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九十三

译《文编》卷之二百九十三

译华亭人陈子龙（字卧子）、徐孚远（字闇公）、宋征璧（字上木）、吴嘉胤（字绳如）选辑

何刚（字悫人）参阅

杨椒山集（奏疏、书信、序言）

杨继盛

◆奏疏

请求停止马市疏

尽早诛杀奸险狡诈贼臣疏

○请求停止马市疏【马市】

臣到达京城，看到俺答请求开设马市的文书，私下以为这必定会触怒圣上，征讨的意志已经决断。问罪的军队，断不可停止。等到朝廷大臣会议，题奏奉承皇帝旨意准许暂时开设，臣不觉仰天大呼，感慨长叹说：“国家大事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吗？国家大事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吗。”像汉代的汉武帝、唐代的太宗，不过是两位霸主罢了，尚且能够威震夷狄，气势压倒突厥。凭借皇上的英明威武，国家的强盛全盛，潜伏在民间草野低微职位的英雄豪杰、勇猛壮士，又不可胜数。那些愚蠢的胡虏，反而不能生擒其酋长、剿灭其子孙，却竟然做出这种不得已的下策之事吗？臣请求将开设马市的十个不可行之处向皇上陈述。开设马市，是和议的别名。胡虏向来臣服，尚且不可谈及此事；去年入侵，杀掠如此惨烈，这是神人共同愤慨、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现在不仅不能声讨罪过、报复仇恨，反而与他们进行这种和议之事，如何能上解列祖的愤怒，下舒百姓的怨恨呢？这是忘记了天下的大仇，第一不可。诚信，是君主最宝贵的德行。普通百姓，尚且不可稍微失去信义，何况皇上北伐的命令屡次下达，是臣民共同知晓、四方蛮夷共同明白的。如今各处兵马已经集结，粮草器械已经备齐，天下日夜翘首盼望王师兴起，却突然转而有了开设马市的议论，那么平日选拔将领、训练士兵是为了什么？准备粮草器械是为了什么？不是辜负了百姓仰望的心情吗？这是失去了天下的信义，第二不可。君主居中枢制衡四方，统领驾驭四方蛮夷，凭借的是国家威严的重压，使他们屈服。现在以堂堂天朝的尊贵，却向下与犬羊进行这种交易之事，这是天地混淆、帽子鞋子同放一器，将不被天下后世取笑吗？这是损害国家的重大威严，第三不可。天下的豪杰，听说胡虏杀戮人民的惨状，奸淫掳掠妇女的耻辱，他们愤恨不平之气都想要与逆贼决一死战，即使是深山穷谷中的隐士，也愿意出山以报复天下的仇恨。如今马市一开，大家便相互说：“朝廷忘记了百姓的仇恨，厌恶使用兵甲了，还要我们做什么？”将看到在野的隐士不肯出山，在册籍的官员将谋划离去。将来想要再次征召号令，谁肯奋起响应？这是摧毁豪杰效忠效力的志向，第四不可。自从去年大变之后，天下颇讲武备，即使是童子儒生，也知道习武。这个契机既已发动，兵将日益强大。如今马市一开，大家便相互说：“中原与夷狄已经和好，天下已经无事，还要武备做什么？”有边镇责任的人日益放松封守的防备，没有军事重任的人更加懈怠偷安的气习。废弛既久，一旦有紧急情况，何以整顿？魏绛和戎的十策不能如此详尽，这是懈怠天下修习武备的心志，第五不可。宣府、大同的人民怀有二心已久，一向虽然有与胡虏交往之事，还畏惧王法的严厉，而不敢放肆。如今马市一开，他们的交通往来，乃是王法所不禁止的，将来勾引祸患，岂能说得尽？这是开启了边疆通敌的大门，第六不可。天下的人民，畏惧水旱灾害和征役之苦，人人都有思乱之心，只是畏惧国家的兵威，而不敢变动。如今马市一开，他们便认为天下兵威已经衰弱，蠢蠢欲动的丑虏尚且不能制服，群起为盗，又怎能制服？那么将来内部的变故，岂能说得尽？这是兴起百姓不安定的苗头，第七不可。去年胡虏深入，虽然没有见到一兵交战，但还认为我军仓促未备，他们的疑畏之心尚存。如今皇上声讨罪过、征讨敌人，调兵半年，到了今天，只为马市的开设，那么他们得以窥探我军的虚实了，眼中又哪里还有我们呢？这是助长胡虏轻视中原之心，第八不可。犬羊的本性，变诈无常，谋略深计巧，反而超过我们。我们将想要以此羁縻他们，殊不知他们以此愚弄我们。或者派遣重臣携带金帛到边境等候开市，他们违约不来，交易未必能成；或者因交易而立即猖獗，撞关而入，未必不会发生；或者今日交易而明日入侵，未必不会发生；或者派遣众人入侵，却谎称是别的部落入侵，未必不会发生；或者用疲弱的马匹而索取高价，或者因市马而计较重赏，或者市马之后而有另外不堪的请求，又未必不会发生。这是我们不能羁縻他们，他们得以愚弄我们了。这是落入胡虏狡诈的计谋，第九不可。胡虏出产的马匹有穷尽，中国生产的财物有限。大同的马市一开，宣府、延绥等处，必定不可停止。以马匹与银两的数量计算，每年市马大约数十万匹，四五年间须得马数百万匹；每年大约用银数百万两，四五年间，须费银数十万两。一旦胡虏的马匹已尽，中国的财力告罄，将如何安置？长久之计，将如何维持？这是中国的财力与胡虏的马匹，两难相续，第十不可。他们倡导开设马市的议论，来欺骗皇上的，其谬误的说法不过有五种

