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八十一

译严。府县奉承。惟恐或后。一切财物。不是天降地涌。都是百姓的膏血。如果不早点让百姓休养生息。实在担心百姓无法承受。怨恨由此产生。祸福相互依存。不可预测。大禹穿粗布衣服、文王穿简朴服装、千载之下、仍然敬仰他们的盛德、皇上登基不久、正值壮年、正应当亲身践行节俭以率先天下、为何因为服饰车马的缘故。远派宦官。劳苦东南的百姓呢。看到皇上即位、首先颁布明诏、特别记载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织造内外人员立即回京、因此宣布之日、远近听闻、无不欢欣鼓舞、认为圣德深厚、洞察民间疾苦、还没三年、又派遣差役、恐怕是办事人员的过错。不是皇上的本意。但是愚民无知、无法推测缘由、难免有恩惠不终的感叹、这是微臣不避斧钺、冒昧进言、请求敕令相关部门商议、是否应当仰遵明诏、俯察下情、仍将派去织造的宦官召回、剩余丝料、发给各府、允许作为年度制造支用、仍令当地巡抚巡按咨询民意、凡是能够减轻徭役薄赋、休养生息养兵、以及防微杜渐的计策、全部听任实行、不做无益之事、与民重新开始、或许能够以实应天、而灾异可以消除、

译一是裁减冗官以安定小民。从前管仲辅佐齐国，官吏事务不兼任，孔子斥责他不能称为节俭，由此可见官吏事务贵在兼任。我朝效法古代设置官职，凡在外地的司府州县等衙门，都根据地方幅员的广狭、政务的繁简，任命官员分别治理，各有定额。当时政事无不兴办，政令无不执行，事务妥当百姓安宁，未曾出现失误。以臣看来，今日地方人民，与过去没有不同；今日的钱粮军需，也没有超过旧额。为何增设抚民、督粮、兵备、水利、理刑、提学、管屯、管矿、管河、劝农、捕盗等官，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况且设置官员分担职事，都是为了百姓。现在以抚民为名，其余各官难道不以抚民为职责吗？如湖广所辖的十八个府州，又有江山湖泊的险阻，环绕其间，所设的布政司抚民参议，去年已蒙恩裁革。现在河南以区区八个府州的百姓，既增设按察司管屯佥事兼管抚民，而布政司抚民却任用参政，其冗杂散漫，不言自明。又如管河原属参议，后改为参政，近来前巡抚上奏，又在祥符等七县增设主簿，都以修治沁河、接济徐州、吕梁二洪为职责。现在黄河北徙，与沁河合流，由汴水直达徐州，水流顺畅无阻，所设各官似乎也是冗员闲职。又如布政司职掌钱粮，分守官自然应当催督。现在既增设官员督粮，分守官所从事的是什么事务？按察司职掌刑名，分巡官自然应当审理案件。现在既增设官员理刑，分巡官所从事的是什么事务？况且每来一位官员，就有一位官员的费用。吃有俸禄粮食，住有官署房舍，一分一毫，都取自百姓。在定额的马夫、皂隶之外，又有使用门子等项。且如参政一人，皂隶十名，每名必须有三四十名丁口；马夫十户，每户必须有三名丁口。总计前后，不下四五百名丁口，都在殷实有余的人家中征发充当。其一应科派差役，不免累及贫苦下户出办。以一位官员来说，似乎没有大费；以司府州县官员统计起来，其费用哪里说得尽。所以里巷小民，贫者更加贫困，而富者也至于贫困，未必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各地人民，一遇灾荒，流离失所堵塞道路。虽然常说没有君子就无法治理野人，然而官多扰民，是古今共同的弊病。况且修明政治建立功业，在于人，不在于官位的高低。如果肯尽心，那么一人足以常兼数事；如果畏难怕劳，那么政事日渐废弛，即使官员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只是各官在建议之初，未曾深思罢了。道员是统领府级的，然而既然有守备又有巡抚，大约每府一位监司作为常例，甚至有在一府中分属各县设立三四个监司的，这大小相互制约的道理在哪里呢？请求敕令有关部门通查天下司府州县，近年来增设官员多少，应当从长斟酌，哪些可以存留，原系参政、副使，遇缺改调，或待任期届满都选拔参议、佥事替代；哪些可以革除，遇缺改调，或待任期届满，不必铨选注授，就令各该分巡、分守并本衙门官员管理。其余府州县官员，也都以此类推。如有误事，听任巡抚、巡按纠察惩治。这样则官员没有滥设，百姓没有骚扰，得到古人一人常兼数事的遗意了。

