下等三等，都不堪使用。只因为此时营房未完工，挑选其中稍壮实的，供应劳役。大体上三营的士兵，不是田野小民，就是衙门差役，从来不懂兵器。比起近年调募各路军兵，已经是下乘了。又从中选拔去援助辽东的上等兵四分之一，即所谓上等的，未必真的上等，而所谓下等的，真是最下等的。所以据臣所见，七千五百人中，略能扛枪的，不过两千人，加上可充作仆役的，不过四千人，求其真正堪受训练成为精锐的，不过一二百人而已。这是臣简选的大概情况。从厂库领出的盔甲，只有头盔可用，那暗甲只能披戴操演，稍让士兵习惯负重，临事无一可依赖的。器械中只有钢快刀可用，其余也只堪操练。至于臣所斟酌使用的枪、筅、钯、金翁、镰、棍等长短器械，全然未备。除借支价值在近地购买杂木棍一千二百根暂时应用外，有河南领兵守备丁吕试捐俸银一百余两，派官购买嵩县枪棍等杆未到。臣又借支钱银陆续制造钩、镰、镋、钯等二百余件。那领出的涌珠、佛郎机、三眼等大小炮位，炸裂的极多，全不敢用。只有鸟铳一种，曾经试放未坏，陆续改造机括，分发演习。其余应造的，料价全无，全在停顿搁置。这是三营军火器械的大概情况。各营中等、三等兵，先委派旗鼓官卢学信、督练官金秉忠等，编成队伍，分派教练官徐忠等率领教师，学习器械技艺。现在委派中军都司钱世祯总率训练，学习鸟铳及长短各种技艺，其中合乎标准、命中目标的，十有四五。如果专心学习，再经过几个月，能做到的十有七八。那些不能的，不可勉强。这是三营教技的大概情况。从来操演的方法，都用方营，北边临阵，却用圆营。臣斟酌古法，依据今情，定为营、部、哨、队伍，都用方圆曲直锐伍法。自五人以上，至于数十万，散可分散操练，合可合编操练，庶几得到曲直繁简的适中之道。而且在操练之中，就寓含战阵实法，颁布演习。先习伍，次习队，逐渐成营。但都是步兵，未及骑战。步营遇到大敌，又须战车大炮。一时官吏士兵，多有精通制度、熟悉施用的人，苦于没有钱粮制造。而想训练骑兵，又须堪战的马，以及合用的盔甲，也都一时难得。未

译不敢贸然进言。以上所述，乃是练习营阵的大致方略。总计而言，大抵征调之人，习惯于兵器战阵；召募之人，有志向而向往从军。这两类人进行训练尚且容易。而佥派抽丁之法，这是最弊端的。唯独佥派来的士兵，不仅没有这种积习，没有这种技能，同时也缺乏见识，没有志向。这就好比村塾中的蒙童，尚未识字明义，却想让他们在一年之内，就能执笔作文，甚至能够入考场应试，对于塾师来说，固然非常困难了。如果资质尚可学习，还算是容易的。然而各州县官员中，诚心体恤国事的不乏其人，但敷衍塞责的较多。其中有一半是强壮之人，也有一半是老弱之人，或者夹杂着疲病残疾之人。以臣的愚见，中等士兵，稍可指教，也极其费力；下等士兵大半都应退回。只是因为刚开始时，人们没有坚定的志向，恐怕效仿的人众多，不敢立即遣散，等待局势稍稍安定，然后再明确告知。没想到至今，竟然出现了极大的不安定，全部需要处置的情况。