译有人说，对外开设马市，暂时作为羁縻的手段；对内修习武备，实际上作为战守的计策罢了。殊不知，马市的开设，是用来自我羁縻的，而不是用来羁縻对方的。敌虏的本性贪得无厌，请求开设马市之后，或许又别有所求，答应了；再有所求，又答应了。请求不停止，逐渐达到极其不能忍受的地步。一旦不如意，他们便违约，那么他们入侵就有借口，我们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是失信了。谁说犬羊般贪得无厌的欲望，可以用马市的小利来羁縻呢？如果说想要修习武备以图战守，即使不用这种羁縻的手段也可以了。这是说法的错误之一。

有人说，当今急缺马匹使用，正想买马，一开设马市，那么我们的马逐渐增多，他们的马逐渐减少，难道不是两全其美吗？然而买马不是为了耕田驾车，不过是为了征讨敌虏罢了。如果交易果真可以无事，那么买来的马又将何用呢？不是更加加重纷扰吗？况且敌虏以马为生，他们怎肯把自己骑乘的良马卖给我们呢？不过是瘦弱不堪、不服水土之物，不久就会全部死掉罢了。这是说法的错误之二。

有人说，起初答应市约，暂时牵制犬羊的心，将来答应进贡，就可以作为长久之计。所谓进贡，难道是古代所说的诸侯都来朝见天子吗？不过是我们给予他们重利，苟且免除眼前的不来侵犯；他们贪图我们的重利，暂时答应眼前不入侵罢了。况且买马，我们尚且可以用少量的费用补偿；答应进贡，那么他们空手来取重利了。这样，买马则获得小利而没有名义，开贡则虽然有名目但耗费巨大。买马固然不可以，答应进贡又怎么可以呢？这是说法的错误之三。

有人说，敌虏虽然是犬羊，最不讲信用，看他们声称某时抢某处，从不失期可以验证。他们既然答应开市后不来，那么断定保证他们不再入侵。殊不知敌虏的种类日益繁多，加上掳掠的人口日益增加，他们日常使用的服饰饮食器具，都依赖中国供给。马市的利益，哪里足以完全供应他们的花费？他们并非都是义士，谁肯守小信而甘愿受冻挨饿以至于死呢？纵使稍有羁縻，不过暂时保证一二年无事罢了。不知二三年之后，将如何处置呢？这是说法的错误之四。

又有人说，兴兵不吉祥，不可轻易使用。与其劳师动众征讨于千里之外，而胜负难料，哪里比得上暂时开设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内政为上策呢？唉，说这种话的人，是损害国家的兵威，养敌寇于日益强盛，败坏天下的大事，必定从这句话开始了。如果说兴兵不吉祥，那么舜征讨三苗，周文王遏制莒国，商汤讨伐葛伯，商高宗讨伐鬼方，难道都是不吉祥的吗？大概春生秋杀的交替运行，是上天化育万物的道理；恩赏兵威的并用，是王者治理天下的权柄。譬如人身四肢都像生了痈疽，毒气且向内攻，却还专门吃膏粱美食，而害怕用药石，将不至于损伤元气吗？这是说法的错误之五。

这十个不可、五个谬误的说法，明白易知，那么马市的开设，不利于我们中国是明显的，而对敌虏则非常有利。大概数十年来，敌虏把中国的百姓当作佃户，秋后则进入收取租税，虽然已经得计，还有往来奔走的辛苦，日夜杀人的劳累。去年入侵，没有人敢与他们对抗，虚实已经窥探清楚了，所以今年请求开设马市，就可以坐收中国的重利。况且从马市掳掠自中国的马，春天草枯时，就买马；秋后马肥则进入再掳掠，备悉敌虏的情势，等到来年春天又再买马，用轮回的马，获取金钱的利益。这样，昔日他们还是出门讨租的人，今日我们却成了上门纳租的户。臣说到此，愤恨之情岂能言尽呢？

这件事利于敌虏而不利于中国，满朝臣工，都知道不可。然而有人敢提议并实行，没有一人敢反对并制止。为什么呢？那些提议并实行的人，他们的意图认为征讨之事，已经难以收拾，敌虏再入侵，皇上刚明，必定追究谋国者的不忠，专征者的不勇，误事的祸患，怎么能免除？况且前日交通已经有成效，不如委曲求全开设马市，还可以苟延二三年，日后时事未知如何，且暂免目前的祸患，暂固目前的宠信，敌虏纵然背约，再作脱避之计也不晚。然而不考虑皇上之所以专宠信任、礼遇优厚、爵位隆重、赏赐丰厚，大概是想让他们主持国是，征讨逆贼，难道只是想要开设马市而已吗？那些不敢反对并制止的人，他们的意图认为事权已经不在自己手中，时势已经混乱，有想要把重担卸给别人而无从下手的，我为什么要冒祸担当，使有所言论而马市罢开，放松防守，而敌虏再深入，那么必定归咎于制止开设马市的人，加上误国事的罪名呢？哪里比得上沉默不言，大家因循守旧为上策呢？然而胡虏入侵与不入侵，不取决于马市的开设与不开设，此前未曾有提议开设马市而制止的人，去年胡虏为何深入？此时罢开马市，敌虏或许入侵，也与去年相同罢了。制止开设马市的人，难道是误天下的人吗？