二是清理税粮以恢复流移。私下认为有田就有租，是古代的制度。我朝制定法规，典卖田土，过户税粮，随即推收，不过户的，其田地入官，著于律令，确实是万世不可更改的典章。查得河南地方，虽然是平原沃野，也多冈阜沙瘠，不堪耕种，所以百姓多告困苦，产业没有固定主人。或因水旱饥荒，以及粮差繁并，或被势要之家侵夺，以及钱债逼迫，不得已将起科良田，降低价格，典卖给王府人员，以及所在有力之家。又被机心巧计，强行订立契约，不说是退滩闲地，就说是水坡荒地，否则不肯承买。偶尔有过户的，也不按数额推收，遗留的税粮，仍存本户。黄河以北多有这种情况，大概是计租不计亩，无法法度严重了。虽然苟且求得眼前一时的安定，实则遗留给子孙无穷的祸害。因循积习，由来已久。所以富者田连阡陌，坐享兼并之利，没有公家一丝一粒的需求；贫者虽然没有立锥之地，而税额如故，未免遭受缧绁追逼之苦。尚且希望买主悔悟念旧，行佣乞怜，直到尽力计穷，迫不得已，才挈家逃避，连累里甲，年年包赔。每遇催征，控诉不已。地方民情，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除通查过户外，因为这类民害，各处都有，不独河南。况且弘治五年造册在即，也应当预先处置。请求敕令有关部门计议，应当通行天下司府州县卫所，及各王府长史司，凡有典卖民间地土的，各照原额税粮，随即推收过户。若系王府人员，以及卫所别州县军民，悉照造册事例，寄庄纳粮。如仍倚仗势力恃顽，挟制有司，不在今次册内明白过户，负累包赔，向后事发，断还原主耕种，仍将卖绝地土依律入官。倘若遇亲王、郡王并镇国等将军，也曾置买民地，该年税粮丝艹，有司难于催办，也宜查照徽府庄

译田包占据鲁山县民人苏泰等人的土地，按照先例，准许将其作为本府的禄米，永远定为规矩，从而使典卖田产和缴纳赋税都有明确的界限，贫困的里甲不至于受到亏累，即使流离失所、失去生计的百姓，也将歌颂朝廷、思慕安定，不必等待委派官员去招抚了。

译一、免除差遣以便利官民：查得各处亲王及郡王妃去世，朝廷必定派遣宦官去祭祀，这是为了彰显亲近亲属的恩德。成化二十年，各省发生饥荒，仰赖先帝深切体恤民间疾苦，务必从简从便，根据实情制定礼仪，免派宦官，只命令各府的宦官去致祭，宗室和军民都一致称颂。近来因为周、赵两府的颍川、温僖等王妃病故，皇上再次重申亲近亲属的意思，派遣宦官去致祭，恩惠非常深厚了。但是国家宗室分支日益繁衍，丧葬祭祀的事，没有哪一年空缺，如果都从宫内派遣官员，恐怕禁中近侍承受不了往返跋涉的辛劳。所经过的郡县，虽然没有其他要求，也有承受不住供应接待的费用。况且现在各处地方都有太监镇守，与祖宗时代不同，这样的差遣，也应该稍作更改。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商议，今后遇到亲王及郡王妃去世，是否查照以前的例子，仍然命令本府的承奉等官员去致祭。如果圣心还觉得歉意，或者在亲王妃去世时，另外派遣镇守太监行礼。这样既使恩惠礼仪都得到尊崇，也使官民两便。