凡是征调而来的人，向来登记入籍，加以安抚，便没有离去的念头；即使是召募而来的人，既然受了安家费，又给予厚饷，无论是教习调遣，时间长短、距离远近，只听从上司命令。只听说遣散他们很难，没听说留住他们很难。如今三省百姓却与此不同。臣自四月中选拔将毕，有陕西、河南民兵请求发文速给安家银两的，后来日渐增多，以致全营来告。臣询问其原因，都说应役之初，地方官府给予印信执照及开列款项的告示，自古签派民兵必说并不调遣，迅速更换代替，一旦入户籍，前面的话都是虚妄，朝廷若不守信，何以使人信服呢？许诺赴守京城，并不援辽，又以两年为限，限满即另报更替。一年之后，仍再给赡家月粮银六两，俱从加派银两中支出。臣见此执照条例，不觉喟然长叹，认为练习此兵虽费尽心力，其人不可得而拥有，其力不可得而使用。因为一旦有了更番替换的约定，人人日日只盼望期限到来，也隐藏力气、藏匿技巧，更透彻地唯恐不在下等之列。纵使督责训练，已有成绩，但到期替换离去，臣等两年的辛劳，尽付东流了。即使想强行让他们留下，这些人实有父母妻子，目前月粮六斗、银六钱，仅够糊口，无暇顾及家庭。每年赡家银六两，必不可少。而这银两又将取给于加编新饷。就此计算，每人每月，共用银一两一钱、米六斗。用此月饷，即在近京地方召募丁壮，自足练习，且亦可持久。何必使戍守者怨思，居家者仳离，教习之难如登山，留止之难如抟沙，而上又背负不信之名呢？

臣所见公文批照，止陕西、河南两营，在山西只见到私帮批照，独平阳一府，闻有更番之议，未见明文，中间事体，略不相同，乃其人尤多老弱，至于不乐其处，而无长居之心，则三省是一样的。二年之限，今已一年，目前就用新饷银，人给六两，止可多留一年。留则苦其思归，代则艰于重练，此签兵万万不可。一年之后，若许之更番，其来代者，又须别给初年安家银，如河南例八两，如陕西例六两，又须通新教习，于费更多，于事无益。若不许更番，则第三年以后赡家六两，岁不可少，而其人愁怨愈深，搏聚愈难。若云昔年所许，止是诱之使来，自今以后，可将更番赡家二议，径自寝阁，置之不理，月饷六钱六斗，给其衣食，又分以赡家，而能使之安心练习，奋勇敌忾，此则情理之所必无，非臣所敢任也。

臣窃见古来行军用兵，亦多有更番者，然其人素皆练习，亦多有久戍者，必有法使之乐从。若如今日之措置，而能令可久，又能令可用，臣愚不敏，未之尝闻。伏乞皇上即敕该部将臣奏陈事理，酌量人情所宜、财用所出，从长计议，务令力为可继，情为可安，势为可久。或有未妥，不嫌改弦易辙以求至当。臣摄官承缺，庶得藉手以报上命。如或不然，恐迁延日久，耽误愈甚，它日计之，无丝毫之益，而有丘山之损。臣不足惜，其如国事何哉？臣亦愿当事者勿谓臣今日不言也。伏惟圣明裁察施行。

译恭敬地呈上《以保全万无一失为目标的奏疏》【关于城防与炮台火铳】

今年四月，吏部题奏紧急军务等事，其中奉圣旨：少詹事徐光启立即命令回京，钦此。臣原本因病请假，奉旨返回家乡，担心途中用药不便，暂居天津调理，随即准备启程。不料辽东战事败坏，仰蒙皇上念及臣如犬马般的忠诚，期望臣能发挥微薄之力。虽然病体尚未痊愈，但义无反顾，于是于本月十六日带病上路，十八日到达京城，二十六日觐见皇上。想到臣本是腐儒，忝居翰墨之职，在辽东战事之初，全无责任，为何要多嘴招致怨恨，自弃于日月之侧呢？实在是知道此事必定不能轻易了结，必须完全采纳臣的建议，然后才能成功。又想到此时不言，等到再次失败后再说，不仅于事无补，也不符合人臣的道义。所以急切地提出建议，建议虽然未被采纳，但如今回想起来，臣没有不后悔没有早点进言的。