译○早诛奸险巧倿贼臣疏（徐阶弹劾严嵩的奏章）

臣先前担任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时，曾谏阻开设马市，因言论不合时宜，且奏疏中漏写了字，按罪应下狱。被逆臣鸾（张永）威逼，审讯官员将臣的手指拶折，胫骨夹断，必定要置臣于死地。承蒙皇上圣恩，仅处以薄罚，降职调任。不到两年间，又升任现职。像臣这样孤直获罪的臣子，能不死在逆臣鸾手中，已是万幸，况且升迁转任如此迅速。那么从今往后的岁月，都是皇上赐予臣重生的生命；从今往后的官职，都是皇上钦赐的职位。臣蒙受如此莫大的恩德，凡是有益于国家、可以仰报万一的事情，即使死也不顾，日夜恭敬畏惧，思考舍身图报的方法，没有比请求诛杀贼臣更紧迫的了。况且臣官居兵部，以讨伐贼寇为职责，然而贼寇不仅仅指胡虏，凡是对社稷人民有害的，都称为贼。臣观察大学士严嵩，盗取权柄，误国殃民，他是天下第一大贼吗？当今在外面的贼寇，只有胡虏最为急迫；在里面的贼寇，只有严嵩最为严重。胡虏是犬羊般的盗贼，是疮疥般的疾病；贼嵩是门庭的寇盗，是心腹的祸害。贼寇有内外之分，讨伐应有先后，没有内部贼寇不除而能排除外部贼寇的道理，所以臣请求诛杀贼嵩，应当在剿灭胡虏之前。况且严嵩罪恶贯盈，神人共愤，徐学诗、沈炼、王宗茂等人，常常弹劾他，但只说严嵩贪污的小罪，未曾揭露严嵩僭越窃权的罪行。严嵩奸佞，又善于粉饰掩盖的伎俩，足以反过来诬陷进言者不对。皇上的仁恕，又希望严嵩感念容留之恩，从而改邪归正，所以严嵩还能窃据官位至今。严嵩此时，日夜感恩是可以的，岂料进言的人越多，他反而更加严密地弥缝掩饰；因为皇上的留用，他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众恶俱备，四端已绝，即使离经叛道，招致天下后世的唾骂，也无所顾忌了。幸赖皇上敬天的诚心，感动皇天，上天恐怕奸臣危害皇上的治理，屡次显示灾变以警告。去年春雷久鸣，占卜说大臣专政，然而臣子没有比严嵩更大的，专政也没有比严嵩更甚的。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卜说下面有叛臣，所谓叛，不是谋反的意思，心里不忠于君主而背离的，都称为叛。那么背离君主的臣子，又有谁比严嵩更甚呢？如各处地震，以及日月交食的灾变，这些灾害都应当应验在贼嵩身上，他却日日侍奉在皇上身边而不察觉，上天仁爱警告的心意，恐怕也懈怠且孤立无援了。没想到皇上聪明刚断，却甘愿受严嵩欺骗，人言既不被相信，即使上天示警，也不醒悟，以至于此。臣敢将严嵩专政叛君的十大罪状，为皇上陈述。我太祖高皇帝，亲眼见到宰相专权的祸患，于是诏令天下废除中书丞相，设立五府九卿，分理政务，殿阁大臣，只备顾问，起草制诰，不得参与国事，所以记载在祖训中，说以后子孙做皇帝时，臣下有建议设立丞相的，本人凌迟，全家处死，这为圣子神孙考虑，极为深远。等到严嵩成为辅臣，拥有权柄却避开名分，非常荒谬，俨然以丞相自居，挟持皇上的权柄，侵夺百官的事务。凡是府部每件事的题奏覆议，起初只先呈上草稿，然后才敢施行，到现在当面禀报后才敢起草。严嵩的直房，百官奔走如集市，府部堂司，严嵩差人络绎不绝。事情无论大小，只听严嵩主张，稍微违背，明显的祸患立即显现。等到事情办坏，又向人谢罪。即使以前的丞相专横恣肆，也没有像这样严重的。这是严嵩虽然没有丞相的名分，却有丞相的权柄，这话极透彻。有丞相的权柄，没有丞相的责任，所以各官的升迁，还没来得及谢恩，先谢严嵩了。大概只知道事权出于严嵩，只知道畏惧奉承严嵩罢了。这是败坏祖宗成法，第一大罪。权柄是君主用来统驭天下的工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也不可毫发僭越。皇上让严嵩票拟批答，大概是任用人才治理政事的诚心。岂料严嵩一旦有了票拟的职务，就窃取了威福的权柄。况且如皇上任用一人，这还算浅显露骨的，严嵩就派人先报说，是我票拟推荐的。等到皇上罢黜一人，严嵩又在众人中扬言说，这人不亲近依附我，所以票拟罢免他。皇上宽宥一人，严嵩就派人先报说，是我票拟救他的。等到皇上惩罚一人，严嵩又在众人中扬言说，这人得罪了我，所以票拟上报他。凡是稍微得罪严嵩的，即使小心躲避，严嵩也寻找别的奏本带出旨意报复陷害。这是严嵩窃取皇上的恩德，来收买自己的恩惠；假借皇上的惩罚，来彰显自己的威严。所以群臣感念严嵩的恩惠，甚于感念皇上的恩德；畏惧严嵩的威严，甚于畏惧皇上的惩罚。用舍赏罚的权柄，既然归于严嵩，大小臣工，又都依附严嵩，严嵩的心胆，将不久变得更大且放肆吗？臣没想到皇上的明断，竟然把权柄假手于贼人如此。这是窃取皇上大权，第二大罪。善则归君，过则归己，是臣子侍奉君主的忠诚。《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就入宫告诉你的君主，你才顺从