一、禁止科敛骚扰以巩固国家根本：推想祖宗旧制，亲王军校的革除，与郡王校尉的任用，都在民间征调，镇国等将军本该使用的仪仗随从，先前也有请求恩典征调更换校尉的，都不过是供给使令的差役，引导出入罢了。如果有病故的，奏请勘合征调替补，并没有见面银等科敛骚扰，百姓都乐于服从。成化六年，因为褒城王奏请将各王府事故校尉，都直接由本布政司转行州县征调替补，免除奏请，确实简便。无奈王府官员不知礼法，乘机谋取私利，不论年月远近，一概作为老病呈报，又将书画等物馈送给州县官员，请求妄加勘验，日常饮食全部累及乡里支应。等到征调解送到府，初次见面时，每名勒索见面银一百两或一百二十两，少的也不下八十两。服役之后，每年索取月钱银十二两或十三两，少的不下十两。其余岁时节令等项科敛名目，又难以数计。即使是殷实大户，不出几年，骨肉离散，财产荡然无存。知道他们艰难窘迫，难以再满足欲望，又设立退皮的名目，逼迫出银三十两或四十两，否则痛加责罚，一定等到顺从才罢休。仍然以此为媒，告发攀扯征调替补，所以州县每征调一名，整个境域过得去的人家，都贴补盘缠，诉讼纷起，大半由此而来。等到审定，全家男女相聚号哭，如同被贬谪到远方戍守。推究其情，怎么忍心再说。又访得郡王受封之后，也有入继亲王以及病故无后者的，前项校尉，都应该退还给官府，听候另派差事。现在被各长史司仍然容许跟随使用，因循日久，未曾改正。私下认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富是百姓的心，心受伤则根本受伤。在这凋敝之余，不思考加意安抚，反而竭尽百姓的财力而不体恤，伤害国家根本太严重了。如果不早点处置，恐怕脂膏有限，剥削无穷，年复一年，更加难以忍受。虽然说是亲近亲属的道理，在于同好恶，但想要的要聚集，所厌恶的不要施加，实在是帝王得民心的根本。臣迹在疏远，事涉嫌疑，不是没有祸患的顾虑，只是以地方责任之重，不忍百姓困于倒悬。除了河南所属通行查禁外，恐怕各处也有此弊，所以敢冒昧陈述。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商议，是否通行各布政司，责成各府长史司，今后校尉都选二十岁以上壮丁，务必年满四十，才准许告退替换。如果未满期限，虽然有疾病，不许准许。如果确实病故，务必呈报本布政司查勘征调，不许直接行文州县，以及派人前去守催，因而贿赂官吏，扶同妄加勘验，仍指盘缠为名，科敛民财津贴。征调解送之后，亲管官旗，只让他们引导仪仗，随王出入，再不许巧立见面等项名目，科取财物。如果仍然科敛害民，先将应提人员追问明白，赃物归还主人，按重犯论处，照例发配边远充军。有司听任属员科敛的，虽然不入己囊，仍照科罚事例，革职为民。辅导等官，不谏阻，一体参问。被害之人，立即发放回家，原坐名役，永不征调补充。其镇国等将军各照原定仪仗随从名数跟随使用，如果有不敷，即行问刑衙门查拨，不要随意比照例子乞求更换校尉，扰乱朝廷。中间如果将已换校尉仍前科敛骚扰的，全部革去，只拨本等仪仗随从跟随使用。仍查郡王受封之后，如果有入继亲王并病故无后者的，原拨校尉，全部发给官府，听候另派差事，再不许容隐跟随使用。这样则人知警惧，政不苛烦，民心自安而邦本益固了。

一、申明旧制以明确赎刑：查得先前法司奏行内外问刑衙门，今后问拟徒刑囚犯，不分军民舍余，审无力例该决的，都依律决讫，所犯杖数，照徒刑年限，发遣做工炒铁等项科拟。如果审有力与官吏监生人等例难决之人，也将杖数徒刑年限，各另计算运灰纳米等项，赎罪发落。除了遵依外，私下详查原拟徒杖囚犯审