臣以前的诸多奏疏，大多说战胜和坚守，必须依靠强大的军队；想要得到强大的军队，必须拥有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以及真正的选拔和训练。晁错说：“器械不利，等于把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可用，等于把将领送给敌人。”现在的兵将，都明知是把自己和敌人送死，谁肯向前？既然不能作战，就应当环城自守，整顿大炮，等待敌人来犯而歼灭他们，这还是中策。在城外列营也是一策，但必须拥有强兵才可以。既然有了强兵，就可以在塞外作战，何止在城下呢？为何竟将兵民和炮位全部置于城外，一听说敌人到来，望风瓦解，列营的火炮都被敌人占有，反而用来攻城，怎么能攻克呢？城墙上没有守兵，人们知道必定被攻破，全城溃散，这是自然之势。这是忌讳环城自守的名声，而甘愿承受丧师失地的耻辱，臣不能为当事的各位大臣辩解。

从前两次战败，病根容易看清。到现在还不思变革，即使征调招募，也像以前一样，而努尔哈赤的胜势，已经十倍于往昔了。况且未必能像以前那样呢。现在想要求得能战的士兵，必须完全采纳臣的建议，日夜经营办理，拖延几个月，然后才能得到。而敌人已在门庭，又不能等待。臣的愚见认为，广宁以东一带的大城，只宜坚壁清野，整备大小火器，等待敌人来攻，凭借城墙击打。一城坚守，敌人必定不敢跨越长驱直入；数城坚守，敌人自然会撤退。山海关以西，只应挑选大铳，制造火药，陆续运送发放。再用丰厚的军饷招募精兵，能守城放炮的，让他们到广宁、前屯、宁远等城，协助防守。千万不要像前两次那样，把兵营和火炮列在城壕之外。在城外列营，也必须占据险要驻扎，教场万万没有这种道理。糊涂乱战，就是目前的胜算了。等到兵力果然集结，器甲精良，估计能必胜，然后与敌人作战才可以。

至于都城固守，尤为紧急。凡是兵家的法则，近攻的先剪除其枝叶，远攻的必图其根本。根本一旦稳固，敌人必定不敢深入重地，自取覆灭。现在京师固本的策略，没有比速造大炮更好的了。因为火攻的方法，无非是以大胜小、以多胜寡、以精胜粗、以有捍卫胜无捍卫罢了。接连丧失，中外大小火炮，都被努尔哈赤占有。我们的长技，与贼共享，而多寡的数量，还远不如他们。现在想要以大、以精战胜他们，没有比光禄少卿李之藻所陈述的，以及臣去年所取的西洋大炮更好的了。想要以多战胜他们，没有比立即命令李之藻与工部主事沈棨等人聚集工匠，多备材料，迅速鼓铸更好的了。想要以有捍卫战胜他们，没有比依照臣原疏建立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更好的了。万全无害的策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如果能多造大铳，依法建台，数里之内，贼不敢靠近，何况仰攻呢？一台的强大可抵挡雄兵数万。这不是臣私智所能达到的，也与蓟镇各台不同。因为这方法就是西洋各国所谓的“铳城”。臣以前从陪臣利玛窦那里听说，后来的各位陪臣都能制造，闽广商民，也能讲述。而刑部尚书黄克缵、浙江按察使陳亮采，知道得尤其详细。亮采写信给克缵，又辗转致信于兵部尚书崔景荣，力主此事，应当急切谋划，也不只是臣一人知道并讲述。

这项功业一旦完成，真是国家万世金汤之险，不止是一时御寇的利益。即使奴贼听说，也决不敢肆意深入；都人见到，必定肯安心固守；南行的人，都将回头归来；海内奸雄，也将潜消异志。如果不经营此事，臣辗转思维，别无应急的计策，再悠悠忽忽，坐等敌人到来，仓皇无计，必定会出于最下策，而大事就去了。臣提出这个建议已经三年，近日同朝诸臣，如刑部侍郎邹元标等数位大臣，力主臣的说法，其余当面咨询，都认为臣的话是对的。

以前晋楚争夺郑国，郑国的大夫，有的想跟随楚国，有的想等待晋国，公子騑说：“发言充满朝廷，谁敢承担过错？请跟随楚国，騑来承担过错。”所说的承担过错，是说误国就伏其诛杀。今天的事，如果完全采纳臣的建议，造台造炮，都合乎法度，而日后有一个贼、一匹马，在城濠之外横行的，臣请求以身体承担过错。都城既安，就用此法行于边境各处，守城很容易，兵数必然减少。节省兵饷，并用来厚