译在外，说这是谋略，这是计策，这都是我君主的德行。大概人臣把自己的善行归给君主，使天下人都称颂君主的德行，不敢彰显自己的才能，来与君主争功。严嵩对于皇上行政的善举，每件事必定让儿子严世蕃传话给别人说：“皇上起初没有这个意思，这件事是我谋划并促成的。”大概只是担心天下人不知道事权出自自己。到现在，竟然将圣谕以及严嵩所进的揭帖刻版刊行，编成十册书，名叫《嘉靖疏议》。这似乎不是平心而论的话，要使天下后世都知道皇上以前所施行的善政，全出自他的拨弄主张，皇上好像一无所能。人臣有善行就称颂君主的忠诚，果真像这样吗？这是掩盖皇上的治绩，是第三大罪。皇上让严嵩票拟奏本，大概是君逸臣劳的意思，严嵩却让儿子严世蕃代为票拟，放纵父亲安逸、儿子辛劳的做法。严世蕃却又勾结那些干儿子赵文华等人，集体聚会票拟，结成奸党，扰乱政事滋生弊端。一份票拟屡次经过多手，机密怎能不泄露？所以旨意还没下达，满朝官员已经纷纷预先知道了。等到圣旨下达，就与先前所说的完全吻合。臣初次见到严嵩时，恰逢原任职方司郎中江冕向严嵩禀报事情说：“昨天御史蔡朴参劾守备许实等人失职，本部覆奏的奏本，已经写好揭帖告知东楼，听说东楼已经票拟送入，不知结果如何。”东楼是严世蕃的别号。严嵩说：“小儿已经票拟罚俸，内分二等，很有条理，皇上必定会依拟。”臣起初很怀疑，等到后来旨意下达，果然如严嵩所说。即使是我亲眼所见的一件事，其余的就可以知道了。又以前经历沈炼弹劾严嵩，皇上将奏本下达给大学士李本票拟，李本又熟软庸俗鄙陋，奔走于严嵩门下，是严嵩的心腹，感激严嵩的恩德，畏惧严嵩的威势，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派人问严世蕃如何票拟，严世蕃于是同赵文华拟好票拟，赵文华袖入，递给李本，李本抄写票拟封进。这是人所共知的。即使是弹劾严嵩的奏本，严世蕃还能票拟，那么其余的就可以知道了。这是严嵩既以臣子窃取君主的权力，又以儿子兼并自己的权力，百官谁敢不服，天下谁敢不畏？所以如今京城有“大丞相、小丞相”的谣谚，又说“此时父子二阁老，他日一家尽狱囚”。大概是深深痛恨严嵩父子共同专权，所以如此。这是纵容奸子僭越窃取，是第四大罪。边防事务的废弛败坏，都源于功罪赏罚的不明。严嵩作为辅臣，应当明确功罪，来激励人心，是可以的。却施行垄断的计谋，先自己贪冒军功，将要让孙子在两广冒功，所以先安排他的表侄欧阳必进为两广总督，亲家平江伯陈圭为两广总兵，乡亲御史黄如桂为广东巡按，朋比为奸，朦胧凑合。先将长孙严效忠冒领两广奏捷的功劳，升任所镇抚，又冒领琼州一人自斩七个首级的功劳，造册缴部。严效忠告病，就让次孙严鹄袭替，严鹄又告病，连同先前严效忠七个首级的功劳，加升锦衣卫千户，如今任职管事，有武选司旦乆字十九号堂稿可以查考。严效忠、严鹄，都是严世蕃的儿子，随任豢养，没听说有一天离家到军门。乳臭未干的孩童，怎能一人自斩七个首级？而假报军功，冒滥锦衣卫官爵。因此欧阳必进得以升任工部尚书，陈圭告病回京，得以掌管后府印信，黄如桂得以骤升太仆寺少卿。这是严嵩既窃取皇上爵赏的权力，来授予自己的子孙，又因为子孙的缘故，升迁他的私党。这种坏风气一旦形成，仿效成风，蒋应奎等人，让儿子冒功打死发遣，都是严嵩倡导的。同样是冒功，在蒋应奎等人贪冒，科道官员就弹劾他们；在严嵩贪冒，人所共知，科道官员却不敢弹劾，那么严嵩积威足以钳制天下人的口，就可以知道了。这是冒领朝廷的军功，是第五大罪。逆贼仇鸾总兵甘肃，因事被革职。嘉靖二十九年，张达等人阵亡，正值胡虏窥伺之时，如果严嵩稍有为国家的心，选一位贤将，胡虏听说，怎敢轻犯京城？严世蕃却收受仇鸾白银三千两，威逼兵部，推荐他为大将。等到仇鸾冒领哈舟儿军功，严世蕃也借此升官荫子。严嵩父子当时，曾经自夸有推荐仇鸾的功劳。等到仇鸾权势日益盛大，超过严嵩，反而欺侮严嵩，严嵩曾自叹养虎遗患。后来又知道皇上有怀疑仇鸾的心，恐怕败露连累自己，才开始不相合，互相诽谤，以泯灭当初结党的痕迹，以迷惑皇上的英明。然而不知道起初逆贼仇鸾之所以敢放肆，是倚仗有严嵩在；最终严嵩与逆贼仇鸾之所以相反，是知道皇上有怀疑仇鸾的心，所以如此。这是勾结胡虏背叛朝廷的是仇鸾，而受贿引用仇鸾的，则是严嵩与严世蕃。如果不是严嵩与严世蕃，那么仇鸾怎能起用？即使有逆谋，又怎能施展？进用贤人受上赏，进用不肖受显戮，严嵩的罪恶，又在仇鸾之上了。这是引荐背叛朝廷的奸臣，是第六大罪。嘉靖二十九年，胡虏侵犯京城，深入失律，归路已绝，我军奋勇，正好与之血战，是一大机会。兵部尚书丁汝夔，向严嵩问计，严嵩应当力主剿战，以伸张中国之威，以解除皇上的忧虑，是可以的。却说京城与边

译与上面不同。边境上的战败，还可以掩饰；这里的战败，皇上必定知道。不如按兵不动，任凭贼寇抢掠充足，他们自然会退回。因此汝夔传令不战。等到皇上拿问汝夔，汝夔向严嵩求救。严嵩又说：“虽然被拿问，我写揭帖维持，可以保你无事。”这是害怕汝夔招出真情，所以用这些话哄骗他，以安定他的心。汝夔也倚仗严嵩平日有回天之力，所以安心不变。等到汝夔临刑时，才知道被严嵩所误，于是大声呼喊说：“严嵩误我啊！”这是人所共知的。汝夔不出战的原因，天下都知道是严嵩的主张，只是皇上不知道罢了。这误了国家的军机，是第七大罪。