译没有财力的人，判决后，其所犯杖刑的数目按照徒刑年限发遣做工等项进行科拟，这符合律法的本意；以及有财力者通过运灰等项来赎罪，这属于京城司法部门问刑的则例，臣都不敢妄加议论。

只有在外地囚犯缴纳米粮这一节，按规定应当用于备荒赈济，但臣不清楚增加或修改的原因，心中不能没有疑虑。

谨查旧例，官吏、军、民等人，犯应判处徒刑或杖刑的罪名，若审定为有财力，杖六十、徒一年，赎米十五石；每增加一等徒刑，加米五石，至杖一百、徒三年，赎米三十五石。

犯应判处流刑或杖刑的罪名，比徒刑更重，赎米不过四十石；犯监守自盗、常人盗窃、收受贿赂枉法、绞刑或斩刑等罪名，赎米不过五十石。

在轻重之间，各有等级标准，奏准实行已久，别无其他异议。

如今将犯应判处徒刑或杖刑的人犯，各自另外计算数目，固然足以惩治奸恶，但是杖一百、徒三年缴纳米粮四十五石，与判处绞斩、折合徒刑五年、缴纳米粮五十石相比，米粮不过少五石；若与流罪、折合徒刑四年、缴纳米粮四十石相比，反而多五石。

斟酌律例，似乎轻重失序。

况且各地连年遭受灾害，因此各项折纳罪米增加的数量过多，囚犯经年累月，无法缴清，导致长期被监禁。

仓库粮食物资无从充实积累，请求敕令司法部门商议，是否应当顺应民情，通令各问刑衙门，今后审理判处徒刑或杖刑的囚犯，仍照旧例，不分军、民等人，只要审定为有财力，以及官吏、监生等人，犯应判处杖六十、徒一年，缴纳米粮十五石；杖七十、徒一年半，缴纳米粮二十石；杖八十、徒二年，缴纳米粮二十五石；杖九十、徒二年半，缴纳米粮三十石；杖一百、徒三年，缴纳米粮三十五石。

这样使得罪囚不至于长期监禁，仓库粮食也容易得到储蓄。

译一、严禁约以惠商民

我私下认为，生财自有其道，取之于民在于有节制。君主不担心财用不足，而担心用财不节制、取民无制度。且以大江一带来说，荆州设有抽分厂，芜湖也设有抽分厂。各该委派的官员，如今朝廷自行增税，而榷使的口袋岂能屡次空掉？这就是商人之所以越来越困顿的原因。他们每以增赋为贤明之举。比如一年缴纳一万两，第二年就加倍，第三年再加倍。商人奔波于万里之外，深入险阻之地，劳筋疲力，砍锯板木，经年累月，等待山水泛涨，逐渐推移木材到水边，编成排筏，冒着风涛不测的危险，以求取微薄的利润。还没能吃到劳作的果实，而在排筏行驶数千里的过程中，已经被抽取两次税赋。上奉养父母，下养育子女，将依靠什么？怨声载道，朝廷怎能知道？况且洪武、永乐年间，内建宫室，外扩城郭，计算其劳役费用，动辄以万亿计。当时所设的抽分厂，不过龙江等七局，取税又轻，当时没听说财用不足。如今两京的规模，创建已经定型，偶尔有修理，工料不多，却在龙江上游增设两个厂，杭州下游增设一个厂。所换得的银两，虽然比过去多几倍，也未必都用于国家正经事务，只是耗尽商人的财力罢了。有人以为，朝廷的工程，如果不取之于商人，就难免取之于百姓。与其取之于百姓，不如取之于商人。然而商人也是百姓。他们设置的排筏，大多在下江贩卖，途经龙江等局，必然依例抽取，肯轻易放过吗？所以议论者都说，财是民的心，荆州等处不宜再增加抽分，以免严重侵害民利，伤害民心。然而这些利权，尚且只归于朝廷。至于九江、安庆、镇江等府，未曾奏请获得勘合，却也私自劝征抽税。每当排筏到达那里，差派的船只还有需索，就命令小船快桨，在江中拦截，一定要满足欲望才停止。亲王听说后，也派遣内外人员，在河南汝州、鲁山等处，私自创设抽分。政令出自多门，危害更加严重。衡量情理体制，尤其不应该。曾记得成化十一年，臣以工科给事中的身份，蒙先帝提拔为湖广布政司左参议，赴任时，有人谈及荆州抽分为民害之事，左布政使钱昕就对臣说：“这是工科掌科的过失。”臣当时羞愧难当，若无所容。此后分守荆南，以及因事经过九江、安庆、芜湖、镇江，每听到商人怨恨不平的言辞，就心中忧虑。这次误蒙简拔，晋升为内台官员，深深考虑过去的过失，不可再留下后悔。恰逢汝州又上报王府人员在鲁山县地方抢夺商民板木财物等情况，除了通行查究外，事情涉及地方民患，也应当禁止约束，于是敢一并陈述，乞请敕令有关部门商议，是否通将荆州等处增置的抽分各厂，再次参酌事宜，酌情革除罢免，节省财力，不随意兴工，那么原设的龙江等抽分物料，日积月累，自然足以充作国用。如果认为臣的话未到，也应当俯察下情，酌情减轻税率，所取民财，稍加爱惜，以备紧急不时之需，不要用于玩赏无益的费用。仍将九江、鲁山等处私立抽分的弊端，严加禁止革除，以后再有乞恩奏讨抽分的，立案不予批准。这样则事体统一，财用有节制，举天下商民都蒙受恩惠了。