译战士若配备精良的兵器铠甲，自然人人都会奋勇作战，怎么会像现在这样畏惧敌人如畏虎，把军营当作陷阱呢？恳请皇上下定决心推行此事，宗庙社稷和百姓生灵，就不会遭受不幸了。至于讨论此事的经费，未曾详细测算，估计也不会太多；即使花费较多，这也是万年的根本大计。古人所说的“金城铁瓮”，远胜于将黄金堆积在国库中，而且日后节省下来的养兵费用，更是不可估量。这哪里能比得上辽东战事中那千万两金钱白白流失，还要以土地和人民作为牺牲呢？此外，关于强兵决胜的策略，大致已包含在前面呈上的几道奏疏中，容臣即日再行摘录紧要事宜，恭敬地请求皇上钦定施行，现在不敢全部陈述以烦扰圣听。

译考察辽东战事已有数年。既然不能作战，又不肯坚守，在城外列营，敌人一到就溃败，于是成了不可救药的痼疾。袁经略在永平时，曾派遣亲信官吏来咨询守御的策略，深深信赖倚重，辽阳之行，以为足以倚仗。等到敌人到来的那天，与张忠烈、高监军商定守城，分派防区了，忽然改变计策，城陷身亡，大概是有必死的忠心，却被那些贪生怕死的人所误。曾不想必生的方法，没有比守城更好的了。况且作战的自作战，守城的自守城，两者互不依赖。为何一谈作战就全部撤除守备，而听任一次失败，就把城池送给敌人呢？只有近年宁远的坚守，坚定不动摇，于是得以用少量兵力阻挡滔天之势，唉，边疆大臣们以此为鉴吧【自记】

世人说只有能战而后能守，在敌人刚入境时，派遣奇兵扼守要害设伏来攻击他们，使他们不敢靠近城池罢了。至于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之后，只有大力整治守城器具，使我方准备既定，然后分派壮士，或从城上垂降，或凿开城门，或劫击敌人，或诱敌深入，使他们多损士卒，不能久攻就可以了。如果在城外平坦开阔的地区列大营，等待敌人到来，做背城一战之举，万一战败，无论城墙上的守御全部撤除，还是守御大致完备，一见败象，众人情绪便生异心，连同城池也不能保全了。