升降官员，是君主的大权，不是臣下可以专断且私用的。刑部郎中徐学诗，因为弹劾严嵩和严世蕃，被革职为民。严嵩就在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的时候，恐吓吏部，将徐学诗的哥哥、中书舍人徐应丰罢黜。幸蒙圣明洞察其奸诈，将徐应丰留用。徐应丰是皇上在内廷供事的臣子，严嵩尚且敢肆意报复私仇，那么在内廷的臣子，遭到他毒手的，又哪里能数得尽呢？户科都给事中厉汝进，因为弹劾严嵩和严世蕃，降为典史。严嵩在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的时候，逼吓吏部将厉汝进罢黜。厉汝进是言官，纵然言论不当，皇上已经降了他的官职，他作为典史，就没有过错可指责了。严嵩却因私怨罢黜他，那么在外地的臣子，被他中伤陷害的，又哪里能数得尽呢？严嵩是小人，所以善人君子大多与他相反。严嵩不仅罢免他们的官职，还加之罪名；不仅惩罚他们一人，还牵连他们的子弟，导致善类几乎一空。当时计算，正人君子能有几人呢？这黜陟的大权，皇上持用来激励天下人心，贼嵩窃取用来中伤天下善类，这是专断黜陟大柄的第八大罪。

严嵩既然专权，那么六部九卿的权力，都被严嵩扰乱，而吏部、兵部是大利所在，尤其被他专断。文武官员的升迁，不论人的贤与不贤，只论银子的多与少。各官员的任职，也不以报效皇上为心，只以向贼嵩纳贿为事。武将向严嵩纳贿，不得不剥削军士，所以军士大多失去生计，而边疆地区最为严重。地方官向严嵩纳贿，不得不滥取百姓钱财，所以百姓大多流离失所，而北方百姓最为严重。一人专权，天下受害，怨恨充满道路，含冤无处伸张，人人想造反，都想吃严嵩的肉。皇上虽然屡次施加抚恤之恩，哪里抵得过严嵩残虐的危害？如果不是皇上恩德深厚，祖宗立法完善，天下早就激变很久了。军民的心，既然怨恨想造反到如此地步，臣担心天下的祸患不在胡虏，而在国内。这是失去天下人心的第九大罪。

风俗的兴盛与衰败，关系天下的治乱。我朝风俗淳厚近古，自从逆瑾用事，风俗稍微有些变化。皇上即位以来，亲身践行古道，所以风俗回归古朴。等到严嵩成为辅臣，用谄媚欺瞒皇上，用贪污率领下属。贿赂殷勤的人，即使贪婪如盗跖也被推荐任用；奔走钻营、疏远拙劣的人，即使廉洁如伯夷、叔齐也被罢黜。一人贪婪暴戾，天下形成风气。遵守法度的人被认为固执呆板，善于掩饰弥补的人被认为有才能，勉励廉洁正直的人被认为矫揉造作，善于奔走的人被认为干练世事。卑鄙污浊成为套路，牢不可破，即使是英雄豪杰，也落入套路中。从古至今风俗败坏，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追究其本源，严嵩先喜好利益，所以天下崇尚贪婪；严嵩先喜好谄媚，所以天下都崇尚谄媚。源头不洁净，水流怎么能清澈？风俗不正，却想要天下大治，可能吗？这是败坏天下风俗的第十大罪。

严嵩有十大罪，昭然在人耳目。以皇上的聪明，却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呢？大概因为皇上对待臣下的心，出于至诚；贼嵩侍奉皇上的奸诈，达到极其神妙的地步。用极其神妙的奸诈来欺骗至诚的心，难怪皇上落入他的圈套而不觉察。臣再用严嵩的五种奸诈来说明。了解皇上意向的人，没有超过左右侍从的臣子。严嵩想托付他们窥探圣意，所以先用宝物贿赂结交，感情熟络。在皇上宫中，一言一动，一起一居，即使是嬉笑叹息的声音，游观宴乐的行为，没有不报告给严嵩知道的。每次报告必定酬以重赏。凡是圣意所爱憎的举措，严嵩都预先知道，所以得以施展逢迎的巧诈，以取悦皇上之心。皇上看见严嵩所说的所做的完全符合圣意，大概事先有人通传，这是皇上的左右，都是贼嵩的间谍，这是第一种奸诈。

通政司是接受言论的官署，严嵩想阻塞天下的言路，所以让干儿子赵文华为通政司使。凡是奏章到达，赵文华必定将副本送给严嵩和严世蕃先看，三四天后，才进呈。奏章内的情节，严嵩都预先知道，事情稍有牵涉到严嵩的，就事先有办法为之掩饰。听说御史王宗茂弹劾严嵩的奏章，赵文华停留五天才上呈，所以严嵩得以辗转搜集他的过错，这是皇上的纳言官，成了贼嵩的拦路犬，这是第二种奸诈。严嵩既然内外掩饰周密，所畏惧的是厂卫衙门的缉访。严嵩就让儿子严世蕃，将厂

译卫官被严嵩笼络、强迫，与他结为儿女亲家。既然已经与他结亲，即使有忠直之士，谁没有亲戚之情呢？对于奸贼严嵩的罪恶，又怎么忍心去缉查揭发呢？如果不是这样，严嵩籍贯在江西，距离京城四千多里，却在此处结亲，形势上很不方便，他想干什么呢？不过是借婚姻之好，来实现他掩饰罪行的计谋罢了。皇上试问严嵩的各位孙子，所娶的是谁家的女儿，就可以明白了。这是皇上的爪牙，竟然成了奸贼严嵩的葛藤，这是严嵩的第三大奸恶。