二、议处郧阳地方疏【郧阳不宜设两司】

臣恪谨题为建言地方重务事。准户部咨文，准礼部咨文，该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李兴题奏：一类流民贫苦，本可怜悯，但久聚不散，或许产生其他祸患，这是滋蔓之势，不可不早做打算。臣深切看到陕西汉中地方，都倚靠终南山，面向巴荆。那山的厚度，类似七八百里，都草木蒙密，人迹罕至，大概是寇盗的渊薮。东南连接湖广的襄郧，河南的南阳，西南连接四川的夔州、保宁，山多地僻，川险林深，中间仍然有很多平旷田地，可以建房可以耕种，以及出产银矿、沙金，可以淘洗可以开采。考察图志，那是汉高兴王之地，人性猛悍，且连年丰收，逃亡者多往那里去，所以寇贼窃发，每每在此之中。自建国初至今，凡几作乱。现在如果不做打算，后患莫测。臣曾推求其缘故，兵法有云：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如今汉中居于陕西的末势，平时则政令因远不易到达，有事则军马因远卒难到达。我们已有可乘之机，他们又有可恃之地，那么他们啸聚，理亦宜然。至于南阳在河南，荆襄郧阳在湖广，夔州保宁在四川，都是末势之地。所以群盗前后倡乱不一。大的谋逆僭号，如刘千斤、石和尚，直到劳师动众而后诛杀；小的叛乱，如野王、刚粟、端公，也调动官兵而后剿灭。其间耗费粮饷，屠戮生灵，不知纪极。往年用事者，已经曾在郧阳添设行都司，以及都御史提督抚治，汉中、夔襄等处，各添设抚民兵备等官，论其员数，不减三司。官愈繁而政愈乱，最终没见有能散遣流民以安戢地方的，为什么呢？大概这些设官虽多，而政令不一。