申明初意录呈原疏【选兵制器】

私下认为臣在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等日，看到辽东三路战败，损失惨重，君主忧虑臣子受辱，不胜感愤，尤其可惜的，是驱使边疆和内地的百姓，却全部战死，以后难以调发；尤其可忧的，是耗尽内外的火器，却全部给了敌人，以后难以抵挡。所以再三陈述，大略说兵不在多，只应讲求敌人战胜我的原因何在，思考我方战胜敌人的方法是什么，商量定计，务必超出敌人之上。其着手之处，全在于先制造精坚的甲胄、锋利的器械、大小火炮，其次用厚饷挑选召募海内有奇材异能的人士，广泛选拔教习，统领以良将，驾驭以严法，仿照束伍来建立阵型，兼用车炮步骑来结营，务使人人都壮勇，技艺都精熟，远击则百发百中，近斗则一可当十，而又臂指相使，分合如意，疏行密阵，势险节短。像这样，器械的费用，一人抵十人；粮饷的费用，一人抵三人。然而此时如臣所计，精兵只需二三万，即使像颖考叔论西羌那样，役不过二三岁，大略花费五六百万，就可以完成事了。而且所造的器甲，尚留为千百年之用，费用其实不算费用。不料言之谆谆，一次不被信任，各种筹划，未免拘泥于常格，因循积弊，终于弃置坚城，糊涂浪战，臣的原疏，所谓担雪填井，有损无益，所谓如卵投石，至即糜烂，不幸而言中了。如今再行调发召募，以备应援，图恢复，也必须细细商求，一切甲胄车辆军火器械，拣选练习，必用何法，可以大胜于前；必用何法，可以倍强于虏。然后一意从事，如设靶而求中，立表而求至一样。如果只如前行径，则已经以此再败了，现在将凭借什么而必胜呢？四年以来，并非没有良将，兵不精，器不利，良将不当懦将之用；无非是劲卒，不选不练，无器无法，劲卒不当弱卒之用；并非没有厚饷，人多而粟少，金贱而物贵，厚饷不当薄饷之用。如今求必胜之兵，必将全部反向前辙而后可。臣曾言养兵之要有三，曰少，曰饱，曰好。惟其少所以饱，惟其饱所以好，惟其好所以少。曾议选练之格，选用之初须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力举五百斤以上，穿戴盔甲四十斤以上，又须精悍趫捷，游手市棍必不可任，有根着，有保任，不合格者不取。合格者谓之队兵。队兵之中，能习演一艺以上精熟可用者，即为锋兵。锋兵每月给饷二两一錢，安家衣鞋银二十两。其能举六百斤以上，每加百斤，每日加银一分。队兵未习艺者，先给月饷一两五钱，待艺成照例加给。其锋兵，再令教习，有各艺皆精，超出侪类者，以渐加增，至每日一钱而止，谓之壮士。壮士之中，又拔其尤。射近不射速，此战阵而非操演也。如弓矢于三十步外，三寸之的，百发百中者；鸟铳于六十步外，三寸之的，百发百中，又一铳连发九凡，略与射矢同疾者；大炮能于三五百步外，立的命中，又装打迅疾，连中数次者；放鎗刺剑，俱能于方寸之的，百发百中者。其余各技，悉立一比较之法，而百试不失者，谓之上士。其饷亦以渐增，加至每日二钱而止。其日食二钱，者仍岁给安家银十两。若选募之日，就可充壮士上士者，即与应得饷给。如此精卒总合四等，得二三万人，配以车骑，齐以法制，束以部伍，严以赏罚，用之战可以胜，用之守可以固，此臣之所谓兵也。其造