厂卫既与严嵩结亲，所畏惧的，就是科道官员的弹劾。严嵩担心他们上奏弹劾，所以在科道官员初次选拔时，不是出自他门下的人，不能入选中书、行人；知县、推官，不是向严嵩门下行贿的人，不能入选行取之列。考选之时，又挑选那些熟软圆滑、出自门下的人，才补任科道。如果稍有忠直刚毅、节义之气的人，必定安置在部属或南京，让他们知道罪责而不能进言，即使进言也不真实。既选拔之后，听说您这篇奏疏尚未上呈，前往拜见严世蕃时，天气非常寒冷，严世蕃留您饮酒，您告别时，在马上挥帚，呼名自骂，于是决心上奏。您拜见严世蕃时，这篇奏疏就在袖中。这是您的轶事，挚友陈眉公告诉我的。或者入朝拜见，就留他饮酒；或者出差，就为他饯行赠送财物；或者心中有所爱憎，就唆使他举劾。作为严嵩的使令，长达五六年，无所建树，便升任京堂、方面大员。既然接受了严嵩的恩惠，又依附严嵩且有效验，谁肯指责他的过错呢？即使有一二人感念皇上的恩德而想进言，又害怕同类泄露，孤立无援而不敢进言。而严嵩门下的人，常常夸大严嵩的声势，暗中阻挠他们敢谏的勇气。因此科道诸臣，宁愿辜负皇上，而不敢违逆权臣。这是皇上的耳目，都成了奸贼严嵩的奴仆，这是严嵩的第四大奸恶。

科道虽然被笼络妥当，但部官中有像徐学诗这样的人，也可畏惧。严嵩又让儿子严世蕃将部官中有才望的人，都网罗在门下。或者援引乡里关系，或者托付亲识，或者结为兄弟，或者招为门客。凡是部中事情想要推行的，先报告严世蕃知道，所以严嵩能预先为之安排布置。各官稍有怨恨不满的，也先报告严世蕃知道，所以严嵩能及早为之斥逐。联络盘结，深根固蒂，合为一党，互相倚靠依附。各部堂司，大半都是严嵩的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究竟是谁呢？这真令人流泪。这是皇上的臣工，多是奸贼严嵩的心腹，这是严嵩的第五大奸恶。

严嵩的十项罪行，依靠这五大奸恶来弥缝掩盖；识破严嵩的五大奸恶，那么他的十项罪行立刻显现。唉，严嵩掌握重权，诸臣顺从，固然不足奇怪；而大学士徐阶，负有天下之重望，承受皇上的知遇之恩，理应极力抵排，为天下除去奸贼。却畏惧严嵩的巧诈，足以肆意诽谤；惧怕严嵩的毒辣，足以危害自身。宁愿整天郁郁不乐，凡事只听命于严嵩，不敢持正稍加抗争。这虽然是受严嵩积威所胁迫，但对于皇上，也不能说是不辜负。徐阶作为次辅，畏惧严嵩的威势，也不足奇怪；以皇上聪明刚断，即使逆贼江彬的隐恶，无不悉知，却一向含容。对于严嵩的显恶，似乎不能知晓，也似乎不能去除。大概不过想保全大臣的体面，姑且优容，等待他们自取败坏罢了。然而不知道国家有严嵩，犹如禾苗中有杂草，城中有猛虎。一日在位，就有一日的危害。皇上为何不忍心割爱一个奸臣，却忍心百万百姓遭受涂炭呢？况且近来怀疑皇上见猜，已有背离之心志。如果再赐予优容姑待之恩，恐怕导致以前宰相的祸患。天下臣民，都知道万万不可。

臣先前谏阻马市，被贬官到边远地方，往返一万五千多里，路途艰苦，妻子流离，宗族轻视厌恶，家业零落，真可感动。幸而恢复今职，方才一月。臣虽然至愚，难道不知道与时浮沉，可以图谋日后报答吗？而履危冒险，攻击难以去除的奸臣，徒然招祸，难成侥幸万一之功吗？但皇上既然以再生之恩赐臣，臣怎忍心不舍弃这再生的身体，来报答皇上呢？况且臣狂直之性，生于天性而不可改变；忠义之心，发自内心而不可忍耐。每恨败坏天下之事者，只有逆贼江彬与严嵩。江彬已被诛杀，唯独严嵩尚在。严嵩的奸恶，又倍于江彬，将来为祸更甚。如果舍弃此不言，再无可以报答皇上的了。臣如果不言，又再有谁人敢言呢？

伏望皇上听臣之言，察严嵩之奸。群臣对严嵩畏威怀恩，固不必问。您获罪以此，皇上或问二王，令其面陈严嵩之恶；或询诸阁臣，谕以勿畏严嵩之威。如果确实严重，则处以专权重罪，以正国法；轻微则谕令致仕回家，以全国体。那么内贼既去，朝廷可清了。将见胡虏前既闻逆贼江彬之死，今又闻严嵩之诛，必畏惧皇上的圣断，知道中国有人，将不战而夺其气，闻风而丧其胆。况且奸臣既去，豪杰必出；功赏既明，军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间设伏，决一死战，虽系俺答之颈，枭吉囊之头，臣敢许诺其特别容易。外贼何忧其不除，虏患何忧其不绝乎。内贼既

译离去。外部的贼寇既然已经清除，那么实现天下的太平还有什么困难呢？所以臣愿意舍命图报，而必定以讨伐内部的贼臣为当务之急。然而，清除外部贼寇是臣等的责任，而铲除内部贼臣则是皇上的职责。臣感念皇上知遇之恩深厚，不忍辜负皇上再造之恩，这份恩情不能忘记，感激得无地自容，即使面临万死也不回避。