译遇到事情，上下级之间互相推诿奸邪，那些边远地区的势力依然如故。而人心若能合一，则能同心协力。一旦仓促应对，就会酿成大患。大概说来，统一则专一，不统一则杂乱。专一则简单，杂乱则繁琐。听说过专一可以导致杂乱，没听说过杂乱能制约专一。听说过简单可以抵御烦琐，没听说过烦琐能抵御简单。倒持太阿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曾经跋涉山川，详细询问当地老人，并反复思考，从而认识到这是必然的。请求命令相关部门会同官员商议，将陕西汉中、河南南阳、湖广荆襄郧阳地方、四川保宁的一半以及夔州一府划为一个省，就在郧阳增设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依照贵州官职不全设的先例，将以前安抚流民等官员全部革除，那么增设的官员数量，正好抵得上革除的数量。至于那里的都御史，就让他兼任巡抚，每年只是增加一名巡按御史罢了。事态平定之后，将那里的流民，可以遣散的，仍令其返回原籍；应当附籍的，都令其编入里甲。这样，该地方的面积，实际上超过山西；官员的裁减，大致相当于贵州。这不仅能够遏制奸邪常据的势力，也可以作为地方长远的规划。如果以后仍有其他忧患，臣甘愿承受妄言的罪责；或者当权者设有疑忌阻挠，可以容许臣与他们公开辩驳。然而这确实关系到地方的安危、人心的向背，不是寻常的小事。所以臣敢不避烦琐渎职而恳切进言，恳请圣明留意。等等原因，开列条目具报，通政使司官员奏报奉圣旨：相关衙门知晓。钦此钦遵。

私下想到，臣曾经历任湖广布政司参议、河南布政司副使、布政使，现在又误蒙圣恩，滥承委任。荆襄、郧阳、南阳这些地方，都在我的管辖范围内，民情土俗，略知一二。如果按照所说，割让南阳及汉中、保宁、夔州、荆州、襄阳、郧阳七府州县，增设郧阳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臣即使再愚蠢，也知道有五个不可行的理由。

荆襄流民，自从往年驱逐之后，逃散聚集的人数又增多，皇上担忧，先帝怜悯，命令本院左副都御史原杰前往那里安抚聚集。原杰仰承皇上的意旨，亲自率领湖广、河南、陕西都布按三司掌印、巡守等官员，登山涉水，往来超过一年，勘察地势，设立郧阳等府州县，设置官吏，招抚流民，登记人口，编成里社，使他们受到约束，如同鸟在笼中，兽在柙里，即使想要放纵逃逸，也不可能。还担心他们反复无常，增设行都司卫所官军，分布在要害之地，以镇压他们的邪念。又因为巡按御史吴道宏熟悉地方情况，保留他安抚治理，他老成谋国的计策周全了。后来蒙朝廷再次任用太监韦贵的推荐，郧阳开设军府而没有重兵，所以盗贼容易聚集。既然有很多空闲土地，为什么不招募军队屯田，使之成为一座重镇呢？不能不对现在的抚寇者抱有期望。以吴道宏为大理寺右少卿，提督抚治，这是特别的恩宠。等到吴道宏因丧事离职，才开始用都御史继任。十多年来，流离失所的百姓，都成为土著，活着有产业，死了有坟墓，男婚女嫁，各遂心愿，安土重迁，绝无其他向往。如今安抚流民等官员，都在闲散职位上，所以民间百姓有“天上仙人，地下抚民”的嘲讽。由此看来，这是第一个不可行的理由。

如果按照所说，完全像贵州那样官职不全设，安抚流民的官员，足以抵当数量，其经历司、照磨所、理问所、司狱司的官吏也不可缺少，衙门公廨、仓库、牢狱，必须创建，费用巨大。银两物资或许可以仰赖其他地方供给，但土木工程，未免劳役那里的百姓。郧阳设省确实不是好计策，地势辽阔，割让襄阳设立郧阳也未尝不可。以前因为设立郧阳一府，民间谣谚说：“立了郧阳，害了襄阳。”这是指一个府的百姓，供养两个府的官员，百姓的嗟怨，到了这种地步。现在又增设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以及首领官吏，供役浩繁，百姓或许不能忍受，因而激起其他变故，也未可知。况且上至两京户部、刑部，以及都察院，也必须增设郧阳司道，内外纷纷变更，对治理有什么补益？这是第二个不可行的理由。

假使立成一省，比山西大几倍，不过是损彼益此，地没有开辟，民没有聚集，对于统一舆图，有什么裨益？徒使钱粮军马，为之纷更，户口版籍，为之变乱。不像贵州作为云南门户，贵州不设，则云南不通，一举两得，可以同日而语。这是第三个不可行的理由。