译甲。必须全身具备。以能够抵御鸟铳的程度为标准。刀剑之类，以能够斩断数根钉子为标准。枪矛之类，以刺入铁器而不损坏为标准。大小铳炮，以加倍装药、连续发射多次而不损坏为标准。这就是臣所说的兵器。总之，所谓器械的费用，一当十；粮饷的费用，一当三。不容许有损失。荀子论兵说，考虑事情要周密，使用材料要宽裕。大概考虑周密而使用得当，浪费必定始于苟且；使用得当，虽然宽裕实际上却节省了。建造房屋必须用木石，煮饭必须用水米。如果想要用捆扎的草束建成房屋，用沙子捏合成饭，节省是节省了，但败坏又该怎么办呢？臣是书生之见，怎敢自认为胜过谋略？所说的话未曾施行，哪里会有明显的验证？之所以不能沉默不言，是因为今天的敌虏不是三个月以前的敌虏，更不是三年以前的敌虏了。臣自从戊午年进入京城，曾经对人说过，今天的奴儿哈赤如同蜂蝎，一旦失策，必定会化为豺狼；再失策，必定会化为虎豹了。所以冒昧陈述，是为了采取牵制猪牛的计划。如今果然化为虎豹了。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士兵的伤亡，不是因为金钱的耗散，不是因为土地的沦陷，而是因为将内外大小火器全部给予他们罢了。三路战败，见于奏报的一万二千，朝鲜奏报的七千。如今奴儿哈赤所用的火器都是小的，大的神器不能使用。辽阳、沈阳二城从京城仓库调拨以及各路援兵携带并旧存守御的，岂止二万？大约火器有四万。火药不止一二百万。都拱手相授。如今将用什么来抵御他们？又将凭什么战胜他们？何不从此类紧要之处，仔细计算一下呢？说贼人有火器而不能使用的，都是粗疏欺骗、虚妄的想法，万无一有之事。臣还记得壬子年，朝鲜奏称奴酋派遣使者在该国购买硫磺，以原本没有出产为由拒绝，说每次都从天朝购买，都是华人教他们的，有每年的定额，没有可卖的。那么贼人经营此物，已有年头了。难道得到之后却不使用吗？四十七年冬月演放枪炮，见于阿利的亲自招供。川浙二兵，大败贼众，被东贼连放大炮而溃败，见于近日传来的战报。这又怎么是不使用呢？所以如臣所说，制造和选练，如果在三年之前，可以必胜；而在今天，即使有精兵利器，胜负之数，仍然难以确定。临期应变，尚且在于主将另有妙用，不是臣所能预先筹划的。何况兵未精、器未利，而可以侥幸于万一吗？臣私下担心当事诸臣拘泥于眼前的议论，用旧日的奴儿哈赤来对待他。所以敢如此剖析。但这层意思可以让当事者知道，自己制定必胜的策略，不可以立刻告诉士卒，产生畏难之心。像臣这样的章奏，都不应该发抄，而报房无知，往往偷偷誊写传播。大抵今日兵机要务，话一出口敌人就听到了。我不能得知敌人的一谋一语，尤为可恨。使得敌人因我的防备来防备我，用我的谋略来谋划我，都是极大的错误。况且有才的臣子和策士，习见时情如此，即使有奇谋秘计，知道无益，不敢言说。恳请敕令有关部门，凡涉及兵事的揭帖，着实严禁，不得妄行抄传，违者以泄露军机论罪。希望让玩法的人知道警戒，怀抱奇谋的人得以伸张。