译◆书信

给继津兄的信

呈给徐少湖老师

○给继津兄的信

这件事兵部中认为可行，但人们都回避此事，大概是因为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而兄长却独自勇敢地承担下来。因此众人喜悦信服。如今兵部既已束之高阁，而兄长想要强行推进，那么长官厌恶他，同僚忌恨他，这是第一点不便。兄长为了拯救援助小弟的缘故，仇家想要加害却无从下手，如今却主动寻找事端，并且让自己处于受害的漩涡中心，这是第二点不便。小弟访问宣府大将官，都说地方局势已经狼狈到了极点，兵马必然难以整顿，所谓即使有善于治理的人也无能为力。兄长想要承担此事，绝对没有成功的道理。昨天何道长慷慨激昂地提出开通海运的请求，毫无成功迹象，人们都嘲笑他。这是第三点不便。到了那里办事，凡是有谋划行动，又要先上奏请示。兄长自恃当权者，果真会欣然答应吗？还是故意阻挠他的作为呢？这是第四点不便。许公的请求，必定要求驻扎在阳和城，兄长没有兵马的托付，一旦遇到警报，军将各自坚守自己的防地，留下一座空城。如果敌人逼近包围，将用什么策略来保全自身和家业呢？这是第五点不便。整顿兵马，责任非常重大。万一出事，其责任应当与将领、督抚等同。兄长自忖当权者，肯原谅兄长吗？还是必定加重对兄长的责罚呢？这是第六点不便。仔细观看许多奏疏，大概是担心一时出事，兵部参劾，所以把兵部官员扯进来，想要把责任推卸给兵部衙门，并且又说责令容许他提调，那么如果他是下属官员，势权掌握在他手中，岂能独自专断行事。无事的时候，受他提制；有事的时候，替他顶罪。成功难以预料，祸害预先可知。这是第七点不便。识时务的是俊杰，这种时势，兄长早就认识了。而一定要做这件事，大概是一念为国至诚，所以顾不上利害罢了。然而想要干天下的大事，应当思考如何下手，如何收场。事成如何结果，不成如何名目。生死虽然不计，毕竟果不徒死。思考再思考，又重重思考。小弟并非阻止兄长的忠贞行为，如果是损友，大概是真的看见事情必不可成罢了。况且此时兄长十分小心回避，还担心祸及自身，为何反而自投祸机呢？

○呈给徐少湖老师【救荒】

城中饿殍遍野，死亡的人满路都是，人人惊惶，似乎不是太平景象。京师的百姓，各有身役常业，为何突然至于死亡？而死的人，都是外郡来京城就食的人。大概是因为各地管理百姓的官员，没有救荒的策略之心，而京城有施舍米饭、减价卖米的恩惠，所以都闻风而来。当权办事的人，又不肯尽心，很少有实惠，所以常常冻饿而死。因此京城成了沟壑，引诱外郡的百姓来填塞它。读到这里，猛然想起李文靖对真宗说的话：“救荒自有均平普遍的政令，何必温和地施行这些小恩惠，诱使百姓以至于死呢？”不如下令各地抚按有司，赶紧赈济，然后发出告示，晓谕本地赈济的缘故，使各自回归乡里。又将所施舍的米，预支二三十日，作为回家盘缠的费用。那么穷民有回乡饱食的快乐，京城没有死亡道路的惨状了。连年丰收，只有这一年的饥荒。一郡的粮食自然足以供应一郡的食用，只是在上位者处置没有方法罢了。官仓的粮食，可以赈济，也可以减价出售。富户的粮食，可以劝借，也可以责令减价出售。大概官仓除了防备边急紧急，不可动用外，其余有积存到数十年将要腐烂的，应当暂时变卖收价，到秋天换新的，似乎两便。富户有积存粮食到千万石的，都坐地索取高价，以谋取重利，所以米价暴涨。应当依据略定的价格加以裁抑。又应当以礼奖劝借，官府给以凭证，到秋天偿还，那么米价自然可以日渐降低，穷民自然返回故乡了。穷民既然无处买米，或者卖产佣工，只能得到钱。如今分为等类，定为价数，那么钱法纷乱而百姓更加困苦了。钱法的实行，有时早上贵晚上贱，有时此处用彼处不用，好像有神在驱使，即使市井之人也不知其所以然。可以用官府的法令规定它吗？为现在的计策，应当采取权宜之术，不分等类，不问大小，都责令折算通行。其价数的多少，任凭百姓方便，官府不得干预。那么钱法可通而商民都便利了。米价暴涨，日甚一日，下令定为官价似乎是裁抑之术。然而在京城则有所不能实行的。大概各铺户的米，都是高价籴买，不像外郡富家，田内自产。然而如今定为轻价，他们岂肯折本出售？况且各处贩米的人，一听说价轻，谁肯再来？外米不肯来，内米不肯卖，不知将来会到什么地步。如果定米价，也等到春间贩米至者多，然后商议。北方既然荒歉，全赖南方米的到来。如果河道阻滞，那么来者延迟，恐怕缓不济急。贼盗甚多，或者抢劫探听一船，那么后来者闻风，谁肯再来？如今应当下令各河道官员，使开河之时，先放米船航行。一遇壅塞，则派遣官夫拽运，就像转运官粮一样，那么米正月末就可到了。又下令各处地方官员，使严加巡捕，防守护送，那么贩者无失米之忧