况且如南阳北距汴梁，不过五百余里，河南都布按三司，足以控制。即使没有提督抚治，臣也可以保证没有忧患。那汉中、保宁、夔州，臣虽然未曾亲历，但根据舆论推测，郧阳西距汉中，约有六七百里，夔州、保宁，又在汉中的西南，约有五六百里，荆州北距郧阳，也有九百余里。如果以五百里的南阳，作为河南的边远势力，那么保宁、夔州、汉中、荆州对于郧阳又是边远势力的边远了。饥荒所在，盗贼窃发，即使是通都大邑，也难以保证一定没有，何况偏远地方，只在于立法防御而已。如野王刚的恶行，是那里守土官员因循纵弛的缘故，与本省外省无关。现在惩罚他的过失，就认为各府是边远势力，想要全部分割立省，真是失火之家，三日不食之计。况且今天下，如汀州在福建，赣州在江西，处州在浙江，

译潮州位于广东，也常有寇盗。倘若遇到好事之人，也按比例进言，那么频繁变更的弊端，何时才能停止？这是不可设立第四点。至于郧阳偏僻地处万山之中，粮饷的需求，都依赖其他郡县供给。陆路则山岭崎岖，水路则滩石艰险。如今运输的百姓，已经因劳费而疲惫困顿，安抚百姓等官员，又因闲散而受到讥讽。如果再增设藩臬官员，分理各种事务，那么闲散官员更多，劳费更加繁多。虽然说没有君子无法治理野人，没有野人无法供养君子，然而设立官员是为了百姓，不是为了苛待百姓。如果用闲散的官员，役使疲惫困顿的百姓，远涉江山不可预测的危险，转运一粒粒艰辛得来的粮食，来优厚供养他们，这正好是苛待他们罢了，对百姓有什么益处？这是不可设立第五点。

从前宋神宗因为辅臣的建议，创设制置三司条例等机构，司马光都极力陈述其不便，因为频繁变更没有益处所以如此。这难道是喜欢阻挠吗？臣所论述的，也不过如此。又与河南布政使、按察使两司官员参考得失，都说郧阳偏僻狭小，不宜设立行省。所以敢详细陈述所见所闻，披露内心肺腑来陈述。恳请圣明以地方民情为念，乞求敕令相关部门从长计议，是否应钦遵旧制，将南阳等七府仍隶属于各布政司，那郧阳布政使、按察使两司，不必设立。如果有新聚集的流民，督令安抚百姓等官员，分头查勘，应该附入户籍的，编入州县里社，可以发遣的，责令返回原籍恢复职业。以后盗贼发生，所在守备安抚百姓，以及都司卫所府州县掌印巡捕等官员，不尽心督捕，纵容他们作乱如野王刚那样的，都照江西事例，降调边方叙用。这样那么人们知道警惧，事情不频繁变更，民力自然宽裕，而地方可以确保没有忧患了。

译放宽民力以整顿马政疏【河南马政】

论述马政的人很多，这里专门论述河南的情况，所以留存下来以备查考。

臣听说，军事政务中没有比马政更紧迫的了。然而养马的是百姓。所以想要整顿马政，必须先放宽民力。这样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马匹也能繁殖增多。如果不体恤百姓的疲惫，只一味追求马匹，臣担心两者都会失去，这不是得当的计策。

谨按：河南开封、卫辉、彰德三府，从正统十一年开始寄养马匹，各年起征备用、印记、搭配、买补、赔偿，都与北直隶、山东没有区别。但直隶是按粮食数量养马，每一丁养一匹公马，三丁养一匹母马，就免除应纳税粮的一半，又有草场供其饲喂。河南是按丁口养马，虽然五丁养一匹公马，七丁养一匹母马，但赋税差役并不减少。只有陈州项城县各有草场，其余州县都没有牧养的地方。加上宗室繁衍，府第众多，只要有空地，就被奏请索取。合用的厨役、校尉、礼生、乐舞生、斋郎等差役，即使是养马的人家，也不免被征调充任。差役占去的丁口很多，丁力日渐消耗，与直隶百姓相比，负担轻重不同。