译实录纂修官董其昌论曰：臣认为，国家的大事在于军事，暂时的耗费能换来长久的安宁，这是前人肯定的道理；如果只看到眼前的小利而求速成，只会误国罢了。李信用兵二十万，比起王翦的六十万，耗费哪个更少？这对胜负的结果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徐光启所议定的练兵费用二百万两，枢密大臣和户部大臣面面相觑，惊愕失色，认为费用太多而成效太慢，最终无法回应。军营的基业尚未完成，便因一筐土的缺失而中途停止。以至于四处招募士兵，白白耗费千万钱财，却没有一支能取胜的军队，等到后来核查其中的弊端，不也太晚了吗？拥有超越常人的恢弘抱负，却因寒酸简陋而掣肘办事的手脚，实在令人叹息。

略陈台铳事宜并申愚见疏（建造台铳）

先前臣先后上奏陈述京师巩固根本的策略，没有比制造大铳、建立敌台更好的了。这样可以一劳永逸，虽然前期暂时耗费，但后期能大大节省。奉旨交部覆议，称兴修工程非常繁琐，经费没有来源，况且工部原本没有定额拨款，边疆军需钱粮，近日蒙皇上允准发放库银四百万两，尚未分配，现在将厂台工程的物料银两责成该部承担，实在无处筹措。如果不是皇上垂念根本大计，另外发放库银，那么这些敌台和大铳，必然没有成功的可能。臣见眼下辽东军需，急如星火，也知道发放库银是特殊恩赐，难以屡次请求，而冒昧提出此请，似乎是为了自我申辩，违背了“不合时宜则举事必败”的告诫，然而实在不敢沉默。古人论兵，都主张要认清时务，明辨敌我。古代的远射兵器，不过是弓箭。五代以来，变为石炮。元朝以后，变为火器。每次变革都趋向于更猛烈，那么火器就是当今的时务。辽东两次战败之后，敌人过去没有现在有了，有了而且很多；我们过去多现在少了，少了而且劣质。我们虽然旧有火器，但使用得非常笨拙；敌人虽然新有火器，但使用得非常精巧。比如最近攻打辽阳东门，敌人只来了七百人，车载大铳，我方川兵千人迎战。敌人发射两次空铳，我方士兵没有损伤一人，因而径直上前搏斗。等到距离二三十步时，真铳齐发，我方士兵存活者仅七人而已。用假铳诱敌靠近而后发射，则形势险峻、节奏短促，这是使用兵器的关键战术。臣曾秘密向各位将吏说过，没想到敌人已经暗中契合此法，祸患都在于我方怯懦。如果我军则刚见到敌尘，便已发射，无一命中，敌人靠近就丢弃兵器逃跑，两者的巧拙如何相比呢？这是敌我双方的实情。所以臣预料敌人如今攻城，必定不会立即使用云梯、钩杆等物，必定先放置大铳在数十百步外，专门轰击城墙。城墙既坏，人难以站立，各种技艺无法施展，然后才用攻城器具乘势而上。臣不知道如今主张守城的人，将如何应对？敌人如今野战，也不用弓箭远射、骑兵冲击，必定将大小火器置于前行，抬着营帐而来，估计不会命中就不发射，像辽阳之法那样使用。臣不知道如今主张作战的人，又将如何应对？这是从今以后战守的时务，也是敌我的实情。臣三年前，考虑到要使战胜守固，又不想让民命耗尽、国财枯竭，所以说守城必须建造敌台，必须建造大小火铳，一一依法而行才可以谈论作战；必须多用大小火铳，装载在炮车上，混杂战车，又必须坚甲利器，厚饷精兵，一一与火铳相称，然后才可以，不敢说预知贼势会发展到这一步，只是庆幸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为今之计，比起臣昔日所言，应该有过之而无不及，岂可不及呢？大概今日战守而没有大小铳炮，犹如空手遭遇虎狼；有铳而没有敌台，没有坚甲利兵，犹如手持太阿宝剑却没有剑柄；几样都具备而不能深入探求施用之法，合战之权，是有剑而不知道刺剑之术；如果把铳放置在城外以守，驱使未经训练的百姓携带火铳作战，这又是倒持太阿剑柄授人以柄。兵器的猛烈，达到一发而杀百千人，如今西方的火铳已经到了极致，无法再增加了。如果守城而没有敌台来使用它，作战而没有坚甲利器精卒来配合它，必将像前两次那样反过来被敌人占有，或者机密不密，敌人也窃取使用其法，从此之后，更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抵御敌人、战胜敌人了。这话臣说了再三，没有人相信。然而不得不说的原因，是因为西方火铳这一节，取器取人，臣等实在是始作俑者。如果不完全按照臣的方法，宁可放置不用。后来有得以使用的时候，如果只知道羡慕使用它，而不讲求其使用的方法，万一败事，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那么区区报国之心，反而成了误国之罪。臣所以辗转不安，寝食俱废，不得不冒昧陈情于君父之前。希望皇上采纳听取臣的话，钦定数目，慷慨发放给工部应用，成就此功。他日不论边境安危，只要屹然称颂金汤之固，那么这里所费的金钱，与堆积在库中无异，而且觉得更有利益。如果说东事正急，无暇顾及此，那么臣认为都城用财，似乎是大工程同例，不必与东事相涉。即使现在卜素在北边生心，火酋在西边侧目，倘若发生变动，难道会专力东方，放弃而不应对吗？不及此时为根本之计，恐怕他日无暇顾及此，比今日更甚。况且此功既成，丑虏闻之，绝无深入之志，正可以专力东方。宋太祖建造汴京城，迂回曲折，极便于防守。辽人违背盟约，韩琦、范仲淹议修京城，被吕夷简所

译城角呈方形。政和年间，蔡京重修城池，完全改变了旧有的规制，使城角方正笔直如同弓弦。后来粘罕（金国将领）看到这种情况，说：“这一定是容易攻克的。”如今京城是成祖所确定的规制，不知为何也采用了方形的制度。然而燕蓟地区的险要地势在外部，其形势与汴京不可同日而语。假使宋朝人不改变太祖的城制，早点采纳韩琦、范仲淹的建议，即使发生靖康之变，难道不能坚守城池以等待勤王的军队吗？如果能进一步修明政治、建立功业，一心一意地自强，那么燕地还可以收复。辽、金、元相继兴起并互相残杀，我们反而可以趁其疲敝而夺取土地，谁还敢将左足伸到大河以南来窥伺呢？前事如此，这也正是当今的深刻鉴戒。恳请圣明君主斟酌裁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