译来的人一定很多了。南方运来的米既然很多，又担心米价不降低吗？盗贼产生于贫困，虽然势所必然，但在荒年以至于盗贼兴起，这确实令人担忧。听说各地巡抚、按察使吩咐下属官员，让他们暂时放宽惩治盗贼的法度，他们的意图是害怕引发变乱。因此，各官员对于抓获的盗贼，都姑息宽容放纵。这种风气一旦开启，做盗贼的人就会增多，贫穷的人日益放肆，富有的人日益不得安宁。百姓沦为盗贼，虽然起因于年成歉收，也是上位者有教唆他们的行为。救济灾荒自有长远之策，没听说过教唆百姓做盗贼来救济灾荒的。况且不良风气不可滋长，百姓不可纵容，恐怕堤防一旦撤除，法纪纲常就会败坏，其变乱有不可尽言的。应当命令各地巡抚、按察使及有关部门，遇到盗贼仍然依法惩治。法度在于防范于未然，惩治于已然，没有临时的暴乱，那么禁止盗贼正是为了制止盗贼，而制止盗贼正是为了救济灾荒。

译【序】

苑洛先生《志乐》序

世间谈论经学的人，必定推崇六经。然而五经各有专门的研究领域，唯独音乐已经灭绝而没有传承。讨论治国法则的人，必定将礼和乐并举。然而议论礼制的人，在那些天然不可改变的原则之外，还深入探求标新立异、令人欣喜的说法。至于音乐，则被废弃而不加讲求。道德的衰微、风俗的败坏，往往由此产生，实在令人可悲啊。然而律吕与天地互为始终。当它隐伏而未显现时，上天既然生出哲人来创立它，那么当它昏暗不明时，上天难道忍心任其埋没吗？阐明的责任，大概必定有所寄托。先生于是豁然醒悟，退而广泛穷究群书。凡是涉及音乐的，无不参考，他的喜好非常专一。不久便得到了其中的道理，于是有了《直解》这部著作。有时从旧籍中脱胎悟得，有时与心得的精微之处神会，有时在众说皆非中独见其是，好像上天有所启发他的内心。最终观察其深意，于是有了《志乐》这部著作。大概律产生声，钟产生律，司马迁已经记载了。但律经声纬的递变，以及“体十用九”的明确指示，则没有涉及。围长九分，积八百一十分，本来已经记载了。但管律的方分，旋宫的环转，乘除规圆的图表，则没有涉及。六十调八十四声，蔡邕已经记载了。但起调的法则，以及正变、全半、子倍之间的交互使用，调均的首末，长短相生的互见，则没有涉及。六变、八变、九变的运用，《周礼》已经记载了。但以黄钟祭祀天神，以蕤宾祭祀地祇，以太簇享祭人鬼，顺应造化的自然；以黄钟一均的完备，布设于朝廷宫闱，实在是古今的绝唱，这又有超出《周礼》的地方了。宏大的纲目，细微的条目，一节之中万变无穷，信手拈来，处处契合。音乐作为大道，尽在于此了。《志乐》说的是什么呢？对于先儒、世儒的图论，全部收录而不遗漏，这固然是先生与人为善的心意，但也想让学者考证其中的得失罢了。正当开始刻印的时候，九只仙鹤在先生的庭院中飞舞了很久。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此书感通所致。看“仰秣出听”的说法，鹤的来舞本来就很适宜。而它得到了音乐的正道，这不是明显的验证吗？古人说黄帝制定律吕，与伏羲画卦、大禹叙畴功效相同。然而卦和畴得到程颐、朱熹等几位学者才开始显扬，律吕得到先生此书才开始明了，那么先生的功劳应当不在那几位学者之下，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唉！太和在成化年间的宇宙间，所以先生由此而生；太和在弘治年间的宇宙间，所以此书由此而开始；太和在嘉靖年间的宇宙间，所以此书由此而成。那么它的创作确实不是偶然的。后世有志于音乐的人，如果能够讲求并施行它，那么太和将在万世的宇宙间存在，而先生的功劳，到这时就更加伟大了。然而不苦心以求，怎么知道此书是正确的？不得其说而精研它，又怎么知道盛赞的话不是出于私心呢？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九十三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九十四

华亭宋征璧尚木、徐孚远闇公、陈子龙卧子、宋存标子建选辑

姚宗昌瑞初参阅

归太仆文集一（志、议、书）

归有光

【志】

本朝马志

先生所写的马政志，都历叙前代的事情，从《周官》到保马法，都是史册可考的，所以不记录。只节取切合实际的部分，但所说的也特别简略。

皇朝洪武六年，在滁州设置太仆寺；七年，设立群牧监；十三年，增置滁阳、仪真、香泉、六合、天长五个牧监，滁阳群二十二，仪真、六合群各七，香泉群八，天长群四；二十三年，定为十四牧监、九十八群；二十八年，废除牧监，开始命令民间孳养放牧。三十年，在北平及辽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处设置行太仆寺。这一年，太祖因为宁王、辽王等各位藩王各自占据沿边草场放牧，于是规划西北沿边，自东胜以西，到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东胜以东，到大同、宣府，又东南到大宁，又东到辽东，又东到鸭绿江，又北不止数千里，而南到各卫分守地；又自雁门关外，西抵黄河，渡河到察罕脑儿，又东到紫荆关，又东到居庸关，及古北口，北又东到山海关外，凡是军民屯种的田地，不得放牧孳畜；其荒闲平地，及山场腹内，诸王、驸马，及极边军民听其放牧樵采；近边所封的王，不得占为己有草场，而妨碍军民；腹内诸王、驸马听其东西往来，自在营驻，因而练习防胡；或有占为己有草场山场的，告诫他们。皇上又因为朵甘、乌思藏、长江西一带西番，自古以来用马进入中国交换茶叶，近来因为私茶出境，马进入互市的少了，于是那里的马日益昂贵，中国的茶日益便宜，命令秦、蜀二王，派遣都司官军在松潘、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都使用茶叶；那里的人，不可一日无茶，近来因为边吏稽查不严，以致私贩出境，被夷人轻视；物品有极薄的，而使用它则重的，茶就是这样。始于唐而盛于宋，到宋而其利博矣。