山东府州县养马，虽然也是按丁口，但与黄河相隔较远，没有淹没的灾害。分封的亲王，不过鲁、德二府，而德府的禄米，又由江南郡县共同缴纳。而河南开封所属，靠近黄河，如兰阳县城，一夜之间被淹没，遂成大片积水；卫辉的获嘉、新乡二县，南临沁水，北靠卫河；胙城县沙碱遍布，生计萧条；辉县与彰德的安阳、汤阴二县，西连太行山，土薄石厚；磁州东有滏河，积沙成山；临漳县南有漳河，泛滥无常，筑堤防患，到处都有，合用的人夫动辄数以万计。即使是养马的人家，也不免借雇人力。至于王府的供给，尤为浩繁，都由本省支出，又没有江南郡县的援助。与山东百姓相比，劳逸不同。

应当深切体恤百姓的隐情，酌情划分等级，才与北直隶、山东的通例计算马驹相符。况且孳牧种马，一旦倒毙丢失，随即就要买补，相因无穷。孳生的马驹，今年印记，明年搭配，又明年计算马驹，相继不绝。计算马驹之中，有定驹而未成形的，有显驹而坠胎的，总归是亏欠，都要赔偿。官吏畏惧责罚，难免追逼并算。小民卖田产、卖儿女以充数，苦不堪言。

况且买补的条例，本是为防止奸弊而设立的。然而倒毙丢失之中，有老病而自然死亡的；亏欠的数量，也有坠胎而未成形的。事情并非故意，情有可原。论述者拘泥于旧例，都说马政应当如此，不考虑放宽民力，那么百姓得以安居，马匹也能繁殖，这更是马政中好的做法。

臣曾伏见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恩诏，明确记载各处孳生种马，三年用一驹，永为定例。中外臣民，无不共同庆贺。没过多久，又因臣僚建言，恢复二年一驹的旧例，辜负了先帝恩惠困穷百姓的心意，非常可惜。

何况如今河南旱涝之后，创伤未复，到处荒凉，又不同于其他省份的富庶。如果不因时变通，预先让百姓休养生息，实在担心百姓不堪忍受，更加流离失所，对于马政，不免有所亏损。

伏望圣明体念河南不是原定的养马地方，特别敕令有关部门商议，是否将开封等府州县原寄养孳牧的马匹，都以弘治四年现有的数量，定为原额，仍照先前奉到的诏书，三年一驹，永为定例。每年该征用的备用马匹，与北直隶、山东相比，也乞求酌情宽减，照依南直隶的例子，每匹折纳价银十两。如果种马年龄达到十五岁以上，因病倒死，即申报太仆寺分管寺丞，验实后变卖，价银入官，在群中公马、母马、马驹内给予领养，免除其赔偿。其亏欠的马驹，如果是坠胎而未成形的，也由本寺分管官勘明，每匹追缴银二两或三两，铸成大锭，转解本寺，收存候买马，以备缓急调用。这样大概能与北直隶、山东轻重相得，劳逸相停，民力稍宽，而马政也没有不兴办的了。

《皇明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终

《皇明经世文编》（082～100）/ 五百八卷 （明）陈子龙等 选辑

《皇明经世文编》卷八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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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司空巡抚河南奏议（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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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公行之五府一大被其利

一兴水利以备旱荒：臣听说，每年的收成没有常年的丰收，旱灾荒年居多。荒政措施不止一种，水利最为紧急。先王治理疆土，井田沟洫的制度，遍及中国，虽然有旱灾水溢，不能成为祸患，它的利益广博啊。下到战国时期，魏国任用史起开凿漳河，秦国任用郑国引泾水，也都富国强兵，卓有成效。这就是宋儒朱熹的水利之说、胡瑗的水利之教所由兴起的缘由。

窃照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